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锅匠，裁缝，士兵，间谍》外勤人员的告密搅动了英国情报机构，约翰·勒·卡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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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站在那个窗口可以看到大部分街口，一共有八九个大小不等的街道和小巷，都莫名其妙地选了剑桥圆场作为汇合点。街口的一些建筑物都华而不实，有一些帝国时代的廉价装饰：一家银行是罗马式的建筑，一家像个破败的清真寺的戏院。在它们背后，高耸入云的大楼像一队机器人在进军。楼顶上暗红的天空慢慢地聚起了雾。

他心里想，为什么这么寂静无声？戏院早已散场了，但是离他窗口只有一箭之遥的歌台舞榭的前面，为什么没有出租车，没有闲荡的人群？从沙夫茨伯里大街竟没有一辆水果车隆隆地开到考文特花园35去。

孟德尔又一次用望远镜观察马路对面的那个大楼。那幢大楼似乎比它的邻居睡得还香。门廊里的两扇门都关着，地面一层窗户里看不到有灯光。只有在四楼，左手第二个窗户发出一道黯淡的光线，孟德尔知道那是值班室，这是史迈利告诉他的。他把望远镜抬起一点看屋顶，一片天线在天空上形成了古怪的图案；他又放低一些看屋顶下面的一层，无线电组的四扇发黑的窗户。

“夜里大家都从前门进出。”吉勒姆对他说过，“这是减少警卫的节约措施。”

在这三小时中，孟德尔的监视只得到三次补偿。一小时一次，并不算多。九点半的时候，一辆蓝色的福特小货车送来了两个人，带着的东西看上去像是弹药箱。他们自己开了门，进去了以后，就又马上关上。孟德尔把看到的情况轻声打了电话。十点的时候，交通班车来了，吉勒姆事先也把这告诉了他。交通车从下面单位收集热门文件，周末送到圆场保管。它经过的单位按次序是布里克斯顿、阿克顿、沙拉特，最后是海军部，到圆场时大约十点钟。这次它准时到达，有两个人从大楼里出来帮忙卸下。孟德尔也作了报告，史迈利耐心地以“谢谢你”作答。

史迈利是坐着的？像孟德尔那样在黑暗里？孟德尔觉得他大概也是在黑暗里。他认识的怪物不少，史迈利是最怪的。看他样子，连单独过马路也不会，但是他比刺猬还善于保护自己。孟德尔心里想，这些搞特务的。我一辈子追捕坏蛋，今天怎么干起这个来了？破门而入，站在黑暗中侦察间谍。对于间谍，他从来感到不怎么样，但是后来遇到了史迈利以后，才改变了看法。他原来认为他们都是一些外行，像大学生，挺碍事的。认为特别分局为了自己，也为了社会公众，对他们最好是敬而远之。结果却遇到了史迈利和吉勒姆这两个例外。他今晚想的就是这个。

一个钟头以前，十一点不到，来了一辆出租车。这是一辆用伦敦普通出租车牌照的汽车，开到戏院门前停了下来。即使这样的事，史迈利也事先告诉过他：部门里的人坐出租车有不开到门口的习惯。有的停在福尔斯书店门口，有的停在老康普顿街，或者街上随便哪家店门口，各人都有一个偏爱的掩护地点，戏院则是阿勒莱恩偏爱的地点。孟德尔从来没有见过阿勒莱恩，但是他听到过他们对他的介绍，因此他从望远镜中看去时，一眼就看出是他，毫无疑问，一个身材高大、动作迟缓的人，穿着一件深色大衣。他甚至注意到那个出租车的司机因为给的小费太少，做了一个鬼脸，骂了他一句，但阿勒莱恩正忙着在掏钥匙，没有理他。

吉勒姆解释过，前门没有加闩，只是上了锁。安全措施是在你走到过道尽头向左转时开始的。阿勒莱恩住在五楼上。你看不到他窗户的灯光，但是有个天窗，开了灯，烟囱就会露光。果然，他看到烟囱发黑的砖块上出现了一片黄光——阿勒莱恩进了房间。

孟德尔心里想，年轻的吉勒姆需要休假。这种情况他看到过：硬汉一到四十岁就垮了。他们瞒着不让人家知道，假装不是那样，依靠着前辈，结果最后证明前辈根本不成气候，于是总有一天闹穿了，他们所崇拜的人垮了下来，他们只好坐在办公桌前，泪水掉在吸墨纸上。

他原来把电话机放在地上，这时拿起话筒来说：“看上去是锅匠进了门。”

他报告了出租车的车牌号码，然后又继续监视。

“他的样子怎么样？”史迈利低声问。

“很忙。”孟德尔说。

“该忙了。”

孟德尔心里嘉许地想，不过这一个是不会垮的。史迈利是棵外表虚弱的橡树。你以为吹一口气就可以把他吹倒，但是一遇风暴，他是最后硕果仅存仍在那里的一棵树。他正在这么想时，又有一辆出租车停在大门口，一个行动迟缓的高个子一步一级小心地爬上台阶，好像一个心脏不好的人。

“你的裁缝来了，”孟德尔对着话筒低声说，“等一等，还有士兵。看起来是要开全体会议了。我说，你别着急。”

一辆奔驰一九〇旧型汽车从埃尔汉街急驰出来，就在他的窗口下面拐弯，很勉强地拐到查令十字街北口停了下来。车中下来一个年轻粗壮的人，一头姜色的浓发，他砰地关上车门，穿过马路进了门，急忙中连钥匙也来不及掏出来。一会儿以后，四层楼又亮起了一盏灯，那就是罗埃·布兰德到了。

孟德尔心里想，现在我们要知道的就是谁出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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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闸花园的名字大概取自附近康姆顿和汉姆斯丹德路的水闸，这是一排四幢十九世纪的房子，正面平平正正，盖在一条弧形街道的中央，每幢房子都有三层，外加地下室和一个有围墙的后花园，一直到摄政运河。门牌号码是二号到五号——第一号的房子不是倒塌了，就是从来没有盖起来过。第五号在北边一头，作为安全联络站，地点再适中不过了，它在三十码内有三个出口，运河的窄路又提供了两个出口。它的北面是康姆顿大街，可以连接交通要道，南面和西面是公园和樱草山。尤其好的是，这一带不讲究社会身份，也不要求你有社会身份。有的房子已改为单间的公寓，成排的门铃有十个，好像打字机键盘一样。有的房子气派很大，只有一个门铃。五号房子有两个门铃：一个是米莉·麦克雷格的，一个是她的房客杰弗逊先生的。

麦克雷格太太喜欢上教堂，她什么都要收集，这顺带也是注意街坊动静的一个好办法，不过他们却不是那么看待她的热情。她的房客杰弗逊大家只知道是个外国人，做石油生意，常常不在家。水闸花园只是他的一个落脚点。街坊们并不注意他，只知道他外表体面，为人腼腆。要是那天晚上九点钟，他们在门廊下的暗淡灯光中瞥见乔治·史迈利时，也会得出同样的印象。米莉·麦克雷格迎他进门以后就拉起了窗帘。

她是个瘦长的苏格兰寡妇，穿着棕色丝袜，短头发，皮肤又光滑又带皱褶，像个老头子似的。为了上帝和圆场的缘故，她在莫桑比克办过圣经学校，在汉堡办过海员传教会，虽然从那以后，二十年来她已成了职业的窃听者，她仍总是把所有男人看成是罪人。史迈利无法知道她是怎么想的。从他一到，她的态度就很生硬冷淡。她带他看了一看房子，那样子仿佛是个房客都已死绝了的女房东。

