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宫闹鬼——揭秘明代宫廷秘史----皇帝不称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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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具烧焦了，不成样子的尸体，8天后被当作建文帝的遗体，以“天子礼”下葬了。著名明清史学家孟森先生说：

　　“葬时稍用天子仪仗，以震都人耳目，为绝天下人望之计，与其出尸于火，意正一贯。”

　　孟先生说，朱棣大张旗鼓地从火场里捞尸，然后风光大葬，都属于行为艺术，其目的是为了让天下人知晓建文已死，从而绝了希图复辟的心。

　　建文帝的坟冢所在，没有任何记载，很可能所谓“备礼”以葬，不过是草草入土，在荒郊野外随便刨个坑埋了，并不做任何的标记，如起坟封树之类，更别指望祠殿享堂和香火田土了。史书所说的以天子之礼葬建文帝，可能只是一句虚言。但自建文帝外逃说兴起后，就有人怀疑，那具没有经过仔细辨认的尸体，其实不是建文帝，而是他的皇后。

　　小马皇后死时，才25岁。她在《明史?后妃传》中，只得到44个字的记述。

　　皇后作为一介女流，她是巾帼，而非旗帜，她即便活着，也不会令人感到不安。人们都说她随夫投火而亡，是“城陷，崩于火”，却没什么人费心，替她在建文帝“逃亡”的路上，订下一张座位票（如是现代编剧，则一定不舍得让建文孤单、观众失望，怎么也会安排一位小红，或小霞，好使亡命天涯的建文帝，时时得到红颜的宽慰）；也无人关心小马皇后的托魂之所，这位可怜的皇后，只是建文帝悲剧的一个无关轻重的陪衬。

　　如前所述，朱元璋为太子、太孙所择的婚姻，都不是高门大户、有力之家（朱标的前妻常氏，虽然是常遇春的女儿，但两家联姻时，常遇春已经死了）。作为皇位的继承人，其外家却甚为单薄，这与其他诸王不同，是朱元璋审慎考虑的结果。

　　小马皇后的父亲是个文官，官至光禄少卿。她娘家就一个女儿，没有亲兄弟，只有两位堂兄荫了指挥的官。其中一个堂兄，投靠了燕王，被封为镇海侯。可不幸这位镇海侯后来在江里淹死了，大约封“镇江侯”也无济于事吧；另一位堂兄，全家30余口一齐为建文帝殉了死。马后的父亲马全，下落不明，大概也是死于乱兵之中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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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章 骨肉之变

　　四 建文帝的生与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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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文帝垮台以后，所有与他亲近的人，都面临着灭顶之灾。

　　先说建文帝的4个兄弟。懿文太子朱标一共生了5个儿子，4个女儿。长子雄英和第三子允熥都是常遇春之女常氏所生，次子允炆、第四子允熞、第五子允熙（有的书作允火熙，应非是。因为建文帝这一辈名字的第二个字里都有一个火旁，熙中的四点水就是火，如炤即照，如果熙左再加一个火，就有两个火了，火气未免太盛），都是次妃吕氏所生。吕氏本为次妃，常氏去世后升为正妃，所以她的儿子也是嫡子。

　　雄英生于洪武八年，是懿文太子的嫡长子，也是朱元璋的嫡长孙。可惜这孩子福分不够，洪武十五年五月，在他8岁上就死了。次子允炆便成为嫡孙中之最长者。在懿文太子死后，依序册立为皇太孙，并在洪武三十一年顺利即位。

　　朱允炆即位后，除了推尊爸爸懿文太子为兴宗，妈妈吕氏为太后，还追封长兄雄英为虞怀王（王号为虞，谥为怀），同时封允熥为吴王，允熞为衡王，允熙为徐王。

　　年纪较长的允熥，得到的封地是富庶的杭州。此处朱元璋曾封给他宠爱的皇四子朱橚，朱橚最初封的也是吴王，后来才改封周王，封地改为开封。朱元璋的理由是，杭州是近畿之地、财赋之区，不当封建诸王。朱允炆显然很喜欢这位同父异母的弟弟，仍将杭州封给允熥，王号仍然为“吴”。如今是朱允炆做皇帝，祖父怎么想的，不必太过顾忌，这就是所谓“时王”为大，旧鬼让新鬼。朱棣后来指责朱允炆违背祖制，不过是个借口而已，他自己违背的祖制，远比朱允炆要多。

　　朱允炆说了算的时代，他爱怎么封就怎么封，臣子也无异言。但有一样，如果封的太有违碍，臣子也该开开金口，把皇上劝转一两回才是。好比朱允炆封五弟允熙为徐王，就有点数典忘祖了，因为允炆奶奶马皇后的亲爹，封的正是徐王。虽然只是追封，徐王坟里也没藏着马公的枯骨，但封赠之王毕竟也是朝廷大典，马公回魂之夜，几块冷肉还是要啃的。怎么才短短30年，就不算数了呢？建文朝的礼臣，失于考订，失职之罪，该打屁股。

　　以上是建文朝的几位新王爷，还有几位公主，原称郡主，建文帝即位后进封为公主。其中长公主是江都公主，洪武二十七年下嫁耿炳文之子耿璿。

　　建文帝的兄弟姐妹，在他们的叔叔朱棣夺位后，迎来了漫长的黑夜。

　　朱棣称帝后，首先削去长兄朱标的帝号，仍称懿文皇太子，吕氏也由太后降为皇太子妃，王爷公主也一例降封，亲王改郡王，公主改郡主。朱棣此人着实可恶，瞧他给几位王子新起的王号：广泽王（吴王），怀恩王（衡王），敷惠王（徐王），他明明是弑君、夺位、杀侄的凶杀，却让诸侄们感他的恩、泽、惠！

　　建文的几个兄弟姊妹，年纪还小，都才10来岁（最小的弟弟生于洪武二十四年），还没到“之藩”的年龄。朱棣先将允熥、允熞分别打发到福建漳州和建昌居住，他还是不放心，很快把他们召回来，软禁在凤阳。

　　从这个时候起，老朱家的故乡、龙兴之地凤阳，开始兴建“高墙”，成为禁锢“罪宗”的大监狱。允熥在高墙里关了16年后死去，允熞死亡时间没有记载。建文帝最小的弟弟，也就是封徐王的那位，“国灭”时才12岁，命他随母妃吕氏在懿文太子陵居住。永乐二年改封瓯宁王，仍令“奉太子祀”，这是一份陵寝里的闲差，就是每天陪他死鬼爸爸说话，虽然不能享有一块封地，称王称孤，作些威服，毕竟比那誓将高墙坐穿的允熥、允熞要强煞一笔。

