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荣誉学生》史迈利三部曲之二：史迈利改组英国情报局，来到香港，作者：约翰·勒卡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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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噢，查理啊，他有金刚不坏之身，完完全全百战不死。”丽姬大声说，接着再度选择刁先生为听众，“查理·马歇尔啊，刁先生，”她解释，“噢，如果你认识他该多好。他呀，有一半华人血统，皮包骨，爱抽鸦片，飞行技术一级棒。他父亲是老国民党，是很出名的山贼，住在掸族山区。他母亲是科西嘉岛穷人家的女孩。科西嘉岛人有一堆移民到中南半岛去。不过说真的，他这人妙透了。他为什么自称马歇尔，你知道吗？他爸不愿把自己的姓传给他，所以你猜查理怎么办？替自己冠上陆军最高阶。‘我老爸是将军，我却是元帅（与马歇尔同音）。’他说。是不是很绝？而且比将军高一大截呢。”

“太绝了，”杰里同意，“真妙。查理真厉害。”

“丽泽呢，她自己也妙透了，威斯贝先生。”刁先生风度翩翩地评论，因此在杰里的坚持下两人干杯，向她妙透了的个性致敬。

“嘿，你们一直讲的这个丽泽，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杰里放下酒杯时说，“你是丽姬。谁是丽泽？刁先生，这个丽泽我不认识。你们只顾讲笑话，也不跟我解释一下？”

丽姬这时绝对是转向刁请求指引，但刁帮自己点了一些生鱼片，大口吃了起来，心无旁骛。

“有些赛马记者顶会问问题的嘛。”他满嘴生鱼片地说。

“新地方，新生活，新名字，”丽姬最后终于说，笑得很没有信服力，“我想换个环境，所以用了新名字。有些女生会换新的发型，我呢，换新的名字。”

“顺便换个男人来搭配新名字？”杰里问。

她摇摇头，视线向下，而刁先生哗然大笑。

“这地方是怎么一回事，刁先生？”杰里质问，出于本能为丽姬护航，“男人全瞎了眼不成？为了她，我愿意飞越两大洲咧，你难道不愿意？管她改叫什么名字，对不对？”

“我啊，从九龙区到香港区，再远就不追了！”刁说，被自己的伶牙俐齿惹得高兴万分。“不然我就待在九龙区，打电话叫她一个钟头内过来见我！”

这时丽姬的视线继续朝下，杰里认为如果换了一个场合，大家时间比较充裕的话，他愿打断几节刁先生的肥脖子，一定很好玩。

可惜的是，打断刁先生的脖子目前并不列在库洛的购物清单上。



那笔钱，库洛说过，时机成熟时，打开金棱线的一端，那才是你的大结局。

因此他以印支包机为开场白，请她解释。他们是谁，为他们效劳有何感受？她回过神来，速度之快令杰里不禁纳闷，她是否比他所理解的丽姬更热爱走在刀口的生活。

“噢，那是段很精彩的历险记，杰里！你连想像都没办法，我敢跟你保证。”又流露出小瑞的多国口音，“航空公司！光是这个名词就够荒谬了。你可别以为是刷得亮晶晶的新飞机、光鲜亮丽的空中小姐、香槟、鱼子酱。告诉你，门都没有。全是公事。具有开创性的工作，所以我才有兴趣参与。靠老爸的钱，或是姑姑的钱，就够我一辈子不愁吃穿了。我本来可以完全独立自主，不过谁能抵挡挑战的诱惑？我们起家的，不过是两三架老得吓人的DC3飞机，简直像是用绳子和口香糖拼凑出来的东西。连安全执照都要花钱买。不然没人愿意发给我们。之后，我们几乎什么都运，本田车、蔬菜、猪——那些可怜的猪啊，飞行员一谈就谈个没完。猪溜出来了，杰里，全跑进头等舱，甚至也闯进驾驶舱呢，想想看！”

“跟旅客一样，”刁解释，嘴里塞满东西，“她运的是头等猪啊，懂吗，威斯贝先生？”

“从哪里飞哪里？”笑声刚落，杰里接着问。

“看看他怎么侦讯我，刁先生？我有这么星光熠熠，怎么自己不知道？这么神秘！我们哪里都飞呢，杰里。曼谷，有时候飞柬埔寨。马德望，金边，磅湛开放时也飞磅湛。到处都飞。乱七八糟的地方。”

“客户是哪些人？贸易商，出租商——常客是哪些人？”

“什么人上门都行。付得出钱就可以。当然了，最好是能预先付款。”

刁先生暂时对神户牛排喊停，有意进行一点应酬对话。

“你父亲是个大爵爷吧，威斯贝先生？”

“差不多。”杰里说。

“爵爷通常是很有钱的人。你干吗当赛马记者？”

杰里完全对刁先生置之不理，打出王牌，等待天花板镜子坠落在他们这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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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说你们跟地方的俄国大使馆相关人员有来往，”他故作轻松地说，冲着丽姬而来，“有印象吗，伙计？恕我直问，客户里面有没有共产党？”

刁端起饭碗凑着下巴，忙着将白米不停铲进嘴里。但这一次值得注意的是，丽姬连半眼都未瞧刁先生一下。

“俄国人？”她说，一脸疑惑，“俄国人为什么要找上我们？他们每个礼拜都有民航总局班机进出万象啊。”

在当时以及事后，他都可发誓丽姬所言不假。但面对丽姬时，他假装不甚满意。“连国内的运送都没有？”他追问，“接件送件，快递服务之类的？”

“从来没有。我们怎么可能？更何况，华人根本就对俄国人恨之入骨，是不是啊，刁先生？”

