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之至者谓之元——————闲话元朝往事------班布尔汗

宝宝寒

【正文】


张养浩所作的散曲《山坡羊》九首为千古名篇，其中的《潼关怀古》中那句“兴，百姓苦；亡，百姓苦”更是成为脍炙人口的民生警句。武宗的所作所为，他自然要用儒家“民为重”的观念进行规劝。在他以及众多儒臣看来，成宗虽然抱残守缺，不思变革，但毕竟还与民休息。成宗朝的合格继承人，应该是一面继续与民休息的政策，一面改革弊政，将一度停滞推行的汉法重新启动。岂料，武宗竟然反其道而行之，莫说汉法，连世祖、成宗朝坚持的多法并存的格局都打破了，弄成了“乱治”——这位统兵有方的青年天子，在治国方面实在很糟糕。
武宗何以如此？先期避祸的李孟不会明白，期望进行“更正”的哈剌哈孙不会明白，写《上时政书》的张养浩也不会明白。

很多事情，在当时想不明白。而跳出当时的环境，后人倒可分析出一二。南北朝刘宋皇族荒淫暴虐到了匪夷所思的地步，不求甚解者往往都会用“神经”、“脑袋进水”之类来一笔带过。而钱穆先生则从两晋风尚、皇族教育中总结出原因：“此等荒诞，疑非人情。然赋予一种可以穷情极意的环境，又习闻到一些一切不在乎的理论（即虚无放达的人生理想），而不加以一种相当的教育，其趋势自可至此。南朝的王室，在富贵家庭里长养起来（但是非门第，无文化的承袭），他们只是稍微熏陶到一些名士派放情肆志的风尚，而没有浸沉到名士们的家教和门风，又没有领略到名士们所研讨的的玄言与远志。在他们面前的路子，只有放情胡闹。”
　　武宗的作为远不如刘宋皇帝们荒唐，自也有其内在原因。
　　那便是对官僚政治体制的反抗和对蒙古帝国时期政治的追随。
　　
　　元朝脱胎于蒙古帝国，然而两个国家的政治基础则迥然不同。蒙古帝国时期，帝国的使命便是不停对外征服，整个国家的运转全是围绕军事。从成吉思汗到后来的窝阔台、贵由、蒙哥，历任大汗虽宽、峻各有不同，但与其说是国家首脑，倒不如更像是军事指挥官。而元朝，虽然世祖忽必烈也颇为热衷于对外征服，但他已经建立了一整套适合内政而并不适合对外战争的官僚政治体制，代表军事体制的“漠北旧制”很大程度被官僚体制所侵蚀。到成宗朝，因为皇帝本人的能力和敬业问题，官僚政治体制发挥了极大的作用，前有完泽，后有哈剌哈孙，都是文官系统的代表人物。尤其是哈剌哈孙，作为丞相，可以利用官僚系统阻挠卜鲁罕皇后的谋划，甚至还能够协助爱育黎拔力八达轻而易举的铲除前朝皇后一党。这在蒙古帝国时期是不可想象的，要知道，按照蒙古帝国旧制，大汗死后，皇后是可以合法摄政，并组织召开选汗的库里台大会，由亲贵勋臣选举大汗的。这也就是所谓“元皇朝确立的中央集权官僚政治体制，已在相当程度上腐蚀了漠北旧制。”
　　武宗年纪轻轻便总兵漠北，身边都是彪悍少文的武将，日常都是蒙古传统浓郁的军营生活，做起事来也都是没有商量只要执行的军令风格。武宗这个在元朝时期出生的年轻宗王，在起成长的关键时期，所处的环境却与蒙古帝国时期相差无几。那么，是追随哪怕迁就从忽必烈开始的官僚政治体制，还是尽自己所能去恢复漠北旧制，将已经相当内敛的元王朝重新改造为以征服为使命 的蒙古帝国，对武宗来说，是根本不需要考虑的。
　　登基大典上，武宗便把曾祖父忽必烈登基时那些“三辞三让”的汉法礼节抛开，使用了蒙古帝国时期大汗即位的仪式：“宗王七人坐海山白毡上，二王扶其臂，四王举毡奉之于宝座上。一王献盏，诸珊蛮为新帝祝寿，而上尊号曰‘曲律汗’。”
　　即位后不分亲疏大封一字王，打破成规，滥赐官爵。这一方面自可说是收买人心，巩固地位，而另一方面也是对已经日趋成熟的官僚政治体制的蔑视和颠覆。
　　而营建中都，何尝不是如北魏孝文帝为了推行汉化改革，由平城迁都洛阳的打算一般呢？只不过他的谋划，与北魏孝文帝正好相反。
　　武宗要的是一个右自己主宰的全新的帝国中枢，不但人要新，连都城都要新，一切的一切都要从自己这里，重新开始。
　　
　　这样的玄机，连武宗亲弟弟，皇太子爱育黎拔力八达都完全不能理解，何况张养浩呢？
　　不能理解皇帝，自然也不会被皇帝所容。在上书之后，张养浩很快就被改为翰林待制的闲职，之后又干脆被罢官，他怕再遭打击，便也学习李孟，出京隐居去了。不过，与他相比，对武宗即位有着决定性功劳的哈剌哈孙则更显得冤枉。在成为“太傅”后仅一个多月，便因为反对封察合台后裔秃剌为越王而被外调和林行省左丞相，出抚漠北。
　　在正史中，似乎哈剌哈孙的被外调乃是因为秃剌进谗言所至，其实以武宗的聪明，何至于因为谗言而罢黜股肱之臣呢，何况在哈剌哈孙被外调后仅一年，秃剌便因罪遭诛，所谓“谗言说”明显只是借口。真正让哈剌哈孙从一代权相成为地方官的，正是因为其代表了官僚政治体制，与武宗欲要推行的一套完全格格不入。随着他的外调，朝中的重要位置，完全被武宗的军旅从臣所占据。
　　有必要说一句，哈剌哈孙虽然无端获罪，却也表现了在朝兼济天下，在野造福一方的贤臣风范。到漠北后疏浚古渠，整治屯田，修建仓库，使得漠北大治。至大元年（1308年）闰十一月，因积劳成疾而病逝，享年五十二岁，被追赠推诚履正佐运功臣、太师、开府仪同三司、上柱国、顺德王，谥忠献。
　　当哈剌哈孙把卜鲁罕皇后一党掀翻的时候，恐怕也没有想到自己也会这么快离开历史舞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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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过继位之争和武宗的刻意清洗，成宗朝的宰辅班子一扫而空。但武宗并没有就此停下他“改革”的步伐。至大二年（1309年）八月，他下诏将已经罢废十几年的尚书省重新恢复，以自己的心腹乞台普济、脱虎脱分任右、左丞相，三宝奴、乐实为平章。
　　尚书省在世祖时代几经废立，出现了阿合马、卢世荣、桑哥三大理财权臣，夹杂着汉法、理财派大臣的血腥党政，更是世祖“无岁不用兵”的标志，一直被人看作是致乱之源。成宗时虽有理财派官员管理财政，但一直没有复立。武宗重开尚书省，自然是因为财政已经到了不得不整顿的地步，另一方面也预示着武宗准备向曾祖父忽必烈看齐，眼光不再局限于大元王朝，而是向着蒙古帝国时期的“世界帝国”展望了。
　　
　　成宗在位时花钱没有节制而又不愿增加百姓赋税，一缺钱便动用钞本。到成宗晚年，世祖时代十分坚挺的中统钞、至元钞已经贬值的触目惊心——其购买力已经下降到不足初发行时的五分之一，而武宗即位后的挥霍无度更使得通货膨胀居高不下，没有新的货币政策，钞票变废纸就只是时间问题了。
