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往事---尚未凝固的国家历史（系列连载）----金满楼

宝宝寒

也许有人会问，在那篇洋洋万言的大作中，古德诺到底说了啥？要细说起来，古教授的文章做得还真是不赖呢。只可惜近代史家在给古教授扣上一顶“反动学术权威”的帽子后，对如此好文章却匆忙放过，不求甚解，未免可惜可叹。倘若脱离民国初年的是非地和如今的革命观，回过头来再看古教授的一番高论，倒也不无参考之处呢。

简而言之，古德诺的主要观点是，各国的各种政体制度，譬如帝制，譬如共和，本身并无天然的、绝对的优劣之分，其中的关键在于各国各族对制度的认同，是否适用才是正道。换句话说，一味的照搬照抄，全盘西化，未必是件好事呢。当然，古教授此论与“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哲学观点颇为接近，乃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所以他还得以各国历史和国情加以推导。

譬如英国，其实是最先推翻帝制、搞民主共和的国家，甚至连皇帝的脑袋都砍了下来（查理一世），但革命领袖克伦威尔建立大英共和国并当上了“监国”之后，却推行的同样是专制。更麻烦的是，在“监国”体制下，接班人的问题没法解决（民选的领导人如何安排接班，在当时的历史上尚无先例），克伦威尔快死的时候让自己的儿子上位，但这小克伦威尔没有经过战争，也就没有威信，结果很快就被议员们给轰了下去。克伦威尔的儿子做不成监国，其他人就更没有这个威信，最后议员们商量来商量去，还是请被废的太子（查理二世）来做皇帝的好，这样至少名正言顺---人家毕竟是几百年的皇族血统嘛！

于是，大英共和国便又成了大英帝国，即便是后来“光荣革命”，那也仅仅是换一个皇帝，而不是换一个国体。大英帝国依然是大英帝国，但皇帝不再是那个查理一世时期的皇帝，而是受到议会的严格限制，所谓的虚君制是也。英国是近代最典型的君主立宪制，虽然保留皇帝，但却是正宗的民主议会制政体，这与一战前的德国及二战前的日本所实行的君主立宪有着天壤之别，因为德皇和天皇仍旧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因此他们的体制其实是一种伪君主立宪制，清末预备立宪的时候其实就是模仿的这种体制，但辛亥革命爆发后清廷提出的“十九信条”则是英国虚君制下的君主立宪，可惜已经晚了。

至于共和政体，当时世界上有两个典型模式，一个是实行总统制的美国，一个是实行责任内阁制的法国。从效果上来看，美国算是比较成功的，但美国的例子是不可复制的，因为美国是一个成立不到300年的移民国家，他们没有专制的传统及其皇族势力；更重要是，美国当时地广人稀，只要肯努力，人人都可以有好的发展机会，这不是其他国家可以比拟的，此所谓学术界称的“美国特殊论”。当然，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开国总统华盛顿未尝生子，无二世可传，亦不可传。

法国则不然，从帝制到共和，从共和到帝制，来回打转，倒颇值得当时的民国借鉴。法国革命最为追求自由民主，因而其酷烈尤甚，不但要砍国王的脑袋，砍贵族的脑袋，砍高级教士的脑袋，闹到最后，革命领袖的脑袋也要被砍掉。最后，砍无可砍，人人都厌恶了这种民主共和的混乱，结果拿破仑横空出世，在煊赫武功下加冕称帝。但是，建立在军事基础上的拿破仑帝制同样不稳定，后来法国在革命后的一百年中也一直在帝制与共和中摇摆。倘若以法国为参照物，便可知道中国的共和之路绝不会一帆风顺。更值得一提的是，法国的共和制并没有给法国带来强大。

至于拉美国家，那简直就是民主共和制中最糟糕的典型，那些摆脱了西班牙、葡萄牙殖民统治的国家，如墨西哥、阿根廷、秘鲁、巴西等，他们在美国和法国的影响下也都纷纷采取了民主共和制，但由于他们严重缺乏共和政体所必需的社会、经济、文化、教育等条件，结果是画虎不成反类犬，共和政体也都相率变成寡头独裁政权，而这些独裁者一旦去世，加上没有固定继承人，国内往往群雄并起，举国大乱，民不聊生。

在文中，古教授特意举出墨西哥的独裁者迪亚斯作为例证，迪亚斯统治墨西哥三十多年，最初尚且相安无事，但迪亚斯年老昏聩后，由于没有法定继承人，结果群雄纷争，国将不国。因此，古教授指出，与其搞个人独裁的寡头政权，倒不如直接实行帝王专政，因为帝制尚有法统可继，不像个人专制的寡头政权，一旦老寡头死了，众多小寡头必需大打出手才能接班。所以，假共和倒不如搞真帝制，这样国泰民安的几率还大些。

古教授最后总结说，帝制、共和原是半斤八两，不过各有所适。如果按当前中国的社会、经济、政治、教育、文化等条件，君主立宪是相对适宜的选择；如果要实行共和政体，那就应该加重行政部门的权力，而不能像法国那样突出议会权力（法国内阁的频频倒台便是教训）；鉴于中国当前无法实行普选，实行限制代表制和立法一院制颇为可行。

《民国往事》：连载八十四

宝宝寒

对于帝制（君主立宪而非专制帝制）的反转，古教授也未置可否，但他预留了但书三点，那就是：一要全民认可，不得稍有反对的动乱出现；二是列强（特别是日本）对恢复帝制没有异议；三是要落实真正君主立宪的具体计划，且三者缺一不可。对于这个看法，倾心于立宪政治的梁启超在后来的《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文章中也有所提及，后叙之。