　　于是，无德的史官开始编排造句了，说“王聪慧端谨，上（朱棣）素爱之，未遣之国”。话锋陡然一转，说“忽一夜，邸第不戒于火，王惊仆地，久而始苏。上命医亟视之，竟成疾而薨，时年十六。上深悼之”云云。

　　实录是这么写的，《明史》的诸王传，主要参考实录，在写这位王爷之死时，却以“暴薨”二字结局。显然《明史》认为，允熙是“不得其死”。

　　《国榷》的作者谈迁更有高论，他说：“覆巢之下，宁有完卵，瓯宁以火，梅殷以水，文皇帝深为天下计，无及其私矣。”谈迁说的很婉转，朱棣为天下计，实在是没有法子，才把瓯宁王投入火，驸马爷梅殷投入水——实录欺后世之计，看来是失败了。

　　懿文太子朱标的4个女儿，事迹最详的是长女江都公主，早在洪武二十七年，作为政治联姻的一部分，朱元璋就将她下嫁长兴侯之子耿璿。耿璿尝从父征燕，又是前朝贵胄，属于新皇很不放心的一类人；加之耿璿在永乐初年，称疾不出，表示不与新政权合作的态度，已注定了他灭亡的命运。朱棣很快就找到机会，将耿氏兄弟处死。公主的下场，据《明史》讲：“主复降为郡主，忧卒。”忧心是死不了人的，好比光绪皇帝，忧了34年，也没忧死，最后还是被一包砒霜毒死了；江都公主的“忧卒”，大概也属此类吧。

　　《墨子》说：“天下之百姓，皆以水、火、毒药相亏害。”朱棣对自家至亲，都能毅然用水、火、毒药相亏害，至于普通百姓，他会舍不得吗？

　　懿文太子另外3个女儿，除第三女无考外，次女宜伦公主，永乐十五年下嫁一个叫于礼的人，第四女未嫁人，死于永乐十年。朱标最小的女儿，就算生于洪武二十五年（即朱标去世之年），到永乐十年，也21岁了。次女到永乐十五年结婚时，年纪应该在30上下。我们还能责备朱棣什么呢？他没有让这位公主守处子之身到老，亦或又起一把神秘之火，已可告一声“阿弥陀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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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来说建文帝的儿子。

　　建文帝有2个儿子，长子文奎，建文元年封太子，次子文圭，都为小马皇后所出。在他们父母去世时，一个7岁，一个2岁。文奎在建文元年被立为皇太子，至国破之日，据“国本”之位已3年，是天下共知的人物，所以在燕军入城时，他不得不“莫知所终”。

　　皇太子文奎连同其父一起，被朱棣列入必死之人的黑名单，其理由可见前文朱棣与方孝孺的对话，朱棣自称周公，是来辅佐周成王的，可惜“成王”不善体他的初衷，自焚而死，他只好取而代之。方孝孺反问他：“何不立成王之子？”文奎皇太子的名分天下皆知，他父亲死了，自然应由他继位。对此，朱棣可解释不清。所以在一场宫火之后，7岁的文奎就不知所终了——请不要笑我马后炮，我早知他的结局一定是“不知所踪”的！因为唯有如此，才是他（符合其叔祖燕王利益的）最好归宿，朱棣早已发出蒸发密令，一定让人间消失。

　　然而，正如他父亲建文帝后来突然活转过来一样，也有传说称文奎为兵部侍郎廖平所救，并没有死，不知到什么地方野游去了。这与建文帝的不死之法出于一辙，都是后人怜惜，派出想象的天兵，将他们挽救了，却非事实。

　　次子文圭，被其叔祖燕王幽禁于凤阳的广安宫（名为宫殿，实为高墙），称之为“建庶人”。一个才2岁的孩子，从此被圈禁在一道高大的围墙之内，所见者只是服侍并负责监视他的几名宦官和宫人，对外面的世界茫然不知。一关就是55年，直到朱棣的重孙英宗朱祁镇复辟那一年（天顺元年，1457年），英宗因想到自己也受了数年幽禁之苦，生了些悯世怜人的心，加之时过境迁，建文帝的孑遗早已成为无害的废人，便想开“建庶人”一条生路。他咨询臣下，大学士李贤力赞道：“此尧、舜之心。”遂经请示母后孙太后，命太监牛玉去释放建庶人，听其在凤阳居住，婚娶、出入自便，并赐给阉人20名、婢女10余人，供其使令。可怜离开娘怀时才2岁的一个孩子，一生幽系，没有自由，至此已是57岁的老翁了。不久，他也死去了。

　　如果引好死不如赖活的俗语，文圭较之长兄太子文奎是幸运的，至少苟存了一条性命；然而，若似这等蝼蚁偷生的活，50多年的辛苦，好比软刀子，慢慢割肉，反不如一刀了却了罢休！

　　建文帝有没有后代呢？传说建庶人有后，也有说建文帝有一幼子尚存，《传信录》是明代中期的一本笔记，说朱棣入宫时，奶母老妪教建文的幼子，牵着朱棣的衣服跪哭乞食，朱棣为之动容，便将他养在宫中。由于《传信录》这本书十分不可靠，被明代大史家王世贞在《弇山堂别集?史乘考误》里驳得体无完肤，故此说不可信，建文帝应是绝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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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章 骨肉之变

　　四 建文帝的生与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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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存留的建文朝文字与文物，少之又少。南京中山门外的明孝陵，立着一块神功圣德碑，是永乐十一年九月朱棣以“孝子嗣皇帝”的名义，给他父亲立的一块神道碑。碑文2746字，一言以括之，就是“歌功颂德”4个字。该碑名为御制，其实并非朱棣亲笔，碑文应出自某位翰林学士之手。这类顶着“御制”之名，实为请枪手操刀的事情太多了，见怪不怪，不要以为那文字写得美，就忙不迭点评：“铁拳打江山，巧手著文章，果然是明成祖！”

　　碑文最后，列有太祖诸子及孙的名讳，倒没有将朱允炆一笔抹杀，在“孙”一辈题名里，头一位是：“建文君允炆”，其次是皇太子朱高炽。在《太祖实录》里，朱允炆也被称作建文君，这3个字是永乐朝官方认可的称谓法。

