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之至者谓之元——————闲话元朝往事------班布尔汗

宝宝寒

　　
　　【正文】


　　毕竟血统的问题只是谬传，惠宗自不可能刻意败坏自家江山，其皇帝生涯的前半部分，他倒是充分利用了上天给予自己的机会，差点成为大元中兴之主。
　　天历二年(1329年) , 明宗“暴崩”, 年仅九岁的妥欢帖木儿被文宗徙往高丽,“使居大青岛中, 不与人接”。过了两年，至顺二年(1331年) ，文宗又将他“移于广西之静江”。此时，关于他不是明宗亲生子的谣言已经遍布天下，他的身份已然不是皇族而是来历不明的私生子，处境十分危险。而文宗还特地派刑部官员哈喇八失陪伴南行,且“哈喇八失尝受密旨, 有侵害帝意”，身边有个随时想结果自己的杀手，幼小的妥欢帖木儿真不知该如何自保。
　　而妥欢帖木儿的一生充分验证了“否极泰来”的卦象，总是到最危险的时候便会有贵人相助。到达广西静江后，他住进了当地大圆寺，大圆寺的主持秋江长老是一位博学儒僧，见到这位被贬的皇子聪慧过人，心生喜欢，对之尽心教导，并妥善保护。每日教他读《论语》、《孝经》等儒家经典, 每日写字两张，妥欢帖木儿从而不仅熟读经典，还对书法艺术有了极大兴趣, 书法水平显著提高。而面对隐隐的杀机，秋江长老教导妥欢帖木儿：“太子乃国家金枝玉叶，不比凡民，见大官人来，切不可妄发言，亦不可不自重。”于是，凡是有司官员前来探望，妥欢帖木儿都“坐长老法座上，正身危坐，一无所言”，让人摸不透底细。
　　在传说中，说妥欢帖木儿到静江时，“忽有三猢狲拜于岸上，手中若有所献。帝命妳公受之，则山东果也，舟人皆异之。帝因呼上船，则俯拜如初。帝问之曰：‘汝更有伴侣乎？’猢狲手指岸上，帝因使舟人随其后视之。行三四里，至一洞，羣猢狲多至百数，皆相招呼以行，至船侧，皆俯伏再拜。帝大喜，命舟人以舟皆载之以行，至所寓寺中，则告之以其故。其长老号秋江者，心独异之，放之寺后山上。帝又命寺中曰：‘羣猢狲当餐我饭，汝不可以饥之，日为我设两餐。’自后，每饭闻云板响，羣猢狲皆累累然携负幼小而来，故土人号为‘猢狲寺’。”哈喇八失总想下手谋害，但“羣猢狲之畏伏状，以为终有天命，始不敢有逆心” 。
　　猢狲显灵云云自是神话，并不可信，让妥欢帖木儿保全性命的，应该不是那些神乎其神的猢狲，而是大圆寺中以秋江长老为首的和尚们尽心维护的结果。但古人认为天命比人事更可靠，这样的记载便流传下来了。
　　在广西的两年，妥欢帖木儿不但化险为夷，而且通经书，习书法，成为一个很有学问的年轻人。这样恬静的学习日子让他终身难忘，日后他回京即位，仍舍不得陪伴他的书册纸笔, 特意将其藏入小皮箧中锁好, 用马驮着带走。成为皇帝后，他特地下诏舍与该寺常住租五千作为供奉，并改广南西路宣慰司为广西行中书省以示恩宠。

　　在广西的神奇经历似乎成了惯例，回到大都的妥欢帖木儿也一次次的受到了上天的眷顾。当他被阻挠不能顺利即位，大有不明不白被燕帖木儿废掉的可能时，燕帖木儿突然暴薨。当他在燕帖木儿家族的压力下如履薄冰，连睡觉都被监视的时候，朝廷二号人物伯颜主动投诚，成为他坚强的后盾。当他苦恼燕帖木儿家族难以铲除的时候，其家族合格掌门人撒敦病故，让自己和伯颜有了可趁之机一举将之灭门。当他看到伯颜的专权自恣而想要除之的时候，其侄子脱脱则主动献上忠心，冒着杀身之祸几次谋划，终于将伯颜扳倒，让他成了名符其实的皇帝。
　　而当他终于可以大权独揽，而打算有所作为的时候，上天有将一系列能臣送到他的身边，比如脱脱、朵儿只、太平、贾鲁等。
　　这要再不做出个样来，可就真对不起上天一而再再而三的眷顾了。

