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配角】演义》实体书版（完结）作者：马伯庸，探求历史缝隙中的细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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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就是说，假定秦罗敷真的也生活在建安年间的庐江，并和焦仲卿做邻居呢？

　　在《陌上桑》里，秦罗敷曾经如此夸耀过自己的夫君：“东方千余骑，夫婿居上头。何用识夫婿？白马从骊驹；青丝系马尾。十五府小吏，二十朝大夫，三十侍中郎，四十专城居。”

　　其中“十五府小吏，二十朝大夫，三十侍中郎，四十专城居”不能当成一份真实履历。汉末大夫是宫内官，属于君主宿卫人员，但多为闲职荣衔，二十岁断不可能获此官位；“侍中郎”按汉无此官职，或为侍中，侍中为省内官，比大夫离君主又近了一层。

　　所以从小吏到大夫，再到侍中郎云云，只是虚指和比附，暗示她夫婿年富位显、官职高远。乐府里很多诗句提到“侍中郎”，都是作为夸饰自家官位高的代称。“专城居”有两种解释，一种是自己有专城居住，暗喻为太守、刺史、州牧等地方大员，还有一种是表示他有资格在京城居住，是京官。

　　所以这一段话，意思应是表达自己夫婿平步青云，位高而权重。《后汉书·舆服志·诸马之文》载：“卿以下有騑者，缇扇汗，青翅尾，当卢文髦。”“青翅尾”即诗中所云“白马从骊驹，青丝系马尾”，足见显贵。

　　真正要留意的，是前两句：“东方千余骑，夫婿居上头。”东方就是东都洛阳，进一步引申为天子所在的都城，从这一点对照，那么“专城居”显然该用第二种解释，即京官。

　　秦罗敷的丈夫能统领一千多名骑兵，又是京官，这究竟会是什么职位呢？

　　查《汉官仪》，可知长水校尉，统乌桓骑兵七百三十六人，员吏百五十七人，加起和来恰好一千之数。查遍汉代官职，同时符合“千骑”“京城”与“近官”的，唯有秩比两千石的长水校尉而已。

　　长水校尉属北军诸校，掌屯于长水与宣曲的乌桓人和胡人骑兵。汉末虽然这个职位早已不统兵，但编制仍旧是存在的。

　　既然秦罗敷和焦仲卿同为建安人物，那么她的夫婿也该是建安时人。而建安一朝里，担任长水校尉、可以查到的只有一人——种辑。

　　这一下子，把我们从庐江远远地抛去了北方的许都。

　　长水校尉种辑，和车骑将军国舅董承、昭信将军吴子兰、议郎吴硕等人都是献帝身边的忠臣。他们在建安四年接了汉献帝的衣带诏，密谋反曹，结果在建安五年正月被悉数诛杀。

　　秦罗敷在庐江采桑，她的夫婿却在许都因为反对曹操而死。这本身已经充满了传奇的色彩，而种辑被杀三个月后，发生了一件三国历史上举足轻重的大事，陡然让这一层关系变得更不寻常。

　　建安五年元月，董承、种辑等伏诛；四月，孙策在丹徒遇刺身亡。

　　表面上看，这两件事并没有任何联系。

　　但如果仔细分析这两件事的性质，就会发现其中意味深长。

　　孙策生前一直策划“阴欲袭许，迎汉帝”，以他的实力，这计划如果真的实现，只怕曹操会有大麻烦；而董承的计划如果实现，汉帝自立，习惯了“挟天子以令不臣”的曹操也会有大麻烦。

　　这两件反曹大事一内一外，目的惊人的一致，发动的时机如此接近，而失败的时间也近乎一致，这实在不能不让人深思两者之间是否有什么必然的关系。

　　回过头重新检视孙策在江东的声望。他“诛其英豪，威行邻国”，收人无数，也得罪人无数。破陈瑀，杀严白虎，杀高岱，杀许贡，杀于吉，杀周昕，孙策每杀一个名人就在暗中多树了许多敌人。陈登曾经偷偷发给严白虎余党印绶，让他们对付孙策，好为陈瑀报仇，可见就算许贡门客刺杀失败，后面等着对付孙策的人，还排着长长的队呢。

　　而庐江郡，恰好也是这么一个孕育着对孙策仇恨的地方。

　　建安年前，庐江太守陆康深孚人望，与孙坚原来关系还不错，孙坚还曾经救过陆康的儿子。可当袁术派遣孙策攻打庐江的时候，急于获得地盘的孙策采取了激进的手段。“围城数重。康固守……受敌二年，城陷。月余，发病卒，年七十。宗族百余人，遭离饥厄，死者将半。”（《后汉书》）后来东吴的中流砥柱陆逊陆伯言，当时也在城里，在围城前被送去了吴中，才得以幸免。

　　陆康被孙策逼死之后，陆氏宗族也大受波及。庐江变成了孙策扎在江东大族心头上的一根刺。后来孙策、孙权两代极力拉拢陆康的儿子陆绩、从孙陆逊，也是存了舒缓抚慰之心。

　　值得注意的是，庐江被围的时候，“吏士有先受休假者，皆遁伏还赴，暮夜缘城而入”，这可以与臧洪被杀时“洪遣司马二人出，求救于吕布；比还，城已陷，皆赴敌死”相比较。可见陆康麾下对陆康的爱戴忠诚，不逊于“烈士”臧洪。

　　如此忠诚之士，看到自己主人因孙策而死，主家残破，会有什么举动？不言而喻。

　　《孔雀》诗里，焦仲卿描述与刘兰芝新婚燕尔，“共事二三年，始尔未为久”，而那时候他早已经是府吏。也就是说，在陆康为太守时，焦仲卿就在太守府供职，可以称得上深蒙陆康知遇的“庐江故吏”。

　　于是在建安五年的两件大事——刺曹与袭曹——在看似毫无关联的庐江郡发生了相交。其中的两个关键人物，一个是与反曹先锋种辑有姻亲关系的秦罗敷，另一个则是主人愤死的“庐江故吏”焦仲卿。

　　仔细读《孔雀》一诗可以发现，焦仲卿是很忙碌的。刘兰芝就曾经抱怨说：“君既为府吏，守节情不移，贱妾留空房，相见常日稀。”

　　这几句抱怨提供了两个重要线索。第一，焦仲卿非常忙碌，很少回家；第二，他是个“守节情不移”的人。作为府吏，工作忙碌是可以理解的，可这是他的本职工作，为何刘兰芝要用“守节”这个词呢？

　　陈寿在评价吕凯的时候，用了同样一个词“守节不回”，表彰其面对雍闓等人的威胁，仍旧忠诚于刘备、刘禅的行为。可见“守节”是指忠诚故主，坚定不移。庐江是袁术授意孙策攻下来的，又派来了麾下大将刘勋做太守，焦仲卿与他谈不上什么故主之情，那么刘兰芝说的“守节”，只能解释成焦仲卿为陆康守节情不移。

　　可陆康当时已死，而为死去的故主守节，唯有殉死与报仇两种方式。比如臧洪的两位司马，就是选择了第一种方式，而焦仲卿，可能选择的是第二种。他恐怕平日里在家里经常长吁短叹，也向妻子透露过内心的志向，所以刘兰芝知道丈夫的心思，才会说他“守节情不移”。

　　那么焦仲卿整天忙碌而不回家，到底在做些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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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我们暂时把视线放回到许都。

　　当孙策打算袭击许都的消息传到曹操耳中的时候，许多人都很惊慌，唯有一位幕僚笑着说：“策新并江东，所诛皆英豪雄杰，能得人死力者也。然策轻而无备，虽有百万之众，无异于独行中原也。若刺客伏起，一人之敌耳。以吾观之，必死于匹夫之手。”（《三国志》）

　　短短数天之后，孙策就遇刺身亡。这段话显示出了惊人的预见性，和后面事态的发展极其一致。如果说前半段评价孙策在江东树敌太多，容易招致报复，还算是分析切中的话，后半段说孙策一定会死于刺客之手，就近乎神仙一样的预言了。

　　这位幕僚，就是曹操手下最可怕的谋士郭嘉。

　　郭嘉这一段话，作为战略分析来看非常不靠谱，没有人会把重大战略建筑在“敌酋仇人太多，早晚会被暗杀”这个不确定性极高的薄弱基础之上——除非他能洞见未来。

　　郭嘉虽然聪明，但他不是神仙。所以，与其说“孙策被刺”是郭嘉的推测，倒不如说是他成竹在胸的一个计划，一个郭嘉早就在策划和部署的暗杀计划。只有这个计划是郭嘉全盘掌握的时候，他才会十分笃定地劝曹操不必担心南方之事。

