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迈利的人马》史迈利三部曲终章(完结)，作者：约翰·勒卡雷，曾在军情五处接受训练

black白夜

“也许宝藏无法移动。”史迈利回答说，“也许卡拉已别无选择。”

“但是，如果让银行账户保持原封不动，简直就是疯了。”

“就是疯了才会用像基洛夫这种笨蛋。”史迈利说，但语气并不似平常一般严厉，“就是疯了才会让他吸收莱比锡，疯了才会让他找上欧斯特拉柯娃，疯了才会相信杀掉三个人就能滴水不漏。我们不能认为他神志清醒。为何会如此呢？”他停顿了一下，“卡拉深信不疑，很显然的，否则格里高利耶夫不会还留在波恩。你说他还在，我猜？”他略瞥了科林斯一眼。

“到今天为止，他还坐得好好的。”科林斯说，脸上依旧是光鲜的笑容。

“那么，也不太可能采取移动银行账户的措施。”史迈利推断，“即使是个疯狂的人。”

非常怪异的——恩德比和科林斯事后都私下认为——史迈利所说的话，就像一阵寒风吹过房间；而他们虽不明究竟，却不由自主地遵循更高的行为准则，尽管他们完全无法胜任。

“那么，他的秘密女士到底是谁？”恩德比追问，“谁值得他每个月花上一万块，还赔上他的事业？让他不得不用笨蛋来代替他训练有素的刺客？一定是女孩！”



史迈利为何决定不回答这个问题，又是个谜团，或许只能用他一向的拒人千里的态度来加以解释，也或许我们看见的是一个天生的项目员，对于和合作无关的内情，坚持不向主管人员吐露。当然，他的决定必有逻辑可循。史迈利早已在心中问过自己，为何他的做法看起来完全是另一回事？“所有的线索都指向我自己的一生。”他的动机或许在此。“为何把残屑片断送到我的对手手中，只为了可以操纵我？”他可能又以为，非常客观地以为——恩德比像史迈利一样了解卡拉背景的复杂；即使并非如此，恩德比也还拥有苏联研究部门，可以彻夜探查，直到找出他想要的答案。

但无论如何，史迈利还是不开口。

“乔治？”恩德比终于开口。

一架飞机低空掠过。

“这只是你要不要成果的简单问题。”最后史迈利说，“我看不出来其他事有什么大不了的重要性。”

“你看不出来，老天爷！”恩德比说，把他的手从嘴巴和髭须间伸出来，“噢，没错，我想要他。”他继续说，仿佛这只是半个重点，“我想要蒙娜丽莎，还有明年的爱尔兰讨厌鬼得主。我想要卡拉坐在沙拉特的电椅上，对着审问员招出他一辈子的故事。我想要美国表弟未来在我的掌控之下。我想要掌握全局，我当然想要。只要还没丢掉工作！”

但是，史迈利对恩德比的困境却很奇怪地漠不关心。

“拉康兄弟告诉你实情了，我猜？动弹不得的僵局和所有的一切？”恩德比问，“年轻、抱持理想主义的内阁，美苏关系小小的缓和，鼓吹开放的政府，所有这些蠢事？结束冷战的条件反射60？在白厅的每张床底下嗅嗅看有没有保皇党的同路人，特别是我们这里？他告诉你了吗？他有没有告诉你，他们正准备签署英国与布尔什维克该死的和平协议，就在下一个圣诞节？”

“没有，没有，他没告诉我这个部分。”

“没错，他们是要这样做。而且我们不能从中破坏。提醒你，只要我们没照着做，那些击打和平大鼓的家伙就会鬼吼鬼叫。他们已经在问苏联的条件会是什么，现在就在问。一直都是这样吗？”

史迈利沉默良久，仿佛必须经过元老审判似的，迟迟才回答，“是的，我想一直都是这样。我想形式虽不同，却一直都是这样。”仿佛这个答案对他至关重要。

“真希望你警告过我。”

恩德比踱回房间中央，从餐具柜里为自己倒了一杯苏打水；他凝望着史迈利，目光似乎充满了犹豫神色。他望着史迈利，他转开头，又回头望，显然面对着无法解决的问题。

“这很棘手，长官，真的是。”山姆·科林斯说，但两人都没响应。

“这难道不是布尔什维克的邪恶伎俩，引诱我们走向最后的灭亡，你确定吗？”

“恐怕我们已经一文不值了，索尔。”史迈利露出歉然的微笑说。提起大英帝国堂皇威仪的穷途末日，恩德比并不在意。有那么一会儿，他的嘴角露出一抹酸涩的笑容。

“好了，老头，”最后他说，“我们到花园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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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并肩而行。在恩德比颔首示意下，科林斯留在屋里。轻缓的雨滴在池塘漾起涟漪，也让大理石天使雕像在幽微的暮色里熠熠生辉。偶尔，一丝微风拂过，悬挂枝头的水珠滴落草坪，也让他俩不免沾湿。但恩德比毕竟是个英国绅士，尽管有时雨滴只落在史迈利身上，他仍像雨水滴落自己身上一样出声咒骂。点点灯光洒在他们身上。从班的法式窗，照射出一格格黄色的长方形灯影，映在池塘上。而映在砖墙上的，则是一盏现代街灯病态的绿色光芒。他们沉默地走了一圈，恩德比才开口说话。

“你可给我们找了不少麻烦，真的，乔治。我可以坦白告诉你。伟林，米凯尔，托比，康妮。在你再次出发之前，可怜的老傅格森忙得几乎没有时间填请款单。‘他从来不睡觉吗？’他问我，‘他从不喝酒吗？’”

“很抱歉。”史迈利说，只为了找话说。

“噢，不，你不抱歉。”恩德比说，突然停下脚步，“该死的鞋带。”他低声咒骂，弯腰绑鞋带，“麂皮的鞋总是这样，洞眼太少，这是个问题。你不会认为该死的英国人连洞眼的问题都处理不好吧？”

恩德比换一只脚站，抬起另一只脚。

“我要他这个人，乔治，听到了吗？给我一个活生生、会说话的卡拉，我会收下他，以后再来找借口。卡拉要求庇护吗？很好，嗯，当然，他一定反抗到底。在贤士们把枪上膛来对付我时，我已经从他身上得到足够的子弹来打倒他们了。给我这个人，其余免谈，你懂我的意思吗？”

他们继续散步，史迈利走在后面，恩德比不断说话，却没回头。

“你难道从来没想过，他们也会逃过一劫。”他警告说，“当你和卡拉在莱辛巴赫瀑布61的悬崖上殊死决战，你用手勒住卡拉的脖子，而拉康兄弟却站在你背后，拉住你的衣角，告诉你说不能对苏联人太粗暴。你懂吗？”

