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岁月------关河五十州

宝宝寒

　　1842年8月12日，按照与英方的约定，耆英、伊里布再派张喜前去英舰谈判，并在照会上正式赋予他谈判之权。这时全南京城的大小官员可以说都指着一个张喜了，使得这个原来只能跑腿传话的角色，真正上升到了两国间的谈判代表。
　　南京号称火炉，此时又正是炎夏，舰船上十分闷热。英方谈判代表马儒翰便提议，将谈判地点移至南京城外的镇海寺。
　　张喜随即赶往镇海寺去做准备。镇海寺是明成祖朱棣为嘉奖郑和航海而建立，遥想当年，郑和七下西洋，曾是何等热闹和风光。未曾想几百年后，轮到人家航海过来，反而迫得你低头签约，历史的底牌仿佛永远无法让芸芸众生猜透。
　　留给张喜准备的时间很短，只有几个小时，但细节上的事本是这个“极品家丁”之所长。他很快就料理好了一切，甚至还考虑到，英国人此来会不会惊扰地方，因此特地派当地“地保”一家家去打招呼，告诉老百姓，高鼻子洋人们是来谈判的，不必惊慌逃难。
　　马儒翰、罗伯聃等人来了，并详细出示了谈判条件，包括“割地赔款、五口通商”等诸项。在张喜的权限和能力范围内，他所能争的并不多，拿起笔算了一下，英方索赔共有三千万，就在这里面做做文章吧。
　　三千万这个数字有三个类别，一是被焚鸦片的赔偿，二是军费赔偿，三是“商欠”——在此之前，英方在广州的贸易都需经过中国的“十三行”，所谓“商欠”，是“十三行”历年拖欠英商的货款。
　　张喜便从“商欠”里找，表示“商欠”是“十三行”欠下的债务，现在要政府代还，就成了一笔糊涂帐，得查询过之后才能弄清楚。
　　查询得时间啊，英国人耗不起时间，而且西方的强盗逻辑也有它的一套核算标准，并不是完全的漫天要价。马儒翰也觉得有必要做些让步。
　　张喜见对方心有所动，又转到了别的项目上：“贵国来意，我最明白不过，是来要求经商做生意的，又不是来抢劫。据我所知，贵国素称富饶，决不会为点小钱而大动干戈，现在既然允许通商，彼此和好，那就皆大欢喜了。我看，如果把赔偿鸦片之类全抹掉，你们也不会不高兴吧。”
　　马儒翰赶快打住他的话头：“鸦片赔偿是政府要还给商人的，商欠是政府得交还商人的，这两类都不能少，实在不行，那就把军费减掉。”
　　一番杀价之后，三千万改成了两千一百万。谈判临近结束时，双方约定第二天再谈，到时中方要将道光皇帝“便宜行事”的谕旨带来，而英方也会出示维多利亚女王所颁勅令。
　　（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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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喜返回南京城内，向耆英、伊里布和牛鉴汇报了谈判过程，并将记录有首轮谈判结果的文件送呈三大吏，请他们早点定夺。
　　三大吏一个个递过来，但他们基本上都不看。最后一个轮到牛鉴，他随手将文件递给了自己的幕僚。幕僚一扫过去，只看了几行字，就扔到了一边，说是“窒碍难行”。一份那么重要的谈判文件，自此被随随便便地束之高阁。
　　着急的是张喜。如果采纳他的建议，一面谈判，一面暗中准备火攻，还有得一说。现在又不敢打，光拖延，这样只会越拖越糟，就怕拖到后面两不靠边，到时候就算你想谈，人家都不干了，岂不惨兮。
　　他跟耆英费了半天口舌，对方不答一言，仿佛谈判这码子事压根就没有过。
　　素来是看人挑担不累。张喜的首轮谈判，不但没得到喝采，还让三大吏又产生了莫名其妙的轻松感，以为跟英国人谈判不过如此。耆英装深沉，伊里布则觉得张喜谈判过软，依照他的意思，应该多用“不准”、“不许”这样的词汇，你还跟他们商量来商量去，谈生意哪？
