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尸》：法医是怎样听死尸讲话的？，作者：金万藏

云雾飞舞

身为法医，我常年跟尸体打交道，要说没有遇到过诡异的案子，那是骗人的。

　　写下这些文字，我并非想故弄玄虚，而是想将那些不可思议的案件还原出来，让大家更了解法医这神秘的一行。由于法律和道德等原因，我不能在书中公开一切真实资料，只能点到为止，大家请勿对号入座。

　　我的名字叫朱明川，生于广西，一介草民。恢复高考后，我考上了原南宁地区卫生学校，毕业后就分配到马山县贡川卫生院工作。1986年，我开始在马山县公安局从事法医工作，95年后兼任马山县公安局刑侦大队副大队长，负责法医鉴定及主持刑事技术工作。前几年，公安局只有我一个法医，在基层做法医，接触高度腐败尸体是家常便饭，凶案现场也极具震撼力，搞得我一度想逃走。

　　世事多变，后来有一个案子让我改变了心态，决定继续干下去。

　　我记得，那是1988年夏天，广西的一座县城发生了碎尸案。根据群众举报，有人在县城外一个下水道井口闻到恶臭，找人掀开盖子一看，里面泡着一袋尸块，袋子已经破掉了。这案子震惊全县，公安局经过盘查和搜索，总共找到六个黑塑料袋包装的尸块。因为那个县城同样只有一个法医，我就被借调过去，帮忙做尸检。

　　那个法医叫谢增龙，曾和我一起在南宁学习，后来我们还有过多次联手办案的经历，但这都是后话了。先说，我赶去事发县城时，谢增龙已经把能找到的尸块按人体形态标志拼接排列了。可是，凶手碎尸碎得太彻底了，尸块被砍剁得成肉沫了，骨头没有完整的，别说死者的身份识别检验，甚至不能从骨盆或耻骨来鉴定死者的性别了。

　　在这种情况下，法医可以提取血液或软骨细胞做X、Y染色体检验，以判明死者的性别。可是问题就出在这儿，我们居然检验出来，死者有XX和XY两种染色体。那意味着什么？这是违反科学的！男性的染色体是XY，女性的染色体是XX，按理说，不应该检验出死者有两种染色体才对。当然，世界无奇不有，也许真的会有一个人有两种染色体，即嵌合体，但那几率太小了。

　　若非死者身体异常，那么为什么会检验出男性与女性的染色体？碎尸案中，是不是有两名死者？尸块被我们搞混了？

　　与此同时，公安局经过数天的走访调查，发现一个叫李秀华的女人失踪了，确定她是县城里唯一失踪的人口。听到这消息，我和谢增龙就纳闷了，假设不是警方疏忽，死者亦非阴阳人，那为什么有两种性别的染色体呢？

　　这一点看似对刑侦工作不造成困难，可正是这细微的一点，成了日后我们侦破碎尸案的关键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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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际著名法医学家托马斯?野口先生有过这样一段精辟的描述：“面向生者转述死者的惨痛经历，使得法律发挥效能，这正是法医的职责。”这话不假，要转述死者的话，就必须先从尸体那里认真地听。我和谢增龙面对碎尸，检测出两种性别的染色体，进了死胡同，只得从另一方面着手。

　　在碎尸案中，罪犯与被害人往往有亲缘关系或社会的交往关系，杀人现场一般即为分尸现场，但也不一定，这要从尸体的分解方式、包装方式、附着物及抛、埋范围来分析。事发县城的尸块包装得很紧密，每袋都有五层黑色塑料袋，而且抛尸范围非常广，这些都表明分尸极可能是在室内的。如果是在室外分尸，那么尸块的包装物就不会那么多，而抛尸范围也会很集中，甚至是在凶手居住处附近直接掩埋。

　　可是，李秀华的家中干干净净，找不到一点血迹，邻居也说她很多天没回来过了，但经常看见一个中年男人出入她家。由于邻居多为老年人和小孩，他们讲不清中年男人的长相，只依稀记得那个人比较胖。