　　孙策的被刺，是郭嘉策划的。问题就在这里出现了，从建安四年开始，郭嘉一直身在许都，随后还要跟随曹操去官渡，没有记录表明他曾经外出过。而刺杀孙策这等大事，必须要有一个人在江东居中调度、主持。

　　因此，郭嘉需要一个当地的代理人，才能执行暗杀孙策的计划。这个代理人必须熟悉江东环境，有一定人脉，最好与孙策有仇怨，而且身份还不能引人注意。

　　于是，完全符合这些条件的焦仲卿进入了郭嘉的视线。而联络的时机，应该就是在建安四年下半年，当时曹操正极力安抚孙策，“（曹操）以弟女配策小弟匡，又为子章取贲女，皆礼辟策弟权、翊”（《三国志·吴书》），聘使不绝于道，郭嘉很容易就能安插人进去，以使节身份去联络焦仲卿。

　　为什么郭嘉不找许贡门客，反而大费周章地去找庐江的焦仲卿呢？

　　原因有三点。

　　第一点，建安四年，庐江太守已经换成了孙策的大将李术。所以焦仲卿可以利用自己的府吏身份从李术那里得到孙策的情报，然后指示刺客埋伏到预定地点，实施刺杀。他所掌握的情报优势，是许贡门客所不具备的。

　　第二点，江东当时普遍对北方来人有不信任感，而焦仲卿是本地人，庐江与吴郡相邻，庐江太守陆康和吴郡太守许贡一向关系良好，两人又都是被孙策所杀。派焦仲卿居中主持，拉拢许贡门客和其他刺客，容易产生共鸣，得其死力。

　　第三点，从政治上来说，曹操不可以公开针对孙策搞暗杀，那只会引起其他诸侯的疑忌继而被群起攻之。所以暗杀行动必须低调、保密，让所有人都以为是一场私人仇杀。对孙策动手的是许贡门客，主持者是焦仲卿，两者动机都十分充分。万一暗杀行动不成反遭泄底，孙策最多也只能追查到焦仲卿这一层，联想不到隐藏在幕后的许都黑手。许贡门人、焦仲卿就是郭嘉布置下的两层保护性帷幕。

　　有了这层关系，对于焦仲卿“守节”的忙碌，就不难理解了。

　　《孔雀》诗中提到，刘兰芝在三月二十七日接受了李术儿子的求婚，三十日举办婚礼。而焦仲卿一直到了三十日，才匆匆赶了回去，“府吏闻此变，因求假暂归”。

　　焦仲卿在太守府工作，太守儿子结婚，他肯定会第一时间知道。可自己老婆要和别人结婚了，他没有采取任何行动，一直到结婚当天才能抽身返回。到底什么事情，让他忙到连老婆都不顾了呢？

　　三月三十日李术儿子的婚礼，转月孙策就遭到了暗杀，前后相隔才数日。可见当刘兰芝答应求婚的时候，正是暗杀行动的最后关头。可以想象，焦仲卿给许贡门人布置完了最后的计划，让他们赶往丹徒，然后自己这才心急火燎地赶回庐江。

　　郭嘉远在许都，完美地遥控了这一起暗杀事件，消弭了南方的威胁。焦仲卿安排完了刺杀计划，对故主陆康已尽忠，生无可恋，于是和刘兰芝一起自杀。

　　这听起来很合理，却并不能解释全部的事实。

　　关键的矛盾，还在于孙策的计划。

　　史书说孙策筹划袭击许都迎接皇帝，但仔细想想，这个计划是不那么牢靠的。孙盛就曾经直言不讳地评价道：“孙策虽威行江外，略有六郡，然黄祖乘其上流，陈登间其心腹，且深险强宗，未尽归复，曹、袁虎争，势倾山海，策岂暇远师汝、颍，而迁帝于吴、越哉？”

　　简单来说，如果孙策在丹徒发动突击，要一路打到许都，周围要顾忌的势力太多了。到了许都，短时间内也不可能破城。整个计划执行起来难度太大，变数太多——除非孙策在许都已经有了内应，可以在他到达许都的时候控制住汉献帝，开城配合。

　　我们今天都知道了，这些内应，显然就是接了衣带诏的董承、王服、吴硕和种辑他们。有了他们的配合，孙策便可以针对许都实施一次手术刀般精确的斩首行动，迎回汉帝。

　　史书上把这两件事分开记录，我们单独审视它们的时候，会觉得这两个计划破绽百出。可如果“孙策袭许”和“董承诛曹”本来就是一个计划的两个层面，一内一外彼此配合，一切疑问便迎刃而解了。

　　这个计划破坏力极其巨大，同时也需要极精密的筹划。许都和江东要配合密切，两者行动时间必须同时。如果孙策晚来，董承很可能会招致曹操势力的疯狂报复，无法送出汉帝；如果董承发动诛曹时机过晚，孙策便只能顿兵许都城下。

　　就像郭嘉在江东找了一位代理人一样，为了完成这个计划，董承和孙策也需要一位中间的联络人。可是董承等人在江东毫无根基，孙策在北方也面临同样的窘境。两者都能够接受的联系人，只有长水校尉种辑的夫人——秦罗敷。

　　于是焦点又落回到庐江。

　　仔细想想，意图刺杀孙策的焦仲卿，和意图联络孙策北上勤王的秦罗敷，这两个人居然还是邻居，真是多么巧妙的巧合。

　　可是，在阴谋论的世界里，没有巧合。究竟焦仲卿和秦罗敷之间，到底有无联系呢？解开关键的钥匙，在于《陌上桑》与《孔雀东南飞》里的矛盾。

　　《陌上桑》里，罗敷明确指出“使君自有妇，罗敷自有夫”。而《孔雀》里，焦母却还在说“东家有贤女，自名秦罗敷。可怜体无比，阿母为汝求”。

　　焦母是普通老百姓，她熟悉的只是家长里短。她想为儿子求亲，说明至少秦罗敷的公开身份是单身。而秦罗敷已经婚配的消息，事实上只对一个人说过，那个人就是《陌上桑》里的男主角“使君”。

　　“使君”一词在汉末是对政府官员的尊称。秦罗敷在皖城采桑，那么整个皖城最有资格被称为使君的，只有现任太守李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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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陌上桑》里，对李术与秦罗敷初次的接触，是这样描述的：“使君从南来，五马立踟蹰。使君遣吏往，问是谁家姝。”可见李术并非是亲自去与秦罗敷调情，而是遣了一个小吏去探询。

　　调情这种事，一向都以隐秘为要。李术不亲力亲为，反而要派个外人前往探询，这怎么听都不合理。

　　除非他们不是在调情，而是在交换什么秘密信息。所以李术才会“五马立踟蹰”，不让过多随从参与，只派遣了一个信得过的小吏前往。

　　不要忘记了秦罗敷的身份，她肩负着为许都联络孙策的使命。可她毕竟是个女性，许多事情不方便做。而李术是孙策的大将，搭上李术，就等于建立起与孙策的稳妥渠道。

　　而这个“吏”，很有可能就是《孔雀东南飞》里反复强调的“府吏”焦仲卿。他作为太守府的办事员，代表李术前往接洽，再正常不过。而且焦仲卿与秦罗敷是邻居，很可能之前已经接触过，这才安排李术与秦罗敷做一次戏剧性的会面。

　　于是，《陌上桑》里秦罗敷对“小吏”焦仲卿的那一段夸耀，就意味深长了。让我们来回顾一下当“使君”向秦罗敷说出接头暗号“宁可共载不”之后，秦罗敷是怎么传递情报的：“东方千余骑，夫婿居上头。”这是暗示许都那边即将有事发生，有人派我联系你，这个人是长水校尉。

　　“白马从骊驹；青丝系马尾，黄金络马头，腰中鹿卢剑，可直千万余。”这四句是暗示除了长水校尉以外，还有许多朝廷高层参与。“鹿卢剑”代表决断、“可直千万余”代表着珍贵，意即皇帝。

　　“十五府小吏，二十朝大夫，三十侍中郎，四十专城居。”这四句通过描述升迁履历，来强调每一个衣带诏阴谋的参与者都是一步步升迁而来的汉室忠臣，他们无不感念汉室拔擢之恩。

　　“为人洁白晰，鬑鬑颇有须。”这两句是描述种辑的外貌，因为许都必然会派人来与庐江联络，便于互相辨认。

　　“盈盈公府步，冉冉府中趋。坐中数千人，皆言夫婿殊。”这四句是详细交代董承诛杀曹操的计划。计划将在曹操日常办公的司空府内发动，趁曹操“冉冉府中趋”，跟随的卫士比较少的时候骤然发难。然后，秦罗敷还为焦仲卿壮胆，说参与政变者多达数千人。

　　通过《陌上桑》的交谈，秦罗敷通过焦仲卿，与李术初步接上了头。从孙策后来的举动来看，这根线确实地搭上了，形成了董承－种辑－秦罗敷－焦仲卿－李术－孙策这么一条复杂的情报链条。