如此看来，古教授不过理论推导，如果以如今之眼光看来，还不得不承认这老头看法之客观英明并为之拍案叫绝呢。文章应当是好文章，只可惜发表的时间地点都不对，结果被那些无耻下流的帝制派故意利用与恶意曲解，人家古教授明明说“共和帝制，各有所适”，到了杨度笔下却成了“共和不如帝制”，这真可谓动机叵测，其祸无穷。

古德诺第二次来华的时间不过六周，却在无意中被人抬出来唱出一个重头大戏，最后是“哑巴吃黄连”，背了个中国大黑锅。古德诺后来也发现风向不对，他不甘心为帝制派所利用，于是一边在八月十七日招待中外记者，说明真相；另一边又在袁总统的批准下将他的文章刊登在《京报》的英文版上，以正视听，但为时晚矣。帝制派不过利用古教授的文章做个引子，为将来实行帝制铺路，大戏还在后头，但主角已经不是古教授了。

再者，大洋彼岸的霍普金斯大学即将开学，古校长也无时间精力纠缠于这场笔墨官司，在他返回美国后，杨度反成了古教授“君宪救国”的代言人，真是气煞老古也。更糟糕的还在后面，袁世凯推行帝制失败后，自己身败名裂且不说，还连累了远在美国的古教授。

本来古德诺在出任霍普金斯大学校长之时，其声望并不亚于普林斯顿大学校长威尔逊，而当时共和党本也有意提名古德诺为总统候选人与威尔逊一争高下，不料有人怀疑他受贿而执笔，实为袁世凯之御用文人，结果古校长百口难辩，他那本该似锦的前程因被袁世凯帝党的一记臭蛋击中而烟消云散，真是飞来横祸，无妄之灾，令老头抱恨终身。

至于另一位日本顾问有贺长雄，他的名气虽然不如古德诺教授那般大，但也非等闲之辈。有贺长雄不仅是国际法专家，而且曾同日本首相大隈重信组织过进步党，并创立了早稻田大学。在古教授发表《共和君主论》的同时，有贺长雄也发表了一篇名叫《新式国家三要件论》的文章，可惜其主张帝制的观点过于隐晦，不够拉风，所以不为帝制派所喜。

不过，在帝制进入实施阶段后，有贺长雄却在背后做了实实在在的工作，他以日本皇室典范的蓝本，向袁世凯进呈了一份《皇室典范》，其主要内容包括：

一、 中华帝国大皇帝传统子孙，万世延绵；
二、 大皇帝位传统嫡长子为皇太子，皇太子有故，传嫡长孙；
三、 中华帝国大皇帝，为汉满蒙回藏五族大皇帝，公主、郡主得下嫁五族臣民；
四、 皇室自亲王以下，至于宗室，犯法治罪，与庶民同一法律；
五、 亲王、郡王得为海陆军官，不得组织政党及为重要政治官吏；
六、 永远废除太监制度；
七、 宫中设立女官，永远废除采选宫女制度；
八、 永远废除各方进呈贡品制度（满蒙回藏各王公世爵年班朝觐贡品除外）；
九、 皇室典礼事务，设宫内大臣掌领之；
十、 凡皇帝亲属，不得经营商业，与庶民争利。

在袁世凯推行洪宪帝制后，有贺长雄的这十条皇室典范也得以应用（倒也有进步及借鉴之处）。最奇的是，在当时的外国人中，唯独有贺长雄对袁皇上自称“外臣”，虽说忠心耿耿但也未免有点肉麻。这不，有贺长雄的行为引起了在华日侨的极大愤怒，他们认为有贺氏“玷污了日本人的体面”，并宣布从日籍中将有贺长雄除名，大概就是所谓的“日奸”了。不过，有贺长雄对此可不在乎，在袁世凯死后，他又接连给黎元洪、冯国璋及徐世昌三位总统做法律顾问，直到1921年病死，可谓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看来，有贺长雄还真是中国人民的好朋友。

《民国往事》：连载八十五

宝宝寒

三十五、赤膊上阵：筹安会vs请愿团

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有了古教授的一篇《帝制共和论》，袁总统就真的要订制龙袍，做起皇帝美梦来了。至于杨度那些人，自然把古教授的文章捧为组织筹安会的“圣经”，那种急不可待、一心要抢头功的敬业精神，真是令人非仰慕不足以表示敬意。

古教授的文章不过是篇理论性的开场白，而杨度等实干家们则于1915年8月14日乘势拉开了帝制运动的帏幕，这便是近代史上臭名昭著的“筹安会”。筹安会挂牌的那天，倒也无甚大的动静，不过将写有“筹安会”三个大字的招牌挂出，不知道的人还以为出了一帮能人策士，可将这乱象百出的民国筹划消停，让小老百姓也能过个安稳日子，倒也不失为一桩善事。

不料数天后，杨会长便在各大报纸上发布筹安会成立启事，并公布该会之宗旨宣言，其中在宣言中便掐头去尾地窃用了古德诺教授的话，说什么“君主实较民主为优，而中国则不能不用君主国体”，“我等身为中国人民，国家之存亡，即为身家之生死，岂忍苟安漠视，坐待其亡！用特纠集同志组成此会，以筹一国之治安。”最后，杨会长还公布了发起人,分别为：杨度、孙毓筠、严复、刘师培、李燮和、胡瑛，也就是人们常说的“筹安六君子”。

