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面抗日战场——从“我的家在松花江上”讲起-----关河五十州

宝宝寒

　　咱们的人怕“萝卜头”阻击，其实“萝卜头”也怕你们乘夜袭击，因此在封锁线之后，只要宿营的地方，一定会点起篝火。

　　这就好办了，想不踩到鬼子，大家都相安无事，只须绕过篝火就行。

　　再往前面走，听到了一句无比熟悉的声音：丢那妈，萝卜头！

　　冲锋时，它激励士气，相逢时，它令人落泪。

　　原来是另一股失散的粤军，邓龙光顿时一块石头落了地。在他身后，此时只有十来个人了。

　　另一个粤军军长叶肇的遭遇则更为离奇。

　　与邓友光一样，他也是保定6期生，可是他比邓龙光还要惨，后者直到山穷水尽时身边还有百来个兵，他却在与大部队失去联系后成了一个连卫士都没有的光杆司令，什么战略战术，骑马打仗，统统失效。

　　无奈之下，叶肇和他的一个参谋长化装成难民，一路奔逃，可是在鬼子眼里，并无难民和军人的区别，被他们看到，一律不放过。

　　叶肇无法，只得躲进山里。由于随身未带食物，他们饿到头昏眼花，实在撑不住了，不得不冒险下山。

　　路旁，有一堆地瓜皮。

　　不是地瓜，只是剥下的皮。倘在平日，谁也不会正眼去看，但这时叶肇却激动万分，如获至宝。

　　两人立即蹲下身去，抢着把地瓜皮送进自己嘴里。吃完一抹嘴，发现还剩了点，又小心翼翼地装入口袋，以便作为下一次的口粮。

　　在周星驰版的《武状元苏乞儿》中，由贵族沦为乞丐的苏乞儿父子会一起争抢狗食，甚至为从破碗中捡到一根肉丝而击掌相庆。假如叶肇能穿越时空，提前看到这个镜头，没准会认为是在演自己。

　　昨天，他们还是威风八面的将军，转眼间却连小兵都不如了。

　　活下去，成了惟一的信念。

　　吃完地瓜皮，不料却遇到了一队日本兵。

　　这队日本兵是辎重兵，缺人挑担，便将二人抓去做了挑夫。

　　参谋长先挑，走了六七里地后，他装成脚疼（也可能是真的很疼），实在走不了，就停了下来。日本兵见状，上去就是狠狠几脚，他便索性躺在地上“死”了过去。

　　参加京沪作战的日军，以冲在前面的熊本师团、京都师团等野战部队最为野蛮，自登陆后，到了无房不烧，无人不杀的程度，这一度让后续及辎重部队叫苦不迭，因为日军的后勤补给也很成问题，都杀了烧了，别说就地抢粮，连替他们挑担的人都没有了。

　　假如叶肇两人遇到的是日军战斗兵，就不是踢几脚的问题，而是至少会给一枪或者一刀，那“装死”的参谋长就惨了。

　　参谋长“死”了，他的担子移到了叶肇肩上。

　　 可怜堂堂中将，哪里干过挑夫的活，肩上乍压重担，没多大一会就走不动道了。

　　 鬼子打量他也不是个干重活的料，正好又抓到了其他壮丁，才放了他一马。

　　包括邓叶在内，每个从南京城往外冲的粤军都称得上英勇，当然也都很狼狈。广东话成了他们抱团的精神支柱，或聚或散，或合或离，只要听到“几大”，听到“丢那妈”，就知道在求生路上，自己并不孤独。