“俄国人很坏的，威斯贝先生，”老刁附和，“他们的味道很难闻。”

你也一样，杰里心想，再度嗅到一丝前妻的气味。

杰里嘲笑着自己的荒谬之处：“我们那些编辑啊，就是爱乱猜。”他抗议，“我的编辑深信，我们能炒个‘共产党就在你床下’的新闻。‘瑞卡度的苏联金主’……‘瑞卡度是否为克里姆林宫效忠卖命？’”

“金主？”丽姬问，全然迷惑，“小瑞从没收过俄国人一分钱。你的编辑在讲什么鬼东西啊？”

杰里说：“不过印支包机收过，对不对？除非我老板和上司全买到假情报。这一点我保持怀疑态度。他们从当地大使馆领出钱，以美元传到香港。这是我们伦敦报社的说法，他们坚信不疑。”

“他们发疯了，”她很有自信地说，“我从没听过这一回事。”

对杰里而言，话锋朝这个始料未及的路径前进，更让她显得如释重负。瑞卡度还活着——她这时步步移向雷区。柯是她情夫——掌握这秘密的人是柯与刁，她无权散布。然而俄国人的钱——杰里大胆肯定她一无所知，也无从担忧起。

他主动想开车送她回星辰岗，不过刁先生住的地方顺路，她说。

“希望很快再见到你，威斯贝先生。”刁承诺。

“希望再见到你，伙计。”杰里说。

“最好继续当赛马记者，听到没？依我的看法，当赛马记者赚的钱比较多，威斯贝先生。”他的语音听不出威胁，拍拍杰里上臂的动作也很亲切。刁先生的说法，甚至并不希望对方接受，只不过是朋友间互相问候的方式。

突然间一切就结束了。丽姬亲吻领班，却没亲吻杰里。她请杰里帮她拿外套，而非刁先生，如此杰里便无法与她独处。她道再会时几乎不正眼看杰里。

应付美女时，阁下，库洛警告过，就如应付已知的罪犯，而你即将接触的这位女士，无疑属于这一类型。杰里在月色街头漫步回家——长途步行，路上有乞丐，眼睛却直盯各个门口——细嚼库洛的言辞。就罪犯一词，他其实毫无掌控能力，因为即使在全无变量的情况下，罪犯一词的标准何在仍待商榷，而圆场与旗下历代干员对法律也从来未曾怀抱任何褊狭的概念。库洛说过，在时局不济时，瑞卡度曾强迫她运送小包裹过边界。没什么大不了。留给猫头鹰去办。反过来说，已知罪犯又是另外一回事。已知的话，绝对归他处理。他记得丽姬·伍辛顿看着刁先生时那种困守牢笼的眼神，他明了那种眼神，那种依赖之情，不管以何种外表包装，都逃不过他的检视，因为他清醒的大半生都熟悉这种眼神。



有些喜爱批评乔治·史迈利的无足轻重之人，后来曾经一两次提出批评，认为他早该在这个节骨眼看清杰里的意向，将他从外地召回。毕竟实质上史迈利是杰里的主管，杰里的档案只在他一人手上，由他负责关照、通报杰里。批评者说，若史迈利正值盛年，而非江河日下，早该明白库洛报告的弦外之音，及时拦截杰里。这些批判讲明了，等于是在批评他是二流算命师。史迈利得知的事实如下：

杰里与丽姬·伍芝或伍辛顿邂逅之后隔天上午——邂逅一词为术语，并无性暗示——库洛开车接走杰里，向杰里听取简报长达三个多小时。库洛稍后提出的报告将杰里心境描述为“高潮后的低潮”。这种心境相当合理。库洛表示，他显然担心刁先生，甚至柯，可能因“了解犯罪内情”而怪罪那位女孩，甚至对她不利。杰里不只一次提及刁先生对女孩明显的轻蔑态度，也对杰里不屑，杰里因此怀疑他对欧洲人一概有此态度。杰里也转述刁的说法：刁说他只愿意从九龙区到香港区找她，再远就不追了。库洛指出，刁想让她住嘴随时都行；而她所知的内情，就杰里的证词来判断，连边都没碰到俄国金棱线，更别说弟弟纳尔森了。

简而言之，杰里表现出的心境，是外勤情报员执行任务后标准的现象：罪恶感，加上不祥的预兆，不由自主地往目标人物靠拢。这些现象如运动员参加大赛后忽然泪流满面一样在意料之中。