　　在刑侦过程中，凶案第一现场要尽快确定，这样才能进行凶案现场重建。我们手上的证据只有尸块，还有黑色塑料袋，突破口只能从这两样着手，不能指望警察从摄像头找线索，因为那时候县城连电脑都没有，更别提DNA库了。同样地，警察没有在李秀华家里找到用得上的证据，她上班的单位是一家纺织厂，平时与她生活有交集的员工都是女性，一个嫌疑人都没有，中年胖男人像是蒸发了一样。

　　遗憾的是，我和谢增龙在黑色塑料袋上没有找到一枚指纹，想必凶手怕被查到，戴了手套之类的东西。我们再度检查尸块，这时注意到尸体很干净，可能曾经过清洗，但有的尸块上沾着黑色砂粒，塑料袋里还有黑色砂粒沉淀和草叶等异物——这一点很古怪！

　　室内分尸和室外分尸还有一个区别，那就是尸块的附着物，通常室内分尸，尸块会比较干净，很少有附着物粘附；室外分尸的话，尸块上往往会有泥沙、草、叶等异物，有时尸块的皮肤上还可检见树桩、砖石等造成的拖擦痕。

　　我们一起找到了六个黑色塑料袋，只有下水道的袋子被擦破了，其他袋子被发现时仍包装严实，这就排除了是抛尸现场无关证物污染的可能性。可罪犯若在室外分尸，那为什么抛尸范围这么大，而且碎尸如此彻底，这又形成一个矛盾。不过，在80年代末，许多住户的房子并没有瓷砖地板，都是水泥粗地，尸块有附着物很正常，但尸块上还有草、叶等物，这让我和谢增龙再一次陷入僵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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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情出现转机，那是一个月后了，李秀华的邻居赶来公安局报案，说那个胖胖的中年男人摸进了李秀华的家里。等民警赶去时，胖男人被逮了个正着，可他坚持否认李秀华的死与他有关，还说他并不知道李秀华已经死了。

　　经查证，那个胖男人叫韦安，住在县城外的林场里，是林场承包人。一年前，韦安认识了李秀华，渐渐地他们就好上了。据韦安交代，一个多月前他到邻县卖木材，现在才回来。李秀华是在一个多月前遇害的，时间过去那么久了，他找不到不在场证明，也没人能为他作证。

　　我和谢增龙跟随民警到林场时，一看见韦安的住处就明白了，那里就是凶案第一现场，因为那是一座偏僻的院子，韦安离异后独居在那里，四周没有一处人家，分尸不必怕被别人撞见。院子明显被人清洗过了，我们也没有在厨房和洗澡房检查，当时一进去，看到院子里的泥砂是黑色的，地上还有落叶，于是就拿起铲子在土色较新的地方挖了挖，结果一挖就挖出带有臭味的土块，血液已经变色了，但仍有些许尸体的肉沫被夹在泥砂中。

　　尽管铁证如山，但韦安仍否认他杀了李秀华，这时他离异的妻子也带着儿子来赶来，一家人都哭哭啼啼地说自己是清白的。李秀华不是本地人，她的亲人一起赶来时，遇到了韦安的家人，两帮人就在公安局门口打了起来。谢增龙去劝架时，被韦安的儿子打破了头，说是我们被李秀华的家人买通了，栽赃了韦安。韦安的前妻和儿子不依不饶，打了人不算，还坚持让别的机构重新验尸。

　　197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发布的《尸体解剖规则》第二条明确规定：“法医解剖：限于各级人民法院、人民检查院、公安局以及医学院校附设的法医科（室）进行。”鉴于这条规定，公安局肯定不同意韦安前妻和儿子的要求，况且在2005年以前，社会上能做法医鉴定的机构并不多。（在2005年10月，国家发布了一个规定，全面停止人民法院的法医鉴定，这使得社会的法医鉴定机构如雨后春笋，但也参差不齐。）

