明宫闹鬼——揭秘明代宫廷秘史----皇帝不称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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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章 诸王身世之谜

　　一 “朕本淮西布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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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枝山是明代的大才子，好记奇闻异事，他编写的《前闻记》里记了这样一件事：国初时，太祖朱元璋在都城南京兴建历代帝王庙。庙成后，朱元璋亲自临祭，在每位帝王前行酒一爵。酒过一巡，却折回到汉高祖刘邦的神位前，笑着对他说：“刘君，今庙中诸君，当日得天下，无不有所凭籍。唯有我你二人，不阶尺土一民，手提三尺，致位天子，比他人尤难。来，你我多饮二杯！”
　　朱皇帝对刘皇帝表达了格外的亲热。从此形成定例，南京历代帝王庙每年一次的大祀，什么三皇五帝、鸟生鱼汤，酒都只能吃一巡，唯独汉高祖稍能尽兴，可饮美酒三大觥。
　　这个故事可信吗？不可信，纯属道途野老的附会编造。祝老先生的书里，多是这些东西，就像他多生的一根手指，怪异的很（祝氏因右手生有六指，故自号枝指生，又号枝山）。
　　这个故事说老朱与老刘，惺惺惜惺惺，以“劝君更尽一杯酒”的生动形式，说明这样一个事实：朱元璋与刘邦都是以庶民的身份登上帝位。
　　如此话柄，对明朝人来说，并不新鲜。如郎瑛《七修类稿》里有一段颂辞，道：“自古帝王之兴，皆位逼势敌，有以成其私志。汉祖虽微，亦为泗上亭长，岂特有如我太祖不阶尺土者耶？”
　　在郎瑛口中，“我太祖”出身之卑微，竟是刘邦都不如的！似乎刘邦做过一任亭长，就有所凭借了，唯有太祖朱元璋，光棍一条，匹夫一介，才是真正的“不阶尺土者”。郎瑛本为夸耀之词，但话说过了头，变成“流氓无产阶级万岁”了。
　　其实前代“不阶尺土”而成就大业的皇帝尽有，比如宋太祖赵匡胤，不是“一条碧海青龙棍打遍天下无敌手”，才挣下的家业？刘备虽叫刘皇叔，发达之前还不是街上编草鞋卖的小贩？明代人只顾抬爱刘邦，未免令其他好汉叫屈。
　　当然，明代人给刘邦抬轿子，到底还是为了捧他们的太祖皇帝。因为前世帝王中，唯有刘邦的成功具有跨时代的重大意义。
　　汉代以前，每一个国家，无论大小，都可以追溯到久远的谱系。夏代的情形，无文献可征，说不清楚。以殷商为例：商在开国之君汤以前，可考的世系就有十三代，一直可上推到帮助大禹治水的契。到汤灭夏时，国势强盛已久，不是突然才发起来的。周朝也一样，其始祖后稷以下，可考者有十余世，在武王克商前，有公亶父、公刘、太王、王季，都是名人，然后才是文王；到武王伐纣时，姬氏在位于关中地区的“周原”上已经营了数百年。秦朝从秦仲立国，中经文、穆、献、孝等公，稍稍蚕食六国，到秦始皇才成就帝业，也有600多年的历史。当代史学大师顾颉刚先生说，汉以前的朝代，都是从小国变成大国，从大国而为共主，这是普遍的规律，从未有平民做天子的。然而平民做天子的传说，在战国时却很流行，比如舜，最初只是一个鳏夫，后来登上帝位，他就是孟子所说的“匹夫而有天下者”。
　　因为有这样一种思潮作背景，汉室之兴可谓顺天应命，与尧舜禹汤的兴起一样，成为可夸的盛事。连司马迁都忍不住连呼“大圣”，他说高祖刘邦“王迹之兴，起于闾巷”，这莫非就是传说中的大圣人？——“岂非天哉，岂非天哉！非大圣孰能当此受命而帝者乎！”所以司马迁在《史记?高祖本纪》里直书：
　　“高祖，沛丰邑中阳里人，姓刘氏，字季。父曰太公，母曰刘媪。”
　　本朝高祖皇帝的令尊和令堂是：刘老先生与刘老太太。太公是老年男子的尊称；媪指上了年纪的妇人，刘邦的妈妈称刘家老太太，连娘家姓氏都没留下。刘邦字季，季是老三，他有两个哥哥，叫伯与仲，就是老大与老二，差不多等于无名氏。朱家兄弟也是这样，挨着个儿叫重四、重五、重六。朱元璋原名朱重八，他在族兄弟行中排行老八。
　　贫贱之家，固然如此。汉代的宗庙歌曲，如《郊祀》、《房中》等歌，宣扬汉德，夸辞甚多，但始终没提起高祖的先人。直到汉末，有人破天荒地喊出口号：“汉家，尧后，有传国之运。”刘氏才有了一位可夸耀的祖先：五帝之一的尧。刘家的世系也逐渐补齐了，到东汉班固作《汉书?高帝纪赞》时，高祖刘邦以上的历代世系，已考证出极为远长的源流。当然，这同补锅一样，补上去的，一定是从别处剪来的碎铁。
　　朱元璋自述家世，原也本本分分，不请名人来造势。元至正二十三年（1363），他事业有成，想起追阐祖德，便写了一篇《朱氏世德碑》，其中道：
　　“先考君娶陈氏，泗州人，长重四公生盱眙，次重六公、重七公皆生于五河。某其季也，先迁钟离，后戊辰所生。”
　　碑文说的都是老实话，并不忌讳自己出身卑微，说明朱元璋尚存质朴，没有兴趣编造神话故事和不寻常的来历去唬人，这与他动辄说“朕本江淮布衣”、“朕本农夫”是一致的。
　　朱元璋不是没动过追捧一位名人作祖先的念头，想来想去，姓朱的里面还是南宋大儒朱熹名气大，在初修《玉牒》（皇室的家谱）时，打算把朱夫子写进去。
　　朱元璋早年最喜欢上朝了，每天搬把椅子，坐在外朝宏大的宫门之上，下面文武百官、生儒吏役、士民工商，满登登、乌压压站立好几千人，他对众发玉音，传圣旨，兴致一来，还要作长篇的即兴讲话。他很有兴趣找人谈话，规定任何人有事要说，都可以直接到御前面奏，卫士不许阻拦。如果看官诸公能穿越过去，亲在门下聆听，一定是极有趣的。若不信时，可把洪武年间修的《大诰》（诰，即告也）找来一读。老朱的讲话稿，都是打心窝子里掏出来的，句句好似肺腑之言，或怒人不争，或哀人不幸，喜笑怒骂，神思飞扬，绝不像当代领导的“重要讲话”，说它像放屁都委屈屁，至少屁还有提神之效，它们只令人昏昏。
　　就这样，一个姓朱的徽州典史在上京觐见时，幸运地和皇上对话了。朱元璋问：“你姓什么？”“姓朱。”小吏诚惶诚恐答，不敢说“小姓朱”，如今的朱，是天下第一的国姓。
　　“你是哪里人？”见是“家门儿”，朱元璋高兴地追问道。
　　“小臣是徽州人。”小吏道。
　　是时候显示博学了，朱元璋笑道：“徽州出人才，朱夫子就是你们徽州人。莫非你是朱子的后人？”小吏老实答道：“臣不是朱子的后人。”……下面还说了些什么，书里没有记载，我不好瞎编，就此打住。
　　书里接下来只说“帝心顿悟”。小吏的一番话如何打动了皇帝？原来朱元璋联想到他想冒认朱熹为祖先的事，叹道：“彼一典史尚不祖朱子，而我国家又可祖乎？”区区一吏，都不胡乱冒认祖先，我堂堂享国之人，岂可乱认？从此把这个念头打消了。
　　此事不知真假，但《朱氏世德碑》和后来的《皇陵碑》里，的确没有朱熹夫子的大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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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元至正十七年（1357），朱元璋率部横越长江，占领元军据守的太平路（改为太平府），随即攻取句容，并于第二年攻克元朝江南重镇集庆路（改应天府，即南京）。这是朱元璋“龙飞”的关键时期，过去寄人篱下的他，自渡江后开始独立发展，不仅有了自己的部众，还在江东占据了一块稳固而富庶的根据地，不再是“流寇”了。
　　发达了的朱元璋，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需要宗族的支持。他记得父亲曾说，老朱家的本宗出自金陵属县句容，地名叫朱巷，而此地就在金陵城外不过40里，他立即命人去寻访。
　　其实朱家的世次，顶多能上推到五世祖“仲八公”。仲八公生3男，老三“百六公”是朱元璋高祖。百六公生2男，老二“四九公”是曾祖。四九公生4男，长子“初一公”是祖父。初一公生2男，老二朱世珍就是朱元璋的“先考”了。
　　朱元璋的伯父朱五一有4个儿子，叫重一、重二、重三、重五；朱父娶了泗州人陈氏，也生了4个儿子，依着从兄弟的行第，分别叫重四、重六、重七和重八。老幺重八就是朱元璋，他父亲在年近五旬时才生的他，是老年得子。