　　秦罗敷失算的是，她少算了焦仲卿对孙策的仇恨。

　　焦仲卿既然为庐江故吏，对孙策的仇恨是相当深重的。而秦罗敷则是为了确保孙策成功袭许，两人的目的完全是背道而驰。

　　而在两人接头时，焦仲卿却完全看不出任何异常，他奔走于李术和秦罗敷之间，勤劳地传递着信息，似乎全然忘记了故主陆康的遭遇。

　　唯一的解释，焦仲卿是在隐忍，是在伪装。他意识到，与秦罗敷搭上线，会更好地完成郭嘉交给他的任务。他扮演了一个双面间谍，一方面在秦罗敷的协助下传递情报，为董承、孙策筹谋计划，一方面把计划原原本本通知给郭嘉。

　　有了如此情报不对称的优势，郭嘉便可以轻易破坏董承的衣带诏政变，然后精确定位孙策，实施暗杀，完全让对手没有任何反击余地——这都要归功于焦仲卿的存在。

　　董承在内，肘腋之变最为危险，因此郭嘉或者曹操率先出手，在正月诛杀董承。至于远在江东的孙策，一直要到四月，才落入许贡门客的弓箭射程之内。

　　这一前一后的时差，让史书和后世治史者产生了错觉，认为两者是彼此孤立的事件。我们只有将两者联系起来看，才能觉察到其中的矛盾，进而推断出隐藏在幕后的神秘推手焦仲卿。

　　至此，这个阴谋的蓝图已经被勾勒得很完美了。可我重新审视整个推论的因果链时，却猛然发现，这一串推理看似合理，可始终缺少一个关键环节。这个环节的缺失，让整个推论都陷入岌岌可危的境地。

　　整个事件中，无论是焦仲卿、孙策、种辑还是郭嘉，他们都拥有鲜明的动机、明确的立场和清晰的身份，可是还有一位关键人物，却显得面目模糊。

　　这个关键人物就是秦罗敷。我们既不知道她在庐江的来历，也不知道她帮助种辑、联络孙策的动机何在，她曾经宣称种辑是她的夫君，这多半也只是托词。她就像是横空出世一般，在历史夹缝里惊鸿一现，然后彻底消失。

　　就像是警察不找出杀人犯的真实动机，就不能算破案一样，不找出秦罗敷这个人的真实身份和动机，我们就无法宣称发现了《孔雀东南飞》的真相。

　　为了弥补这一个缺失，我遍查史书，最后在《三国志·吴书·周瑜传》里发现了这样一条记载：

　　〖（周瑜）从（孙策）攻皖，拔之。时得桥公两女，皆国色也。策自纳大桥，瑜纳小桥。

　　（史书写为二桥，后世衍文遂成二乔）〗

　　这里的“攻皖”，指的是建安四年孙策攻击刘勋所在的皖城。在那一次战役中，孙策攻下庐江，并委任李术为庐江太守。

　　然后他发现了居住在皖城内的大桥与小桥，并和周瑜各娶了一个。

　　有趣的是，以孙策娶大桥为起点，历史陡然加快了速度。以庐江为中心，事件发生的密度间不容发，秦罗敷面拒使君、焦仲卿休妻、董承遇害、李术儿子婚礼、焦刘殉情等一系列事件旋即发生，直到孙策遇刺为止，让人眼花缭乱。

　　孙策与大桥的婚礼，就像是一个开关，开关一启动，整个事件便开始飞速地发展起来，并在短短半年时间内成熟。

　　这是巧合吗？也许是，但如果不是的话，该如何解释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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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假如我们大胆地猜测，大桥、小桥其中的一个人——甚至两个人都参与了——化名为秦罗敷并留在庐江的话，那么一切疑问便迎刃而解。

　　秦罗敷身上最大的谜团，是她帮助孙策的动机。而如果秦罗敷就是大小桥的化名，那么她们协助孙策也就毫不奇怪了。帮自己夫婿，岂不是一件天经地义的事情？

　　二桥名义上跟随着孙策和周瑜离开，实际上却化名秦罗敷隐藏在庐江，伺机为自己的夫君联络旧都故臣。作为双胞胎姐妹，两人的相貌十分相似，共用一个“秦罗敷”的未婚女性身份，其中一个人便可以奔走于许都与庐江之间，与种辑、焦仲卿交涉。

　　于是，我们不难理解，不明真相的焦母为何希望为儿子娶邻居家的“秦罗敷”，那可是“国色流离、资貌绝伦”的二桥；更不难理解焦仲卿为何一口拒绝这门婚事，因为他恐怕早就猜中了“秦罗敷”的真实身份，他怎么可能会去娶仇人孙策的老婆。

　　那么她们最初又是如何与董承、种辑等产生联系的呢？

　　最大的可能，就在于被李术杀掉的扬州刺史严象。

　　严象是荀彧推荐给曹操的，胆智双全。建安四年，严象以督军御史中丞诣扬州讨袁术，恰好袁术败死，于是严象就接任了扬州刺史。作为扬州刺史，他的使命是宣抚江东各处，结果这使命未及完成，便被李术杀死。

　　荀彧是个坚定的保皇派，他所推荐的严象，未必不是心怀汉室。他宣抚江东，很难说是否身负着献帝的密诏，或者董承的嘱托，寻找可以与曹操对抗的外部势力。孙策势力下的庐江，当是他的第一站。很可能，严象就在这里，与秦罗敷（二桥）见了面，并初步建立起了与朝中董承势力的关系。

　　严象在庐江意外地被李术杀死，种辑接替了他的位置，这条线仍旧维持着运作。

　　曹操对于严象的被杀，态度很是暧昧，证明他对于严象的效忠程度，心存怀疑。这也从一个反面证明，严象究竟效忠的对象是谁是个问题。

　　于是，经过严象的联络，二桥游走于许都与庐江之间，按照夫君（可能是周瑜）定下的策略，积极筹划与北方保皇势力的联系，最终促成了袭许与刺曹的终极计划。

　　问题来了，如果二桥与孙策关系如此亲密，为何还要寻求焦仲卿和李术的协助呢？

　　二桥留在庐江这件事，对于孙策来说，应该是绝对的机密，不能轻易泄露。于是二桥在联络时便隐瞒了自己的身份，种辑也罢，董承也罢，严象也罢，他们只知道居住在庐江的“秦罗敷”，而不是孙策、周瑜的妻子“二桥”。如果“秦罗敷”自己亲自为许都联系孙策，无异于自曝身份，为了不暴露真实底细，如我前面推测的那样，“秦罗敷”只能大费周章地通过焦仲卿－李术，来为许都与孙策牵线。

　　这是二桥自我保护的措施，同时也为最后的失败埋下了祸根。

　　当孙策被刺之后，计划彻底夭折，二桥便彻底从人们视野里消失了。无论是魏书还是吴书，对这一对姐妹的下落都讳莫如深，只留下了极少的资料，这恐怕是当权者为了掩盖她们身后秘密的缘故吧。

　　最后很堪玩味的，是当时的太守李术的态度。

　　焦仲卿同时为两条线奔走，忙得一定脚不沾地。他是个有公职在身的人，长久不履行职责，居然没有遭到任何责罚。我们可以大胆地推测，李术本人也参与了针对孙策的刺杀，并默许了焦仲卿在水底下的一系列活动。这从李术在孙策死后立刻据兵自立的举动来看，不无可能。他盼望自立太急切了，急切到已经无法等待。

　　而李术杀严象，也变得顺理成章。

　　严象忠于汉室，来到庐江的真实目的是希望能与孙策联手，这是李术所不愿意见到的。而最妙的是，严象本人的官方身份，又是曹操委任的扬州太守，于是李术便可以毫无顾忌地杀死严象，对外则可以解释说是防止曹操势力在江东的扩张，不必招致怀疑。

　　由此来看，李术替自己儿子向刘兰芝求亲，不过是为了控制焦仲卿的一个手段罢了。他用这种方式告诉焦仲卿：“你的老婆在我手里，可不许出去乱讲话。”这实在是有些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李术以自己的心思去揣摩焦仲卿，却永远理解不了这些“为主守节”义士的决心。

　　等到三月三十日，焦仲卿安排完刺杀，赶回庐江，满心以为大仇得报，可以安心过日子了。可等待他的，却是李术的屠刀。李术为了灭口而杀掉了他，为了掩人耳目又杀掉了刘兰芝，把现场伪装成自杀，对外宣布两人是殉情自杀。

　　而这时候，周瑜已经把二桥及时转移出了皖城，否则孙权将面临极大的被动。

　　老百姓们不知道其中险恶的内幕，一般更倾向于相信一个感人至深的爱情故事。

　　于是，通过对《孔雀东南飞》和《陌上桑》两首诗结合历史上若干疑点与矛盾的分析，我们大概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真相。