　　至大二年九月，诏行“至大银钞”，确定以新币一两兑换至元钞五贯、白银一两、赤金一钱。新币发行，自然要坚挺一些。可新币的使用必要有与旧币兑换的问题，这就出现了弊端。世祖至元二十四年发行的至元钞是二贯准花银入库价一两、赤金入库价一钱。两相比较，至元钞五贯还不如以前的二贯，发行更早的中统钞更是只抵至大银钞一两的二十五分之一。这样的改革，倒是让国库重新充裕了，却把通货膨胀的患害转嫁到小民百姓身上，自然是免不了怨声载道。所幸，在“至大银钞”发行的同时，至大三年正月，尚书省为了新钞能够稳定推行，发行铜钱“至大通宝”，其一文准至大银钞一厘，并允许历代铜钱与至大钱一起流通，利用信誉稳定的金属辅币来平抑小额零售商业领域内物价的过份波动，总算不至于让百姓赔了钱还买不起东西。
　　在发行新钞的同时，尚书省其他理财政策频出：其一是增加盐引价格，每引比元贞年间增加七贯。盐业从唐朝起便是政府收入的大宗，没钱了从盐上打主意是惯例。其二是开酒禁，立酒课提举司。从世祖时起，因为备荒和转变社会酗酒风俗的考虑，朝廷一直有禁酿造、买卖酒的法令，虽然因为地域、时段不同，常有“稍驰”的解禁，可这样全国范围内的开禁，还是第一次。其三是增加江南富户高收入税，规定凡收入五万石粮食以上者，每石拿出二升交税，大概相当于百分之二。富人多交些税，也是天经地义。其四追征各地逋欠钱粮，这也类似于钩考，各地向中央交纳的钱粮总是拖欠，自然要追讨，而其中有各种中饱私囊和盘剥百姓的行为，自是不可避免。其五是拘收外任官职田，改颁禄米，以“拘田之米”补京畿米粟不足。
　　这些政策，大都是世祖时代尚书省玩剩下的，本无新意，而程度也远不如阿合马、桑哥等人干的过分，说不得是什么恶政。然而成宗一朝“赋不略加”，到武宗这里破了例，可算是不肖。
　　在这里需要特地提一下第五项政策“拘收外任官职田”。很多人论起元朝来，都说元朝官员没有俸禄，朝廷放任官员贪污。这不啻是最具煽动性的抹黑了。在蒙古帝国时期，因为实行分封制度，贵族、官员们都有自己的属地、属民，自是没有俸禄。而到了元朝，忽必烈从建国之初便开始逐步完善俸禄制度，中统元年（1260年），首先确定皇室官员俸禄，中统二年在六部官员中实行俸禄制度，中统七年在经历以下官员中实行俸禄制度。所谓“内而朝臣百官，外而路府州县，微而府吏胥徒，均没有不给俸禄的” 。同时，各级官吏还有职田，也就是国家发给你田地，田地所有权不是你的，但田地的收入则拿出一部分作为你的工资。而职田收入往往高于俸禄，例如，中书左、右丞相俸禄是一百四十贯，米十五石，而江南地区一个上路达鲁花赤的职田便是八顷（原为十六顷，后减半），一顷是一百亩，按正常收入算，元代一亩田产量平均为一石，八百亩就是八百石，虽然不可能全部作为收入，但拿出一半也有四百石，何况对于职田产出的占有，各级官吏还有很多“灰色办法”来巧取豪夺。怎么算，只有三品的上路达鲁花赤，其职田的收入也要比朝廷宰辅的俸禄高得多。其他级别官员的职田也是很可观，如上路同知职田四顷，治中三顷，府判二顷半，下路各级官员依此类推减少一顷，等等。
　　而一旦拘收外任官职田，改颁禄米，收入可就差远了。三品官禄米一百石，四品官六十石，五品官五十石，六品官四十五石，七品以下四十石。就以三品官来说，收入多算少了七到八倍，少算也少了有三到四倍。可想而知，这项政策会招致官僚集团的何等反对，说个“群情汹汹”都是轻的。然而，对于即位十天便建设新都城，二个月便外放首辅宰相，四个月便弄空了两都储备，一年便复立尚书省的武宗来说，“汹汹”又如何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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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了半天尚书省的举措，可武宗的“向着世界帝国展望”表现在哪里呢？是战争吗？非也。此时的世界舞台，仍是蒙古人为主角，而蒙古世界中，大元王朝皇帝则是主角——伊儿汗国在明君完者都汗的统治下百业兴旺，仍对元朝极为恭顺；金帐汗国此时的可汗还是那个承认成宗为宗主的脱脱汗，对于元朝虽说不上恭顺，却也绝不敌视；窝阔台汗国在大德十年（1306年）那次毁灭性打击后已经奄奄一息，其可汗察八儿成了察合台汗国可汗笃哇的掌中玩物，国灭指日可待，而笃哇只想着如何和元朝瓜分窝阔台汗国土地，绝没有翻脸的意思；周边的小国除了日本都已经臣服，而要说再派舰队去征服那个岛国，武宗可没有兴趣。
　　那不发动战争，是要干什么呢？
　　按照日本学者杉山正明和韩国学者李玠奭的说法，武宗的大目标，是“实现东西和合，建立亚洲陆路和海路循环交通网，开展一个以大元兀鲁斯为中心的亚洲大交易圈构想”，是“有着忽必烈都无法梦想的全蒙古的统和”！
　　以笔者读书的经历，日本和韩国的学者在治学方面的严谨、细致总是让人不得不佩服，一个细小的问题都能够详细考证，以求明晰，也从而能发人所未发。不过其“小心求证”之外，还有“大胆假设”，所下的论点往往大得让人不敢相信。就以对武宗的评价来说，笔者就有“言过其实”的感觉，若说“全蒙古的统和”，武宗并没有十分积极行动，他在位期间，所谓“统和”还是成宗时代的老本，而“开展一个以大元兀鲁斯为中心的亚洲大交易圈”应该是指武宗大力开展海运和对外贸易，可似乎也说不上有那么高明的构想。
　　
　　先说海外贸易。有元一代对于海外贸易非常重视，除非特殊情况，很少实行海禁。对于世祖那样并不贪图享受的皇帝来说，对外贸易是为了增加国库收入。而如成宗，则在为国敛财的同时还要满足个人对海外宝物的占有欲。武宗在对于“中买宝物”的爱好上，更是远超成宗。一登基，便“升行泉府司为泉府院，秩正二品”，行泉府司本是统领市舶司、专管采买珠宝的泉府院的地方机构，是从二品的衙门，武宗将之提升一级，并改“司”为“院”，大大提升了其地位。这自是重视海外贸易的举措。可行泉府院是个“专以守宝货为任”的衙门，为皇帝采买海外宝物，才更是重中之重。这属于公私两相宜的举措，实在说不上有多么远大的抱负。
　　再说海运。所谓海运，主要是指海上粮食运输。元代之前，南北的货物运输主要是靠运河。元朝虽然也开通了运河，但运河还要承担漕运盐货、各地贡物、外来物资和供官船来往的任务，全靠它来保障粮食运输是不够了，于是又开通了海运。海运在世祖朝和成宗朝前期运行得很好，可在成宗朝晚期，因其创始人朱清、张瑄获罪被杀、江浙一带出现灾荒和一些弊政的蔓延，运载量就出现了减少。大德十年，运输粮食一百八十余万石，大德十一年便降至一百六十六万余石。武宗的至大元年又降至一百二十四万余石。