　　诸公看呵，朱家祖先的名字，从仲八公一路下来，初一十五，像是过节。元代的小民百姓，就是这样取名的。唯有朱父，大名“世珍”，雅得有些怪异。其实这并非他的本名，他原来的名字毫不出奇，叫朱五四。朱元璋当大官后，觉得用重八这个牛倌的名字发号施令太显寒碜（他的对头张九四，改名叫张士诚了），就改名元璋，字国瑞。顺带手给他已经过世的父亲也改了名，他的哥哥重四、重六、重七也都有了新名，叫兴隆、兴盛和兴祖。
　　据《世德碑》讲，朱家在元朝是淘金户。在元代严密的户籍制度下，百姓被强制编入各种户籍（如儒户、军户、乐户等等），一旦入籍，子孙不能改业，世世代代对官府承担义务，实际上就是官府的奴隶。而元代的定籍非常随意，好比朱家世居句容（今江苏句容），金不是当地的土产，教金户哪里去淘了金来贡献给政府？只有自己掏钱去买金充贡。长此以往，无以为继。朱家为重役所困，无计得脱，久之家计消乏，只有逃亡一条路。初一公就是这样逃到泗州盱眙县的。祖父死后，两个儿子不善经营，加之动乱频仍，家道益加衰落，一家人又迁到濠州钟离县（今安徽凤阳）的乡间居住。
　　朱家迁离盱眙时，朱父才8岁，到朱元璋派人访亲时，已过去了七、八十年。亲戚还能找到吗？不要紧，俗话说“富在深山有远亲”，朱家世代务农，忽然间出了个大官儿，还是统领本乡本土的大帅，谁不愿来攀个亲？这一寻访不打紧，同族父老昆弟竟然来了40多人。
　　朱元璋大喜，与他们“叙长幼之礼，行亲睦之道”，仿佛当年刘邦衣锦还乡，击筑而唱《大风歌》的情景再现。当年刘老三（刘季）被父老们簇拥着，人人嘴上涂了蜜，话儿可心暖人，把刘邦吹得晕晕乎乎，一曲才罢，就下令永远免除“龙兴之地”丰、沛二县的赋税。朱元璋当皇帝后，也下旨免除他最先占领的几块地盘的赋税，他坦承，这一手是学汉高祖的。
　　朱元璋在元至正二十三年（1363）撰写《朱氏世德碑》，不是无缘无故的。这一年的三月，身为宋龙凤政权江南行中书省右丞相、吴国公的他，获得一项重要荣誉：他的考妣三代，即父母、祖父母和曾祖父母，都被追封为吴国公和吴国夫人。
　　龙凤政权的皇帝叫韩林儿，他的父亲韩山童是白莲教徒，元末红巾军的领袖，他自称宋徽宗的子孙，所以建国后即以宋为国号。韩山童被元军捕杀，韩林儿在刘福通等人的扶持下建国登位，年号龙凤，先后定都于亳州和汴梁（今河南开封）。
　　朱元璋其实与韩宋政权并无渊源，他本人也不是白莲教或“明教”徒，但他在江南占据一块地盘后，采取了韬光养晦的策略，接受了当时在中原淮上一带实力雄厚的龙凤政权的封号和名义上的领导。当时的文书，都是先书“皇帝（韩林儿）圣旨”，再书“吴王（朱元璋）令旨”，纪年也采用龙凤年号。元朝的至正二十三年，就是韩宋的龙凤九年。
　　甘居人下的朱元璋哪里想得到会有做皇帝的一天？他的敌人多着呢！陈友谅（汉）、张士诚（吴）、明玉珍（夏），还有其他一些小诸侯，割据一方，实力都与他相若；北边正统的元朝，实力大为削弱，虚弱不堪，仍然还占领着中原及北方的广大地区。就是在他头上，还顶着一个姓韩的朝廷。这个朝廷一度非常强大，曾派兵三路北伐，一直打到上都（今内蒙古锡林郭勒盟境内）和辽东（今东北辽河以东），差一点把元帝的宝座给掀翻了，但它在北伐失败后迅速衰落。为了笼络在名义上依附于它的实力派，龙凤政权特赐给朱元璋三代恩典。朱元璋闻命，欣然接受，好像还有点大喜过望，亲自来到先人的坟茔前，焚黄告祭，把令人扬眉吐气的喜讯通知地下的枯骨。
　　这个时候的朱元璋，还把别人赐的帽子当宝贝。后来做了皇帝，昔日的主子在官方口词里已为妖人、盗贼，朱元璋开始回避曾臣服于龙凤政权这段历史，三代追封吴国公的事更不必提起，《世德碑》也被毁弃，朱氏煌煌之德，成为了讳史。
　　朱家儿郎做了皇帝，他的祖先也不可再为人臣了。朱元璋登基后，立即追尊其四世祖为帝：
　　高祖为德祖玄皇帝
　　曾祖为懿祖恒皇帝（以上二人葬于句容朱巷，墓已不可寻）
　　祖父为熙祖裕皇帝（葬泗州）
　　父为仁祖淳皇帝（葬凤阳）
　　并为他们起建陵寝，这便是中都皇陵（在安徽凤阳）和泗州祖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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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祖父辈开始，朱家就过着居无定所的生活，在乱世中辗转求生。洪武元年（1368）正月乙亥日，迎来了朱氏家族史上最为红火旺盛的一天：老朱家最有出息的孩子重八公子在南京登基坐殿！同一日，一大批因流离贫病而亡的子孙们在阴间称了王（阳间皇帝的政令能否行于阎罗殿，我表示怀疑）。朱元璋将他已死的伯父、堂兄弟、亲兄弟及兄弟之子，一概追封为郡王（明代郡王两个字，如南昌王；亲王一个字，如燕王）。
　　这些所谓的皇族，说白了就是朱家的男丁，除了大哥的儿子朱文正，都死在朱元璋起兵之前，没有看到老朱家富贵昌盛的那一天。朱文正也没有看到，他在朱元璋渡江之前就投奔了叔叔，热火朝天地帮叔叔干事业，结果朱家的豪宅看看将成，他本人却被狠心的叔叔处死了。这个后文再表。
　　朱家男性成员封了王，女性该封公主。
　　朱元璋有两个姐姐，大姐死得早，洪武三年追册为太原长公主（明代制度，皇帝之姑封大长公主，姐妹封长公主，女封公主），大姐夫王七一赠驸马都尉（简称驸马）。
　　二姐朱佛女，比四弟年长13岁，在朱元璋到濠州（今安徽凤阳）参军的前一年去世。她与丈夫李贞育有一子，小名保儿。朱佛女死后，李贞带着孩子潦倒于乱兵之中，“濒死者数矣”。听说内弟领兵驻守滁阳（今安徽滁州），急忙带着儿子来投。朱元璋这时刚刚有了些势力，“思亲询旧，终日慷慨”，对手足之亲的到来异常之喜——“驸马引儿来我栖，外甥见舅如见娘”，这是朱元璋的原话。他把16岁的保儿收为养子，命随己姓朱，取名朱文忠（即李文忠，在明朝建国前后复姓）。
　　朱元璋对二姐有着较深的感情。朱佛女出嫁后，对娘家人常有周济，朱元璋还记得：“昔居里閈之时，（二姐）曾有周旋之益”。洪武元年（1368）二月，朱佛女被追册为孝亲公主。“孝亲”二字，在朱元璋眼里，是二姐最好的品德。乱世里孝亲最难，虽然李家的日子过得也艰难，但李贞对媳妇贴补娘家的行为，还是表示了理解。对此朱元璋铭感在心，久而不忘。李贞死后被追封陇西王，朱元璋亲自为他撰写祭文，特地提到这段往事：“昔者朕居元时，生理艰辛，皇考妣（母陈氏）甚为忧戚。惟姊孝专心，尔能同之，故有资助，虽歉不荒。”
　　朱佛女受封时还未下葬，朱元璋命将她葬入李氏先茔，所有祠堂碑亭之制，“悉视功臣之赠爵为王者”。洪武三年改册为陇西长公主。后因李文忠受封为曹国公，又改册为曹国长公主，李贞沾了儿子的光，也进封为曹国公。
　　朱元璋除了朱文正一侄，李文忠一甥，还有两个侄女，即堂兄蒙城王与大哥南昌王之女。
　　洪武元年，两位王女分别被册为庆阳公主与福成公主，夫为驸马都尉。按照明代定制，郡王之女只可称县主，其夫亦止为仪宾。朱元璋解释说，这是“草创之时，未暇考究”。洪武四年，礼部引唐、宋旧制，指出这一过失，说皇侄女不应封公主，宜改封郡主。朱元璋说：“我兄长死得早，只有这两个侄女，岂忍遽加降夺。”还是保留了她们公主的位号，但岁禄米只给500石，比正牌儿公主少了三分之二，驸马也只“食本官俸”。
　　蒙城王之女庆阳公主，一直活得永乐初年，在靖难之役时还出来办了一回“外交”，可观下文。
　　朱元璋称帝后，把自家近亲，不管活的死的（绝大多数是死的），逐一安顿妥当。然后写一篇《皇陵碑》，以为大礼已成，可以告慰先人了。他情绪很高，自家动手，“手录大概”，然后令儒臣润色。
　　儒臣接过“大概”一看，傻眼了：里面尽是写皇上家如何流寓四方讨生活，朝夕彷徨，艰难谋生；他的兄长——这几位可都阴封为王了！——为了生存，不得不出赘于人家，但还是顶不住天灾加之、疾疫加之，父母兄弟相继而亡，死后连块葬地都没有，还要靠好心的善人施舍……活脱脱一副皇家惨运图！这虽然出自皇帝的亲述，臣下亦岂敢不用曲笔？结果把话说得曲里拐弯，不满于圣意了，朱元璋认为“皇陵碑记皆儒臣粉饰之文，不足以为后世子孙之戒，特述艰难以明昌运，世代见之。”于是御笔亲运，感今慨昔，真实摹下朱家的一把辛酸泪。