　　建安年前，孙策攻破庐江，太守陆康因此病死。忠心耿耿的府吏焦仲卿决意为陆康报仇，却一直有心无力，只得隐忍不发。在这期间，他娶到了新婚妻子刘兰芝，两人相敬如宾。只是焦仲卿偶尔会向妻子透露自己的心愿，感叹不能酬志。

　　建安四年，孙策二度攻破庐江，任命李术为庐江太守。这时候，孙策或者周瑜见到了桥家的两位女儿，大张旗鼓地娶走了她们，然后又偷偷送回到庐江，以“秦罗敷”的身份隐居下来，两人共饰一角，以便可以随时外出联络。

　　在许都，曹操的势力和汉献帝的势力都为江东突然崛起的孙策而感到惊讶。汉献帝阵营认为这是制衡曹操的好机会，而曹操以郭嘉为首的幕僚们则认为孙策将会是个潜在的巨大威胁。在这两方面的努力下，扬州太守严象前往庐江，而为两家结亲的报聘使者也络绎不绝。

　　很快严象来到庐江，他表面属曹党，却忠心汉室。他与“秦罗敷”建立了联系，并商定出了袭许刺曹的计划雏形。很快李术发现严象的真实企图，心怀野心的他将严象杀掉，而“秦罗敷”则幸运地逃脱了，并与长水校尉种辑重新设立了管道。

　　与此同时，曹操派来江东报聘的使者团也路过庐江。其中一个人是郭嘉暗藏的密使，他成功地联络上了一心想为陆康报仇的焦仲卿。

　　“秦罗敷”应种辑的要求，以采桑为名，与李术做了第一次接触。李术身份敏感，没有亲自前往，而是派出了焦仲卿与之联络。“秦罗敷”向焦仲卿和盘托出了董承、种辑的计划，希望他能联系孙策，与董承配合反曹。可她（们）没想到的是，焦仲卿一听到孙策这个名字，复仇的火焰熊熊地燃烧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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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李术的默许下，焦仲卿一面与“秦罗敷”虚与委蛇，为孙策和董承的配合穿针引线，一面与许都联系，向郭嘉汇报了这件事。郭嘉将计就计，委托焦仲卿联络江东豪族，准备刺杀孙策。焦仲卿还从“秦罗敷”那里得到许都密谋的详细情报，他把这些都传给了郭嘉。

　　到了建安五年初，曹操根据郭嘉的情报，先发制人，董承等人被杀，刺曹计划夭折。这个消息传到江东，让太守李术有些惊慌，他唯恐孙策知道自己暗中的勾当，就故意唆使焦仲卿的母亲挑拨焦仲卿和爱妻刘兰芝的关系。不明真相的焦母这时还想为“秦罗敷”和焦仲卿说亲，反被焦仲卿一口拒绝。“秦罗敷”意识到，形势已经恶化到了一定程度。可她们还没意识到焦仲卿的异心已经对孙策产生了威胁。

　　李术故意为自己的第五个儿子求亲，并定了婚礼的日期，三月三十日。李术通过这种方式，暗示焦仲卿要尽快杀掉孙策，否则妻子难保。李术并不了解，即使他不胁迫刘兰芝，焦仲卿要为故主报仇，也会全力以赴。

　　到了三月三十日，焦仲卿获得了孙策前往丹徒的确切情报，他让许贡门客埋伏在指定地点，然后心急如焚地赶回庐江，希望能赶上婚礼，向李术讨回爱妻刘兰芝。

　　李术见暗杀计划已经发动，焦仲卿再无用处，便先伪造了刘兰芝自杀现场，然后让焦仲卿“自挂东南枝”，以此掩盖自己在这起谋杀中的作用。他甚至有意识地在皖城开始传播焦、刘二人坚贞地爱情故事。

　　皖城百姓，听到这故事无不潸然泪下。而深悉内情的“秦罗敷”听到这个故事时，立刻意识到大局已败。此时无论她们做什么，都无法挽回孙策的危机了。

　　建安五年四月初，孙策在丹徒遇刺身亡，至此江东威胁曹操的计划彻底破产。而李术则借孙策之死举兵自立，“秦罗敷”或凭借自己的才智，或出于周瑜的接应，顺利地逃出了皖城。

　　皖城旋即为孙权所攻破，城内军民或屠或徙，星流云散，再没有人注意到“秦罗敷”的消失，也没有人能够回想起焦仲卿这几年的异常举动。

　　“秦罗敷”回到江东，恢复了大桥、小桥的身份。可她们的经历实在太过敏感，孙权湮灭了几乎全部的证据，大桥被安置在不为人知的隐秘角落，不见于任何史书，而随周瑜的小桥也被警告要三缄其口。

　　等到周瑜病死之后，小桥携遗孤回到庐江这个伤心地，并安静地死在了故乡。至今庐江县城西郊尚有小乔墓，旧称乔夫人墓，俗名瑜婆墩，与城东周瑜墓遥遥相望。

　　而《孔雀东南飞》与《陌上桑》，未尝不是这两位才貌双全的女子，在被人遗忘前所创作的诗篇，试图通过这种隐晦的方式，向后世之人传达着自己曾经存在的证据。

　　谁能想到这一个伪造的爱情故事背后，还隐藏着如此波谲诡诈的政治纷争呢？

　　认真你就输了。

云雾飞舞

风雨洛神赋

　　公元二百二十二年，魏黄初二年。曹植从邺返回封地鄄城的途中，写下了一篇文章。

　　在这篇文章里，曹植说自己在途经洛水时邂逅了传说中的伏羲之女洛神，极尽描摹这位佳人的风采神姿，字里行间充斥着强烈的倾慕之情。他就像是一位陷入疯狂热恋的年轻诗人，把所能想象得到的最美好的词汇，都毫不吝惜地加诸在这位女子身上。

　　这就是中国文学史上赫赫有名的《洛神赋》。其中诸如“翩若惊鸿，婉若游龙”“凌波微步、罗袜生尘”之类的描绘，已成为千古名句。

　　很多人都知道，在《洛神赋》的背后，还隐藏着一段众所周知的曹魏宫闱的公案。据说曹植对曹丕的妻子甄妃怀有仰慕之情，《洛神赋》里的洛神，其实就是暗指甄妃，曹植借着对洛神的描写，来释放自己内心深处最为炽热却被压抑已久的情感。

　　唐代李善在《昭明文选》后的注解讲了这么一个故事：最初想娶甄妃的是曹植，结果却被曹丕抢了先，曹植一直念念不忘。在甄妃死后，曹植入朝去觐见曹丕，曹丕拿出甄妃曾用过的金缕玉带枕给他看，曹植睹物思人，大哭一场。到了晚上，甄后之子曹叡摆宴请自己叔叔，干脆把这个枕头送给他。曹植揣着枕头返回封城，途经洛水时梦见甄妃前来与之幽会，有感而发，写成此篇。

　　从文学角度，这是一个感人的故事，可惜的是，它终究无法取代真实的历史。

　　这个故事破绽很多。历史上的曹丕，是个出了名的小心眼，对自己的弟弟向来欲除之而后快，七步成诗的故事人人皆知。曹植被他死死囚禁在封地大半辈子，最后郁郁而亡。其他兄弟如曹彰、曹衮、曹彪等人，处境也是一样凄惨。

　　曹丕这种防兄弟如防贼的态度，就连陈寿著史时都有点看不下去，评论说“待藩国既自峻迫，寮属皆贾竖下才，兵人给其残老，大数不过二百人。又植以前过，事事复减半，十一年中而三徙都，常汲汲无欢，遂发疾薨。”

　　这样一个男人，如果知道弟弟觊觎自己老婆，不怒而杀之已属难得，怎么可能还会把老婆遗物拿出来送人呢？——何况送的还不是寻常之物，而是暧昧之极的枕头。后世李商隐揶揄这段典故，写了一句诗：“宓妃留枕魏王才。”可见枕头这东西，是很容易让人产生不良联想的。曹丕再缺心眼儿，也不会这么主动把一顶绿帽子戴在自己头上。

　　由此可见，李善这个故事，有太多他自己想当然的发挥。

　　不过，这个故事也并非空穴来风。读过《洛神赋》的人都知道，赋中有着情真意切的心绪和细致描摹，让人很难相信曹植只是一时兴起去歌颂一位虚无缥缈的仙子，而不是在寄情隐喻。