　　张喜也不知道这些大人物为什么会突然变得自我感觉如此良好。他给伊里布作客观分析：“据我看来，在大局已定的情况下，英方要求的东西，可以与之谈条件，适当减掉一些。如果一概否决，怕行不通啊。”
　　说到这里的时候，伊里布又来个闭目不语，谈话戛然而止。
　　1842年8月13日，张喜再次奉命谈判，但是三大吏未对首轮谈判作出任何正式答复，自然道光的谕旨也不可能交给张喜。原本显得最紧张的牛鉴倒是再三关照：“那个军费赔偿太难听了，你谈判的时候要否决掉，这是最紧要的。”
　　能不能否决也不是张喜能说了算，无奈之下，他只好一边应承，一边向牛鉴索要首轮谈判的文件，以便好还给英方。
　　孰料牛鉴把文件给了幕僚，而幕僚出去拜客，还没有回来。等吧，谈判就可能迟到，张喜知道“夷人”很守时，特别是在这样的关头，难保对方不胡乱猜疑。不等吧，英方提出的几项谈判条件，这边一项都不答应，去了怎么讲？
　　张喜十分为难。这次去参加谈判的人，除了他之外，还有六人。张喜给他们打预防针，说今天的谈判可能比较困难了。
　　答复是：有什么难的。言下之意，分明是怪张喜不够尽心尽力，好象他们中谁坐到谈判桌前，都能轻松搞定一样。置身于这群人的目光之中，张喜那么镇定从容的人，也变得焦灼起来：“刻下南京城危如弹卵，我如果稍微懈怠一些，或不肯尽心，天必殛之！”
　　（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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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众人还是那副漫不经心的表情：“慢慢来好了，急什么急。”
　　张喜听了一跺脚：“急事岂容缓办。”他终于明白了，这六个活宝根本没经历过这种场合，亦不知办事之难，去了不过打打酱油。
　　他猜得没错，六人皆为三大吏派出，其中包括一位耆英的亲信、名字叫塔芬布的佐领。他们原本都是小官，平时没有太多的晋升机会，此次跟随张喜，纯粹是为了跟着捞些功劳，以便将来上奏朝廷时能一并保举。
　　当天的谈判果然异常艰难。
　　马儒翰问：“可将你们皇帝的谕旨带来？”
　　出发时不以为然的六个人现在哑巴了，他们的眼睛都瞧着张喜。张喜硬着头皮编了个理由：“那道谕旨已寄给扬威将军奕经阅看，还没有寄回。”
　　再问：“所有条件里面，你们答应了几条？”
　　张喜答不上来。
　　又问：“文件带来了没有？”
　　张喜答：“今天没带来。”
　　马儒翰立刻不高兴了：“开什么玩笑，条件你不答复，要紧的两样东西也都不带来，那我们谈什么呢？”
　　张喜只好继续搪塞：“对昨天你们开好的条件，钦差大人必须逐条斟酌，商议明白，才能答复。”
　　这个理由骗鬼还差不多，骗精明无比的洋鬼子那就差远了。参加谈判的英国人脸色都变了，马儒翰说，看来你们的和谈并非诚心，这是在跟我们耍缓兵之计啊。
　　此话让张喜吃了一惊，他先前倒真是想过缓兵之计，甚至还欲采用火攻，可不是被三大吏给否决了吗？
　　他问：“何以见得我们是缓兵之计？”
　　马儒翰言之凿凿：“你们将安徽兵调来南京，分明就是来打仗的。”
　　张喜逾加迷惑不解：“且不说没有这种事，就算有，你们又是如何知道的呢？”
　　马儒翰接着说出来的一番话，让人彻底无语。原来和谈前，牛鉴为保南京，曾从周围各省紧急调兵，安徽兵就是那时接到的调令。来就来吧，这帮人到了南京江面，还对着英军自报家门，说我们是哪里哪里的兵，并且傻里巴几地问英军：“你们和我们打不打仗，我们过江你们拦不拦？……”
　　张喜不听则已，一听差点被这些傻兵气到吐血。他好不容易才稳住心神，试图从“傻”这个字来论证事情的不可能：“跟你们说话的那一定不是官兵，你想啊，是官兵的话，他会傻到跟你们打听消息吗？不用说，肯定是一群冒充的江匪想来造谣惑众，从中渔利。”