　　我看到两家人在外面打起来，拉开了他们，后来谢增龙就跟我说，走，朱明川，今晚再去研究研究，我们不能冤枉好人。那一刻，我忽然觉得法医很难做，可也必须做下去。世界上有太多的不公，我们没有能力做超人拯救世界，但至少可以还一个公道给那两家人。

　　当时，我们先搞清楚了室外分尸和室内分尸的矛盾之处，可仍对两种性染色体有疑问。我帮谢增龙额头的伤做包扎时，嘴里骂了韦安的儿子，想替好兄弟出口气，可忽然灵光一闪，想到了李秀华为什么会有两种染色体。既然李秀华身体并非异常，那极可能是李秀华已经怀有身孕，且胎儿是男性。碎尸后，这两种染色体混在一起了，单从尸块来看，也不可能看得出这其实是两个人的尸块。

　　碎尸不是随便碎的，一定有深仇大恨，或者有某种行为激怒了凶手。我们首先怀疑，韦安的前妻和儿子有嫌疑，可他们都住在桂林市，离县城非常远，一个月前都在桂林老家那边。这样一来，问题又绕回韦安身上，难道他真的凶手，只是嘴硬而已吗？

　　我看着那些黑色塑料袋的照片，脑海却一直是两家人打闹的情景，可袋子上没有指纹，什么线索都没有，这要如何将凶手绳之以法呢？最后，我在看到抛尸地点的那几张照片时，终于意识到凶手虽然狡猾，但留下了一个致命的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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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里，我要解释一下，法医的工作范围，因为上面这段文字看起来，我好像把所有的刑侦工作都做了。法医学的研究包括：尸体检查、活体检查、物证检验、文证审查、现场勘察等五大类。其中，现场勘察是指通过对犯罪现场或事故场所的检查，借以发现与案件相关的人和物及其相关性，为判明案件性质，揭露与真实犯罪进一步提供证据——抛尸现场亦是法医的“地盘”。

　　我看完照片，心里很激动，把想法和谢增龙一说，两人一拍即合。那是什么证据呢？时间过去一个多月了，证据还可能在抛尸地吗？不会被其他人和物污染吗？答案是，不，完全不会！

　　凶手很狡猾，戴了手套，在那个年代就知道不要留下指纹，真的很聪明。可是，凶手记得作案时戴了手套，但抛尸时，很可能是赤手扳开了下水道的井盖，盖子下面留下了指纹。事实证明，我们是对的，盖子下面除了几个无关人员的指纹，还有几枚身份不明者的指纹。

　　也许，大家又会觉得奇怪，凶手抛尸没戴手套，那为什么黑色塑料袋最外层没有指纹？那是因为塑胶手套在80年代末还不广泛，我们猜测凶手使用的是林木砍伐工用的厚手套。那种手套戴上去后，很难扳起下水道井盖，凶手为了快速抛尸，极可能脱掉了手套。既然凶手是在室内分尸，拥有充足的时间，那么尸块包装袋肯定不只五层，十有八九是多套了几个，抛尸后再拿走原本套在最外面的塑料袋。这样不只不会沾上凶手指纹，还能避免袋子不沾上凶案第一现场的任何痕迹。

　　采集到了指纹，我们要比对，那时还没电脑，比对指纹都是人工操作，用的是指纹卡片。我记得，1956年省厅曾派人到公安部第一民警干校学习全国统一的“中国十指指纹分析法”及指纹档案管理业务，有一个人后来调到该县，整理出了1083份罪犯十指指纹卡片。于是，我们经过比对，真的抓到了凶手，令我们没想到，这一次碎尸的人竟是一名女性罪犯。

　　罪犯名叫张娟，在纺织厂上班，和李秀华是工友。张娟曾和韦安谈过关系，后分手，就在此时李秀华认识了韦安，这却点燃了张娟的妒火。一次，张娟以为韦安在家，便回韦安的住所取回她的一件衣服，哪想却碰上了刚洗澡出来的李秀华。两个人一见面，她们就争吵起来，还动了手。张娟怒火中烧，拿起铲子打死了李秀华，恰好韦安外出谈生意，她就在院子里分尸，然后把尸块抛到各处。抛尸的地点实际上都在张娟从林场回家的路线上。张娟原以为，她清洗了现场，不会有人查到她头上，没想到在井盖上栽了跟头。而张娟也忘了，两年前，她曾因盗窃百货商店的东西被拘留过，留下了十指指纹。