她先带他到地下室，那是她自己住的，摆满了盆花，各式各样的旧贺年片，黄铜桌面，雕花的黑色家具，这种家具似乎是在外国见过世面、一定年纪和阶层的英国妇女所特有的。是的，如果圆场晚上要找她，他们就打地下室的电话。是的，楼上另有一个电话，不是同一条线，专供打到外面去。地下室的电话在楼上餐厅里有个分机。接着到了一楼，这是管理组耗资很多但品位不高的名副其实的标本：摄政时代色彩鲜艳的缎子、鎏金的仿制椅子、豪华的沙发。厨房没有人碰过，肮脏不堪。厨房外面是一个玻璃外屋，一半当温室用，一半当放碗碟的储藏室，可以看到外面的花园和运河。花砖地上乱扔着一台旧绞肉机、一个铜壶、几箱奎宁水。

“话筒在哪里，米莉？”史迈利回到了客厅。

米莉喃喃道，成对地嵌在墙纸后面，一楼每个房间一对，楼上每个房间一个。每一对都单独与一台录音机相连。他跟她上了很陡的楼梯。顶楼没有家具，但顶楼卧室除外，里面有一台灰色的钢架，共放了八台录音机，四台在上层，四台在下层。

“这些东西杰弗逊都知道吗？”

“对于杰弗逊先生，”米莉一本正经地说，“我们是信任的。”这话等于是表示对史迈利的斥责，亦即表示她对基督教伦理的忠诚。

回到了楼下，她又带他看了操纵机器的开关。每块开关板里都有一个额外的开关。凡是杰弗逊或随便哪个小伙子——她这么叫他们——要录音，他只需站起来把左手的电灯开关扳下来就行了，这样录音就是声音带动的，那就是说，人一说话，机器就开动起来。

“录音的时候，你在哪里呢，米莉？”

她说，她在楼下，好像这才是女人该待的地方。

史迈利不断地打开柜门、抽屉，从这个房间走到另一房间。最后又回到储藏室，这里可以看到外面的运河。他拿出一支小手电筒，向黑漆漆的花园里照了一下。

“安全暗号是什么？”史迈利问，一边沉思地摸弄着客厅门边的电灯开关。

她的回答平板单调：“门口放两个装满牛奶的牛奶瓶，你就可以进来，一切平安无事。没有牛奶瓶，你不可进来。”

温室那边传来轻轻的敲玻璃声，史迈利回去开了玻璃门，匆匆低语了一阵后，跟吉勒姆一起出现了。

“米莉，你认识彼得吧？”

米莉可能认识他，也可能不认识他，她冷淡的小眼睛轻蔑地盯着他。他在研究那个开关，一只手在口袋里摸着什么东西。

“他在干什么？他不许动它。叫他别动它。”

史迈利说，如果她不放心，她可以到地下室去打电话给拉康。米莉·麦克雷格没有动身，但是她厚厚的脸颊上出现了红晕，生气地捻着手指。吉勒姆用一支小起子小心地把开关的塑料面板两头的螺丝卸下，仔细观察后面的电线。他十分小心地把里面的开关头从上面扳到下面，拧上电线，然后又把面板安上旋好，其余的开关都没有动。

“我们来试一下。”吉勒姆说，史迈利上楼去检查录音机，吉勒姆就用像保尔·罗伯逊的低沉嗓音唱了《老人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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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谢你。”史迈利下楼来说，身上打了一个寒战，“真的够了。”

米莉到地下室去打电话给拉康。史迈利轻手轻脚地布置了舞台。他把电话放在客厅一个小沙发旁边，然后清理出了一条他退到储藏室的路线。他从厨房里的冰箱中拿了两瓶牛奶放在大门口，用米莉·麦克雷格简洁的话来说，就是表示你可以进来，一切平安无事。他脱了皮鞋，放在储藏室里，关了所有的电灯，在小沙发上就了位，这时孟德尔来了电话。

与此同时，在运河的窄路上，吉勒姆恢复他对这幢房子的监视。在天黑之前一小时，行人就绝迹了，这里干什么都行，情人幽会，流浪汉歇脚，因为运河涵洞下有隐蔽的地方，尽管用处不同。不过在那个寒冷的夜里，吉勒姆什么也没有瞧见。有时有一辆空火车急驰而过，留下很大一片空虚。他神经紧张，心情复杂，一时之间，那天晚上的整个景象竟使他的心中出现了幻觉：铁路桥上的信号灯成了绞刑架，维多利亚时代的仓房成了庞大的监狱，窗户钉了铁条，耸立在多雾的夜空里。身边只听见老鼠的窸窣声，只闻到死水的恶臭。这时客厅的灯灭了，房子陷于一片黑暗之中，只有米莉的地下室窗帘两边露出一条黄色的灯光。储藏室那边有一细条长的手电灯光穿过杂草丛生的花园向他眨眼。他从口袋里摸出钢笔形小手电筒，拔去银套，向着发光的地方，用颤抖的手指发个信号回去。从现在开始，他们只能等待了。



塔尔把收到的电报扔还给班，又从保险柜中取出只用一次的拍纸簿，也扔给他。

“来吧，”他说，“该干活了。把它译出来。”

“这是你私人的，”班反对道，“你瞧，‘阿勒莱恩发，私人自译。’我是不准碰的。这是上头的电报。”

“班，听他的吩咐。”麦克尔沃说，一边看着塔尔。

十分钟之内，这三个人一句话也没有交换。塔尔站在屋子里另外一头看着他们，等得有些紧张。他已把手枪插在腰带里，枪口冲下，贴着小肚。他把外套搭在椅背上。他背上的汗把衬衫都浸湿了，黏在背上。班用一把尺比着念数码，然后仔细地把结果写在前面的电报本上。他专心致志，舌头顶着牙齿，缩回去时就会发出啧的一声。他译完放下笔，撕下电报纸来给塔尔。

“大声念。”塔尔说。

班的声音柔和，不过有一点紧张。“阿勒莱恩发给塔尔的私人电报亲启亲译。我坚决要求你澄清并（或）交换货样后才能答应你的要求。‘对保障我单位至关紧要的情报’此话不合要求。我要提醒你在无故失踪后在此造成的不利地位。要求你立即向麦克尔沃报告一切。首长。”

班还没有完全念完，塔尔就开始奇怪地、兴奋地大笑起来。

“就是那样，潘西小子！”他叫道，“是，又不是！你知道他为什么采取拖延策略吗，班，好孩子？他是想从背后开枪打死我！他就是那样干掉我的俄国小姐的。他又在玩老花样，那个畜生。”他摸弄着班的头发，笑着向他叫道：“我警告你，班，咱们这个单位里尽是浑蛋，你一个也别相信他们，我告诉你，否则你永远成熟不了！”