　　至元六年（1340）二月，伯颜倒台。惠宗乾纲独断，让伯颜的弟弟马札儿台为太师、中书右丞相，脱脱为知枢密院事，脱脱的弟弟也先帖木儿为御史大夫，成为新的宰辅核心。虽然他们都是伯颜的家人，行事却完全反其道而行之。
　　马札儿台任首相之时，奏罢各处船户提举、广东采珠提举二司，这些都是扰民而服务于皇室奢靡享受的部门，一举罢黜，自然深得民心。但马札儿台没有太多的政治抱负，干了这件好事后，便热衷于给自己敛财，“于通州置榻坊，开酒馆、糟坊，日至万石。又使广贩长芦、淮南盐”。这些作为虽然不算是贪赃枉法，但作为朝廷首相，在国家处于衰乱之时只想着做生意自然是不称职。脱脱再次大义灭亲，怂恿参政佛嘉问道：“吾父喜君，君所言无不听，曷谏我父，使解职闲居。不然，人将议我家逐其兄而攘其位，众口甚可畏也。” 于是嘉问用其言劝谏马札儿台，让他自动请辞。马札儿台本就不是做大事的人，乐得逍遥，于是“以疾辞”，“ 遂以太师就第” 。是年十一月，脱脱正式成为中书右丞相，总领朝廷政务。
　　此时惠宗二十岁，脱脱二十七岁，继英宗、拜住这对少年君相之后，又一对血气方刚的年轻人掌握了帝国的命脉，而颇有中兴气象的“旧政更化”也随之展开。

宝宝寒

　　【正文】



　　由乱入治，首在收拾人心，从三帝更位的大乱开始，朝堂之上杀伐不断，地方则兵戈扰攘，上至皇族下至百姓，都是人心大乱。而到伯颜专权的五年，人心丧乱更是登峰造极，如不能安抚聚拢人心，更化自然无从谈起。
　　于是，惠宗和脱脱便从人心下手。
　　帝国时代，国家自是以皇帝为重，而皇族更是国家的核心，从南坡之变开始，皇室内部的残杀逐渐升级，直接导致皇权旁落，到了伯颜时代，更是到了皇室宗亲都能被权臣随意处死、罢黜的地步。惠宗要稳固皇权，首当其冲就要恢复皇族的尊荣与团结。扳倒伯颜后，正式下诏为郯王昭雪，召还宣让王帖木儿不花、威顺王宽彻普化，让他们回到自己的领地，并册封功臣博尔术四世孙阿鲁图为广平王。
　　在施惠的同时，惠宗还注意重建礼法来重申君臣大义，伯颜专权以来，礼仪制度多有破坏，现在恢复太庙四时祭，一切按规矩办事。至正三年十月，惠宗告祭太庙，奉安神主。在祭祀过程中，惠宗来到宁宗的神位前，问身边的大臣道：“朕，宁宗兄也，当拜否？”太常博士刘闻对曰：“宁宗虽弟，其为帝时，陛下为之臣。春秋时，鲁闵公弟也，僖公兄也，闵公先为君，宗庙之祭，未闻僖公不拜。陛下当拜。”于是惠宗安然向弟弟的神位下拜。这无疑告知天下，君臣大义乃是天下至重，决不能有任何其他因素与之违背。
　　虽然这些举措尚不能弥合皇族的裂痕，但总算使得日趋严重的皇族分裂得以缓和。

　　以家长的身份安抚了家里，接下来便是以皇帝的身份安抚百姓。
　　士为四民之首，惠宗和脱脱这对重儒君臣自然首先便要收取天下士子之心。脱脱出相仅一个月，至元六年十二月，翰林学士承旨库库等人提议“古昔取人才以济世用, 必由科举, 何可废也? ”惠宗顺水推舟，宣布恢复科举。言明“国子监积分生员，三年一次，依科举例入会试，中者取一十八名”。
　　到至正二年,惠宗亲自殿试进士七十八人, 赐拜往、陈祖仁及第, 其余出身有差。又“大兴国子监, 蒙古、回回、汉儿人三监生员, 凡三千余”。国子生“同试于礼部、策于廷殿”者, 录蒙古人六名, 从六品出身;色目人六名, 正七品出身; 汉人、南人共六名, 从七品出身。
　　从此，科举即使在天下大乱之时仍然坚持举行，惠宗对之的认真超越了所有的前朝皇帝，有元一代共举行了十六次录取进士的廷试, 其中有十次是在惠宗时举行；元朝总计录取进士一千一百三十九人, 而惠宗时代就录取了七百人。而惠宗将国子学与科举考试相联系, 对国子学积分及格生员参加廷试录取者优先照顾, 先后从国子学积分合格生员中先后共录取正副榜二百八十四人，则更是元代绝无仅有。
　　这无疑让伯颜废除科举后，日渐散落的天下士子之心极大地回到了朝廷这里，日后，当蒙古世袭贵族在农民起义大潮中一次次不战而逃、一触即溃的时候，正是这些科举出仕的文人们拼死抵抗，谱写了一幕幕“莫道书生空议论，头颅抛处血斑斑”的惨烈活剧，延续了元朝寿命。