　　这篇文字是供子孙忆苦思甜用的，写的极真极直，毫无掩饰。然而此等文字，子孙却羞于捧读，且自爆家丑，说什么“上世以来，服勤农业”，“因兵南北，生计忙忙”，很令大明的龙子龙孙、天潢贵胄们难以为情，就开始动手动脚，做起小动作来。
　　永乐时重修《太祖实录》，在追述太祖皇帝发迹的旧事时，用了很大的篇幅来讲“圣瑞”，吹出一团“王气”，把一个肉体凡胎的朱重八包装成天降的圣人。
　　但凡伟大的帝王，好像都不是被他亲生父亲射出的精华。在南京孝陵，立着一块巨大的，刻于永乐三年的《孝陵神功圣德碑》，在碑文里，明成祖朱棣以“孝子”的口吻，大讲朱家龙种的来历不凡：
　　“初，皇祖妣淳皇后（即朱母陈氏）梦神馈药如丸，烨烨有光，吞之。既觉，异香袭体，遂娠皇考。及诞之夕，有光烛天。”
　　这个故事在大才子解缙奉敕编纂的《天潢玉牒》里，愈加活灵活现。说一日朱母在麦场打麦，忽有一道士，修髯簪冠，红服象简，在场中闲坐，用简拨白丸一粒在手中。朱母好奇问：“此何物？”道人道：“大丹。你若要，与你一丸。”陈氏不意吞之，再看道士，已不知何往。随后，朱元璋就呱呱坠地了。只见他初诞之时，一道白气自东南贯室，异香经宿不散。
　　在《太祖实录》里，这个故事的场景，由朱家麦场转移到朱家老母的梦境里。说朱母怀孕时，做了一个异梦，梦见一个黄冠道士自西北来到朱家老宅南侧的麦场，取出白药一丸，置于朱母掌中。此丸放光，渐渐变大，显得非常神奇。道士说：“此美物，可食。”朱母就将它吞了。醒来告诉朱父，口中还余有香气。第二天朱元璋就出生了，生时红光满室。
　　听这些故事，好像圣人之母都喜欢乱吃东西，一吃就把肚子吃大了，一生就生下一位了不起的人物。这些故事显然不能作为青春期读本，教授给孩子，孩子们应奇怪：在外面胡乱吃不该吃的东西，到底是好事，还是坏事？
　　这些故事我们今天当然是不信了，古人信不信？可能是半信不信。尤其是明代，盛产名妓，青楼文化发达，又出了西门庆、潘金莲等许多奸夫淫妇，对于男女及生育那些事，应该全无神秘感了。你要拿《太祖实录》里这段故事讲给西门大官人听，试猜他将如何喷笑？我想，写国史的，也不尽都是冬烘的酸腐秀才，他们一定要这么写，大概这类飘渺文字已成为一种特定的笔法，好比写伟大人物，必得要出现若干金丹、红光和喜鹊。但这样瞎编的坏处，却似剥夺了朱元璋亲爹的专有之权，倒好像龙种是什么妖道或野物乱施下的。
　　不管你信不信，到了永乐时，朱家的来头也不小了，变成了名族之后。《太祖实录》细数朱氏的源泉，已上推到黄帝之孙，“五帝”之一的颛顼，道是周武王封颛顼之后于邾，春秋时改姓朱氏，世居沛国相县，其后一部分族人迁到句容，便是朱元璋所出的那一支。就这样，“不阶尺土一民”的刘邦和朱元璋，到底还是不争气，原来他们还是有“凭籍”的！
　　朱元璋的家世，以他在世时说的最近情理，也最真实。他说过一句真心话：“吾昔微时，自谓终身田野一农民耳。”若不是那个混乱的时代，哪有这样一位崛起的英雄？然而后代越编越邪，离开了谱，调儿就乱了，再加上好多无聊文人帮忙来捧臭脚，胡涂乱抹，朱元璋被他们改得越来越不像个人了。
　　不管怎样，当朱元璋在皇帝宝座上一屁股坐下时，定然喟叹良多，他的家族那么多人口，能有命看到他今日冠冕堂皇的，不过6人而已（姐夫李贞、大嫂王氏、二嫂唐氏、外甥李文忠，和两个侄女）。——瞧这人世，何等悲惨险恶！这应该对他的心态，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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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未尝妄将一妇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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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人梁亿《遵闻录》记了这么一件事：
　　“太祖亲征婺州，时有民进一女子，年二十，善作诗。太祖曰：‘我取天下，岂以女色为心也。’命诛之。”
　　这事大约是梁先生耳食来的，记得不清不楚，如曰太祖“命诛之”，诛者何人？照理说，应该杀掉那个没事进献美女的婺州民。我们掉掉书袋来看，历代进献美女的，都没安好心，而那受美女的，不是暴君就是昏君。女宠祸国，红颜祸水，王朝多被美女误，这是古人坚信不疑的史观。而这样的例子又不胜枚举、层出不穷，就说那越王勾践吧，他自己卧薪尝胆，却别有用心地给吴王夫差献上绝色美女西施，夫差一见大悦，从此吴国的朝政便颠鸾倒凤、淫乱荒怠了，最后由盛而遽衰，由衰而败亡，吴王终于以他的头颅献祭了勾践“十年生聚，十年教训”的复仇传奇。
　　美女经常成为敌国的密探和炮弹，多疑雄猜的朱元璋“以史为鉴”，完全有理由怀疑“婺州民”动机不良，因而怒而诛之。然而我敢肯定，在这个故事里，朱元璋愤然“诛之”的，一定是那位可怜的“善作诗”的妙龄女子。
　　因为故事的弦外之音便是：美色误国。而大英雄是从来——不是不近女色，而是从不把女人当人的！俗话说，女人如衣服。或曰“兄弟如手足，妻子如衣裳”。这话不是别人说的，讲出这句名言的，正是三国的头号大英雄刘备。
　　大人物们新衣满箧，妻妾成群，堂里堂外都热闹，方显出他人物之大；某公贤不贤，圣不圣，与他“敦伦”的次数不相干，你可以是个老色鬼，一身风流债，但绝不可缠绵缱绻氤氲，设若再闹出几场情感戏，那就离昏聩不远了。一旦有忠臣出来谏，差不多就要称昏君了。在古代正史与传说中，凡发生浓烈的爱情故事，多是没好下梢的——好比乌江哀歌的项羽——这几乎成了定律。
　　好男儿们不仅不能动情，还要气概非凡地驱逐、砍杀自己的女人。历史书上写的一个个危急时刻，他们都勇敢地率领全家妇孺一齐赴难，投火抹脖子落井跳河，甚至为了鼓舞士气请部下吃掉自己的爱妾（唐代张巡守睢阳故事）。好像在中国，不与女人为仇，不为大丈夫。这里我借写书，替古代许多不幸的妖姬、狐媚鸣一声冤屈！
　　您若质问朱元璋：此女何罪，汝辄杀之？事实是：此女子不仅无一分之罪，更有十分之可怜。一个会作诗的女孩，却不能随己愿择嫁，被人像奴隶一样献给豪强兵主（那时的朱元璋也就是个有兵有地盘的军阀）。而那男人却以为她是一只会传播疟疾的害虫，手一挥，就把她捏死了。
　　当年没人敢于质问我们的朱皇帝，今日我胆粗了，奋然一问，却是问错了对象。因为这个故事非常老套，真实性更是可疑，很可能是后世酸儒在“朱元璋”的手脚上拴了线，拉着他演的。
　　我们读了这段文字，是否能明确感知这故事欲烘托的本意？是男儿气概吗？否。男儿可不该以杀女人的痛快来显其气概。且男儿一讲气概，则必然要牵出一个风情万种的妖精，越发麻烦。虽然中国文化从来不以男儿气概来当家，但毕竟“男儿”不是蛮夷才讲的话。唐代诗人高适《燕歌行》里就有道：“男儿本自重横行，天子非常赐颜色。”前蜀花蕊夫人《述国亡诗》云：“君王城上竖降旗，妾在深宫哪得知。十四万人齐解甲，更无一个是男儿。”男儿是什么意思，大约就明白了。细品诗句，“男儿”都是与“君王”对读连称的，不管男儿如何横行，不过是被天子、君王所驾驭的。就像我们这片国土上的许多事情一样，男儿这个本该只与雄性激素有关的词汇，也被强烈地政治化了。我们再说男儿时，就须注意：第一，男儿按照无所不至的“权力层次”，只属臣子的层级，好比古代典籍就从来不说君王如何男儿的；第二，专制君主的权力越大，作为它的对应物，男儿也就越来越“横行”不起来。
　　所以，有着阳痿心态的文人们编造这个故事，绝不是为了突出圣主的阳刚气概，而是为了显明君主的一个重要品格：他需要女人，但他决不把女人放在心上。需要女人，是因为天子必须广嗣，儿子越多越好，《礼记》等儒家典籍里设计一通“古者天子立六宫、三夫人、九嫔、二十七世妇、八十一御妻”的鬼话，都是为了让皇帝多生儿子，而不是为了便宜他，每夜换一个性伙伴，以免左手右手相牵，久了性欲不旺。
　　不许把女人搁在心上，不是为了防止某个“狐媚”专宠，令其他女人都做了古井怨妇，而是基于儒家的逻辑：皇帝一旦专心爱上一个女人，那朝廷和全国的子民都要倒霉了。皇帝的心不管有多大，寸寸皆应为丹心，而不可投射进任何一位女子婀娜的身影。所以我们常见的忠臣烈士形象，全都像冤大头一样，整日忧国忧民，进也忧，退也忧；好不容易夫人出来了，讲的还是忧国忧民的话。明朝有几个皇帝，在爱情方面比较专一，如宪宗之爱万贵妃，孝宗之爱张皇后，神宗之爱郑贵妃，都能做到持之以恒，结果被人批得头破脸肿，朝廷平白多了几个妖精。这个后面细讲。