　　朱棣在入京之始，就宣布当年仍以洪武三十五年纪年。建文帝垮台了，仍沿用其年号当然不妥，将本年余下的月日，仍用洪武年号，也可以理解。做贼之人，毕竟心虚，让他顶着建文的年号，奉建文的正朔，总像秃头上停着一只臭虫，浑身不自在。窃国者与窃铢者，心态不会有太大的差别。但毕竟洪武只有三十一年，这个“三十五年”就像孙猴儿从石缝儿里蹦出来，未知其父，未知其母。于是有人就倒推，将建文元年至四年，统统改为洪武三十二年至三十五年，说朱棣革除了建文年号，后世著述，也多拿“革除”二字来代替建文一朝。其实只可说朱棣停用，而不可说他革除了建文年号。比如《太宗实录》里，纪年时没有书建文年号，但仍书写元年、二年、三年、四年，只是不完整地写作建文元年、二年、三年、四年；而但凡提及皇上时，仍书为“建文君”，若年号被革，何以以年号代称之？所以到万历二十三年（1595），朝廷诏复建文年号，实属多此一举。

　　但是，称君而不称帝，分明是革除其帝位，如元顺帝弃位窜奔之后，就被称为庚申君。

　　到明代中后期，皇室的这段恩怨已为古迹，正德、万历、崇祯年间，不断有臣子请追上建文帝、后尊号，及加庙谥。但朝廷的态度并不积极，只是循例下礼部议，而不管议的结果如何，事情总是不了了之。终明之世，朱允炆都只是建文君。直到南明弘光朝时，明朝快完蛋了，才补上庙谥，称“惠宗让皇帝”，小马皇后随其夫，称“让皇后”。清乾隆元年，替古人做好事，又改谥建文帝为恭闵惠皇帝，《明史》从之，建文的本纪便作《恭闵帝纪》。

　　“让皇帝”的“让”字，反映的不是历史的真实，仍属史上常见的蒙着眼睛哄鼻子。但“让”这个字不是完全无中生有，明代中期以后，建文帝“逊国”的传说愈演愈烈。此说谓建文帝见大势已去，就主动逃走了，人们称之为“逊国”，也就是让国的意思。也不要怪后人迂腐，皇帝逃走，在君权至上的时代，的确很难措辞。想那位英宗正统皇帝，带着大军出征，却被人俘虏了，这等难堪之事，作史者犹腆然称其为“北狩”，说英宗“北狩不返”。那么，建文帝被迫无奈，三十六计走为上策，而托一个“逊国”的名义，于各方都是能够接受的。否则一定要说他逃走，建文帝的广大同情者，都将难以为情。

　　建文朝留下来的史料极少，尤其是第一手的原始材料。朱棣即位后，将建文时群臣所上奏疏千余通，发给解缙等人，令其编阅，将涉及兵农钱谷等政事的留下来，而“诸言语干犯及他一切皆焚毁”（《明史?王艮传》）。

　　这一方面是朱棣向归附的百官故示宽大，表示既往不咎，一方面则借此洗刷、销毁对己不利的文件。他还下令重修建文时已经修好的《太祖实录》，将其中对“今上”不利的所有材料，洗得干干净净。这是第二版《太祖实录》。可是，朱棣不说“洗洗”就睡，过了若干年，“洁癖”又犯了，怀疑实录仍洗得不干净，又把“那话儿”掏出来重洗，这就是今日所见的第三版《太祖实录》。好多洪武年间的重要史料就这样佚失了，这还不算，他还随处布雷，埋设下许多伪造的材料，令一些重要的史实，因为丧失了关键证据，理之不清了。

　　经过这一番严密的文网过滤和筛除，现在所能见到的洪武末至建文朝的史料，不仅相当缺乏，而且多是胜利者的一面之词，许多根本就是诬词。

　　可朱棣岂能料到，死人不会翻身起来抗议、投诉，但万世良心不会泯灭，后来的人们叹息国初史事，就展开想象力，著文章、编故事，把可怜的建文帝从沉冤百年的地下请出来，让他复活了。

　　在正德、嘉靖年间，也就是靖难之役过去一百年后，许多关于“革除遗事”的私人撰述累累而出，大家一起创作，一起凑材料，不乏传奇故事。那位已经神话得近于妖的刘伯温，也被请来做“客串明星”（guest star）。如称刘伯温在营建南京宫城时，察其风水不利，殿基不稳，将来难免要迁都。明朝原都南京，朱棣始迁北京，刘伯温的话里已暗含了对靖难之役的预言。

　　那本不太可信的《传信录》还写道：太祖一日问刘伯温：“汝有何术以教朕，使守天下？”“刘大师”怀里怎会无宝？马上说：“有。”就拿出一只小箱子，挂了一灌了铁汁的锁，说后世非有大变故不可开启。

　　这是捣鬼军师的典型做派，诸葛亮不是还有3个锦囊吗？在民间谶纬书《烧饼歌》里，朱元璋也令刘伯温说说后事，刘老先生滔滔不绝，竟然把500年的大事全提溜了出来。然而多数预言隐隐讳讳，费人猜测，但有些事情，他说得很明白，比如靖难之役，他道“文星高拱日防西”，说京城当防。朱元璋怪道：“朕今都城竹坚守密，何防之有？”他道：“臣见都城虽巩固，防守严密，似觉无虞，只恐燕子飞来。”燕子即指燕王，燕子飞来，即靖难之师来袭也。

　　靖难之师果然来了，建文帝打开小箱一看，里面藏着一件袈裟、一份度牒，还有一把剃刀，不禁叹道：“此伯温教我也。”遂披剃而遁去。

　　这是典型的宿命论，刘伯温早算出建文帝命里有此大劫，逃之不过，但捡条命还是可以的，于是留下僧服、僧人身份文件和剃头刀。建文逊国故事，大体都是沿着这一思路展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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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章 骨肉之变

　　四 建文帝的生与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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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一说，称在城破之时，蜀王秘密派兵来，将建文帝偷偷接走了（王鏊《王文恪公笔记》）。我想蜀王未必有此胆量，也未必有这个能力。但故事为什么要推出蜀王来顶缸呢？因为皇十一子蜀王朱椿素有贤名，是诸王中少有的贤王，朱元璋称他为“蜀秀才”，所以人们把这个美誉献给他。然而事情却是姓子虚，名乌有。

　　入蜀说只是“逊国传说”中的一根小分枝，因为太难置信，所以影响不大。在传说中，建文帝去的最多的地方，是云南。这是有根据的：一则云南在天日之南，天高皇帝远；一则云南是黔国公沐家镇守，沐家与耿炳文是姻亲，同情建文帝，已如前述。故传说多把建文帝安排到云南去避难。

