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战天下——战国全史--醉罢君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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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血战天下》



　　第二十三章 明君与圣哲（1）



　　自从商鞅变法后，秦国的西方强势崛起，与秦国相接壤的国家，无论是楚、魏、韩、赵都难以抵挡秦国的鲸吞蚕食。东方诸强中，惟一可以同秦国抗衡的，只有齐国。
　　公元前320年，一代雄君齐威王去世。
　　齐威王统治齐国长达三十七年，在这段时间里，齐国无论在文治或武功上都取得令人侧目的成就。公元前342年，名将孙膑在马陵之役中，消灭魏国十万大军，是役不仅成为魏国由盛而衰的分水岭，也令齐国跨入超级强国之列。公元前334年，齐魏“徐州相王”，齐国率先称王，并在之后发动伐燕之役，攻略燕国，夺取十座城市。苏秦由燕入齐，游说齐威王，威王将十城重新归还燕国，这件事在苏秦的故事中已有详述，此处略去不谈。公元前325年，齐国与赵、韩爆发战争，田盼率齐军大败赵、韩联军，夺取平邑新城。尽管此时齐国的势力如日中天，但总的来说，并没有大规模的扩张。齐国的战略思想与秦国是不同的，相对显得保守，仍然深受春秋时代霸业思想的深刻影响，满足于称霸东方。而秦国则是一种帝王思想，对外富于侵略性，攻城略地，疯狂扩张。
　　齐威王去世后，其子田辟彊继位，是为齐宣王。
　　此时魏国的霸业不再，秦国风头正盛，楚国实力也不可小觑，倘若齐国不苦练内功，将很难在国际上保持自己的优势。上台伊始，齐宣王就摆出礼贤下士的姿态，广招人才，而大学者、儒学巨擘孟子，便是在这个时候来到了齐国。

　　小国也会涌现出大人物，所以我们不当轻视战国时代任何一个国家，有些国家尽管国力不强大，但并不意味着文化低下落后。比如说默默无闻的邹国，也诞生了一位伟大的人物，他便是被称为“儒家亚圣”的孟子。有人认为邹国就是春秋时代的邾国，不过此时它已沦为鲁国的附庸国，这么个不起眼的小国，也同样有自己的传奇。
　　孟子虽然是邹人，但据说他实际上是鲁国“三桓”中的孟孙氏之后，“三桓”就是长期控制鲁国政权的三大家族，除了孟孙氏之外，还是季孙氏与叔孙氏。孟子大约是在孔子去世百年后出生的，此时儒家思想仍然是显学。他是继孔子之后最重要的儒学大师，鼓吹性善论，宣扬王道仁政思想，由于受时代辩术思想的深刻影响，孟子的文章或言谈，均是逻辑严密，雄辩滔滔，有一种排山倒海的气势。由于时代的巨变，给了学人参与政治的良机，诸如法家、纵横家等名士大师纷纷亮相，商鞅、苏秦、公孙衍、张仪等人先后粉墨登场，在国际舞台上呼风唤雨，权倾一方。他们或是奉行强权、鼓吹武力，或是耍尽阴谋诡计、翻云覆雨。看到整个社会在功利主义的笼罩下，丧失了仁义与公道，孟子不禁要拍案而起，为捍卫儒家的社会理想而奋斗。
　　在魏惠王晚年时，孟子来到了魏国，想要游说魏惠王施行仁政。不料魏惠王见着孟子后，开口便问说：“老人家，您不远千里来到魏国，想必能带给我国什么利益吧。”孟子答说：“大王，您为什么一定要只讲利益呢？只要有仁义就行了。”接着，孟子跟魏惠王说了一大通仁政的道理，可是这些魏惠王听不进去。
　　过了段时间，魏惠王又跟孟子说：“以前晋国是天下最强大的国家，这您老人家也是知道的。可是到了我做君主时，东面败给齐国，我大儿子也死了；西面败给秦国，丧失七百里土地；南面败给楚国，丢了八座城邑。我对此深感耻辱，想为死去的人报仇雪耻，您说要怎么办呢？”
　　孟子答说：“国家土地不在于大小，只要有方圆百里之地，就可以施行仁政。国君如果能施行仁政，轻刑罚，薄税敛，鼓励农耕，教导青年孝悌忠信的道理，那么他们即使手里拿着木棍，也可以抗击秦、楚的坚甲利兵。秦楚这些国家，百姓都被迫当兵，不能赡养父母，父母冻饿，兄弟妻子离散，当他们的百姓陷入深渊时，大王以仁义之师征讨，有谁能抵挡呢？这就是‘仁者无敌’的道理。”
　　这种“仁政”论在孔子在世时就很没有市场，因为政客们都明白，现在整个国际政坛狼烟四起，国与国之间充满尔虞我诈的阴谋，有几个国君相信一群手持木棒的人可以打败秦、楚的精兵呢？就算魏惠王听从了孟子的话，他也无法力挽狂澜了，因为不久后他便去世了。
　　魏惠王死后，魏襄王继位，孟子前往见新君，出来后便说道：“魏王远远看上去就不像是个国君，走近了也没有看出他有什么令人敬畏的地方。”老夫子倒还是有几分眼光，这位蹩脚的魏襄王很快使魏国沦为秦国的小喽啰，从他开始，魏国已算不上强国了。看来呆在魏国已经没有用武之处，孟子把希望寄托在齐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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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十三章 名君与圣哲（2）