　　（1103）

宝宝寒

　　前期收拢整理的粤军即有一千多人，实际在江南地区还有很多未得到及时收容的散兵。

　　我曾听这里的老人们说起，江南敌后抗战初起时，抗日武装里面，别说打仗，知道怎么开枪的人都挺少，只有一些操广东话的老兵是例外。想来，他们极可能是遗留当地的粤军官兵。

　　如果粤军不向城外突围，他们的命运会是怎样，谁也不敢去想。

　　邓龙光有感于此，当得知唐生智遭到群起“围攻”，甚至有可能要上军事法庭时，他主动拿出一直藏在身上的油印命令，替唐生智解了围。

　　大厦将倾之际，还有人异常从容。

　　教导总队总队长桂永清开完会后，即慌慌张张地跑到指挥部，当众传达了撤退决定。

　　这个决定，不是向城外突围，而是到江边寻机北渡。

　　布置完毕，他让参谋长邱清泉同自己一道先行撤到江边去。

　　邱清泉极其冷静。

　　你先走吧，我得暂时留下，再研究一下撤退的办法。

　　此时紫金山第一峰的争夺仍在继续，光华门教导总队的一个团也仍在反击，这些部队都分散各处，不像粤军那样聚在一起，容易组织和传达。

　　在让卫士把机要文件和地图全部予以烧毁的同时，邱清泉坐在电话机旁，尽可能联系每个团营单位，并把两个方案同时告诉他们：或向城外突围，或是寻舟北渡，大家自己决择吧。

　　以邱清泉的胆略，他或许更倾向于从城里冲出去，但桂永清定调在先，两个方案又各有利弊，他只能把这个选择权交给大家。

　　各部队商量后的结果，都是北渡。

　　此刻，时间就是生命，但邱清泉坐在指挥部一动不动。

　　他一支接一支地抽着香烟，有时微闭双眼，若有所思。

　　这种时候，他在想些什么呢。

　　从工兵起家，即使把防御做到极至也没用，一周之内，防线虽尚在，但败局已定。

　　今后怎么办，防，防不住，攻，我们拿什么攻。

　　之后的经历表明，这时邱清泉头脑中的画面，一定有一幅是他在德国进修时看到的那些奔腾的战车。

　　邱清泉的留守是必要的，虽然参谋长其实职权有限，但在身为总队长的桂永清第一个溜号的情况下，如果他再早早脱离，教导总队的情况将更加不堪设想。

　　我翻阅过很多当年参加南京保卫战老兵的回忆录，尽管后来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邱某已声名狼藉，但在涉及到这一段时，他们笔下的邱清泉无疑是高大的，甚至可以说是一个英雄，因为在当时的情况下，几乎没有一个高级将佐能做到这种样子，他救了很多人的性命。