　　与他们不同，朱元璋大手一挥，登时让美女灰飞烟灭，显得格外有激情。此为何等“激情”也？当然不是男女情愫暗生的小小激情，而是造反和革命的激情。一旦反上金銮宝殿，女人的双腿和满是黄金的府库不将一齐朝胜利者打开么？从此皇朝世代，“朝廷”可以合法地向全国征选美女，征索赋税，以充实他的后宫。他们从中得到无比的欢愉和满足，感受到至高无上的尊严……然而，这不绕回来了啦？原来，胜利者的激情和伟大理想，到底不过如是之小小！
　　据说成吉思汗说过一句名言，男子最大的乐事，就是把敌人的老婆扔在自己床上。成吉思汗在明代人眼里，是鞑虏和北虏，也非人类，朱元璋在“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后，就说过一句看起来针锋相对的话：他说，自我起兵，“未尝妄将一妇子”——我从来没有随便夺取过别人家的女儿和老婆的！
　　书上的“朱元璋”，说过许多他本人未曾说过的话，做过许多未曾做过的事，胡编乱造的编剧，不是今天才有的。“未尝妄将一妇子”，这句话他的确是说过，刊载在他指定儒臣编写的《大诰》里。但我们不要相信，他红口白牙从嘴里吐出来的，一定也是这样做的。历史到底有多少真实，有多少彻底的谎言？我们马上要进入明王朝的深宫，在一片迷雾中，从事件的细节，从历史记载的矛盾处，依据我们的常识、经验和独立的判断，去尽量接近历史的真相。

宝宝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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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元璋的早年生涯，与一个地方豪强至为相关。此人姓郭名子兴，是淮西定远（今安徽定远县）人，好任侠，喜宾客，当元末天下大乱时，散家财，纳壮士，欲趁乱有一番作为。至元十二年（壬辰年）春天，郭子兴“集少年数千人，袭据濠州”。
　　不久后的一天，穷愁潦倒的朱元璋到濠州投军了。
　　谁知进城时，被无端疑作间谍，抓起来要杀了他。《明太祖实录》说：有人告诉郭子兴，子兴急忙派人来解救，见朱元璋“状貌奇伟异常人”，就问他来干什么，朱元璋如实相告，子兴大喜，就把他“留置于左右”。
　　事实上，实录的记载与朱元璋的自述有异。在太常司丞张来仪据朱元璋自拟底稿撰写的《敕赐滁阳王庙碑》中说：“（朱元璋）遂挺身入濠梁。抵其城，为门者所执，将欲加害。人以告王，王亲驰活之，抚之麾下。间召与语，异之，取为亲兵。”滁阳王不是别人，乃是洪武三年（1370）郭子兴的追封王号，文中的“王”，即是濠州帅郭子兴。
　　钱谦益注意到两种记载的不同，他说：“亲驰之与遣人，其缓急则有间矣。庙碑为太祖亲稿以授张来仪者，实录不据此，何也？”据朱元璋自述，是郭子兴亲自骑马来救；而据《太祖实录》，则是郭子兴派人来救，这有很大不同。为什么实录不据太祖的自述呢？这其中必有缘故。至于是何缘故，钱谦益老先生没有给出答案。我怀疑可能是《太祖实录》的纂修者刻意拉开朱元璋与“红军帅”郭子兴的距离。“红军”二字，在明朝建国后，已为盗贼的代名词。虽然朱元璋自己也承认在红军里混过几年，但他对红巾军的态度，仍是当政者对叛逆的严责姿态。不过出于对郭子兴的个人感情，他对这位昔日的恩主的阴魂，还是奖慰有加的，又是追封，又是建庙，有时候忆起往事，还忍不住掉几滴浊泪。他行事的矛盾，令后世修史者颇感为难。
　　朱元璋在亲自授意并拟出初稿的《滁阳王庙碑》里，说了一些可能令他的后人不快的话，如“非王无以开万世之业”，“追思更生之恩，实帝业所始”，“今大统既定，四海一家，推本寻源，实由于王”。这本是朱元璋对旧主及岳父的感念之词，都被实录给兑了水，加以稀释，如庙碑称郭子兴为“再生父母”，实录辄易为“郭公于我恩厚”；就连郭子兴“亲驰活之”，也要改为“遣人追至”。
　　其实，不管是亲驰，还是遣人，这段记载都有未解的疑问，如：朱元璋就是濠州钟离人，是本地土著老乡，并无外乡口音，门军因何怀疑他是谍者，竟要杀他？乱世的一个穷小子，要杀辄杀，是谁跑去向郭子兴求救，得以刀下留命？郭子兴又为何肯耐烦下顾一个敌探嫌犯的小命？
　　我怀疑朱元璋不是一个人来濠州的，肯定还有伙伴，甚至可能是几个年青人受了某人的介绍，直接来投郭元帅的。《太祖实录》就写道，朱元璋在出家的寺院被乱兵所焚后，不知何去何从，这时“有故人自乱雄中以书来招”，但朱元璋“览毕即焚之”，他是不打算从“贼”的！还有人提醒他，贼中来书的事，被人知道了，恐怕将对你不利。他亦不惧，只是慨然太息道：“吾惟德命于天耳。”一副自居于德位，听天由命，无所谓的态度。直到又有人来发警报，说：赶紧逃吧，人家已告发你啦！这才“不获己”，勉为其难地去濠州投军。实录在编了这一套鬼话后，自然不能把郭子兴亲自驰救的真相写出来。
　　当时元将彻里不花正率兵攻打濠州，军情紧急，朱元璋一伙子人进城时，可能因为兴奋，口没遮拦，胡乱打听，结果被误作敌人的密探。幸有伙伴逃得快，找到郭子兴，说明缘由。当时濠州城中挤着郭子兴、孙德崖及俞某、鲁某、潘某等5支人马，他们一同起事，但各称元帅，互不相下。尤其是郭子兴与其他四帅不合，受到他们的倾轧，被夺了事权，常在家闲坐，“多家居不视事”。逮捕朱元璋的，应该不是郭部人马。郭子兴听说来投自己的人被抓，非常生气，亲自去解救。由于这几个青年是受某位好友介绍来的，郭子兴对他们格外关照，尤其是朱元璋，还是他救下的，就把他们留在身边。
　　《明太祖实录》说朱元璋被“留置左右”，显示他刚到郭部，即受到重视，做了郭元帅的亲兵，不久还被提拔为“九夫之长”。九在中国语言中常作为一个虚数，“九夫长”可能不是官职的名称，大约就是郭子兴卫队的小队长之类的职务吧。朱元璋贴身护卫元帅，有了这个近水楼台的便利，才得以“久之，甚见亲爱”，经常“召与谋事”，所谋者当然不是小事。
　　郭子兴见25岁的朱元璋还是孑然一身，与夫人商量后，把养女马氏嫁给他——这就是著名的马皇后，她是朱元璋第一个女人，也是他终身唯一的正妻，死后谥为“慈孝高皇后”，亦简称高后。
　　说马后著名，因为明代开国的许多传说都有她有一份，她在历史上是帝王贤内助的代表，在民间则流传着“大脚马皇后”的传说。关于马氏的材料，主要来自《明太祖实录》，特别是洪武十五年八月，皇后马氏去世时的传记，这份传记材料长达3700多字。
　　马后生于元文宗至顺壬申年，即公元1332年。与朱元璋结婚时，已经20出头了，按照那个时代女子出嫁的年龄，已经严重达到剩女的标准。据实录讲，马氏是北宋太保马默之后，居宿州闵子乡新丰里人，“世豪里中”。家道到马后之父马公这里才中落，毛奇龄《胜朝彤史拾遗记》的解释是“善施而贫”。做好事能把祖产败光？我怀疑，马家压根儿就没“以赀豪里中”过，顶多趁几个钱，却因马公好交朋友，不多的家产也很快从指缝溜走了。
　　马后之母姓郑，她在生马后时难产死了，马公杀了人，逃到老友郭子兴那里避仇。他与郭子兴是刎颈之交，当郭子兴在濠州起事时，他立即回老乡宿州起兵响应，临行前将小女儿托付给子兴。结果大事不成，马公身先殒命，他的女儿便被郭子兴夫妇收养。马公怎么死的，史书并无交代，他死后连葬所都不知，朱元璋曾派人多方寻找，皆无下落，只好给老丈人建了个衣冠冢，并追封他为徐王。其实乱世之中，人如浮萍，马公的遭遇并不奇怪，而作为开国皇后之父，只有徐王的空封，连名字都没留下，这一点比较奇怪。不知何解？
　　元末天下大乱，到处都是自立的武装，不管是反元的，还是支持元廷的，都以主帅为在中心，以其亲族为核心，构筑起权力的架构。郭子兴有2个夫人，生有3个儿子和若干女儿，长子郭大舍死于起兵之初，次子郭天叙、郭天爵，还有郭子兴的内弟张天佑，是郭氏武装的核心人物。自娶了郭子兴的养女马氏，朱元璋就由亲兵部曲，更进一步，以郭元帅赘婿的身份，进入郭氏集体的核心权力圈。
　　朱元璋立刻显示出他是郭氏家族武装集团最为可造之材。