史迈利说他了解。

“到目前为止，你逮住他的什么把柄了？滥用办公室设施，比如？诈欺。侵吞公共资金，就像里斯本那个家伙一样。海外的非法行动，包括几件暗杀工作。我猜，你可以找出满满一大本的罪行。再加上莫斯科中央那些善嫉的野兽，早就想找借口宰了他。他说得没错——他妈的勒索比贿赂好用多了。”

史迈利说，没错，看起来是这样。

“你会需要人手。保姆、点灯人，所有禁用的玩具。别告诉我这些，去找你自己的。钱是另一个问题。我可以在账目里支应你几年，就像那些小丑在财政上玩的把戏一样。只要告诉我什么时候需要多少钱，我就会弄个卡拉给你，在账目上动些手脚。护照和现金呢？需要一些地址吗？”

“我想我可以应付，谢谢你。”

“我会二十四小时监视你。如果计划失败，就会酿成丑闻。我不要有人来告诉我说，我应该派人盯你的梢。我会说，我怀疑你可能在瓦拉狄米尔的事件上不受控制，所以我决定派人查看你的行动。我会说，这整件事只是个失去冷静态度的老间谍，个人策划的行动的一部分。”

史迈利说他觉得这个主意很好。

“我可能无法在街上部署太多人，但我仍然可以监听你的电话，检查你的邮件，如果我想要的话，也可以在你的浴室里装窃听器。从星期六开始，我们就在监听。当然是什么收获都没有，但你又能期望什么呢？”

史迈利同情地点头。

“如果你神秘兮兮地突然出国，我就要往上呈报。我也得替你编个故事，好去造访圆场的登记处。你应该在晚上去，但他们可能会认出你，我还没想出该怎么说。”

“以前曾有委托制作组织内部服务沿革的计划。”史迈利解释说，“不对外公开，当然，只是一些延续性的记录，供新进人员和特定的联络工作人员参考。”

“我会寄给你一封正式的信。”恩德比说，“当然也会把日期提前。如果你在那栋大楼里滥用发给你的许可，可不是我的过错。基洛夫提到的那个在波恩的家伙，格里高利耶夫，商务领事。是那个拿到现金的家伙？”

史迈利似乎陷入沉思。“对，对，当然。”他说，“格里高利耶夫？”

“我猜他是你的下一站，是不是？”

一颗流星划过天际，在那一瞬间，他俩都抬头观赏。

恩德比从衣服内侧的口袋里，掏出一叠折着的纸。“那么，这是格里高利耶夫的血统书，是我们目前所知的资料。他干净得像只哨子。非常稀有的那种人。以前是某家布尔什维克大学的经济学研究员。老婆是个老魔女。”

“谢谢你。”史迈利很有礼貌地说，“非常谢谢你。”

“祝福你，但我会全盘否认。”他们开始走回屋里时，恩德比说。



“谢谢你。”史迈利又说了一次。

“很抱歉，让你成为帝国伪善行动的工具，但事情就是这样。”

“别在意。”史迈利说。

恩德比停下脚步，让史迈利赶上来走在他身边。

“安恩还好吧？”

“很好，谢谢你。”

“你有多少——”他不再往前走。“这么说吧，乔治，”他深吸了一口夜凉的气息，说，“在这件事上，你是因公，或是为了娱乐？哪一种？”

史迈利的回答姗姗来迟，而且迂回间接：“我从没想过娱乐，”他说，“或者，我的意思是，我从没想过这两者之间的差别。”

“卡拉仍然保有她给你的那个打火机？这是真的，对不对？那次你到德里去看他——想劝他投诚——听说他偷了你的打火机。他还拿着，对不对？仍然在用？真是令人不快，我会去找回来，如果那是我的。”

“那只是普通的隆森牌打火机。”史迈利说，“应该还在，它很耐用，不是吗？”

他们分手，没道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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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在与恩德比见面之后的几个星期里，史迈利发现自己在进行诸多准备工作的同时，有着复杂与多变的情绪。他并不平静；简单来说，他并不能以单纯的一种身份来加以界定，尽管他的决心历久弥坚。猎人，隐士，爱人，追求完成目标的遗世孤独者，大赛局机敏的参赛者，复仇者，寻求安心的怀疑者——这些角色轮流交替出现在史迈利身上，有时甚至是多种角色同时出现。在后来记得他的那些人之中——老孟德尔，那个退休的警察，他少数的知己之一；葛瑞太太，那家只提供男士留宿与早餐的朴素旅馆的房东太太，为了安全，他选择位在宾利可的这家旅馆当临时总部；或者是托比·伊斯特哈斯，化名班纳堤，杰出的阿拉伯工艺品交易商——他们最记得的是一种山雨欲来的态势，平静沉着，少言少语。他们用着不同的方式来加以描述，因着他们对他了解程度的不同，也因着他们自己人生体验的差异。

孟德尔，这个安适、寡言、观察力敏锐、以养蜂为嗜好的人。很直率地说，史迈利是在为他的背水一战调整步伐。孟德尔曾参加业余的拳击赛，在分区赛中打中量级，他说他看得出来比赛前夕的征兆：严谨稳健的态度，了然于胸的孤寂感觉，还有他称之为凝视的表情，他认为那是史迈利正在“思考他手上的牌”。孟德尔似乎偶尔收留他，给他饭吃。尽管孟德尔有敏锐的觉察力，却也没能注意到他的其他面貌：困惑混乱，常被搪塞解释为社会约束；常用随便什么借口偷偷溜走，仿佛突然之间，安坐不动变得太过冗长难耐，仿佛他需要做些动作，来逃避自己。

对房东葛瑞太太来说，很简单，史迈利就是个失去亲人而悲伤孤独的人。她对他的背景来历一无所知，只知道他姓“罗瑞莫”，是个退休的图书馆员。但她告诉其他的房客说，她可以感觉得出来，他曾承受失去的痛苦，所以他才会不吃他的培根，才会经常独自外出，才会开着灯睡觉。他让她想起她父亲“在我母亲离开之后的样子”。这就是葛瑞太太的观察，在两桩暴力死亡事件紧紧缠绕史迈利之后，有一阵风雨暂歇的平静，尽管史迈利并未放缓速度，反而更加快脚步。她说他心情烦乱，也说对了，因为他总在许多小事情上不断改变心意；和欧斯特拉柯娃一样，史迈利发现生活中越琐碎的小事越难下定决心。