　　曹植对甄妃的感情，不是妄谵之言。这份感情，虽然史无明载，但却可以被史料间接证实。而这个证实的契机，就是《洛神赋》的原名。

　　根据史料记载，《洛神赋》的原名叫做《感鄄赋》。历代许多研究者认为，曹植在黄初二年被封鄄城侯，次年升为鄄城王，因此赋成此篇，以兹纪念。

　　这看起来言之成理，可惜却是不正确的。汉赋之中，以地名为篇名的并不少见，如《二京赋》《两都赋》《上林赋》等等，却从来没有任何一篇是以“感+地名+赋”的格式命名。

　　更深一步分析。鄄城在今山东西南，曹魏时属衮州济阴郡；而洛水则是在陕西洛川，两处相隔十分遥远。曹植在一篇名字叫《感鄄赋》的文章里，却只字不提鄄城，反而大谈特谈渡过洛水时的经历，这就好像在《北京游记》里只谈黄浦江一样荒谬。

　　除非《感鄄赋》醉翁之意不在酒，别有所感，这个鄄字另有含义。

　　心细的人可能会发现。在《三国志》里，这个地名一律直书“鄄城”，如《程昱传》载“张邈等叛迎吕布，郡县响应，唯鄄城、范、东阿不动”。可到了范晔写《后汉书》的时候，每提到鄄城，却都写成了“甄城”，其下还特意标明注解“县名，属济阴郡，今濮州县也。‘甄’今作‘鄄’，音绢”。

　　“鄄”字与“甄”字形几乎一样，从垔（yīn）。“鄄”字读成绢，而“甄”字在当时并不读“真”，按照许慎《说文解字》的记录，甄字居延切，与“鄄”的发音基本一样。《史记》里，既可以写成“晋伐阿、甄”（《司马穰苴传》），又可以写成“膑生阿、鄄之间”（《孙膑传》）。可与《后汉书》同为例证，证明甄、鄄二字，从两汉到魏晋南北朝时期，是可以通用互文的。

　　曹植既然志不在鄄城，“鄄”又和“甄”通用，那么《感鄄赋》其实等于是《感甄赋》。而这个“甄”字究竟指的是什么，指的又会是谁呢？

　　黄初元年，甄妃触怒曹丕，因此失宠；就在同一年，曹植莫名其妙地写了一篇《出妇赋》，中有“痛一旦而见弃，心忉忉以悲惊……恨无愆而见弃，悼君施之不终”之句，句句暗扣。其时曹植本人没遭遇什么变故，突然发此感慨，又是意有何指？

　　黄初二年，甄妃在凄惨中去世；就在同一年，曹植的监国谒者灌均给曹丕上了一份奏折，密告“植醉酒悖慢，劫胁使者”。于是曹植被贬为安乡侯，次年又被远远地撵到了鄄城。到底是什么事情能让曹植心神大乱，以至于醉酒闹事到“劫胁使者”这么失态？

　　如果这些证据都还是捕风捉影的话，那么接下来的事实，却是板上钉钉：曹丕与甄妃的儿子曹叡即位之后，下诏改《感鄄赋》为《洛神赋》。若不是怕有瓜田李下之讥，对自己母亲名节有损，我想曹叡也不会特意去关注一篇文章的名字。

　　可见曹植写赋借洛神之名缅怀甄妃一事，基本可以定案，只是没有李善说得那么夸张罢了。他利用自己的才华玩了个鄄、甄互换的文字游戏。也许这时候会有人要问，你绕了一大圈，除了论证出曹植确实对甄后怀有感情以外，岂不是一无所得吗？

　　并不是这样，这只是一个开始。

　　证实《洛神赋》中的洛神为甄妃后，另外一个巨大的矛盾便缓缓浮出水面。

　　曹丕是识字的，文章写得极好，与曹操、曹植在文学史上并称三曹。曹植在甄、鄄二字上玩的这么一个浅显的文字游戏，曹叡尚且看得出来，何况曹丕。前面说了，曹魏对藩王的限制，是极其严苛的，稍有举动就会被无情打击。面对这么一个小心眼的哥哥，曹植还敢写这种东西，莫非他不要脑袋了么？

　　事实比猜测更为离奇。《感鄄赋》面世之后，史书上没有记载曹丕对此有任何反应。要知道，在前一年，明明曹植只是喝醉酒，监国谒者都要打小报告给曹丕，曹植这次公然调戏到了自己媳妇头上，曹丕居然无动于衷，实在太不符合逻辑。

　　当两段史料产生矛盾时，要么是其中一段史料是错误的，要么是两者之间缺乏一个合理的解释。

　　《三国志》的记载是可信的，而《感鄄赋》也是真实的。既然两者都没问题，那么只能是解释方法的错误。也就是说，围绕着《感鄄赋》，甄妃和曹丕、曹植之间的关系，并不是夫妻二人加一个精神第三者这么简单。

云雾飞舞

　　简单介绍一下甄妃的生平。她是中山无极人，名字不详，后人因为《洛神赋》里洛神别名宓妃的缘故，把她叫做甄宓。严格来说，这是不对的，不过为了行文方便，下文姑且如此称之。

　　甄宓生得极为漂亮，十几岁就嫁给了中原霸主袁绍的儿子袁熙。袁绍失败后，曹军占领邺城，曹丕闯进袁氏宅邸，一眼就看中了甄宓，欣然纳入房中。甄宓为曹丕生下一儿一女，即曹叡和东河公主。后来曹丕称帝，宠幸郭氏，甄宓年老色衰备受冷落，屡生怨谤，竟被赐死。死时被发覆面，以糠塞口。再后来曹叡即位，杀郭氏以报母仇。

　　表面来看，甄宓与曹植之间没什么纠葛，两人年纪相差十岁，最多是后者对一个成熟女性的青春期憧憬罢了。

　　好在曹植是个文人，文人总喜欢发言议论，所谓言多必失。在反复查阅中，我终于在曹植写给曹叡的一封书信中，发现了一条微弱的线索。这条线索非常晦涩，可当我们把它从历史尘埃中拎起来时，它所牵连出来的，却是一连串令人瞠目结舌的真相。

　　曹植是一个有雄心的人，他对自己被软禁而无所作为的境况，感到非常郁闷。史书上说他“常自愤怨，抱利器而无所施，上疏求自试”，意思是曹植觉得自己的才干没有得到发挥，上书希望能为朝廷做点事。

　　曹丕是指望不上了，侄子曹叡也许还有得商量。于是，在曹叡即位后的第二年，曹植给曹叡上了一道疏。在他的这份疏里，曹植挥斥方遒，慷慨激昂，嚷嚷着要杀身靖难，以功报主，实在是一篇文采斐然的好文章。其中有这么一句：

　　〖臣闻明主使臣，不废有罪。故奔北败军之将用，秦、鲁以成其功；绝缨盗马之臣赦，楚、赵以济其难。〗

　　这句话不太好理解，里面一共用了四个典故。“奔北败军之将用，秦、鲁以成其功”典出秦将孟明视和鲁将曹子，这两个人屡次打了败仗，却始终受到主君信赖，后来发愤图强，一战雪耻。“绝缨盗马之臣赦，楚、赵以济其难。”其中盗马典出秦穆公。秦穆公的一匹马被山贼偷走，他非但没生气，反而说吃马肉不喝酒容易伤身体，于是送了坛酒给这些偷马人。山贼们很受感动，在秦、晋交战中救了秦穆公一命。因为前句已经用了秦，而秦君为赵姓，所以这里用了赵字互文。

　　以上三个典故，都是古籍里常见的。真正有意思的，是第四个典故：“绝缨”。

　　绝缨这个典故出自楚庄王。据《说苑》记载，楚庄王有一次宴请众将，日落不及掌灯，席间漆黑一片。有人趁机对楚庄王的姬妾动手动脚，姬妾情急之下扯下他的冠缨，告诉楚庄王说只要点起灯来，看哪个头上无缨的，就是骚扰者。楚庄王却吩咐众将把冠缨都扯下来，然后再点起火把。数年后，楚庄王表彰一位杀敌极其勇敢的将军，将军坦诚就是当年绝缨之人，为了报答主君宽厚之恩，方舍身杀敌。

　　臣子给主君上书的时候，典故是不能随便乱用的，否则就是诸葛亮所说的“引喻失义”，让人怀疑你对主君老婆起了不良念头。曹植对甄宓的感情，性质上与绝缨一样，都是对自己主君的老婆心怀不轨。对此曹叡心知肚明，还亲自改过《感鄄赋》的名字以避闲话。现在曹植突然不避嫌疑，堂而皇之地甩出了这个典故，颇有点向曹叡示威的意思。

　　紧接着这个典故，曹植又写道：“臣窃感先帝早崩，威王弃世，臣独何人，以堪长久！”这句话就近乎赤裸裸的威胁了：“我兄弟曹丕已经死了，曹彰也挂了，我算什么人，居然能苟活到现在。”重点就在于“臣独何人”四个字的正话反说，明明是在向曹叡强调：我是因为有特殊理由，才能活到现在的。而这个理由，曹叡应该是十分清楚的。