下一次接触时，时间是隔天，在冗长的过渡电话中，库洛为了鼓舞杰里的士气，传达了史迈利个人热情的道贺，而库洛收到圆场的贺词还是稍后的事。杰里整体而言口气稍有好转，但他担心女儿猫咪。他忘了女儿的生日，他说是明天，希望圆场能立刻寄给她一台日本的卡式音响，再加上一堆录音带，好让她开始收集。库洛在捎给史迈利的电报中指明录音带名称，要求管理组人员采取立即行动，并要求制鞋处——即圆场伪造文书处——以杰里笔迹写好卡片附上，内文如下：“亲爱的猫咪：我请朋友帮我从伦敦寄给你。好好照顾自己，我的宝贝女儿，现在、永远都爱你的老爸。”史迈利核准了礼品的购买，指示管理组人员从杰里的薪水中扣除。包裹寄出前，他亲自检查，并核准了伪造字迹的卡片。他也证实了他与库洛早就怀疑的事：根本不是猫咪的生日，离她的生日远得很。杰里只是强烈希望表达父爱，而这又是外勤人员暂时显露疲态的正常现象。史迈利发电报请库洛看紧杰里，但主导权在杰里手上，一直到第五日的晚上他才进一步接触。他坚决要求一小时内见面，库洛也答应了。见面地点在一向约定好的夜间紧急约见处，是新界一处整夜营业的路边餐饮店，佯装两人是老同事不期而遇。库洛的信上注明“限亲交史迈利”，是继上一封电报后的后续联络。上述约见后两天，信件才由表亲的快递亲手转交到圆场，因此是第七天。尽管信件封死，也有其他预防偷看的设计，库洛写信时仍假设表亲会设法偷看，因此字里行间塞满了遁词、勤务名、匿名，以下还原为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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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斯特贝非常生气。他要求弄清楚山姆·科林斯在香港搞什么鬼，也想知道科林斯在柯案扮演什么角色。我从没看到过他这么激动。我问他，为什么认为科林斯人在香港。他的回答是，他当晚在半山看见了科林斯——十一点十五分——坐在车子上，车子停在星辰岗附近一处平地，停在路灯下，假装看报纸。威斯特贝表示，科林斯采取的位置可清楚看见丽姬·伍辛顿位于八楼的窗户，因此威斯特贝认为他正在进行某种跟踪任务。当时徒步中的威斯特贝，坚称“差一点忍不住走向山姆，劈头问个明白”。然而沙拉特的训练约束了他，他继续往山下走，没有过街。然而他也宣称，科林斯一见到他，立刻发动引擎，全速向上开去。威斯特贝记下车牌号码，正确无误。科林斯证实了其余部分。

遵照我们在此偶发事件中同意采取的立场（你于二月十五日发的电报），我给了威斯特贝以下的答复：

一、就算那人是科林斯，圆场也无权控制他的来去。科林斯在疑云遮天时离开圆场，在“堕落”之前。他是个已知的赌徒、浪人、奸商等等，东方是他的自然栖息地。我告诉威斯特贝，若认定科林斯仍为圆场服务，或更糟的是认定他插手柯案，威斯特贝未免也太愚蠢了。

二、我对他说，科林斯的脸型很普通，五官端正，留小胡子等等，跟伦敦一般的皮条客没两样。我质疑的是，在晚上十一点十五分，威斯特贝如何肯定马路对面的人是科林斯。威斯特贝反驳说，他的视力超出正常人的标准，山姆的确正在看报纸的赛马版。

三、再怎么说，我问威斯特贝他自己当时在做什么，晚上十一点十五分在星辰岗附近闲荡。答复是，与一群合众国际社记者喝完酒，希望叫辆出租车。一听到这里，我假装勃然大怒，对他说，跟合众国际社的人喝酒狂欢后，就算五码外来了一头大象，也没有人看得到，更别说二十五码外的山姆·科林斯，在车上，在大半夜里。就此打住，我希望。



毋庸置疑，史迈利对这件事极为关切。科林斯的部署，只有四人知悉：史迈利、康妮·沙赫斯、库洛以及山姆本人。杰里竟然撞见山姆，为原本已充满变量的行动增添了焦虑。然而库洛为人圆滑，自认已消解杰里的疑心，库洛是不二人选。稍微可能的是，如果一切皆依规矩行事，库洛可能会自行调查半山当晚是否真有合众国际社设宴一事。若得知并无此事，他可能会再度质问杰里，要他解释为何出现在星辰岗一带。果真如此，杰里可能会大发一顿脾气，再编出另一套无法查证的说辞，比如说，他会推说他看上一个女人，库洛少管闲事。几场争论下来，加分减分之后，结果只会导致不必要的嫌隙，也会造成先前那种“要不要随便你”的情况。

史迈利身负重重压力，既要持续不懈寻找纳尔森的下落，每日又必须与表亲开会，在白厅走廊上又必须打后卫战，在这种情况下，众人往往期望他本该依个人寂寞的经验推论以下经过，但这种要求不近人情：当晚杰里无心睡眠，也不需人陪伴，漫步在人行道上，不知不觉间来到丽姬住处外，徘徊不去，如同史迈利经常从事的夜间漫游，不确定自己想要什么，仅抱渺茫的希望，盼能看她一眼。

事件接二连三发生，快得让史迈利无神分心关照上述小事。这不只是因为从第八天之后，圆场实质上进入了战时状态；从另一方面来说，如果各处都有的寂寞人假设没人像自己一样寂寞，这算是一种可以谅解的虚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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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第八日
五楼上次召开会议时一片愁云惨雾，如今欢欣鼓舞的气氛让人大大松了一口气。吉勒姆称之为掘穴人的蜜月期，而今晚达到最高点，抵达盛极而衰之前的顶点，日后在历史学家依事件顺序列表时，正好是杰里、丽姬与刁先生就小不点瑞卡度与苏联金棱线开诚布公后的八天。三人能见面讨论出结果，让圆场的规划人大感欣慰。吉勒姆特别哄默莉一起来。这些昼伏夜出的动物，四方奔走，新旧途径全不放过，连杂草丛生的老路也再度开出新路。如今在两位领导人带领下，他们一行十二人，以绰号俄国妈妈的康妮·沙赫斯以及绰号博士、形象朦胧的狄沙理斯为首，布尔什维克派与黄祸派，最后全挤进觐见室，以半圆形聚集在卡拉的照片下，面对主子史迈利，召开全体会议。对不习惯如此盛大场面的人而言，绝对是历史上的一刻。默莉温顺地站在吉勒姆身旁，头发向下梳直，以遮掩脖子上的吻痕。