　　杨度等人尽管声称自己是学术团体，尽管有“爱国热忱”作为掩护，但此文发表后，筹安会的“六君子之心”，也就路人皆知了。筹安会显然不是什么简单的学术研究，而实质上是政治团体；这“六君子”之说法也颇为滑稽，也不知是帝制派媒体还是当时的评论家给他们送了这样一顶帽子，结果一传十、十传百，都喊他们叫“筹安会六君子”。

这“六君子”本是好词，在中国历史上就有两组非常知名的，一是反对明朝宦官魏忠贤而惨遭迫害的“六君子”，即左光斗等人；二是戊戌政变后被慈禧太后所害的六君子，即谭嗣同等人。这杨度几位仁兄，叫他们一声“帝制六人帮”倒是恰如其分，他们又何德何能，能配上“六君子”之称呢？真是奇哉怪也，想必是意在讽刺，不足为喜（杨度与戊戌被杀的杨锐、刘光第倒是同门师兄弟，莫非由此而来？）。

“筹安六君子”何许人也，这里稍作简介。杨度，字皙子，乃湖南湘潭人，他二十岁（1894年）时中举人，后来拜在湖南名士王闿运的门下学习经世致用之学；清末新政后，在国内学子留日热潮的带动下，杨度也于1902年东渡扶桑，入东京宏文书院学习师范。后来清廷举行经济特科考试，学有所成的杨度便回国参考，初试揭榜后，杨度高中一等第二名，第一名则是后来总统府的秘书长梁士诒。

梁士诒是广东三水人，与梁启超同时就读于佛山书院且于1889年同榜中举，后又在1894年中了进士，入翰林院学习散馆后供职国史馆。梁士诒喜研究财政、河渠等实用之学，当时朝廷给他分配的工作不符合他的兴趣，于是他参加了1903年的经济特科考试并且勇夺第一，但在复试的时候被小人中伤，说他是逆党梁启超之弟，名字也很反动，所谓“梁头康尾”（康有为，字祖诒，梁士诒的父亲倒是曾与康有为同榜中举），人品可知。当时慈禧太后最恨康梁二人，人所皆知，梁士诒也就心灰意冷，退出竞争；而杨度因是被杀的杨锐、刘光第的同门（同出于王闿运的门下），也就识趣的远偱而去，免得招来横祸。

受此挫折后，杨度再度远赴日本学习法政，由于他人品潇洒，智商很高，于是很快便声名鹊起，当时还被推为留学生总会干事长。孙中山对杨度也颇为欣赏，一度还想拉他入同盟会，但杨度在政治上倾向于君主立宪，既不保皇，也不革命，于是婉拒了孙中山的请求。在日本期间，杨度发表了大量政论文章，一时被人称为宪政理论家，后来清廷派出的五大臣考察宪政，据说交差的调研报告还有一部分是出自杨度的手笔。

清廷决定实行预备立宪后，杨度也在当时的军机大臣张之洞与袁世凯的共同保荐下进了宪政编查馆，由此与袁世凯拉上关系。不过，袁世凯被赶回老家后，杨度并没有与之同进退，而是继续留在北京为官。等到袁世凯复出并就任大总统后，杨度发现曾经与自己一同落难的梁大财神，竟然早已在总统府秘书长的位置上坐得稳稳当当，成为了袁总统的红人，真是羡煞人也、气煞人也。

杨度早年跟随王闿运学习帝王之术，这时也敏锐的看到了太子袁克定的帝制阴谋，随后两人便很快气味相投、勾搭成奸。1915年4月，杨度写了一篇《君宪救国论》的文章，经袁克定牵线搭桥，袁总统得见此文且十分欣赏，当时亲笔写下“旷代逸才”四个大字，并制成金匾条幅赐给杨度。杨度见了这四个字，既喜又忧，喜的是袁总统还认可他这个人才，但忧的是他在袁总统的眼中只是个“旷世逸才”，尚不能得到重用---想必这也也是杨度急于表现的原因罢。

《民国往事》：连载八十六

宝宝寒

至于孙毓筠、李燮和、胡瑛这三人，前文也曾顺带提过，这次的华丽转身也着实让人大跌眼镜。孙毓筠是安徽寿州人，他在1906年便在东京加入了中国同盟会，后来又出任安徽都督，是一名老资格的革命党了。但在“二次革命”失败后，孙毓筠先后出任政治会议议员、约法会议议长、参政院参政等职务，这次杨度发起筹安会，孙毓筠也是积极响应，并担任了会中的副理事长。

胡瑛是湖南桃源人，与宋教仁是同乡，他也是个老革命党，曾在1905年的时候与革命烈士吴樾密谋炸死出洋考察的五大臣，结果事情没有办好，吴樾成了革命烈士，胡瑛则亡命东京，并于当年加入同盟会。后来，胡瑛又回国参加日知会，与黄兴等人密谋举行长沙起义，但因事泄而被捕入狱。武昌起义后，胡瑛出任湖北军政府外交部长，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又被孙中山任命为山东都督（实际上只占据烟台一地）。袁世凯当上大总统后，胡瑛被解除都督职务，被委以陕甘经略使、青海屯垦使之类的虚职。好在胡瑛和杨度是好朋友，于是也列名于“六君子”之一。