　　孟子入齐时，正是齐宣王元年。齐宣王田辟彊是一个很有修养的君王，《史记》中称他“喜爱文学游说之人”，很有雅量。当时孟子闻名于诸侯，对他的到来，齐宣王非常欢迎。是时天下诸侯以秦、齐、楚三国最强，孟子并不喜欢秦国与楚国，这从他与魏惠王的谈话中就可以看出，他认为秦国与楚国的政治有残暴的一面，而且这两个国家野蛮色彩比较浓厚。齐国则不同，不仅文化发达，而且齐威王、齐宣王都十分开明，对文化学术事业很支持，稷下学宫几乎成为当时中国文化的中心，所以孟子希望把儒家那套仁政思想搬到齐国实践。
　　可是在这么一个混战的年代，诸侯们更关心的事，是如何富国强兵，如何在残酷的战争中生存，以及如何扩张自己的力量。而这些，不是儒家所能解决的。儒家更适用于和平年代，而孟子的时代，是非常时代。
　　齐宣王见了孟子后，便问说：“齐桓公、晋文公当年称霸的故事，您可以说给我听听吗？”他与秦孝公、魏惠王并无两样，首先关心的是自己的国家能不能称霸诸侯。
　　关于齐桓公、晋文公的霸业故事，大学问家孟子当然十分熟悉，可是他却不想讲，因为他认为不值得一提。他回答说：“孔子的学生中没有人谈过齐桓公与晋文公的霸业故事，后世没有流传，我也没有听过。如果大王愿意听，那我就说说王道吧。”
　　好吧，那就听听吧。齐宣王没有拒绝，于是孟子侃侃而谈，他说了一大通，讲了“保民而王，莫之能御”，讲了“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运于掌”，都是关于如何施行仁政的。最后，孟子问道：“大王动员全国甲兵，让将士臣民冒生命危险，与各诸侯国结怨，难道这样会让您心里痛快吗？”
　　齐宣王赶紧否认说：“不是的，这样怎么会痛快呢？我只是追求远大的志向罢了。”
　　孟子问道：“大王能说说远大的志向吗？”
　　齐宣王笑而不答。他是君王，孟子是知识分子，焉能知道君王的远大志向？
　　可是孟子替他说出来了：“大王的远大志向，大概就是扩张土地，让秦、楚等国都来朝贡，君临中原，安抚四夷吧。”
　　齐宣王没吭声，默认了。孟子接着说：“您这样做，追求无度的欲望，必定会引来灾祸的。”他分析说：“小国不可敌大国，寡不可敌众，弱不可敌强。现在海内之地，方圆千里的国家有九个，齐国只是九国之一。以一敌八，哪来的算胜呢？大王何不考虑治国的根本出路呢？只要大王施行仁政，天下想做官的人都会蜂拥而至，种田的人都想到齐国耕种，经商的人都想到齐国做生意，各国对国君不满的人都会集中到齐国。试想想，倘若这样的话，谁能抵挡齐国呢？”我们都知道有战国七雄，其实往往忽略还两个国家，一个是中山国，另一个是宋国，这两个国家也是比较大的，故而孟子罗列大国时称“九国”而不是“七国”。
　　齐宣王听罢拜谢道：“我糊涂，愿夫子辅佐我，教导我，我虽然不聪明，愿意试一试。”

　　孟子的儒家思想，强调君主的道德水平。在战国时代，君主的专制比春秋时代更加强化，缺少权力制衡的制度，高高在上的君王野心、欲望无极限地放大，要让他们用严格的道德自制力来约束自己，显然很不现实。以齐宣王之贤明，也难以做到，因此他尽管很虚心地倾听孟子的高谈阔论，并任用孟子为齐卿，可是并不能把其儒家主张付诸实践。
　　过了些时间，齐宣王问孟子：“您能说说王道仁政吗？”孟子把当年周文王的做法说给齐宣王听，比如轻税赋，对耕田者只征收一成的农业税，对集市商人不征税，爱护鳏寡独孤之人等等。齐宣王听了后赞道：“说得好啊。”
　　孟子说：“既然大王也认为好，为什么不施行呢？”
　　齐宣王的回答是：“寡人有个毛病，我喜欢钱财，恐怕不能实行王政。”
　　孟子答说：“大王您喜欢钱财，如果能象先王那样，与百姓一同分享钱财，那么实行王政有什么难的呢？”
　　齐宣王赶紧说：“寡人还有一个毛病，寡人好色。”
　　孟子又答道：“这也不是什么问题。大王喜欢女色，如果能因此而关心百姓男女的婚嫁，那不是好事吗？”
　　其实孟子说的这些，在齐宣王听来，哪算得上什么事业呢？他梦想着开疆拓土，雄视天下，众人都匍伏在他脚下，这才是英雄事业呀。因此他又换了个话题，问道：“与邻国打交道有什么原则吗？”
　　孟子回答道：“有啊。只有仁者能以大国去事奉小国，只有智者能以小国去事奉大国。以大国事奉小国，是乐于天命，以小国事奉大国，是畏惧天命。乐于天命者可以保天下，畏惧天命者可以保国家。”这里不得不说，孟子的外交思想与时代相差太远了，这时合纵与连横成为国际外交的两大（和谐）法宝，而孟子却推出“和谐理论”，大国尊重小国，小国尊重大国，这个理论放在今天很有价值，放在诸侯血战的战国时代，有点超前了。
　　齐宣王又一次和稀泥说：“大哉言矣！不过寡人有毛病，寡人好勇！”要我去事奉别人，门都没有。
　　从上面这些话，可以看出，齐宣王尽管很赞赏孟子的理论，但认为过于理想化而不着边际，他终究不能采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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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十三章 明君与圣哲（3）