　　结案后，韦安和李秀华的两家人不再打闹，双方还向谢增龙道歉。我看着那一幕，对法医这行的退怯感没有了，亦不再迷茫，正如一句法医名言：To Speak for the Dead，To Protect the Living。这句话道出了法医事业的真谛：为死者言，为生者权。

　　以后，我还遇到了各种各样的案子，每次我都会想起那句话。

　　（第001号案 阴阳尸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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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7年10月的一天，马山县食品加工厂的一位女工人在家离奇死亡，他丈夫到医院办理了脑外伤死亡证明，声称死者下楼时不慎摔倒，造成了颅外伤死亡，要求火葬场立即火化。为慎重起见，火葬场负责人将这一情况通知了我。

　　死者名叫冯媛，住在家里的人除了丈夫张国军，还有张国军的父母。我赶到现场时，冯媛的尸体已经经过清洗，并换了一身衣服，楼梯上的血迹也早就搓洗掉了。我一看这情况，倒没想太多，等我现场做完鉴定时，发现死者确系颅外伤死亡，楼梯虽然经过搓洗，但仍有摔倒碰撞的痕迹，火不火化就听我一句话了。

　　光凭查看现场和尸表，我并不能完全肯定，冯媛是意外摔下楼，正常的工作流程还需要进行尸体解剖。可张国军和他父母不同意，只允许我们在家里看看，坚决不同意把尸体带走。我跟民警想劝解，张国军却拿着医院开具的死亡证明，力证妻子冯媛是意外事故死亡，不是他杀。送葬队伍聚集在死者家里，起哄地指责我们不让死者安宁，试图赶走我们。

　　民警不想起冲突，也怕万一查不出来，多添一桩悬案，丢了县公安局的面子。我那时还年轻气盛，心想万一是命案，死者怎么能瞑目？冯媛的娘家也不答应啊！没办法，我只能在现场继续验尸，可尸体经过清洗，就算有证据，也可能被洗掉了，要找线索大多要靠解剖了。当时的情况让我没得选，只能凭经验检查尸表，而且时间紧迫，就像拆炸弹一样。

　　实际上，早在1900年前，《礼记·月令》和《吕氏春秋·孟秋记》都有：“命理瞻伤、察创、视折、审断、决狱讼，必端平”等法医肉眼检查操作的记载。有些尸检，光看尸表亦能找到证据，运气和实力都各占一部分因素。

　　我查看死者的脖子时，发现那里有一个黑点，黑点周边的皮肤有点像金属质，我戴着塑胶手套搓了搓，怎么都搓不掉，原来那是皮肤金属化了。我觉得这一点有问题，告之随同前来的民警，张国军却指责是我的塑胶手套没洗干净，皮肤金属化是我弄脏了死者，还想和我打架。

　　在这里，我又要解释一点，早在上世纪80年代，法医们的工作条件十分简陋，那时还没有防护服，工作时就穿一件白大褂、戴个口罩。就连法医们检验时戴的手套都要回收，一副手套洗了戴，戴了洗，直到破了洞才不再用，从1988年起，法医们才陆续开始用一次性手套。

　　我自认每次手套都洗干净了才再度使用，尽力不会污染尸体，破坏尸表的证据。张国军如此激动，心里肯定有鬼。首先，我怀疑冯媛是被电死的，通常被电死的人身上会有电流斑，是电流热作用所致。电流斑不是每次都会出现，电死的人除了电流斑，还有皮肤金属化的特征。