　　（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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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张喜这么一讲，马儒翰也觉得有些道理，“此事真假我们先不要辩论，就说眼下吧，你们既没有和谈诚意，仗就还得继续打下去。”
　　张喜竭力劝说：“这次谈判达成的和好通商，对我们两国都有益处，要是打仗，彼此胜败难料，何必过急？现在既然我们已经坐下来议和，打仗的话以后就不要再提了。”
　　他提议，明天中午再举行第三轮谈判。
　　可是英国人并不答应。胜败难料只是张喜单方面的说法，他们可不这样认为。与会列席的军方代表麻恭少校更是很不耐烦，他嫌马儒翰这帮文官对中方过于“软弱”，因此屡作“恨恨杀人之状”。
　　会场的气氛一触即发，有随时崩盘的可能，张喜看在眼里，五内欲焚。这不是大家在玩嘴皮子吹牛，一旦和谈破裂，中方要蒙受的损失必然更多更大，而且将更加不可收拾。
　　张喜据理力争：“两国谈判，哪有大事不容商议的呢？我们的孔圣人说过一句话，叫做不教而杀谓之虐。议和期间，你们动不动就喊打喊杀，太过分了吧。”
　　不知道马儒翰有没有听懂孔子的名言，他回答：“主要还是你们过分了，老是骗人，玩阴的，让我们怎么相信你们的诚意？”
　　张喜不再看那个气鼓鼓的麻恭，而是紧盯马儒翰不放：“你是聪明人，不可不体谅我们的一片苦心。我办事以来，从无相欺之处，欺人便是欺天，那是要遭天诛地灭的！”
　　张喜对马儒翰说，如果你们一定要攻城，那么我会随“伊中堂”守城，你的大炮厉害，就先轰死我吧，然后再攻城。
　　张喜的态度显然让马儒翰有所触动，连说不敢不敢，“你是个不错的人，我不会杀你的。”
　　马儒翰转过头与麻恭等人商量。麻恭仍然一脸怒气，见马儒翰又要“妥协”，忍不住愤而退出。走之前，他告诉马儒翰：“如果明天凌晨得不到中方的回音，英国海军将自行开炮轰击……”
　　马儒翰朝着张喜摊开手：“你都看到了。明天中午不可能，早上吧，再不行，就要开战了。”
　　张喜见无法挽回，也只能表示：“我不是什么大官，不过往来传话而已，不能向你做什么保证。以后会另派大员跟你们谈的。”
　　马儒翰还是希望能跟张喜谈：“官职不在大小，只要能办事就行。”
　　打过这么多交道，马儒翰对张喜颇有惺惺相惜之感。其实他一开始就清楚张喜并非显贵，可那又怎么样呢，他见到过的大清官吏多了，无非尸位素餐，欺上瞒下，没有丝毫贵族气质，和这些人相比，张喜的睿智和诚恳尤其显得难能可贵。
　　（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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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到城里，等不到张喜先开口，塔芬布等六个人已经放开喉咙，叽叽喳喳地将谈判面临破裂的情况宣扬了一通。原先觉得妥妥定定的人们这下子又开始慌乱起来。
　　耆英从塔芬布那里得知，英国人曾问起过皇帝谕旨的下落，而张喜的回答是“寄给了奕经”。耆英一拍大腿，怎么能这么答呢，很不妥当。塔芬布也随身附和。
　　张喜再也忍不住了：“是你们让我告诉英国人有这道谕旨的，可到头来又不肯给他们看，耆将军您事先也没交待过，临时让我如何回答好呢？”
　　说完，他扫了塔芬布等人一眼：“英国人问这句话时，诸位都在，若有更高明的回话，为什么当时不说？”
　　塔芬布低下头，耆英也无话可说。
　　皇帝谕旨可以暂时按下不表，关键是情况急迫，英方已下达了最后通牒。三大吏想起这一节，赶紧翻找那份谈判文件，牛鉴问他的幕僚，幕僚竟然一脸茫然，不知所问究竟是何东东。
