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面抗日战场——从“我的家在松花江上”讲起-----关河五十州

宝宝寒

　　邓系川军之所以这么惨，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们一直驻扎成都，外围水路皆被刘湘所控制，想买武器都买不进来，只能土法上马自己造。

　　本来阎锡山答应川军到达后，由他给予整补，可是晋东风声鹤戾，太原储存的弹药不是被他留下来做守城用，就是准备以后做“老本”的，哪里还能再掏得出来。

　　没奈何，他就编了一个借口，说是所有武器弹药和军需物资都运到黄河以南去了，没法再追回来。

　　但是不管怎么说，川军是来保卫山西的，老阎碍于情面，紧紧巴巴地送了几挺冲锋枪给川军。这点东西，对川军来说杯水车薪，哪里够用啊。

　　所以站在黄绍竑面前的川军，就变成了如今这种“武器不堪杀敌，衣被难以御寒”的模样。

　　黄绍竑的心凉到了极点，但是眼下救急如救火，于是下令川军带着他们的“破铜烂铁”出击，以挡日军之锋。

　　川军虽既穷又苦，却斗志高昂，一说要出来打日本人，都是“笑逐颜开，精神百倍”，没一个怕苦或者怕死。

　　过去川军遇到打仗，士兵半路逃跑是常有的事，据说为防止逃兵，有的部队在士兵晚上睡觉时，甚至不让穿裤子——你总不能光着腚四处乱蹿吧。

　　但这次北上抗日却是例外，基本没人跑过。瑟瑟冷风之中，穿着单衣的川军有的连草鞋都穿烂扔掉了，只能赤着脚在冰凌上走路，然而无一人畏缩不前。

　　在川军东渡黄河时，连当地老百姓见到他们这种单衣赤足的模样，都“莫不骇然”，争相以鞋袜相赠。

　　史书历历在册，川军不渡黄河，已三百年矣。

　　三百年前，四川“白杆兵”也是从这里渡过河去，在沈阳附近与努尔哈赤率领的八旗兵浴血大战，那场战役，川军尽没，但却赢得了“骁勇善战”的声誉。

　　三百年后，“白杆兵”的后代来了，同样是跋涉千里，同样是风雨兼程，同样肩负着挽救民族于水火的重任，他们能成功吗？

　　师长王铭章在渡河时，向部队提出“四不原则”，即“受命不辱，临难不苟，负伤不退，被俘不屈”，归结到一起，就是要以一颗“有死之心”来打日本。

　　接到黄绍竑的出击命令后，川军没有讨价还价，而是立即开赴前线，在离阳泉仅20里路的平定截住了日军。

　　面对武装到牙齿的日军，可怜川军的这个旅竟只有两挺轻机枪，打着打着，有一挺还被鬼子的大炮给炸哑了。

　　机枪缺乏，步枪又不行，能做的也只有拼命了。

　　好在老西北军有例在先，打不过就藏起来，等到鬼子冲到近前，再呐喊一声，挥舞大刀，砍瓜切菜。

　　依靠大砍刀，好歹击退了日军，可这并不能持久。后者发现川军这个弱点后，马上把重武器调集上来。

　　大刀对机枪，犹如义和团对八国联军，一个旅马上去了一半，被迫后撤。

　　（1063）

宝宝寒

　　一个旅残了以后，紧跟着来了一个旅，同样是一到阳泉，就被黄绍竑填空当一样填了进来。

　　新上来的旅并没好到多少去，短兵相接时，好多人不仅步枪上无剌刀，连大刀也没配备一把。

　　本能的反应是，拿枪托去砸。

　　可想而知，又一个旅残了。

　　第三个旅报到。

　　这个旅还稍好一点，稍好的原因是出川前，旅长自己花钱造了四挺机枪，而且这四挺机枪还蛮争气，从头到尾没出过大的故障，如此，总算是没让日军再攻过来。

　　这时候，黄绍竑的指挥系统却已乱七八糟。川军的每个旅奉命出击时，都完全不知道对手的番号是什么，有多少兵力，周围有没有配合协同部队，就是盲目地在那里守着。

　　黄绍竑下令时，要川军暂时受孙连仲指挥，可川军旅部联系了半天，也不知黄绍竑和孙连仲究在何处，有何新的指示。

　　本来开赴山西的川军有一个集团军，等陆续上来后，完全可以捏成一只拳头，但黄绍竑临阵过于慌乱，越级指挥过分了，甚至到了紊乱的程度。

　　集团军长官未到，他就命令军长，军长没到，他就命令师长，师长没来，他直接下令给旅团长，乃至营长，而在阳泉下车的川军，不管是团营，随到随走，在没有获得任何具体指示的情况下，就糊里糊涂地给派到平定去了。