　　曹植怕自己这份奏章不被通过（原文“植虽上此表，犹疑不见用”），不忘最后补了一句：“呜呼！言之未用，欲使后之君子知吾意者也。”这句话表面上是递进关系，其实是一个伪装了的虚拟语态。不是“就算我的奏章没被采用，也好歹能让后世之人知道我的心意”，而是“如果我的奏章未被采用，那么后世之人可就会知道我的心意了”。

　　在这封信里，曹植用“绝缨”这个典故，明里暗里是在提醒曹叡：我和甄宓之间发生过类似“绝缨”的事情。对照接下来那两句语带威胁的口吻，所谓“绝缨”事件恐怕不是什么儿女私情，而是不能宣诸于口的极秘之事，这件事不仅牵扯到曹丕、曹彰之死，而且还是曹植这么多年来的保命符，是足以掀动曹魏朝野的大炸弹。

　　所以曹植才在最后来向曹叡开出条件：如果“言之未用”，那么我可就要“使后之君子知吾意者”。

　　曹植不愧是一代文豪，这封信是一个相当有技巧性的隐晦暗示。在其他任何人眼中，它不过是篇言辞恳切辞藻雅驯的文章，唯独曹叡才能读懂其中的微言大义。

　　而曹叡是如何回答的呢？曹叡的回信没有记载，不过他很快就下诏，把曹植从雍丘徙封到了东阿。用曹植自己著作里的描述，雍丘是“下湿少桑”，而东阿则是“田则一州之膏腴，桑则天下之甲第”。可见这一次的徙封，是破格优待。

　　面对一位藩王的威胁，皇帝非但没有采取报复手段，反而下诏优容待之。如果曹叡不是圣人的话，那只能说明他是心虚了。这样一来，也能够解释为何曹植写成《感甄赋》之后，曹丕明知其情，却毫无反应，他是不敢反应，因为他和自己儿子一样心虚。

　　曹植一提甄宓的名字，这两位帝王就讳莫如深。可见曹植和甄宓之间，绝非毫无交集，而这个交集，就是奏章里所谓“绝缨”之事。

　　史书上没有曹植和甄宓接触的记载，不过却可以通过两人的履历来加以印证。

　　建安二十一年（公元216年）年底，曹操东征孙权，当时随他去的有卞夫人、曹丕，还有甄后的两个孩子曹叡与东乡公主。甄后却因为生病，留在了邺城。而同时留在邺城的，还有曹植。

　　本来这也没什么，你住你住的太子府，我住我的藩王邸，两不相涉。可曹操在出征之前，却对曹植说了一番奇怪的话：“我当年做顿丘令的时候，是二十三岁，回想起当时的所作所为，至今仍然无愧于心。你今年也二十三了，可要自己加油啊。”（吾昔为顿丘令，年二十三。思此时所行，无悔于今。今汝年亦二十三矣，可不勉与！）

　　曹操二十三岁做了什么事情呢？他大造五色棒，巡游街道，看到有犯禁之人，无论有无背景，一律活活打死。显然，曹操是希望曹植也这么做。

　　这就奇怪了。曹操当时所处的环境，是汉末混乱时期，豪强横行，有此一举理所当然。可建安二十一年的邺城，治安相当良好，能出什么事？

　　除非曹操嘱咐曹植留神的，不是什么治安事件，而是政治事件甚至叛乱。所以曹操拿自己在顿丘令任上的所作所为做例子，勉励曹植拿出狠劲来，该出手时就出手。曹植在此时所扮演的角色，相当于内务部或者安全局的最高领导，在曹操和曹丕远征期间确保大后方许都、邺等几个重镇的安全。

　　而这时候甄宓在做什么呢？《魏略》记下了这样一件小事：曹操在这一次东征时，不光带着自己老婆卞夫人，还带走了甄宓的一儿一女。一直到次年的九月，大军才返回邺城。卞夫人回来以后看到甄宓光彩照人，很奇怪，问她说你跟你儿女离别这么久，应该很挂念才对啊，怎么反而容光焕发更胜从前呢？甄宓回答说：“有您照顾他们，我还担忧什么呢？”（自随夫人，我当何忧！）

　　这个心态是很可疑的。儿行千里母担忧，儿女随军出征，就算是有可靠的人照顾，当母亲的最多是“不担心”罢了。可史书上描述此时甄宓的状态，用的词是“颜色更盛”。注意这个“更”字，说明甄宓的面色，比与儿女离别时更加光彩照人。换句话说，自从建安二十一年她公公婆婆丈夫儿女离开以后，甄宓非但毫不担忧，反而一直很高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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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逢喜事精神爽，人的心理状态会如实地反映在生理状况上。本该“不担心”的甄宓，却变得“很高兴”，说明甄宓高兴的，并不是儿女出征一事。那么她到底在高兴些什么呢？

　　在这之前，曾经有一次卞夫人随军出征得了小病，甄宓听说后彻夜哭泣，别人告诉她只是小病，已经痊愈了，甄宓继续哭，不相信，说这是卞夫人安慰自己。一直到卞夫人返回邺城，甄宓望着她的座位哇哇大哭，说这回我可放心了，把卞夫人感动坏了，连连称赞她是孝妇。

　　这两件事都是相当高明的马屁，高明到有些肉麻和做作，很有些王莽式的谦恭。就连裴松之都质疑说：“甄诸后言行之善，皆难以实论。”因此这些行为说明不了甄宓是孝妇，只能证明她有智慧，工于心计。她越是处心积虑地讨好卞夫人，越证明她是在掩饰些什么，图谋些什么。

　　建安二十三年春正月，京兆金祎、太医令吉本、少府耿纪、司直韦晃等人在许都发动叛乱。曹操的心腹王必身死。一个帝国的政治中枢居然发生了近臣叛乱，而且还是发生在刘备与曹操在汉中大战之时，关乎曹魏的生死存亡，这已经不能用警卫疏失来解释。

　　这种叛乱，必然是经过了长期酝酿、筹备和组织。所以它虽然爆发在建安二十三年，策划却应该是在更早的时候。

　　比如建安二十二年。

　　在那一年，邺城的太子妃恰好正因为一些说不清道不明的事情即将完成而变得特别高兴。这两者之间，很难说没有什么因果联系。

　　那么一个大致结论便可以得出来了：甄宓，正是这一起叛乱的幕后推手。她在建安二十二年安排好了一切，亲手种下这些叛乱的果实，然后兴致昂扬地看着它们发芽、结果。

　　这等规模的叛乱发生在肘腋之间而高层全无觉察，内务安全的最高负责人曹植难辞其咎。曹植虽然贪杯，却并非庸碌之徒，手底下还有杨修、丁仪、丁廙兄弟这样的干才，可为什么还是让这起叛乱发生了？

　　回想起曹植在给曹叡的奏章里说的“绝缨”事件，这个事件恰好可以把这一切疑问都串起来。

　　甄宓很清楚曹植对自己的感情，并且敏锐地觉察到这种感情是可以利用的——还有什么比控制安全事务最高负责人更有效的叛乱策谋呢？

　　当时的邺城，曹操、卞夫人和曹丕都不在，为甄宓提供了绝好的环境。她只需要略施手段，曹植这个多情种子就会不顾一切地钻入彀中。于是“绝缨”事件发生了，谁绝谁的缨，这很难讲，我们也无从揣测中间到底发生了什么，我们看到的只是结果。结果就是曹植玩忽职守，邺城与许都的治安变得漏洞百出。让吉本、魏讽等人从容钻了空子，以致酿成大祸。

　　这个贯穿整个建安二十二年的阴谋，就是绝缨事件的真实面貌。可我们现在知道的，只是一些发生过的事实，而这些事实背后隐藏的东西，始终还遮盖着重重的迷雾。每一个阴谋，都会有它的动机和目的。甄宓不是疯子，她如此处心积虑，究竟意欲何为呢？

　　要理清这个问题，我们须得从“绝缨”事件的后果开始说起。

　　曹丕和曹植对于太子之位的争夺相当激烈，原本曹操更倾向于曹植，好几次差点就定了他当太子，可曹植的不修行检始终让他心存犹豫。在建安二十一年，曹操出征前对叛乱有所预感，所以有意把镇守后方的重任交给了曹植，算是对他的最后一次考验。如果曹植顺利通过，那么太子之位几无悬念。

　　但吉本和魏讽的叛乱，彻底断送了曹植的太子之路。

　　仔细考察这场叛乱，我们可以看到，有两个特点：第一，规模非常小，参与者不过吉本、韦晃等人杂役家仆千人；第二，政治影响非常大，吉本叛乱后，曹操把汉献帝身旁的汉臣屠戮了一半。