　　张喜见状，赶紧提醒他，昨天你说的那份“窒碍难行”文件，想起来没？对对，就是那个东东。
　　三大吏不敢再吊二郎当，他们决定对英方条件“一概允准”，并派张喜连夜前去递送。
　　张喜很郁闷，他没有多大权力，尚在第一轮谈判时竭尽所能，把三千万“杀价”杀到了两千一百万。照他看来，既然是谈判，当然还可以继续“杀”，你们平时不是动不动就说国家经费不足吗，怎么千万银子，眼睛眨都不眨就答应下来了？
　　当张喜提出这个疑问时，耆英回答：“此乃权宜之计，不得不然。”张喜无奈地叹息一声：“如果尽力攻剿，未必要花这么多钱的。”
　　其实在他发出这声叹息的时候，同样心头没底，只是不甘心这么多银子白白流入别人囊中而已。
　　让张喜气闷的还不止这个。三大吏商量了一下，认为既然已经“一概允准”，这件事就有眉目了。上次谈判不是插了六个人吗，这次再多插一些，反正排着队等叙功保举的人多着呢。
　　眼看再不说点啥，自己就要成导游，带一旅行团了，张喜说：“诸位大人，时间紧迫，就不要浪费时间了。”
　　此语一出，三大吏没一个高兴的。因为如此做法已是官场中通行的陋规，早就见惯不惯了，这个时候不保举身边的亲信左右，以后要“不得人心”的啊。
　　张喜也不管这些：“我是这样想的，办事的只管办事，保举的只管保举，到时事情办好了，甭管有没有跟我去谈判，全列在单子上好了。”
　　这倒是个好办法。不过话不能直白地说出来，尤其是从官僚嘴里。三大吏全装聋作哑，就像没听到一样，当然他们后来无一例外照着做了。
　　在新组的“谈判团队”中，大部分是无用的摆设，除了耆英加派的一个叫黄恩彤的官员。当然，如果不跟着张喜，黄恩彤也没胆量参加谈判，但他却代替张喜成了当天的谈判代表。
　　（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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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42年8月14日早上，中英双方在镇海寺举行第三轮谈判。这一轮主要由黄恩彤出面与马儒翰会谈。黄恩彤架子不小，从始至终都没招呼张喜坐下，一直站着的张喜自然一句不敢多言。只是架子并不能代替口才和胆略，黄恩彤的气势被马儒翰完全压住，谈判时，不仅一点便宜占不到，还被反过来多加了几条。
　　不过，总算谈判又能正常起来。谈判结束，回到城里的张喜便上吐下泻，连站都站不住，连日来的暑热、疲惫、抑郁、苦闷已让他的免疫功能大大下降。
　　心里放不下的还是谈判。耆英派人来询问病情，张喜回答说，还没好，但可以支持，会参加接下来的几轮谈判。
　　可是当张喜强撑着出席完新一轮谈判，回到城里，却遭到了伊里布的责怪：“你不该出城！”
　　伊里布一边说脸上还带着怒气，张喜莫名其妙。
　　更令人摸不着头脑的是，第二天耆英发下话来，不准张喜再见英国人，就是黄恩彤谈判，也不让张喜参与和知晓。这等于说，他已被一脚踢出了谈判圈，这里面从此没他什么事了。
　　直到英军从南京江面上撤走，伊里布才跟张喜解释，说耆英让他退出谈判，是怕他过于强硬，乃至在谈判中误事。
　　这当然是小孩子都不会相信的理由，甚至连伊里布本人也不信。要知道耆英曾多次警告张喜不要“孱头”，张喜甚至不得不在初次与英方接触时有所“表演”。更何况，张喜并非冒失鬼，没有人比他更懂得谈判中所要掌握的轻重火候了。
　　有一种说法，认为耆英是受了英方的欺骗，因为在重开谈判后，马儒翰让人交给耆英一个照会，上面纠正了“误会”：所谓第二天早上你们不给回音，我们就要开战的说法，恐怕是误传，没有这个事。