发言以狄沙理斯为主。其他人认为理所当然，毕竟纳尔森·柯完全属于他的领域，因为狄沙理斯从头到脚是不折不扣的中国魂。狄沙理斯将自己穿戴得体，潮湿的头发直竖，双膝与双脚以及习惯动不停的手指全数总算稍微静止下来，压低嗓门以几近贬抑的语调道出难以阻挡的高潮，以制造惊悚效果。这个高潮甚至有名有姓，叫做柯胜修，别名纳尔森·柯，后来改名为姚凯胜，是他在“文化大革命”期间遭批斗时的姓名。

“不过在此，各位绅士，”博士尖声说，他对女性的存在有时视而不见，“我们全以纳尔森称呼他。”

博士引述官方消息来源指出，纳尔森出生于一九二八年的汕头，家境清贫，属无产阶级，不久迁居上海。在官方或非官方资料中，遍寻不着他曾就读希博特先生的主生教会学校的记载，仅提及“幼年受尽西方帝国主义分子剥削”，以宗教毒害他，令人鼻酸。日军进入上海后，纳尔森加入前往重庆的难民潮，全如希博特先生所述。博士继续说道，根据官方记载，纳尔森早年便私下研读初期的革命读物，并积极参与地下共产团体的活动，不顾蒋介石乌合之众的欺压。在难民潮中，他曾“数度企图投奔共产党，却因年纪过轻而作罢。回到上海后，学生身份的他参加遭禁的共产学生运动，是带头的干部，并接下数项特殊任务，在江南船厂内部与周边颠覆国民党坏分子的影响。就读共产大学期间，他公然宣传学生与农民联合阵线。一九五一年以优异成绩毕业……”

狄沙理斯叙述到此中断，举起一手陡然舒解张力，抓住后脑勺的头发。

“主子，制造具有先见之明的学生英雄，这种虚情假意的手法很常见。”他以吟唱的方式说。

“列宁格勒呢？”史迈利坐在办公桌前问，一面偶尔记下几笔。

“一九五三年到一九五六年。”

“康妮，什么事？”

康妮又坐在轮椅上。她怪罪刺骨的寒冬，也怪罪到卡拉那只蟾蜍身上。

“我们查到一个姓卜雷列夫的老兄，亲爱的。卜雷列夫名叫伊凡·伊凡诺维奇，从事学术研究，列宁格勒大学造船系教职员，是老中国通，曾在上海帮莫斯科中心的中国记者代笔。革命老兵，后来被卡拉训练为征才手，专找海外学生下手，征召合适的男女学生。”

对于研究中国的掘穴人——黄祸派——而言，这份情报前所未闻，震撼人心，因此现场产生骚动，一时椅子与纸张嗦嗦响起，最后史迈利点点头，狄沙理斯才放下抓头的手，继续叙述下去。

“一九五七年回到上海，指派负责铁路工厂——”

史迈利问：“可是，他在列宁格勒大学的时间不是从一九五三年到一九五六年吗？”

“没错。”狄沙理斯说。

“这样说来，好像漏掉一年。”

现在没有纸张嗦嗦声，椅子也不动了。

“官方的解释是他巡视了苏联各地造船厂一圈。”狄沙理斯说着对康妮暗笑，并以神秘、你知我知的神态扭动脖子。

“谢谢你。”史迈利说，再记下一笔。“一九五七年，”他说，“是在中国跟苏联关系恶化之前还是之后，博士？”

“之前。一九五九年双方关系才急转直下。”

史迈利这时问，记载中是否曾提到纳尔森的兄长？或者说，在纳尔森的中国，他断绝了与德雷克的手足关系，与德雷克跟他断绝关系一样？

“在最早期的官方传记之一，曾经指出过德雷克，却没提到名字。后来的记载里，提到有哥哥在一九四九年死去。”

鲜少说笑话的史迈利，这时开了一个玩笑，引发密集而如释重负的笑声。“这个案子到处都有人装死啊！”他抱怨，“要是真能在哪里找出尸体，肯定会让我松一口气。”短短几小时后，大家回想起这句话时不禁发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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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也找到一段，叙述纳尔森在列宁格勒大学是模范生，”狄沙理斯继续说，“至少在俄国人眼里是模范生。他带着俄国人的最高推荐回国就业。”

轮椅上的康妮允许自己再度突然惊叫。她带了小跑前来，是那条邋遢的棕毛杂种狗。小跑蜷成一团躺在她宽大的大腿上，散发臭气，偶尔还会叹息，但就连讨厌狗的吉勒姆都没胆驱逐他。

“噢，难怪他们要把他捧得高高的，”她大喊，“俄国人当然把纳尔森的才华捧上天去，特别是卜雷列夫从列宁格勒大学提拔他，卡拉的爱将还把他偷渡到训练学校去！像纳尔森这样的聪明小地鼠，让他尝点人生甜头，回中国后有个好起点！可惜后来反而对他没好处，对不对啊，博士？“文革”时害他被斗得惨兮兮！”

在康妮高声插嘴之下，博士也提高音量宣布，关于纳尔森的没落，相关资料很少，“肯定是暴落，像康妮刚才指出的，最受俄国人器重的人，跌得也越重。”他瞥了一眼手上揉得歪七扭八的纸张，凑近长满老人斑的脸。“主子，被斗争期间的工作，我在此就不一一报告，因为反正最后也做不久。不过毫无疑问的是，他在造船界的确经营有方，在江南船厂时如此，后来负责中国海军一大部分时亦然。”

“原来如此。”史迈利轻声说。他撅着嘴唇做笔记，仿佛不表赞同，眉毛则抬得非常高。

“由于他在江南船厂任职，因此连续在数个海军规划委员会占有一席，在通讯和策略政策领域也有点分量。到了一九六三年，他的姓名开始定期在表亲的北京观察报告里冒出。”