宝宝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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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官史（指明朝所修的国史，主要是历代实录）的刻画里，太祖皇帝寄于郭氏篱下这几年，表现出卓越的才干，立下汗马功劳，但始终摆脱不了被人猜忌、排挤、打压，甚至是毒害的境遇。然而这位英雄能屈能伸，屡屡得神灵启示和贵人相助，终于化险为夷，踏出广阔的天地。
　　加害太祖者为谁？实录没有明言，后来就坐实为郭氏二子天叙与天爵。如嘉靖年间人郑晓《吾学编》载：郭氏二子“忌上英武得众心，兵势日盛”，备下药酒，欲毒害朱元璋。可是被其家人泄了密。朱元璋刚得到线报，郭氏二子就亲自来邀了。朱元璋已有了应对之策，他做出高兴无备的样子，与二郭并马而去。
　　走到半路，朱元璋突然做出一个诡异的动作：他从鞍上跃起，跪在马上，头仰朝天，好像在听什么人说话。郭氏二子不解，再看他，已伏在马上，顿首连连，然后旋马痛骂道：“竖奴！乃欲毒我耶？”二子慌忙道：“哪里有？”欲辩解，朱元璋道：“适才空中神人对我说，你二人欲以毒酒害我。”郭家两个笨儿子真以为天神泄其密谋，“骇汗洽背，下马伏地”，口里只管说：“安敢有是！安敢有是！”朱元璋回马已走了，从此再不到郭子兴府上，而他与郭氏“遂积嫌隙”。
　　这个故事被收入《明史纪事本末》卷一，置于郭军攻克滁州之后，俨然为信史。当然，您若问：写书的，你怎么看？我只能说：我不知道您信不信，反正我是不信的。朱元璋的这点猴把戏竟能把这哥俩骗得一身是汗，下马叩头，“自此不敢萌害意”（《明史纪事本末》语）。我不敢说朱元璋手段有多高明，我只能说，这两兄弟比猪还笨，比驴还蠢。当然啦，天叙、天爵兄弟在史书里本来就是一对嫉贤妒能的平庸之辈。
　　我觉得郭氏兄弟，这两位朱元璋的大舅子，他们在历史上的境遇，很像唐初的李建成、李元吉兄弟，被人说成整天不干正事，也干不了正事，就是一心要害一贯英明伟大正确的真命天子。手法也差不多，李世民不是差一点也被他亲兄弟置毒酒害死吗？总之，经过胜利者动手动脚，历史材料大量消失，当时的真相已隐秘难知，今人读史，唯应记住一点：所谓正史，多是胜利者的功劳簿，切不可轻易信它。
　　明朝开国史中种种朱元璋受憋挨屈的记载，却也表明朱元璋寄人篱下的真实境遇；事实上，朱元璋一直没有自己的部众，他开始拥有自己的班底，是从占领滁州开始的。
　　濠州经元军长期围困后，兵力损失较大，元兵撤退后，朱元璋请求回乡募兵，一下子得兵七百。郭子兴很高兴，当即任命他为镇抚，统领这700名子弟兵。但朱元璋避嫌，把人马交了出来，只留下徐达、吴良、费聚等24人，他们不久后随朱元璋南略定远、滁州，成为其嫡系的核心班底。建国后这些人多数被封为公侯，有的还与朱元璋结成亲家，此为后话。
　　当时的濠州的形势已很艰难。自彭、赵二帅来后，濠州城的乱局加深，元兵来时，众人还能同心协力，以抗强敌，当元兵退走，外部压力暂时消失后，各部暴横愈张，矛盾愈演愈烈。朱元璋把形势看得较为透彻：彭、赵二人已各自称王，这两位外客关系不睦，而孙德崖、郭子兴等5位土帅之间也有很大的仇隙，他们为彭、赵兵力所挟，暂时低头，然祸患暗生，一旦祸发，必及于己。朱元璋向郭子兴建议，唯有向外发展，才是自存之道。郭子兴也很为当前的局面苦恼，但感到实力有限，心有余而力不足。恰好这时在郭子兴家乡定远张家堡有一支民兵，号称驴牌寨，军孤粮少，强敌环伺，随时都可能被人吞并，很想找一个靠山。听到这个消息，朱元璋主动请缨，前往收编这支武装。而郭子兴欲进欲退，迟疑不决。
　　“机不可失！”朱元璋道，“今失机不图，将为他人所得。”
　　“此行需要多少人马？”郭子兴问。他最怕人分他的兵。
　　“人多则彼将生疑，十人足矣。”
　　朱元璋只与好朋友费聚（后封平凉侯），两人两骑，另带了步卒9人，一同前往。走到定远县界，朱元璋中暑了，但一行人并不停留，继续前行。走了6天，来到宝公河边。河对岸民兵营垒已经发现他们，早已弯弓引箭，戒备森严，做好接战准备。
　　步卒害怕了，掉头要跑，朱元璋安抚他们：“彼众我寡，他们若以马队来追，我们逃得了吗？尔等勿恐，但随我入营，见机行事。”于是直前抵其营。
　　民兵帅问其来意，朱元璋道：“郭公与足下是旧交，听说足下军中乏粮，而强敌环伺，特遣我来相报。足下能从郭公，则与我俱往，否则请移兵避敌。”民兵帅当即许诺，请朱元璋先回，待稍加整顿，即诣濠州郭帅军门。朱元璋解所配香囊与之为信物，约定3天后来投。朱元璋见事情进展太顺利，担心中变，留下费聚以察其变。
　　果然发生了意外，过了3天，驴牌寨的兵一个没见到，只有费聚独骑归来。原来费聚探知民兵帅有反悔之意，打算带人马另投别处，害怕为其所害，不敢停留，赶紧回报。朱元璋闻讯，立即率兵300余人复抵驴牌寨，假意不知其变，对民兵帅说：“足下为人所欺凌，尚未复仇，今从我北行，彼必不肯释憾。我特以兵来助，我们可以合兵击之。”
　　民兵帅口头表示感激，但见朱元璋带兵来，不敢马虎，对他严密防范。朱元璋便知覆水难收，决定以计取之。民兵中有一头目，是朱元璋同乡相识，朱元璋与之秘密联络，在他的帮助下，将民兵帅诱捕。民兵帅没想到会在本营就擒，朱元璋虽令壮士50人拥之出营，这大概就是驱虎离巢之计吧。民兵帅被擒离营，而寨中之兵皆不知。待出营10余里，朱元璋才遣人传谕其营说：“尔帅已往观驻营之地，可移军来就。”营兵信以为真，立刻整队出发。朱元璋下令将空营焚毁，悉驱其众，遂得壮士3千人。
　　朱元璋稍加整顿，即率此兵东进，在横涧山夜袭依附元朝的一支民军队伍，降其男女7万人，得精壮之兵2万。随即以此实力南略滁阳。这就像滚雪球，越滚越大。
　　朱元璋很顺利便拿下滁阳。这块新根据地来的非常及时，因为就在这当口，朱元璋预料的大乱果然发生了。彭早住、赵均用二人称王后，矛盾重重，终至决裂。两人在濠州城里火拼，彭早住被害，从此赵均用专兵柄。而郭子兴势孤，更难在濠州立足，遂率所部万余人来到滁州。
　　郭子兴入城后，检阅滁州之兵，见朱元璋数月间连捷，拥兵达3万余人，真是且喜且忧。他开始设法削弱朱元璋的军权，将朱元璋身边任事的将兵官逐一调开，分置各营，甚至连刚刚投靠朱元璋，在军中“掌书记”（管理军中文书）的一介文吏李善长，也要拨到自己麾下。这大违李善长本意，拖着不肯去，郭子兴只好作罢。其实郭子兴看重的是兵权，对李善长这样的帷幄经画之才，并不真的看重，这便是郭子兴不如朱元璋之处，所以郭子兴起兵数年，始终郁郁于人下，为人所制，名号不显。

宝宝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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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元璋在立下大功后，并未获得重赏，只得到“总管”的虚衔，且猜嫌愈深——“自是四方征讨总兵之权，皆不得与”。《太祖实录》写道：“上（朱元璋）虽见疏远而事子兴愈恭，未尝有怨言。”恐怕不是没有怨言，而是有怨而不敢言。
　　在占据滁州后一年里的时间里，因为张士诚在高邮建“大周”国，当了出头的椽子，成为元朝重点打击对象。元朝以丞相脱脱为主帅，率领大军，号称百万，围剿张士诚，一时淮之左右皆震。本来郭子兴也打算在滁州扯旗称王的，朱元璋力劝，言明其利害，说称王等于头上涂蜜，引蜜蜂来蜇，滁州是一座山城，舟楫不通，商贾不集，又无形胜可据，若元军来攻，是很难坚守的。郭子兴只好心不甘情不愿地放弃了这个念头，后来当元军来攻时，又主动与元军讲和。由于元军的主攻方向是高邮的张士诚，滁州才得以苟完。
　　元军进攻高邮，几乎毕中原之力，但主帅脱脱受了谗言，被元顺帝就军中夺职，大军崩溃。江北的形势从此陷入糜烂。至正十五年（1355）正月，郭子兴用朱元璋之计，命张天佑、赵继祖、耿再成、汤和等率军夺取长江北岸的和阳城。先是消息有误，传郭军攻城失败，郭子兴命朱元璋率镇抚徐达、参谋李善长等率军增援，到了才知道和阳已落囊中。
　　郭子兴得确报后，大为高兴，遂命朱元璋总守和阳。
　　这段史实，实录所记甚是含糊。它前面先讲郭氏父子对功勋卓著的朱元璋怀有疑嫉的心理，夺其兵，不令其预事。却于攻取和阳之前，不惜笔墨描写郭子兴召朱元璋议事，朱元璋以病辞，郭子兴“召至再三”，才“力疾”前往。这就有所矛盾了。郭氏不是让朱元璋一边凉快着吗？如何必召其议事？虽然朱元璋没有亲自攻略和阳，领兵者实是张天祐等人，实录却说是朱元璋授计，张天祐等人仿佛傀儡一样，依计行事而已，且屡屡失误，差一点误了大事；郭子兴则是甚无定志，稍有风吹草动，就惶惶不安，诿过于人。然而，和阳城下后，郭子兴就命朱元璋总和阳之兵，居众将之上，这又何解？