　　武宗为了使海运重新焕发生机，确实下了大力气，先是在至大三年十一月,“以朱清子虎,张瑄子文龙往治海漕, 以所籍宅一区、田百顷给之。”——为朱清、张瑄平反，并让他们的儿子继续掌管海运。之后，又派专人考察研究海运的装发地点，鉴于江东宁国(治今安徽宣州)、池州(治今安徽贵池)、饶州(治今江西波阳)、建康(治今江苏南京) 等路的海运船只必须逆长江而上装运,由于“江水湍急，又多石矶，走沙涨浅，粮船俱坏，岁岁有之”的弊病，至大四年决定“以嘉兴、松江秋粮，并江淮、江浙财赋府岁办粮充运”，也就是说，嘉兴、松江地区的秋粮，以及江淮、江浙财赋府岁办之粮，并嘉兴、松江地区各位下、投下的田粮，均徵纳粮米，装发海运，而以江东宁国、池州、饶州、建康等路的粮米折变为钞，偿还各位下、投下。这样一来,缩短了航运里程,减少了航行事故，节约了人力物力 。除此之外，武宗还专门下旨，对船户的差役问题进行规定，指出运粮期间，诸衙门不得占役船户、水手，不得让他们承担杂泛差役，水运脚价要如数按时发放,严禁贪污。
　　经过一番整顿，至大二年的海运粮即跃升至二百四十六万余石,次年又升至二百九十二万余石，终于使得“海漕之利，盖至是博矣”。
　　
　　海外贸易和海运在武宗手里确实大有进步，但要说这是在建构“亚洲大交易圈”，恐怕还是证据不足。
　　不过，如果武宗能够活到他曾祖父世祖的岁数，或者哪怕活到他叔叔成宗的岁数，有足够的时间让他描画自己的蓝图，谁又能保证不会有更出乎意料的举动呢？谁又能保证他不会如曾祖父那样，在积攒了足够的财富之后，重开黩武扩张之路呢？
　　历史没有假设，二十七岁登上皇位的武宗何尝不希望自己能够长久坐在龙椅上呢？而如此年轻的他原本也应该长时间统御庞大的帝国。
　　然而现实是残酷的，武宗的至大年号只持续了四年，他在位的时间只有三年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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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武宗年少从军，身边没有长辈约束，贪酒好色的毛病自然沾染不少。当了皇帝，更加放纵自己，终于年寿不长。不过，要说因为喜欢美酒美女便会让久历战阵身体康健的年轻人短短三年半就走上人生终点，还是让人觉得不可思议。也许，武宗的父亲答剌麻八剌年仅二十八岁就去世，他这一系本就没有长寿的基因。
　　史书对于武宗的身体状况没有明确的记载，但到至大三年（1310年）年底，便有了“大赦天下”以及“大都、上都、中都免至大三年秋税，其余诸路今岁被灾人口曾经体覆者，依上蠲免。内外不急之役，截曰停罢” 的旨意。大赦天下和减免税赋，要么是有了重大喜事，要么就是要为皇帝祈福，也就是说，只有三十岁的武宗闹病了，而且应该很沉重。
　　皇帝生病是很不得了的事，尤其联想起在他即位前，太后答己占卜的那句“重光大荒落有灾，旃蒙作噩长久”，人们更对武宗的病情忧心忡忡。皇帝死亡就意味着新皇帝的登基和新一轮的人事更替。武宗身边的亲信大臣们，都不约而同的开始考虑，应该由谁来继位？
　　按说，这本不是问题，因为武宗早就册封自己的弟弟爱育黎拔力八达为“皇太子”，说好了“兄终弟及”。可武宗身边的近臣都明白，爱育黎拔力八达虽然在武宗在位之时如木偶一般不声不响，但其对于武宗的所作所为根本不以为然，一旦登基为帝，反攻倒算是免不了的。尤其是尚书省的官员们，阿合马、桑哥、卢世荣的前车之鉴，时时让他们冷汗涔涔。对他们来说，要自保，就必须乘早撺掇武宗易储。
　　
　　于是，武宗一手提把起来的尚书省丞相的三宝奴在“畏仁宗英明”的思虑之下，先是怂恿武宗的亲信太监李邦宁向武宗进言。
　　李邦宁，字叔固，钱塘人，原为南宋太监，宋亡后跟随宋皇室来到大都，成为世祖贴身太监。太监在历史上的名声都不好，做得事情也大都祸国殃民。他却是个例外，为人知书达理，勤恳敏达。在世祖朝授御带库提点，升章佩少监，迁礼部尚书，提点太医院事。成宗即位后，更被授予昭文馆大学士、太医院使。成宗晚年多病，李邦宁“不离左右者十余月”，日夜照料。武宗登基后，对这位两朝老臣很敬重，想授予他江浙行省平章政事的高位，这是个肥缺，别人求之不得。可李邦宁却推辞道：“臣以阉腐余命，无望更生，先朝幸赦而用之，使得承乏中涓，高爵厚禄，荣宠过甚。陛下复欲置臣宰辅，臣何敢当。宰辅者，佐天子共治天下者也，奈何辱以寺人。陛下纵不臣惜，如天下后世何，诚不敢奉诏。” 这番话让不拿规矩当回事的武宗都很是倾佩。
　　这么一位人品很好又以国家大事为重的老太监，自然不会随便被三宝奴等人所利用，但作为宋朝旧臣，他深知“金匮之盟”的典故，知道兄传弟后，兄长和弟弟的子孙都认为自己有继承权，必会使得祸起萧墙。于是向武宗言道：“陛下富于春秋，皇子渐长，父作子述，古之道也。未闻有子而立弟者。”
　　然而武宗的回答很坚决：“朕志已定，汝自往东宫言之。”——别跟我说，有种和太子说去。
　　李老公公当然不敢去和太子说这样的话，只能自行退下了。
　　
　　拿别人当枪使没有奏效，三宝奴等人只好自己出马。但他们知道自己分量不够，需要在武宗心中地位更高的人来一起劝说。便派出急使召在外狩猎的康里脱脱回来商量。
　　康里脱脱不但是武宗藩邸旧臣，更是定策功臣，可说是武宗身边最亲信的大臣之一，历任录军国重事、中书左丞相、同知枢密院事进中书平章政事、御史大夫等要职，时任尚书右丞相。如果他能够出面，事情便好办。然而康里脱脱虽然久戍漠北，却如不忽木、完泽、哈拉哈孙一般，对于健全的文官体制很是心仪，反而对武宗的种种举措大有抵制。面对滥赐、滥爵的现状，他向武宗痛陈：“爵赏者，帝王所以用人也。今爵及比德，赏及罔功，缓急之际何所赖乎！中书所掌，钱粮、工役、选法、刑狱十有二事。若从臣言，恪遵旧制，则臣愿与诸贤黾勉从事。不然，用臣何补！”——为了抵制武宗不惜贯乌纱，在情感上他对武宗绝无二心，但政治上属于武宗的反对派。
　　三宝奴找他来商量，可谓自讨没趣。
　　康里脱脱回来后，听说是为“建储议急”，立即来了句“何谓也？”——太子不是早就定了吗，这话啥意思？
　　三宝奴一听话音不对，只好解释：“皇子浸长，圣体近日倦勤，储副所宜早定。”——皇上这么年轻身体都不行了，皇太子比皇帝小不了几岁，不太保险，应该定个第二梯队的继承人，皇上的儿子也成年了，比较符合要求。
　　康里脱脱也算是宦海老手，如何听不出话外之音？于是正色道：“国家大计，不可不慎。曩者太弟躬定大事，功在宗社，位居东宫，已有定命，自是兄弟叔侄世世相承，孰敢紊其序者！我辈臣子，于国宪章纵不能有所匡赞，何可隳其成。”
　　三宝奴看康里脱脱摆出了“政治正确”的大帽子，干脆把话挑明：“今日兄已授弟，后日叔当授侄，能保之乎？”——咱们都是当今皇上的臣子，应该为当今皇上着想，现在传位给弟弟，谁能保证将来弟弟传给侄子？为了当今皇上一脉的皇位永固，应该劝说皇上易储。