　　士最贵，农最苦，而国家的根本又在农民。天灾、战乱、贪官盘剥早已让天下农民苦不堪言，伯颜专政时又下令汉人南人不得有寸铁，禁百姓畜马，全国农业更是遭受重创，各地民变此起彼伏。惠宗与脱脱下令罢去禁铁器、马匹之令，并时常减免赋税、负逋，让农民休养生息。而针对“助役法”败坏，造成赋役不均的问题，惠宗和脱脱还在部分地区推行“核田定役”，也就是核实田产，分配徭役，避免富人将徭役转嫁于贫民。这项政策在江南实施较好，尤以浙东最为突出：至正元年，泰不华除绍兴路总管，即“令民自实田，以均赋役。”绍兴路辖下的余姚周，核实田亩成绩突出，核田以建立各种土地簿册，对土地进行专门的登记。
　　同时，为了应付接连不断的天灾，惠宗还恢复了常平仓制度，并仿照历代旧制,施行义仓制度。
　　常平仓最初设立于蒙古帝国蒙哥汗七年（1257年），还是忽必烈主持汉地政务时的举措，但随着忽必烈被蒙哥汗免职，期制不久停废 。入元后，常平仓几经设废，难以发挥作用。惠宗将之重新设立，以之作为赈灾的重要措施——“大名路桑麦灾、成州旱饥，诏出库钞及发常平仓米赈之”；“处州、婺州饥，以常平、义仓粮赈之。”
　　但常平仓毕竟纯属政府行为，天灾频繁，还是难以招架。惠宗又广泛推行义仓，官督而绅办，征募富人粮食设义仓备灾。而设置则因地而异，“杭州、镇江、嘉兴、常州、松江、江阴水旱疾疫，敕有司发义仓粮，赈饥民五十七万一千户”；“永兴水灾，发米五千石及义仓粮赈之”等等。
　　仓储制度采取的是有余补不足的方法，但是若有余不多，补不足就自然无从谈起。在设立常平仓和义仓同时，惠宗和脱脱还着力于农业的技术的改进。至正二年二月，惠宗下诏在全国颁布《农桑辑要》，这是由元初名臣孟祺在世祖时代编著的农书，后又由畅师文、苗好谦修订，内容引自《齐民要术》、《士农必用》、《务本新书》、《四时纂要》、《韩氏直说》等书，取其精华弃其糟粕，分为典训、耕垦、播种、裁桑、养蚕、瓜菜、果实、竹木、药草、孳畜等十门，是中国古代农书的集大成者。将此书颁布天下，作为全国农业的指导，一些地区也取得了相当的成果，如东北地区农业发展迅速，不但不再需要中央补助，还开始向朝廷输粮，开创了东北粮食南下的历史。而河南的水稻种植也大有进步，朝廷专门设立水庸田使司，专管其事，解决地方的粮食问题。
　　着一些列举措，虽然作用有限，也不能一举解决全国范围的问题，但也是惠宗、脱脱君臣二人一片重农安国的苦心了。

　　农业是百姓根本，而朝廷的财政收入则更多靠着盐赋，所谓“利国之所资，其利最广者莫如盐” 。但就因为油水足，各级官府压榨也就比其他行业利害。元代盐场的生产技术本已比前代大有改善，宋代盐场所生产以灶为单位，到了元代把分散的灶户归并为团，实行聚团公煎，这可以使用更多的煎盐铁盘，成十倍的增加产量，按说对于灶户也可少些盘剥。但官员们总是欲壑难填，想着多捞好处，灶户的工本钱往往仅是盐价的七分之一，而拖欠、克扣工本钱又是家常便饭，加之货币贬值造成的购买力下降，灶户的生活极为困苦，老实的只能苦挨，而胆大些的便隐匿透漏，串通私贩，论价走售，使得私盐泛滥，朝廷收入减少，更加压榨灶户，恶性循环。而私盐又引出一个个拥有武装的盐帮，成为潜在的反叛力量，元末很多义军领袖便是盐贩子出身。
　　为了治理这一弊端，脱脱上奏惠宗减少盐额，河间盐场自至正二年始免余盐三万引，两浙盐场自至正三年起免十万引，福建盐场自至正三年起免三万引。虽然只是治标不治本，却也能让灶户们稍稍缓一口气了。
　　不过，朝廷的政策再好，也需要各级官员层层贯彻，而元朝的吏治从世祖时代便不怎么好，英宗之后，对于官员的监察就更是形同虚设，到惠宗这一朝更是到了无官不贪的地步，惠宗大力提倡科举，选拔科道官员，也是为了多谢知道礼义廉耻的文官，能够扭转官场风气，可毕竟人数尚少，杯水车薪，要整顿吏治，还得有猛药。
　　世祖至元八年曾有诏令，定下考成法，合格官员需要“备五事”：“以户口增、田野辟、词讼简、盗贼息、赋役均五事备者，为上选。” 惠宗和脱脱则更进一步，对地方官提出了新的要求，创立六条标准，“先是以五事备取守令，至是取守令以常年仓得法，凑成六事” ，这自然针对连年灾害所制定出来的办法。同时又出台于此相应的《守令黜陟之法》：“六事备者升一等，四事备者减一资，三事备者平迁，六事俱不备者降一等。”