　　比如一个高炮连。

　　由于一切都在仓促之中进行，这个连差点就被遗漏了。

　　邱清泉有规定，凡击落日机一架者发奖金五百元，正好那天高炮连打落了一架日机，连长便喜滋滋地跑来指挥部领取奖金。

　　进门一看，傻了眼，许多人已在忙碌地整理行装了，这是干什么。

　　整个房间里，只有邱清泉神色如常。

　　在向高炮连长了解击落日机的经过后，他连声称赞：打得好。

　　不过奖金要以后发给你们了，现在我问你，你有没有接到过撤退命令？

　　连长茫然地摇了摇头。

　　那好，你回去马上行动，和其它部队一起撤到江边北渡。撤退之前，凡火炮和不便携带器材，一律毁掉或掩埋。

　　连长愣住了，不仅是因为这个意外的撤退命令，还因为舍不得毁掉火炮。

　　正如飞机之与飞行员，火炮也是炮兵的第二生命。

　　邱清泉沉默了一会，说舍不得你就带走吧，但千万要记住，带不走时一定要破坏，绝不能留给敌人。

　　（1104）

宝宝寒

　　后来这个高炮连撤到江边时，果然没法将火炮带走，只得依言沉入江中，其余人员扎小筏才得以渡江。

　　所有人员都走了，连参谋人员也撤了，指挥部里只剩下邱清泉和两个卫士。

　　等到邱清泉最后撤离，连江边都去不了，只能便衣避入难民所。

　　在南京沦陷过程中，有两位出身教导总队的不世将才皆得以幸存，除了邱清泉外，另有时任旅部参谋的廖耀湘，两人都是来不及渡江才被困南京的。

　　藏身这座几乎被鲜血和悲怆淹没的城市，二将犹有此幸，岂非天意哉，岂非天意哉。

　　慷慨赴死易，从容就义难。在人心大崩溃的绝望时刻，只有英雄才能让人看到未来和希望。

　　在接到撤退命令后，一个教导总队的连长组织其他人后撤，自己却留了下来。

　　 他将一瓶酒一饮而尽，然后从腰间取出两枚用绳子系一起的手榴弹，一手拿一个，无限感慨地对别人说：你们看，我够本了吧。

　　这个连长当然再也没能活着归来。

　　日军在往下关追击时，一路都曾遭到散兵们的抵抗。

　　没有领头的，大家就把一个肩扛上校军衔的军官拦住，想让他进行指挥。

　　上校相当于团长，可这位并不是步兵团长，他是军医，从没领兵打过仗。

　　不管，只要你下命令就行，长江过不去了，唯有死路一条，但是死也要悲壮地死去。

　　于是随着这位上校军医振臂一呼，众人猛烈开火，直至全体尽没。

　　最后要说的是战场上剩下的那几辆德造战车。

　　它们也到了江边，但是因吨位太重，无论如何上不了船，无奈之下，只得把瞄准镜、机枪等部件卸下，再予以全部炸毁。

　　有的人实在不忍心看到自己朝夕相处的坦克遭此命运，他们站了出来。

　　我们不走，与其这样，不如和小鬼子们干完一场后再炸。

　　带兵长官还想劝阻，他们已驾驶着各自的坦克，咬着牙向前来追击的日军冲去。

　　结局可想而知。

　　南京，多么美丽的一座城市。

　　从《长干行》中栩栩如生的邻船对话，到《石头城》里潮打空城的浅回低唱，我敢说，没有一个地方，能像这里一样把汉文化中的南方元素表现得如此感人至深。

　　你可以在秦淮河打捞旧时月色，可以在夫子庙领略前朝飘逸，甚至可以在明孝陵感受到那种将历史文化与山川美景熔于一炉的震憾。

　　宛如釉色渲染的青花瓷，当它摔破在地，那是真正令人心碎的声音。

　　扬州不过十日，南京却经历了长达六周深不见底的黑暗。

　　在那些天里，也许连南京上空的月光都是惨白的，从这里侥幸逃出的每一个人，都会在回忆里增添一层血泪以及刻骨铭心的仇恨。

　　有一些事，我们不能忘记。

　　地产大王王石曾在“捐款门”事件中饱受垢病，不过我在听过他的一次访谈后却改变了印象。

　　他说，我去过耶路撒冷的犹太人大屠杀纪念馆，也去过柏林的欧洲被害犹太人纪念馆，可我从来没有去过自己国家的南京大屠杀纪念馆。

　　我也没去过，十分惭愧，而且我也承认，潜意识下不愿面对，是我至今未去的一个重要原因。

　　毫无疑问，那是民族的一道伤口。伤口总不会让人愉快，就像中国戏曲，不管开头和过程多么悲伤，最后都会处理成一个大团圆的结局。

　　王石接下来的一句话，却让我心有所动。

　　他问，这是否也和我们民族的整体意识已被忽略有关。

　　当一个民族面对它的伤口时，会作出什么样的举动和反应？

　　（1105）

宝宝寒

　　不说犹太人纪念馆，说哭墙。

　　一面巨大的石墙，每年都有成千上万的犹太人来到那里，或面壁肃立，或默默祈祷，或长跪悲戚，或泪如雨下。

　　我曾经在一篇小文中说过，这种群体性情感的深沉积淀和爆发，足以使整个民族更加团结和坚强，而这正是哭墙的价值所在。