　　康里脱脱直到反驳也没有用，回答道：“在我不可渝，彼失其信，天实鉴之。”——太子会不会失信，我们管不了，但苍天在上，必有明鉴，反正易储我是不会同意的。三宝奴虽不以为然，可终究“莫能夺其议也。”
　　易储的大事，就这么流产了。
　　
　　这不能说三宝奴太笨，实在是身为皇储的爱育黎拔力八达够聪明。对于哥哥的施政，自己从来都装聋作哑，不发表意见，没有任何把柄可抓。这让武宗没有任何借口易储，也使得武宗近臣没有理由进行大张旗鼓的进行易储活动。
　　而以康里脱脱为代表的一部分武宗近臣，似乎早已倒向了太子一派。
　　这真是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不过，在成宗去世后的夺位之争中，爱育黎拔力八达的表现是既缺乏主见，也缺乏心计。而在武宗一朝，却韬光养晦，不动声色之间已经收拢了众多有力人士。尤其是日后登基，更是能轻而易举诛除武宗一干旧臣，迅速掌握实权。
　　前后表现如此不同，让人疑惑——他身后一定有人。
　　不错，确实有人，这个人，就是李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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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孟不是早就在武宗初年便辞官隐居了么？怎么回来了？
　　他回来了，而且是在相当关键的时刻恰到好处的回到了爱育黎拔力八达身边。
　　爱育黎拔力八达对于李孟，不仅仅是学生对老师的尊敬，君主对谋臣的信赖，自幼丧父的他对李孟更有着如儿子对父亲的依赖，一日为师尚且终身为父，何况李孟是在让身边言传身教、尽心扈从了十几年呢？
　　从李孟离开的那一天，爱育黎拔力八达便在寻找让老师重新归来的机会——说服哥哥武宗不再追究李孟。
　　有人说，时间是最好的良药，无论伤痛还是嫌隙，时间可以抹平一切。
　　从大德十一年到至大二年，两年多过去后，爱育黎拔力八达终于借着一次家庭聚会的机会向武宗提起了李孟。
　　在欢乐的宴会上，爱育黎拔力八达突然摆出了深思状，并“戚然改容”。武宗觉得奇怪，关切的问：“吾弟今日不乐，何所思邪？”爱育黎拔力八达用早已准备好的话从容答道：“赖天地祖宗神灵，神器有归，然成今日母子兄弟之欢者，李道复之功为多。适有所思，不自知其变于色也。” ——我们能有今天，李孟是出了大力的，可他却丢官隐居，我突然想起来所以心情不好。
　　武宗本就不相信传言所说李孟曾劝弟弟自立，自己也和李孟有过几年的师徒情分，听弟弟这么一说，也觉得对不起这位老师，于是“即命搜访之”。李孟虽然隐居，可哪里会真的让皇家找他不着？很快便在许昌陉山被找到，回朝任职。
　　至大三年（1310）正月，李孟回朝入见，被武宗特授平章政事、集贤大学士、同知徽政院事。这些职务虽然位高却不权重，但他又回到了政治中枢，可以和爱育黎拔力八达旦夕见面，也就可以再次发挥谋主的作用，辅助学生在险恶的局面之中占得先机。
　　那么李孟到底为爱育黎拔力八达做过什么谋划？在拉拢武宗近臣，粉碎易储计划时，他有过什么样的动作？
　　很遗憾，在史书中完全没有直接的记载，只有太子宾客、翰林承旨的姚燧以及张养浩等人在文章中提出李孟“洪济于艰，嘉猷是赖，两扶青天之红日” ，“两定内难” ，说明李孟不仅是在成宗死后，也在武宗末年的朝局中起过决定性的作用。
　　之所以无直接记载，当是为尊者讳的传统。无论是爱育黎拔力八达还是李孟，在元史中都是正面人物，掀翻卜鲁罕皇后一党，属于勘定内乱，避免后宫干政，自然要大书特书。而在武宗在位时，便搞些地下动作，甚至拉拢武宗近臣，却属于“不臣之举”，虽然结果是保证了皇位的平稳过渡，还是能隐晦就隐晦了。
　　
　　至大四年（1311年）正月初八，年仅三十一岁的元武宗病逝，在隐忍中熬了近四年的皇太子爱育黎拔力八达继位，是为仁宗、“普颜笃汗”。
　　武宗军人出身，做事雷厉风行，而仁宗则是文人出身，那是不是该凡事缓办？
　　这时只有二十七岁的仁宗用自己的行动回答：非也，朕继位时和哥哥年岁一样，也是会用雷霆手段的。
　　武宗正月初八去世，三天后的正月十一，仁宗便下令罢废尚书省，“百司庶政，悉归中书” ，并立即逮捕武宗旧臣丞相脱虎脱、三宝奴，平章乐实，右丞保八，左丞忙哥帖木儿，参政王罴等六人。四天后的正月十五，仁宗便下令将脱虎脱、三宝奴、乐实、保八、王罴五人诛杀，忙哥帖木儿杖流海南。
　　又过了五天，仁宗下诏“罢城中都”，已经颇具规模的中都城停止一切营建工程，从此永远失去了作为首都的身份。
　　在诛杀武宗旧臣，罢废中都的同时，仁宗下诏召世祖朝谙知政务素有声望的老臣程鹏飞、董士选、李谦、张驴、陈天祥、尚文、刘正、郝天挺、董士珍、萧奭斗、刘敏中、王思廉、韩从益、赵君信、程钜夫、阿合马等人进京，让他们随侍身旁，同议庶务。
　　三月，仁宗正式即位，改年号为“皇庆”，以明年为皇庆元年。下诏“至元三十年已后诸衙门改升韧设，并多余员数，非世祖皇帝之制者，从省台分拣，减并降罢”。四月，下诏废至大银钞和至大铜钱，恢复中统钞的发行和使用。
　　也就是三个月的时间，武宗的所有施政全部被推翻，无论人事、机构、经济政策一律来了个大翻盘。武宗、仁宗这对兄弟虽然性格迥异，施政理念殊途，但在迅速扫除前朝影响，建立自己的政治架构上，却是都喜欢快刀斩乱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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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宰相制度废除之前，皇帝的施政纲领往往都要由宰相贯彻实施。仁宗既立，把武宗旧臣杀、流一空，自然要有自己的宰辅班子。于是，仁宗身边出现了三位宰辅，其一是李孟，官拜中书平章政事；其二是完泽（不不是成宗朝的宰相完泽，只是同名），官拜中书平章政事；其三是铁木迭儿，官拜中书右丞相。
　　笔者是按照仁宗自己的信任程度来排列，但细心地读者应该已经看出来，要说官位高低，铁木迭儿是中书右丞相，是货真价实的首辅宰相，李孟和完泽则只能算是副宰相和助理宰相。
　　李孟是仁宗的老师、首席谋臣，还是两次定策功臣，完泽是仁宗藩邸旧臣，当皇太子时的太子詹事，他们当不上宰相才是奇怪的事。可他们都没能当上首辅，却让铁木迭儿当上了，岂不奇怪？铁木迭儿何许人也？
　　其人虽是蒙古人，但家族并不显赫，世祖朝只是个普通怯薛，成宗朝授同知宣徽院事，兼通政院使，是管理宫廷宴饮、祭祀和驿站的官员。武宗时任宣徽院使，后外调云南行省左丞相，可没当多久，便嫌云南艰苦而逃回大都。