另一方面，与史迈利交往较深的托比·伊斯特哈斯，则采取了较了解内情的观点；同时对于重返战场，托比自己也难掩兴奋之情。想到要与卡拉“殊死决战”，他坚持要这么形容，托比就像变了一个人。班纳堤先生成为如假包换的国际人士。整整两个星期，他穿梭在欧洲寒碜的城乡镇巷，寻找各具专长的散兵游勇，组成了一支怪异兵团——有街头艺术家，有货真价实的小偷，有司机，有摄影师——而且每一天，无论他身在何处，都会以事先约定的暗号，打电话到离史迈利寄宿处不远的几个不同电话亭，报告他的进度。如果托比途经伦敦，史迈利就会开车到机场的旅馆，在已然熟悉的房间里，听取报告。乔治——托比如是说——正在做的是“Flucht nach vorn”，无人能精确加以翻译。字面上的意思是“向前杀出一条生路”，但当然隐含有奋不顾身的意思，也指背后犹有弱点，即便不是真正背水一战。但背后的弱点何在，托比就说不出所以然了。“听着，”他会说，“乔治总是很容易受伤，你了解我的意思吗？你看得越多，眼睛里的痛苦也就越深。乔治看得太多了，或许。”他又说——这句话后来已成为圆场的流传经典——“乔治的帽子底下有太多头了。”另一方面，对他的领导才能，托比倒是深信不疑。“极度小心谨慎。”他充满敬意地说，小心谨慎到查核托比的预付款时，连一毛钱的错误也不放过，害他平白受罚。乔治很紧张，他说，像大家一样；而当托比开始三三两两地聚集团队到波恩这个目标城市时，他的紧张情绪达到了最高点，非常非常谨慎地展开猎狩的第一步。“他太注重细节。”托比抱怨说，“他恨不得能和我们一起站在街头。身为项目负责人，他发现很难委派别人去做，你了解我的意思吗？”

甚至当团队都已整备，分派好任务，完成演练，身在伦敦基地的史迈利仍坚持要有三天不活动的时间，让每个人都“适应城市的温度”，去用当地的服装和交通工具，并演练通讯系统。“我们必须步步为营，托比。”他一再焦虑地说，“每平安度过一个星期，卡拉就会觉得更安全。但只要一有风吹草动，卡拉就会惊惶，我们也就完了。”在第一次行动结束之后，史迈利召回托比，再次听取报告。“你确定没有眼神交会吗？你试过各种方式了吗？你需要更多车、更多人手吗？”然后，托比说，他又从头演练一遍，利用街道图和目标房舍的照片，清楚明确地说明，应该在哪里布置静态的岗哨，另一组人又应该从哪里离开编队，好挪出下一步行动的空间。“一直要等到你摸熟了他的行为模式，”分手时史迈利说，“等你们弄清楚他的行为模式，我就会来。之前不会。”

托比说他可清楚得很，还有得等。

在这段部署期间，史迈利到圆场的探访当然没有官方记录可循。他像个幽灵似的进入那个地方，隐形地飘过熟悉的回廊。在恩德比的建议下，他在傍晚六点十五分抵达，就在日班刚交接，夜班人员还没就绪的空当。他预期会有关卡；会碰到那些他已认识二十年之久、不时被电召到五楼打扫的清洁工。但在恩德比的安排下，完全不是这么回事。没有证件的史迈利到了那里，一个从未见过的男孩满不在乎地点了点头，示意他走进开着的电梯。搭乘电梯，他一路畅行无阻地到了地下室。出了电梯，他首先看见的是福利委员会的告示板，上面张贴的告示，与他那个时代的一模一样，只字未改：免费猫咪征求善心家庭；戏剧社周五于福利会朗诵《顽皮的奎奇顿》62，还拼错字了。相同的回力球竞赛，基于安全理由，参赛者都以化名参加。相同的抽风机发出恼人的噪音。因此，当他推开登记处的嵌丝玻璃门，闻到油墨与图书馆灰尘的气味时，他几乎期望会在角落书桌那个缺损的绿色阅读灯下，看见自己圆滚滚的身影伏案阅读，就像当年他埋首分析比尔·海顿的叛变事件，并逆向思维地指出莫斯科中央的防御弱点时一样。

“噢，我听说现在，你正在编写我们过去辉煌的历史。”夜班登记员宽容地说。她个儿很高，走路的神态与希蕾莉颇相似，即使坐着的时候都有点儿摇摇欲坠。她砰的一声把一个装文件的旧锡盒放在桌上。“五楼送给你这个，装满了他们的爱。”她说，“如果你需要到其他地方，就叫一声，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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握柄上的卷标写着“大事记”。打开盒盖，史迈利看见一沓用绿色绳子捆在一起的发黄旧档案。他小心翼翼地解开绳子，翻开第一个卷档，看见卡拉模糊的照片，仿佛棺木里的尸体，从黑暗中瞪着他。他彻夜详读，几乎一动也不动。他探索着卡拉的过往，也追索着自己的往事，有时，他甚至觉得两人的生命互补，也觉得他们是同一种不治之症的起因。他一如既往地质疑，倘若他拥有卡拉的童年，倘若他置身相同的革命烈焰，将会如何。他努力尝试，却一如既往地无法抗拒自己的感同身受。苏联人民所承受的痛苦，苏联政府毫不在意的残暴蛮行，苏联英雄的流离失所，处处令他怵目惊心。这一切都让他自惭形秽，相较之下自己是如此轻松自在，尽管自己的生活也不乏痛苦。夜班结束时，他还在那里，瞪着发黄的册页，“像马儿站着睡觉似的”，曾参加骑术竞赛的夜班登记员说。甚至当她把档案从他面前拿走归还五楼时，他还一直瞪着前方，直到她轻轻碰了他的手肘。

隔天晚上他又来了，再隔天也一样；他销声匿迹，隔了一周又再度出现，却没有说明任何理由。读完卡拉的资料之后，他抽出基洛夫的资料，还有米凯尔、伟林和所有关于集团的资料，希望能为他所听到、所记得的莱比锡——基洛夫的故事找到具体的佐证文件。史迈利还有另外一面，可以说他是拘泥于形式的，或者是学者性格。对他来说，惟一真实可信的就是档案，其他的一切除非符合或切中记录，否则都只是浪费时间的东西。他也抽出奥图·莱比锡和将军的档案，即使不为其他的目的，也是为了对他们的纪念，他在两份档案中都加进了备忘录，平实记载他们死亡时的现场状况。他最后抽出的一份档案是比尔·海顿的档案。最初他们对于这份档案的解密还有疑虑。五楼的执行官，无论这晚是谁当班，还把恩德比从部长级官员的私人晚宴中叫出来，请示这件事。恩德比，他这次倒是颇值得称道，愤怒地说：“老天在上，最开始写这些该死的东西的人就是他，不是吗？如果乔治不能读他自己的报告，还有哪一个该死的人可以看？”然而，史迈利并没有真的读这份报告，据那位暗中登录他所阅取的所有档案的登记员报告说，他只是心不在焉地浏览。据她的形容，他若有所思地缓缓翻阅，“仿佛在找一张曾看过却遍寻不着的照片”。他只把档案留在手中约莫一个小时，然后很有礼貌地归还。“非常谢谢你。”自此而后，他未再现身，但清洁工流传着一个故事，说是当晚十一点过后，他整好报告，清理桌子，把几张用手抄写的札记丢进放置机密文件废纸的垃圾箱，然后，有人看见他在后院站了很长一段时间——阴森黝暗的后院，满是白色瓷砖、黑色排水管与猫的恶臭——望着他以前所在的楼层，以及他以前房间的幽微灯光，宛如老人望着自己出生的房子，自己以前读书的学校，以及自己举行婚礼的教堂。而令所有人吃惊的是，他从剑桥圆环——当时已十一点半——搭出租车到巴丁顿，搭乘午夜后不久发车的卧铺夜车到彭赞斯63。他没有预先买票，也没用电话订票；他没带任何过夜的东西，甚至没有刮胡刀，直到早上才设法向服务生借了一把。此时，山姆·科林斯正在集合那群负责监视的乌合之众，也就是公认的大外行，他们事后能记得的，就只是史迈利曾在电话亭打了一个电话，但当时他们没有时间采取任何行动。