　　结果，川军建制被分割得七零八落，支离破碎。好好一个集团军，还没怎么打，就变成了“大大小小若干条无头之蛇”。

　　蛇无头，那是死蛇。

　　等师长王铭章赶到前线时，他的第122师打烂了。

　　等军长孙震到达前方时，他的第41军没了人形。

　　等集团军总司令邓锡侯驾到时，整个集团军兵力还剩下一半。

　　真是层层剥笋，剥到后面，本来尚能一战的川军就不能再战了，惟有撤退一途。

　　邓锡侯可以怪黄绍竑瞎指挥，但公平地说，这支川军装备的无比简陋和战力不强，同样是战败的一大主因。要知道，参加淞沪会战的“中央军杂牌”杨森所统川军其实也不是老聚在一起，同样是经常三三两两拆开打的。

　　如果邓系川军不是一击即溃，在那种紧急的情况下，黄绍竑确实也没有更多选择的余地。

　　川军无法像前面的陕军教导团那样发挥奇效，将突入的日军击退，孙连仲、赵寿山等前方部队就面临着腹背受敌的危险，只好跟着撤退。

　　黄绍竑在阳泉坐等，仅等来了一个孙连仲，其它各部队都不知所踪。他等着孙连仲救命，但后者连日在旧关固守，连池峰城那样猛的都被打残了，手下仅冯安邦的情况尚好一些。

　　于是孙连仲便想让冯安邦守阳泉。没想到冯安邦其实也不行了，希望撤到阳泉以西收容整顿。

　　你去整顿，让谁来守阳泉呢？

　　孙连仲与冯安邦本是儿女亲家，两人私下关系很好，但这时也顾不得许多，断然对后者下达了死命令：留在阳泉不许走，要是再后撤的话，就枪毙你！

　　冯安邦可怜巴巴地说，我身边只有一个连了，如果能让我再多收容一些人马的话，一定尽最大努力守住阳泉。

　　就这么点人，冯安邦即算有三头六臂，也挡不住日军的进攻，阳泉很快就失陷了。三天后，龙山师团到达寿阳，寿阳离太原仅有100里路，几乎就是要兵临城下了。

　　（1064）

宝宝寒

　　11月3日，阎锡山主持二战区军事会议，讨论战守之策。

　　眼下这种情形，忻口守军必须要南撤，否则后路就要被截断了，这点是毫无疑问的，不用讨论。

　　需要讨论的，是太原究竟应不应该死守。

　　老阎经营太原二十多年，身家性命都在这里，自然不肯轻弃，主张死守太原，同时他要求将忻口、娘子关撤退的部队布防于太原周边，依城野战，把太原保卫战也组织成一场类似于忻口战役那样的大会战。

　　至于守城之将，老阎早就定好了，那就是先期从忻口撤下来的傅作义和他的绥军。

　　傅作义成名就成名在守城一役，当年他守卫涿州三个月，几倍于己的奉军都打不进来，不能不让人叹服。加上老阎在太原又储备了半年以上的粮草弹药（骗川军说已运过黄河），因此觉得守太原绝没问题。

　　黄绍竑身为二战区副司令长官，也出席了会议。他临阵指挥虽有缺陷，但在这些战略方针上，其眼光比老阎又要亮堂多了。

　　前线刚刚败退，士气极其沮丧，大家都在抢着往后撤退，如何还能再组织什么大会战。忻口战役，那是花了多少时间才组织出来的，就算想组织会战，时间上也来不及了。

　　如今娘子关一线的龙山师团距离如此之近，只消与南下的板垣来个南北夹击，所有撤退部队就都得给压迫在城下，让日军炖成一锅粥，其后果真是不堪设想。再说，傅作义守涿州，那是什么时候的事情啦，时过境迁，内战能和外战比吗，日军和奉军一样强？

