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两大派别”推理小说在中国的盛衰过程

化不肥

　　早期日本推理小说，分有以江户川乱步为代表的、纯粹逻辑推理的“本格派”，以及以横沟正史为代表的、推理加惊险和恐怖的“变格派”。二战以后，又流行以松本清张为代表的“社会派”，它虽然不属于通常意义上的文学流派，但作为日本战后文学的一种重要创作潮流，曾对改革开放初期的我国社会，带来较大的影响，经历了由盛到衰的历程。

　　日本“社会派”推理小说，改变了以往的推理小说偏重案情剖析，忽视表现人与人思想感情的缺陷，在保留严密推理的基础上，重视挖掘案情发生的动机，追究犯罪的社会原因，并以社会现实生活为背景，展现了政界、商界、金融界、乃至国际间复杂的斗争；小说中又常常穿插爱情和惊险故事，因此情节曲折，悬念迭生，结局意外，这些就成为它吸引人的重要特点。再加上许多日本推理小说都被改编成电影上映，还有不少被改编成连环漫画出版，以至它对人们的吸引力就更大了。据1981年日本报纸报道，纳税最多的前10名日本作家中，推理小说家就占了6名，可见其影响之大。

　　在改革开放之前，由于受极左思潮的影响，我国长期对日本推理小说采取排斥态度。据国家版本图书馆的资料，从1949至1978这30年期间，仅在1965年出版过1种日本推理小说，即文洁若翻译的松本清张的《日本的黑雾》。可是，从1979至1986的8年间，就翻译出版了11位作家的55种日本推理小说。其中森村诚一占15种，松本清张11种，而且发行量可观，单本印数起码三四万，最多的像森村诚一的《人性的证明》、《野性的证明》、《青春的证明》等“三个证明”，若算上不同出版社的不同版本，再加上同名电影剧本，累计总印数高达300万册。那时候社会上非常流行两部日本电影：一部是《追捕》,另一部是《人证》。《追捕》就是由西村寿行的推理小说《渡过愤怒的河》改编的，而《人证》则是由森村诚一的推理小说《人性的证明》改编的。当时不仅它们的故事几乎众人皆知，就连《追捕》中追捕杜丘的配乐，以及电影《人证》中女主人公八杉恭子的《草帽歌》，也都流行一时。随后，水上勉、赤川次郎、西村京太郎、夏树静子等一批社会派推理小说家的作品也竞相登场。在这种电影与书刊互动的造势下，日本推理小说的影响越来越大。加上这时期介绍进来的山崎丰子的《浮华世家》等社会小说，以及城山三郎的《官僚们的夏天》等经济小说，虽然不属于推理小说，但其题材也多是暴露日本社会现实，而且在某些情节上也使用了一些故设谜团、层层破解的手法，因此，也从另一个角度给社会派推理小说加了温。这样一来，在80年代的前阶段，就形成了日本推理小说在中国的鼎盛时期。

　　这种鼎盛时期所带来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1）催生了日本推理小说的出版热。1979至1989这10年期间，我国出版日本推理小说的出版社至少有40家以上，出版的书目超百种，若加上书商非法出版的就更多；那时期许多期刊也竞相刊登中短篇推理小说，电影出版社还出版过好几十辑《外国电影剧本丛刊》，其中仅李正伦翻译的日本推理剧本就有十来种；（2）拓宽了许多人的眼界。长期处在封闭状态、特别是刚刚经受过“文革”禁锢的中国读者，对西方社会极为陌生。当他们从日本推理小说中看到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形形色色的人与事，既感新鲜，又不禁引发联想与思考。从《追捕》等作品中，人们接触到了司法陷阱、伪装卧底、药品夺命，以及法医、指纹、血型、测谎等等侦破手段，而这些，多数人此前都没见过；（3）丰富了中国作家的写作手法。日本推理小说在设置谜团、制造悬念、渲染气氛、解谜破案等方面，不仅善于紧扣办案元素，施展逻辑推理，而且很会经营情节，追求情绪感染，注意把知性解谜与感性煽动结合起来。尽管有人说它文学性不强，但它较能抓住读者，确是不容否认的事实。作为一种创作手法，它显然具有可资借鉴的价值。实际上它也的确对当时中国的一些作家产生了影响。例如，群众出版社出版的程小青的《霍桑探案集》和汤保华的“警探司徒川系列”，作家出版社出版的蓝玛的“侦探桑楚系列”等小说，从中都或多或少可以看到日本推理小说的影子。当年有部国产电影《保密局的枪声》，其中同样使用了不少推理的手法。这些都印证了当年日本推理小说在中国产生的影响。