“选这个时机去度假，可真是他妈的怪异，对不对？”恩德比暴跳如雷地说。当他接获这个情报时，幕僚也传来一大串超时工作、差旅时间、耽误社交活动津贴等等抱怨。然后，他突然想起来，说：“噢，我的天哪，他是去看他那个婊子女神！他的麻烦难道还不够吗？单手就可以对付卡拉啊？”不知为何，这段插曲惹恼了恩德比。他一整天都暴怒不安，当着所有人面辱骂科林斯。外交官出身的他，极看不起抽象的事物，虽然他自己也免不了要常寄情其中。



那幢房子矗立在山丘上，周遭光秃秃的榆树丛行将枯萎。花岗石的建筑非常宏伟，但山形屋顶已开始崩塌，叠摞的屋瓦像是搭在树顶上的破旧黑色帐篷。屋前占地甚广的暖房已荒废；顺着山谷而下，是倾圮的马厩和乏人照料的菜园。山丘铺满橄榄绿的矮树丛，以前曾是防御的山丘堡垒，“哈利的科尼什重镇。”她这样说。在山丘之间，迤逦着海岸线，这天早晨，在低垂的云层下，大海坚硬如板岩。出租车载他开上颠簸的山路，是一辆像战时参谋车的老“汉柏”。这是她度过童年的地方，史迈利想，也是她接纳我的地方。车道坑坑洼洼，倒卧的树干像黄色的墓石，散落两旁。她会在主屋里，他想。他们一起来度假时，会住在山巅的小屋，但她独自回来时，就住在主屋，她未婚时所住的房间里。他告诉司机不用等他，然后开始朝大门走去。他踩着他的伦敦鞋，小心翼翼地避开水坑前进，把所有的注意力都集中在水坑上。这不再是我的世界了，他想，这是她的，他们的。他善于观察的眼睛扫过建筑正面的许多扇窗户，希望能瞥见她的身影。她会到车站接我，只是搞混时间，他想像着，只是无心之过。但她的车停在马厩里，晨雾的痕迹犹存，他还在付出租车费时就发现了。他按下门铃，听见她踏在火石板上的脚步声，但来开门的是崔曼达太太。她领他进了客厅——吸烟室，起居室，会客室，他永远也搞不清楚。柴火正旺。

“我去请她。”崔曼达太太说。

至少我不必和疯子哈利讨论共产党，等候时史迈利想。再不然就是说应该逼得那些该死的罢工者走投无路，全部枪毙，看在老天的分上，他们的服务精神都到哪里去了？诸如此类十分怪异而他自己却深信不疑的念头。

她要家人避开，他想。

他从燃烧的柴烟里闻到蜂蜜的味道，一如往常，令他怀疑味道是从哪里来的。是家具上打的蜡？或者，是在地下墓穴的某处，有一间蜂蜜室，就像有枪械室、渔具室、杂物房以及——就他所知——情爱室一样？他寻觅着以前挂在壁炉上方那张描绘维纳斯生命中一景的提埃波罗64画作。他们卖掉了，他想。每次他来，就会发现收藏里又少了一件珍品。哈利到底把钱花到哪里去了，这是每个人心里的疑问——可以肯定的是，绝对不是用在房子的维修上。

她穿过房间，向他走来。他很庆幸，是她走来，而不是他走过去，否则他一定会被屋里的什么东西绊倒。他口干舌燥，胃里像吞了一大团仙人掌；他不希望她靠近自己，突然之间，她的真实存在令他无法负荷。她看起来很美丽，颇有凯尔特65风情，一如往常地翩然而至，一路行来，她的棕色眼睛凝望着他，探索他的心绪。她亲吻他的唇，把手指放在他的颈背，支配着他，海顿的阴影像一把剑落在他俩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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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没想到要在车站带份报纸过来，对不对？”她问，“哈利又把报纸停掉了。”

她问他吃过早餐没，他撒谎说吃过了。也许他们可以一起散个步，她建议道，仿佛他是个想看看这片地产的人。她带他到枪械室，翻箱倒柜地找合适的靴子。靴子有的亮得像板栗，有的却似乎永远潮湿不干。海岸步道沿着海湾，向两个不同方向延伸。哈利定期会拉起带倒钩铁丝的围栅，阻断步道，并挂上“地雷危险”的告示。哈利为了争取搭建营地的许可，和议会展开无休无止的奋战，而议会的否决，有时会令他愤怒抓狂。他们选择朝北顺风而行，她挽着他的手臂，侧耳聆听。往北的路较弯曲，但往南走，有大片仅容一人通过的金雀花丛，他俩就必须一前一后地分开走。

“我要离开一阵子，安恩。”他说，尽量自然地叫出她的名字，“我不想在电话上告诉你。”这是他作战时的声音，听到自己用这样的声音讲话，他觉得自己简直是白痴。“我要去勒索一个深陷爱河的人。”他应该这么说的。

“是为了某些特别的事离开，或者只是为了离开我？”

“我有工作要做，必须出国一趟。”他说，他仍然努力想摆脱英勇飞行员的角色，却未成功，“我想，我不在的时候，你不该到水滨街去。”

她的手指紧紧扣住他，但她心里想的却又是另一回事，她能很自然地应付别人，所有的人。在他们下方的岩石缝隙里，汹涌的海浪碎裂成翻滚的泡沫。

“你大老远跑来，就只为了告诉我，那栋房子已经禁止进入了？”她问。

他没回答。

“让我换个方式说吧。”他们走了一段距离之后，她说，“如果水滨街的房子可以自由出入，你是不是会建议我到那里去呢？或者你要告诉我的是，那房子已经永远不准进入了？”

她停下脚步，凝视着他，放开手，想从他的脸上读出答案。她低声说：“行行好吧。”他可以看见她脸上同时出现的疑虑、自尊与希望，也不禁纳闷她会在自己脸上看见什么样的神情，因为他完全无法了解自己的感觉，只知道她遥不可及，他不属于这个地方。她宛如漂流海岛上的女郎，带着所有爱人的阴影，逐渐漂离远去。他爱她，他对她漠不关心，他超然地观察她，但她正离他远去。如果我不了解自己，他想，又怎能分辨你是谁呢？他看见岁月的皱纹，以及他们共同生活所留下的痛苦和争斗。她是他所渴望的一切，她一无可取，她让他想起他很久以前就已知道的事；她遥不可及，但他全然了解她。他看见她脸上的庄重神态，有那么一分钟，他在想，自己是否能宽大为怀地承受这一切；但下一分钟，他便鄙视她对他的依赖，只想离她而去。他想大叫“回来”，但无能为力，他甚至无法伸出手来，阻挡她从自己身边溜走。