　　不是说太原不要守，得守，但绝不是以野战来支持守城，而必须以守城来掩护撤退，撤退后获得休整的部队反过来还可以牵制日军，帮助守城，这样城池或许倒能守得更久一些。

　　应该说，黄绍竑这番话确实是真知凿见。在场的卫立煌、孙连仲开始都表示赞同。

　　可老阎却又变回到了从前。

　　有一段时间，特别是在忻口战役之前，他曾经丧失自信，转入“他信”，但在娘子关被突破后，不知怎么他又只相信自己了。

　　所有来开会的晋军将领，除了尚在忻口一线的陈长捷以外，平时大多唯唯诺诺，“你说甚就是甚”，没有谁敢提反对意见。傅作义被托以守城之责，也不便说什么。卫立煌、孙连仲等“客军将领”见情形尴尬，索性不参与表态，在开会现场就半真半假地睡起觉来，一时间，会议厅的呼噜声此起彼伏。

　　整座大厅，争论的就阎黄二人，一个二战区司令长官，一个副司令长官。

　　会议开到半夜一点多，仍无任何结果，老阎心里本来就对黄绍竑甚为不满，认为要不是他指挥失当，娘子关那里出了纰漏，忻口守军又何至撤退，所以对黄的意见很不以为然。

　　最后他索性摊了牌。原来在开会的同时，他早已将命令下达到各部队去了，所谓开会，只是走个形式而已。

　　大家都很无语，但也只能照此办理。

　　当天，在大洋彼岸的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九国公约》签字国会议终于得以召开，会议向日本发出了邀请书。

　　（1065）

宝宝寒

　　可是和对待国联的态度一样，日本鼻孔朝天，拒绝参加。

　　中日战争是我发起的“自卫行动”，跟九国公约没丁点关系，所以你开你们的会，我绝不搀和。

　　小日本多精明，太原已是唾手可得，攻取上海也有了新的方案，眼看着这仗都要打赢了，还让美国佬来帮着劝架调停，我脑子又不是被穿剌了。

　　现在这世道，可不是十五年前了，布鲁塞尔不是华盛顿，我也绝不会再跟你们签什么《九国公约》。

　　从日本这方面来说，拒不参加会议，也确实是有底气的，与之相应，就是太原会战他们又快要赢了。

　　开什么会，去太原把那里的所有中国军队一网打尽才是正经。

　　老阎当年的陆士同学（中国同学）在回忆时，都想不出这位大佬在学生时代有何过人之举，都说他其实表现平平，成绩极其一般，谁都搞不清楚他是怎么混到山西土皇帝，乃至差点与老蒋争天下的。

　　照我说，是别的方面，比如理财治政方面的才能，帮助老阎走上了事业高峰，若论打仗，这位还真是个臭棋篓子，那成绩也真的是“极其一般”。

　　黄绍竑的担心不是多余的，就在二战区军事会议召开的第二天，包括龙山师团在内，日军已有一师两旅团到达太原东南，其中，龙山师团更跃跃欲试，向香月提出，由自己来担负攻城之责。