史迈利独自在漆黑的客厅里，也在等着，他坐在不舒服的小沙发上，斜着脑袋，夹着电话的话筒。他偶尔低声说句话，就会听到孟德尔的回答，但是他们大部分时间沉默不语。他的心情已经平静下来了，甚至还有一点郁闷。他像个演员一样，在幕启之前就知道即将出现的结局，知道这个结局又小又不重要。在他经过一辈子的斗争以后，在他看来，即使死亡也似乎是件不重要的小事了。他没有他所了解的那种胜利感觉。在他害怕的时候，他所关心的是人。他并没有特别的理论或者看法。他只在想这对大家有什么影响，他感到自己有责任。他想到吉姆、山姆、麦克斯、康妮、杰里·威斯特贝，想到个人友谊都完了，他另外也想到安恩和他们在康沃尔悬崖上没有希望的谈话。他心里想，人与人之间究竟有没有爱，是不是以自欺欺人为基础的。他希望他能够在最后一幕演出之前就站起来走掉，但是他又不能。他像父亲一样地为吉勒姆担心，不知道他吃不吃得消最近这种成熟期的紧张。他又想到给老总下葬的那一天。他想到背叛，既然有不动脑筋的暴力，那么不知道有没有不动脑筋的背叛。令他担心的是，他感到一切都破灭了。在他碰到处世难题的时候，他所信奉的一点点精神上或哲学上的信仰却都完全破灭了。

“看到什么吗？”他对着电话问孟德尔。

“两个醉汉，”孟德尔说，“唱着《雨中丛林》。”

“从来没有听过这首歌。”

他把话机夹到左面，把手枪从上衣口袋里掏出来，口袋上很好的缎里已经磨破了。他摸了一下保险栓，也不知道哪一边算是开着，哪一边算是关着。他把弹夹拿出来，又放回去，于是想起了战前在沙拉特没有事做时，在夜间靶场这样拿出来又放回去不知有多少次的情景。他记得总是用两只手开枪，一只手握着枪，另外一只手按在弹夹上。圆场有个传说，要求你用一个手指按着枪膛，另一个手指扣扳机。但他试过以后，觉得很别扭，就把它忘了。

“去走一走。”他低声说。孟德尔回答：“好吧。”

他手上仍握着枪走到储藏室，留心听着会不会由于地板上的咯吱声而暴露了自己，但是蹩脚地毯下是水泥地，他即使大蹦大跳也不会震动一下。他用手电筒光发了两短闪，过了很久又发了两短闪。吉勒姆马上回了三短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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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来了。”

“听到了。”孟德尔说。

他又坐了下来，闷闷地想到了安恩：做那不可能做的梦。他把手枪放回口袋里。运河那边传来了一声喇叭的呻吟。夜里？夜里开船？一定是汽车。要是杰拉德有他的紧急措施，而我们却一无所知？从公用电话亭打到公用电话亭，半路上汽车接人？要是波里雅科夫确是有个跑腿的，一个助手，而康妮没有认出来？这些问题他已考虑过了。为了要在紧急情况下会面，这个办法考虑得很周密，万无一失。搞联络安排，卡拉是一丝不苟，绝不马虎的。

那么他觉得有人盯梢跟踪的感觉呢？这又怎么解释？他从来没有看到的、但是感觉到的人影，还有，只是由于背后有人紧盯而感到背上发痒的感觉，这又是怎么一回事呢？他什么也没有看到，什么也没有听到，只是感觉到。凭他的年纪经历，他不会忽视蛛丝马迹。从来没有咯吱响的楼梯发出了咯吱响，没有风吹来但是窗户有窸窣声，汽车换了牌照但挡泥板上仍有那条擦痕，地下铁道里看到一张在别的地方看到过的脸……有一段时期，有好多年，他就是根据这些蛛丝马迹生活的，其中随便哪个迹象一露头，就有充分的理由得挪地方，换个城市，换个姓名。因为在他这种职业中，没有偶然和巧合。

“有一个走了。”孟德尔忽然说，“喂，喂？”

“我在这里。”

孟德尔说，有人刚才出了圆场的门。前门，但他说不准是谁。身穿雨衣，头戴呢帽。身材魁梧，行动迅速。一定是先要出租车到门口，一出门就上了车。

“向北开，朝你的方向。”

史迈利看一下表。他想，给他十分钟。给他十二分钟，他得在半路上停车打电话给波里雅科夫。接着又想，别傻了，他在圆场早已打了电话了。

“我把电话挂了。”史迈利说。

“祝你好运。”孟德尔说。

在小径上，吉勒姆看到了手电筒光三长闪。地鼠已在途中。

史迈利在储藏室又检查了一下他的退路，把几张帆布椅子推开，在绞肉机上系了一根绳子，因为他在黑暗中眼力特别不好。绳子的另外一头系在打开的厨房门上，厨房有门通往客厅和餐厅，两门并列。厨房很长，实际上是这幢房子外面附加的，后来又添了储藏室。他想到用餐厅，但太危险，而且他在餐厅里无法给吉勒姆发信号。因此他就等在储藏室里，光着脚只穿着袜子感到很不自在，他擦了擦眼镜，因为脸上发热产生雾气。储藏室冷得多了。客厅的门关着，暖气过热，但储藏室挨近外墙，而且有玻璃窗和水泥地，使他的脚感到有些潮湿。他想，地鼠先来，因为地鼠是主，这是礼仪，也是为了要假装波里雅科夫是杰拉德的情报员。

伦敦的出租车快得像一枚飞弹。

这个比喻是从他的潜意识记忆深处慢慢出现的。出租车开进弧形街道时，发出了震耳的碰撞声，低音部分消失后，又发出有节奏的得得声。接着关掉了引擎。车停在哪里？哪一幢房子前面？这边的我们都在黑暗中在街上等着，钻在桌子底下，抓住一根绳子，不知道它停在哪一幢房子前面。接着是关上车门的声音，爆炸性的反高潮：如果你能听到，对方就不是到你这里来的。

但是史迈利听到了，是到他这里来的。

他听到车道上的脚步声，轻快有力。脚步停住了。走错了门，史迈利胡乱地想，走开吧。他手中握着枪，打开了保险栓。他仍听着，没有听到什么声音。他想，杰拉德，你心中起了疑。你是只老地鼠，有什么地方不对，你能嗅出来。他想，一定是米莉，米莉把牛奶瓶取走了，放了警告的暗号，叫他走开。米莉坏了事。这时他听到了钥匙的转动，一下，两下，这是一把班汉锁，他记起来了，天哪，我们以后得帮班汉做生意。当然，刚才的耽搁是地鼠在摸口袋，找钥匙。要是换了一个神经紧张的人，早已拿出来，捏在手中了，坐在车子里，手一直插在口袋里捏着。但是地鼠不是那样的人。地鼠可能担心，但神经不会紧张。就在钥匙转动的时候，门铃响了，可以听出这又是管理组的规定，高一声，低一声，又高一声。米莉说过，这是表示进来的是自己人，她的人，康妮的人，卡拉的人。前门打开了，有人跨进了屋子，他听到地毯上的摩擦声，关门声，开灯声，接着在厨房门下缝里露出一线亮光。把手枪放进口袋，手心在上衣上擦了一下，又把手枪拿了出来，这时他又听到了第二个飞弹。又是一辆出租车开到门前，停了下来，脚步急促。波里雅科夫不但准备好了钥匙，而且准备好了车钱。他心里想，不知俄国人给不给小费，抑或给小费是不民主的事？又是门铃响，前门开了又关上，史迈利听到两瓶牛奶放到门厅桌子上的碰击声，说明他做事井井有条，符合暗号规定。

史迈利看着身旁的那个旧冰箱，心里不禁惊叫，上帝保佑！要是他把两瓶牛奶放回到冰箱里来，那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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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厅里几盏电灯一开，厨房门下的一线光突然更亮了。整个房子异常静寂。史迈利沿着绳子在冰冷的地板上慢慢向前挪。接着他听到了说话声。起先听不清楚。他想，他们一定还在屋子的那一头。也有可能他们一直是低声说话的。现在波里雅科夫走近一些，他在手推餐车前斟酒。