　　南京大屠杀纪念馆也就是我们的哭墙。

　　除了仇恨和悲痛，它还应该负载更多，比如民族的自我体认和反思，以及对每一个遇难者的追思和怀念。

　　在耶路撒冷，会尽力为每一位死难和幸存者搜集档案，300万人都有名有姓，且有个人资料。

　　我们有吗？30万到现在还是一个模糊的数字。

　　南京的失陷和屠城，对中日两国来说都是一个重大事件。

　　日本从上到下，从天皇到内阁，再到参谋本部和军令部，几乎人人都沉浸在狂喜和兴奋当中。

　　1937年12月13日23时15分，裕仁天皇从侍从武官府那里拿到了一份奏报，奏报是参谋本部送上来的。

　　启奏吾皇：南京已被完全攻陷。

　　从淞沪会战，到此时此分，一共是四个月。

　　当初陆相杉山元承诺，一个月即可结束中日战事，那时候淞沪会战还没打起来。以后时间就越拖越长，不是一个月，变成了三个月，三个月不行，又拖到了如今的四个月。

　　但是终于结束了，一切都结束了。

　　裕仁“极感满意”，丝毫没有因为这么晚还被侍从武官长打扰而不快。

　　他“满意”，是基于这么一个判断，即南京之战是淞沪战后的决定性战役，打赢了这一场，胜负立判，中日战争至此可以以全胜而告终了。

　　日本人错了，完全错了。

　　其实有一个人已经作出了预言，只不过他的话似乎已少有人注意。

　　他说，战争不是在今天结束，而是在明天继续。

　　唐生智与他的老师蒋百里一起，曾为国防战略忙了很多年，即使在南京弃守的最危急时刻，对于这一点，他仍然头脑清醒。

　　事实上，在南京保卫战前后，日军除又消耗了一部分兵力外，五个师团的主力暂时都被牵制在了南京。

　　利用这一间隙，多达五六十个师的主力得以从京沪线安然撤出，他们不仅得到了喘息的时间，而且初步组织起了二线布防。

　　日军最终将不得不顺着我们预设的路线走，即从东被拖向西。

　　为此付出代价的，正是南京，而代价的高昂，则令老蒋没有丝毫彼“入我彀中”的轻松。

　　相反，他痛苦不堪。

　　南京失守，他没有把唐生智推出来做替罪羊，而是将责任揽到了自个身上，说自己作为全军统帅“第一个有罪过，对不起国家，尤其对不起自己的良心”。

　　直到一年之后，在南岳军事会议上，他仍然就南京失守的战术问题作出了检讨，有“国家受了无上的损失，实在对不起国家”之语。

　　内心里，他甚至对发起并扩大“沪战”都产生了怀疑。

　　我的“智能学识”还是太欠缺了，我的“忍心耐力”还是不足，所以才会“遭此困厄”。

　　假如我更明智一点，或者再忍耐一下，不扩大“沪战”，可能不致有今日之败，也不会损失如此之惨吧。

　　他时常喃喃自语，陷身这样的危局之中，谁能助我，又有谁能真正帮我“筹策补过”？

　　当被孤独和无助深深困扰的时候，老蒋又不由自主地想起了那些故人——黄郛、杨永泰、朱培德……

　　他们去的太早了，如果他们还活着，在旁边帮我出出主意，提醒我再咬牙忍耐片刻，可能情况就会不一样了吧，“或能免于此战祸乎”？

　　去世以前，朱培德在德国顾问的协助下，训练出了60个德械师，打到现在，多数已不复存在，规划和督修了南北许多国防工事，但好多没有完全发挥作用。

　　可悲啊。

　　（1106）

宝宝寒

　　焦虑忧闷之下，老蒋生病躺倒在床。

　　蒋哭，近卫就笑了。

　　他的笑，是那种放肆的笑，狂傲的笑，小人得志的笑。

　　当日军兵临南京城下时，他曾通过陶德曼要求与中国“调停议和”，老蒋答应可以谈，但并未明确同意日方条件，相反，还另外提了一个中方条件，那就是要取消塘沽协定。

　　近卫一看，气坏了。他认为即将签署的，应该是一份城下之盟，可老蒋的架势却好象是日本被打败了一样。

　　南京一沦陷，近卫便立即按照伪满的模式，在北平拼凑了一个“临时政府”，这就等于招呼都不打一声，直接为老蒋的“国民政府”准备了一个替代品。

　　仿冒总是仿冒，做工再好，还是没法跟正宗的相比，近卫也并没天真到以为“临时政府”能完全代替“国民政府”，他只是在给对手施加压力罢了。

　　作为中国的四大城市，北方的北平、天津，南方的上海、南京，都已被我攻陷，你南京政府现在连“实体的存在”都成了问题，不降何待？

　　近卫现在对一个国家颇不满意。这个国家就是德国。

　　其实从淞沪战役到南京保卫战，德国已经中断了武器输送，那些德国顾问也并未起到想像中那么大作用，但日本人并不这样看，或者说，他们不愿意这样看。在他们眼里，中国本来就不经打，应该一触即溃才行，之所以能撑这么长时间，让他们损失这么多兵将，都是德国顾问在暗中帮忙的结果。