宝宝寒

　　【正文】


　　在安排前朝政事的同时，惠宗也开始注重文化建设。文宗创建奎章阁，使得宫中文采焕然。可文宗崩后，朝中总是混乱一团，皇帝朝臣们都忙着争权，奎章阁遂无人顾问，文士四散，一片凋零。
　　惠宗和文宗一样，也是文艺青年，自然不能眼看着这一文化机构衰败下去，更化开始后，便将奎章阁改为宣文阁，改艺文监为崇文监，由大书法家巎巎主管阁事，专门负责宫廷经筵、修撰史书、翻译古籍等事。为了彰显自己以文治国，惠宗正式开经筵，遴选儒臣欧阳玄、李好文、黄溍、许有壬四人为自己五月一进讲，讲读五经四书。史书记载，从开经筵开始，惠宗一如在静江大圆寺一般用功读书，并勤练书法，操琴弹古调，“钦钦然有向慕之志焉”。与此同时，他还进一步加封衍圣公孔子后裔升秩二品，下诏译《贞观政要》为蒙文，让蒙古贵族子弟认真阅读。
　　文宗设立奎章阁编修《经世大典》，惠宗有了宣文阁自然也想有所创建，搞个千秋功业。于是，撰修辽、金、宋三史便被提上了议事日程。
　　三史的修撰，从世祖朝便提起，仁宗、英宗和文宗在位时也都想把这事情办成，但三个朝代属于并立，金、宋又是亡于元，修史讲究后代为前代修，元朝是承袭谁的正统，这是很重要的问题，以道统论，自应该是宋，而以法统论似乎应该是辽、金，因为成吉思汗曾做过金朝的官。这么争论下来，便迁延岁月，难以开局，一直拖了下来。
　　这虽然有关于正统的大事，但其实并不难解决，关键在于朝廷的自信程度。前朝未能修成，主要在于史官摸不清皇帝的意思，怕弄得不好引火上身。而此次撰修三史，中书丞相脱脱被惠宗钦点为三史都总裁官，他深知皇帝编书心切，干脆一锤定音：“三国各与正统，各系其年号。” 然后立即着手选派史官开始了修撰工程，以中书平章政事铁木儿塔识，中书右丞太平，御史中丞张起岩，翰林学士欧阳玄，侍御史吕思诚，翰林侍讲学士揭傒斯为总裁官，召集汉、蒙、畏兀儿、哈剌鲁、唐兀、钦察等族的史学家参与其事，开创了各族史家合作修史的先例。从至正三年（1343年）开始，到至正五年（1345年）十月，一百一十六卷的《辽史》，一百三十五卷的《金史》，四百九十六卷的《宋史》相继修成。
　　三史修成，自是文化盛事，从此，不再需要费尽心力的搜寻史料，只需打开这三卷书，曾被中亚、西亚与东欧各国视为中国代表的辽朝，曾雄霸北中国，“一变五代、辽季衰陋之俗”的金朝以及“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而造极于赵宋之世”的宋朝便以全貌展现在人们面前。无论力主其事的惠宗，总裁其事的脱脱还是殚尽竭虑的众多学者，都功莫大焉。可毕竟时间短任务重，三史修撰还是很多不足，如《宋史》卷跌最为浩繁，在史料的裁剪、编次、修饰、检校，以及文字的修饰、全书体例等方面相当粗糙，而《辽史》因为隔了代，资料缺乏，更是错漏甚多，以至后世史家有“在历代正史中最为下乘”之论。相对而言，《金史》是三史中编的最好的，“首尾完密，条例整齐，约而不疏，瞻而不芜，在三史之中，独为最善”，但因为编纂者大都为金朝遗民后裔，偏袒之心很重，隐恶扬善，有不少作假矛盾之处。
　　不过，若不是三史修成，保留了珍贵的历史资料，经过元末大乱，后人更难修成信史，三个曾经辉煌耀目的朝代怕是要隐藏于烟幕之中。因此，三史问题再多，也是瑕不掩瑜的。

　　从至元六年（1340年）到至正四年（1344年），近四年的时间中，惠宗在脱脱的辅助之下，尽了极大的努力想将帝国从日趋崩坏的下坡路上拉回来，而他们的作为比之前代的无所作为（文宗）和胡作非为（伯颜）也显得务实、积极、富有责任感。久在衰乱中挣扎的百姓们也惊喜的发现，大都宫殿中高高在上的皇帝和中书省一言九鼎的宰相对他们来说不再是只顾着争权夺利纸醉金迷的影子，已经开始顾忌自己的生死，考虑帝国的兴衰。百姓总是容易被感动的，也容易相信这样的情况会继续下去，时人赞颂朝廷更化是“至正宾兴郡国贤，威仪重见甲寅前”，脱脱被“中外翕然称为贤相” 。后世的史家中，连对惠宗抱有成见的权衡也认为惠宗“持其心常如至正之初，则终保天下”，绝不会日后“远遁而为亡虏” 。
　　既然干得好，那就应该继续干下去，真正实现王朝的中兴，再现世祖时代的繁荣与安定。
　　可很多事情，总是事与愿违。
　　到了至正四年五月，一切还都只是开了个头，新政的效果还没有显现，大元王朝仍处在阴霾之中，中兴的阳光还没能普照大地，正当年轻的中书右丞相脱脱却以“时有疾渐羸”为借口请辞相位，而且态度极为坚决，在惠宗不允的情况下，竟然“表凡十七上”，逼得惠宗不得不让这个自己一力依靠的股肱之臣回家养病。
　　身负朝廷重任的脱脱为什么执意辞去相位？
　　公开的借口，是说脱脱病了，还有个原因不能公之于众，但朝臣们也都知晓，那便是“且术者亦言年月不利”——算命的说再干下去不吉利。
　　脱脱虽然深谙儒学，可还没到王安石那般以为“天命不足畏”的地步，对于命运之类的事情还是很在意的。但要说竟迷信到因为会流年不利便放弃自己的职责和理想，脱脱并非是这样的人。
　　那究竟出了什么事？