“你常告诉我说，永远别放弃期待。”他说。这句告白的话听来像是问题的导言，但却没有任何问题提出。

她等候着，然后说出了自己的告白。“我是个滑稽演员，乔治。”她说，“我需要一个可以调侃的对手66。我需要你。”

但他远远地看着她。

“这是工作。”他说。

“有他们，我活不下去。没有他们，我活不下去。”他猜想她又提起她的那些情人了。“比改变更糟的，就是维持现状。我痛恨抉择。我爱你。你了解吗？”他必得说些话来弥补这交谈的间隙。她并不依赖他，但她落泪时却靠在他身上，因为哭泣让她全身乏力。“你从来不知道你有多自由，乔治。”他听见她说，“我必须让我们俩人自由。”

她似乎意会到自己的荒谬悖理，因此破涕为笑。

她放开他的手，他们重新上路。为了导回正轨，她问了些普通的问题。他说要几个星期，或许更久。“住旅馆。”但没说是哪个城市或哪个国家。她再次面对着他，泪流满面，比之前更糟，但泪水并未打动他，虽然他希望可以。

“乔治，就止于此了，我保证。”她停下脚步，恳求地说，“汽笛声已远离了，在你我的世界里。我们拥有彼此。不会再有了。根据平均值，我们是这个地球上最心满意足的人。”

他点点头，似乎了解了她所说的重点，但并未全然同意。他们又走了一小段路。他发现，她沉默不语时，他反而更能感受到与她之间的关系，尽管他所谓的关系，也不过就是意识到有一个活生生的人与自己沿着相同路径前进罢了。

“我要做的事，和毁了比尔·海顿的那个人有关。”他对她说，既非安抚，也非自己抽身的借口。但他心里想的是：“跟毁了你的人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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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错过火车的班次，有两个小时要打发。退潮了，他沿着玛拉西昂附近的海岸走，对自己的漠然感到非常恐惧。天是灰色的，海鸟衬映在灰色的海面上，显得非常洁白。几个大胆的孩子泼溅海浪。我是个心灵的窃贼，他沮丧地想，我自己毫无信仰，却追求着其他人的信念？我想用别人的火来温暖自己。他看着那些孩子，从记忆深处挖掘出以前曾读过的诗句：



转身，如泳者跃入澄净

从逐渐衰老、冰冷、厌倦的世界

喜悦，油然而生



没错，他郁郁不乐地想。这就是我。



“现在，乔治，”拉康追问，“你是不是觉得我们把女人捧得太高了，这就是我们这些英国中产阶级犯的错？你是不是认为，我们英国人从传统和学校教育里，就把女人捧上至高无上的地位，然后又怪她们不如理想——你懂我的意思吗？我们把女人当成一种概念，而不是血肉之躯。这就是我们问题的症结。”

史迈利说或许吧。

“嗯，如果不是这样的话，瓦拉干吗老是扯上那些不三不四的人？”拉康大声咒骂，让坐在隔桌的人吓了一跳。

史迈利也不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

他们在拉康推荐的牛排馆里，一起吃了顿讨厌的饭。他们喝从玻璃水瓶倒出来的西班牙葡萄酒，而拉康对英国的政治困境大发雷霆。现在，他们喝着咖啡和值得怀疑的白兰地。反共产主义恐惧症是太过火了，拉康说他很确定。毕竟，共产党员也是人。他们并不是青面獠牙的怪物，不再是。共产党员所追求的和每个人都一样——繁荣，以及一点和平与安宁。他们想在该死的敌对状态中，找一个休息片刻的机会。而如果他们不是这样，那么，我们又能拿他们怎么办呢？有些问题——就说爱尔兰吧——还悬而未决，但你绝对无法让美国人承认有解决不了的问题。英国人根本无法治理；如果是在其他地方，几年就搞定了。我们的未来是靠集体行动，但我们的生存却要独力奋斗，这个矛盾的难题一天天地扼杀我们。

“现在，乔治，你怎么看呢？毕竟你已经不在位了。你有客观的立场，宏观的视野。”

史迈利听见自己喃喃吐出一些有关光谱的无意义字句。

而现在，史迈利担忧了一整个晚上的话题终于来了，他们对婚姻的讨论会开场了。

“我们一直被教导，应该宠爱女人。”拉康愤慨地说，“如果我们不能让她们时时刻刻都觉得被宠爱，她们就会抓狂。但跟瓦拉在一起的家伙——嗯，如果女人惹恼了他，或随便乱讲话，他就会赏她个黑眼圈。你和我，我们绝对不会这么做，对不对？”

“我确信我们不会。”史迈利说。

“听我说。如果我去找她，深入虎穴到他的房子，用非常强硬的做法，威胁要采取法律行动什么的，你觉得可以逆转形势吗？我的意思是，我的块头比他大，天晓得。我不乏胜算，不管你从哪一个方面来看。”

他们站在星空下的人行道，等着史迈利的出租车。

“无论如何，去好好度个假吧。你应得的。”拉康说，“到温暖的地方去？”

“嗯，我想我可能只会到处走走。”

“祝你好运。我的天哪，我嫉妒你的自由。嗯，你真是太有帮助了，不管怎么说。我应该听你的建议，写信去。”

“但是，拉康，我并没有给你任何建议。”史迈利略带警告意味地抗议。

拉康毫不理会。“另一件事也准备好了，我听说。”他沉着地说，“没有闲杂人等，没有混乱麻烦。真有你的，乔治。忠贞不二。我会看看能不能给你一点表彰。你已经有过什么了？我忘了。那天我们的庙堂诸公还说你应该封个骑士爵位呢！”

出租车来了，拉康坚持要握手，让史迈利觉得很难堪。“乔治，祝福你。你真是个亲切的人。我们是物以类聚，乔治。都是爱国的人，只求付出，不求回报。我们受的训练就是要奉献。我们的国家。我们必须付出代价。如果安恩是你的情报员，而不是你的妻子，你一定能把她管得服服帖帖的。”