　　德械是没有了，但德国顾问还在中国，还在帮助中国人打仗，你们想这样骑墙骑到哪一天啊。

　　要不帮我们日本，要不帮他们中国，你自己选一个吧。

　　这个题目可把希特勒给难坏了。眼看着中国必败（或者说已败），他那么势利的一个法西斯，怎么可能帮中国呢。

　　他再派陶德曼去探日本人的口气。

　　这样吧，我再去帮你劝一劝，中国不是已经答应可以举行直接谈判了吗。

　　一说起这个事，近卫嘿嘿冷笑数声，谈判行，但条件不一样了。

　　原来的条件是一个月前的行情，那时候我们还未打下南京，如今打下了，倘若还是一个价码，你说现实不现实。

　　当初老蒋说要取消塘沽协定，这在近卫看来，完全是“战败者无礼之言辞”，你都败了，还敢跟胜利者讨价还价，是不是脑子缺氧了。

　　他随手拎过一把算盘，三七二十一，四四一十六，拨拉出了新的“靖和”条件。

　　除原先要求外，又加了三条：

　　其一，正式承认伪满。

　　其二，凡日军所到地区均属非武装带。

　　其三，中国对日赔款。

　　这些条件，老蒋能答应吗，一条都不可能答应！

　　别忘了，蒋介石也是一个革命者，国民党当初就是以革命政党的面目出现才推翻满清，打倒北洋的。

　　满清崩溃，不光内政腐败，更重要的还缘于其对外屡战屡败，不断地签不平等条约，不断地赔大笔银子，北洋倒台，同样与屈辱地接受“二十一条”有不可分割的联系。

　　如果老蒋答应日方条件，那他还不如满清和北洋呢。

　　近卫不了解这些吗，作为一国首相，他岂有不晓之理，只是他认为南京既已攻下，“南京政府”自然成了鱼肉，他想割哪一块就割哪一块，想怎么爽就怎么爽，根本就不用去考虑对方的感受如何。

　　（1107)

宝宝寒

　　1937年12月26日，陶德曼给老蒋带来了日方条件。

　　对这些条件，近卫要求给予限期答复：1938年1月15日以前。

　　在这以后，即使全部答应，也要作废，让你后悔都来不及。

　　《三国演义》中说，袁绍给生病的曹操发了一封讨伐书，文章写得很给力，曹操听完之后，“出了一身冷汗，不觉头风顿愈，从床上一跃而起”。

　　陶德曼来的时候，老蒋正在生病，连站都站不起来，接待德国人的是他老婆宋美龄。

　　在病床前听宋美龄读完“靖和”条件后，他虽不一定会立刻“一跃而起”，但可以肯定情绪异常激动。

　　这是赤裸裸的讹诈和羞辱，“日方所提条件如此苛刻，决无接受余地”！

　　事实证明，近卫并不真正懂老蒋，后者是一个被儒家经典教育出来的人，往往到最艰难的时候却反而能迸发出惊人的意志力。

　　先前，他或许有过悲伤，失望，彷徨，怀疑，到这时却只有愤怒和绝不妥协。

　　近卫的“靖和条件”，让他更深刻地认识到，“今日除投降之外无和平，舍抗战之外无生存”，日本不是真正想停战谈判，而是要借机征服与灭亡中国。

　　近卫以为南京失陷和屠城就可以使老蒋精神崩溃，却不料反而激怒了对方。

　　当然，每个人的承受能力都不一样，日本人选择在南京屠城，并不仅是泄愤，恐吓也是目的之一。

　　经历过那个时代的老人对我说，那时候南京城里人头滚滚，南京城外也是尸骨遍地，曾经的江南富饶之乡，成了“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的人间地狱。

　　面对这种无边无际的恐怖，老百姓怕，已迁居武汉的各方人士，甚至军政要员们也有发抖的。

　　北方，北平、太原失守，南方，上海、南京失守，陆海空军精华近乎丧失殆尽。

　　上海守军保存下来的主力虽撤到汉口，并组织了二线防御，但兵力已严重不足，试想，全盛时期犹不能制敌，这时候还能再抵御强大的对手吗？

　　战略这个东西，都要经过很长时间才看得出来，当时当地，几乎没有多少人还认为中国有胜利或成功的可能，“均以军事失败，非速求和不可，几乎众口一词”，放眼望去，更是“举国惶惶，凄惨景况难以言状”。

　　据说当时除老蒋之外，在国民党和政府内部，对战事比较乐观的只有两个人，一个是冯玉祥，另一个呢，并不是国民党员，甚至还不是中国人，只是已经转正的德国顾问团团长法肯豪森，但他们两也不过相信中国仍然能和日本再打上六个月而已。