“要是有人闯进来，咱们的掩护是什么？”他用很漂亮的英语问。

史迈利记起来了：声音悦耳，和你的一样好听，我常常把录音带放两遍，就是为了要听他说话。康妮，你现在应该到这里来听一听。

仍旧从屋子的那一头传来了一阵闷声的低语，回答他的每个问题。史迈利听不清。问题是“我们到哪里再挂上钩？”“我们的退路是什么？”“你身上有什么东西在我们讲话时需要由我来带着，因为我有外交豁免权？”

史迈利想，这一定是老生常谈，卡拉训练班上的玩意儿。

“开关有没有拉下？请你检查一下好不好？谢谢你。你喝什么？”

“威士忌。”海顿说，“满满的一大杯。”

史迈利听着那个熟悉的声音高声朗读史迈利本人在四十八小时前拟给塔尔发的电报，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

这时史迈利心中潜伏已久的矛盾就要公开爆发了。原来在拉康的花园里，他曾感到这事不可置信，因此感到很生气，但又不放心，结果在他的思想中形成一股逆流，阻挡他的前进。现在这股逆流把他冲上绝望的岩石，又驱使他反抗：我拒绝相信。不论什么事都犯不上另外一个人的毁灭。痛苦和背叛的道路总有尽头。在到尽头之前，没有将来，只有继续滑入更可怕的现实。这个人是我的朋友、安恩的情人、吉姆的朋友，说不定也是吉姆的情人。此人的叛国是国家的事。

海顿背叛了。作为一个情人、一个同事、一个朋友，他背叛了。作为一个爱国者，作为安恩笼统称为体制派无可估量的集团的一员……不论是作为什么身份，海顿都表面追求一个目标，暗地又实行相反一套，史迈利很清楚，即使到现在他也不知道这种两面手法达到了怎样可怕的程度。但是他心中已有另外一个自我出来为海顿辩护。比尔不是也被人家出卖过吗？康妮的悲叹仍在他耳边响着：“可怜的人儿。为大英帝国受到的训练，为统治海洋受到的训练……你们是最后一代了，乔治，你和比尔。”他非常刺目地清楚地看到，这是一个生来就是要干大事业、雄心勃勃的人，生来就是要统治别人、征服别人的人，他的抱负和野心，像潘西一样，都以世界大局为目标，在他看来，现实不过是个可怜的岛屿，它的声音还传不过海洋。因此史迈利不仅感到伤心，而且，尽管在这紧要关头，对于他要加以保护的那个体制，他还是感到了强烈的不满。拉康说：“社会契约有来有往，你明白。”大臣漫不经心地撒谎，拉康闭紧嘴唇的道德上的自满，潘西·阿勒莱恩的贪得无厌——这样的人使得任何契约都无效了。为什么要人家对我们忠贞呢？

当然，他知道。他从一开头就知道是比尔。正如老总知道，拉康在孟德尔家里也知道。正如康妮和吉姆知道，阿勒莱恩和伊斯特哈斯也知道，他们都默默地心照不宣，只希望这好像是一种疾病一样，能不药而愈，不用承认，不用诊断。

那么安恩呢？安恩知道吗？那天在康沃尔悬崖上投在他们身上的阴影是什么？

史迈利这时成了这样一个人：安恩会说是个肥胖的赤脚间谍，在爱情上受了骗，怨愤之下束手无策，只能一手握枪，一手捏绳，在黑暗中等着。后来他握着枪，蹑手蹑脚地往回走到窗边，用手电筒光很快地连续发了五短闪的信号。等到对方表示收到信号以后，他回到了监听的岗位。



吉勒姆飞步跑下运河的窄路，手中手电筒飞舞，他一直跑到一座低拱桥，爬上一道铁梯子，到了格洛斯特大街。铁门已关了，他得爬过去，一个袖子被钩破了，开口一直开到肘部。拉康站在公主路拐弯的地方，穿着一件旧的休闲大衣，带着一个公文包。

“他在那里，他来了，”吉勒姆耳语道，“他逮住了杰拉德。”

“我不要流血，”拉康警告道，“我要绝对平静。”

吉勒姆连回答也不想回答。三十码外，孟德尔耐心地等在一辆出租车里。他们开了两分钟，或许还不到两分钟，就在快到弧形街道前停了下来。吉勒姆拿着伊斯特哈斯的大门钥匙。到了五号，孟德尔和吉勒姆为了免得出声，都从花园大门上爬过去，走在草地边缘上。他们一边走，吉勒姆一边回头看，他觉得仿佛看到了有个人影在监视他们，是男是女，他说不准，躲在马路对过的一个门廊里。但是当他叫孟德尔看那地方时，又看不到了，孟德尔恶声恶气地叫他镇静些。门廊上的灯关了。吉勒姆走上前去，孟德尔等在一株苹果树下。吉勒姆把钥匙插了进去，转了一下，很容易就开了。他得意洋洋地想道，傻瓜，连门闩也不闩上！他把门推开一点，犹豫了一会儿。他慢慢地吸一口气到肺里，做好了准备。孟德尔又挪近了一步。街上有两个孩子走过，他们怕黑，故意纵声大笑。吉勒姆又回头看一眼，马路上没有人。他跨进门厅。他穿的是亮皮鞋，在打蜡地板上发出了咯吱的声音，因为地板上没有铺地毯。在客厅门外，他听了一阵，义愤填膺。

他想起了他在摩洛哥被害的一些情报员，他被流放到布里克斯顿，他年岁日长、青春消逝，然而工作却每天受到挫折，他感到越来越窝囊，他仿佛突然失去了爱、笑和享受的能力，他想遵守的平凡而又崇高的标准不断受到侵蚀，他为了献身于事业而把许多清规戒律加在自己身上——这一切他都可以朝着海顿嘲笑的脸上扔过去。海顿一度是他的导师，可以常常在一起喝喝咖啡、说说笑笑的，是他生活的楷模。

不仅如此。现在他看清楚了，心里也就明白了。海顿不仅是他的模范，而且是他的灵感，某种古老的浪漫精神的旗手，英国气质的象征，正是由于这种气质只能意会不能言传，至今使得吉勒姆的生活有了一定的意义。但是现在，吉勒姆不仅感到被出卖了，而且变成了孤儿。他的怀疑、他的愤懑，长久以来都是向实际世界发泄的，向他的女人、他企求的爱情发泄的，如今却转向圆场，转向那个让他的信仰破灭了的理想。他手里握着枪，使出了浑身的力气推开了门，一步蹿了进去。海顿和一个额上有一小绺黑色卷发、体格魁梧的人坐在一张小茶几的两旁。吉勒姆根据照片认出他是波里雅科夫，他在吸一根非常英国化的烟斗。他穿的是一件前胸有拉链的灰色羊毛衫，像赛跑时穿的运动上衣。吉勒姆揪住海顿衣领的时候，他还来不及从嘴上拿下烟斗。吉勒姆一下子就把海顿从沙发上提了出来。他已经丢了手枪，使劲地摇晃着海顿，像摇晃着一只狗一样，嘴里骂着。但是他忽然觉得这一点意思也没有。毕竟，他是海顿，他们一起干过不少事。没有等孟德尔拉开他的胳膊，吉勒姆已经松开了手。他听到史迈利一如往常般那样客气地请“比尔和维多洛夫上校”——他是这样叫他们的——举起手来，放在头上，等潘西·阿勒莱恩到达。