　　当金属电极与皮肤接触时，由于电极金属气化，金属微粒沉着于皮肤上及其深部，称为皮肤金属化。比如，铜导体与皮肤接触后，铜屑沉积在皮肤上，皮肤就会呈淡绿色或黄褐色；铁导体与皮肤接触后，铁屑沉着在皮肤上，皮肤就会呈灰褐色；铝导体与皮肤接触后，铝屑除可在皮肤上沉着外，还可深入皮下组织与肌肉，而且电流时间越长，金属化就越严重，除非把皮肤割去，否则很难洗干净。

　　死者脖子上的金属化是灰色，我起初以为是死者家属没洗干净，原来他们根本洗不掉，也不知道那是一个破绽。发现了这一点，民警盘问之后，张国军和他父母才交代，冯媛因无法生育，又不肯离婚，张国军经常与她吵架，这一次张国军气过头了，一不小心就把妻子推下楼了。冯媛并没有当场死亡，张国军想要孩子，干脆就顺势接通电源，将妻子电击杀害，并和家人伪造了摔倒致死的现场。由于担心冯媛没被电死，并为了确保犯罪目的得逞，张国军电击了很久，却没料到这样反而让皮肤金属化异常的明显。

　　听到张国军交代一切，送葬队伍一片哗然，我却觉得这很荒唐，因为电死人再伪造现场，其实是办不到的。外表的证据也许能洗去，但张国军不知道，证据还在尸体的体内。

　　电击死时，死者除电流斑、皮肤金属化外，全身改变还与急死、休克相似。电击休克立即死亡者，心脏、大血管内血液不凝，内脏充血、水肿；神经细胞浑肿，尼氏小体消失，脑浆内有空泡形成；电击伤（死）还可引起内脏破裂，尤其是肠破裂。

　　由于这件案子的侦破过程都是在凶案现场完成的，一举一动都在群众眼中，真相大白后，他们不再起哄骂人，转而纷纷赞扬，还有人好奇地问法医是不是经常要触摸尸体。正如达芬奇的一句话：Our life is made by the death of others（中文意思：我们的生活建立在别人的死亡之上），法医这一行正是建立在他人的死亡上。

　　尸体，常伴法医左右，这看似很神秘，但聆听死者最后的遗言才是重中之重。

　　（第002号案件 金属尸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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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知识：上文提到的尼氏小体是神经细胞的胞浆内含有带色素的斑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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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常听老法医说，法医有两大难，一是水里的尸体，二是高空坠落的尸体，因为这两种尸体很难判断自杀与他杀。在这里，我就先说广西的一件溺亡案例，高空坠尸留待后章再讲。

　　广西淡水资源非常丰富，每年都有人淹死，统计的数目绝对能让人好奇，为什么中国人口还在继续增长。97年后，我短暂地调任到柳州市公安局柳北分局解放刑侦大队，任技术中队中队长，在那里就遇到了这样一个案子。我记得，那天是97年7月21日，有人在一条死水河里发现了一具女尸。领导安排技术中队赶去时，我还在吃午饭，一到现场，我的妈呀，尽管我闻惯了尸味，但也差点晕倒。对了，在公安局里的法医和刑事技术人员统称为技术中队。

　　女尸面朝下的漂在水面上，被我们捞上来时，其手足部的皮肤表皮已经脱落了，就像脱手套一样。在法医学上，这种现象说明尸体在水中浸泡的时间很长，一般夏季需要1到2周，冬季需要2到3周，如果泡得更久，指甲还会脱落。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尸体都那么倒霉，有的溺水尸体因水中腐败菌较少，腐败发展缓慢甚至停止，时间一长，全身或局部会形成尸蜡。尸蜡形成可使皮肤和皮下组织保留较长时间，甚至数年。我记得，曾有报道一新生儿死后埋葬在含水的聚苯乙烯棺材内形成尸蜡，18年仍保存完好。

　　这案子讲到这里，并不算太离奇，高度腐烂或者不腐烂，这种桥段已经被小说家用得烂掉了，普通的案子我也不会跟你们讲，浪费你们的时间。问题是，我们把尸体运回去，在解剖后检查女尸的肺部，我却大吃一惊。