　　在陶德曼送来了“靖和条件”并做了“工作”后，连法肯豪森也不再坚持他的“六个月”了。

　　12月27日，武汉政府召开最高国防会议，对陶德曼的此次调停进行内部讨论。会上，多数人主张接受“靖和条件”，抱病与会的老蒋说不可以，话犹未了，连平时蔫蔫乎乎，不大出声的于右任都站起来插嘴，言语之中，颇有讥诮蒋氏不自量力的意思。

　　连法肯豪森这样的“绝对军事权威”都断言了，中国打不过日本，那何必再继续无谓地耗下去呢。

　　（1108）

宝宝寒

　　私底下，“低调俱乐部”的老大汪精卫则把尚在武汉的唐生智和张发奎请去吃饭，席间一再哀叹，说不能再打仗了，得另想法子。

　　在汪氏想来，唐张都是在京沪线上吃了大苦头的人，尤其唐生智，既是早期抗日战略的参与者，又是后期南京之役的当事人，如果他能当众表个态，表示仗确实打不去了，那应该比谁都更有说服力。

　　唐生智这时虽因南京之败而备受指责，却仍不改初衷。席间他悲愤地对汪精卫说，我们已经死了这么多人，他们都是为抗日而死的，如果这时还要“另想法子”，何以对祖先，何以对死者？

　　汪精卫低头不语，家宴遂不欢而散。

　　可想而知，这个时候主战，与淞沪战前，甚至南京失陷以前都大不一样，需要真正有点逆风而行的精神。

　　像曹操读完书信的状态一样，蒋介石的病也很快好了，并且坚决主战。

　　此时求和，对国民党和政府而言，无异自取灭亡，不仅“外侮难堪”，要蒙受莫大耻辱，而且会导致“内乱益甚”，国内将因此再度失去凝聚力，重新进入一盘散沙、四分五裂的局面。

　　你们这些人只看到如今时局之危，却不晓求和之害，真是愚不可及，“何能撑此大难也”。

　　他把主和的官员，包括汪精卫、孔祥熙、于右任、居正等一个个找来，逐一进行面谈，反复说两句话，一句是“当此国家危迫之时，若无坚忍不拔之志，从何立足”，另一句是“与其屈服而亡，不如战败而亡”。

　　在屋内漆黑一片，似乎看不到一点光亮的艰难时刻，蒋介石把窗帘布一拉，说看看外面，世界大的很，我就不信没人帮我们一道整治日本人，关键是我们自己得“苦撑待变”啊（“不患国际形势不生变化，而患我国无持久抗战之决心”）。

　　由于蒋介石的力排众议，武汉政府终于达成一致，决定对于近卫所提条件，将“一概不予理会”。

　　尽管如此，外交部在答复陶德曼时，却并没有一口拒绝，而是说需要时间研究商量，等敲定后再正式答复。

　　距离最后答复，还有将近一个月，这一个月可以做多少事啊，对于蒋介石和他的军事部署来说，现在最重要的就是抢时间。

　　近卫内阁和军方当然也不傻不笨，不可能呆呆地等你在那里“研究商量”而迟迟不动，他们在递交“靖和条件”时就说得非常明确：在你点头答应条件之前，绝不影响日本的军事行动。

　　然而事情说来却也怪，南京失守之后，日军并没有马上选择沿长江直取武汉，显然，这与日本人开战以来“兵贵神速”的作风是不符的。

　　（1109）

宝宝寒

　　国外有观察家曾经指出，当时只要日军立即向内地进兵，他们可能遇到的最大障碍，恐怕也只是“丛山与丘陵”。

　　是的，虽然利用南京保卫战，武汉已初步组织了二线防御，但“初步”毕竟是“初步”，离“牢固”还有不小距离。

　　毫无疑问，日本人在“战胜”之后不继续穷追其敌，是在关键时候下了一个大漏着，而这个漏，不是他们自己想漏，却是不得不漏。

　　与淞沪会战前不同，此时日本已经占领了江南广大地区，这些地方的中心城市，包括南京上海在内，都需要人马屯扎，这使他们手里能利用的机动兵力大大减少。

　　这是两难，你弃地而追敌，那当初拼死拼活攻城略地有什么意义，可是倘若要分兵守住城市，则必然影响军队推进速度。

　　偏巧这时北方日军也有放慢的迹象。

　　早在淞沪会战如火如荼之时，日军就在北方同时展开了三线进攻，可以说没有哪一线未达到其战略目的，如果照那种趋势继续发展下去，蒋介石担心的“元军路线图”恐怕早就变成现实了。