三个湖南佬，共唱一台戏，李燮和是湖南安化人，他先后参加过华兴会、光复会、同盟会，武昌起义后他与陈其美一起组织了上海起义，并出任吴淞军政府都督。由于与陈其美关系不和，李燮和随后又出任光复军总司令，并率江浙联军攻克南京，为革命事业立下了汗马功劳。

这三位朋友原本是同盟会骨干，辛亥前后也曾为共和革命而冲锋陷阵、出生入死，如今却摇身一变，反水投靠帝党，真是令人慨叹人间易变、世事无常。想必是对革命前途极度失望并发现共和政体不适合中国国情罢，因此这三人穷而思变，虽被革命朋友视之为“反骨仔”也在所不惜。

至于严复与刘师培，那都是当时学界的国家级大师，如此德高望重、人所景仰的人物，如何也来掺和这趟浑水，倒是令人百思不得其解。严复是福建闽侯人（今福州），原本是福州船政学堂中的最优等生，在学业上比北洋舰队中的那些老同学刘步蟾、林泰曾、邓世昌等人要更胜一筹，后来又被选送到英国皇家海军学院留学，可惜学成后没能调入北洋舰队，而是被任命为北洋水师学堂总教习（想必文人出身的李鸿章认为最优秀的学员上战场冲杀是一种浪费，派去培育更多的人才方是正途。不过这也是好事，不然严复极有可能像他的那些老同学一样，或在黄海大战中葬身鱼腹，为国捐躯；或在威海兵败后，举枪自戕，以身殉国）。

严复在担任北洋水师学堂总教习期间，此时的副总统黎元洪还是他的小学生呢。甲午战败后，严复也就绝意海军，改而从事翻译著述事业，如赫胥黎的《天演论》、亚当.斯密的《原富论》等，都是出于严复的手笔，其提出的“信达雅”三字，至今都是翻译学的圣经呢。

可惜的是，严复虽然被誉为“西学第一”，但因为各种原因都没有得到重用，唯独袁世凯出任直隶总督后对他亲眼有加，不过此时严复已经绝意仕途，他拒绝了袁世凯延他入幕的再三邀请。尽管如此，严复对袁世凯的慧眼识人还是心存感激的，当袁世凯被罢出京时，严复挺身而出，大声疾呼：“世凯之才，天下无两”，“此人国之栋梁，奈何置之闲散？”

民国后，严复被袁世凯任命为北京大学（原京师大学堂）第一任校长，蔡元培和胡适都应算是他的后辈，以他在学术界的地位，当时无人及其项背。有意思的是，严复虽然精通西学，却在民国初年极力倡导“复古尊孔”，并发起了北京孔教会（另一名知名的翻译件林琴南也积极参与之，怪哉？不怪哉？）。不过，也有人说严复列名筹安会乃杨度肆意为之，严复并不知情；但从之后的情况来看，尽管严复从来没有参加过筹安会的活动，对帝制运动也持消极态度，但他在整个过程中一直保持沉默，并没有公开站出来辟谣，足见他对帝制之说并不反感---“复古尊孔”的结果嘛。

刘师培是江苏仪征人，是当时与章太炎齐名的国学大师，他早年留学日本时也曾加入同盟会，但并不热心革命而专心学术，他回国后被两江总督端方延入幕府，学问也大有长进。刘师培倒是对帝制运动颇有兴趣，在杨度发表《君宪救国论》后，他也发表了一篇《国情论》的文章与之唱和。不过，好在刘师培不太涉足政界，而是醉心于经学、小学、汉魏诗文等中国传统文化，终成一代国学泰斗。

不过话说回来，倘若是一班无耻政客文人鼓吹帝制以图私人之功名利禄，想必袁世凯也能洞察其奸，但杨度这样的才子、加上严复、刘师培等这样顶尖的文化大师们也来支持，你说袁世凯一点都不动心，恐怕也难。据袁世凯的心腹说，袁总统听说连严复都参加了筹安会，“极为欢悦”（此等欢呼雀跃之态，读者尽可想象），随后便拨款二十万，以供筹安会研究之用。

正当筹安会的同党们敲响了第一声锣鼓并摇旗呐喊，群魔乱舞，闹腾得正欢的时候，另一彪人马突然异军突起，霎时间便将筹安会的风头抢去，这又是何人呢？

此人却并非他人，正是上文所提到的梁士诒。梁士诒在那次经济特科的考试中遭人暗算，正当他沮丧之时，正好袁世凯在直隶推行新政，延请人才，于是他便在当时袁世凯跟前的红人及老乡唐绍仪的推荐下，出任北洋书局总办。由此，梁士诒也就跟随唐绍仪的门下，成为一个北洋系下唐记小集团的成员。1906年，唐绍仪接替盛宣怀督办铁路总公司，梁士诒也就协助唐绍仪主持路政，由此发挥专长，一发而不可收拾。等到唐绍仪出任奉天巡抚后，梁士诒也已经立稳脚跟，成为五路铁路提调（总经理了），邮传部成立后梁顺势当上铁路局局长，后来又奏办交通银行，由此发展出一大势力---交通系，人送绰号“梁大财神”。