　　一般的溺亡特征我就不多讲了，但可能大家不知道，溺亡的人还有一种鲜为人知的特征。这特征已经证实过了，那就是在淡水里溺亡的人，其肺部重量基本正常，要么就是有轻度水肿；在海中溺亡的人，其肺部会变得沉重且湿润。而且在海水里溺亡的人，血管腔内会有大的红细胞凝块，在淡水中溺亡的人，红细胞则会发生分解。

　　如大家猜的一样，女尸最后被我们检验出来，死者是在海水中溺亡的。从肺部分辨，这是最直接的方法，当然这并不够，之后我们还用了其他检验方法。要说的是，通过肺液来确定具体水源地，这种技术跟鉴定DNA一样，实际上能做的地方没几个，一般都是拿去省厅的，不要被科幻式的电视剧唬住了。

　　言归正传，柳州并不靠海，而死水河也是淡水河，离海非常远，泡在淡水里的女尸为什么得出在海水溺亡的结果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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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罗马著名医生盖仑有一句名言，解剖对医生的重要性，如同建筑师离不开建筑图纸一样。因女我们怀疑死者是溺死的，所以进行尸体解剖时，特别注意检查肺部的溺液、泡沫、泥沙、水草、浮游生物等，还要检查肺部有无淤血、水肿、肺门淋巴结有无肿大。

　　现实中的法医和电视剧里的不一样，他们仅对尸体检验，给出尸检报告，并不会主观地告诉你，谁谁谁是凶手。理论上，尸检报告只是法律证据，确定凶手是谁，并不在法医的职责范围内。换句话说，法医就是专门聆听死者话语的人，那些话语只有法医才能听得到，然后法医再把那些话转述到尸检报告上。

　　在尸检中，我们检验到女尸肺部的溺液确实是海水，这点毋庸质疑。可柳州哪有海呢？我们总不能把这个结果填写到尸检报告交上去，这太没说服力了，肯定不能当作法律证据的。溺尸体表会被水浸泡，大部分细微的证据都丢掉了，而尸体经过多重污染，法医很难鉴定尸表上的证据哪些是与凶案有关，哪些是无关的——那么重要的证据就在尸体内部。

　　溺液在这个案子中是最关键的突破口，我们在检验了溺液后，发现柳州的确有“海”。

　　海水分为两种，一种是天然的，另一种是人工配制的。如今，内地很多不靠海的地方都养有海水鱼类，可从海边运海水过去，费用太昂贵了。那该怎么办？人工配制的海水就应运而生了。

　　人工配置海水只要将人工海水盐按照一定比例与水混合，就可配制成与天然海水较接近的人工海水。其中，国产海水盐含有20种微量元素，进口海水盐含有40种微量元素。人工海水配制的水源，应选用无毒，无味，洁净的过滤水，地下水和晾晒一周的自来水。

　　1997年以前，在柳州一起有13个地方有人工海水养鱼，但只有3个地方采用了进口海水盐，这数据源自“柳州农业部渔业局”的备案记录，而女尸肺部的溺液就含有进口海水盐。这一点让我们有了突破，但那3个地方都不承认死过人，也没有员工失踪。警方考虑，这些地方招工不规范，死者可能是从外地来柳州打工的，没有签用工合同。那些地方也没有摄像头，什么线索都没有，案子又回到了原点，女尸到底在哪里死亡的呢？

　　经过法医的再度检验，发现死部肺部的溺液比较浑浊，还有些许沉淀物堆积。要知道，人工海水刚配制时，通常会很浑浊，水底有沉积物。配制好的人工海水要立即启动水族箱中的循环水过滤装置，加温设备和充氧设备，12小时后才会变得澄清。经一周后，若水质已稳定在合理范围，这时就可饲养海水观赏鱼了。

　　这一点让警方豁然开朗，在那3个有海水鱼的地方中，只有一家在十天前购买了一批进口海水盐，配制了新的人工海水，准备给巨大的水箱换水。这就表明，死者是在配制海水时溺死的。确定了这一条线索，警方一路查下去，而这时死者的丈夫也从异地赶来报案，说妻子失踪了。