　　齐宣王没能实行孟子的“仁政”，但也绝非实行暴政。在他统治的十九年里，齐国的文治与武功均达到最盛。他推动了齐国学术的发展，在稷下学宫百年历史上，宣王时期人才最为鼎盛。据《盐铁论》“论儒篇”所述：“齐宣王褒儒尊学，孟轲、淳于髡之徒，受上大夫之禄，不任职而论国事，盖齐稷下先生千有余人。”《史记》也写道：“宣王喜文学游说之士，自如邹衍、淳于髡、田骈、接子、慎到、环渊之徒七十六人，皆赐列第为上大夫，不治而议论。”不治而议论，就是这些稷下先生们有官衔，但并不做事，只管发表议论，这就是孟子所斥责的“处士横议”。
　　倘若我们做个比较，就可以发现秦国所用的人才与齐国所用的人才是有很大不同的。秦国是采取实用主义原则，历代君主注重的是实用型人才，能在外交、内政、军事上帮助秦国，譬如商鞅精于内政，张仪长于外交，甘茂善于打仗。齐国则不同，在人才的标准上更为宽松，更能容纳各种各样的学人。稷下先生们大多数是比较清高的，只当官不做事，高谈阔论。孟子对稷下夸夸其谈的风气是持批评态度的，他本人想实实在在做出点事，可是想法终究脱离实际，不被齐宣王采纳也是意料中的事。
　　文学鼎盛的齐国，却不能冒出像商鞅、张仪这样对国家有巨大贡献的人物，说明齐国人才政策有其缺陷。但我们也应当看到，“处士横议”对于保证政治清明是有正面积极的作用，这些德高望众的学术大师们尽管不做事，但也能以针砭时弊的方式起到舆论监督的作用。正因为如此，在齐威王、齐宣王时代，齐国的政治是开明的。有一个开明的政府，国家的实力也不会差到哪去。
　　我们可以用一个例子来看看齐宣王的开明。

　　还是拿孟子来说吧，他有这么一件事。
　　有一天，孟子打算上朝见齐宣王。可是他还没出门时，齐宣王却派人来说：“寡人本来想亲自登门拜访您，可是突然受风寒了，不能吹风。如果您能来朝，我打算接见您。不知可否让我见到您呢？”
　　作为一位君主，对臣子说这样的话，那可算是客气到极点了吧，恐怕古往今来也没有几位君王能象齐宣王这样。孟子本来就打算上朝的，可是听到齐王使者这么一说，他突然不想去了。也许他觉得齐宣王说假话，不真诚，忽悠他，也许是突然觉得自己很牛，反正他摆起了架子，对来人说：“很不幸我也生病了，不能到朝廷去见齐王。”
　　第二天，孟子打算到齐国大夫东郭家去吊丧。他的学生公孙丑说道：“昨天您假称有病不上朝，今天就跑出门吊丧，这样不太好吧？”孟子说：“昨天生病，今天好了，怎么不能出门吊丧呢？”于是他便出门去了。
　　齐宣王听说孟子生病了，便派人带了一名宫廷御医来为他治病，不想扑了个空。
　　“孟先生去哪了呢？”齐王派来的人问道。
　　这时接待的人是孟子的堂弟孟仲子，他心里着急，不敢说实话，忽悠来人说：“昨天齐王要召见家兄，可是他有病不能上朝。今天病情有好转了，他就上朝去了，只是身体虚弱，不知有没有力气走到那里呢。”这个孟仲子也是个忽悠高手，编了个谎言，还留下可回旋的余地。
　　听孟仲子这么一说，齐王派来的人就告辞了，回去交差了。这时孟仲子赶紧派家丁赶往东郭家，在路上正好遇到孟子吊丧后正要回家。家丁们拦住孟子，把事情说了一下，又说道：“您别回家了，快上朝廷去吧。”
　　孟子不想上朝，可要回家又被家丁死死拦着，索性跑到朋友景丑家里暂住一宿。
　　景丑也看不下去了，批评孟子说：“在家有父子，在外有臣君，这是人之大伦。我看大王对您很尊敬，可是您却不尊敬大王啊。您本来准备上朝，可是一听说大王要召见，反倒不去了，这恐怕不合礼的精神吧。”
　　孟子却振振有辞地说：“想要有大作为的君主，一定会有召唤不动的臣子，如果想要与这样的臣子共谋大事，一定得亲自去拜访。商汤以前不敢召唤伊尹，齐桓公不敢召唤管仲。连管仲这样的人，尚且不能被喝来唤去，何况我还不屑做管仲这样的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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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十三章 明君与圣哲（4）



　　看来大学者确是不同凡响，一身傲骨。不过就这件事来说，孟子还是有些做作，显然他认为齐宣王也是在装病，又要装作礼贤下士的样子。孟子敢摆出这么大的架子，是自认为真理在握，我们从他的著作中可以看出有一种“舍我其谁”的自大，认为除了自己这一套之外，其他的都是歪门邪道，他充满勇气与斗志，这一点足以令人钦佩。曾经有一回，齐宣王问他：“臣弑其君可乎？”孟子的回答是：“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公然认为君主倘若没有仁义，臣子可以诛杀这样的独夫，这就是孟子的伟大之处。
　　可是我也要赞美齐宣王，因为他有容人的气度，这在专制时代算是罕见的。如是放在后世，光一个“欺君之罪”就足以把一百个孟子也消灭掉。齐宣王在骨子里也有君王不可避免的傲慢，他公然以“寡人好货”、“寡人好色、“寡人好勇”这样的借口来拒绝孟子的主张，但必须承认的是，至少在表面上，他是很尊师重道的。就象这个事件，即便齐宣王是假装生病，至少也是给了孟子一个面子，但有着“浩然之气”的孟夫子显然并不吃一套。