“干得好，卡拉。”吉勒姆轻声说。他站在史迈利身旁。仍在动笔的史迈利竟也以“对”来附和吉勒姆的感受。

“亲爱的彼得，你是惟一一个！”康妮大喊，突然无法自制。“所有蟾蜍里，惟一预测到后果的人！茫茫人海中的一个声音，是不是啊，小跑？‘小心黄祸啊，’小跑告诉他们，‘总有一天，他们会反咬喂他们吃饭的那只手，我敢保证。等到那天，会蹦出八亿个新敌人敲着你家后门。而且枪炮全会指错方向。请大家记住我的话。’告诉他们，”她对杂种狗的耳朵激动咆哮，“白纸黑字写下，‘新兴社会主义伙计有意偏移走向’，传到莫斯科中心委员会每个混账委员手上。趁他在西伯利亚帮斯大林伯伯牧羊时凭着聪明的小头脑一字一字拟定。‘今日以间谍行动对付朋友，朋友明日必然成为敌人。’小跑告诉他们。这是这一行最古老的格言，是卡拉最喜欢的格言。重新任职后，他差点没把这句话钉在捷尔任斯基广场大门上。大家都懒得多看一眼。一眼也不看。大家置之不理，亲爱的。五年之后，他的话成真，委员会也不感谢他，真是的！他屡屡料中，让他们心有不甘，对不对啊，小跑！你知道，对不对啊，亲爱的，你知道这个老太婆在啰唆什么！”说着拉着小跑的前脚抬高几英寸，让它自行落在大腿上。

众人心底认定，康妮无法忍受博士霸占聚光灯。她看见了其中逻辑，却无法忍受事实。

“很好，他被清算了，博士，”史迈利轻声说，恢复原有的平静气氛，“我们回到一九六七年，好吗？”接着再度以手托着下巴。

在阴暗中，卡拉的照片以迟钝的眼神向下看，而狄沙理斯继续叙述。“这个嘛，和我们平常听见的凄惨故事没两样，主子，”他吟唱着，有份报告指出，他被送到农村公社试炼自己。爬回上海后，他们让他从最基层做起，替铁轨打钉之类的工作。就俄国人而言，如果我们要谈的是这个的话，”——狄沙理斯赶紧接下去，以免又被康妮打断——“他成了过去式。没门道，没影响力，没人脉。”

“他花了多久才往上爬回去？”史迈利询问，依习惯放低眼皮。

“大概三年前，他又开始恢复功用了。以长期来看，他是北京最需要的人才，有头脑，有技术专才，有经验。不过他的正式复职一直到一九七三年初才真正展开。”

狄沙理斯描述纳尔森的复职阶段时，史迈利悄悄取来一个档案夹，参考其中几个日期，虽然他当时没解释，这些日期忽然极为重要起来。

“付款给德雷克，是开始在一九七二年中，”他喃喃地说，“一九七三年中数字才暴涨。”

“凭纳尔森懂得的门路，亲爱的，”康妮在他之后低声说，有如隐藏两侧的字幕提示机，“他知道得越多，说的就越多，说得越多，钱就越多。卡拉只付钱买好情报，即使这样，荷包也要拉警报了。”

狄沙理斯说，到了一九七三年，该告解忏悔的事物，纳尔森全做了，因此受到上海市政革命委员会的拥抱，让他负责人民解放军的一个海军单位。六个月后呢——

“日期？”史迈利插嘴。

“一九七三年七月。”

“纳尔森正式复职的日期是？”

“从一九七三年一月开始。”

“谢谢你。”

六个月后，狄沙理斯继续说，纳尔森在中国共产党的中央委员会担任不明职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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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老天啊。”吉勒姆柔声说，默莉·米金暗暗捏了他的手一下。

“根据表亲的一项报告，”狄沙理斯说，“和往常一样没有注明日期，不过内容经过证实。报告指出，纳尔森在国防部担任军品委员会的非正式顾问。”

叙述过程中，狄沙理斯一改以往的言行举止，极力让手脚保持静止状态，效果不错。

“就资格而言呢，主子，”他继续轻声说，“从情报行动的观点来看，我们研究中国事务的人认为，这是整个中国政府里的一份关键工作。假设中国大陆随便让我们安插一个情报员，纳尔森是上上之选。”

“原因呢？”史迈利询问，不是做笔记，就是参考眼前打开的档案夹。

“中国海军仍停留在石器时代。对中国在技术方面的情报，我们当然还是具有正式的兴趣，但是我们真正优先关切的，跟莫斯科关切的一样，属于策略性质和政治性质的事务。除此之外，纳尔森还能提供我们全中国船厂的机能。除此之外，他也能告诉我们中国制造潜水艇的能耐。多年来，中国潜水艇一直让表亲吓得晕头转向。也把我们吓得很惨，偶尔而已。”

“所以莫斯科作何感想，可想而知。”一名年迈的掘穴人搞错发言顺序，喃喃地说。

“据说中国正在研发自己版本的俄国G-2级潜水艇，”狄沙理斯解释，“内情没人知道太多。他们有自己的设计吗？他们能载两个或四个弹头？能不能配备海对空或海对海飞弹？预算从哪里拨出来？听说也谈过汉级潜水艇。我们有情报指出，他们在一九七一年下海一艘。从没经过证实。在大连，一九六四年，听说他们打造了一艘G级潜水艇，配备弹道飞弹，不过还没有正式目击报告。诸如此类的。”狄沙理斯不屑地说。他与圆场多数人一样具有根深蒂固的洁癖，不喜欢碰军方事务，而偏好研究较具艺术气息的目标。“这些主题上，如果有快狠准的细节，表亲愿意付一大笔钱。两三年后，兰利可能会在研究上花费好几亿，搞凌空侦搜、人造卫星、窃听器之类天知道的东西。花了那么多钱，弄到的答案还不一定比得上一张相片来得货真价实。所以说，如果纳尔森——”他故意拖长句子，远比斩钉截铁叙述更具效果。康妮低声说：“干得好，博士。”但持续一段时间，仍无人开口。史迈利一面做笔记、一面参考档案夹的动作，让大家有所保留。