第二天下午，托比来了一个电话说：“交易已准备就绪，等待完成。”乔治·史迈利便化名巴拉克劳夫，悄悄动身前往瑞士。他从苏黎世机场，搭乘瑞士航空的巴士到波恩，直接住进丽景皇宫饭店。这是一家宏伟豪华的饭店，有着爱德华式的醇厚宁静，天气晴朗时，可以远眺熠熠生辉的阿尔卑斯山，但这天傍晚，一切都笼罩在浓重的冬雾中。他原来考虑要住小一点的地方；也考虑过要住托比的安全公寓。但托比劝他说，丽景是最好的选择。这里有好几个出口，位于市中心，任何想找他的人都会第一个想到这个地方，因此，如果卡拉要找他的话，这里就会是卡拉认为他最不可能栖身的地方。踏进宏伟的大厅，史迈利觉得自己像踏上一艘空荡荡的轮船，在大海上远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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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他的房间是瑞士典型的小巧多功能房间。圆书桌镶嵌黄铜，桌面是大理石。古意盎然的双人床上方挂了一张巴列特印行的画，画着拜伦爵士笔下的哈罗德公子67。窗外的浓雾，筑起一堵灰墙。他打开行李，再度下楼到酒吧。一个年长的钢琴师弹奏着五十年代流行曲，那些曾经是安恩最爱的歌曲，也是他自己的最爱。他吃了些奶酪，喝了一杯芬丹白酒68，想着眼下。现在就要开场了。从现在开始，没有退路，没有迟疑的空间。十点钟，他走到旧城区69，这是他最爱的地方。街道铺着鹅卵石；冷冽的空气里有烧烤洋栗和雪茄的味道。古老的喷泉穿透浓雾迎向前来，中世纪的房舍宛若戏剧布景，而他，置身戏外。他走进拱廊，穿过艺廊、古董店，以及高得足容骑马通过的门廊。在尼迪格桥上，他停下脚步，凝望着河水。这么多个夜晚，这么多街道犹在。他想起黑塞的句子：“漫步雾中……树不互见。”凝冻的雾气低回盘旋在流淌的河面；河堰升起淡淡黄色。

一辆橘黄色的富豪房车在他背后停下，波恩车牌，突然熄掉车灯。史迈利回头一望，驾驶座旁的车门由里打开。靠着车内亮起的灯，他看见托比·伊斯特哈斯坐在驾驶座，后座是一个面容严肃的女人，穿着波恩家庭主妇的标准装束，膝上抱着一个孩子。托比利用他们作为掩护，史迈利想，监视者的术语称之为“剪影”。他们开车上路，女人开始和孩子说话。她的瑞士腔德文有一种沉着但义愤填膺的语气：“看，那里有起重机，爱德华……我们经过熊公园了，爱德华……看，爱德华，火车……”他记得监视者总是不满意，这是每个偷窥者的宿命。她挥着手，要孩子看这看那的。一个家庭团聚的夜晚，长官，剧本如是说，我们开着橘色的富豪汽车出门访友，长官。我们正要回家。而这人，当然是，长官，就坐在前面。

他们开进艾尔芬诺，波恩的外交人员住宅区。透过浓雾，史迈利瞥见结满白霜的花园，以及别墅的绿色廊柱。车灯照见了一面标示着某个阿拉伯国家的铜牌，有两名警卫保护。他们经过一座英国教堂和一排网球场，弯进一条有光秃秃的山毛榉整齐排列的街道。街灯高悬在他们头顶，像白色的气球。

“十八号，就在左边五百米外。”托比轻声说，“格里高利耶夫和他老婆住在一楼。”他开得很慢，利用浓雾作为掩护。

“很有钱的人住在这里，爱德华。”那女人在他们背后说着，“都是从国外来的。”

“铁幕来的人大多集中住在慕里，而不是艾尔芬诺。”托比继续说，“那是个公社，他们做什么都是集体行动。集体去买东西，集体去散步，你一看就知道。但格里高利耶夫不一样。三个月前，他们搬出慕里，租了这幢公寓，完全靠自己的力量。三千五百元一个月，乔治，他个人付给房东。”

“现金？”

“每个月用百元大钞付房租。”

“大使馆其他人的房租是怎么付的？”

“都通过大使馆的账户。但格里高利耶夫可不是。格里高利耶夫是例外。”

一辆警察巡逻车像河上游艇般缓缓超过他们。史迈利看见车里的三个人都转头看他们。

“看，爱德华，警察！”女人大叫，想让孩子向警察挥手。

托比也很小心，没停下谈话。“这些警察小伙子担心炸弹。”他解释说，“他们认为巴勒斯坦人会把这个地方炸得粉碎。那对我们有好处，也有坏处，乔治。如果我们笨手笨脚，格里高利耶夫会告诉自己说，我们是本地的守护神，所以就不会去找警察。一百米，乔治。前院停了一辆黑色的奔驰。其他人员都共乘大使馆的车。但格里高利耶夫可不是。格里高利耶夫开他自己的奔驰。”

“他什么时候买车的？”史迈利问。

“三个月前，二手车。就在他搬出慕里的时候。他真的是发了，乔治。就像过生日，有这么多礼物。车子，房子，从一等秘书晋升成领事。”

那是一幢灰泥别墅，坐落在广阔的花园中，但因浓雾，看不见背景。从房子正面的凸窗，史迈利瞥见窗帘后闪耀的灯光。花园里有座小孩滑梯，还有一个此刻干涸的游泳池。铺着碎石砾的车道上，停了一辆挂有外交车牌的黑色奔驰。

“苏联大使馆所有的车牌最后两个数字都是七三。”托比说，“英国是七二。格里高利耶娃两个月前拿到驾驶执照。大使馆里只有两个女人有驾照，她是其中一个，而且是个恐怖的驾驶，乔治。我的意思就是恐怖。”

“房子其余的部分谁住？”

“房东。一个波恩大学的教授，痞子一个。前一阵子，美国表弟找上他，说他们想在一楼装几个窃听器，还付他钱。这个教授收了钱，然后像个好公民，向警方报告。警方很害怕。他们答应美国表弟，只要放弃监视，他们就当这件事没发生过。行动停止了。看来我们的美国表弟对格里高利耶并没有特别的兴趣，一切只是例行公事。”

“格里高利耶夫的孩子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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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内瓦念苏联使节学校，平常住校，周五晚上才回家。周末全家出游。到森林里游玩，滑雪，打羽毛球，采香菇。格里高利耶娃是个热爱户外活动的怪人。他们也去骑脚踏车。”他说，目光暗示似的一瞥。

“格里高利耶夫也和家人一起出游吗？”

“他星期六还要工作，乔治。而且，我很确定，他工作只是为了避开家人。”史迈利注意到托比对格里高利耶夫的婚姻状态已有定论。他怀疑，这是不是托比自己婚姻状态的投射。

他们离开那条街，转进旁边的一条小路。“听我说，乔治，”托比仍然在谈论格里高利耶夫的周末，“好吗？跟踪的人猜到内情。他们一定得这么做，这是他们的工作。有个在签证部门工作的女孩，黑眼黑发，而且，就苏联人来说，长得很性感。那些小伙子叫她‘小娜塔莎’。她的本名不叫这个，但对他们来说，她就是娜塔莎。每个星期六，她到大使馆，去工作。有好几次，格里高利耶夫开车送她回慕里。我们拍了照片，还不坏。她在她的公寓附近下车，走五百米回家。为什么？另一次，他哪儿也没载她去，只是开车在古尔腾兜圆场，非常热烈地交谈。或许这只是那些小伙子的期望，因为格里高利耶娃的关系。他们喜欢这个家伙，格里高利耶夫。你知道跟踪的人是什么样子。不是爱就是恨。他们喜欢他。”