　　在齐宣王上台时，东方诸侯的“合纵运动”正如火如荼地展开。
　　主持东方合纵运动的灵魂人物，是魏国的公孙衍，合纵的国家包括魏、赵、韩、燕、楚五个国家。值得注意的是，这次合纵不仅把秦国列为敌人，齐国也被合纵集团列为敌人。公孙衍的目的不仅要击破秦国，同时也要击破齐国。据《战国策》中《楚策》所说，有“五国约以伐齐”的说法，足以证明这点。
　　在齐威王时，由于与齐接壤的国家实力都不如齐国，齐国的外患并不多。可是合纵运动的兴起，齐国面临的外部环境变得不确定了。公元前318年，合纵五国出兵攻打秦国，在函谷关被强大的秦国兵团击败。第二年，秦国要展开大规模的报复战，遂派人前往齐国，游说齐宣王出兵攻打三晋。
　　对齐宣王来说，这是打破五国合纵封锁、重树中原霸权的良机。原本是五国联合欲谋齐、秦，现在反过来是齐、秦联手以谋三晋。秦国向西面进攻三晋，齐国由东面进击，两国均大获全胜。秦国由樗里疾率军与三晋决战修鱼，斩首八万；齐国则大败魏、赵联军于观泽，具体战果，史书没有详细记录。
　　齐、秦大败三晋，令五国合纵运动陷入低潮，从是年起，秦国开始疯狂扩张。公元前316年，秦灭巴蜀；公元前315年，秦伐韩、赵；公元前314年秦伐韩、魏。秦国的连连得手，打破了齐、秦均势的局面。在此之前，齐国的实力与秦国相当，可是秦国在一系列的开疆拓土之后，拥有的优势愈加明显，这不禁令齐宣王忧心忡忡。
　　正巧这个时代，一个机会出现了。
　　北方的燕国出现内乱，这给了齐宣王一个介入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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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十四章 功亏一篑：齐国伐燕之役（1）




　　燕国内乱的起因源于燕王哙把国王的宝座禅让给自己的臣子。作为北方大国，燕国在战国的前半期几乎没有过什么表现，在天下争纷缠斗的背景下，该国倒是一方太平。自从苏秦来到燕国后，鼓吹合纵战略，此后燕国多次参与中原合纵运动，在国际上开始崭露头角。燕易王去世后，他的儿子继位，史称燕王哙。
　　燕王哙似乎对政治并不热衷，在他继位后，把大权都交给宰相子之。说起宰相子之，也是一个有本领的人，他大力改革燕国内政，做事果断，有魄力，同时也有野心。子之觑中燕王哙的弱点，在朝中大力培植自己的势力，试图架空燕王。到了公元前316年，即燕王哙五年时，燕国大夫鹿毛寿向燕王哙提出一个令人瞠目结舌的建议：“大王不如把王位禅让给宰相子之。自古以来，人们把尧称为贤者，是因为他要把天下让给许由，许由坚决不接受，因而尧既有让天下的美名，实际上又没有失掉天下。现在大王您何不把王位禅让给子之呢，我想子之一定不敢接受。这样大王就可以搏得与尧相同的美名了。”
　　我们可以认为这是宰相子之篡夺王位的开始。
　　对于燕王哙的心理，史书上没有写，按前人的观点，燕王哙就是个傻大冒，被鹿毛寿的一番话给忽悠了。其实历史上真实的人物都不是文字所写的那么简单，我想更接近历史真相的情况，应该是大权在握的宰相子之正式向燕王哙逼宫。燕王哙可能在这个时候才发现自己孤立无援，子之的权势已经大到可以掌握朝廷的命运，除了被迫屈服，别无选择。
　　但是子之并没有立即接受王位，他当然谦虚地推辞了。但这种推辞仅仅只是作秀，就像后世的王莽在篡权时必不可少的作秀表演一样。通过这番作秀，子之已经给全国臣民传递了一个信号——燕王哙有让位之意，他的权势更大了，此时朝中只知有宰相子之，而不知有燕王。
　　对于野心家来说，篡权才是最终目的，在没达目的之前，子之是不会罢休的。过了段时间，急不可待的子之又指使其他人向燕王哙进言，以大禹传位给伯益的故事来明示燕王应该把王位传给宰相。在无可奈何之下，燕王终于做出让国的决定，宰相子之南面行王事，燕王哙不听政，沦为臣子。

　　燕国发生这样的事并不奇怪，只不过是三家分晋、田氏代齐的翻版罢了。与晋国、齐国的故事不同，子之在燕国虽然大权独揽，可是根基并不深厚。我们不要忘了，当年晋国的赵、韩、魏三家执掌权柄在百年以上，齐国的田氏也用了上百年的时间，历经数代人的努力，才最后篡夺政权。从时间上看，子之掌握燕国权柄的时间太短，不能得到燕国多数民众的认同。
　　子之称王才三年，国内矛盾便无法调和，国内反对派终于汇集为反叛的力量，燕国内战爆发！对子之称王最心怀不满的，当属被剥夺继承权的燕王哙之子太子平，他一方面暗中联络手握兵权的燕国大将市被，一方面派人前往齐国，希望齐宣公能给予军事援助。
　　太子平的使者拜见齐宣王，说：“大王如果趁此时机进攻燕国，一定能推翻子之。”
　　以“寡人好勇”自居的齐宣王岂能放弃此扩张的良机呢？他回答说：“我听说贵国太子正在筹划大事，打算整饬君臣之义，扶正父子之位。寡人的国家虽然小，还是愿意听从太子的命令。”这是春秋战国时代典型的外交语言，其实齐国不仅不是小国，而且还是超级大国呢。
　　有了齐宣王的承诺，太子平算是服下一颗定心丸，内有大将市被策应，外有齐国援助，推翻伪王子之的统治，可谓是轻而易举。于是他召集党徒，与将军市被一同发难，出其不意地攻打王宫。不料子之自从当上伪王后，便发现反对他的势力暗流涌动，惶惶不安，早就在王宫内布置大量的卫队，严密戒备。太子党与伪王的卫队激烈交战，王宫卫队凭恃高厚的宫墙固守，太子党徒屡攻不下。这时太子平急了，齐国的援军在哪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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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十四章 功亏一篑（2）