　　要是照老阎“依城野战”的打法，大部队都得被葬送在太原城下，日军只要在东南方向关上门，再扭上锁，你们一个都别想溜。

　　可是香月却拒绝了龙山师团的请求。不但如此，还让他们都不要轻举妄动。

　　在太原周围布满日军的情况下，从忻口和娘子关方向撤出的部队已全无斗志，所以根本就不会停留，从城下一擦而过，谁也没有理会“依城野战”的命令。

　　龙山师团眼睁睁地看着这么多中国军队从身边通过，急得两手直搓。

　　香月不是我们的人，所以他这么做绝不是替我们考虑，他是帮另一个人在着想。

　　板垣和陈长捷在红沟决斗，损失兵力达到一半以上，却仍不能撼动对方分毫，还差点被逐出南怀化，这使日本军政两界顿时响彻对板垣能力的怀疑之声。

　　板垣的“钢军”是香月经常放在嘴里吹嘘的部队，他当然要力保板垣，因此，便做出了一个在军事上极其反常的决策，即放着最近的龙山师团不用，让板垣来攻太原。

　　如此安排，板垣便可独得攻取太原之功，摆脱外界质疑，也算用心良苦。

　　于是，板垣便慢慢腾腾地跟在后面，等他到达太原城下，已经是两天以后的事了，城外的各路部队早就退了个一干二净。

　　本来说“依城野战”，结果就变成了傅作义“孤军守城”。

　　卫立煌在后撤时，曾劝傅作义，既然“依城野战”已经流产，孤军是守不住太原城的，不如改变计划，一同南下。

　　可是事已至此，傅作义却实际处于骑虎难下的境地。作为能战之将，对黄绍竑、卫立煌等人的意见，他不是没有同感，然而老阎既将守城之任交给他，很多人也相信他能守住，无非还是因为他有善守之名，这是傅某立身之基，如果胸脯刚拍在前面，后面就掉转屁股想溜，不光违反军令，为将的声誉也会受到影响，以后还怎么出来混啊。

　　以前守涿州守了三个月，现在少说点，半个月总得守吧。

　　（1066）

宝宝寒

　　傅作义决定封城。封城之前，他说，我们这是躺在棺材里，就差盖盖子了。

　　本来这话是为表示与太原城共存亡的决心的。但此时受到外面兵败如山倒大气候的影响，军心士气已经不振，所以得到的反馈，却是当天晚上就有很多人不愿“躺在棺材里”，连夜越城潜逃了。

　　11月6日晚，板垣师团到达太原城外。

　　第二天，他派出使者，要求傅作义开城投降，理所当然遭到了拒绝。

　　11月8日，板垣开始攻城。

　　一攻，城里就乱了。乱源，首先是绥军的副军长曾延毅。

　　就像29军一样，副军长往往都不掌握实权，属于一个位高权不重的虚职。曾延毅的情况也是如此。

　　说起来，傅曾二人还是保定同学，当年守涿州时，又是患难与共的战友，但是曾延毅后来曾在天津市公安局长任上干过一段时间。公安局长这个职位，在什么地方都是肥缺，所以他大钱小钱捞了不少。

　　傅作义老于世故，他对军人有一个清晰的判断，那就是：“军人不能有钱，有了钱就怕死”。

　　按照这一标准，他把曾延毅打入了怕死之列，从此不再重用他，而是将其由旅长提长到副军长，明升暗降，把他闲置起来。

　　所以我们看在绥远抗战和之后的一系列战役中，在傅作义手下跳来跃去的始终都是孙董那两只虎，根本见不到曾延毅的半点影子。

　　傅作义没有看错人。这姓曾的真是个怕死鬼。当天早上日军一开始攻城，他就借口巡视，骑着马跑了。

　　一个副军长跑了，本来还不影响全局，但是在城内极其紧张的空气下，由于副、傅同音，“副军长走了”竟被误传成了“傅军长走了”，使得其他人惶惶不知所从。

　　很快，戒严副司令也落荒而逃。于是，“副（傅）司令走了”更是令城中军心大乱。

　　大家之所以敢在四面楚歌的情况下固守太原，其实全指着傅作义的那点威名，现在听说傅作义也“走了”，谁还能再坚持得住。

　　绥军虽素有能战之名，但经过忻口战役，实际已沦为破损之师，与从前不可同日而语，加上守城决心动摇，傅作义纵有过人之术，如今也已徒呼奈何，当下急得两眼通红。可是此时此刻，那个“走”字却仍不能从他嘴里说出来，毕竟满打满算，太原守了一天还没满呢。

　　最后撤退的命令是由参谋长代签的，然而肯定是得到了傅作义的默许，不然没人敢这么干。

　　傅作义出城撤退时，窘迫到身边只有一个兵，而他在过河时，脚被陷在泥沙里，不得不赤着脚趟过河。旁边的小兵给了他一双布鞋，由于傅作义脚大，穿不进，只好把前鞋口割开一个缝，才没有落到军长光着脚跑路的份。