　　有人就此说，耆英受骗后迁怒于张喜，才会勒令他出局。可这完全是一个站不住脚的论断，毕竟那一轮谈判还有塔芬布等六人在场，耆英完全可以从他们那里得到真相，而马儒翰之所以改口，其实也很简单，无非是为接下来的谈判营造一个和缓点的气氛而已。
　　真实的原因，张喜知道，伊里布也心知肚明，要不然他当时就不会带着怒气说话了。
　　一言以蔽之，耆英觉得可以抛开张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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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耆英说过，他对张喜是又爱又怕，爱的是张喜口才过人，思维敏捷，“极品家丁”在这方面的能力，连几个所谓成名的大吏都远远不及。当然，这个“爱”有一个前提，那就是要为我所用，偏偏张喜又不愿抛弃故主，攀龙附凤，所以又有了“怕”。
　　耆英表面上说，他怕张喜性情过于刚烈，会因此误事，其实不过是怕张喜成功——张喜成功，也就是伊里布成功，伊里布成功，他耆英的位置该往哪里摆？
　　黄恩彤首次作为代表参加谈判，在耆英看来，似乎并没出现什么差错，英军也未再威胁动武，他就很果断地选择了让张喜靠边站。
　　张喜自踏入社会以来，可谓饱经世间风霜，很多事他都看淡了，也不会放在心上。要知道，在这个世界上，嫉贤妒能到哪里都一样，当年他在云南，踩他的人还不是一个接一个。他感到格外愤慨和不平的是，国事也为此受到牵连，最后几轮的谈判过程和结果“软”得一塌糊涂：黄恩彤在英国人面前除了懦弱就是畏惧，几乎形同泥塑木偶，没有丝毫机变和主动性可言，差不多就是对方说什么，他认可什么。
　　1842年8月29日，中英在南京江面的英军军舰上达成“南京条约”，内容共八项十三款，其中英方作出让步的仅仅赔款减免一条，也就是首轮谈判中张喜力争的那一条。
　　紧接而来的，还有道光的赏罚。两江总督牛鉴被解送京城问罪，其职务由钦差大臣耆英替补，伊里布擢升广州将军，以新的钦差大臣身份前往广东办理善后。三大吏所保举的文武官员，包括黄恩彤、塔芬布也皆得封赏，而这里并没有“第一功臣”张喜——耆英早就忘记了他曾信誓旦旦对张喜作出的承诺，所谓了不得的大人物，果然都是些得了健忘症且擅长过河拆桥的薄情寡义之辈。
　　南京事了，伊里布希望张喜随他一起去广东。张喜婉拒：“我的父母双亲年纪都这么大了，我不会再远行。”
　　伊里布意识到张喜可能是因赏罚不公，心里有气，才做如此说法，便暗示南下广州后，可以由自己作主为张喜讨赏，但他这么一示意，反而大大刺激了张喜的自尊心。
　　张喜的态度变得坚决起来：“人各有志，不能相强。古人说，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我此次南下，非为功名，您难道认为我是一个为区区微名就甘冒大险的人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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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伊里布一时语塞。他转换了一下口气，对张喜说：“你即使不愿随我去广东，也应该为自己找一个更好的去处。”
　　伊里布所说的这个去处是浙江。浙江巡抚刘韵珂对张喜非常器重，想留他在浙江专办“洋务”，并且表示只要张喜肯去浙江，工资薪水开多少，完全不成问题。
　　张喜摇了摇头：“刘大人器重我，为的是公事，现在公事已了，就不必去了，而且财禄二字，非我所愿。”
　　两人谈到这里，连伊里布都有些看不懂面前这个曾经的老家丁了：“你不要财禄，又不图功名，那你要的是什么？”