宝宝寒

　　【正文】



　　史书没有明确记载，但我们从脱脱辞位之后的遭遇中，可以窥见一点端倪。
　　脱脱辞相后，惠宗多次给予他极高的赏赐，先是在五月“封脱脱为郑王，食邑安丰，赐金印及海青、文豹等物”，之后七月又“赐脱脱金十锭、银五十锭、钞万锭、币帛二百匹”，对于这些赏赐，脱脱均是“辞不受”。
　　如果脱脱是主动请辞，而惠宗并不愿意，那么脱脱连上十七次奏疏，坚决辞位，那便是不给皇帝面子。即使你是重臣、宠臣，也有对皇帝不敬之嫌，惠宗为何要屡次重赏呢？
　　这看起来不太像是赏赐，倒像是某种补偿，对于脱脱失去相位的补偿。
　　到了至正七年，脱脱的父亲马札儿台被时任中书右丞相的别儿怯不花弹劾，流放甘肃，“脱脱力请俱行”。于是，父子二人一起西去，到了甘肃，还没等安稳下来，又“复移西域撒思之地”，走到半路，因为马札儿台患病，才“召还甘州就养”。这么一折腾，马札儿台终于坚持不住，病死于甘州。
　　马札儿台是脱脱的父亲，也是脱脱协助惠宗推翻伯颜的支持者，父子一体，伯颜倒台后一起荣登高位。对于马札儿台的弹劾，无疑就是对脱脱的打击。惠宗如果是无奈之下才让脱脱辞位，怎么会无端批准对于马札儿台的弹劾，导致有功无过的老臣在花甲之年颠沛流离，最后客死异乡？
　　而在《庚申外史》中记载，在马札儿台死后，脱脱仍留在甘州。直到惠宗最宠爱的奇氏皇后得知惠宗对于“脱脱好人，不宜久在外”的说法表示了认可，才“阴使人走甘州召之”。而脱脱回京后，则是“乘昏入城，然亦未尝见帝也”，显得偷偷摸摸。之后，奇氏皇后利用陪皇子玩耍的脱脱之子加刺张在惠宗面前说其思念父亲，才进言“脱脱离阙久，思见至尊，今闻其入城在某处矣”。惠宗这才召见脱脱。而君臣见面，并没有感人场面，惠宗“正色”问道：“我使汝侍亲甘州，谁召汝来耶？”这一问，使得奇氏后都“为之失色”。幸亏脱脱没有出卖皇后，将责任揽在自己身上，回答：“郎主使奴婢侍亲，今日幸亲终服阕，故来尔”。这才让惠宗消除疑虑，“遽起抱脱脱，相与泣慰之” 。
　　皇后“阴使召之”，入京“乘昏入城”，惠宗的“正色”责问，这种种迹象，都在向人们表明，脱脱陪父亲流放，并非全然处于孝心，而是奉惠宗之令使然。那么，结合不合常理的重赏，父亲的被谗流放等事件，当年脱脱坚辞相位，也绝非自愿，而是受到惠宗的压力，不得不辞位自保。

　　惠宗和脱脱一起掀翻了伯颜，一起开始了旧政更化，一个有励精图治之心，一个有匡扶天下之愿，本该和衷共济，惠宗为什么在新政刚开始三年半的时间后，便刻意罢免脱脱？
　　这是一个被很多史家忽略的细节，人们总是将之视为一个正常的人事调动，却没有注意到，惠宗的心态。
　　一个从小备受压抑，成为皇帝后又先后有两大权臣集团挟持，在黑暗中隐忍了十几年的年轻人，一旦掌握了帝国的最高权力，除了励精图治成为一代圣君的渴望，还有有什么想法？
　　有的，那是对于权力的极端迷恋以及对于侵夺自己权力行为的极端敏感。