　　仅仅一天工夫，太原失守，让板垣白捡了一个便宜，声誉又重新回升。

　　此时的“九国公约”签约国会议仍无任何结果。

　　日本照旧摆着架子拒不赴会，而原来一直宣称要实施“防疫隔离”的罗斯福也明显降低了调子，原因就是他治病救人的主张在国内并未得到如期的反响和支持，在政府内部，以国务卿科德尔.赫尔为首的一批保守派国僚更是坚决主张对中日之战“不干涉”。

　　当着欧美各国的面，近卫内阁摆着一副臭架子，但这并不是说他完全不想谈判。谈，还是想谈的，只不过不想让英美做中介人。

　　对于谈和，主张最力者为参谋次长多田骏。

　　（1067）

宝宝寒

　　在石原辞职后，多田骏继之而起，成为稳健派的核心人物。

　　这位曾经的强硬派，耳朵边一直回响着石原离去时的那句警告：注意苏联，注意苏联！

　　从前急功近利的头脑，不得不稍稍冷静下来：击败中国看来问题不大，如何抽出力量来对付苏联，才是接下来需要密切关注的。

　　因此他提出，中日之战打到现在，“将是媾和的最好时机”，如果失去这个时机，短期战争就会变成长期战争，这对日本是不利的。

　　既然军部都有这种想法，近卫内阁也认为，趁着日军在淞沪和华北战场皆取得阶段性大胜的契机，应该见好就收，把“胜利成果”以国家之间的条约形式确定下来。

　　此时，由于日军在中国战场还未取得“决定性胜利”，确实有一部分日本人认识到中日之战应该适可而止，理由之一是中国采用的是募兵制（采用征兵制时间不久），都是职业兵，不牵动农工商，而日本采用的是征兵制，伤一兵就少一民，所谓劳极思息，对工商业会产生很大影响，所以绝不宜于持久作战。

　　多田骏和近卫内阁由此给出的价码是，若要议和，内蒙必须像外蒙一样建立一个“地方自治政府”，华北和上海的“非军事区”则须有所扩大。

　　显然，这样的要价，如果放在“九国公约”的会议桌上，是很难通得过的，所以才要“秘密和谈”。

　　苏州河相持战持续几天之后，日本外务省发言人发表谈话，说假如中国直接提出和平建议的话，我们也不会拒绝。

　　这就是在放风了，意思是我快要打赢了，这个“和平建议”得由你来提。

　　可是老蒋那边没什么反应，那时他还在等着“九国公约”开会。

　　自始至终，有一个国家始终倍感尴尬，这就是德国。

　　全国抗战之前，中德关系一直不错，中国还通过出口德国急需的战略物资等方式，向德国购买武器以及聘请德国顾问训练军队，不说别的，到“十日围攻”时，一个“铁拳计划”可不就是出自德国人的主意。

　　但是另一方面，日德更是盟国。早在半年前，两国就签订了“日德防共协定”，要结成一对铁哥们。特别是随着日本军力的膨胀，希特勒越来越强烈地意识到，如果他要实现自己称霸全球的欲望，在亚洲最好的帮手和盟友莫过于东瀛，而不是可怜兮兮，自顾不暇的中国。

　　当然，如果能跟中国继续保持经济往来，与日本进一步加强军政合作，那对德国来说就是两全其美的事情了。

　　算了，你们不要再打了，拉拉手，大家来做好朋友。

　　德国看日本已经有所表示，但中国却迟迟没有第一个“提出和平建议”，便由自己的外交部出面，劝日本：你的对手眼看着就要输了，他怎么好意思迈出第一步呢，这第一步，我看，还是得你自己来迈。

　　德国人一解劝，近卫内阁有了面子，广田外相便在会见德国驻日大使时，正式将他的那些价码提了出来。

　　11月3日，也就是“九国公约”签字国会议召开的同一天，按照德国外交部的指示，驻华大使陶德曼把话带给了中国政府。

　　（1068）

宝宝寒

　　中日的各自要价相去甚远，老蒋看了心里自然很是不爽。何况朝也盼暮也想的国际会议已经开了，他的上中策并不是没有实现的可能，答应了你那些过分的要求，我怎么向国民交待？

　　两天之后，得悉日本不肯与会，老蒋也火了，他在召见陶德曼时，让后者转告对方，要谈可以，但必须到会议上大家三堂六面地公开谈，这样偷偷摸摸地肯定不行，而如果日本始终不愿恢复战前状态，那也是没得可谈的，要打，我们奉陪。