袁世凯当上大总统后，梁士诒出任总统府秘书长，并先后兼任过交通银行总理、财政部次长等职。袁记约法颁布后，由于责任内阁制被总统制代替，袁总统在总统府下设立了政事堂取代之前的国务院，徐世昌充当国务卿，杨士琦、钱能训分别为左、右丞，结果梁士诒一时失势，无处安身，最后只捞得税务督办一职，令梁大财神好生懊恼。祸不单行的是，肃政厅（袁记约法下的产物，相当于前清的御史台，专门弹劾各级官员）此时又提出了“三次长参案”和“五路大参案”，搞得交通系上上下下，人人自危。

《民国往事》：连载八十七

宝宝寒

所谓“三次长参案”，指的是对陆军次长俆树铮、交通次长叶恭绰和财政次长张弧的弹劾，而叶恭绰和张弧都是交通系的人马；“五路大参案”则是关于津浦、京汉、京绥、沪宁、正太五大铁路局的营私舞弊案，更是矛头直指交通系。在这种情况下，交通系的大佬、当时还兼任交通银行总理的梁士诒当然脱不了干系（叶恭绰是副总理）。

在这种情况下，梁士诒只好去找“太子”袁克定帮忙。在“太子爷”的一番指点后，梁随后便召集交通系的干将开会。会上，梁士诒提出：“目前交通系之窘境，唯有支持帝制，方可取消参案；要是不赞成帝制，后果恐怕不堪设想”。诸干将正议论纷纷间，梁士诒说：“赞成帝制不要脸，不赞成就不要头。要头还是要脸，你们自己看着办。”会上诸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最后一致同意：“要头不要脸！”

财神出马，一个顶十。数日后，参政院门口突然涌来了大批的请愿团，各行业、各阶层，琳琅满目，应有尽有，他们手里拿着请愿书，口里还呼着口号：“变更国体，唯我民意！”“君主立宪，造福万民！”这势头，与二十年前的“公车上书”有几分相似，又与七、八年前的国会请愿运动雷同，但这骨子里终究透出点星宿派的味道。

自从清末实行预备立宪后，民意渐开，请愿本也不是什么稀罕事，当年为请求清廷“速开国会”，各省立宪团体就曾进行过全国总动员，这次貌似依葫芦画瓢，但总觉得有点不对劲。问题还出在这个“民意”上。按理说，这次来请愿的诸多人等穿着打扮远不如清末的那些立宪派士绅，应当更代表民意，但这些人的脸上又看不出发自内心的热忱，反倒像是未经排练的拉拉队，和之前选举大总统时的公民团倒有几分神似。

原来，梁士诒等人在决定“要头不要脸”后，随后便发起了一个公民请愿团的组织，成员除了交通系人马外，又有张镇芳、那彦图、梁鸿志、阮忠枢、夏寿田一干政界名流，并公推了沈云霈为会长，预备发起请愿。

这时，署理湖北军务的彰武上将军段芝贵从武昌回来，他原本是袁世凯的干儿子，这次回京不为他事，只因筹安会给地方遍发电报、寻求支持，已具声势，他不能让这六君子抢了“拥帝”的头功，这才急匆匆回京，要大展拳脚的。

段芝贵回京后便去拜访了老友阮忠枢，在阮忠枢的牵针引线下，段芝贵与公民请愿团一拍即合，决定由段芝贵出面邀请朱启钤、雷震春、江朝宗、周自齐、袁乃宽、朱家宝、张作霖、陆建章、顾鳌等实权人物，共同组成全国请愿联合会。由此，请愿会的帝制派一时间声势大振，会中骨干则人送绰号“十三太保”。

在梁士诒、段芝贵等人的秘密操作下，各地官吏也应邀派出“公民”前来代表“民意”（费用当然是由交通系全包）；随后，这些人有买通一些报纸，每日以民意的幌子鼓吹帝制，弄得跟真的一样---只要有真银子，就不怕什么假民意嘛！

全国请愿联合会有权有钱有势，当然不是那耍耍笔杆子的“六君子”所能匹敌，而在参政院门口递请愿书的表演，其实就是“十三太保”策划的杰作。这次来请愿的分为商界请愿会、学界请愿会、各省请愿会、妇女请愿会等等，凡是来参加请愿的，都发参政费，人人有份，按照身份地位名气分别给予不同的价码。交通系遍地撒钱，这声势能小嘛！

杨度见梁士诒等人后来居上，将自己的风头抢去，忍不住悲愤的说：“梁财神啊梁财神，你可真行啊，你财大气粗，人多势众，我搞不过你，但你也别猖狂，我们走着瞧！”

但秀才们囊中羞涩，区区二十万元终究是做不成什么大事，最后也只是组织些财神看不上眼的乞丐请愿团、妓女请愿团，聊壮声色。在请愿会的压迫下，筹安会很快就变成了昨日黄花，最后落得门可罗雀、无人过问的境地。杨度在恼羞之下，只得灰溜溜将“筹安会”的招牌摘掉，又换了个“宪政协进会”的牌子挂出来，但终究是无可奈何花落去，辛苦一场为他人做嫁衣裳。由此，六君子也就让出舞台，请愿改制的大任改由梁士诒那个经费充足、人才鼎盛的全国请愿联合会一肩单挑了。　

在全国请愿联合会大肆造势下，中央大员除了黎元洪、段祺瑞数人不予理会外，其他人几乎是争先恐后的排班劝进，而各地劝行帝制的电报也如雪花般飘进参政院（都是民意哪）。帝制先锋、御干儿段芝贵更是联合龙济光、张作霖、赵倜、倪嗣冲、陈宧、汤芗铭、阎锡山、张怀芝等等，发出所谓的“十九将军联名劝进”通电，更是把这场帝制运动推向了高潮。

好事多磨。正当帝制党人自以为参政院将批准他们的请愿要求、成功在望的时候，某位大文豪突然抛出一篇冷嘲热讽的重磅文章，将他们的袁总统打了个清醒，也令帝制党人速胜的希望完全落空。

这又是何等人物呢？

《民国往事》：连载八十八

云雾飞舞

感谢 宝宝寒 分享,+12分,辛苦了!