“跟海顿一样好，”吉勒姆喃喃地说，“甚至更好。中国是最后的一道防线。是这一行最难切入的一国。”

史迈利往后坐，心中的算计显然告一段落。

“纳尔森正式复职后的几个月，瑞卡度才动身出发。”他说。

众人皆认为不适合质疑这一点。

“刁前往上海，六个礼拜后瑞卡度——”

在远远的背景里，吉勒姆依稀听见表亲电话的吼声转接至他的办公室。不知是事实或是马后炮，他事后信誓旦旦，当时一听那个电话铃声，脑海下意识浮现山姆·科林斯那张不讨人喜欢的脸孔，有如油灯飘出的精灵，而此时他也再度纳闷，怎么可能没头没脑让山姆递送那封重要信件给马铁娄。

“纳尔森的弓上还有一条线，主子，”狄沙理斯继续说，此时人人都以为他已叙述完毕，“接下来这份报告，我不太有信心，不知应不应该提出，不过在这种情况下我不敢完全漏掉不提。是跟西德人交换得来的报告，日期是几个礼拜前。根据他们的消息来源，纳尔森最近是所谓北京茶会的会员，这个机构我们欠缺相关信息。据我们了解，是用来协调中国情报界各方事宜，仍处于起步阶段。他入会时先担任电子监听顾问，然后被推举为正式会员。就我们所能解释的范围，该会的功能类似我们的程序小组。不过我必须强调的是，这只是臆测而已。对中国这一方面的事务，我们一无所知，表亲也好不到哪里去。”

史迈利总算不知如何应答，只是盯着狄沙理斯看，嘴巴张开，合上，然后取下眼镜，加以擦拭。

“纳尔森的动机呢？”他问，仍对持续吠叫的表亲电话置若罔闻，“纯属臆测吗，博士？你怎么知道？”

狄沙理斯大大地耸耸肩，油腻的头发如撞上地板的拖把。“噢，任何人都会这样猜想，”他的口气很冲，“这个年头，有谁还相信动机？要是列宁格勒大学的人主动吸收他，做法又正确，他接受吸收是再自然不过的事。一点也不算不够忠贞。至少就教义而言是如此。苏联毕竟是中国的老大哥。对方只需要告诉纳尔森，他获选为特别的民兵先锋。我看不出需要用上什么大学问。”

办公室外，绿色电话自顾自地响个不停，令人侧目。马铁娄通常不会如此坚持不懈。只有吉勒姆与史迈利可以接听。可惜史迈利没有听见，狄沙理斯即席列举纳尔森为卡拉担任地鼠的可能原因时，吉勒姆也不敢退席。

“‘文革’开始后，很多处境和纳尔森相仿的人相信毛泽东发疯了。”狄沙理斯解释，他仍不愿提出理论，“甚至部分将领都这么认为。纳尔森当时受尽羞辱，外表顺从，内心也许仍满腔怒火——谁知道？说不定满腔复仇愿望。”

“开始付款给德雷克时，是在纳尔森的复职几乎还没完成的时候，”史迈利微微反对，“你作何推想，博士？”

康妮实在忍无可忍，因此再度逾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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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噢，乔治，你怎么会这么天真？你自己可以推想得出来，亲爱的，你当然可以！那些穷光蛋中国人，不可能把顶尖技术人员冰冻半生、不去重用啦！卡拉看出了端倪，对不对，博士？他算准了，趁机利用。他紧盯着可怜的小纳尔森，等到纳尔森开始脱离荒原，他再派手下去说：‘是我们啦，记得吗？你的朋友啦！我们不会让你失望的！我们不会让你游街、对你吐口水！让我们东山再起吧！’换了你，你自己也会用同样的方式来玩的，你也知道！”

“钱呢？”史迈利问，“那五十万呢？”

“萝卜和棍子的伎俩！勒索加厚礼。不管选择哪一项，纳尔森都算上钩。”

尽管在康妮纵声插嘴之下，作最后结论的人却是狄沙理斯：

“他是中国人。他讲求实际。他是德雷克的弟弟。他跑不出中国——”

“是时机未到。”史迈利柔声说，再度向档案夹瞥一眼。

“——替俄国人服务，他的市价多少，他自己非常清楚。‘政治不能拿来当饭吃，也不能拿来当小姐睡。’德雷克以前喜欢这样说，所以干脆用来赚钱——”

“算准了有朝一日可以离开中国，花个痛快。”史迈利总结。在吉勒姆踮脚尖走出办公室之际，史迈利合上档案夹，拿起笔记纸。“德雷克有一次想把他弄出来，却没有成功，所以纳尔森收下俄国人的钱，等……等什么？等德雷克运气变好吧，也许。”

身后咆哮不休的绿色电话终于安静下来。

“纳尔森是卡拉的地鼠，”史迈利隔了很久才说，几乎又是说给自己听，“他探到的中国情报矿层是无价之宝。光是这一个原因，我们就肯接受。他听卡拉的命令行事。命令本身，对我们而言具有无法估计的价值。知道命令是什么后，能确切揭露俄国人对中国这个大敌明白多少，甚至能判断俄国人打算如何对付中国。我们可以尽情逆向操作了。什么事，彼得？”