　　一方要“秘密和谈”，一方要“公开谈判”，说不拢，作为中介人的陶德曼只得怏怏而退。

　　这一天是11月5日，当天，日本第10军登陆上海南面的金山卫。

　　第10军由从华北石家庄抽调的熊本第6师团等三师一旅团组成，指挥官为柳川平助中将（陆大24期）。

　　组织第10军进攻上海，说明日本已准备在上海投下最大的赌注，而做出这一决策的，则是刚刚接替石原担任作战部部长的下村定少将（陆大28期首席）。

　　下村定新官上任三把火，这把火要烧在中国。在参谋本部，他属于与稳健派对着干的强硬派，所以根本不同意与中国“谋和”的主张。

　　我们在中国战场上即将取胜，跟他们还有什么可谈的，直接打下来岂不一了百了。

　　这时，松井的上海派遣军在正面进攻中伤亡惨重，一时很难把守军打趴下，下村定就说，为什么我们一定要从正面攻，不尝试一下侧击呢。

　　既称陆大首席，在学校里是比板垣还要优秀的优秀生，下村定的战术水平自然不是盖的，他一眼便看中了金山卫这个登陆地点。

　　11月5日拂晓，海上正好起了大雾，视线不清，海边监视哨无法观察日军军舰运动情况。

　　早已虎视眈眈的第10军突然组织滩头强攻。

　　在金山卫防守的仅一个炮兵连和一个步兵营。炮兵发现敌情后，立即进行炮火阻击，无奈第10军登陆的远不止一个点，轰了这里，就打不了那里，陷于顾此失彼的境地。

　　到日军接近时，炮兵连甚至不惜动用出膛即炸的零线子母弹拦击，可是潮水般涌来的鬼子兵，岂是几门炮就能挡得住的，金山卫阵地遂告失陷。

　　看到这里，你可能会大叫起来，日本人最擅长迂回抄击，难道就不会防着一手，多置些人马啊，5年前“一二八”会战的亏还没吃够么。

　　说得没错，老蒋也并非不知兵。本来他在阵地两侧，从浏河至南京，从浦东至杭州湾，都摆满了警戒兵团，以防备日军迂回，但是很快这个格局就被逐渐打破了。

　　原因其实还是出在力不能支上面。

　　在北郊战场如火如荼之时，中央阵地常常入不敷出，后面又无兵可调，救急如救火，只好临时从两侧抽调兵力。

　　此举意味着什么，老蒋不是不清楚，那就是巨大的风险，但是你不从那里抽人救急又怎么办，不管蕴藻浜还是大场，若无援兵不断接力，防线也许立马就跨了，两侧就算全是人，还不一样会输得很惨。

　　一开始还想得挺好，抽出来多少人，等后方来了部队后，马上再补进去，这样就没事了。可没想到的是，凡是从后方来的，管他多少人，有没有战斗力，在前线指挥作战的顾祝同和胡宗南都会照单全收，否则阵地就会丢失或出现空隙。

　　（1069）

宝宝寒

　　你要说这是在饮鸩止渴也没什么不对，可倘不如此，淞沪会战早就可以宣告败局收场了。

　　同时，中方对金山卫的防守也确实松懈了一点。战前，包括唐生智在内，曾多次组织对金山卫一带的地形进行考察，但都认为这个地方“水浅涂深”，船只靠岸很困难，绝对不是一个理想的登陆地点。

　　等到上海派遣军从川沙口、吴淞登陆，并将守军逼至苏州河南岸后，大家又本能地认为，日军由北向南打得顺风顺水，就算要再次登陆，也一定会选择长江南岸。

　　出其不意，攻其不备，看上去最难攻的地方往往却是最薄弱之处，新任作战部部长下村定作出的这个选择，为中国守军败走上海一锤定音。

　　这再一次证明，日军在进攻战尤其是迂回包抄方面确有其独到之处。

　　今天，当我们遍查所有的回忆录和资料，虽然时见怪你怪他之辞，但一个不容回避的事实是，谁都没能预见到对手会登陆金山卫，甚至连德国顾问团的那位代理团长法肯豪森，都出现了判断上的错误，他认为日军企图在江浙各处再次登陆，只是佯动性质，其目的在转移视线，分散中方在上海的作战兵力。