　　夺取和阳，朱元璋寸功未立，却捡了个大便宜。身任总兵，当位诸将之上，然而诸将多是郭子兴的旧部曲，要么资历与己比肩，要么比他年长，一旦遽居其上，恐众心不悦。他要是倚郭子兴之令，在厅事上高坐，发号施令，而被诸将驳了面子，就太不好看了！他想来想去，忽然灵机一动，心生一计。让人悄悄地把帅府大厅上分主次高下的公座都撤了，改设一木榻于厅的正中，“俟天明聚会时以观众情”。五鼓时，诸将皆先入，朱元璋故意后至，他进来一瞧，诸将悉已就坐，只把“左末一席”留给他。那时坐席尚右（即以右为上，尊者坐于右），看来，诸将并没有把朱元璋“总和阳兵”的任命当回事，竟然把最末一个席位留给总兵大人。朱元璋一看，悻悻不乐，也没有办法，只好忝居末座。官史写的是：“即就坐，不为异”——其实是故作镇静。
　　幸亏朱元璋早有准备，大家就这样坐成一团，也没有一个明显的尊卑次第，避免了一场纷争。他就这样开始理事了。
　　实录在前面说了许多朱元璋一人功独高，被郭氏父子及同袍猜忌排挤的话。这段记载本意在张大朱元璋的谋略，却不小心透露了一个事实：朱元璋固然才干出众，但从和阳之战来看，郭军数年血战，绝非朱元璋一人之功。诸将公会，他故意晚至，诸将便先各自择座而坐。那时以右为贵，诸将先把右边的座位都坐满了，左边上席也坐得差不多了，只留下最后一个末席给朱元璋——这应当是朱元璋在当时郭军中的真实地位，诸将皆有血战之功，或擅资格之老，并不把郭子兴的赘婿瞧在眼中。或许许多人还瞧不起他呢，以为他依仗着干老丈人的扶持，捞到不少便宜，功小而位高。
　　历史是胜利者书写的，此时在和阳城厅事上高坐快谈的郭部旧将们，或者在与元军的奋战中战殁，或者被朱元璋逐一锄灭，尽化作了泥与土，或完全消失于史册，或止存雪泥鸿爪。只有那个手握郭子兴的任命书，却不敢上坐的小子，才是最后的胜利者，他自然将别人的战功一概抹除，而一人揽有了全部的功业。
　　实录接上面写道：“遇公事至，诸将但坐视如木偶人，不能可否，独上剖决如流，咸得其宜，众心稍屈服。”
　　此等语言，我们不是很熟悉么？史书上，唯有圣者至圣，别的人，非愚即蠢。我们不要以为乱世英雄除了朱元璋，都是如“木偶人”一样吧！
　　和州城在当时还是一座土城，众将商议，在城墙上加甓砖石，以加强城防。这项工程被分为十段，诸将各领一段，限时完工。但诸将“玩为故常”，过了3天，朱元璋偕诸将阅工，见唯有他本人所分那一段已完工，其余诸将都未就绪。瞧，好戏又上演了：
　　“上乃作色，置座南向，出（郭）子兴檄，置于上。呼诸将于前，谓之曰：‘总兵，主帅命也，非我擅专。且总兵大事，不可无约束，今甓城皆不如约，事何由济？自今违令者，即以军法从事。’诸将惶恐，皆曰：唯。由是不敢有异言。”
　　这就是朱元璋压服诸将的经过，诸将不说话时是木偶，可以说话了，还是木偶，总是被英勇神圣的朱元璋牵了鼻子走。
　　若信之，则自是一段惊史，不信时，则是一段演义。其真与不真，是无从考证的。但我们仍能从其他记载，窥出一些破绽。如方孝孺给汤和撰写的神道碑，其中提及和州之事，说：
　　“明年甲午，帝自取和州，诸将多滁阳王（郭子兴）贵部曲，顾望未尽效臣礼。惟王（指死后追封为东瓯王的汤和）以所领兵，听命甚谨，帝心嘉焉。”
　　方孝孺死得极惨，我本不忍加责，但此文笔法是过去文人行笔的通病，不可不提。朱元璋守和州时，不过一将，资望且多不及郭子兴旧部诸将，大家不服气他，如何就是不“效臣礼”呢？
　　先按下不议，单说和州诸将中，并不是所有将领都不服朱元璋，至少汤和就对他表示了恭顺。汤和比朱元璋年长2岁，他在郭子兴起兵之初即率众来归，累升至管军总管，官职与朱元璋等肩。这可能与汤和长于韬晦、深于城府的性格有关，他眼见朱元璋力量不断增强，而军中矛盾日益加剧，他开始刻意敷衍与诸派的关系，并不像那些粗豪的将领一样，公开对朱元璋不敬。当郭子兴死后，形势大变，他立即坚定地站到朱元璋一边，由郭子兴旧部转变为朱元璋的主要追随者。
　　今人所读之史，绝大多数是朱氏王朝书写，对于严肃的历史学者而言，困难在于，我们不可能对正史全部表示怀疑，大多数情况下，除了正史提供的材料，无别史可读，或搜寻他说以供参证。先贤说的好，尽信书不如无书。我们一定要努力钻到煌煌御容的背后去，钻到历史堂皇图像的缝隙中去，发现其背后的粗疏、空虚、鄙陋与矛盾。

宝宝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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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元璋由郭子兴的亲兵九夫长，再升镇抚，升总管，二三年间，已擢至“总守”一城（郭部仅有两城），其地位迁进之速，是令人炫目的。
　　朱元璋的成功不仅靠神佑（在实录里，史官塞进了许多神灵指引、相助和庇佑的故事）和他的个人才干，而与他和郭子兴的翁婿关系无关。朱元璋自与马氏结婚，居于郭元帅“甥馆”，就是今天所谓的“官二代”了，早已不是那位托钵行乞的小行僧。马氏又善逢迎，伺候郭氏夫妇，甚得其欢心，这对朱元璋军中地位的快速上升，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一支主要依靠亲族血缘关系维系的私人武装里，没有这层关系，要想获得实权，几乎是不可能的。实录反复念叨他们的太祖皇帝受人妒忌排挤，实际上是在掩盖这一层裙带关系，以证明朱元璋的发达，完全出乎天命和他个人的“神武明圣之资”——能力之外的资本都等于零。
　　到至正十五年（1355）春天“总守”和州时，朱元璋已成为郭部最为重要的将领之一，控制了郭部一半以上的实力。但从和州诸将不服其管束来看，朱元璋在军中的地位仍是不稳固的。下面一件事还表明，朱元璋的干丈人兼主公郭子兴，才是郭家军的真正主宰。
　　朱元璋在和阳屁股还没坐热乎，一个意想不到的客人来了，此人正是濠州旧帅孙德崖。孙德崖因乏粮，率兵到和州一带来就食，他向朱元璋提出，入城借住数月。若放孙军入城，昔日濠州二王、五帅共居一城的前车不又将重演？搞不好孙德崖再来个鸠占鹊巢，和阳也将不保。朱元璋本该严拒其请才是。可他竟然答应了！千万不要告诉我，这是朱元璋在发挥革命同志友爱的大无私精神！
　　朱元璋有什么理由同意其主公的宿敌入城？实录的解释是：朱元璋“虑有其他，欲不许，彼重我寡，力不能拒，不得已许之”。
　　这个理由似乎难以成立。要说因为孙部兵力盛，朱元璋无力抗拒，可就在前不久，元朝集兵10万来攻，朱元璋以兵万人拒守，三月间连出奇兵击之，元兵数败，死者甚众。到夏天被迫解围，多数元军也都渡江而去。和阳城不摧于10万元军，又何惧于一小小的孙德崖？况且孙部不过是一支缺吃少穿，到处趁食的流寇。
　　就算朱元璋担心，友军内讧会给敌人以可趁之机，不得已收留孙部（这种可能性几乎等于零，那时的“友军”哪有共同的理想，它们只讲求生存之道，相互吞并反目的情况并不少见），可他有这个权力吗？孙德崖与郭子兴有不共戴天之仇，他难道满不在乎？他可以不向郭子兴请示就任意行事？
　　在正史实录里，郭子兴被描写成一个眼光窄，很记仇，行事急躁，不顾大局的人。他好不容易才摆脱了濠州城搁浅于沼泽的困局，占了两块独立的地盘，事业大有起色，我之禁脔，岂容仇敌染指？
　　朱元璋此举为何，郭子兴一定很想知道答案。
　　很快，郭子兴怒气冲冲来了！官史说，因为朱元璋独领一城，嫉他的人简直要疯了，不停地进谗，郭子兴不由得听信了，盛怒之下，亲身来和阳问罪。我却怀疑，郭子兴之来，绝不会为了普通的谗言，他从滁州急急赶来，恐怕是朱元璋收纳孙德崖部，令他生疑了。可能他担心朱元璋改换门庭，以和阳城投靠了孙德崖。

　　朱元璋获悉主公要来“督过”的消息，吩咐部下，主公日间不来，晚间必到，主公来了，急速来告，我好亲自出迎。
　　实录在此不惜笔墨，记录了一个太祖再遭人陷害的细节：郭子兴夜间驰抵和阳，恰好守门将领与朱元璋有隙，故意先把郭子兴迎入馆舍安置好，才去告诉朱元璋——大约要借朱元璋的怠慢，激郭元帅之怒吧。
　　朱元璋闻讯，赶忙到馆舍参见，郭子兴怒而不言者久之（他是怒朱元璋怠慢呢，还是为了来“督过”的那件事？），然后道：“汝为谁？”郭子兴这么问，似是令干女婿扪心自问：你是如何才有今日的，莫要忘了自己姓甚叫啥！