通报坏消息时没有所谓的起承转合。前一刻，概念仍成立，转眼间概念却已遭击碎，卧倒粉尘中，对受到影响的人而言，这世界已起了变化，无法挽回。尽管如此，吉勒姆为了制造缓冲效果，使用圆场正式表格，以书面呈现。他呈给史迈利的坏消息是以暗码书写，希望史迈利一见暗码能作好心理准备。他轻轻走向办公桌，一手拿着表格，摆在玻璃板上静观其变。

“对了，另一个飞行员查理·马歇尔。”史迈利问与会人士，仍视而不见，“表亲是不是已经追他追到天涯海角了，默莉？”

“他的说法跟瑞卡度差不多。”默莉·米金回答，一面以古怪的眼神瞟向吉勒姆；他还是站在史迈利身边，但突然看起来脸色铁青，宛如步入中年，面带病容。“史迈利先生，他跟瑞卡度一样，也帮表亲在老挝战争中飞过飞机。兰利总部设在俄克拉荷马州的秘密飞行学校里，他们俩是同一届。老挝战争一打完，表亲就甩掉他，也没有他进一步的消息。缉毒署说他运毒，不过对表亲所有的飞行员，缉毒署都有相同的指控。”

“我想请你看看这消息。”吉勒姆边说边坚定指向表格。

“马歇尔一定是威斯特贝的下一步，我们必须持续施压。”史迈利说。

史迈利终于拿起电报表格，以严肃的表情拿到阅读灯最亮的左边看，眉毛扬起，眼皮下垂。他的习惯是阅读两次。他的表情没变，但最接近他的人却说，是脸部失去了动作的能力。

“谢谢你，彼得，”他轻声说，放下表格，“也谢谢各位。康妮，博士，两位请留步。我祝各位今晚睡得安安稳稳。”

这句祝福说得令较年轻的部属欣然大笑，因为时间已过午夜。

楼上下来的女孩沉睡着，像是摆在杰里长腿旁的一只精美的棕色洋娃娃，在雨气凝重的橙黄色香港夜空下显得丰润无瑕。她鼾声震天，杰里则凝视窗外，想着丽姬·伍辛顿。他想起她下巴上那两道爪痕，再度纳闷是谁伸出的魔爪。他想到刁先生，将他想像为掌控丽姬的人。杰里不断重复想着“赛马记者”一词，一直想到厌烦至极为止。他也想知道的是，还必须再等多久，等到最后是否能有机会与她相处。他要求的只有这么多：机会。身边的女孩动了起来，却只是在臀部抓痒。隔壁传来三缺一洗牌发牌的熟悉声响。

杰里对这女孩献殷勤，起初并未获得适当的回响。之前几天，杰里写了一封又一封激情洋溢的情书，不分昼夜塞进她的信箱。碍于生活所逼，她只好屈服。表面上，她是一名生意人的财产，然而这位生意人见她的频率却越来越低，最近竟不再上门，结果她既没钱算命打麻将，也买不起时髦衣裳。原本她盘算的是，一打进功夫电影界，就大肆采购衣物。因此她屈服了，却不忘明确的财务目标。她最担心的是被人知道自己与可憎的“鬼佬”交往，有鉴于此，为了下一层楼来见杰里，她必须穿上外出的全套行头。棕色雨衣，佩戴肩章，上面饰有欧洲的黄铜扣环。塑料黄雨鞋。红玫瑰塑料雨伞。如今这套行头躺在镶木地板上，宛如战役后的盔甲，而她沉睡的姿态带有同等高尚的精疲力竭。因此当电话铃响，她惟一的反应是昏沉沉地以广东话骂一声。

杰里拿起话筒，希望是丽姬打来的，可惜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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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马上给我滚过来，”陆克要求，“史大卜会爱死你的。赶快。我是为了我俩的前途着想。”

“过去哪里？”杰里问。

“楼下嘛，你这个人猿。”

他将女孩推开身旁，但女孩仍未清醒。



不期然降下的雨将马路淋得闪光粼粼，月亮周遭泛起厚厚一圈光环。陆克把车子当吉普车开，高速挡，转弯时摇变速箱。阵阵威士忌的气息飘满整车。

“有什么好瞧的，搞什么鬼嘛。”杰里质问，“怎么一回事？”

“上等好肉。闭嘴别问了。”

“我不想吃肉。我一身西装。”

“这一个，保证你想吃。老兄，这个你非吃不可。”

他们开往港口隧道。一群没打灯的单车骑士从转弯处冲进来，陆克逼不得已转进中央保留车道，以免撞上。他说，注意找一个很大的建筑工地。一辆警车超前，闪着所有灯光。陆克以为警车即将请他靠边停下，因此摇下车窗。

“我们是记者哪，白痴，”他尖叫，“我们是大明星咧，听见没？”

警车超车时，他们瞥见车上坐了一名华人警官，一名驾驶，后座坐了一位相貌威严似法官的欧洲人。前方马路的右边，他们寻找的建筑工地映入眼帘，黄色桁梁与竹竿鹰架搭成鸟笼状，汗流浃背的苦力穿梭其间。起重机在湿雨中闪亮，吊在他们上方有如皮鞭。地面的大灯将光线相当浪费地洒在雨雾中。

“找一个低楼，很靠近了，”陆克命令，将车速减至六十，“白色。找一间白房子。”

杰里指出来，是两层楼复合式住宅，外面是滴着水的粉饰灰泥，不新不旧，入口有二十英尺高的竹台，也停有一辆救护车。救护车的车门没关，三名驾驶闲散地坐在上面抽烟，看着在前院巡行的警察。警察的动作犹如正在处理暴动事件。