　　这个世界，总有那么多的意外。

　　惊悉日军登陆金山卫后，三战区从龙华和松江连抽两个师前去堵截，然而都挡不住第10军的凌厉冲击，导致其进兵迅速，并向上海以西迂回。

　　迂回的目的非常明显，就是要遮断你的退路。

　　11月7日，日本统帅部决定成立华中方面军，由松井石根大将兼任司令官，以统一指挥上海派遣军和第10军，其作战区域已越出上海，包括苏州、嘉兴一线以东地区。

　　在腹背受敌，即将遭到包围的情况下，11月9日，南京统帅部下令守军总撤退，向吴福线转移。

　　趁你病，要你命，这是一切坏人的必然思路。

　　柳川见江南道路狭窄，全军掩杀尚有困难，便派熊本师团为先锋，一头朝京沪铁路上的昆山直插过去，从而切断了上海守军与后方的联系，撤退部队因此一下子陷入混乱之中。

　　由于无法完全堵住各条道路，柳川又遣出多支小规模挺进队，轻装前进，绕前袭击，更是加剧了这种混乱。

　　有如四年前长城抗战前期的“古北口溃退”以及后期“滦东大溃退”，本来有秩序的撤退也开始演变成无秩序的“溃退”，只是规模更大，场面更惨。

　　溃退，几乎已成为中国正规军队的一种难改痼疾。小诸葛白崇禧拿他在北伐时期的经历作比，说那时候的“南方部队”就是如此，典型特点是宜攻不宜守，“攻则气盛”，大家哇呀呀叫，不顾性命地往上冲，可是“守则气绥”，都挤在一条道上争相跑路，每个人都不管他人，只求自己能早一点逃出被围歼的厄运。

　　不可否认的是，淞沪一战，前期确实过于惨烈，尤其是退到苏州河南岸的，大部分都被打残了，可以说已达到消耗的极限，再相互一裹卷，皆失再战之心。

　　（1070）

宝宝寒

　　在溃退中，各级指挥官都相继失去了对自己部队的有效掌握，将找不到兵，兵找不到将，纷乱的模样令人瞠目结舌，甚至连一干大将们都出了糗。

　　胡宗南在苏州河畔的司令部，首先遭到日军的偷渡袭击，司令部参谋人员及警卫连死伤殆尽，才保得胡宗南一人只身逃走。

　　另一位倒霉的是薛岳。他那时正发高烧，乘着小汽车往吴福线撤，路上却遭到日军挺进队的机枪扫射，司机和卫士当即中弹身亡。

　　薛岳是给先总理当过卫队长的大内高手，即使是生病当中，也保持着一种职业性的敏感。见情况不妙，他一脚踢开车门，然后纵身跃入路旁的水田，又仗着水性不错，连游五道河沟脱险。如果这位那时就战死上海，以后长沙会战的绝活我们也就别想看到了。