　　案子经过半个月的侦察，终于真相大白，原来死者是配制海水时自己跌进去淹死的，可用工单位的负责人怕被死者家属索赔，趁夜把尸体丢到了死水沟里，想误导警方，让大家以为死者是在水沟中失足溺亡的。可用工单位的负责人不知道，淡水和海水溺亡的肺部有区别，他还以为死者没有外伤，这样就不会查到他们身上了。

　　第003号案 淡水海尸 完

云雾飞舞

作者：

　　故事都是案子改的，没有鬼鬼怪怪的，各位不要见笑。
　　有兴趣了解法医真实故事的，可以随便看看，都是小故事，没有太长的。
　　有时间我会多写的。

　　之后还会讲一些案子，教大家遇到情况了，如何保留证据，以便报案。
　　否则，公安局很可能不予立案，要么几年都没有结果。证据就是一切。
　　说难听点，现在有的公安局为了面子，觉得案子没有侦破的希望，他们就不立案，或者丢在一边，等运气来了再办。
　　比如嫌疑人忽然出现，报案人自己找到证据了。
　　要么就是把案子定性为自杀，这样案子就不用查了，破案率高的话，领导面子也好看。可能大家也看了很多新闻，觉得为什么一些案子明显是他杀，还会定性为自杀，其实原因就是这个。
　　当然，好的警察还是有的。
　　不多说了。明天见！

云雾飞舞

　　2007年2月，我开始在南宁市公安局青秀公安分局刑侦一大队做法医，上任不到一个月就遇到了一件奇案。

　　那天上午，我们接到群众举报，有个老人在小区里上吊自杀了，可他们怀疑现场是被伪造的。死者叫姚大勇，已经70岁了，身体不好，常年背药罐。群众反映，姚勇喜欢在小区的树下与老年人们打牌，当天还没察觉他有异常情况，谁知道第二天就惊闻他自杀了。姚勇的妻子前年去世了，他只有一个儿子，儿子经常抱怨没时间照顾老人，因此大家就怀疑是死者的儿子行凶。

　　技术中队一行人赶去现场时，死者姚勇已经被儿子从高高的水管上放了下来，并清理了现场。由于死者儿子不知道我们会赶来，他对此很惊讶，也很生气，对围观的群众一顿痛骂，指责他们横生事端。这种情况很常见，但正如英国作家丁尼生所言：It is better to fight for justice than to rail at the ill（中文意思：与其责骂罪恶，不如伸张正义）。

　　我静下心来，只看了一眼尸体，当即就瞧出了问题——死者不是自杀的，现场是被人伪造的。那我是怎么看出来，死者并非自杀，而是他杀呢？

　　这一点，我首先要纠正一下，电视剧给大家长期造成的一种误解。很多演员在拍戏时，伪造他人的自杀现场，通常都是从死者身后窜出来，并拿着一根绳子将人勒死。我后来办过许多案子，很多罪犯也是凭这种错误的印象，这才在犯罪过程中被逮住。在现实中，如果一个人真的下决心上吊自杀，那么尸体上的勒痕应与地面垂直，至少接近80度到90度。否则，凶手杀完人再把尸体吊上去，傻子都能看出破绽，因为勒痕会不重叠，而大部分演员拿了绳子就是从人家身后使劲往后勒。

　　姚大勇的儿子听完的讲解，当场否认杀过人，还声称他昨晚加班，但无法提供不在场证明，因为公司里只有他一个人，公司也没安装过监视器。死者的儿子坚称自己是亲白的，可房门没有撬锁的痕迹，一切都像是熟人作案。经过走访调查，我们得知姚大勇平时只与邻居们在楼下打牌，极少请人进屋里做客，能自由进出姚家的人只有姚家父子。

　　为了侦破此案，我们就找来案子里最重要的证据，即勒死姚大勇的麻绳。麻绳是姚家绑蛇皮袋用的，一起有两根，其中一根被用来实施犯罪了。我们无法在麻绳上提取指纹，因为绳子太粗糙了，最好的办法就是提取DNA，作为案子的生物物证。