宝宝寒

三十六、洪宪帝制：开弓没有回头箭

1915年9月3日，《京报》上发表了一篇名叫《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的万言长文，立马引起了轰动，当时报纸刚出去就销售一空，想看的人买不到报纸，竟然向已购报的人辗转抄读。第二天，《国民公报》转载此文，但仍旧不能满足需求，几成洛阳纸贵之盛况，而《国民公报》也由此创造了它的最高日发行量。不特如此，全国各报也随后闻风响应，一下子就传遍全国，几乎人手一册，广为拜诵。

这事想来奇了，要说民国初年的资讯也算自由发达，当时报馆林立，彼此竞争不暇，何以会一文惊天下，竟至于一报难求呢？想必作此文者必定来头不小。不错，此人便是年少便已成名的梁启超、梁大才子。梁启超是广东新会人，16岁便中举，后来投到康有为的门下（康老师此时还未中举呢）学习新学，随后又参加戊戌年的维新变法，事败后流亡日本，但仍坚持君主立宪的保皇立场，曾在日本与同盟会的笔杆子们在各自报纸上展开激辩，虽然同盟会有汪精卫、胡汉民诸多人等同时上阵，但梁启超孤身一人，也未曾落得下风。

民国成立后，梁启超一度与袁世凯合作，并组建了进步党与国民党相抗衡，熊希龄组阁的时候，梁启超也曾出任司法总长，但在国民党和国会路陆续被解散后，梁、袁的“蜜月”也就宣告结束。尽管后来袁世凯邀请他担任参政院参政，但梁启超觉得自己信奉的政党政治无所施展，于是便加以婉拒并去了上海。

在帝制派得意猖狂之时，梁启超的《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一文可谓是掷地有声，给了这些小丑们一记当头棒喝。梁启超在文章中指出：“君主之所以可贵，主要依赖于历史习俗上的一种似魔非魔的观念，以维持其尊严。这种尊严决不可亵渎，一旦亵渎，势必不能维持。譬如木偶泥雕，倘若放在殿堂中供人膜拜，自能产生灵验，但如果突然有狂生将它拽倒践踏，投到猪圈之中，即使再能修复并重新放在殿堂之中，那也再没有灵验了。如今的君主与共和也是一个道理，一旦共和以后，君主便不再具有至高无上的尊严，加上革命家们对君主日夜痛诋，君主在国民心中已经毫无之前的神圣。倘若再返帝政，岂不是从猪圈中将木偶泥雕重新取回？失败是必然的。”

随后，梁启超又讥讽袁世凯言行不一、举止不定：“从辛亥八月到现在，还不足四年，忽而满洲立宪，忽而五族共和，忽而临时总统，忽而正式总统，忽而制定约法，忽而修改约法，忽而召集国会，忽而解散国会，忽而内阁制，忽而总统制，忽而任期总统，忽而终身总统，忽而以约法暂代宪法，忽而催促制定宪法。每颁行一个制度，不到半年又推翻重来，令全国国民彷徨迷惑，莫知适从，政府威信，扫地尽矣。”

梁启超的嬉笑怒骂，不仅将杨度之流的声誉摔入谷底，就连皇帝候选人袁世凯也被打得浑身灰溜溜的，几无面目见人。杨度虽是“旷世逸才”，但这位袁总统的刀笔吏毕竟干不过那位笔端蘸满感情的大文豪、大理论家。据说，袁世凯之前也曾知道梁启超有此雄文，一度还派人以二十万之价格购买（可见筹安会不值钱，尚不如梁大才子一篇文章），不让其发表（倘若成交，想必是史上最贵的一篇文章），但同样被梁启超婉拒。等到袁总统读到这篇雄文，真是恨不得拔出手枪，送他几粒花生米助其归天。不过话说回来，袁总统时期的舆论还算自由宽容，不然任凭你梁启超妙笔生花，他给你来个严格管制，让你无处发表，最后也只能压在箱底，烂在肚肠。

事实上，梁启超并不完全反对帝制，他在文中指出：“如果中国要重返帝政，只有能两个途径，一个是大总统内治修明之后，百废俱兴，家给人足，整军经武，尝胆卧薪，遇有机会一战而霸，功德巍巍（如法国之拿破仑），亿兆敦迫，方可受兹大宝，传诸子孙；其二是经过第二次大乱后，全国沸腾，群雄割据，剪灭之余，乃定于一。”就这点而言，梁启超的思想和古德诺教授的观点倒有异曲同工之妙，但问题是，古教授的但书和梁启超所列的条件途径，当时可曾具备？