　　叛乱规模越小，对国家影响越微弱；政治影响越大，对于责任人的压力就越大。这种程度的叛乱，就像是一捆精心设置好爆炸当量和爆破方向的炸药，不足以动摇国本，但足以引发对某些特定人物的致命批评。曹植作为内务安全最高负责人，经此一役，彻底一蹶不振。

　　然后一直隐藏在幕后的身影慢慢浮现出来。

　　甄宓的丈夫——曹丕。他在建安二十二年那个极其敏感的时刻，被曹操立为了太子。

　　他似乎一直都置身事外，但又都无处不在。如果说，是甄宓一手策划的这起叛乱，那么最大的受害者是曹植，而最大的获利者，正是曹丕。这忍不住让人联想，这一起叛乱，莫非是曹丕故意派甄宓策动，用来打击曹植的？

　　这本该是个猜想，不过，在建安二十四年发生的一件小事，让这个猜想变成了事实。

　　当时曹操对于曹植仍旧抱有一点点希望，所以当曹仁被关羽包围，他给了曹植最后一次机会，任命他为南中朗将行征虏将军，派去救援曹仁。可谁知道曹植这个不知长进的东西，竟喝了个酩酊大醉，醉到连将令都无法接。从此，曹操对这个不肖子彻底失望。

　　以上是出于《三国志》的记载，读者看了会觉得曹植可真是糊涂蛋。可《魏略》却给了另外一个不同的说法：“植将行，太子饮焉，偪而醉之。王召植，植不能受王命，故王怒也。”

　　“偪”是“逼”的旧体写法。可见曹植的失态，并非出于本意，而是被太子曹丕所陷害。曹丕故意让弟弟喝醉，以错过出征。这次醉酒，并非一次孤立事件，而是证明了曹丕一直在紧紧盯着曹植，从来没有放松过警惕，也不放过任何一个使坏的机会——这当然也包括了指使甄宓策动的那一次叛乱。

　　曹丕很清楚，对付曹植，最有效的人选就是甄宓。对于他这种权势熏心的人来说，只要能够毁掉曹植，牺牲个把老婆也并非不可接受。他不会接受自己戴绿帽子，除非对上位有好处。

　　曹植是个至情至性之人，就算他发现了真相，也绝不会去告发甄宓，因为那会将他所爱之人置于死地。曹丕算准了自己弟弟这种幼稚的性格，才会肆无忌惮地利用甄宓一次又一次伤害他——甚至我有一个更大胆的猜想，在那次临出征前的对饮中，也许曹丕在席间只需轻轻透露说，甄宓是在利用你，曹植就会心绪大乱，借酒浇愁。没有什么比自己爱人伤害自己更痛苦的事了。

　　而曹丕对于甄宓给自己戴绿帽子这件事，恐怕也并非毫无心结。这个心结在他登基之后逐渐膨胀，最后终于导致了曹丕与甄宓的争执，甄宓的失宠以及最后的死亡。自私的男人，始终是自私的。

　　事情很清楚了，曹丕是这一切的根源，他为了获得太子位，不惜派甄宓去诱惑曹植，借此打击竞争对手。证据确凿，板上钉钉。

　　但他却不是唯一的一个获利者。

　　其实获利者还有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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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人是曹丕身旁的智囊，姓郭，没有名字，却有一个有趣的字，叫女王。我们不妨把她叫做郭女王。她不是什么谋士，而是曹丕的一个妃子，迎娶于建安二十一年。

　　又是建安二十一年！

　　建安二十一年真是个奇妙的年份，几乎所有的演员在这一年纷纷登上舞台热身，然后在建安二十二年开始了正式的演出。

　　郭女王与别的女人大不相同，甫一进门，就显示出了卓越的天分。她对于曹丕的意义，不是女人这么简单，用史书上的一句话描述已经足够：“后有智数，时时有所献纳。文帝定为嗣，后有谋焉。”短短两句话，一个女中诸葛的形象跃然而出。

　　让我们仔细咀嚼一下这两句话。“文帝定为嗣，后有谋焉”，意思是曹丕夺太子位，郭女王参与了谋划，而且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夺太子位的过程中，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打击曹植。而打击曹植最狠的，就是绝缨事件。因此，很有可能，绝缨事件就是这位“有智数”的郭后“时时有所献纳”给曹丕的计策。

　　仔细品味这起事件，就会发现这个计划阴毒而细腻，它的成功完全建筑在对人心的掌握上：曹植对甄宓的倾慕心、吉本等人对汉帝的忠诚心以及曹丕对太子位的野心。每一种心态，都有它独特的功能，利益链一环接一环，环环相扣，每一环都吃定上一家。曹植被甄宓吃定，甄宓被曹丕吃定，曹丕却被郭女王吃定。

　　于是，在揭开政治阴谋的盖头时，我们发现里面另外裹着一层宫闱斗争的面纱。如此绵密细腻的谋划，大概只有天生对感情敏锐的女性才能有如此手笔吧。

　　作为进门还不足一年的郭女王，若要扳倒与曹丕相濡以沫这么多年的甄宓，获得宠幸，只有行非常之策，才能达到目的。

　　于是，在建安二十一年的某一个时间，郭女王向曹丕献了这个绝缨之策，然后曹丕给甄宓下达了指示。当曹丕带着郭女王离开邺城之后，曹植惊喜地发现，自己朝思暮想的甄宓，出现在自己面前。我甚至能想象出，郭女王离开邺城时，唇边带着的那一丝得意的笑容。

　　“甄宓啊甄宓，这一次无论你成功与否，都将不再受君王宠爱。”

　　这是一个无解的计谋。通过这个计策，不光曹丕成功地打击了曹植，郭女王也成功地打击了甄宓。这是一石三鸟之计：郭女王巩固了自己在曹丕心目中的地位；让曹丕赢得了太子宝座；还让最大的竞争对手甄宓被迫给曹丕戴上了绿帽子。以郭女王对曹丕的了解，她知道这个男人即使是主动拿绿帽子戴，也会把罪过归咎到别人身上。

　　事实也如她所预料的那样。曹丕登基之后，立刻冷落了甄宓，专宠她一个人。甄宓被郭女王谗言所害，死时被发覆面，以糠塞口，极为凄惨。而郭女王，却在曹丕力排众议的支持下，登上了皇后的宝座。

　　现在整个事件的轮廓似乎清楚了，可我们的探索仍未结束，因为还有一个疑点尚待澄清。

　　一个妻子也许会替丈夫去诱惑另外一个男人，但不会心甘情愿这么做，更不会有什么好心情。尤其是这个让自己自荐枕席的人，还是自己夫君的另一位姬妾。

　　这便无法解释她在建安二十二年在做这些事情时的快乐心情——我相信她当时的那种兴奋，是发自内心的。

　　难道说，甄宓在与曹植的交往中爱上了他？这有可能，但没有任何证据能证明这一点。

　　难道说，甄宓爱曹丕爱到太深，所以你快乐，我也快乐？这也有可能，但也没有任何证据能够证明。

　　曹植也罢、曹丕也罢，史书里甄宓对他们都没有什么特别的感情。那个时代生存的女性，当她对爱情失去兴趣的时候，真正能让她开心的，只剩一件事。

　　她的孩子。

　　甄宓只有一个儿子，叫曹叡，就是后来的魏明帝。

　　建安二十一年的时候，曹叡只是一个小童。而且他不在邺城，而是跟着爷爷奶奶爸爸妹妹东征去了。他在邺城的这些惊心动魄的斗争中，扮演的是什么角色呢？

　　我一开始，猜测也许是曹丕故意带走了曹叡，以迫使甄宓完成他的计划。但这还是解释不了甄宓的开心，没人会在自己孩子被挟持走以后还高兴成这样。后来一位友人提醒我，去看一看曹叡的来历。我去查了一下，不由得大吃一惊。

　　这个发现太重要了，它就像是一道闪电，驱散开了所有的疑虑。我错了，曹叡不是邺城布局中的一枚小小棋子，事实上他才是真正的核心关键！

　　曹叡死于景初三年（公元239年）正月，时年三十六岁。古人以出生为一岁，以此倒推回去，那么曹叡应该是生于建安九年。

　　建安九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呢？

　　《魏略》曰：“熙出在幽州，（甄）后留侍姑。及邺城破……文帝入绍舍，姑乃捧（甄）后令仰，文帝就视，见其颜色非凡，称叹之。遂为迎取。”

　　《世说新语》曰：“太祖下邺，文帝先入袁尚府，有妇人被发垢面，垂涕立绍妻刘后，文帝问之，刘答‘是熙妻’，顾揽发髻，以巾拭面，姿貌绝伦。既过，刘谓后‘不忧死矣’！遂见纳，有宠。”

　　《三国志》曰：“及冀州平，文帝纳后于邺。”