　　建文帝活不见人，死不见尸（烧毁之尸，既没有DNA，也没有牙医档案，即便他怀里抱一堆玉玺，也没法肯定他就是建文），人们又非常同情他，痛恨朱棣上台之后的暴政，所以还在永乐初年，就已有建文帝未死的传言，顶着东厂、锦衣卫的高压，倔强地冒了出来。

　　据《明史?姚广孝传》讲：朱棣刚入南京，就有人对他说，建文帝实“为僧遁去”，并且揭发了一位知情人，即建文帝的主录僧溥洽（主录僧是代替皇帝在寺庙修行的替身和尚），甚至有人说，建文帝就藏在溥洽那里。

　　这大约是建文帝“逃禅”的最早传说，建文既“为僧遁去”，自然令人怀疑他的主录僧溥洽。钱谦益《初学集》甚至考辨说，建文帝出逃，就是溥洽替他剃度的。
　　朱棣将信将疑，因不便大搜和尚庙，就借他事将溥洽抓起来严讯，也没问出个所以然。溥洽可苦了，一关就是17年。

　　溥洽的好朋友姚广孝（道衍和尚）是靖难第一功臣，一直为此内疚，难以释怀。到永乐十六年临终前，朱棣问他有何遗愿，他唯一的请求，就是赦免溥洽，才使溥洽逃脱牢笼。其实，要说朱棣把溥洽关这么久，就是为了追查建文帝的下落，并不可信。朱棣对政敌绝不宽恕的性情，才是他久系溥洽的原因。

　　永乐朝的许多政事，也被人往建文帝身上附会，如明末人张岱《石匮书?胡濙列传》云：当时有传建文帝驾崩的，又称他逊去的，旧臣多从之而去。朱棣疑心转重，便派胡濙“巡天下”，名义上是寻访张邋遢（张三丰），又称搜求异书，遍行郡县，密察人心，同时奉了密旨，访问建文帝下落。因为建文帝在云南的传言尤其多，所以胡濙在南方待的时间特别久。永乐二十一年胡濙还朝，适逢朱棣北巡，驻跸宣府（今河北宣化），胡濙星夜驰至行在。朱棣已经就寝了，但一听胡濙来了，急忙披衣起床，召之入见，赐坐与语，而胡濙说：“不足虑也。”

　　同书还说，胡濙未复命之先，朱棣又听到“建文蹈海”而去的传闻，乃分遣内臣郑和等浮海下西洋。直到胡濙带回“不足虑”的确信，他才完全放下心来。

　　你看它写得活灵活现，恰似真事一般，并为《明史》采信。但从其所记来看，朱棣办事似乎轻重不伦：大明王朝那么大地盘，就派一个胡濙跑单帮，访了20年，胡子都白了，能跑多大点地儿？而另一方面呢，郑和去海外搜寻，披甲数万，战艘数十，迁延数年，往复数万里，阵仗又太大了些。一内一外，一静一嚣，甚不相称。

　　看官，你别看现在没什么人再信郑和下西洋是为了“踪迹”建文帝，然曾几何时，信的人蛮多呢，学者写文章，也热热闹闹探讨过。明代的“掌故大家”郑晓，在《今言》里就笃定地说：“成祖西洋之舟发，不亦劳乎？郑和之泛海也，胡濙之颁书也，国有大疑云尔。”谁也不免有冬烘的时候。

　　不说郑和，单说胡濙。胡濙在宣德、正统年间做了十几年的礼部尚书，北京现存这一时期的碑刻，有许多是他撰写的，基本上都是一些应酬文字。从这些碑文看，他好交际，且交游广泛，为人性格随和，比较好打交道，是个老机灵，无论是佛还是道，他都好一口，是个标准的好好先生——这样一个人，显然不是密探的底子和材料，如果让他去访建文帝，人选首先就失败了。不过此人溺仙好道，让他去访张三丰，倒实至名归——访建文帝，则绝无之。

　　那么，永乐二十一年，他对朱棣说什么“不足虑”呢？看官试想：朱棣皇帝已干了22年，其间数度北征，与北虏硬碰硬，还降伏了安南；他还调发全国之力，营建北京，又集成《永乐大典》，做出惊人的文化建树。如果这样一位“文治武功一大圣”，还要日日忧惧一个失了国，逃到鼠洞子里的建文帝，未免太小看他了！

　　那他所“虑”者为谁呢？其实是皇太子朱高炽。朱棣对太子很不放心，有确凿的证据表明，他曾命赴南京出差的胡濙，密察在南京监国的太子行事如何。胡濙是根老油条，自然不肯说皇太子的坏话。而皇太子知道他的秘密使命，也是防着他的。等到登基了，还记得此事，于是点察御前机密文书，检出胡濙当年的密奏，却见上面说的尽是太子的好话，乃大为感激，胡濙也巩固了他在新朝的宠信地位。这是后话，在《三王夺嫡》一章细讲。

　　明初的许多故事与史实，真真假假，虚虚实实，纠缠在一起，令人莫衷一是，难以辨别。而建文帝可能没有死的消息，却很快在社会上流传开来，成为民间饭后谈资的一种。英宗正统五年时，有一个云南僧人自动站出来，来顶建文帝的包。那时，朱棣死了快20年，时过境迁，此人不必担心被害，反想借此掇取一份天大的富贵。但假货经不起验，到朝一问，破绽百出，如他说自己年已90余，但建文帝是洪武十年生人，当时不过64岁，相差太远，就露了腚。一打问，才知此人真名杨行祥，河南钧州人，与他同谋的12人，都是云南、广西一带的僧徒。此人不久死在狱中，同伙都被流放到辽东为军。此案说明，关于建文帝流亡的传说，在当时已经深入人心，就是边方之地的山村野夫，都是晓得的。

　　成化年间，仍有类似的假冒案发生。据梁亿《遵闻录》记载，成化某年，逃亡云南多年的建文帝已经是80多岁的老翁，不想再躲躲藏藏了，一天他跑到布政司衙门，称自己就是建文皇帝。三司官员大惊，问他现身的目的，他说：“久在外，思归。”云南三司在同黔国公商量后，不敢马虎，用囚车将此人送到北京。老头在路上还写了一首诗，其中有“流落天涯八十秋，萧萧白发已盈头”等句。此老上京后，结局如何，该书没有交代。而下面要讲的《从亡随笔》一书，则明白写到，建文帝得获善终，被迎入大内奉养起来。