　　没担任过朝中要职，出任外官又擅离职守，这样的人怎么就在思大有为的仁宗刚一即位便当上了宰相？
　　
　　历史上总有一些能力平庸而又没有背景的人却爬上了高位——因为他们平庸甚至无能，但运气总是出奇的好，比如汉朝的邓通、董贤便是绝好的例子。
　　如是换了别人，担任同知宣徽院事和宣徽院使的职务，成天和吃喝打交道，一定会觉得没多大出息，要么借着职务之便捞点外快，预备退休时享用，要么就要想办法调到实权部门。可铁木迭儿却并不这样做，而是借着久任此职，有进出内宫的便利，趁机和一个皇室贵妇有了私情。
　　这个贵妇便是武宗和仁宗的母亲——答己太后。
　　当然，两人有私情的时候答己还不是太后，她的丈夫二十八岁就死了，自己年轻守寡，所谓空闺难耐，铁木迭儿正好是瞌睡送了个枕头，自然是干柴烈火一碰就着。
　　金庸先生曾说，皇宫和妓院是最肮脏的地方，其实皇宫因为代表着至高无上不受约束的权力，其肮脏程度要远超妓院。失去丈夫后再有情缘本不是多么丑恶的事，可答己对于情人的感情远超了对儿子的爱，更是远超了作为皇室成员应该担负的对于国家的责任，使仁宗从当上皇帝的那一刻起，便被笼罩在层层乌云当中。
　　
　　当仁宗准备任命自己的老师李孟和心腹完泽为相时，答己毫无道理的从后宫传旨命铁木迭儿为中书右丞相。仁宗本就性格柔弱，所谓“事皇太后，终身不违颜色”，虽然老大不愿意，却也不敢逆母意，只得下旨以铁木迭儿为相，主持中书省事务。
　　一个不称职的中层官员，因为私情，就这么一跃而成了帝国宰相，这对于铁木迭儿来说，自然是多年努力获得的丰厚回报。但对于有着改革弊政，以儒术治国打算的仁宗来说，只能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沮丧。
　　
　　不过，新朝新气象，场面已经铺开，一个丞相的职位给谁并不伤大雅。仁宗并没有理会被母亲空降的铁木迭儿，仍然和老师李孟一起商量如何推行新政。
　　李孟三十九岁时入京求官，从当皇子老师开始，至今也有十七年了，从壮年熬成了年近六旬的老翁，一直都是在幕后出谋划策，如今终于可以到前台一展身手了。
　　既然要布新，就需先除旧，仁宗虽然废除了武宗所有政令，可武宗朝留下的弊端还在，不清除，新政难举。李孟帮着学生继续进行大扫除，向着三大积弊：滥赏、滥爵，怯薛冗员开刀了。
　　李孟的手段也并不新鲜，也就是拿着世祖时期的“祖制”为招牌，大力整顿——世祖爷当年什么样，就要恢复到什么样：对宗王勋贵的赏赐，必须“复其旧” ，按照原行定例颁给，所有额外增赐全部停罢；武宗对于名爵看的过轻，李孟奏请削夺滥冒的所有名爵，对于僧道官也尽行罢黜；对于怯薛，李孟针对怯薛人数累朝增加，且非蒙古人冒入者甚多，使得怯薛队伍惊人膨胀，成为财政的沉重负担的情况。奏请仁宗对怯薛进行精简，凡不合格的一律淘汰，汉、高丽、南人冒入者还其原籍。
　　在革除积弊同时，李孟也做着将来的准备，借着兼领国子监学的机会，大力整饬学政，亲自督导国子学诸生的学业。并和另一位宰相完泽一起向仁宗提出：“方今进用儒者，而老成日以凋谢，四方儒士成才者，请擢任国学、翰林、秘书、太常或儒学提举等职，俾学者有所激劝。”——这可说是在为日后开科举打基础。本就倾向儒学的仁宗不但采纳其议，且放出狠话：“自今勿限资级，果才而贤，虽白身亦用之” ——“白身亦用之”，这对于有元以来讲究出身的官场，无异于一场不大不小的地震。
　　在李孟的辅佐之下，“仁宗初政，风动天下” ，给自己的皇帝之路来了个漂亮的开场白。仁宗更加倚重李孟，言道：“道复（指李孟）以道德相朕，致天下蒙泽。”
　　值得一提的是，李孟作为政治家兼权谋家，在推行新政之余，也暗中将矛头指向了太后的老情人，新任中书右丞相铁木迭儿。历经沧海的李孟已经看出这个靠下半身登上高位的人并不简单，何况身后还有一个权力欲极强的答己太后。他未雨绸缪，向仁宗提出对宣徽院、太府监进行钩考。
　　宣徽院掌管宫廷饮膳、宴飨及宿卫廪给，太府监则是管理左、右藏等内库的衙门，这是类似后世清朝的“御膳房”和“内务府”，属于政府管辖之外的“皇差”，政府各部门有着层层制约，尚且贪渎成风，这些机构就更是欺冒、滥支无所不用其极。可说一旦钩考，必然会查出问题。
　　推行新政，从我做起，拿皇室自己的衙门开刀，以做表率，这理所当然。
　　但这不是关键。
　　关键是，现任中书右丞相的铁木迭儿可是当了多年的宣徽院使，这要查起来，岂能轻易脱身？
　　李孟的软刀子看似无力，实则藏着致命的杀招。
　　如果换做别人，这一招使出来，不死也得掉层皮。可铁木迭儿和答己太后的关系非同寻常，这招虽好，却越不过仁宗对母亲的惧怕和孝顺。
　　于是，本是陪绑的太府监倒了霉，仁宗下诏，要太府监“自今虽一缯之微，不言于朕，毋辄与人。” ——以后花一分钱也要先告诉皇帝，太府监的官员也就断了中包私囊之路。可正经目标宣徽院该怎么处理，却没了下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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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孟出了阴招，而铁木迭儿也用阴招化解。不动声色中，两人便已斗了一个回合。李孟未能中的，自然有被报复的担心；铁木迭儿虽躲过一劫，也免不了惊出一身冷汗。
　　于是，一个奇妙的现象出现了，当仁宗的第一个年号“皇庆”刚刚开始，他正打算将新政深入推行的时候，铁木迭儿和李孟几乎同时提出了辞呈。
　　皇庆元年（1312）正月，李孟以归葬其父母为由告假，仁宗反复嘱咐他要早去早回，可李孟这一走便是整整一年，直到十二月方才回来销假。而回来后，便反复向仁宗坚辞政务，让学生解除了自己平章政事的实职，只保留原职衔，留任翰林学士承旨，从台前又回到了幕后。而相对于李孟的迂回，铁木迭儿倒相当决绝，是年三月以生病为由请辞中书右丞相，仁宗本就不喜欢他，自然照准。
　　李孟虽有政治抱负，却并非一往无前的烈士型人物，他推行的一系列政策严重侵害了蒙古勋贵的利益，再加上发现铁木迭儿地位被太后弄得牢不可破，便首先想到了自保，退了一步。而铁木迭儿更发现虽然情人给了自己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高位，可皇帝并不喜欢自己，自己目前也没有皇帝所需要的东西，留在这位子上还需提防他人暗算，于是也退了一步。
　　所不同的是，李孟退得这一步，充满了志气难伸的惆怅，他在《偶成》诗中无奈的慨叹：
　　日午山中道，停骖进步难，
　　硷侵苔径滑，风吹毳袍寒。