　　三段史料都确凿无疑地记载着同一件事：邺城被曹军攻破之后，曹丕在袁绍府中看中甄宓，并娶回了家。

　　让我们再来看看《曹操传》里的记载：“八月，审配兄子荣夜开所守城东门内兵。配逆战，败，生禽配，斩之，邺定。”

　　曹军在建安九年的八月攻克了邺城；曹丕在同一月里迎娶本是袁熙妻子的甄宓；曹叡也在这一年出生。当这三段材料搁在一起的时候，一个一直被忽略但却极端重要的真相，出现在我们面前。

　　曹丕在邺城第一次见到甄宓的时候，她至少带着六个月的身孕。也就是说，曹叡不是曹丕的亲生儿子，他的父亲是袁熙。

　　这个事实有点令人难以接受，但史料给出的答案，却是板上钉钉。

　　甄宓早有身孕这件事，曹丕肯定是知道的。不过大概是甄宓实在太漂亮了，曹丕舍不得，于是就姑且当一回便宜老爸。这在三国时代，也不算什么新鲜事，当初曹操打败吕布后，就纳了吕布部将秦宜禄的老婆为妾，秦氏当时已经怀孕了，后来生下一子，被曹操养为义子，名字叫秦朗，后来位至骁骑将军。

云雾飞舞

　　这件事曹操肯定是不知道的，打完邺城之后，他忙着征讨袁谭，然后远征乌丸，回头还要征讨高干、管淳，等到忙完这些事情回到邺城，已经是建安十年的年底。他所看到的，就是新娶的儿媳妇给他生了一下一岁多的大胖小子。

　　这是曹操的第一个孙子，他十分喜欢。《明帝纪》里说“明皇帝讳睿，字元仲，文帝太子也。生而太祖爱之，常令在左右”。而曹丕呢，也就装糊涂没有点出这个误解。

　　明成祖朱棣曾经犹豫是否立儿子朱高炽为太子，就去问解缙。解缙回了三个字——“好圣孙”，意思是朱高炽有个好儿子朱瞻基，于是朱棣才下定决心。可见长孙是立嗣中很关键的一个因素，可以拿到不少加分。曹丕既然志在帝位，当然不会说破这位长孙的真实身份。

　　曹丕的打算是，反正自己还年轻，等到有了亲生儿子，把曹叡再替掉就是了。可惜的是，在随后的十几年里，曹丕就像是中了诅咒一样，生下的儿子几乎全部夭折。唯一健康活着的，只有这个流着袁氏血脉的小孩子。

　　曹操对曹叡的喜爱，日复一日地变多，甚至感慨说：“曹家要流传三代就要靠你了。”（吾基于尔三世矣）

　　为了掩饰谎言，必须要说更多的谎言来，当谎言的数量积累到一定程度时，曹丕已经无法回头。他已经不敢向父亲解释，这孩子不是曹家的，是袁家的，也没法解释为什么拖到现在才说出来。

　　更麻烦的是，曹植那时候也有了自己的儿子曹志。如果曹操知道了曹叡的身世，他在曹植和曹丕之间如何选择，没有任何悬念。

　　于是，就这么阴错阳差，曹叡以长孙的身份被抚养长大。知道他身世的人，都三缄其口。

　　知道这个真相之后，我们回过头来查阅资料，就会发现许多有趣的细节。

　　比如曹丕一辈子生了九个儿子（包括名义上的曹叡），除了曹叡以外，其他八个儿子里三个早夭，剩下个个体质孱弱不堪，除了曹霖以外没有能活过二十岁的，而曹霖和曹叡岁数相差至少有十五到二十岁。在夺嫡的斗争中，曹叡差不多可以说没有敌手。可就在形势如此明朗的情况下，曹丕对立嗣是什么态度呢？《魏略》载：“文帝……有意欲以他姬子京兆王为嗣，故久不拜太子。”

　　唯一的解释，只能是曹丕知道曹叡不是自己的种儿，所以才百般拖延，期待着自己的孩子快快长大。可惜天不遂人愿，还未能其他子嗣长大，曹丕先撒手人寰。一直到他临终前，还对曹霖念念不忘，最后选无可选，才勉强让曹叡上位。

　　史书将其归咎为甄宓被杀的缘故，现在我们知道了，曹丕只是不愿被鸠占鹊巢。

　　回到最初的话题来。在建安九年，甄宓带着袁熙的骨肉被曹丕娶走了，她的信念只剩下一个，那就是保护好这个孩子，好好抚养他长大。我们不知道她当时的心意，是出于对袁氏家族的责任，还是出于对袁熙个人的感情。也许单纯只是一个母亲出于本能要保护自己的孩子吧。

　　无论怎么样，曹叡是甄宓最重要的拥有，是她的生命。

　　幸运的是，阴错阳差之间，曹叡被当成曹家骨肉而受到宠爱。甄宓知道曹操非常喜欢曹叡，同时她也知道曹丕很不喜欢曹叡。曹操在世时，这一点无须担心；倘若曹操一死曹丕即位，这个孩子的处境可就危险了。

　　所以当曹丕受了郭女王的蛊惑，要求甄宓去实行“绝缨”的时候，甄宓应该是提出了一个条件。

　　这个条件很简单，就是让曹叡封爵。只要曹叡封了爵，诏告天下，就等于从法理上确保了他曹氏长孙的地位，也就堵死了曹丕以后不认账的可能。

　　曹丕急于扳倒曹植，于是便答应了甄宓的这个要求。于是从史书里我们可以看到，在吉本叛乱尘埃落定后的建安二十三年，十五岁的曹叡被封为武德侯，正式被纳入继承人序列，位列最高。

　　这样一来，我们就不难理解甄宓在建安二十二年的兴奋，那是源自于母亲对儿子深沉的爱。当甄宓做完曹丕交给她的任务以后，她知道，自己终于为流着袁氏血脉的儿子在曹家的家系中确保住了位置。她容光焕发，她意气昂扬，她就像史书里记载的那样，“颜色丰盈，更胜从前”。

　　当甄宓对着卞夫人脱口而出“自随夫人，我当何忧”时，前半句是马屁，后半句却正是她内心的真实写照。是啊，我还有什么好担忧的呢？

　　历史的车轮在向前转动着。曹操于建安二十五年去世。曹丕迫不及待地接过刘协的禅让，开创了曹魏一朝。当曹丕坐上龙椅，意气风发地朝下俯瞰时，他看到曹叡恭敬地站在群臣最前列。

　　这时候，他发现天子也是没办法随心所欲的，比如废掉武德侯。诏告天下说这孩子是袁家的种？这会让皇室沦为天下笑柄。曹丕这人极好面子，断然不肯这么干。

　　曹丕拿曹叡没辙，只能把这种郁闷迁怒于始作俑者甄宓。他拒绝将甄宓封为皇后，并且开始冷落她。而郭女王也不失时机地开始进谗言，现在的她不再惧怕甄宓，甄宓已经不再是威胁，她现在是嫉恨甄宓，因为甄宓有个儿子，虽无太子之名，却有太子之实，而郭女王自己却始终未给曹丕生下一男半女。

　　甄宓生命中的最后两年是凄凉的。《文帝甄皇后传》里只记载说“后愈失意，有怨言。帝大怒，二年六月，遣使赐死，葬于邺”。而《汉晋春秋》里的记载则更为惊心动魄：“初，甄后之诛，由郭后之宠，及殡，令被发覆面，以糠塞口。”

　　一代佳人，就这么死去了。她一死，曹丕立刻力排众议，把郭女王立为皇后。而甄宓，除了曹叡之外，唯一一个为她痛哭流涕，以致胁持使者要上京抗议的，就是在鄄城的曹植。

　　曹丕看到密报，心不自安，就把曹植贬为安乡侯，又转为鄄城侯。曹植这一次没有忍气吞声，而是做出了文人式的反击。

　　他写出了《感鄄赋》。

　　在《感鄄赋》里，曹植把那一次“绝缨”的经历，诗化成了他与洛水女神的邂逅，他把与甄宓在建安二十一年底到二十二年初在邺城的那段交往，全部浓缩在了洛水那一夜中。甄宓的容貌，甄宓的体态，甄宓的幽香，甄宓的一颦一笑，还有甄宓的辞别，都细致入微地描摹了出来。他不恨甄宓，尽管她欺骗了他，他却始终爱着她，如赋中所言：“恨人神之道殊兮，怨盛年之莫当。抗罗袂以掩涕兮，泪流襟之浪浪。”他恨的，是那个幕后的主使者，也就是他的哥哥。

　　曹植写完这一篇《感鄄赋》后，没有刻意隐藏，他相信很快就会有人偷偷抄录给曹丕，而且曹丕肯定会识破他在“鄄”和“甄”玩的小花样。这就是他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