　　如此等等，建文逊国故事渐渐从一丝轻风，变作一股劲风，又由一张草图，渐而设色，成为一副人物众多、场景复杂多变的长卷。终于在万历时，一副完整的建文帝逃亡路线图被绘制出来，并把随帝逃亡之人、逃亡期间的故事、逃亡所经的人与事，等等，交代得环环相扣、清清楚楚。而社会上一般人，也多倾向于接受出亡说。如沈德符在《万历野获编》中说：建文帝“天位虽不终，但自保之智有足多者”，即婉转地表明了态度。“自保之智”，是说建文帝善于躲猫猫，朱棣就是抓他不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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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文帝知金川门失守，徘徊欲自杀（不那么狂躁了）。编修程济说：“臣逆知有今日也（程济在这里能掐会算了）。为今之计，莫若出逃。”太监王钺说：“就是出逃，亦怕人认得。奉先殿留有太祖一谕，临大难当发之。”群臣齐言：“速取来。”须臾抬一红匣至，四围固以铁，闭以二锁，锁以铸铁灌，坚不可启。群臣无计（这回转为群臣笨呆呆了），程济一脚踩碎匣底（他倒始终聪明），再看里面，都是髡缁之具，有度牒三纸，袈裟剃刀具备，白银10锭。

　　建文帝大恸道：“这是命数啊！”于是由程济为他落发。建文帝命取笔来，回头对程济说：“朕仍以文为名。”在度牒上书名为“应文”（帮《致身录》作者补了锅，解决了文、炆不同的问题）。吴王府教授杨应能、御史杨希贤都说：“臣愿落发以从。”就在牒上分别写上应能、应贤（这么写，比朱元璋预先留下应文、应能、应贤的名字，要妥帖些）。

　　建文帝同程济、梁良用等偷偷潜出西华门。这时燕军正在金川门巷战，以游兵一支攻打朝阳门，建文帝趁乱从西华门逃出。（没了鬼门和地道，这算给建文帝如何脱逃提供了一个貌似合理的解释。但西华门是宫城之西门，宫城之外还有皇城，皇城之外才是京城。朝阳门、金川门都在京城的东侧，建文帝逃出西华门，就能逃出京城去吗？）

　　建文帝是没受过辛苦的，走不了几步，就走不动了。程济着急道：“事急啦！”扶着建文帝沿着河快走。不远处一条船停在岸边，程济近前一瞧，急道：“有舟无人驾，这可怎么办？”梁良用说：“臣会撑船。”于是众人翊卫着建文帝登舟，顺流而去。到申刻（下午3点）时驶抵南门，程济道：“此去便是三山门，有兵不可去。”乃舍舟改陆行。……至聚宝门，遇上守门之卒（大概是燕军），程济道：“我等都是异乡僧道，恐死乱军耳。”乃得出。（城陷之际，各门盘查一定极严，程济几句话竟能诓出！）

　　这时天渐渐黑了，无处安栖，程济道：“由此东去，是郊坛，有神乐观。道士王昇与臣有旧，何不去投他？”建文帝担心不密，程济拍胸脯道：“此人素忠义，他的名字就是皇上所赐。”于是众人缓步乘月而行（何其淡定！），在更尽时分来到神乐观，王昇出迎。

　　是夕众人皆不寐。十四日晨，杨应能、叶希贤等21人亦至，环而坐之，无不悲泣。
　　胡适先生说，《从亡随笔》是根据前出的小说改编来的，因为要冒史料，所以删去过甚的神话，如太祖预定三人牒名、箧中御笔的预言、鬼门一击即开、太祖给王昇托梦等。但仍不免有大漏洞，比如神乐观已无太祖的指示，建文帝亦是信步而至，何以次晨杨、叶等20余人仍能来此集合？

　　胡先生的考证已出本书范围，此处从略，他的大作《建文逊国传说的演变——跋崇祯本<逊国逸书>残本》（刊在民国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1928年发刊号上）对建文逊国故事演变的梳理却值得一看。

　　胡适所见《逊国逸书》，包括4种：《致身录》《从亡随笔》《拊膝录》和《黄陈冤报录》（后2种已失），都是关于建文帝逃亡的“史料”。书前有崇祯甲申年（十七年）八月，前内阁大学士钱士升做的序。这篇序所署的时间很扎眼，因为就在5个月前，崇祯帝刚刚吊死在煤山，明朝差不多算亡国了。大约钱士升的心情还不算太坏，竟有闲情为一部“商业书籍”作序（当然，钱老先生乡居已久，也需要挣些润笔花花）。胡适分析这部书“大概是国变之际南京书贾的一种投机牟利的事业。”因为编书时，北京已破，序文中发慨道：“甲申（崇祯十七年，1644年）距建文壬午（二年，1402年）凡二百四十二年，而沧桑之变，言之可痛”。点出了商人编集这样一部书的时机及“卖点”所在。所谓“国变”之“痛”，对书商的意义，只是为其重炒现饭，将旧书结集再版提供一次机会罢了。

　　据序文介绍，前书是“焦弱侯先生（万历时著名学者焦竑）得之于茅山道藏”，后书是钱士升本人“得之江右徐若谷司定者”。表明两部书出世都很晚。胡适将二书进行了对比，认为《致身录》先出，《从亡随笔》后出，且主要依据前者的纲要，“略加细节目而已”，所以内容要比前者为详。《致身录》多“小说口吻”，“全无史料价值”是一目了然的，《从亡随笔》因为要冒充史料，把其中最荒诞的神话都删去了，更具欺骗性。

　　胡适先生的结论是，两部书都是伪书。他考证建文帝“逊国故事”，其实是要借这个从亡故事的演变，说明一个道理：“凡故事传说的演变，如滚雪球，越滚越大，其实禁不起日光的烘照、史家的考证”。他还列出了这个故事的演变痕迹：

　　第一，建文自焚后，民间传说纷起。

　　第二，其后数十年，约到15世纪中叶，出现建文亡臣20余人，其中9人有事迹（皆可见《明史》），但只说他们是“亡臣”，并不曾说他们是“从建文出亡之臣”。

　　第三，民间又起了一段程济的神话，有许多怪诞，又有补锅匠等传说。

　　第四，万历末年，建文逊国之事“稍稍彪炳”，于是《致身录》出，将前一阶段陆续所出的人物，东扯西拉，合成22人，更把传说中的补锅匠、雪和尚等人一一坐实。建文行踪也说的“像煞有个事”了。