他停下车。一家小咖啡馆的灯光照透浓雾。咖啡馆的前院，停了一辆绿色的雪铁龙双发动机跑车，日内瓦车牌。后座堆满了硬纸板箱，看似货物样品。收音机天线上垂了一条狐狸尾巴。托比跳出车子，拉开雪铁龙脆弱的门，催促史迈利坐进驾驶旁的座位，然后，递给他一顶软帽，他立即戴上，而托比自己则戴了一顶苏联式的毛皮帽。他们再次开车上路，史迈利看见那个波恩主妇爬上他们刚抛弃的那辆橘色富豪的驾驶座。他们离开时，她的孩子还透过后车窗无精打采地挥手。

“大家都还好吧？”史迈利问。

“好极了。他们到处刨根问底，乔治，每一个人。萨特兄弟其中一个因为孩子生病，必须回维也纳去，他心都快碎了。其他都很好。对他们来说，你是第一号重要的。从右边赶上来的是哈利·史林戈。记得哈利吗？以前是我行动的伙伴。”

“我听说他儿子拿奖学金上牛津。”史迈利说。

“物理系。牛津大学瓦德汉学院。那孩子是个天才。眼睛继续看着路面，乔治，别转头。”

他们超过一辆蓝色厢型车，车身上用活泼的字体漆着“汽车快递”，驾驶一面开车一面打瞌睡。

“后面是谁？”摆脱阻碍之后，史迈利问。

“佩特·拉斯提，以前是个猎人头的。那些家伙日子很不好过，乔治。没有工作，没有行动。佩特签约加入罗得西亚70军队。杀了几个人，觉得没意思，就回来了。难怪他们这么爱你。”

他们再次驶过格里高利耶夫的房子。另一扇窗户里亮起灯光。

“格里高里耶夫很早就上床睡觉。”托比有些敬畏地说。

一辆挂着苏黎世领事馆车牌的礼车停在他们前面。驾驶座上，司机正捧读一本平装本的书。

“那是加拿大比尔。”托比解释说，“格里高利耶夫离开家，右转，会经过佩特·拉斯提。左转，会经过加拿大比尔。他们都是好孩子。非常有警觉性。”

“在我们后面的是谁？”

“梅纳兹哈根家的女孩们。最大的一个已经结婚了。”

浓雾避人耳目，让他们的前进无声无息。他们驶下一个缓坡，经过右手边的英国大使官邸，看见大使的劳斯莱斯停在车道上。这条路弯向左边，托比顺路而行。就在转弯时，后面的车子赶过他们，以车头灯为他们照亮前方。在车灯的光束中，史迈利发现映入自己眼帘的是一条林木蔽隐的死巷，尽头矗立着两扇紧闭的大门，一小群人在门内戒护。

“欢迎莅临苏联大使馆，乔治。”托比非常小声地说，“二十四个外交官，五十个其他阶级的工作人员——密码翻译员、打字员，和一些非常差劲的驾驶员，全部都是本国直接派遣。贸易代表处在另一栋建筑，史崔任纳克街十七号。格里高利耶夫常到那里去。在波恩，我们也盯上了塔斯和诺佛斯帝，这两个混混应该是主流派的。主要的驻处在日内瓦，以联合国为掩护，总数高达两百人。这里只算是余兴节目：总共就是十二或十五个人，还在扩编，但速度很慢。领事馆就在大使馆后面。你必须穿过围篱上的门，活像间鸦片馆或妓院。他们在那条通道上装了闭路电视摄影机，等候室里也有扫描机。试着申请一次签证看看！”

“我想我还是躲远一点，谢谢了。”史迈利说，托比露出罕见的笑容。

“大使馆的领地。”托比说，车头灯照过向右倾斜而下的树林，“这是格里高利耶娃玩排球、给孩子们政治教育的地方。乔治，相信我，她真的是个心态不正常的女人。大使馆的幼儿园，教室，乒乓球俱乐部，女子羽毛球室——都是那个女人一手包办。别管我说的话，听听看我那些小伙子们怎么说她。”他们转出死巷时，史迈利瞥见转角楼顶上的窗户里，一盏灯熄了，接着又亮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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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保利·史柯戴诺在说：‘欢迎莅临波恩。’”托比说，“上个礼拜，我们想办法租下顶楼。保利是路透社的特派记者。我们甚至还帮他伪造了一张记者证。还有电报卡，所有的东西。”

托比在桑帕拉特兹附近停下车。一座现代的钟楼敲了十一下。纤柔的雪花飘下，但夜雾并未散去。两人好半晌都没开口。

“今天是上个星期的翻版，上个星期则是再上一个星期的翻版，乔治。”托比说，“每个星期四都一样。下班之后，他把奔驰开到修车厂，加满油，检查电池，要求收据，然后回家。六点钟过后不久，一辆大使馆的车抵达他家门口，下车的是克拉斯基，周四定期从莫斯科来的信差。独自一人。他是个很有野心的人，很专业。在其他的任何情况下，他无论到哪里都和伙伴波格达诺夫结伴而行。一起搭飞机，一起送东西，一起吃饭。但拜访格里高利耶夫，克拉斯基打破惯例，独自前往。他会停留半个小时，然后离开。为什么？对信差来说，这是很不寻常的做法，乔治。很危险，如果他没有后台的话，相信我。”

“你们对格里高利耶夫的了解呢，托比？”史迈利问，“他到底是什么人？”

托比用张开的手掌，比了个刺枪的手势。“格里高利耶夫是个受过训练的恶棍，不是吗，乔治？没有贸易专长，彻头彻尾是个大麻烦。他也不是名门正派，是半路出家，乔治。”

基洛夫也是，史迈利想。

“你想，我们有足够的证据可以逮住他吗？”史迈利问。

“技术上来说是没问题。银行，假身份，甚至小娜塔莎——技术上来说，我们有一手王牌。”

“所以，你认为我们可以宰了他？”

在黑暗中，托比的手掌又比了个刺枪的手势。

“宰人，乔治，总是要碰点运气，知道我的意思吗？有些人会有英雄气概，想马上为国捐躯。其他人则翻来覆去满口谎言，但一被扣押就完全不同了。宰割，反而会让某些人更顽固。你知道我的意思吗？”

“是的，我想我知道。”史迈利说。他再次想起德里，那张静默的面孔透过香烟的云雾凝望着他。

“放轻松，乔治，好吗？你应该常常歇歇腿。”