　　匡国终无补，全身尚未安。
　　一尊茅店酒，强饮不成欢。
　　而铁木迭儿在走出中书省，回头看着皇宫的斗拱飞檐，必然会信心满满的暗中言道：“皇上，你一定会需要我，我还会回来”。
　　
　　老师不再当宰相，可老妈强加给自己的宰相也从眼前消失了。仁宗在遗憾中也有着庆幸，他没有停顿，立即重新组建宰辅班子，继续推行自己与哥哥武宗，甚至与太爷爷世祖都完全背道而驰的新政。
　　皇庆元年五月，仁宗以平章政事合散为中书左丞相。皇庆二年正月，以太府卿秃忽鲁为中书右丞相。
　　秃忽鲁是蒙古勋贵，祖父勃鲁欢是蒙哥汗时期的丞相，父亲也先不花是真金太子的王傅，自己在成宗朝任宗正府大断事官，武宗时为中书右丞、知枢密院事。合散是色目人，世祖朝任辽阳行省左丞相，成宗朝迁河南行省平章政事，其人是个屯田高手，先后总领肇州（今黑龙江省肇源县）、洪泽（今安徽湖泊）、芍陂（今安徽寿县南安丰塘）屯田事宜，很有成效。
　　虽然两位中书丞相一个是蒙古勋贵，一个是色目人，且没有如安童、哈哈剌哈孙一般那么浓重“儒化”的印记。但两人都是老成持重，谨慎无欲之人，对于仁宗，都采取“皇帝让我们怎么办我们就怎么办”的方针，只帮忙，不添乱，坚决贯彻领导指示。仁宗的新政在他们操持下，得以平稳展开。
　　
　　在李孟革除积弊的基础上，仁宗分别从“内”、“外”两方面进行整顿。
　　对内，严格抑制蒙古勋贵，尤其是皇族诸王的权力。至大四年冬，仁宗下诏罢废诸王断事官，蒙古人犯盗诈者令所隶千户鞠问，将诸侯王在自己领地上的司法权收归中央。皇庆二年（1313）四月，废除诸王份地达鲁花赤由封主自己任命达鲁花赤的旧制，而已朝廷委派流官担任，诸王只能认命自己封地的副达鲁花赤，这是将诸侯王封地的行政权也大半收归中央。
　　对外，仁宗则着重于严禁近侍干政，整顿选法，选用儒士充任官员。前文说过，元朝的高级官员基本上都来源于蒙古勋贵、汉人世侯或世祖藩邸旧人后裔，而中下层官员则是“以吏升官”。
　　以吏升官虽然使得有实际事物能力的吏员充实到官员队伍中，对于政务推行有一定好处。但吏员往往没有经过系统学习儒家经典，对于自身的道德要求很低，从而出现“吏廉无才，不若亡廉而才” 的现象。再加上选拔吏员升官没有固定的机制，选拔方法几乎成了私相授受，选出来的官员更无法保证称职。成宗朝为政宽纵，武宗朝更是行政混乱，终于导致政纪日渐废弛。
　　在仁宗看来，只有重开停废已久的科举，才能扭转这一局面——“朕所愿者，安百姓以图至治，然匪用儒士，何以致此。设科取士，庶几得真儒之用，而治道可兴也。”
　　不过，要复科举，却也并不是那么容易。自从蒙古帝国窝阔台汗五年（1234年）金朝灭亡至今，科举在中原汉地停废近乎一个世纪。而淮河以南地区，自南宋灭亡以后废除科举也有三十余年了。元朝建立，世祖从一开始就认为科举“虚妄”，成宗、武宗对这一看法也奉行不悖；蒙古、色目大臣怕科举会让汉人和南人迅速占据自己位置而反对科举；甚至很多儒臣也因科举实行六百年来弊端丛生而不主张再行科举。
　　这么多年过去了，除了世祖朝宰相和礼霍孙曾提出恢复科举之外，朝廷中几乎无人言科举。
　　政策是有惯性的，也是会造成惰性的。仁宗在朝会上提出恢复科举时，得到的回应是“大臣且笑且怒，下而素以士名，耻不出此，亦复腾鼓谤议。赞其成者数人耳” 。
　　大臣们大都不赞成，而时任的中书右、左丞相秃忽鲁、合散虽然从来勤勤恳恳的帮皇帝做事，但要他们支持皇帝力排众议，却是没有这样气魄。
　　仁宗是文人气质，不如哥哥武宗果断。决定大事，必须身边要有信任的人来支持和谋划。而这样的人，除了师父李孟，不会有第二个。
　　皇庆二年（1313年）十一月，仁宗以行科举诏颁布天下。每三年开试一次，分乡试、会试、殿试三道。延祐元年（1314）十二月，仁宗重新任命李孟为中书平章政事，一力主持重开科举事宜。
　　李孟本就是重开科举的支持者，常对仁宗言：“自古人才所出固非一途，而科目得人为盛。今欲取天下人才而用之，舍科目何以哉。然必先德行经术，而后文辞，乃可得其真才以为用。”现在被任命总理此事，自然不再顾虑于自身，竭尽全力办差，将所有的阻挠都视为浮云。
　　延祐二年春，在李孟的主持下，元朝开国以来第一次科举考试终于开始，李孟担任廷试监试官。
　　
　　科举重开，这消息对于久久压抑于无进取之路的士人，尤其是江南士人来说，有着拨云见日，枯木逢春的欣喜。一时间天下风动，士人奔走相告，纷纷投身于科举，“如阳春布获阴崖冰谷，荄粒无不翘达” 。甚至一些南宋遗老，如赵仪可、陈大有等人，都是年过古稀的老人了，也抱着“重期将相公侯选，肯信倡优卜祝同”的心意，出而赴考。
　　延祐科考，按右、左两榜分别取录“国族暨诸部”也就是蒙古、色目士子和汉、南人士子。考试科目分经义疑、古赋诏诰章表、时务策论三门——“经疑经义以观其学之底蕴；古赋诏诰章表以著其文章之华藻；复策以经史时务以考其用世之才” 。
　　经过乡试、会试、殿试，大元朝第一科的考试顺利结束，取士五十六人，蒙古、色目子弟十六人，其余均为汉人和南人。
　　开国以来第一次科举圆满结束，李孟得偿所愿之余也有着成大事青史留名的得意，专门赋《初科知贡举》诗一首抒怀：
　　百年场屋事初行，一夕文星聚帝京。
　　豹管敢窥天下士，鳌头谁占日边名。
　　宽容极口论时事，衣被终身荷圣情。
　　愿得真儒佐明主，白头应不负平生。
　　而早年因谏言武宗不成自行隐退的张养浩，早已被仁宗召回，任命为翰林直学士，改秘书少监。这次延祐复科举，也以礼部侍郎的身份参与其事，在考试后提出为了日后更好的收罗人才，可以适当放宽录取分数线，使得很多落榜的考生也获得了官职。这看起来有徇私之嫌，但当考生们向他致谢时，张养浩却一律不见，只是遣人告知：“诸君子但思报效，奚劳谢为！” ——这是效仿千金买马骨的典故，只是为了让朝廷更多获得士人之心，自己毫无私念，一时被传为佳话。
　　元朝的科举从这时开始，共举办十六次，取士一千二百余人，这和宋、金以及后来的明、清相比，确实少得可怜，用儒士补充官员队伍也是杯水车薪，没能够最终达成目的。但因为科举考试以程朱理学对儒学经典阐释为判卷标准，从而推动了理学在全国范围内的传播普及，开了今后六百年“经义取士”的滥觞，对后世影响巨大。而从开科举开始，大元朝廷的向心力也水涨船高，日后到了元末，很多士人自招兵马与红巾军作战，为元朝死节者也比比皆是。
　　元朝科举和元末士人的故事，在后面的章节中，笔者会详细解说，这里不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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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复开科举，终于在仁宗的乾纲独断以及老师李孟的极力赞襄之下，圆满完成了。从抑制滥赏、滥爵，淘汰怯薛冗员，限制宗王权势，到复开科举，仁宗的作为不能说不多，但要继续去做的事情更多，如整顿吏治和财政等等，都是千头万绪，需要下大精力去做的。