　　张喜推心置腹：“我当初南下，第一是了结洋务，以报国家，第二是保全江浙，以救百姓，第三，是如您所说，洗刷过去在浙江的冤屈，以不负主人的知遇之恩。现在这些心愿都实现了。此外别无所求。”
　　伊里布显然并不完全相信张喜的这番表白，也或者他根本就不愿意相信张喜有如此境界，便戏谑地说了一句：“莫非你是要学鲁仲连吗？”
　　鲁仲连是战国末期的辩论家，以为人排难解纷而不索取回报著称。张喜连忙说：“跟先贤相比，我才能实在平庸，也没有那么高尚，只不过我喜欢简简单单罢了。”
　　张喜要走了。主仆二人依依惜别。
　　张喜曾经劝伊里布也不要去广东。伊里布问为什么。张喜说，既登彼岸，岂可再投苦海，广东是“洋务”最复杂的地区，很难弄，老大人你也已年逾古稀，一把年纪了，能退就退吧。
　　当时伊里布听了心里很不高兴。说到底，他们还是两条道上的人，伊里布岁数再大，也断不了功名利碌之想。
　　不过，在分别的这一刻，伊里布担忧的并不是他自己。他问张喜：“这次回去，你是做幕僚还是转业？”
　　张喜回答：“无论做哪一行，都是以后的事，再说吧。”
　　伊里布颇不放心：“那家里生活能过得下去吗？”他知道张喜虽跟随自己多年，但积蓄并不多。
　　张喜笑了笑：“穷是穷一点，却没有过不下去的道理。”
　　听了这句话，伊里布闭起眼睛，只是摇头叹息不止。
　　伊里布送给张喜盘缠一千两，这应该就是他南下的全部酬劳。张喜将其分成三份，一份留作赡养父母之用，一份赠给旧同事、旧相识以及一些老朋友，最后一份在南京买书，并载之以归。
　　这就够了。飘飘何所似？天地一沙鸥。
　　张喜从此隐居乡里，既未当幕僚也没转做别的行当，穷归穷，但穷有穷的过法。他一直无儿无女，古人云“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所以五十岁的时候又娶了个妾，结果连生两个儿子。乡人皆道，张喜功高而不得赏，诚为憾事，这是老天爷觉得过意不去，在冥冥中赏赐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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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南京条约”有关的三大吏则各有不同的命运走向。第一个，牛鉴。他被刑部以“贻误封疆”罪判处死刑，但是河南百姓不忘旧恩，不仅为其修造生祠祈祷，还联名写信给朝廷要员，请其代奏皇上以求赦免牛鉴。道光允准释放，仍将牛鉴发回河南效力。
　　当牛鉴到达河南省境内时，沿途受到了当地百姓的热烈欢迎。路上人多到连车子都开不过去，男女老少争着涌上前去，都想亲眼看一看牛鉴长什么样，有的人甚至激动得哭了起来。那种场面，几乎就是现在天皇巨星才能得到的待遇。
　　第二个，伊里布。伊里布以广州将军兼钦差大臣前往广州，但那里的情况正如张喜所预计，一团糟。一方面是民心不服，粤人对“南京条约”不满，常欲“举义兵复仇”，而另一方面则是“夷情狡横”，洋人更不卖帐，处于夹缝之中的官委实难当。伊里布时年已经七十一岁，正是颐养天年的时候，却整日处于忧虑惊怕的氛围之中，无论身体还是精神都经受不起，没几个月便病死了。
　　三大吏里面，最得意的是耆英。自从签定“南京条约”后，他似乎觉得“洋务”不过如此，竟然有了点驾轻就熟的意思。此后，在他的主持下，又一口气签订了“中英虎门条约”、“中美望厦条约”、“中法黄埔条约”。
　　后代史家在评论这些条约时都不住叹息。如果说“南京条约”是在枪炮的威胁下不得不签的城下之盟的话，这一系列条约其实都是没有必要签的，基本全属于糊涂条约。近代对中国影响较大的不平等条款，诸如片面最惠国待遇、领事裁判权、协定关税权，皆出自于“糊涂条约”，等于自己给自己脖子上套上了一条条绳索，其严重程度远远超过了“南京条约”。