《民国往事》：连载八十九

宝宝寒

不管怎么说，被梁启超的文章这么一搅合，帝制运动的急行军也就不免为之刹车。9月1日，正当参政院要讨论那些堆积如山的国体更改请愿书时，袁总统却突然派出政事堂左丞杨士琦来到参政院，帝制派人物还以为袁总统亲自派人前来支持，在杨左丞发言前，几乎将巴掌都给拍红了。不料杨左丞掏出大总统的一纸宣言书，待到恭恭敬敬的捧读后，大概意思却是“大总统有保持大局之责，更改国体不合时宜；国民请愿须征求多数国民之公意，自必有妥善之上法”云云，这下很是给帝制人物浇了一瓢凉水。

参政院院长黎元洪这天却是到会的，他接过杨左丞的话头说：“大总统的宣言书，确为至理”，没想到梁士诒未等“理”字话音落下，便起立大声说道：“大总统的意思，无非是要征求多数国民之公意，现在国民请愿，民意却是趋向君宪，本院主张，也应当尊重民意呢。”

黎院长被他这么一抢白，正待反驳，底下的帝制派人士们却使劲拍起掌来，震响全院，窘得那黎院长也只好默默退回原座，继续做他的黎菩萨。后来参政院再开会，他也就称病不往了。

其实呢，袁总统的这个宣言书是话中有话，你想他也不是傻子，梁士诒等人搞的这些请愿把戏他能不知？因而此等请愿只能做个序幕，不能当成正戏。倘若非要搞拥戴，那正戏就应该是多数国民之公意，那就应该召集国民会议，以示名正言顺。再说了，袁世凯当年在逼迫清帝退位和要挟革命党人时也是以国民公议为借口，如今要从总统制退回到帝制，他也得以国民会议的手段来消除他的道德歉疚呢。再直白点说，搞请愿拥戴的方法有失妥当，但如果经过“国民会议”或“国民代表大会”之类机构加以公决，那本大总统是可以考虑加冕称帝滴。

等到梁士诒等人摸透了袁总统的心思，那帝制运动又继续鼓喝前进了，参政院也很快制定出国民代表选举办法，袁总统也就半推半就，同意在10月20日开始国民选举，并将选举办法发各省操办。为加速帝制进程，国民代表直接在各省投票决定国体，无需来北京召开国民会议。

按说之前也搞过几次选举了，各地应但积累了不少经验，但这次的选举办法却与以往大不相同，因为这些“国民代表”大都是已经指定，首先在京的军政人员便占了一大部分，这些人当然都是拥袁的，不过这次是按照他们的籍贯分回各省去投票。至于那些给各省留出的名额，也是由各省将军、巡按使来决定，方法便是每个县官推选一个选举人前往本身指定的场所报道，而在投票前，办事人员都会先招待选举人，试探下他们对帝制的态度，如果碰到支支吾吾、不明确表态或者干脆就反对的，随后便有密令给原县官，指斥他办事不力，并限令重新推举选举人。

在如此方法下，终于在全国范围内选出1993名国民代表，而在各省的投票日，在各省将军和巡按使的监督下，各省代表进行记名投票。在此之前，选票上早已印着“君主立宪”四个大字，代表们只需在下面空白处写上“同意”或者“反对”二字，然后签上自己的大名，便可投票了。

在投票之前，每名代表都收到五百大洋的川资和公费，加上又是记名投票，谁要乱写保准吃不了兜着走，于是投票结果可想而知：1993张选票都清清楚楚、工工整整的写着“同意”二字。

在随后的皇帝选举中，程序也与国体投票完全一样，只不过选票上印着“选举袁世凯为中华帝国皇帝，以国家最上完全主权之皇帝传之万世”的字样，也是写上“同意”或者“反对”，然后签名投票。

最终的投票结果是壮观的，全国1993名国民代表，赞成帝制并恭戴袁世凯为皇帝的票数一张不少，整整1993张，既没有一张废票，也没有一张反对派。后来者的选举舞弊和这次完美的选举想比，简直就不值一提。

喜剧既然开场，想收脚已经来不及了。1915年12月11日，参政院代行立法院召集各参政开会，在审查了国民代表的投票情况后，参政院决定以全国总代表的名义上推戴书，拥立袁总统为中华帝国之皇帝。那秘书厅的秘书员早已是胸有成竹，不消十分钟便拟就了八九百字的劝进书，一气呵成，通过也就不在话下。

当天下午，当参政院将劝进书的大红喜报送到总统府时，袁总统尽管已是心花怒放，却还得要效仿下先贤的“三揖三让”，以示谦恭。在第一份劝进书被退回后，参政院也不气馁，随后又命秘书厅重新拟定一份拥戴书。令人吃惊的是，秘书厅的秘书员竟然在十五分钟内拟就一份2600字的新劝进书，倘若不是提前准备，定是无可匹敌的超级大才子。

本来“三揖三让”应该是三道程序，但不知何故，袁总统竟然省去了中间第二道，在第二次拥戴书送来后的次日便急吼吼的加以接受，实在是让参政院的大人们觉得意犹未尽---第三份劝进书还没来得及写呢。至此，经过三个多月的努力，帝制派终于是大功告成了。
　
《民国往事》：连载九十

宝宝寒

在承认帝制后，袁克定催促老头子赶紧举行登基大典，以免夜长梦多，但袁世凯认为登基仪式事关重大，应当按照中国人的传统习惯挑个良辰吉日，也好从容筹备，免得届时仓促行事，有失体面。随后，袁世凯便任命朱启钤为大典筹备处主任，并准备在1916年1月1日正式登基。

在正式登基之前，袁世凯决定先举行了一次百官朝贺会，并让袁克定挑个好日子。袁克定急不可耐，说：“就明天，12月13日就是个好日子！”13在西方社会中可不是什么好日子，12月13日更是后来南京大屠杀的开始。倒是这个袁克定真够十三的。