　　然而，让仁宗恼火的是，一到需要做事的时候，身边的宰辅班子便要出问题。延祐元年（1314），中书右丞相秃忽鲁以灾变乞求罢去自己的相位，按照天人感应的说法，闹灾变是上天警告朝廷失政，宰相为政府首脑，自然要负责。但元朝时期灾变不断，若都按这个做法，恐怕没一个宰相能当够一个月。仁宗开始不准，但秃忽鲁屡屡相求，无奈之下，只得在二月任命左丞相合散继相位。
　　可合散竟也却坚决不愿担任首相，理由是“非世勋族姓”。这其实也是胡说，从世祖开始，宰相非蒙古勋贵的很多，谁说色目人就不能当呢？
　　宰相的高位多少人求之不得，秃忽鲁、合散竟然避之唯恐不及，只能说明，这个位子已经有人盯上了，而且势在必得，谁要抢谁就会倒霉。
　　不用猜就会知道，已经赋闲一年多的铁木迭儿已经等不及要出山了，而他身后的答己太后自然也不愿意他总在朝廷中枢之外。纵有千般不愿意，仁宗终究还是拗不过母亲，是年夏四月，复拜铁木迭儿为开府仪同三司、监修国史、录军国重事。到了九月，铁木迭儿终于又被任命为中书右丞相。
　　铁木迭儿的再次入相，让母亲的阴影重新笼罩在仁宗头上，他身边的臣子们更感到压抑。李孟虽还在中书省，但从铁木迭儿回来开始，便借口“衰病不任事”，再次退居幕后。至于新提拔的中书平章政事刘正、中书参知政事左丞高昉等人，更是无所适从。
　　
　　但铁木迭儿这次复相，倒是很表现出为主分忧的热情，看到仁宗急需采取措施增加国家的赋税，便和朝中老臣一起商议了办法，向仁宗奏陈。铁木迭儿认为，以往的理财手段，不外乎增加赋税、课额，或者就是动用钞本，可“动钞本，则钞法愈虚；加赋税，则毒流黎庶；增课额，则比国初己倍五十矣”，所以都不能再用，于是他提出“江南田粮，往岁虽尝经理，多未核实。可始自江浙，以及江东、西，宜先事严限格、信罪赏，令田主手实顷亩状入官，诸王、驸马、学校、寺观亦令如之；仍禁私匿民田，贵戚势家，毋得沮挠。请敕台臣协力以成，则国用足矣。” ——也就是说，对江南的土地重新进行统计汇总，严查藏匿，田多了，收的税自然多，不增加赋税也可以保证国库充盈了。
　　仁宗不喜欢铁木迭儿，但也认为他说的很有道理，于是下诏实行“江南经理”——对江南核实田土占有状况进行甄别隐占，考较田粮。十月，铁木迭儿遣张驴、昵匝马丁、陈士英分道经理江浙、江西、河南三省田粮，“制江南东西道及浙西道民先自实土田” 。
　　对于田地的隐瞒不报和非法占有，历朝历代都是痼疾，重新统计土地占有量，也是历朝历代对付这估计的方法。可这种和钱粮打交道的事情，能否推行好首在用人。王安石的“方田均税”因为用人不当，导致失败，而张居正的“一条鞭”却因为用人得当，得以成功。
　　好心尚且会办坏事，何况铁木迭儿本就用心不正。仁宗用铁木迭儿来经理江南，自然难逃失败的命运
　　
　　经理一开始，各地百姓就陷入了悲惨境地，“有司绳以峻法，民多虚报以塞命，其后差税无所于征，民多逃窜流移者”。铁木迭儿派往各地的使臣几乎都和当地墨吏携手，将“自实土田”曲解为强制括田，“名曰自实田粮，实是强行科敛” ，为了增加上报田土，可说无所不用其极，甚至拆毁民房，平毁坟地来增加所谓的田土数量。尤其是派往江西的昵匝马丁，更是将括田演变为彻头彻尾的虐民暴政。仅信丰一个县，他就下令拆毁民房一千九百多间，平毁的坟墓更是不计其数，其余各县情况也是大同小异。
　　老百姓总是逆来顺受的，但压迫也要有限度，让百姓流离失所，无从过活，这就是压迫过分了。
　　逆来顺受要死，奋起反抗也不过就是死，那为什么不反抗来拼个活路呢？
　　延祐二年四月，饱受荼毒的江西人民终于爆发了，数万人在赣州人蔡五九的领导下造起反来，围攻宁都县城。七月，官军救援宁都，蔡五九的义军撤围，但转而攻入福建，攻陷宁化，自立为王。
　　
　　本是富国裕民的举措，却弄成了这个样子，仁宗的懊恼真是无可言说。虽不是你的本意，但官员们作恶是借助你的旨意干的，你作为皇帝自然要负责。仁宗一面调集兵马围剿蔡五九，一面下诏停止了经理，并命凡在三省经理中查出的漏隐田土，免征租税三年。
　　蔡五九虽然率领百姓反抗暴政，但毕竟只是一省之事，并无其他省份的应和，再加上他刚打下一个县城便自称王，也不是个成大事的人，在江浙、江西两省官兵的围剿下很快陷入绝境。延祐二年九月，官军合围义军于石城（今江西石城），起义终于失败，蔡五九被杀。
　　起义镇压了，恶政停了，补救的措施也颁布了，但仁宗的江南经理也彻底失败了。尽管这次经理所确定的土田亩积，在很多地方还是被登入籍册，但“经理考核多失其实” ，对于增补国用毫无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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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延祐经理”的失败，对于仁宗是一次沉重的打击，大部分史家都将此次经理失败和蔡五九起义看作是仁宗锐意改革的终结点，说以后再没有引人瞩目的新政出台，似乎仁宗被这打击弄得心灰意冷了。
　　其实，要说仁宗在这之后改革劲头不那么足了，是事实，因为从这之后他被另一件大事牵扯了精力，身体也不太好了。但要说他把改革终结了，却是夸大之说。
　　在经理失败后，仁宗的主要精力是编纂有关国家政制法程的各部类单行法，以规范行政立法行为。
　　元朝行政立法属于“判例法”，根据因时立制、临事制宜的原则，用条格、断例等形式个别颁布。各级政府机构均置“格例簿”，“遇事有难决，则搜寻旧例；或中无所载，则比拟施行”，这样的立法在短期内问题不大，但日积月累，为具体问题而颁布的格例越来越多，因为没有成文，先后颁布的格例经常相互抵牾，不法官吏便有充足的机会钻法律空子，凭借格例的乱象贪赃枉法。
　　仁宗要做的就是将判例法变为成文法，他组织大臣对现行格例进行对照整理，加以分类编辑，重新修订。延祐三年夏，编撰工作完成，所有格例被分为三纲一目。三纲是“诏制”、“条格”和“断例”，一目是“别类”。
　　按说作为国家根本大（和谐）法，既然编撰完成，就该立即颁布，依法治国。可是，在格例汇集完成后，在仁宗在位时没有颁行，最后在英宗朝才成为颁行天下的《大元通制》。
　　
　　法典编好了却不颁行，确乎是行政的疲软之态。不是在蔡五九起义的延祐二年，而是从延祐三年开始，仁宗的精力便不在政务上了。
　　这时的仁宗只有三十二岁，正是干事情的时候，何以如老师李孟一般急流勇退？