　　第五，崇祯末年（17世纪中叶），又有程济《从亡随笔》出现，尽采前说，再添上2人，删去明显有误的一人。故事至此基本成型。

宝宝寒

　　第二章 骨肉之变

　　四 建文帝的生与死

　　57

　　胡适此文着重考察建文故事在演变中不断丰富的过程，而不久后孟森先生著《建文逊国事考》（原载《北平图书馆馆刊》1931年第6期），则着力于史实的考证，原文约8千字，看官可自参阅之。

　　如今各地有许多建文遗迹与遗物，如云南、贵州、江苏、福建、重庆等地，分布极广，主要是寺庙、墓葬及一些带有御、驾、皇等字样或龙形纹饰的器物和诗词。很多人对建文帝在当地盘桓隐居多年，并葬身于此，深信不疑。考证也是异常精详，就拿重庆（明代属四川）来说，就“发现”沙坪坝、磁器口、渝北区三处落脚点，据说建文帝3次到重庆，所从之来，所去之地，所携之人，调查得清清楚楚。朱棣没有办法做到的，今人不借助摄像头，轻而易举做到了；今人若穿越到明代，一定把东厂、锦衣卫做得风生水起。

　　但是，容我说一句大大冒犯的话，我觉得有关证据多是从附会出发，展开罗曼蒂克的夸张联想，进而得出浪漫主义的结论。这种思路令我想到一个什么事呢？就是某些传销组织的手法，如称国家秘密支持的某项目，把人忽悠来了，先带着参观各种公共场所的公开“物证”，如这个像什么，代表了什么，那个像什么，又暗含了什么，天花乱坠，由不得人不信；然而，信了便上当！

　　绝大多数的这个遗迹，那个遗迹，多不过是如此攀拉硬扯，巧思附会出来的。比如唐末的黄巢、明末的李自成，都是鼎鼎大名的人物，一例的死而不死。黄巢在泰山虎狼谷自尽，民间却盛传他在洛阳出家，还曾留诗道：“曾记当年草上飞，铁衣着尽着僧衣。天津桥上无人识，独倚危栏看落晖。”李自成殒命湖北九宫山，有传说却称他在湖南石门县夹山寺立地成佛，小说里他还和陈圆圆生了个美女阿珂，就更不用说了。和建文帝一样，关于李自成的下落，不仅民间传言甚盛，学术界也争论了许多年，至今没有定论。有人总结出“倒霉帝王多出家”的规律，依照这个规律，建文帝也只好出家为僧，托此龙蜕了。各位看官，建文逃亡事，只可作好玩的，切莫当真！

　　先附会联想，再对号入座，这是中国人特有的习惯性思维方式。

　　对不住，一棍子扫了一场子的人，上纲上线上到全中国人民头上，告罪告罪！
　　那我回过来老老实实说吧，从全国分布如此之广、证据如此之多的建文帝遗踪来看，建文帝哪里是逃跑，他简直是巨人游历山河，否则怎会处处留下巨大的脚印？人们常说，朱棣是“明代特务政治”的始作俑者，那我要为他平反了，建文帝在江南一带招摇过市，他都发现不了，抓之不着，还敢称特务？伪军侦缉队都算不上，顶多就是“城管”（明代锦衣卫有城市管理的职责）。

　　有看官要问了，看来你是一定要违众，认定建文是死于宫火，而没有逃亡的了。证据何在？

　　建文帝逃亡的证据，实在是多，既有文本，又有实物，分布且极广，总不成不同省份的人一起串谋了来作伪证吧。我只好先承认，我没有证据，但我有什么呢？我有符合常理的判断力，有时候，合情合理是比所谓“证据”更可靠的。

　　首先，我们不能说填充了许多假冒材料的《太祖实录》说建文自焚了，那他一定是借火遁了。这种“逆反式”的逻辑应该去除。从史料来看，当时宫内确实起了一把火，但火势应该没有延烧太广，因为永乐初年并没有大兴土木，重建宫殿的记录。

　　建文帝在城破当日的行迹，可考求者仅一事，就是召左都督徐增寿诘之，将其斩于殿庑之下。黄云眉先生《明史考证》据此发疑：“惠帝是日尚能手诛徐增寿于左顺门，则非坐困宫中可知。”朱允炆当然不想“坐困宫中”，可四面皆敌，他想上天，还想遁地，关键是：上天入地，有路吗？

　　诛杀徐增寿后，燕军逼近宫城，宫城之破，已在眉睫。设想当时的情景，建文帝绝望之余，突围无路，只好与妻妾诀别，一起举火自焚。朱棣曾说过：“朕于宫中遍寻皇考宸翰不可得，有言建文自焚时，并宝玺皆毁矣。朕深恸之。”宫中原存太祖御笔文字（宸翰）尽焚，朱棣多次下诏征求，应属可信。

　　火是没问题了，但此事的要害不在有火无火，而在建文死于火，还是逃于火？

　　从常理上来说，如果建文帝死于火，而当时死于宫火中的人必然很多，许多烧得焦烂的遗体，横七竖八地架在一起，狰狞恐怖，撕扯不开。莫说当时并无DNA技术，可以鉴别出哪一具是龙体，即便有法子，心亏的朱棣也不愿认真地去把亲侄的遗体清理出来。建文自焚，正合他的利益，随便拉具焦尸葬了，绝世人之心，就好了，至于有没有混淆，他并不关心。

　　《明朝小史》卷四“孝友堂”记了这样一件事，说建文帝曾为浦江义门郑氏书写孝友堂匾，于是有人诬告建文帝就藏在郑家，朱棣遂“遣使廉之”。经查，事属诬陷，乃斩诬告者。

　　这件事透露出，朱棣也不大肯定建文是否确然已死。类似的明人记载很多，如前面提到的溥洽下狱、胡濙周访天下、郑和宝船下西洋，都是往追踪建文帝上附会。我还见到一种记载，说郑和奉命查访建文帝，曾在福建道上相遇，与之抱持大哭，然后就把建文放走了。这就太假了。因为郑和出身燕王潜邸，是朱棣的私臣，与建文何恩何义？他这一场哭，实在莫名其妙！其实这不过是下西洋是为寻访建文帝下落说的一个小翻版，纯属不经之言。