　　朱元璋忙“称名以对”，大概是答“末将或小婿朱重八”之类吧。
　　“汝罪何逃！”郭子兴含怒道。
　　“诚有罪，然家事缓急皆可理，外事当速谋。”
　　朱元璋并不急于自辩，而是先认个罪，然后说：您责我的不过是家事（先套个近乎：俺俩到底是翁婿嘛），缓点急点，不打紧，可以慢慢处理。但今日有一件外事，迫在眉睫，间不容发，必当速理。
　　他的话果然引起郭子兴关注。“何谓外事？”郭子兴问道。
　　“孙德崖在此。”朱元璋告诉他，“昔公困辱濠梁（即濠州），某实破其家以出公，今相见，宁无宿憾？此为可忧！”
　　朱元璋说，主公您曾受孙某困辱，是我破其家救您出来的，今日相见，难道没有宿憾？这一句话说得很令人惘然不解。孙家既然是你老朱打破的，你与孙某相见，如何没有“宿憾”？郭子兴受辱于濠州，今日不期然而至，不正是报宿憾之时？难道孙德崖辱人再先，如今跑到人家的地盘来乞食，难道还要让主人家避之三舍吗？我觉得朱元璋明知收容孙德崖，惹怒主公，竟亲自跑来督过，他故意拿“宿憾”来说事，是以进为退、避实就虚、先入为主之计，先以此慑住郭子兴，好模糊他此行问罪的焦点。
　　这一手似乎奏效了，实录载：“郭子兴惊，遂默然无语。”揣其语意，好像郭子兴竟然不知道死敌孙德崖当下就在和州似的。我不信他耳目如此闭塞，怀疑其中别有隐情，实录没有明言。
　　孙德崖当晚就得到郭子兴到来的消息，次日五鼓，派人来对朱元璋说：“令岳既然来了，我只好告辞了。”
　　朱元璋“大惊，疑必有变”，一边急报郭子兴备之（昨夜是否有备，如何备御，没有记载），一面去见孙德崖，故意问：“何去之速？”孙德崖道：“你老丈人难以相处，所以要走。”朱元璋察其辞色无他，就对他说：“今两军共处城中，若忽然间一军尽起，怕下人不谐，不如让大队先行，孙公留后，也好有个弹压。”孙德崖答应了。孙军即开拔，陆陆续续开出城去。
　　《太祖实录》在讲此事时说：“（孙）军既发，有饯其去者，邀上（朱元璋）与俱。因出城，行二十余里。”应是曲笔，并不可信。朱元璋此时异常担心郭、孙火拼，岂肯亲身犯险，去吃什么践行酒？疑应是朱元璋与孙德崖谈妥条件，朱入孙军为质，孙则答应留后弹压。不然，孙德崖对郭子兴固蓄宿憾，他何尝不惧郭子兴对他存有更深的宿憾？若非郭子兴的令婿向他做了人生安全的保证，并自请入孙军做人质，他是不会答应的。
　　但不知什么缘故，孙军前部离城不过20里，就传来消息，郭、孙两军在城里打起来了。可能是郭子兴趁孙军主力出城，出其不意对孙德崖下手了。
　　这几乎要了朱元璋的命。朱元璋一听不妙，策马就逃，企图脱离孙军，但还是被孙德崖的部下抓住。但因为孙德崖还在城中，生死不明，孙部也不敢加害。孙德崖的弟弟命人用铁链将朱元璋锁颈，然后派人到城中打探，知道郭子兴已经将孙德崖捉住。过去郭子兴做孙氏之囚时，被上了大枷，关在地牢里，大吃苦头，如今郭子兴报之以粗大的铁链，紧系其颈。郭子兴马上要有仇报仇，有怨抱怨了，他高兴得很，还在孙德崖上路前，陪他共案对饮，请他喝饱绝命酒、孟婆汤。
　　亏得郭子兴要满足猫吃老鼠前的快感，没有立即杀掉孙德崖，竟然保全了朱元璋的项上之首。这样两军各有一名重要人质，可以谈判了。
　　如果郭子兴真的如朱元璋的御用史官写的那样记仇，心胸狭窄，对朱某人充满猜忌，那么朱元璋就太幸运了，因为郭子兴并没有借这个机会，将宿敌孙德崖与尾大不掉的养女婿一并除掉（那将是个连锁反应，郭子兴只要杀掉孙德崖，朱元璋马上人头落地）。事实是，当郭子兴听说朱元璋被抓后，非常着急，立刻派徐达去孙军谈判，要求交换人质。孙军便把朱元璋释放了，而留徐达等为人质，郭子兴随即也开释了孙德崖，孙德崖回去后，孙军也将徐达等放归了。
　　这一次是朱元璋遇到的最大一次风险，他被孙军拘留了3天，几乎有性命之虞。郭子兴好不容易抓住了死敌孙德崖，却为了救女婿一命，被迫将仇敌释放。然而，朱家人一点也不领情，《太祖实录》写道：郭子兴因不能报憾，杀死孙德崖，“心常怏怏，忧闷致疾，久不起，遂卒，归葬滁州”（《滁阳王庙碑》说是“惊惧得疾，寻卒”）；又说他“为人勇悍善战，而性悻直不能容物，故卒以愤恨而终。”等于说郭子兴杀不了孙德崖，生闷气，活活把自己气死了！
　　郭子兴胸怀再不开，也不至于这样就把自己气死了吧。正史诬人，亦真不为正！

宝宝寒

　　10

　　朱元璋是郭子兴之死的最大受益者。郭子兴在时，郭家武装是郭家军，朱元璋为郭家之部将。作为在元末驰骋一时的豪杰，郭子兴绝不会像明代官史所描绘的，只是一个无能懦弱、无见识之辈。郭子兴存时，他是郭氏集团的核心，牢牢地控制着这只武装。可惜的是，天不假年，他才50出头，就去世了（他正当壮年，可能是突发重病死的）。如果他多活一些年头，历史肯定会改写，至少将来新的王朝，不大可能姓朱了。
　　郭子兴一死，仿佛屋瓦掀开，朱元璋头顶的天空骤然开阔，简直要高唱“解放区的天，是晴朗的天”了。《天潢玉牒》说：“乙未，太祖转战和阳，会滁阳王卒，遂并其兵，纳其次室之女。”整个一副“我在马路边捡到一分钱”的得意样！虽然原文并没有这个意思。
　　《玉牒》的记载大体不错，但简写过甚，其间的过程并不如是简单。
　　郭子兴在乙未年（1355）三月突然病故，失去了头领的郭家军顿时分崩离析。虽然郭子兴还有2个儿子（子兴一共三子，长子郭大舍已死），另外郭夫人的弟弟张天祐，也握有兵权。但他们缺乏威望，难以控制军中宿将，拥有较多兵力的朱元璋，第一个就不会听命于这两位素不相合的小舅子。
　　在内部已形分裂之势的同时，郭部还面临来自外部的威胁。孙德崖听说郭子兴故去后，立刻派人来下书，摆出老前辈和濠州旧帅的身份，晓以利害，令郭部“听候约束”，其实是要借机吞并这支队伍。郭天叙接书后，非常担心，如果不答应，可能马上就会被孙军武装缴械。就在这时，北方局势突然发生重大变故，最早在河南汝、颍一带起兵反元的韩山童旧部，在数年沉寂之后，实力重新壮大，其首领杜遵道、刘福通等人从砀山夹河迎来韩山童之子韩林儿，在亳州称帝，号小明王，建国号为宋，改元龙凤。他们派人到和州来联络，希望收编郭子兴旧部。郭氏遗众深知，在这个群雄混战的乱世，一个仅仅保有两城（滁州、和州），兵力不过数万，又刚刚失去主帅的地方武装，就是案板上的一块肥肉，人人觊觎，是难以自存的。
　　经反复权衡，诸将认为，他们这块肉如果一定要掉进某个强者的肚皮，那肯定不会是死敌孙德崖，而依附于兵锋正锐的龙凤政权，对他们在夹缝中生存，将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于是派张天祐亲往亳州，接受招抚。不久，张天祐带回“朝廷”的委任状：郭天叙任都元帅，为全军主帅，张天祐任右副元帅，朱元璋任左副元帅。元制，右比左贵，故右帅地位要高于左帅。朱元璋任左副元帅，是军中第三把手，地位仅次于郭天叙和张天祐。
　　对于这样的人事安排，《太祖实录》异常矫情地说：“上曰：大丈夫宁能受制于人耶？遂不受。”其实是一派谎言。朱元璋一直到至正二十六年（1366）冬溺死韩林儿前，始终接受龙凤政权的官爵，并以龙凤纪年。只是后来当了皇帝，以红巾军为红妖，不再肯认这段“受制于人”的历史。
　　虽然朱元璋并不甘心居于郭、张之下，但迫于时势，一时倒也无可奈何，只好接受三帅“共府置事”的局面。然而，这样的“军事民主机制”，正是郭氏余众致命的弱点。在群雄逐鹿的乱世，缺乏一个强有力的权威核心与军事强人的统领，这支队伍的未来，是不容乐观的。
　　这年五月间，和州遭遇到严重的粮荒。江淮一带，经过多年的兵燹，已是赤野千里、饿殍满道，这支小队伍无处筹粮，难以继续在江北生存，遂决计渡江，向相对安定的江南发展。
　　可长江不是可以飞越的，渡江需要渡船。可巧的是，天随人愿，恰在此时，拥兵万余、大小船只千艘的巢湖水寨，因为屡被元军和其他民寨所蹙，派俞通海前来和州乞兵。这真是天赐良机，朱元璋与徐达等亲信商议后，决定亲自到巢湖与其首领李普胜等会面，招降了这支水师。六月初，全军顺利渡江，一举攻占江南采石，随即乘胜攻破太平路（路是元代行省下的一级政区，太平路的治所在今安徽当涂）。
　　占领太平路后，郭部进行了政权建设：改太平路为太平府（明代废路，以路设府），以李习知府事；置太平兴国翼元帅府，朱元璋兼任大元帅，其亲信李善长任帅府都事，潘庭坚为帅府教授，汪广洋为帅府令史，以太平府耆儒陶安参幕府事。诸将分守各门，修城浚濠，以固守御。