12月13日上午，袁世凯在中南海举行百官朝贺会。由于时间仓促，事前也没有做什么准备，前来朝贺的官员只包括在京的官员，地方大员们都没有参加。更滑稽的是，这次朝拜也没有统一服装，有的穿着长袍马褂，有的则身着西装礼服，武官更是戎装入贺，而有的闲职人员干脆穿着便服就来了。

仪式由袁皇上的御干儿段芝贵主持，令他百思不得其解的是，皇上竟然命朝贺时行三鞠躬礼，他想象中的三叩九拜竟然无从施展。9点整，在四名武官的引导下，袁世凯身着大元帅戎装来到居仁堂，而不是大家所猜想的那身价值百万的龙衮服和皇冠。这一天，袁世凯甚至连帽子都没有戴（因为他素来讨厌那顶插羽毛的元帅军帽），反衬得他那大脑袋油光锃亮，仿佛紫气东来，洪福齐天。

尽管文武百官已经分成班次，但由于那御干儿段芝贵是个武人，也不懂得什么司仪的规矩，还没有等袁皇上就座，他自己抢先拜了下去，而旁人也因无人指挥，参拜时乱七八糟，有鞠躬的，有下拜的，也有喊“皇帝万岁”的，参差不齐，反弄得袁皇上坐也不是，站也不是，踌躇半天，只是左手扶着御座龙椅，右手还手掌向上，频频向鞠躬叩拜者点头示意；遇到年长位高的，袁皇上还上前搀扶，以示谦逊。

朝贺仪式结束后，袁皇上便让大家散去，各自回去上班，就连筵席都没有请大家吃一顿。等大家走出居仁堂后，这才回过神来：这朝贺仪式也未免太简陋、太节约型社会了吧！就跟平常一样，好像是关门做皇帝，偷偷摸摸、见不得人似的。这算怎么个回事嘛？一直热心于此事的帝制派人物对主持仪式的御干儿段芝贵很不满意，由于没有过足瘾，这帮人见了老段几乎就要老拳相加了。

不管怎么说，袁世凯虽然没有举行登基仪式，但也算皇帝即位了。新朝嘛，自然得有点新气象，譬如觐见礼就由跪拜改成鞠躬，也算是一大进步，想当年，大清王朝为了这个问题和列强们死掐，弄到最后连圆明园也给人家烧了。另外，按照外臣有贺长雄的意见，宫中永远废除太监制度和宫女制度，改设女官，也算是与之前的王朝划清界限。

在中国古代历史上，一个新王朝建立之后都要“徙居处、改正朔、易服色、变牺牲”，这“牺牲”祭品变不变倒无关紧要，国都也是好不容易争取来的，因此“徙居处”也就大可不必；但在“改正朔”上还是需要做下文章的，那就是在1916年后废民国五年而改行洪宪元年，历法也改用《洪宪元年历书》；至于“易服色”，按今文经学的“夏黑商白周赤”的三统循环理论，洪宪王朝应崇尚红色，因而登基三大殿的廊柱都要刷成红色，瓦也要换成红瓦，以示喜庆。

除此之外，皇帝登基得对有功之臣封王赏爵，好处均沾，但这里也遇到了一点小问题，那就是之前的故人旧友，袁皇上也不好意思让他们称臣，于是便想出列入旧侣（计有载沣、奕劻、世续、那桐、锡良等数人，均为前清王公或者名督）、故友（计有徐世昌、赵尔巽、张謇、李经羲，即后来的“嵩山四友”）、耆硕（王闿运、马相伯等）三类，这些人可以享受不臣之礼。

至于其他的公、侯、伯、子、男（分三等），那受封的人就多了，大凡各省将军、巡按使、护军使、镇守使、师旅长以上人等，见者有份，一口气就封了128个，就连已故的前国务总理赵秉钧也追封了一等公。

在这欢快的日子里，也有不和谐音，譬如朝贺仪式上，前陆军总长、老部下段祺瑞和前副总统黎元洪（袁世凯做了皇帝，黎副总统当然就成了前副总统）就不曾前来，而这次封爵中，段祺瑞也是榜上无名，这是何故，留待下文再叙。

先说黎元洪。黎元洪在前清的时候只是个协统，按官阶来说比袁世凯差了好几个档次，他在辛亥革命的时候被迫出任湖北都督，不过反走了狗屎运，由此顺风顺水，当上了民国副总统。对于这么个人物，袁皇上原本是看不起的（他的部将中随便抓一个也比黎元洪地位高啊），但考虑到黎元洪毕竟在副总统的位置上，也不好对他太苛。

在称帝后，袁皇上决定封黎元洪为“武义亲王”，并派人将做好的亲王服给“黎亲王”送去，但这个前副总统却很有骨气，屡加拒绝，就是不肯接受，惹得前去送衣的步军统领江朝宗几乎要打上门去，但袁皇上却命暂且姑息，黎元洪也就闭门不出（袁世凯称帝前，黎元洪已经搬出瀛台），在家苦练书法。

黎副总统拒受册封的事很快传遍了整个京城，一首童谣也不胫而走：

“好江山，做不牢；好江山，做不牢；亲王奉送没人要！”

《民国往事》：连载九十一

云雾飞舞

感谢 宝宝寒 分享,+6分,辛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