　　这些条约的具体内容，耆英很少向道光请旨，大部分都是他自作主张，大笔一挥就算通过了，等条约签完了，再斟酌字句，编一套漂亮话上报皇帝。这时的道光也从一个极端滑到另一个极端，既然打已无力，前线又必须依靠耆英与“夷人”谈判，他也就只能以糊涂对糊涂。对他来说，能把“夷人”安抚住，不要打仗，那就最棒了。于是，在耆英所上奏折里面，全都是道光的朱批：“所办甚好”或者“办理均合机宜”，其实他可能从来没有认真看过送上来的那些条约钞本。
　　皇帝不细看条约尚可以理解，事情的不可思议之处就在于，耆英和参与谈判的那些官员对条约的内容也不甚了了。他们没有一个人屑于像当年的张喜那样，推敲一下文字，或者跟对方论价还价，在所有谈判中，甚至连争论两句的镜头都很少能够见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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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耆英之辈对洋务和谈判秉持的原则是，“只可粗枝大叶去画，不必细针密缕去缝。”毫无疑问，对他们来说，“细针密缕”的事只有张喜那样的人才会去做，而如今这位出身或许卑下，但心灵一点也不低微的高士正深处陋巷，斯人寂寞。
　　耆英有多糊涂，洋人就有多精明，他们谈判前都指定耆英为谈判对象。这使得耆英在国内水涨船高，俨然被捧成了一个“外国通”，连道光也另眼相看，称其“有守有为”。可是假的总有露馅的时候，到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英国人反过来觉得耆英不老实，没有把他们的要求一五一十地汇报给中国皇帝，因此拒绝与其谈判。
　　耆英狼狈地跑回京城，被咸丰帝大骂一顿，说他无才无能，这令一贯自我感觉奇好的耆英受不住了，回家后他手书一联，上云：“先皇奖励有为有守，今上申斥无才无能。”如此对联，自个看看，解解气也就算了，这哥们不知道脑袋里哪根筋坏了，竟然堂而皇之地将其挂于客厅正中。
　　咸丰就象他老子一样，正被英国人逼得上天入地呢，听到之后还不得气得发疯，当即赐令耆英自尽。
　　生活开了一个多么荒诞的玩笑，最得意的变成了最悲惨的，假如消减了中间的时间过渡，其实就是一瞬间的事。
　　所以不要在乎我们曾受到的不公。做一个简简单单的寻常百姓实在很好，独钓江渚，秋月春风，一切都是笑谈，一切亦不过是过眼云烟。
　　第一次鸦片战争，以英国大获全胜而告终，连美国和法国都从中沾了光。英国人如此评价，中国被一个女子征服了，这个女子指的当然是维多利亚女王。
　　有一段时间，道光非常想揭开对手的真面目。得知奕经靠“黑水党”抓到了英国俘虏，他曾专门发去谕旨，让奕经对俘虏进行审讯，并提出了一大堆问题，其中有一个就是关于维多利亚女王的。
　　道光了解到英国女王时年才二十二岁，感到非常惊异。二十二岁，他在干什么呢，或者在室内规规矩矩读书，学习圣人经典以及治国理政的方略，或者在室外苦练射术，锻炼骑兵打仗所应具备的技能，直到十多年后，经过种种考验，他才正式走上帝位。
　　这个女孩子，究竟有何德能，如此年轻就能被推为一国之主，她的经验和韬略都是从哪里得来的？为什么竟能把自己打得连招架之功都没有？
　　置身于中国这个男尊女卑的传统社会，道光打破脑袋也想不出个所以然。他怀疑维多利亚女王的背后是不是有一个强大的男人，那个人才是他真正的对手，因此他要奕经设法弄清楚，女王的丈夫叫什么名字，哪里人，在英吉利担任什么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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