“你没有注意到外面有什么人吧？”他们在等着的时候，史迈利问吉勒姆。

“像坟地一样寂静。”孟德尔代表他们两人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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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时候，事情发生得太迅速，接二连三，令人目不暇给。对吉勒姆和当时在场的人来说，目前就是这样。史迈利还是有些心不在焉，不时从窗边小心地看那么几眼；海顿漠然无动于衷；波里雅科夫不出意料，居然表示愤慨，要求被当做外交人员对待，吉勒姆毫不客气地就在沙发上收拾他；阿勒莱恩和布兰德慌忙到达，又是一阵表白，接着上楼去听史迈利放录音带，回到客厅后是一阵长久的难堪的沉默；拉康到达，最后是伊斯特哈斯和法恩到达，米莉·麦克雷格默默地侍候大家喝茶。所有这些事情都有一种舞台上不现实的味道，就像多年前去阿斯科特一样，由于是在一天的这个时候发生，而显得更加不现实。这些事情，包括一开始用体力制服波里雅科夫和因为法恩揍他——天知道揍在哪里，尽管孟德尔留神在旁拉开——而用俄语骂人，仿佛是出无聊的戏中戏，这些破坏了史迈利请大家到场的惟一目的——说服阿勒莱恩。由于海顿被破获，给了史迈利一个跟卡拉讨价还价的机会，可以把海顿出卖了的谍报网尽量挽救一些，即使不是为了职业上的原因，至少也是为了人道原因。史迈利无权进行这些交易，他也不想进行。也许他认为，伊斯特哈斯、布兰德、阿勒莱恩由于他们所处的地位，知道还有哪些情报员就理论上来说仍旧存在。反正他马上到楼上去，吉勒姆听到他从一个房间走到另外一个房间，从窗口向外监视。

因此在阿勒莱恩和他的部下跟波里雅科夫一起退到餐厅去单独进行谈判时，其余的人都默不作声地坐在客厅里，有的看着海顿，有的避开不看。他似乎不觉得他们都在那里。他托着腮帮子，一人坐在角落里，由法恩监视着，看上去感到很厌倦。会议结束了，与会者从餐厅鱼贯而出，阿勒莱恩向不愿参加会议的拉康宣布，已经约定三天之后在这个地点碰头，以便“上校有时间请示上级”。拉康点一点头。好像是开董事会一样。

离别的情况比到达时更加出奇。特别是伊斯特哈斯与波里雅科夫之间，告别有一种奇怪的味道。伊斯特哈斯一向要充君子，不想当间谍，这时好像决心要做个漂亮的姿态，他伸出了手，而波里雅科夫却无礼地把它推开了。伊斯特哈斯回过头来可怜地看一眼史迈利，也许是想转过来巴结讨好他，最后耸一耸肩膀，把手搭在布兰德的宽背上。他们马上就一起走了。他们对谁也没有说再见，但是布兰德神情极为沮丧，伊斯特哈斯像在劝慰他，尽管在这个时候，他自己的前途也并不乐观。不久来了一辆有无线电的出租车把波里雅科夫送走，他也没有向任何人告别。到这时，大家都已完全不说话了，没有那个俄国佬在场，戏已平淡乏味。海顿仍保持大家熟悉的厌烦神态，仍由法恩和孟德尔在旁监视着，拉康和阿勒莱恩无言尴尬地看着。又打了几个电话，主要是叫车。史迈利从楼上下来，提到了塔尔。阿勒莱恩打电话到圆场，口授了一封电报给巴黎说，他可以光荣地回英国，不知他这话是什么意思。另外又发一封电报给麦克尔沃说，塔尔是个可以接受的人，吉勒姆也觉得这纯属个人意见。

最后，使大家宽心的是：从训练所开来了一辆没有窗户的小货车，两个人跳了下来，吉勒姆从来没有见过，一个高个子，腿有点瘸，另一个面色苍白，一头淡黄色浓发。他发现他们是讯问员，不禁哆嗦了一下。法恩从门厅里把海顿的大衣取来，检查了口袋，恭敬地帮他穿上。这时，史迈利温和地插进来说，海顿从门口走到车上时，把门厅的灯关了，而且护卫的人要多。他把吉勒姆、法恩，甚至阿勒莱恩都拉了进去，最后海顿在大家簇拥之下，走过花园上了车。

“这只不过是以防万一。”史迈利坚持说。没有人想跟他辩论。海顿爬上了车，讯问员跟在后面，从里面上了锁。门关好后，海顿向阿勒莱恩举起了一只手，虽然亲切，却是一个打发的姿势。

只是在后来，这些事情才一一分别浮现在吉勒姆的脑海，这些人才一个个单独勾起他的回忆。比如波里雅科夫对每一个在场的人，从可怜的米莉·麦克雷格开始往上的人，都表示刻骨的仇恨，这使他的面孔变了形，他的嘴角露出凶残的、不可控制的讥笑，脸色发白，全身发抖，但不是因为害怕，也不是因为愤怒。这只是单纯的仇恨，这种仇恨是吉勒姆无法加之于海顿的，不过话又说回来，海顿毕竟是他的同类。

至于阿勒莱恩处在失败的时候，吉勒姆却发现有点令人钦佩，他至少表现出一定的气派。但是后来吉勒姆也没有把握，在当初提出事实的时候，不知潘西是不是明白，这些事实究竟属于什么性质，毕竟他仍是首长，海顿仍是他的埃古36。

但是在吉勒姆看来最奇怪的事，也是他印象深刻而且让他深思的事，却是这个：尽管他在闯进去的时候义愤填膺，但要他不带着爱戴的心情，而带着别的心情去看海顿，需要意志力量，而且是十分暴烈的一种意志力量。也许比尔会说，他终于成熟了。尤其是，那天晚上，他爬上楼梯回到自己的住所，在楼梯上听到卡米拉熟悉的笛声的时候。卡米拉那天晚上已不再显得神秘了，到了早上，他已把她从背叛的陷阱中解放出来，而这陷阱是他自己最近把她投进去的。

在以后的几天里，他的生活在其他方面也有了光明一些的前景。潘西·阿勒莱恩去度无限期的假了。史迈利被暂时请回来帮忙收拾残局。至于吉勒姆本人则听到了要把他从布里克斯顿救出来的传说。只是到了很久很久以后，他才知道还有最后一幕，他于是明白了那个在肯辛顿深夜街头尾随着史迈利的熟悉影子是谁，为了什么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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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接下来的两天里，史迈利生活在浑浑噩噩之中。他的街坊邻居偶尔看到他的时候，觉得他好像有点失魂落魄。他很晚起床，穿着睡袍在屋子里忙忙碌碌地整理东西，挥掸尘土，自己烧饭，却又不吃什么。到了下午，他一反当地的常规，点起了煤火，坐在壁炉前面读德国诗，或者给安恩写信，但是很少写完，写完了也从来没有寄出过。电话铃一响，他就马上去接，结果却使他失望。窗外的气候仍很恶劣，少数过路人——史迈利一直在观察他们——缩着脖子，像巴尔干人那样受罪的样子。有一次拉康打电话来说，大臣要求史迈利“随时准备帮忙收拾剑桥圆场的残局”，换句话说在找到人接替潘西·阿勒莱恩以前看管一下。史迈利的回答含糊其辞，他仍要求拉康务必注意海顿在沙拉特期间的人身安全。