　　但这些纷杂而出的记载，把建文帝的出亡之谜搅得异常混乱，加之许多传闻又被钦定正史《明史》采用，如《胡濙传》说他“出巡天下，名为访仙人张邋遢，又名颁书，遍行郡县，察人情，及建文君安在”，《郑和传》更直接说：“成祖疑惠帝亡海外，欲踪迹之”，让小说家言多了一层“信史”的面纱。

宝宝寒

　第二章 骨肉之变

　　四 建文帝的生与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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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想陷入繁琐的材料讨论，只想就人生常识来做结论。历史，其实是研究人的言动的学问，但人们却常陷入纯文本的讨论，作书生之辩，而忘记了，历史是一种存在的真实，我们完全可以从个体的体验来考求之，得出自信的结论。

　　我的愚见是，围城之中，建文帝无处可逃，一定是假一把宫火，升天了。

　　为什么这么说？有两个简单的道理：

　　第一，好比伊拉克的萨达姆、利比亚的卡扎菲，都是被人颠覆的统治者，他们两位是明白地逃走了，后来又都在电视镜头下被捉。这两位强人，肯定比年少柔弱的建文帝生存能力强，而美军布下的天罗地网，又未必如朱棣所布者深而且密。萨、卡二雄执政那么久，所营之窟那么多，为什么到头来还是走投无路呢？这很容易解释：他们的权力来自其政权网络，一旦权力的金字塔在阳光下崩塌，他们立马从顶点跌落，成为真正的匹夫。在逃命的本事上，他们可远不及本?拉登。因为这位恐怖大亨是暗夜之神，他一整套的秘密网络深藏地下，无数忠诚的部下潜伏世界各地，随时帮助他躲藏追捕，并适时地发动反击。

　　在传说中，建文帝顶着朱棣严密的搜捕之网，辗转数省，竟连毛都没让朱棣摸到一根。不谦虚地说，他简直是拉登的师傅拉灯——灯一拉，黑咕隆咚，立马遁形。但这可能吗？逃命也是一门艺术，不仅要智慧，要金钱，还要忠心耿耿，且十分神通的保驾卫士；这还不够，更需要一张精心编织、长期经营的秘密网络，这个网络（好比地下党的交通站）分布极广，有“特务工作者”居于各网点之上，长期潜伏，以备突然之需。

　　而一个整日坐在深宫里，与一帮酸儒讨论复古的建文帝，他恐怕是连鞋子都不会自己穿的。据清朝末代皇帝溥仪《我的前半生》回忆，这位颠沛流离的落台皇帝，一直到被苏联军队俘获，都还不会自己系鞋带。可想皇帝所享的是何等尊荣！他们是真正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一群人，一旦跌入尘世，几乎没有任何自存的能力。

　　第二，朱棣在宣告建文帝死亡之后，江山在握，天下归诚，建文帝是死是活，已经不重要了。本来靖难之役就是皇家的家事，不管哪一方做皇帝，都不改变天下姓朱、国号为明的事实，就此而言，建文帝在官员与群众中没有多大的号召力。朱棣在位期间，国内发生了多次民变（过去一般称之为起义），但没有一家打着建文帝的旗号，就是明证。假如建文帝在民间真有那么深远的影响力，随便推出一个年轻人，硬说他就是故主旧君，那不是常有之事吗？可几十年间，从未有人假借建文帝这个“符号”以煽动群众。可见建文帝并不是一个值得朱棣太过操心的人物。他在位时，朱棣就敢称兵对抗，硬将他扳下台来，此刻他即便活着，也不过是一个惊魂落魄、朝不保夕的逃亡者，岂足虑哉！倒是几百年来，一些多事的文人在替他干操心。

　　今人读史，总不自觉陷入书中，不知史即为既往之今事，虽时光飞逝，世易时移，制度与文物皆不同，但人间的“世故”还是大体相似的。我们读史，如果离开了今天的知识和体验，不啻于入鬼蜮探险，将永失其归路了。

　　最后，我还要依“世故”，大胆做一个结论：为何建文帝死而不死？

宝宝寒

　　人心都是怜惜弱者的；同时，建文帝即位后，提倡以文治天下，纠正了他祖父的许多恶行，使许多人收益，人们对他抱有较大的好感。建文帝虽然死了，人心的善良却不愿正视，希望他有格外的奇遇，竟能逃脱悲惨的命运。所以他明明死了，一百多年后，却活转过来，四处游玩，处处留情——这就是人们心中善因的萌发，这样的例子在历史上很多，不胜枚举。

　　其实不必死者一定善，就是人们炫奇、好听异闻的心理，亦足以让令人拍案惊奇之言甚嚣尘上、广为流布。好比卡扎菲，尸体都就在电视上展示给世界观众了，却有俄罗斯专家宣称卡扎菲未死，并举出4大力证，您说他到底死没死？现在那个专家不说话了，但你能保证过一段时间，不又跑个砖家出来？我们热爱的“哥哥”也坠楼死了，可一直以来，张国荣没死，而是隐居的传闻，从未停息过，不久前还有媒体宣称要公开内幕。可粉丝们等到今天，哥哥就是不露面，莫说10年，就是海枯石烂，哥哥也不会还阳现世。其情形，与建文帝死而不死，大体相同。

　　如果人一死则速朽，大家都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那么这世界既无鬼，有无怪，也缺乏迷人的传说与演义，还有什么意思？

　　人们的史观还受政治影响，好比在永乐朝，建文帝必死无疑，不死朱棣无以正其统。后世文网稍松，就允许他活转过来了，众人都说“革除遗事”，也不会担心有人来请喝茶。而入清以后，因为有个朱三太子的案子（也说明朝太子不死）在那儿影射，建文帝“活着”，就大有违碍了。清廷便不许他再“活”，于是在清初的著作里，建文帝不死也死了。到后来，统治稳固，建文帝死与不死，已无关时政。于是在撰写《明史?恭闵帝本纪》时，就可以进行些“学术讨论”了。

　　本纪的执笔人徐嘉炎就持建文帝未死外逃的意见，而朱彝尊相信《明实录》的说法，认为建文帝死于火。两下相争，皆属悬断，无从考证，于是《明史?恭闵帝本纪》只好这么写：“宫中火起，帝不知所终。”

宝宝寒

　　第三章 三雄争嗣

　　一 父子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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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历代开国之君，除了少数几位是从前代禅让得来的，多是“马上得天下”(从三代开始，禅位已需要武力做后盾)。朱棣也是大砍大杀挣下的基业，但他不算开国，只能算开房。何以叫“开房”？因为朱家的皇位，原属于长房朱标这一支，四王爷燕王位下，本没有份，可被他硬夺过来，从此皇位由长房转入第四房来了，所以是开房——开了他第四房的幸福岁月。