　　由于80年代我国尚未加入世界版权公约，翻译出版日本推理小说无须作者授权，于是在获利的驱动下，许多出版社还包括书商，把出版推理小说当成“摇钱树”，以致出现了由“热”向“滥”的滑变。他们出书不鉴别选题优劣，只求内容刺激好销，封面更是百般挑逗，以致不仅造成格调低下的推理小说充斥市场，甚至还出现了雇“枪手”仿写出来的假日本推理小说。这种对日本推理小说的盲目追逐，一是导致读者对它“倒了胃口”，看腻了不值得再看；二是引起了出版主管部门的警觉。例如西村寿行的作品，80年代前期出版的《追捕》、《污染的海峡》等，多属健康和揭示社会矛盾的，而后期出版的《暴力与色欲》、《暴虐》、《血火大地》、《失踪的女人》等，则渲染性虐待、性暴力、性变态等细节，大多格调低下，有些还沾上淫秽的边。主管部门为净化图书市场，自然要予以限制出版。1989年以后，在上述诸多因素的影响下，日本推理小说在中国出现了由盛转衰的变化。1992年起，随着我国加入世界版权公约，出日本推理小说要先买版权，使这种衰落的进程更加明显。像森村诚一的《人性的证明》，1979年《译林》以江苏人民出版社名义最早出版时，初版就发行45万册，而1992年至今，该书基本上未见再出版过。

　　当前日本推理小说受到冷淡，可以从两方面得到印证：一是出版社热情大减。现在还在出日本推理小说的，只有珠海、群众、时代文艺、山东文艺等为数不多的几家出版社，而且出得很零散。二是号称推理小说新秀的“新本格派”作品，也同样难有当年“社会派”的风光。以岛田庄司为代表的日本推理小说“新本格派”，不像“社会派”那样立足于社会生活，反映时代的现实性，而是追求谜题的幻想性，精心设计案件的诡计范式，乃至异想天开，使看来不可能发生的事硬是发生了。近些年“新本格派”较有影响的有两个系列：占星师兼侦探御手洗洁系列和刑警吉敷竹史系列。前者把占星术用来破案，魔法加推理，渲染神秘感；后者热衷在幻想中进行推理，有“解谜至上”倾向。例如2000年获得第46届江户川乱步奖的首藤瓜於的《脑男》，书名就够怪的，书中又塑造了一个有人类体形、却无常人情感的“怪人”。此人不懂交际，没有喜怒哀乐，却有电脑般超强记忆，而且刀枪不惧，精通爆炸。正是依靠这个亦真亦幻、被高科技异化了的“怪人”的本事才得以破案。像这种只能产生在幻想中的推理，依靠占星术和特异功能来破案，除满足猎奇心理外，较难激起对社会现实生活的共鸣和激动。“新本格派”还有一本《被诅咒的木乃伊》，尽管得过第92届直木奖，但也因脱离生活而似乎未能赢得中国读者的青睐。现在市场上，这类小说偶尔仅见珠海出版社出版的有栖川有栖的《四十六号密室》等少数几种。可见，在可预见的近期内，日本推理小说恐较难走出不景气的阴影。

　　回顾日本推理小说在中国由盛转衰的历程，其中固然有推理小说本身的原因，比如写法趋于模式化，叙述过于累赘，色情描写太露骨，以及缺乏像英国的福尔摩斯、美国的杜宾、法国的亚森罗苹等这类神探形象人物，等等，但我认为，出版界的盲目追捧，造成劣质引发倒胃，滥出导致衰落。对市场的这种惩罚，应该值得人们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