　　在整个淞沪会战中，牺牲将官职务最高的是东北军第67军军长吴克仁中将，而吴克仁就是在大溃退中遇难的。

　　淞沪战场是各支军队争取荣誉之地。吴克仁在上战场前就对部属说，不管别人怎样，我们东北军绝不能再被人家戳着后背脊梁骨，骂我们只会叫嚷抗日，实际打起仗来却是草包一个。

　　可是吴克仁也没有想到仗真会打到如此惨烈。看着旅团长在眼前一个个倒下，他虽然嘴里说“马革裹尸，乃军人最光荣的归宿”，然而却一边说一边流眼泪，内心伤痛至极。

　　更想不到的是出现大溃退。

　　从一线撤下来时，身边仅剩了几个随从。吴克仁不由摇头苦笑：想当年曹操败走华容道，曾是何等狼狈，不意吾辈竟还多有不如。

　　江南沟壑纵横，北方人又有很多不会游泳，在遇到一条深水河流时无计可施，侥幸的是随从在附近找到了一块门板，这无异是一块救命的木板。

　　正要倚板而渡的时候，一个当地政府的文官也凄凄惶惶地跑到了岸边，比之于军人，他更为无助。

　　吴克仁在问明他的身份后，不由长叹一声：我们军人打了败仗，已有愧大家，若再只顾自己逃命，那就更是惭愧万分了。

　　这块木板，你先拿去用吧。

　　文官怀着感激的心情渡过了河，却再也没有看到将军现身。

　　有人说，吴克仁是在过河时被日军机枪扫射而死的，还有的说他是在中弹后伤势过重淹死的。

　　包括吴克仁在内，东北军在淞沪战场上共阵亡将级军官5人，重伤3人，团长伤亡超过一半，到最后突出来时5万编制的一个军，只能勉强缩编成一个师。

　　与苏州河南岸相比，罗店的情形则要好上许多。

　　担任掩护的是俞济时第74军，而始终冲在最前面的张灵甫此时也掉了个头，由前锋改踢后卫。

　　张灵甫刚刚进入一些状态，正是打得兴起的时候，自无溃退之理。在74军的掩护下，陈诚第十五集团军且战且退，上海守军能保存下来的主力皆集中于此

　　11月12日，上海完全失守。

　　在拿下上海及其近郊之后，按照日本统帅部的部署，松井一声令下，上海派遣军沿太湖北岸，第10军从太湖南岸，拉网似地分头绕击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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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宝寒

　　太湖南岸的第10军跑得极其疯狂。

　　与松井一样，柳川也是被编入预备役后重招入队的，所以立一大功，证明自己的心极其迫切。尤其是登陆金山卫和制造混乱的相继成功，使他更加兴奋。

　　同上海派遣军相比，第10军不仅拥有熊本师团这样的野兽军团，还有另外两个新设师团，这些师团的人员装备均十分齐全，此前也未受到过什么大的损伤，战斗力是绝没有问题的。

　　在上海大撤退时，三战区已为上海守军划定了撤退路线，按照就近原则，罗店守军由陈诚率领从太湖北岸撤，苏州河南岸守军则由顶替朱绍良职务的张发奎统带，自太湖南岸撤。

　　可问题是，苏州河南岸守军几乎全是残破之师，还没等张发奎反应过来，柳川便又拿下嘉兴，提前切断了张发奎退往太湖以南的道路，后者见此情景，只得改向苏州方向退却。

　　拿下嘉兴，并将张发奎退走杭州的路封死后，柳川已经完成了任务，第10军也到达了规定作战区域的底线。

　　可是他并没有因此停步，而是继续向第10军下达了进逼南京的命令。

　　先斩之后，他才向华中方面军和参谋本部各递一个折子，说老爷我要去打南京了，你们批准一下吧。

　　华中方面军的司令官是松井石根，他同样有打到南京去的想法。看到柳川的报告，余我心有戚戚焉，同意。

　　不同意的是参谋次长多田骏。

　　表面的理由是，淞沪战役刚刚结束，士卒应该予以休整一下再战。

　　深层的原因则还是希望早日结束对华战争，以便将精力放到对苏备战上去。简单来说，多田骏希望，把作战地点放在上海，但南京只作为停战议和的地点。

　　管你报告批不批，第10军的先锋熊本师团已离开嘉兴，朝湖州进攻。

　　自淞沪会战开始以来，老蒋强烈地意识到，他在用兵上有一个很大的失算。

　　当初评估对手的军力时，一直是按17个常备师团来计算的，这样即使往大了估计，日军能向上海派3个师团也已至极限，顶多再从北方抽2个过来，那样北方战场的日子就会相对好过一些，而淞沪战场也还撑得住，可以初步达到“扩大沪战”的一大目的。

　　没有想到的是，日本突然动员预备役，使到达上海的兵力，一下子扩充到30万，光师团级别的部队即达到9个，其中有5个都是新设师团。

　　在张发奎转向苏州撤退后，太湖南岸的防守兵力更是大为稀薄，沿途关隘几乎到了无人可守的地步。

　　为了筹调人马，南京统帅部一片忙乱，白崇禧咬牙从徐州调来了“钢七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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