　　不怀好意的齐宣王正隔岸观火呢。他可不想当活雷锋，帮助太子平打垮伪王子之对齐国有什么好处呢？齐宣王的真实想法是坐山观虎斗，等燕国内战双方都打得精疲力竭时，那才是齐国上场的机会呢。
　　没有后援，形势很快对太子平不利了。在子之政府军的反攻下，将军市被力战而死，太子平估计兵败被俘。这场内战持续了数个月，一向太平的燕国一时间成为人间地狱，燕国都城一片血色，交战双方以及平民百姓死亡数万人。尽管子之在这次内战中取得了胜利，但他大开杀戒，屠戮太子党，殃及无辜，使燕国百姓深恶痛绝，人心离散。
　　一向鼓吹“仁政”的孟子认有齐国有平乱反正的责任，显然他认为燕国伪王子之的王位是不合法的，是以威胁手段从燕王哙手中取得的，这就丧失了君臣之义，齐国有责任帮助燕国扶正君臣之义。于是孟子对齐宣王说：“现在讨伐燕国，这正是建立周文王、周武王事业的时机，机不可失。”
　　这个提议与齐宣王的想法不谋而合，但在动机上还是有所不同。孟子的动机是推翻子之，重建王室，匡正君臣大义。不要忘了一件事，孟子曾经说过“春秋无义战”，现在他老人家自己却要说服齐宣王去攻打燕国，显然认为这是一场“义战”、“圣战”。对齐宣王来说，他的动机是借此扩张势力，与秦国争一日之雄长。

　　齐宣王将伐燕的重任交给名将匡章。
　　匡章是齐国一位杰出的人物。据《战国策?齐策》所记，在齐威王时，秦国曾经有一次借道魏国、韩国，发动对齐国的进攻。当时匡章率领齐国兵团迎战，与秦军对峙，他知道秦军的战斗力十分强悍，宜智取而不宜强攻，派派出一批壮士换上秦军的服装，混入到秦军阵营以做内应。不想这件事给捅到齐王那儿，有人便乘机诬告匡章打算投降秦军。当各种谣言满天飞时，齐王仍不为所动。这时有臣僚问道：“很多人都说匡章投降秦军了，大王为什么不派将军率兵前往镇压叛军呢？”齐王答说：“你别听人胡说八道，匡章是不会叛变的，寡人心里很清楚，不会叛变为什么要派兵去镇压呢？”过了一段时间，果然从前线传来好消息，匡章利用潜伏在秦军营地中的士兵为策应，里应外合，大败秦军，凯旋而归。
　　《战国策》中所记的这场齐、秦交战，在其他史料中没有出现过，因而具体是哪一年，书上也没有写。笔者认为这场战役应该是发生在齐宣王时代，而非齐威王时代。因为在齐威王时代，魏国、韩国并没有降服于秦国，秦国怎么可能借道两国向齐国发动进攻呢？魏国降服于秦国是在公元前317年的修鱼之战后，韩国则是在公元前314年岸门之战后，被迫以太子入质秦国求和。以笔者的猜测，这场战事应该就是发生在公元前314年，即韩国被迫降服于秦国的这年，而这一年正好是齐国伐燕。笔者的推断该年匡章率齐军打败秦国，立下大功，遂被齐宣王任命为伐燕兵团的总司令。另一个间接证据是次年（公元前313年），齐国协助楚国攻打秦国，齐国不去攻打弱小、邻近的魏国、韩国，而跑老大远去打秦国，就算打赢了也得不到什么好处，可见这只是一次报复战，也可间接证明匡章败秦之役是在公元前314年，即齐宣王六年。
　　为什么齐宣王如此信任匡章呢？我们可以看看孟子对匡章的评价：“博弈而好酒，好货财，私妻子，从耳目之欲，好勇斗狠，章子无一于是。”章子就是匡章，世人常犯的五种陋习，他一样也没有。后世史学家钱穆点评说：“此虽不足以尽章子，亦可知章子之律身。”可知匡章是个洁身自律的人，而且打仗有谋有勇，因而齐宣王放心地伐燕重任交给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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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十四章 功亏一篑（3）




　　为了攻打燕国，齐国精锐尽出，匡章率“五都之兵”与“北地之众”，浩浩荡荡杀向燕国。五都就是齐国的五座重要城池，即临淄、高唐、平陆、即墨和莒；北地之众就是驻守北疆的军队。刚刚经历内战阵痛的燕国人根本无心作战，谁也不想为子之的政权卖命，于是便出现了一个奇怪的情况，“燕士卒不战，城门不闭”，这几乎是打开大门来欢迎齐国军队。这种情况的出现，说明孟子的判断是对的，燕国人在太子起事失败后，寄希望于外在力量能消灭子之这个暴君，希望齐国人能重建燕国政权。
　　匡章的齐军攻城略地，很快打到燕都城下。伪王子之想负隅顽抗，但士卒并不卖力，很快都城沦陷。齐宣王并不想当救世主，也不想当“以德服人”的周文王或周武王，他野心勃勃，要吞并燕国。燕国伪王子之被处死，尸体被剁成肉酱，下场凄凉。另外燕王哙也没有好下场，同样被齐国人所杀。太子平的结局有点扑朔迷离，笔者认为他是在燕都被攻破之前被子之所杀，具体情况留待后文讲到燕昭王时再说。