　　DNA是脱氧核糖核酸的简称，是存在于生物细胞中的遗传物质。由于个体间的DNA差异及遗传规律，DNA鉴定在侦查破案和司法审判领域中具有极高的识别率。因此，有人将DNA称为“特别证人”。

　　在这里，我又要向大家作一个介绍，那就是中国法医的DNA发展历史。

　　上世纪80年代初，中国公安科技百废待兴，法医物证技术更是设备简陋、技术单一，只能看看细胞，查查血型，根本无法直接认定嫌疑人。DNA在中国首次用于实际案件检验，那是在1989年9月，之后一个叫叶健的人研究出两步裂解法，在************案及************杀人案件的侦破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不过，DNA技术和检验标准是在2001年后才渐渐普及的，真正于全国范围内将DNA技术用到刑侦中，也是在那之后。

　　如果我没记错，2006年9月29日，南宁市公安局刑侦支队“三基”工程建设的DNA实验室才正式亮相。事实上，当时这个DNA实验室已有4年的成长过程，南宁市公安局利用DNA检验技术破获的首起案件，是在2002年6月底。那时候，刑科所只有一套DNA检验设备，两名DNA检验员。

　　话说回来，我们提取麻绳的DNA后，立刻与姚大勇儿子的DNA样本做检验及比对。一开始，姚大勇的儿子并不同意采集他的DNA样本，以为我们要陷害他，在知道这能排除他的嫌疑后，他才欣然应允。

　　在很多罪案剧中，技术人员总是把沾有样本的棉签头往试管里一丢，摇一摇然后送到机器上去，电脑屏幕上马上就能弹出一个硕大的比对结果“MATCH”（符合），但那些都是戏剧化的描述。其实，仅仅是检材的提取，就是极其繁琐的环节。试验时，法医们拿起剪刀，将携带检材的物件剪成小片放入离心管，进行分离纯化，然后对DNA片段进行扩增，最后进入DNA图谱分析。一套流程走下来，至少要花费12个小时。如今，为满足侦查办案的实际需求，鉴定时限已由原先的30个工作日转变为3、5天。若换作以前，等一个鉴定结果能把人等死。

　　几天后，我们从DNA实验室拿到了结果，可却出人意料。麻绳上的DNA除了死者的，还有另一个人的，可那个人并不是死者的儿子。如此一来，姚大勇的儿子被证明是清白的，可凶手是谁呢？谁还能自由出入姚家？

云雾飞舞

　　我拿起犯罪现场的照片看了又看，终于发现了一个问题，并再次到现场去确认。在死者家中，饮水机的水桶是满的，一点空气都没有，这说明水可能是刚换上的，死者一口都没来得及喝就被杀害了。一查之下，我们找到了一位名叫吴优的送水工，他承认死者遇害前一天曾送水到家中，但否认他是凶手。

　　英国诗人奥顿说过：Evil is unspectacular and always human，and shares our bed and eats at our own table（中文意思：恶魔通常其貌不扬，与常人无异，并和我们同床共餐）。在姚大勇的案子中，由于门窗未有强行入内的痕迹，我们一直着眼于熟人作案，但却忽略了最经常见面的送水工。

　　没人会痛快地承认自己是凶手，我们经过比对，证实吴优的DNA与麻绳上的DNA相符。这让案子一锤定音，面对“特别证人”，吴优辩无可辩，只能交代了犯罪事实。原来，那天傍晚吴优送水到姚大勇家时，看到姚大勇从一个盒子里翻出送水的工钱时时，忽然起了歹念，他便随手抓起麻绳将老人勒死。事后，吴优将现场打扫了一遍，可却忘记水桶刚装上去，会暴露他曾到过现场。

　　死者的儿子被还以清白，对我们感谢之余，又回忆起父亲放在盒子里的钱是平时攒下来的“私房钱”，也许他怕儿子不养他，一直偷偷存点钱养老，没想到那些钱却变成了催命符。

　　（第004号案 特别证人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