　　脱脱是惠宗夺回皇权的功臣，但惠宗对他的酬劳是授予他丞相之位，成为政府首脑。而元朝的相权从世祖时代起便远重于前代，金朝时的宰相，不得知闻军事，不得在私邸会见大臣，“凡上书人言及宰相者不得申省” ，权力受到很大限制。而元朝从建国开始，朝野对于“君主端拱于上，宰相施政于下”的政权组织形式便很推崇，认为“宰相，所以代君治事者也，苟不委任责成，则何以办治？” 皇帝就应该“以拱墨为尊，无为为贵”，不可“察察以用神，孜孜以致惑” 。世祖忽必烈雄才大略，风蜚雷厉，早期执政都是乾纲独断，而晚年因为身体原因，政事均专于宰相。成宗继之，因为较为慵懒，前后完泽后有哈剌哈孙，都是总领国政的权相。以后的武、仁、英、泰定各朝，都有“代君治事者也”的宰相，更遑论文宗和惠宗初期的燕帖木儿和伯颜了。
　　因此，脱脱虽然吸取伯父的教训，不擅权自专，但制度所然，习惯所然，一旦成了宰相，怎么小心，也出现了“威权震海内”，“虽不弄权，而权自盛” 的情况。
　　近四年的更化改制，总领朝政的脱脱获得了“贤相”的名声，而本是帝国最高统治者的惠宗，反倒成了陪衬。其实，作为君主，能选用得力臣子治理国家，那也显出皇帝的不凡，历史上不乏任用能臣，放心给权而毫不疑心的帝王。就如三国时的孙策，重用张昭，江东大治，而导致时评“专归美於昭”，可孙策听说后反而欢笑曰：“昔管仲相齐，一则仲父，二则仲父，而桓公为霸者宗。今子布贤，我能用之，其功名独不在我乎！” 惠宗的太祖父世祖忽必烈在创业时，麾下很多能臣都有为了成事而先斩后奏的举动，但世祖都不放在心上，反而大加奖赏。
　　这是雄才大略的帝王对于自己的自信。
　　可这份自信，惠宗没有。
　　他有的，更多是对再出现燕帖木儿、伯颜那样专权自恣，甚至威胁皇权的权臣的担心。
　　脱脱不足四年的执政期，对于惠宗来说已经太长，那“中外翕然称为贤相”的声望，已足以让惠宗感到威胁。
　　于是，脱脱不可避免的被“温柔”的排挤出了朝堂。

　　那么，脱脱走后，惠宗要怎么做？
　　宰相自然是要有的，但不再是总领朝纲，而是作为皇帝的助手，所有政务由皇帝亲自操持。
　　惠宗要想全天下表明，没有脱脱，自己也能将更化进行下去，而且干得更好。

宝宝寒

　　【正文】


　　那么，脱脱走后，惠宗要怎么做？
　　宰相自然是要有的，但不再是总领朝纲，而是作为皇帝的助手，所有政务由皇帝亲自操持。
　　脱脱辞相后，先后有三批宰相入主中书，第一任为右丞相阿鲁图、左丞相别儿怯不花，任职两年半；第二任为右丞相别儿怯不花，左丞相铁木兒塔识，任职仅五个月；第三任右丞相朵儿只，左丞相太平，任职两年。
　　从这三任宰辅的任职状况中，也可看出惠宗收回相权的心意。

　　第一任右丞相阿鲁图是成吉思汗四大功臣博尔术的四世孙，袭封广平王。脱脱离任之前，惠宗问及谁可继任，脱脱举荐了阿鲁图。其人虽是“大跟脚”勋贵，也不懂汉字，但倾心儒学，从政做人都按着儒者的标准要求自己。继任宰相后，只是按照脱脱在任时的方针办，跟着惠宗亦步亦趋。当了两年宰相，到了至正六年，中书左丞相别儿怯不花要排挤脱脱，想拉着阿鲁图一起动手，可阿鲁图却认为：“我等岂能久居相位，当亦有退休之日，人将谓我何？”，不管别儿怯不花怎么怂恿都“不从”。别儿怯不花怀恨在心，便让监察御史弹劾阿鲁图，说他不宜居相位，阿鲁图竟然毫不分辨，立即出京避走。他的家人感到不平，劝道：“丞相所行皆善，而御史言者无理，丞相何不见帝自陈，帝必辩焉。”他回答道：“我博尔术世裔，岂丞相为难得耶？但帝命我不敢辞，今御史劾我，我宜即去。盖御史台乃世祖所设置，我若与御史抗，即与世祖抗矣。尔等无复言。” ——这是一个无意权势，但也无抱负的老好人，这样的人对惠宗毫无威胁，自然在位较久。不过，从他被人一挤兑便退出来看，这时候在惠宗手下当宰相，实在不是好差事。而他的副手，左丞相别儿怯不花，在期间也不过是做些到地方上宣抚的工作，起不了多少作用。