　　伐燕之役，前后总计不到五十天的时间，齐军以凌厉的攻势大破燕国，震动天下，尽显霸气。此役可视为齐国战略大转折的标志，在齐威王时代，尽管齐国两度大败魏国，称雄东方，但齐威王并没有秦孝公或秦惠王那么大的扩张野心，在对外战略上略为保守。
　　接下来的问题是，如何处置燕国呢？是另立国君，或者是吞并燕国呢？齐宣王对孟子说：“有人告诉寡人不要占领燕国，有人则劝我要占领。燕国与齐国都是万乘大国，我军仅仅用了五十天的时间便取得彻底的胜利，看来这并不是单凭人力所能完成的，定是天意如此。以此看来，倘若寡人不占领燕国，必定会招来天灾。如果要占领它，先生您有什么看法呢？”
　　孟子答道：“如果占领燕国能让燕国百姓高兴，那就可以占领。古代的周武王就是这样做的。如果占领了燕国，燕国百姓却不高兴，那就不要占领。古代周文王就是这样做的。齐国作为一个万乘之国，讨伐另一个万乘之国，燕国百姓扛着食物挑着酒来迎接大王的军队，这是为什么呢？这是因为他们在燕国的生活水深火热。如果大王的军队占领了燕国，却仍然让其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甚至比以前更悲惨，那么他们一定心生怨恨而别谋出路。”
　　对儒家圣人孟子来说，占不占领燕国，不是大问题，大问题是有没有行仁政。只要行仁政，百姓自然会拥护，倘若不行仁政，百姓自然会反对。
　　不过齐宣王对占领燕国有兴趣，对行仁政则比较没兴趣。你想想，一个“好货、好色、好勇”的君王，要用道德心来约束其内心的欲望，真是不太容易。既然孟子说古代周武王也有吞并敌国的先例，那么齐国当然也可以吞并燕国了。于是乎齐宣王迫不急待地宣布将燕国并入齐国，这么一来，不得了，原本就是东方第一强国的齐国领土突然拓张了一倍，天下诸侯都不由得要毛骨耸然了。

　　齐宣王上台后，对外政策开始富于侵略性，这岂不是让周围的国家惊恐另一个秦国在崛起么？在齐的邻国中，最担忧的莫过于赵国。
　　此时赵国正是由雄才大略的赵武灵王统治，可是要论及实力，赵国还比不上齐国。从地缘上说，赵国与齐国、燕国相接壤，如今燕国被齐国所吞并，赵武灵王岂能安心入睡呢？他必须要尽全力阻止齐宣王的阴谋得逞。要怎么阻止呢？最简单的办法莫过于出兵与齐国硬干一场，可是有一个人站出来反对，这个人便是战国时代最杰出的将领之一：乐毅。
　　乐毅对赵武灵王说：“没有联合其他诸侯便去攻打齐国，这样做不明智，只会使齐国更加仇恨赵国罢了。”话是这么说，可是燕国除了与赵、齐接壤之后，与其他诸侯国都没有沾边，要想让魏、韩甚至是楚国加入攻打齐国的行列，恐怕不容易。必须要让这些东方诸侯察觉到危险正步步临近，才足以调动他们的积极性，要怎么做呢？乐毅提出一个设想：“我们派出使者到齐国，请求用赵国的河东之地，交换燕国的河北之地。齐国必然会同意，因为他们得到河东之地后，势力将大大增强。到时天下诸侯必然对齐国的强大抱以深深的恐惧，一定会联合起来共同对付齐国。这就是依靠天下的力量来击破齐国的最好时机。”
　　这个设想令赵武灵王拍手称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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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十四章 功亏一篑（4）




　　当时天下的重心在中原，得到河东之地，将使齐国在中原的话语权大大增加，同时直接对魏国、楚国构成更大的威胁。那么既然河东之地这么重要，为什么赵武灵王要用它来交换燕国的河北之地呢？这就与赵国的战略有关了。自从赵武灵王上台以来，他励精图治，全力向北发展，把攻击的矛头对准中山国，因而赵国的战略是向北发展，以河东之地交换河北之地，对赵武灵王来说并不吃亏。
　　既然这个交换协议对双方都有利，那快就水到渠成了。齐国得到了河东之地，把控制下的燕国河北之地换给赵国。如此一来，齐国在中原的地盘突然扩大了，此举着实让魏国、楚国大吃一惊。两国政府不能眼睁睁地看着齐国坐大，必须要削弱齐国的势力，不能让燕国成为齐国的后花团。于是合纵运动又一次展开了，这次针对的目标是齐国。
　　作为传统强国，楚国在遏制齐国上表现相当积极，为了对抗齐国，楚怀王许诺割六座城池给魏国，换取魏国的加盟。面对六城的诱惑，魏襄王怎么能不心动呢？于是楚国派淖滑为特使，魏国派惠施为特使，先后抵达赵国，会晤赵武灵王，商讨共同对付齐国。这一切，其实早在乐毅的谋划之中了。

　　楚、赵、魏三国联合，策划进攻齐国、谋求重建燕国，显然谁也不想让齐国坐大。齐宣王有点害怕，便召孟子前来商议此事。齐宣王说道：“现在有许多诸侯国商量着要来攻打齐国，我该怎么样来对付他们呢？”
　　孟子回答说：“以前商汤仅仅凭借七十里的土地，就得以一统天下，而大王您拥有方圆千里之地，还会害怕别的国家吗？”
　　“您详细说来听听。”齐宣王若有所思。
　　“商汤为什么能一统天下呢？”孟子接着说，“因为他征讨残暴的国君，安抚那里的百姓，老百姓盼他到来就象是大旱时盼着雨水。他每到一处，百姓都非常拥护、高兴。再来说说燕国吧，燕国国君虐待子民，大王您出兵征讨，燕国百姓以为您要把他们从水火之中拯救出来，自然用竹筐装着饭，用瓦壶盛着酒浆来迎接齐国军队。可是齐国军队占领燕国后，却杀死他们的父兄，掳掠他们的子弟，毁坏他们的宗庙，抢走他们的宝器。这样做跟暴君有什么差别呢？要知道天下诸侯本来就很害怕齐国的强大，如今吞并燕国，土地扩大一倍，这是诸侯们绝对无法容忍的，所以他们才会联合起来，兴师动众。”
　　“那寡人现在要怎么做呢？”齐宣王又问。
　　“现在得赶紧发布命令，释放掳掠来的老人、小孩，停止搬运燕国的宝物，与燕国民众商议另立新君，然后把军队撤出燕国。这样做，大概还来得及制止严重后果的产生吧。”孟子最后给出自己的建议。
　　让齐宣王将燕国拱手让出，这不啻为对牛弹琴。他出兵燕国，可不是想着为人民服务，不是要当活雷锋，而是想开疆拓土，虎视天下。不用说，孟子的话让齐宣王当作耳边一阵风罢了，可是面对楚、赵、魏的合纵，他又不得不要做出让步。