“你这不是有点大惊小怪吗？”拉康反驳道，“他能去的惟一地方是俄国，反正我们是打算把他送去的。”

“什么时候？”

详细情况需要几天时间进行安排。高潮已过，史迈利已兴趣不大，他不屑过问审讯工作进行得如何了。但是从拉康的态度来看，答案应该是“很不好”。孟德尔倒带来了比较清楚的情况说明。

“伊明翰车站已关闭了，”他说，“你得在格林斯贝下车步行，或者搭公共汽车。”

但孟德尔多半也是坐着看着他，好像看着一个病人一样。

“死等下去是不会使她回来的，你也明白。”他有一次说，“现在是大山去见穆罕默德的时候了37。不瞒你说，女人是不喜欢懦夫的。”第三天早上，门铃响了，史迈利很快就去开门，以为可能是安恩，像往常那样忘了钥匙。结果却是拉康。他说要史迈利到沙拉特去，海顿一定要见他。讯问没有什么进展，时间已经不多了。他们的理解是，如果史迈利去当告解牧师，海顿愿意交代一部分。

“他们保证没有用胁迫手段。”拉康说。

沙拉特已失去了史迈利所记得的光彩。大部分榆树都已病死，板球场上杂草丛生。那幢砖砌的大宅自从欧洲冷战以来已败落不少，大部分好一些的家具都已不见了，他想大概是搬到阿勒莱恩的一些房子里去了。他在树林间的一个组合房屋里看到了海顿。

屋子里面有一股军队看守所的味道，墙壁漆成黑色，高高的窗户上钉着铁条。房间两边都有警卫看守，他们看见史迈利十分恭敬，叫他长官。看来消息已经传开了。海顿穿一身斜纹蓝布衣裤，身子在哆嗦，说感到头晕。他好几次因为流鼻血在床上躺下。他留了胡子，显然对于他能不能保有剃须刀有不同的意见。

“高兴点，”史迈利说，“不久就会让你走了。”

他在路上想到过普莱多、伊琳娜、捷克谍报网，他在走进海顿的房间时，甚至模糊地想到对社会的责任，他想，他总得代表正统思想的人狠狠地苛责他一顿。但是结果他却感到羞怯，他觉得从来不了解海顿，现在为时已晚了。而且他对海顿的健康状况也感到生气，但是在他责怪警卫时，他们却表示莫名其妙。他更生气的是，他发现，他所坚持的加强戒备措施，过了第一天就松懈了。他要见训练所的头子克拉道克斯，但是却找不到他，他的助手装傻。

他们的第一次谈话迟迟艾艾，不出俗套。

可不可以请史迈利把他的信从俱乐部转到这里来，告诉阿勒莱恩赶紧和卡拉谈妥交易？他需要手纸擦鼻血。海顿解释，他的流鼻血习惯和忏悔或痛苦无关，他说这是讯问的人问一些不屑回答的话所造成的反应，他们以为他一定知道卡拉过去吸收的另外一些人的名字，决心要在他走以前打听出来。还有一种想法是，基督教会学院精英俱乐部的范沙维，除了替圆场物色人才之外，还替莫斯科中心物色人才。海顿解释道：“真的，对这种笨蛋你有什么办法？”尽管他体弱，他还是让人觉得他是这里惟一头脑清醒的人。他们在场地上一起散步，史迈利发现，周围不再有人巡逻了，不论是晚上，还是白天，这叫他大吃一惊，感到毫无办法。转了一圈以后，海顿要求回到房间里去，他挖开一块地板，从下面掏出几张写满了象形文字的纸来，让史迈利想起了伊琳娜的日记。他盘腿坐在床上翻看，在昏暗的光线中，他长长的一绺卷发几乎垂到了纸上，这个样子仿佛六十年代他在老总的办公室中为了英国的光荣，正提出一个言之成理在实践中却行不通的建议。史迈利没有记下什么东西，因为他们互相都了解，谈话是录了音的。海顿的声明一开始就是长篇的辩解，他后来只记得少数几个片段：

“我们所生活的时代里，基本问题是……

“美国不再有力量进行它自己的革命……

“大不列颠的政治地位在世界事务中没有作用，也没有道义力量……”

换一种环境，史迈利也许会同意他的许多论点，但是使他反感的是调子，而不是音乐本身。

“在资本主义的美国，对群众的经济压迫已经根深蒂固，甚至列宁也无法预见。

“冷战是一九一七年开始的，但最激烈的斗争还在后头，因为美国的临死挣扎使它在国外更加疯狂……”

他没有谈到西方的衰落，但是却谈到由于贪婪和停滞所造成的死亡。他说，他痛恨美国，史迈利相信他这句话。海顿也理所当然地认为，特务工作是惟一真正可以衡量一个民族政治健康的东西，是它潜意识的真正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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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他谈到自己的问题。他说，在牛津时代，他真的是右派，战时，只要打德国人，你站在哪里是无所谓的。他说一九四五年以后，他有一阵子对英国在世界的地位仍感到满意，后来才逐渐明白英国的地位是何等微不足道。在他自己这一辈子所经历的历史动乱之中，他说不准究竟是哪个具体时机，他只知道，即使英国退出，情况也不会有任何改变。他常常想，要是考验的时候来到，自己究竟站在哪一边。他经过长期考虑之后，最后承认，如果两个阵营之中总有一个要得胜的话，他宁可得胜的是东方。

“这完全可以说是一种美学上的考虑，”他抬起头来解释道，“当然有一半也是道义上的。”

“当然。”史迈利有礼貌地说。

他说，从那时开始，他只在等待时机，要把全副精力放在他信仰的一方。

这是第一天的收获。海顿的嘴唇上挂着白沫，他又开始流鼻血了。他们约好第二天再谈，还是原来时间。

“要是办得到，比尔，最好能讲得具体一些。”史迈利走的时候说。

“哦，我差一点忘了，告诉一下琴好不好？”海顿躺在床上，又在堵鼻子，“你怎么说都行，只要把话说死。”他坐了起来，开了一张支票，放在一个棕色信封里，“这是给她付牛奶钱的。”

他意识到史迈利对这项差使感到难办，又说：“我不能带她走，你说是不是？即使他们同意她去，她也会是个极大的累赘。”

那天晚上，史迈利按照海顿的叮嘱，坐地铁到肯特镇，在一条没有改建的小巷里找到了一个小房子。一个穿着蓝斜纹布裤、脸部扁平的金发小姐来开了门，屋子里有彩灯和婴儿的气味。他记不得在贝瓦特街有没有见到过她，因此他开口说：“是比尔·海顿叫我来的。他很好，但他有信让我带来。”

“天呀，”那小姐轻声说，“也该是时候了。”

客厅里很脏。他从厨房门里看到一大堆脏碗盘，他知道她是所有器皿都用完了以后才一起洗的。地板上没有铺地毯，但是画了蛇、花、虫的长条图案令人眼花缭乱。

“这是比尔的米开朗基罗天花板，”她寒暄道，“只是他不会像米开朗基罗那样悲痛。你是政府派来的吗？”她点了一支香烟问，“他告诉我，他为政府工作。”她的手在哆嗦，眼圈发黄。