　　所幸日本参谋本部很快就被迫改弦更张，从原先的战略企图上被生生地拉了回来——

　　蒙疆兵团一直打到绥远，气势极盛，但在风头最健的时候，中苏签约了。

　　虽然苏联并没接着在边境上举行军事演习，但对中国进行军援以及加强远东战备，都清楚地表明，它已将日本作为自己的潜在大敌。关东军对此不能不有所防范，在攻克绥远后便解除了蒙疆兵团的番号，东条英机和部分关东军编组部队都重返东北，这样三线就变成了两线。

　　香月的第1军在攻下太原后，本可顺着平汉线迅速南下，乃至渡过黄河，直取武汉，这也曾是蒋介石最为忌惮的。

　　然而因为淞沪会战的缘故，作为主力之一的熊本第6师团被调到了南方，导致其作战能力严重削弱，加上华北占领区亦需分兵驻守，实际已成强弩之末，前进速度想不慢下来都不行。

　　与之类似，西尾的第2军里面，也被抽走了比较强的京都第16师团，而且一样得在身背后留置兵力。

　　从最初的实力比较上来看，第2军不如第1军，华北战场的大规模战役也大多集中在第1军和蒙疆兵团进攻区域，可是令蒋介石倍感焦虑的却是，一直以来，第2军针对的津浦线战况都极不理想，甚至还不及山西与平汉线。

　　冯玉祥的六战区已被第2军逼到了鲁北一线。

　　老冯原任第三战区司令长官，但在淞沪战场上没得到什么施展，蒋介石便让他去领导津浦线上的第六战区。

　　照理说，全国所有战区里面，没有哪个战区比六战区更适合老冯，这里的韩复榘、宋哲元、庞炳勋，都是他在老西北军的旧部，可让包括他自己在内都意想不到的是，恰恰这个战区对他最为排斥。

　　其实也怪老冯自己，他此次到六战区去上任，颇有一些个人的私心杂念，那就是想乘机通过鹿钟麟抓军队。

　　韩、宋、庞都是些什么人，对此最为敏感，马上就看出来了。

　　（1110）

宝宝寒

　　韩复榘因为当初反叛的事，与老冯素有过节。冯玉祥到得济南，还没等他开口，韩复榘就抢先把山东防务如何紧张汇报了一下，说一千道一万，无非是强调无法调兵北上。

　　之后，他背地里一个密电打到蒋介石那里，说他不想进六战区，宁愿划入李宗仁的五战区。

　　韩复榘统领鲁军，又负有守鲁之责，他的话不能不重视，然而命令也发下去了，总不能说变就变吧。

　　韩复榘说，你们要硬把我塞给冯玉祥，那我就不打了。

　　没办法，只好折中，让韩复榘到五战区去，同时从他的部队中抽出一部分到六战区，再给韩复榘挂个五战区副司令长官兼第3集团军总司令的头衔，算做分他兵的安慰。

　　韩复榘这边闹腾完了，等老冯正式上任后，宋哲元也急急退避三舍。

　　给出的理由是，旧病复发，情况严重，得请病假，要到泰山去休养一段时间，第1集团军（即扩编后的29军）暂交冯治安代理。

　　自离开北平后，宋哲元的身体一直不好，这是确实的，但这个时候请病假，大半却还是因为看到老冯要抢夺兵权，索性远远躲开，眼不见为净。

　　话又说回来，韩复榘的鲁军，宋哲元的29军，与老西北军实际已没有多少关系了，人家当初能创到这份家业也个个吃足苦头，很不容易，现在前面抗着鬼子，后面还得防着你夺他的交椅，谁能真有这么大的气量呢。

　　实际指挥六战区时，老冯在用兵方面又远不及练兵。和在淞沪时一样，他还是怕飞机，怕到了没法正常指挥打仗的地步。

　　由于害怕日机轰炸，他的指挥所每天都要换好几个地方，而换一次地方，六战区的通讯网就要跟着变更一次，各部队因此经常与指挥所失去联系，乃至无法报告军情。大家只好在下面各打各的，变成了一堆乱哄哄的没头苍蝇。