　　然后便是第二任右丞相，别儿怯不花。
　　阿鲁图避走，右丞相空位，左丞相别儿怯不花“扶正”，于至正七年正月任右丞相。这位别儿怯不花，是燕只吉?氏，祖父便是在成宗朝任中书左丞相，与卜鲁罕皇后一起欲图立安西王阿难答为帝而失败被杀的阿忽台。虽然政争失败，但并没有连累子孙，登基的武宗并没有赶尽杀绝，反而将别儿怯不花交给自己的儿子和世剌也就是后来的明宗做侍卫，后又成为国子学学生，学习治国理政之道，武宗死后又成为仁宗侍卫。
　　在惠宗即位后，别儿怯不花先后任江浙行省左丞相、翰林学士承旨、中书左丞相等职。其人很有才干，在去江浙任职路上，“杭城大火烧官廨民庐几尽”，别儿怯不花闻之挥涕，“疾驰赴镇”，到任后“即下令录被灾者二万三千余户，户给钞一锭，焚死者亦如之，人给月米二斗，幼稚给其半。又请日减酒课，为钱千二百五十缗，织坊减元额之半，军器、漆器权停一年，泛税皆停”，迅速完成赈灾工作。在任职期间，“大作省治，民居附其旁者，增直买其基，募民就役，则厚其佣直。又请岁减江浙、福建盐课十三万引”，这些作为收到当地百姓拥护，“在镇二年，虽兒童女妇莫不感其恩”。回京任中书左丞相后，别儿怯不花又“周行沙漠，洗冤除弊，不可胜计”，出现灾荒流民，“令有司赈之，欲还乡者给路粮”并“录在京贫民，日粜以粮” 。
　　不过，别儿怯不花虽然爱民有才干，却也有个毛病，便是妒忌心强，对于被称为贤相而受到倚重的脱脱很不服气，人都辞位了还要多方构陷，导致脱脱的父亲被流放（这些许是惠宗的授意，但也有他自己的打算在内），也逼得不愿打击脱脱的阿鲁图辞相，做事很不厚道。然而，他挤走阿鲁图成为右丞相也不过五个月便被罢相，并遭到言官弹劾，最后“谪居渤海县”，死于该地。——其人有能力，有野心，而又有手腕，当了宰相自然也让惠宗信不过，于是机关算尽，没做成什么事情，不过是过客而已。
　　而别儿怯不花的副手，左丞相铁木兒塔识却在短短的任职期间很有创建，“修饬纲纪，立内外通调之法：朝官外补，许得陛辞，亲授帝训，责以成效；郡邑贤能吏，次第甄拔，入补朝阙。分海漕米四十万石置沿河诸仓，以备凶荒。先是，僧人与齐民均受役于官，其法中变，至是奏复其旧”，使得“曾未半年，救偏补弊之政以次兴举，中外咸悦”，这不得不说，副相抢了首相的风头，自然是惠宗的平衡牵扯之术。
　　铁木兒塔识，字九龄，其人“资禀宏伟”，“读书颖悟绝人”，是明宗的潜邸旧臣， 很受惠宗信任，可惜年寿不永，当上左丞相不过半年，便“俄感暴疾薨”。否则，第三任右丞相，很可能是他了。

　　别儿怯不花下台，接替其位成为第三任宰相的是御史大夫朵儿只，他是木华黎六世孙，继承了其家族崇儒的传统，自幼“喜读书，不屑屑事章句，于古君臣行事忠君爱民之道，多所究心”，年未及冠就做过中奉大夫、集贤学士的官职。成为中书右丞相后，“稽古礼文之事，有坠必举，请赐经筵讲官坐，以崇圣学，选清望官专典陈言，以求治道，核守令六事，沙汰僧尼，举隐逸士” ，虽然并非如阿鲁图一般无所作为，但施行之政很多都是左丞相太平主持其事，朵儿只也基本上顺势而为而已。
　　左丞相太平是元朝开国元勋贺仁杰的后裔，其父亲便是在英宗朝被铁木迭儿害死的上都留守贺胜，原名贺惟一。泰定帝登基后，对贺胜平反昭雪，赐给他蒙古姓氏，故名太平。太平其人“资性开朗正大，虽在弱龄，俨然如老成人”，受业于大儒赵孟頫和吕弼。成为左丞相后，他“请僧道有妻子者勒为民以减蠹耗，给校官俸以防虚冒，请赐经筵讲官坐以崇圣学，立行都水监以治黄河”，这些措施，虽是他在主持，但也不过是因循前任的路子在办，但他最突出的政绩是推举了不少贤才，“平生好访问人才，不问南北，必记录于册，至是多进用之。”
　　与第二任宰辅一样，仍是首相无所作为，而副相主持其事，相权仍处于衰弱中，大小事务都由皇帝亲自主政。

　　世祖忽必烈之后，惠宗可算是元朝皇帝中第一个如此不依靠宰相，而事必躬亲的皇帝了。

宝宝寒

　　【正文】



　　那么，在这五年中，惠宗不再依靠宰相，自己做得如何呢？
　　他很努力地要向全天下表明，没有脱脱，自己也能将更化进行下去，而且干得更好。
　　施政的重点，惠宗放在了“修律例”、“定荐举守令法”、“遣奉使巡行天下”、“举逸隐士，沙汰僧尼”四件大事上。
　　至正五年，集贤侍讲学士兼国子祭酒苏天爵上奏修订律法，奏曰：“英宗皇帝始命中书定为通制，颁行多方，官吏遵守。然自延祐至今，又几二十年矣。夫人情有万状，岂一例之能拘，加以一时官曹才识有高下之异，以致诸人罪状议拟有轻重之殊，是以烦条碎目，与日俱增。每罚一辜，或断一事，有司引用，不能偏举。若不类编，颁示中外，诚恐远方之民，或不识而误犯，奸贪之吏，独习知而舞文。事至于斯，深为未便。” ——自英宗颁布《大元通制》以来，二十余年间一直未曾修订过新的法律，导致“远方之民，或不识而误犯，奸贪之吏，独习知而舞文”，法治已经无从谈起，妥欢帖木儿自然知道依法治国的重要性，便命平章政事阿吉剌监修新律。
　　是年十一月，新律修成，全书共二十三卷，分《祭祀》、《户令》、《学令》、《选举》、《宫卫》、《军防》、《仪制》、《衣服》、《公式》、《禄令》、《仓库》、《厩牧》、《田令》、《赋役》、《关市》、《捕亡》、《赏令》、《医药》、《假宁》、《狱官》、《杂令》、《僧道》、《营缮》、《河防》、《服制》、《跕赤》、《榷货》等二十七目，包括诏制一百五十条、条格一千七百条、断例一千零五十九条，惠宗亲自赐名《至正条格》。
　　这是元朝颁布的第三部，也是最后一部法律，对于《大元通制》进行了有益的补充，尤其在对蒙古、色目人法外特权，诸如驼马草料、怯薛袄子、拨赐田土、泛滥赏赐、投下横科等权利，都进行了很大程度的限制——这无疑是惠宗加深更化的重要举措。