“晚安。”史迈利说。

他搭上最后一班电车回市中心。抵达丽景时，已然大雪纷飞。大片大片的雪花，在黄色的灯光中飘舞、破碎，太过潮湿，无法驻留。他把闹钟设定在七点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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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叫亚莉珊卓的那个年轻女孩，在清晨的集合钟声响起前一个小时就已醒了，但她一听见钟声，就缩起白棉布睡衣里的膝盖，紧闭眼睑，告诉自己说她还在睡。一个需要休息的孩子。集合的钟声和史迈利的闹钟一样，在七点钟响起，但在六点钟时，她已听见山谷里的钟声，先是天主教堂，接着是基督教会，再来是镇公所，她哪一个都不信。她不信这个上帝，不信那个上帝，也不信任何一个挂着屠夫面容的镇上的人，那些在年度庆典上听见救火队合唱团以方言唱着爱国歌曲时，还坚持要立正的那些镇上的人们。

她之所以知道年度庆典，是因为那是少数获得许可的远征节目之一，她不久之前刚获得特许参加，这是她的第一次，而她格外觉得好玩的是，这竟是为平凡无奇的洋葱所举行的庆祝活动。她站在乌苏拉修女与贝缇杜德修女中间，她知道她们小心戒备，生怕她会跑掉，或跳进庆祝的队伍里发一阵疯。她看了一小时最最无聊的演讲，接着是一小时无聊的军乐队伴奏的歌唱。然后，是游行队伍，镇上的人穿着乡村装束，长长的木棍上扛着一串串洋葱。领队的是村里的旗手，平常负责送牛奶到小屋，而且，只要溜得开，就会跑到宿舍门口，希望可以从窗户里瞥见女孩们，或者，只是亚莉珊卓自己想瞥见他一眼。

村里的钟敲响六声之后，躺在床上最深、最深处的亚莉珊卓，决定开始一分钟、一分钟地数到永远。在她替自己所设定的儿童角色里，她一秒一秒地轻声数：“一千零一，一千零二。”过了十二分钟，在她孩子气的数数声中，她听见费莉希狄院长骑着那辆夸张的机车从梅斯回来的声音，告诉每一个人：费莉希狄-费莉希狄——噗—噗——不是别人——噗—噗——是我们的院长和正式的发令员——没有别人——噗—噗——能这么做。最好玩的是，她的本名根本不是费莉希狄，费莉希狄是她为了其他的修女而取的名字。据她私下告诉亚莉珊卓，她的本名是娜德兹达，意即“希望”。因此，亚莉珊卓也告诉费莉希狄，她的本名是塔蒂亚娜，根本不是亚莉珊卓。亚莉珊卓是个新名字，她解释说，是特别为了在瑞士使用才取的。但费莉希狄-费莉希狄很严厉地告诉她，别像个傻女孩。

费莉希狄院长抵达之后，亚莉珊卓拉起白色的床单盖住眼睛，决定时间就此冻结，决定她置身在孩童的白色幽冥之境71，所有的一切都没有影子，无论是亚莉珊卓，无论是塔蒂亚娜。白色的灯泡，白色的墙壁，白色的铁制床架，白色的暖气机。透过高高的窗户，是白色的群山，衬着白色的天空。

卢迪医生，她想，我有一个新的梦可以讲给你听，等我们下次的周四会谈，还是周二？

现在，仔细听好，医生。你的俄文好吗？有时候你假装听懂了，其实并没有。很好，我就开始了。我的名字是塔蒂亚娜，我穿着我的白色睡衣站在白色的阿尔卑斯山水前面，想用费莉希狄的白色粉笔在白色的山头写字。费莉希狄的名字其实叫作娜德兹达。我睡衣底下什么也没穿。你假装不在意这些事，但每当我谈到我有多爱自己的身体时，你总是特别注意，不是吗，卢迪医生？我用粉笔在山头写字。我把粉笔像香烟一样用力摁熄。我想到我所知道最猥亵的字——没错，卢迪医生，这个字，那个字——但我怕你的俄文词汇里不太可能有这些字。我也想写出这些字，但白色叠在白色上，一个小女孩又能有多大的能耐呢，我问你，医生？

医生，这很恐怖，你一定没做过我这种梦。你知道我曾经是个名叫塔蒂亚娜的妓女吗？知道我做的都没错吗？我可以放火烧东西，甚至我自己；可以毁谤国家，就算当权的那些聪明人也不会惩罚我？相反的，他们还从后门放我走——“走吧，塔蒂亚娜，走吧。”——你知道吗？

听到回廊上传来的脚步声，亚莉珊卓在床单里埋得更深。法国女孩被带到厕所去了，她想。法国女孩是这里最漂亮的女孩。亚莉珊卓很爱她，只因为她的美丽。她以美貌击败整个体系。即使她们让她穿上外套——因为她抓伤或弄脏自己，或打碎什么东西——她的天使脸庞仍然像她们的圣像般凝望着他们。即使她穿上没有纽扣、无形无状的睡衣，高耸的胸部依旧如波涛起伏。即使是最嫉妒的人，即使是秘密名唤“希望”的费莉希狄，都没有办法让她看起来不像个电影明星。当她脱掉衣服，即使是修女也会又羡又恨地看得目不转睛。只有美国女孩能和她的美貌相匹敌，但美国女孩已经被送走了，因为她太坏。法国女孩也很坏，她无法掩藏怒气，她割腕自杀，她对费莉希狄拳打脚踢，但比起美国女孩离开时的情形，她还不算一回事。修女们必须把克伦可从小屋叫来，好让她镇静下来。她们处理她时，只好把休息区关闭，但当厢型车把美国女孩载走，贝缇杜德修女整个晚祷都垂泪不止，像家里有人死了一样。事后，亚莉珊卓强迫她说出内情，她叫着她的小名，萨莎，这是她不幸的恶兆。

“美国女孩被送到安特西去了。”在亚莉珊卓的强迫下，她泪流满面地说，“噢，萨莎，萨莎，答应我，你永远不会到安特西去。”正如在她某段不复记忆的生命里，她们哀求她，“塔蒂亚娜，别再做这些疯狂且危险的事！”

自此以后，安特西成为亚莉珊卓最深的恐惧，在任何时刻都能立即让她安静下来的威胁，即使是在她最粗暴不端的时刻。“如果你这么坏，就会到安特西去，萨莎。如果你嘲弄卢迪医生，在他面前拉起你的裙子，跷起腿来，费莉希狄院长就会把你送去安特西。嘘，安静，否则她们就会送你去安特西。”

脚步声又沿着回廊回来了。法国女还被送去穿衣服。有时她会反抗，结果就是穿上外套。有时亚莉珊卓会被叫去安抚她。亚莉珊卓会一再梳着法国女孩的头发，不说一句话，直到法国女孩放松下来，开始亲吻她的手为止。然后，亚莉珊卓就会被带走，因为爱绝对绝对绝对不在课表上。

门突然打开，亚莉珊卓听见费莉希狄曲意逢迎的声音，像苏联戏剧里的老护士一样令她痛苦：“萨莎！你一定要马上起床！萨莎，赶快醒来！萨莎，醒醒！萨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