　　本来北方三线，以津浦线北端战场，对我们最为有利。其时连降暴雨，华北平原尽成泽国，第2军大部分时间都不能用于进攻，而是在四处找船，找能够渡过大大小小水滩的船。

　　在这种情形下，别说机械化部队无法顺利推进，就连飞机，也因为雨天能见度差，常常被迫减少出动次数。

　　多好的作战形势，可是老冯到任后，不仅没有理顺关系，反而越弄越乱，各部队你防我，我防你，大家防着冯玉祥，谁都不肯与日军正面硬拼，结果步步后退，战局也因此一塌糊涂，作为津浦路北端重镇的沧州没多大一会就丢了。

　　蒋介石大失所望，只好由白崇禧再拟份电报，撤销六战区，让老冯依旧回南京。原来觉得这事太伤面子，很难办，未料老冯枪杆子没抓着，又连吃败仗，也早就不想干了。

　　于是，双方解脱，老冯重新做他的军委会副委员长，而第1集团军也并入了程潜的一战区。

　　早在宋哲元还未请假到泰山休养前，他在前线见到了一个故人。

　　（1111）

宝宝寒

　　此人就是萧振瀛。

　　他虽然被迫出国游荡，但人在外，心却一时一刻都没离开过北平，离开过29军。

　　听到七七事变爆发的消息，立即星夜兼程赶了回来。

　　得知萧振瀛回国，蒋介石十分高兴。

　　国难之际，正是用人之时，如萧振瀛这样的机智果敢之士，岂能无用武之地，于是立即委任他为第一战区总参议。

　　但是萧振瀛毫无喜色，因为他在途中就已经听到了各种各样的坏消息，其中最让他震惊不已的就是赵登禹之死和29军退出北平。

　　这一切都是为了什么，怎么我才离开没多长时间，就“出了这么大的乱子”呢？

　　他到华北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登门求见宋哲元。

　　宋却迟迟不愿见萧。原因不难想见，当年是他逐对方出国的，如果萧振瀛走后，自己干得漂漂亮亮还说得过去，偏偏鸡飞蛋打，连平津都给丢了，这个样子，见面说什么呢。

　　秦德纯、张维藩等人见状，则力劝宋哲元，以前或许可以摆架子不见，现在则一定得见。

　　无他，身份不一样了，萧某如今不再是过去的29军总参议，他摇身一变，成了第一战区总参议，蒋介石的大红人兼帐下军师，又是我们的顶头上司，能不见吗。

　　宋哲元何尝不明白，所以即使再不情愿，他也只得勉强出来相见。

　　两人一见面，宋哲元发现原来的担心是多余的，对方并无一点兴灾乐祸或落井下石的意思。

　　兄弟还是兄弟，不管地位和处境发生了多大改变。

　　手握到一起，双方的眼泪都已经止不住地流了下来。

　　宋哲元为人，平素极为严肃，不太爱说话。

　　有人跟他开句玩笑，他听完之后，不仅不笑，还会很认真地告诫对方，说这次就算了，下次再这样，可就对你不起了。

　　自从退出北平后，宋哲元更加不爱说话了，整天沉闷不语，想着自己的心思，甚至常有精神错乱的举动。

　　当见到萧振瀛的这一刻，他在情感上终于释放了。

　　他说，如此巨变，非所预料。

　　他说，荩忱（张自忠字)突然来到北平，威胁要我离开，我是实在没有办法才赶紧出走的。

　　最后宋哲元叹着气，红着眼圈对萧振瀛，又像对自己说：荩忱何至如是乎。

　　大家都是兄弟，他至于做得这么绝吗。

　　萧振瀛听出了痛楚，他知道宋哲元没有说假话。随后，秦德纯所言，也与宋哲元一模一样。

　　从萧振瀛的内心来说，他还想留下，哪怕是重新做29军的总参议。毕竟，他对这里的一切人和一切事都充满了感情，他可以帮助29军运谋筹划，可以使这支军队东山再起，甚至在抗战中再获声名。

　　然而他也知道，这一切都不可能了。

　　物是人非事事休。事到如今，且不说宋哲元的自尊心不允许，仅秦德纯等人看他的眼光就是异样的，意思明摆在那里：就你姓萧的行，离开你，我们都没办法是吧。

　　这里已不再属于他了。但他知道，自己必须做出尽可能的努力，来挽救那些够得着的人和事。

　　张自忠正前往济南，此时他既蒙汉奸之名，则人人避之唯恐不及，但萧振瀛打定主意要去见上一面。

　　我相信，他一定是被蒙蔽的，作为兄弟，我不能抛弃他。

　　（11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