　　他是皇帝，不应该有如李孟一般的担心，母亲虽然擅权，铁幕跌虽然跋扈，但他们还威胁不了他的安全和地位。但他也是人，人就会有私心，而私心就会成为别人制约他的把柄。
　　何况，仁宗的私心于公是动摇国本，于私则是有愧亲情。
　　这私心，就是更换储位。
　　
　　当年武宗即位，册封仁宗为“皇太子”。武宗自己也有儿子，让弟弟做储君是为酬劳他定难的功劳，但儿子也不能委屈。于是，兄弟二人约定“兄终弟及，叔侄相传”——武宗的储君是仁宗，而仁宗的储君只能是武宗的儿子。
　　现在，武宗的长子和世剌已经十五岁，算是成年人了，次子图帖睦尔也有十一岁，他们都已经可以被立为太子了。而和世剌更是首选。
　　可是仁宗不愿意，在享受了皇权的至高无上后，他希望将这权力移交给自己的儿子。长子硕德八剌已经十二岁，一直由自己亲自教养，不但“幼承父师之准绳，壮缉文献之渊懿” ，而且极为孝顺，作为父亲怎么能忍心将他排除在皇位之外呢？
　　但当年的约定朝野皆知，要传给自己的儿子，是有很大压力的，宗室们不会同意，身边的儒臣们恪于君臣之义也不会赞同。
　　当然，易储的事情可以慢慢来，毕竟自己年轻，儿子也还小，来日方长么。可仁宗已经等不得，并不是因为他性急，而是他的身体已经每况愈下。
　　仁宗在潜邸时便“饮酒常过度” ，“盖当时近习多侍上燕饮” ，当上皇帝对于饮酒也没有克制，身体的各个器官终于被酒精所严重损坏。
　　成宗、武宗都因为饮酒而短命，不知道仁宗为什么就没有从叔叔和兄长身上吸取教训。
　　
　　皇帝需要能臣、需要诤臣，但也需要佞臣，因为皇帝也有见不得人的事需要人来做，能臣和诤臣是不屑去做的，但佞臣就可以。
　　铁木迭儿既然可以和太后有私情，自然也愿意帮助皇帝达成自己的愿望。皇帝不喜欢自己，因为江南经理的事情更加厌恶自己，自己要在中书右丞相的位置上待下去执掌大权，就必须为皇帝做点什么。
　　对于仁宗来说，由身为中书右丞相的铁木迭儿来操办易储，可以减轻自己很多道德压力。因为，铁木迭儿身后有太后，可以代表这是母亲要求儿子改立孙子。
　　铁木迭儿终究成为了皇帝所需要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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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皇帝和太后都想易储，事情自然好办了。延祐二年十一月，仁宗封武宗长子和世剌为周王。在世祖时代，真金太子被封为燕王，从此燕王就成为太子的专利，至今没有人受封。仁宗封侄子为周王，也就是明确宣布，侄子不可能成为太子了。紧接着，延祐三年（1316）春，铁木迭儿便不失时机的上奏议立硕德八剌为皇太子。
　　和世剌还在大都，还没有就藩，此时册立自己的儿子为太子时机不到，仁宗将奏议压下来——先准备和世剌的去处。
　　延祐三年三月，仁宗置周王常侍府，命常侍府随员跟着周王经陕西、四川到封地云南就藩。常侍府秩正二品，设常侍七员，中尉四员，谘议、记室各二员。常侍府之下还设置打捕鹰坊民匠总管府（设官六员，断事官八员）、延福司（署官六员）、饮膳署（署官六员），这看上去是相当丰厚，周王的派头可是不小。但和世剌是武宗长子，天潢贵胄，被封到云南那么边远的地方，怎么看都像是流放。仁宗作为叔叔，对侄子可不算是“仁”。
　　叔叔不仁，侄子自然有借口不义，和世剌行至陕西延安，武宗旧臣厘日、沙不丁、哈八儿秃来会，这些人看到少主人受到这样的欺负，无不愤愤不平，想为少主人出气。正好，陕西行省丞相阿思罕，平章政事塔察儿、行台御史大夫脱里伯、中丞脱欢都对仁宗不遵守前约不满，双方一拍即合，顿时演变成一场兵变。
　　在阿思罕等人的率领下，关中驻军立即成为了周王和世剌的“伸冤义军”，在驻地造起反来，攻潼关、河中府，声势颇为浩大。
　　若是按常理演进，这次兵变必然会掀起一场叔叔和侄子之间的全面战争。因为支持武宗儿子的，不仅仅有陕西关中驻军，在西北防备察合台汗国的众多边防军，如大将床兀儿所部，也都是武宗旧部。双方一旦陷入长时间对峙，西北驻军完全有可能倒向和世剌——这也是和世剌敢于以一省兵力便掀起反旗的原因。
　　可惜，仁宗虽然并不长于权谋，但和只是今天高中生年纪的侄子相比，还是老谋深算得多。在和世剌阵营中早就有他的内应。兵变开始没多久，塔察儿、脱欢便袭杀阿思罕，率部反正。和世剌顿时陷入极危险境地，无奈之下率从人“盘桓屯难，草行露宿”，狼狈西奔，到金山投靠察合台汗国之汗也先不花。
　　这也先不花是笃哇的儿子，承袭汗位后背弃了父亲与元朝的友好亲睦政策，从武宗末年便骚扰元朝边境，并扣押多批元朝派往伊儿汗国的使团。仁宗即位后，更是从皇庆二年开始，正式发动了对元朝的战争。但也先不花的能力远不如乃父，笃哇尚且在元朝手中找不到便宜，他就更惨，刚一交手便屡屡失败。而仁宗则亲自策划，元军兵分两路攻入察合台汗国本土，将也先不花的冬营地亦思宽（今吉尔吉斯斯坦伊塞克湖）占领。
　　也先不花屡战屡败，可突然间元朝前任皇帝的儿子突然跑来投奔，真是又惊又喜。他隆重地接待了和世剌，将其一行安置在金山外，也就是今天的扎伊尔山，塔尔巴哈台（新疆塔城）南乌道三百里的地方。
　　也难说也先不花没有拥戴和世剌“打回老家去”的想法，顺便自己也捞些便宜。可和世剌毕竟是武宗的儿子，并不想引远亲攻打自己的国家，从此便在察合台汗国安居下来，“每岁冬居紥颜，夏居斡罗斡察山，春则命从者耕于野泥”，使得“十余年间，边境宁谧” 。
　　直到十五年后，他才因一个偶然的机会重新回到家乡，成为元王朝的明宗皇帝，走上了再次争夺皇位的不归路。
　　
　　解决了侄子，仁宗终于可以放心册封儿子了。延佑三年十二月，年仅十三岁的硕德八剌被立为皇太子，“兼中书令、枢密使，授以金宝” 。
　　仁宗违背誓言的行为，在宗室勋贵中引起了轩然大波，他的一系列政策本就让大家少了不少好处，如今自己有于理有亏，一些胆大的宗王都开始蠢蠢欲动。
　　从硕德八剌被立为太子开始，元王朝屡屡0出现诸王的叛乱。
　　延祐四年，有诸王脱火赤之乱。延祐五年六月，有魏王阿木哥“潜谋备兵器、衣甲、旗鼓”，“ 俟时而发”的事变。是年七月，又有诸王不里牙敦之乱。
　　若在以前，仁宗除了镇压之外，不会有其他动作。但他心中有愧，便会想是自己有不对的地方，便想补救。于是，当初的改革措施，被他自己逐渐破坏。
　　延祐四年六月，仁宗敕诸王、驸马、功臣封地，仍旧制自辟达鲁花赤。诸王的滥封滥赏又逐渐开始。延祐五年，礼部奉旨铸三公等印竟达二十六颗之多。
　　曾经认为正确的事被自己亲手推翻，仁宗没有败给别人，而是败给了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