　　在合纵的三国中，楚国无疑是老大。早在四年前的五国伐秦之役中，楚怀王便被推为纵约长，率五国军队攻打秦国，不料在函谷关一役中被秦军打得鼠窜而逃。要瓦解三国合纵，首先得从楚国下手。于是齐国主动向楚国示好，并表示愿意出兵，帮助楚国攻打秦国。楚怀王也就是一个平庸的君主，听说齐国愿意与楚国结盟，心里揣摩着只要齐楚联手，就不必畏惧强秦了，于是他的态度发生了变化，立场发生了一百八十度的转变，从反齐急先锋一下子变成齐国的盟友。而齐宣王也没有食言，在伐燕之役后的第二年（公元前313年），协助楚国攻打秦国，并攻占曲沃城。
　　尽管齐宣王成功地把楚国拉入自己的阵营，可是吞并燕国后所引发的一系列敌视行动并未停止。
　　首先是燕国人的反抗。原本燕人还当齐国是救世主，当齐军入燕时，他们居然把城门打开来迎接“救世军”，可是残酷的现实却给了燕国人一个教训——“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当齐国士兵以征服者的身份蹂躏燕国土地，烧杀抢掠之后，燕国人奋起反抗，给齐国兵团予沉重打击。
　　更大的问题是秦国的强势介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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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十四章 功亏一篑（5）



　　秦国先是以计离间齐、楚联盟，张仪以割让“商於六百里之地”为诱饵，诱使楚国与齐国分道扬镳，而后又拒不割地，遂使秦、楚交战，楚国大败，在丹阳之役中八万名楚军士兵战死。此事详见前面章节，此处略过不表。在斩断齐国的左膀右臂后，秦惠王以名将樗里疾联合魏国军队进攻齐国，在濮水之役中打败齐军，俘虏齐国将领声子。紧接着，秦军与魏国又联手进攻燕国（此时燕国被齐国所吞并）。
　　这时的齐宣王焦头烂额了，既无力平息燕国复国力量的反抗，又频频被秦、魏联军所击败，明智的作法当然是卷铺走人，放弃占领燕国。
　　公元前312年，齐国终于被迫从燕国撤军。在占领燕国两年后，齐宣王无奈地把吃到嘴里的肥肉又吐出来。伐燕之役最终未能取得预期的效果，此役无功而返，使齐国丧失了一个扩张的良机。这是齐、秦势力消长的一个关键点。秦国在西南吞并巴、蜀，土地面积极大扩张，倘若齐宣王能吞并燕国，那么将使齐国的领土扩张一倍，重新取得与秦国的均势，但事与愿违，燕国只能是烫手的山芋，最后不得不完全放弃了。
　　齐国的失败，证明了其外交策略远远不及秦国。秦国深知天下诸侯中，惟一能对其构成威胁的，只有齐国，绝不可以对齐国的扩张坐以观望，必须要采取武力遏制的手段。秦国打出的两张外交牌是其胜利的保证：其一是离间齐、楚联盟，其二是与魏国联合对付齐国。这两张外交牌令齐国在国际舞台上处处被动，成为孤家寡人，没有强国可作为盟友，因而失败在所难免。
　　在这场围绕燕国展开的国际战争中，赵国扮演了一个微妙的角色。正是乐毅提出的以“河东之地”交换“河北之地”，才使得魏国陷入恐慌中。倘若魏国置身事外，秦国就是想遏制齐国也是不可能的，因为秦军必须要借道魏国，才可能对齐国发动大举进攻。当齐军撤出燕国后，赵武灵王马上跳出来善后，护送在赵国为人质的燕国公子职返回国内，公子职登基成为燕国国君，即战国时代著名君王燕昭王，关于燕昭王的故事，我们放在后面再说。

　　齐国吞并燕国的阴谋破产了。
　　此时的齐宣王忽然想起了孟子说过的一番话。当初他想吞并燕国时，孟子就告诫他，要吞并燕国并非不可以，但必须要行仁政，让燕国百姓高兴。可是吞并燕国后，齐国军队却以征服者的心态虐待燕人，导致人心离散，这也是失去燕国的原因之一。因此齐宣王自己承认错误说：“我在孟子面前感到很惭愧。”只是这个时候，孟老夫子已不愿继续留在齐国，尽管他受到齐王的尊敬，可是政治主张却得不到实行，他终于选择离开。
　　后世学者黄式三有一段评论孟子的文字，颇为中肯：“当是时，处士各称道杨朱、墨翟之言，游士方务于合纵连横，以攻伐为贤。孟子轲欲正人心，息邪说。论性善则溯尧舜，论征伐则法汤武，论养气则本曾子，论愿学则述孔子之道。以不见诸侯为守正义，以先师后臣为尊贤，以制恒产、立学校、与民同乐为仁政，以善战连诸侯者之宜服刑。以勉其君之所未能为忠，量其君之所不能为贼。一时訾为迂阔而不近人情，是以所如不合。”
　　在纵横家驰骋于诸侯之间时，孟子大声呼吁“仁政”，在时人看来十分迂阔，这也是齐宣王虽用他却不能实践其政治理想的原因。孟子最终也像孔子那样，在诸侯争战的时代只能成为学问家，淡出充满阴谋与暴力的政坛。
　　孟子离开后，再没有人跟齐宣王唠叨“仁政”，齐国争雄天下的欲望也越来越强烈。我们可以从另一个侧面来看齐宣王心态的变化，这位名君在选择人才上，越来越趋于实用主义的色彩，故而纵横家们也隆重登场，为齐国的霸业献谋献策，其中最有名的人物，便是苏秦的弟弟苏代与苏厉。
　　在放弃燕国后，齐国进入一个蛰伏期，齐宣王耐心地等待着机会的出现。对齐宣王来说，真正的对手只有一个，那就是秦国。几乎所有诸侯国对秦国的强劲崛起都无能为力，秦国强大的军事力量与灵活的外交完美结合，想要击败这个强大对手，谈何容易。既然没有胜算，倒不如先袖手旁观，耐心等待，机会总是有到来的。
　　下面我们来说说此期秦国在东方的攻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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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十五章 攻略东方（1）