“首先，我得给你这个。”史迈利说，从上衣里面口袋里掏出信封来，把支票给她。

“面包。”那小姐说，把信封放在旁边。

“面包。”史迈利说，对她回笑了一下，这时大概是他的表情，或者是他回答的声音，让她拿起信封撕开。里面没有信，只有支票，但支票已经够了：即使从史迈利坐着的地方看去，他也可以看到是四位数字。

她也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走到屋子那头壁炉前面，把支票和杂货店账单一起放在炉架上一个旧铁罐里。她到厨房里，泡了两杯速溶咖啡，但出来时只端了一杯。

“他在哪里？”她站在他前面问道，“他大概又是去追那小水手了，是不是？这是遣散费，是不是？那么请你告诉他，我……”

这种场面，史迈利以前见过，但是他现在滑稽地想起了一些老生常谈的话：“比尔做的工作有关国家大事。我很抱歉不能细谈，你最好也不要跟别人说。他在几天前出国去完成一项秘密任务。一时不会回来。好几年都不会回来。他奉令不得告诉别人他要走。他希望你把他忘掉。我真的感到很抱歉。”

他只说到这么多，她就爆发了。他没有听清楚她到底说些什么，因为她又哭又闹，楼上孩子听到她哭，也大哭起来。她口里骂着，不是骂他，甚至也不是骂比尔，只是空口骂着，问现在到底还有谁相信政府？接着她平息下来。史迈利在四周的墙上看到比尔其他的画，画的主要是她，很少有画完的，与他早期作品相比，有一种难认的无可奈何的味道。

“你不喜欢他，是不是？我看得出来，”她说，“那么你为什么要为他干这吃力不讨好的差使呢？”

对于这个问题，似乎一时也无法马上回答。他回到贝瓦特街的路上，有被跟踪的感觉，他想打电话给孟德尔，把看到两次的一辆出租车牌照号码告诉他，要他调查一下。孟德尔却不在家，要到半夜才回来，史迈利睡得很不踏实，五点钟就醒了。八点又回到了沙拉特，发现海顿兴高采烈。讯问的人没有去找他，克拉道克斯告诉他已商定好交换计划，明后天就可以走了。他的要求有一种告别味道：他剩下的薪水、他的零星物品出售后的所得，由莫斯科国民银行转交，他的信件也是如此。布里斯托尔的阿诺菲尼画廊有几幅他的画，包括几幅早期大马士革的水彩画，他很喜欢。是不是请史迈利代办一下？最后说的是如何掩饰他销声匿迹的话。

“还是这么说，”他建议，“说派我出差，弄得神秘一些，过了一两年再说我的坏话……”

“我想我们会有办法的，谢谢你。”史迈利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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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迈利认识他以来，第一次发现他为自己的衣服操心。他想在到达的时候看上去像样一些，他说第一眼印象很重要。“莫斯科裁缝没办法说。做出的衣服像是当差穿的。”

“说得对。”史迈利说，他对伦敦裁缝的评价也并不高。

哦，还有，他漫不经心地说，在诺丁山有个水手朋友。“最好给他几百英镑封他的嘴。你能不能用公费支出？”

“我想可以吧。”

他写了一个地址。海顿就是在这种愉快合作的气氛下，开始谈史迈利所说的具体细节。

不过他一点也不愿谈怎样被吸收的情况，也不愿谈他这一辈子和卡拉的关系。“一辈子？”史迈利马上问，“你们什么时候初次见面的？”如果说不久之前才认识，那似乎太无聊了，但是海顿不愿细谈。

如果他说的话可信的话，从大约一九五〇年开始，海顿就偶尔挑选一些情报送给卡拉。这些初期的活动只限于他认为能悄悄地帮助俄国胜过美国的事业，他说，“任何不利于我们自己的东西，我是绝对不给他们的。”也不给对我们在当地的情报员不利的东西。

一九五六年苏伊士运河事件终于使他相信英国地位的减弱，英国没有能力阻挡历史的潮流，但又不能提供什么贡献。美国人破坏英国在埃及的行动，产生火上加油的作用，尽管这说来有些矛盾。因此他要说的是，从一九五六年开始，他成了死心塌地的苏联地鼠，再也没有什么顾忌了。到一九六一年，他正式接受苏联国籍，在此后的十年中，还接受了两枚苏联勋章——奇怪的是，他不肯说是什么勋章，但是他坚持说是“最高级的”。不幸的是，这段时期他奉派在国外活动，因此得不到多少情报。由于他坚持在得到了他的情报后，尽可能必须采取行动——“不要放进苏联的档案里就石沉大海”——他的工作不仅不平常而且是危险的。他回伦敦后，卡拉就派波里（这显然是波里雅科夫在他们内部的名字）帮他，但是海顿发现很难经常秘密会面，特别是考虑到他拍摄的文件数量。

他不愿谈在伦敦执行巫术计划之前的照相机、设备、暗号等问题，不过史迈利一直明白，海顿告诉他的那一点点东西都是从更多的东西中，或者完全不同的东西中仔细挑选出来为数有限的一部分。

这时卡拉和海顿都收到警告，知道老总已经起了疑心。当然，老总有病在身，但是很明显，只要他有机会把卡拉当做他给圆场的临别礼物，他是绝不会放弃领导权的。他的研究调查与他的健康恶化成正比进行着。他有两次几乎挖到了金矿——海顿又不肯说具体情况——要不是卡拉手脚快，地鼠杰拉德可能早被逮到了。就是由于这种紧张的情况才出现了巫师，最后又出现了作证计划。巫术计划的目的当初是要安排继承问题：要让阿勒莱恩做接班人，并且加速老总的死亡。其次当然是，巫术计划使得中心对抄送到白厅的产品有了绝对的控制权。第三是，这使得圆场成了对付美国的主要武器。海顿坚持认为从长期来说这一点最为重要。

“有多少资料是真的？”史迈利问。

海顿说，显然，目的不同，标准也不一样。从理论上来说，伪造是很容易的，海顿只要把白厅所不知道的范围告诉卡拉，伪造文件的人就可以按此编写。有一两次，甚至是海顿自己亲自编写的。接到自己写的东西，再对它进行评估，分发到各有关单位，这件事很好玩。从秘密联络的角度来看，巫术计划的好处当然是不可估量的。它几乎使海顿不受老总的管辖，使他有充分的借口可以随时与波里见面。但是他们常常好几个月不见面。海顿在自己的办公室里拍摄圆场的文件，名义上是为波里准备鸡毛蒜皮的资料，然后连同其他许多资料一起交给伊斯特哈斯，让他送到水闸花园的安全联络站去。

“情况常常是，”海顿简单地说，“潘西在前面跑，我躲在他后面，罗埃和托比做些跑腿的事。”

这时史迈利彬彬有礼地问，卡拉有没有想到过要海顿本人接手圆场，为什么要有个别人做掩蔽呢？海顿迟迟不回答，史迈利忽然想到，卡拉像老总一样很可能认为海顿当副手更合适。

海顿说，作证计划是铤而走险的事。海顿知道老总一定已经越来越有把握了。从他抽看的档案来分析，全是海顿所破坏的或者造成破坏的计划，这就很令人不安了。而且老总也把怀疑对象缩小到一定年龄和级别的人……

“我打一下岔，斯蒂夫契克原来的建议是真的吗？”史迈利问。

“当然不，”海顿说，真的吃了一惊，“从一开始就是假的。当然有斯蒂夫契克其人。他是个很杰出的捷克将领。但他从来没有向谁提出过什么建议。”