　　之后，便是定荐举守令法。
　　惠宗深知此时的官吏素质下降，贪渎成风，光靠先前制定的《守令黜陟之法》短时间内难以扭转局面，于是定下新规矩，凡选转某人为官，他都亲自过问，让吏部出具其人的履历，让自己心中有数——“此人已前行过事迹，果然一一皆善否？为我悉陈之可也。”待得知其人可用，还要让其“皆陛辞听旨”，进行面试，每见一位即将任职的官员，惠宗都要苦口婆心的教导一番：“汝守令之职，如牧羊然。饥也，与之草；渴也，与之水。饥渴劳逸，无失其时，则羊蕃息矣。汝为我牧此民，无使之失所，而有饥渴之患，则为良牧守矣。”
　　帝国如此广大，官员多如牛毛，这样的一一考察接见，工作量之大可以想见，且不论效果如何，惠宗的“励精图治之意”，在此时确实是货真价实，童叟无欺。

　　当然，惠宗还没有蠢到认为自己一个人便能监察所有官员，让他们都能各司其职，勤勉任事。除了亲自考察官员外，他还进行了一个大举措，那便是“遣奉使巡行天下”。
　　至正五年冬十月，惠宗下诏命奉使宣抚巡行天下，对于派遣奉使巡行的意义，他在诏书中明确言道：
　　“朕自践祚以来，至今十有余年，托身亿兆之上，端居九重之中，耳目所及，岂能周知？故虽夙夜忧勤，觊安黎庶，而和气未臻，灾眚时作，声教未洽，风俗未淳，吏弊未祛，民瘼滋甚。岂承宣之寄，纠劾之司，奉行有所未至欤？若稽先朝成宪，遣官分道奉使宣抚，布朕德意，询民疾苦，疏涤冤滞，蠲除烦苛。体察官吏贤否，明加黜陟，有罪者，”——光靠朕一个人不可能纠正天下，所以要派要员奉旨巡行各地，考察官员，关心民众疾苦，维护国本。
　　而惠宗给予奉使们权力也很大，四品以上的官员发现问题可以停职，上奏朝廷处理，五品以下可以就地处决，而凡是兴利除害的好事，可以不请旨便宜行事。
　　圣旨一下，地动山摇，众多巡访使分赴各地，江西行省左丞忽都不丁、吏部尚书何执礼巡两浙江东道，前云南行省右丞散散、将作院使王士弘巡江西福建道，大都路达鲁花赤拔实、江浙行省参知政事秦从德巡江南湖广道，吏部尚书定僧、宣政佥院魏景道巡河南江北道，资政院使蛮子、兵部尚书李献巡燕南山东道，兵部尚书不花、枢密院判官靳义巡河东陕西道，宣政院同知伯家奴、宣徽佥院王也速迭兒巡山北辽东道，荆湖北道宣慰使阿乞剌、两淮运使杜德远巡云南省，上都留守阿牙赤、陕西行省左丞王绅巡甘肃永昌道，大都留守答尔麻失里、河南行省参知政事王守诚巡四川省，前西台中丞定定、集贤侍讲学士苏天爵巡京畿道，平江路达鲁花赤左答纳失里、都水监贾惟贞巡海北海南广东道。
　　派使者巡行天下，监察不合格的官员，是为了让官场“吐故”，而吐故的同时，还需要“纳新”，虽然惠宗大力进行科举，可科举毕竟要三年一次，每次录取的进士也有限，形成的新鲜血液太少，惠宗于是举逸隐士，命巡访使在全国举荐贤才，先后“举隐士完者笃、执礼哈郎、董立、张枢、李孝光”等人。
　　同时，惠宗还下诏大量沙汰僧尼，所谓沙汰，就是淘汰、整頓之意，指強令部分僧尼還俗。有元一代，佛教极盛，皇室民间修建寺院无数，寺院不交赋税，百姓出家为僧尼者也就不可胜计，很多寺院更是兼并土地，肆行挥霍，成为一大弊政。而惠宗自己也笃信佛教，且在静江时受过秋江长老的恩惠，还能下诏沙汰僧尼，也算是将国事置于私情之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