　　秦国的崛起令三晋（魏、韩、赵）的处境更加尴尬。
　　随着时间的推移，晋国一分为三的恶果开始显露无疑。在分裂之前，秦国哪是晋国的对手呢？在两百多年的时间里，都是晋国唱主角，秦国充其量就是当当配角。可是三家分晋后，一个大国分裂为三个小国，不消说，力量分散了。力量分散的结果，就是给了秦国人逐一击破的机会。
　　在魏文侯、魏武侯时代，魏国先发制人，赢得了对秦战争的主动权。然而战争的时间越长，魏国的弱点就暴露得越明显。其弱点就是四境受敌，在魏惠王长达五十年的统治时期，魏国几乎连年征战，最终在齐国与秦国的夹击之下，被挤出第一等强国之列，沦为二流国家。丢失了河西之后，魏国已经无力以一国之力抗拒秦国的东扩，三晋只得再度联手。可是事实证明联合的三晋也无法打得赢崛起中的秦国，公元前317年的修鱼之战成为三晋的耻辱，八万名将士弃尸沙场，这无疑让魏襄王心灰意冷。在张仪的游说之下，魏国被迫低下高贵的头颅，臣服于秦国，长期以来有魏国作为挡箭牌的赵国便被推向风尖浪口。
　　应该说，在秦与三晋的交战史上，赵国受到的损失是比较轻的。此中的原因，并非是赵国军事力量强大，而是地缘上占了些便宜。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赵国与秦国并不相接壤，因而直接冲突自然不多。随着秦国东扩步伐的加快，秦国的边界已经与赵国相交，如狼似虎的秦国军队，随时可能发动对赵国的突袭。
　　公元前316年（修鱼之战后第二年），秦国西灭巴蜀的同时，也发动对赵国的进攻，夺取中都、西阳等城邑。公元前315年，秦国再次攻赵，又一次打败赵军。公元前313年，秦庶长、名将樗里疾指挥大军攻赵，俘虏赵国大将赵庄，拔取蔺城。
　　尽管赵国接二连三地遭到秦国的进攻，但总的来说，损失并不算惨重。秦军在北线发动的攻势，规模不算很大，更多是惩诫性的战争，意在打击赵国的士气民心。其实对秦国高层而言，他们对韩国的兴趣要远远大过赵国。
　　无论是秦惠王还是张仪，都把眼光瞄向韩国，这是因为韩国的战略位置太重要了。倘若以当时中国人的“天下”眼光来看，韩国无疑是位于天下的中心。自从吞并郑国后，韩国以新郑为都，有趣的是，这里从春秋时代开始，便是天下争霸的重心。熟悉春秋历史的读者当记得，春秋时代晋楚两霸对峙百年，其争夺的重点便是郑国，也就是现在韩国首都一带的地盘。为什么韩国的战略位置如此重要呢？如果要给战国七雄序定强弱顺序，那么前四强应该是秦、齐、楚、魏，而韩国正是地处四大强国所包围之下的区域。可以说，谁掌控了韩国，谁就占据了争雄天下的主动权。不仅这样，韩国又与周王室临近，控制了韩国，就可以控制周王室，要是把象征君临天下权力的九鼎夺过来，到时就可以宣称自己是顺应天命的真龙天子了。

　　指挥伐韩之战的秦国将领，仍然是“智囊”樗里疾。这位令人闻风丧胆的名将果然名不虚传，公元前314年的岸门会战，秦军大获全胜，斩首万级。此役的失利，令韩宣惠王信心全无，他被迫以太子入质秦国，以换取和平。
　　秦韩交锋，使得魏国又一次被卷入到战争中。
　　仅管魏襄王很想置身事外，可是魏国与韩国的关系如同唇与齿的关系，唇亡则齿寒啊！在韩国面临巨大的军事压力时，魏襄王终于选择了与韩国并肩作战。著名政治家公孙衍率魏国援兵紧急入援韩国，可是在岸门附近，也被秦军击败了。
　　魏襄王的背叛令秦国人有了攻打魏国的借口，樗里疾调转枪口，转而攻入魏国，攻取曲沃城，占领该城后，把城内的魏国百姓逐出城。战国时代的战争比春秋时代要残酷，可是仍然是保留文明的底限，后世经常出现的屠城事件，在战国时代仍然是罕见的，这是阅读战国史不能不关注的一点。魏军的战斗力仍然不如秦军，在曲沃失陷后，焦城也举旗投降。
　　韩、魏两国的地缘劣势决定了他们的命运。这两个国家完全被四周的强国所包围，没有安全的大后方。与魏、韩两国相比，秦国可以向西扩张，无论是义渠或是巴、蜀，都不是强国；楚国可以向南扩张，南方蛮夷区没有强敌；齐国背靠大海，不必担心来自东部的入侵；赵国与燕国北面是辽阔的荒漠地带，也有一个可以进退的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