　　我们不知道都元帅郭天叙和“第一副元帅”张天祐在新政权建设中发挥了什么样的作用，但从朱元璋兼领新的翼元帅府，及其人事安排来看，这次改制是在朱元璋的主导下进行的。
　　渡江后，郭部构成已相当复杂，除了郭氏兄弟统领的郭子兴旧部以及朱元璋的嫡系队伍，还包括在渡江前后收编的巢湖水师与民兵元帅陈埜先部万余人。这样一支临时拼凑在一起，各怀心思的队伍，已不能称之为郭家军了。太平府城内，不知如何闹哄哄呢。
　　郭天叙失去了号令全军的力量，也感觉难以与朱元璋共事，遂开始各立门户，分兵转战江南，占领溧阳、句容等地。然而九月间，郭天叙与张天祐在进攻元集庆路（即南京）的战役中，不幸双双战死。二位元帅之死，主要因为民兵元帅陈埜先暗中通元，突然叛变所致。
　　郭、张之死，是陈埜先的叛变直接造成的，但间接上很可能死于朱元璋的阴谋。种种迹象表明，朱元璋早在七月第一次进攻集庆路时，已察知陈埜先有逆心。陈埜先是在进攻太平失败被擒后，被迫降顺的。他与朱元璋歃血为盟，表示倾心追随，从而重新握兵，并参加了郭部对集庆路的进攻。但他很快恢复了与元军的联络，设下圈套，引朱元璋来攻。
　　朱元璋其实并不信任陈埜先，他接到陈埜先的来信后，故意迟缓不前，却让毫不知情的郭、张二人继续进攻集庆，结果跳进陷阱里。九月，元帅郭天叙、张天祐，总管赵继祖率军从东南方向进攻集庆路东门，埜先部从其驻地板桥进攻南门，从寅时（凌晨3点到5点间）直战至午时，陈埜先邀郭天叙饮酒，将其杀死，又擒张天祐，献给元军。郭家二帅皆被杀死，陈埜先随即会同元兵，内外夹攻，郭军大溃。朱元璋这一计甚毒，借刀杀人，除掉了名分在其上的大舅子郭天叙。
　　值得一提的是，陈埜先在追击时郭氏溃军时，过于奋勇，在乱军中被“溷杀”了。说句公道话，从元朝的立场来看，陈埜先是文天祥似的忠臣烈士，朱元璋才是乱臣贼子。陈埜先死后，部下3万余人在次年三月朱元璋规取集庆时，全部被其招降。
　　就在陈埜先临阵倒戈之时，巢湖水师也不稳定了，其领袖李普胜、赵普胜借口庆贺渡江之捷，摆下鸿门宴，企图杀死朱元璋，将朱部吞掉。幸运的是——对于乱世雄杰，幸运太重要了！朱元璋的大多数对手和竞争者，都不如他幸运——朱元璋得到密告，并未赴宴。他佯作不知，将计就计，数日后设宴回请，反就席中拿下李普胜，当即将其处死。赵普胜知事败，逃奔长江上游的徐寿辉去了。巢湖水军其他将领，如廖永忠、俞通海等人都归顺了朱元璋。

宝宝寒

　　11


　　至正十八年（1358）七月，郭子兴仅存的幼子，时任江南等处行中书省右丞的郭天爵，被朱元璋以“谋叛”的罪名在建康（南京）诛杀。此事官史没有记载，而见于当时以“骑士”从军的俞本所著《纪事录》（又名《明兴野记》）。
　　敕撰的《滁阳王庙碑》提到此事，称“（天爵）与群小阴谋伏罪”。“阴谋”，就是郭天爵被诛的罪名。
　　右丞之职是天爵之兄天叙死后，由韩林儿任命的，朱元璋同时被任命为平章政事。元制，平章从一品，右丞正二品，龙凤政权的任命，确认了他们两人是以建康为根据地的那支武装的头领。这块地盘（包括扩大后的土地）在名义上是龙凤政权的“江南行省”（江南等处行中书省）。
　　其实在占领建康后，朱元璋已并郭氏之众而有之，成为郭氏武装集团的事实上的头领。郭天爵不过徒寄一空名而已。龙凤政权的任命，实际上是对郭氏旧主在名分上的一种照顾。
　　以朱元璋为头领的郭氏武装集团，其部众包括三类：一是以徐达、常遇春等同乡亲信为核心的朱氏嫡系，一是郭氏余众，一是巢湖水军。郭氏余部又分两种情况，一是以汤和、邓愈、郭兴（他的妹妹嫁给了朱元璋）等人为代表，原为郭子兴部将，后来转而投顺其赘婿，成为朱元璋的忠实部下和明朝的开国功臣；一是以邵荣、赵继祖等人为代表，他们地位较高，资格亦老，并掌握一定的兵权。
　　残存的郭氏旧部，虽然未必倾心于郭天爵，但对于朱元璋，仍是一股异己的力量，未与其建立君臣关系，他们还对朱元璋这位曾经的同僚，强化权力、排斥异己的做法颇有怨言，成为大权独握的朱元璋必欲除之而后快的对象。
　　朱元璋首先除掉了拥有旧主幼子名分的郭天爵，等于去除了郭氏余众重新聚合在一起反抗自己的一个条件。《明史?郭子兴传》云：“天爵失职怨望，久之，谋不利于太祖，诛死。”郁居于建康的郭天爵，未必有能力“谋不利”于朱元璋，“怨望”差不多就是诛心之法、莫须有的罪名了。朱元璋不放过他，正所谓斩草除根，勿使滋蔓。
　　郭氏兄弟双双殒命，明代著名学者王世贞一针见血地说：“此皆高帝意也。”指出这两兄弟的死亡，都是朱元璋促成的。这样不光彩的事，《明实录》自然溜滑过去，不予闻问了。
　　在残酷的战争岁月里，郭氏旧部的许多将领先后战死，幸存者如邵荣、赵继祖等人也在至正二十二年（1362）被以谋反的罪名处死，其姓名功绩与其遗骨一起，湮没于历史的浩瀚荒野中了。
　　郭天爵一死，郭子兴便绝了后（又传子兴还有一位侧室李夫人，生第四子郭老舍，洪武初回定远老家务农，其子孙在乡被称为“郭皇亲”），郭氏集团亦告覆灭。朱元璋则以郭子兴的亲信、部将和爱婿的身份，成为郭氏眷属的保护人。
　　其实早在郭氏兄弟败亡前，朱元璋已与这哥俩成为真郎舅。原来郭子兴有两个夫人，都姓张，侧室人称小张夫人，育有一女，是郭子兴最小的女儿。实录说，当初郭子兴与妻子张氏商议，要将好友马公之女许给朱元璋，张夫人说：“吾意亦如此。今天下乱，君举大事，正当收揽豪杰，一起成就功业。我不收之，一旦为他人所亲，谁与我共成事业？”子兴意遂决。这位张夫人显然不是泛泛女流，颇有见识。
　　然而据《滁阳王庙碑》记载，郭子兴可怜朱元璋20好几，还是光棍一条，承诺为他找个老婆。晚上回到家，与夫人吃饭时，说到此事。次夫人忽然惋惜地说：“方今兵乱，正当收召豪杰。是子举止异常，若不抚于家，使为他人之亲，是失智矣。”郭子兴“悟，遂以女妻之，孝慈皇后是也”。原来，郭子兴本来只答应替朱元璋择配，小张夫人提醒他，说这样杰出的人才，你不收揽，就会被别人收去，郭子兴才决定将马氏嫁给他，使之成为自己的养女之婿，恩上加亲，关系非同一般了，他就不会跳槽了。
　　显然，朱元璋本人提供材料的《滁阳王庙碑》与后来修的《太祖实录》龃龉了：极力赞助促成婚事的，朱元璋说是侧室小张夫人，实录却说是正室张夫人（追封滁阳王夫人）。到底孰是呢？我以为当以朱元璋所言为是。实录要么是在刻意隐瞒这位“次夫人”的存在，要么是将两位张夫人误为一人了。
　　钱谦益在《太祖实录辨证》中说：“高帝亲稿滁阳（王）事实，盖亦深著次夫人之功。而实录但云子兴夫人张氏，尽没其实，大失高帝之意。”
　　钱谦益指出，“滁阳王夫人生三子，皆与高帝不协，而次夫人独能知高帝”。小张夫人智识过人，当郭子兴在濠州被孙德崖逮捕，性命危急时，是她率郭氏兄弟从朱元璋奔告彭早住，救出其夫；当朱元璋为谗言所攻时，她亦有周旋、解释之功。郭子兴死后，小张夫人知道自己母女的地位已无保障，她默察形势，深知唯有荫蔽于今非昔比的朱元璋，方为上策，于是决定把亲生女儿郭氏嫁给朱元璋，即便为妾也在所不惜。
　　郭氏（即后来的郭惠妃）在这样的环境下下嫁朱元璋，与马氏姐妹共事一夫，这是强夺，还是两厢情愿？这其实是个主观判断，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郭氏出嫁时的心态。而这是无法考证的，不管怎样，这位大家小姐嫁给人家做妾，不管她乐意不乐意，都是要强装笑脸的。
　　朱元璋由昔日的亲兵家人，一跃而为故主遗属的保护人，此时，小张夫人母女除了这一条路，还别有路好走吗？
　　故主的两个女儿都下嫁了朱元璋，养女马氏在明朝建国后，被册封为皇后，郭氏封为惠妃。郭子兴是朱元璋一生中第一个大贵人，是朱元璋发迹的至关重要的提携者，虽然两人之间有不少猜忌和摩擦，但郭子兴对朱元璋恩德如山，至少两次救过他的性命（朱元璋初入濠州时，与和州之变时）。朱元璋对没有威胁的死人总还是大方的，在洪武三年，追封郭子兴为滁阳王，妻张氏为滁阳王夫人，在滁州立庙致祭，并绘其三子图像以从祀。在亲自撰写的祭文里，他不无感怀地说道：“曩者群雄鼎沸之时，民不堪命，王乃奋臂定远，拔濠城而守之。朕方从军，几为他人所害。惟王能活我，致有今日。尽平天下，家国已成，再生之恩，终世难忘。”可是，此言若出肺腑，何不为主公留下一缕血脉呢？总之是说得到，做不到。
　　我们无法探知这位新郎官入洞房时的心态如何，但可确知的是，朱元璋这只乱世之凤，是在郭氏一族的焚火中涅槃重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