　　朱棣的确是流血流汗打出来的天下，但亦只能说他“马上得了侄子的天下”，而不可遽称“得天下”，因为他的作为，与开国皇帝之“马上得天下”，截然是两种不同的境界。

　　朱棣死后，得到“太宗”的庙号，谥曰文皇帝。与他仰慕的李世民同谥，应该很令他称心了。但到嘉靖时，又给他升了格，尊其为“成祖”。一般庙号称“祖”的，都是开国奠基之君，除非特别牛皮哄哄的，如清朝的“圣祖”康熙帝。

　　朱棣不过是一位开国王爷，夺了嫡派的大位，奠了第四房的新基，冠以“成祖”二字，多少不称不类，说起来还有讽刺之嫌——他“成”的这“业”，有违伦常，有啥好吹的！

　　顺带说一句，嘉靖帝那么做，是有他私心的。因为嘉靖他爹兴献王朱祐杬（宪宗子，封兴王，献是谥号），是孝宗皇帝的庶弟，本来也无皇位无缘，幸喜孝宗之子武宗无嗣，而兴王这一支与帝室戚属最近，所以得了便宜，由兴献王之子朱厚熜继了大位——这位嘉靖爷与朱棣本为同命，都是个王爷造化，不小心竟化鱼为龙，养成了天子的大福分。朱厚熜即位后，一心推尊其父，由王（兴献王）升为帝（兴献帝），由帝又升入宗庙称宗（睿宗），于是在太庙的牌位丛中又多了一块神主木牌，这块牌子竟然还插队，占到了武宗前面。睿宗终身只是个王爷，与武宗是君臣关系，谁知他死了之后，由儿子帮忙，竟在阴间抢了武宗的先。这么明目张胆违反礼法之事，自然令廷臣大大的不满。

　　朱厚熜为了行己之私，减少沸腾的物议，便隆隆重重地给“太宗文皇帝”上尊号，称为“成祖文皇帝”。朱棣此时“升天”，等于是被他五世孙射出来的一枚躲避导弹攻击的干扰弹。

　　话不可枝蔓，还是回到明初，说朱棣的长子名高炽，洪武十一年（1377）七月二十三日生于凤阳，他比皇太孙朱允炆小一岁，而比许多皇叔都要年长。那时他父亲燕王还不到20岁，没有就藩，正奉着太祖之命，与秦、晋等王在老家凤阳训兵。

　　在将士们每日操练的喊杀声中，高炽呱呱坠地，却不想，他却是一个绉绉的文士。

　　据说，朱高炽出生的那晚，他母亲徐氏 梦见一人，头戴冠冕，手执玉圭，望她便拜。徐妃一惊，醒了，随即孩子也落地了。《仁宗实录》里写的这个情节，很有点敷衍了事、不清不楚。好比这位冠冕执圭者，如果是来投胎的，总得开门见山，先通个名讳，才好往妈妈肚子里扑呀！如果不是来投胎的，或许是仙界某位顽皮的尊神，知道徐妃要生一位统御天下的大贵人，特来走捷径，套交情，也得说两句明白话呀，如何屁股一撅，胡乱拜一下，把人家惊醒就跑啦？也不知是实录的纂修者太马虎，还是这位尊神太唐突，总之我们从这个故事里没有感受到仁宗的“落草”，有何神异之处；反不如写其父（朱棣）之生，“光气五色满室，照映宫闼，经日不散”，或写其子（宣宗朱瞻基），“众望见光气五彩，腾于宫闱之上”，来得精神非常，彩头十足！

　　我猜，《仁宗实录》的纂修者，本意是要写一位前代帝王，执捧代表天命的大圭，亲手传授给这位待生的贵子。圭是古代祭祀时帝王所持之物，具有皇权的象征意义。譬如《宣德实录》的纂修者，在写宣宗之生时，就很费了些笔墨，制造了这样一个情节：
　　宣宗朱瞻基于建文元年二月九日生于北平燕王府。那时，为朝廷削藩的事，正满府惆怅，燕王头孙出生的喜兴也被抵消了许多。

　　然而在宣宗出世的前一晚，他爷爷燕王朱棣做了一个梦，梦中太祖朱元璋将一块大圭交到他手里，对他说：“传之子孙，永世其昌。”朱棣恭谨下拜，接捧在手，马上就醒了。

　　那时朱棣还未起兵，正是天下太平，四海想治，岂料太祖老爷爷不辞辛苦，竟从南京孝陵的大棺中，跑到几千里外的老四燕王的梦里，传他大圭。朱棣此时正在危难之中，仿佛那位丹麦王子哈姆雷特，整日里念叨：“生存，还是毁灭，这是个问题！”犹豫不决。这个梦来得正当其时，其中的寓意和鼓励意味再明白不过了：以大圭相赠，不等于将天下举手相授吗？朱棣将这个诡异的梦告诉妻子，徐妃立刻说：“这是子孙之福啊！”

　　恰好这时世子派人报喜信来了，说得一子。刚刚做了一个福及子孙的异梦，马上就得添丁之讯，朱棣自然把大圭与这个新生儿联系起来：莫非老父亲说“传之子孙”，就应在此儿身上？

　　孩子满月那天，徐妃抱孩子来给朱棣看，朱棣瞅着自己的长孙，乐不可支，叮嘱徐妃说：“这孩子有天日之表，且英气满面，与我前梦正符，你好好看视他。”天日之表，等于直说这孩子有帝王像了，还生怕照顾不周，交代王妃奶奶亲自照看。

　　瞧，多么活灵活现，仿佛真事一般。纂修者是动了很深的心思的，不仅论证了宣宗继位的天命，还把朱元璋请来做了见证（我倒觉得是污点证人），证明燕王造反，其实是受他鼓动的。

　　相形之下，徐妃生仁宗时做的那个梦，就太欠发挥了。宣宗要生时，是爷爷亲自来送圭；仁宗生时，却不知是何方神圣，拿的是块什么石头板板！确实是描写不工，涂彩不足。这有可能是朱棣、朱高炽父子死亡时间太近，前后仅相隔一年，太宗、仁宗两部实录一起修，对仁宗这部，未免有些用心不够吧。

　　总之，在“靖难”胜利那年的春节，当老四房一家人其乐融融地在乾清宫过年祝酒时，他们说的最多的话，一定是：“我们是为了一个共同的梦，走到一起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