这时史迈利发现海顿说话期期艾艾了。他第一次似乎真的对于自己的行为是否合乎道德感到不安。他的态度明显地变成了为自己辩解的态度。

“显然，我们必须确定知道，老总一定会上钩，他怎么上钩……还有他会派什么人去。我们不能让他派一个小喽啰去，必须是个大角色，这件事才显得当真。我们知道他只能选一个主流以外的人，不知巫术计划的人。如果我们方面是个捷克人，他就当然只能选个会说捷克语的人去。”

“我们要一个圆场老手，能够把这大庙拖垮一些的人。”

“对，”史迈利说，他记起了山顶上那个喘气流汗的人，“对，我明白这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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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妈的，我不是把他弄回来了吗？”海顿忿忿地说。

“是啊，这是你够朋友的地方。告诉我，吉姆去执行那次作证计划任务时，临走前来看过你吗？”

“来看过。”

“来说什么？”

海顿迟疑了很久，结果没有回答。但是答案还是明摆在那里：他的眼光突然失神，他瘦削的脸上掠过内疚的阴影。史迈利想，他来找你，因为他爱你。他来警告你，就像他来告诉我老总神经错乱了一样，但是他没有找到我，因为我在柏林。吉姆自始至终都在背后掩护着你。

海顿又说道，还有，这必须是最近发生过反革命事件的国家。因此说老实话，捷克是惟一的地方。

史迈利好像没有在留神谛听。

“你为什么要把他弄回来？”他问道，“为了友情？为了他没有多大作用而你又掌握一切有利的条件？”

海顿说，不是那么一回事。只要吉姆在捷克监牢里多待一天（他没有说俄国监牢），就有人出来为他说话，把他看做是一把钥匙。但是一见他回了国，白厅里人人都想把他的嘴封住，对于遣返回来的人员都是那样的。

“我很奇怪卡拉没有把他枪毙了事。还是因为你的缘故他才手下留情？”

但是这时海顿又漫无边际地在说些半调子的政治理论了。

最后他说到了自己，在史迈利的心目中，他已越来越渺小，变成一个卑鄙小人了。他说，他听说尤奈斯库38最近答应写一个剧本，其中主角一言不发，而周围的旁人则喋喋不休，他听了很感动。将来心理分析家和当代的历史学家来分析他时，他希望他们会记得他对自己的看法就是这样。他说作为一个艺术家，他要说的话在十七岁的时候都已说了。对于后来的岁月，你总得有些作为。他很抱歉，他不能带一些朋友去。他希望史迈利以后想起他来对他会有好感。

史迈利那时想告诉他，他想到他的时候绝不会那样，还会想再说些别的，但是这样做似乎没有意义，而且海顿又开始流鼻血了。

“哦，我想起来了，他们要我告诉你要避免大事宣扬。迈尔斯·塞康比对这一点很在乎。”

海顿这时居然笑了一下。他说，他在暗中已把圆场搞得一塌糊涂，现在不想在公开场合再搞一遍。

史迈利临走之前，问了他仍关心的一个问题。

“我得把这件事告诉安恩。你有什么特别的话要我转告她吗？”

需要经过一番解释，才能使他明白史迈利问题的意思。他起先以为史迈利说的是“琴”，不明白他为什么还没有去见她。

“哦，是你的安恩。”他说，好像到处有不少安恩似的。

他解释道，这是卡拉的主意。卡拉早就意识到，史迈利是对地鼠杰拉德最大的威胁。“他说你很了不起。”

“谢谢你。”

“但是你有一个把柄：安恩。没有幻想的人的最后一个幻想。他认为如果大家都知道我是安恩的情人，你在别的事情上也就无法保持头脑清醒了。”史迈利注意到，他的眼光非常呆滞。安恩说像锡蜡一样。“不要搞得太过分，但是如果可能的话，也算上一个。懂吗？”

“懂。”史迈利说。

例如，在作证计划那个晚上，卡拉坚持，如果可能的话，海顿要跟安恩在一起。作为一种保险。

“那天晚上，事实上是出了一个小差错，是不是？”史迈利问，他想起了山姆·科林斯，想起了埃利斯是否中了枪的事。海顿同意确是那样。如果一切按计划行事，捷克的第一批新闻消息应在十点半发表。海顿在山姆·科林斯打电话给安恩之前，在他到圆场之前，就有机会读到俱乐部里的自动收报机。但是由于吉姆中了枪，捷克方面慌了手脚，消息发布时他的俱乐部已关门了。

“幸而没有人追究，”他说，又自己拿了史迈利的一支烟，“我到底算是哪一个，顺便问一下？”他闲聊地问，“我忘了。”

“裁缝。我是乞丐。”

这时史迈利已经感到腻了，他溜了出来，也没有道别。他进了汽车，漫无目的地开了一个小时，速度达每小时八十英里，一直开到去牛津的一条岔路上，才停下来找地方吃了午饭，然后转向伦敦。他仍旧没有勇气回贝瓦特街，于是去了电影院，然后在外面吃了晚饭，半夜才醉醺醺地回家，却发现拉康和迈尔斯·塞康比都等在门口，塞康比的劳斯莱斯汽车像黑色的便盆，全长五十英尺，停在人行道上，碍手碍脚地影响交通。

他们像疯了似的开往沙拉特，就在那里，在明朗的夜空下，有几支手电筒的光照着，几个训练所里同住的人脸色苍白地在旁看着，一条花园的长凳上，坐着比尔·海顿，面孔朝着月光下的板球场。他的大衣下面穿着一套睡衣裤，看上去更像囚衣。他的眼睛睁开，脑袋不自然地垂在一边，好像被内行人折断脖子的鸟头一样。

对于所发生的事件，没有什么可以说的。十点半的时候，海顿向警卫说他睡不着，感到头晕，他想吸些新鲜空气。由于他的案件已经结束，没有人想到跟着他，他就独自走到外面黑暗中去。有个警卫还记得他开玩笑说要“检查一下板球场上的球门”。另一个警卫只顾看电视，什么也没有注意。半小时后他们担心起来，因此年纪大的那个出去检查一下，他的助手留下来，万一海顿自己回来了。他们发现海顿就在他现在坐着的地方。警卫起先以为他睡着了。他弯下身来，闻到了酒气，他以为不是杜松子酒就是伏特加酒，因此以为海顿是喝醉了，这使他觉得奇怪，因为照说训练所里是禁酒的。他想把他扶起来的时候才发现他的脑袋垂下来，全身死沉死沉的。警卫呕吐了一阵（树旁还有残迹），把他扶正坐好了，就去报警。

海顿在白天收到什么信没有？史迈利问。

没有。但是他的衣服从洗衣店送了回来，可能夹带了信，例如请他到什么地方与人相会。

“那么是俄国人干的，”对着海顿一动不动的形态，大臣满意地宣布，“灭他的口，我想是。该死的恶棍。”

“不是，”史迈利说，“他们一向很在乎把自己人弄回去。”

“那么是哪个王八蛋干的呢？”

大家都在等着史迈利的答复，但没有等到。手电筒没有电了，这些人迟疑地回到汽车旁。

“我们还是能牺牲他的吧？”大臣在回去的路上问。

“他是个苏联公民。让他们把他要去。”拉康说，仍在看着黑暗中的史迈利。

他们都觉得这对谍报网是很不利的。不知卡拉愿不愿意继续执行原来的协议。

“他不会愿意的。”史迈利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