“他让我们抢先外勤情报员一个钟头。”

“谁？”

“摇滚客。是摇滚客嘛。不然是谁？”

“为什么？”

“因为想借钱吧，我猜吧。他欣赏我。他也欣赏你。他特别叮咛要带你一起来。”

“为什么？”

雨水阵阵落下。

“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陆克气冲冲地模仿，“走快一点就是了嘛！”

竹竿搭得歪歪斜斜，比围墙还高。两名身披橙袍的教士，手敲铙钹，挡在前面。另一人撑伞。旁边有花圈，主要是万寿菊，也有灵柩。视线之外的某处传来悠悠吟唱的声音。入口厅犹如发出甲醛恶臭的丛林沼泽。

“大牛的特使。”陆克说。

“记者。”杰里说。

警察点头让他们通过，连证件也不看。

“警司在哪里？”陆克说。

甲醛的气味令人掩鼻。一名年轻警官带他们推开玻璃门，走进一个房间，里面有约莫三十名老先生老太太，多数穿着连身睡衣，漠然等待，仿佛在等误点班车，头上是无影霓虹灯，一只电扇。一名老人清清喉咙，以轻蔑的态度朝绿瓷砖闷哼一声。只有墙上灰泥在掉泪。一见巨大的鬼佬，他们以礼貌的态度讶然注视。病理专家的办公室漆成黄色。黄色墙壁。黄色百叶窗合上。一台没开的冷气机。同样是绿色瓷砖，清洗容易。

“真香。”陆克说。

“有家的味道。”杰里同意。

杰里但愿这是战场。是战场的话，应付起来比较轻松。警官请他们等他先进去。他们听见担架吱吱滚动，压低的嗓音，冷藏柜门开合的声响，橡皮鞋底低沉的嘶声。电话旁放了一本《格氏解剖学》。杰里翻阅其中的插图。陆克坐在椅子上。一位穿着橡皮短靴与连身服的助手端茶过来。白色茶杯，绿色边缘，香港的缩写加上皇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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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不能麻烦你请警官快一点？”陆克说，“再过一分钟，全香港的人都要赶过来了。”

“为什么找我们？”杰里又问。

陆克在铺了瓷砖的地板上倒了一些茶，让茶水流进水沟，自己则拿起威士忌壶倒满茶杯。警官回来了，快速挥动纤细的手。两人跟着警官走回等候室。往回走时没有经过门，只是走廊一条，转弯后来到像是公用厕所的地方，就是他们的目的地。杰里第一眼看见的是被敲得凹凸烂透的担架。他心想，再也没有什么东西比破旧的医院器材更加凄凉了。墙壁长满了绿霉，绿色钟乳石从天花板垂下，一只遍体鳞伤的痰盂装满了用过的卫生纸。他记得，他们先擤擤鼻，然后才掀开床单给你看，以免吓到你。甲醛的气味让杰里泪水直流。一名华人病理专家坐在窗前，在笔记夹上写字。两名接待员徘徊不去，警察更多。这里普遍弥漫一股歉意。杰里怎么想就是想不通。摇滚客不去理会他们。他在角落喃喃对着警车后座那位面貌威严的绅士讲话，然而角落距离杰里不远，杰里依稀听见“有害我们的声誉”说了两次，语调愤慨、紧张。白床单覆盖尸体，上面有个蓝十字，两画等长。如此一来怎么盖都行，杰里心想。整个房间就这台担架，就这一条床单。其他尸体放在两只大冰柜里，木门大得可以直立走进去，大如屠宰户的门。陆克不耐烦得差点发疯。

“天啊，摇滚客！”他对着房间另一边大喊，“你打算还要再拖多久？我们还有正事要办哪。”

大家懒得理他。陆克等得不耐烦了，自行扯开床单。杰里看了一眼，移开视线。验尸室在隔壁，他听得见锯子的声音，如同犬吠。

难怪他们全都面有难色，杰里心想：把欧洲人的尸体带来这样的地方。

“老天爷啊，”陆克说着，“神圣老天啊。是谁弄的？是怎么在他身上弄出那些个淤青啊？是三合会搞的。天啊。”

淋湿的窗户外面是院子。杰里看得见竹竿在雨中摇动，也看见救护车水淋淋的阴影，又送来一名顾客，然而他不太相信有什么顾客会是这副模样。警方摄影师来了，闪光阵阵。一架电话分机挂在墙上。摇滚客正在讲电话。他仍未正眼看陆克或杰里。

“赶快把他送走。”威严绅士说。

“尽快悉听尊便。”摇滚客说。他继续打电话。“在九龙城寨公园，长官……是的，长官……在巷子里，长官。被脱光了。很多酒精……法医病理专家一眼就认出是他，长官。是的长官，银行已经来了，长官。”他挂掉电话。“是的长官，不是的长官，满满三袋，长官。”他咆哮。他拨了一个号码。

陆克正在做笔记。“天啊，”他不断以震惊的语气说，“天啊。他们一定是花了好几个礼拜才做掉他。好几个月。”

杰里认定，事实上，他们杀了他两次。一次是逼他讲话，一次是要他闭口。他们首先对他下的毒手，证据遍及全身，淤青有大有小，如同火苗蹿烧地毯，烧出焦洞，然后突然熄灭。此外他脖子上有一道，造成截然不同、速度更快的死亡。他们不再需要他时，才动最后这一记毒手。

陆克朝病理专家呼唤。“把他翻过来，麻烦你。可不可以请你把他翻过来，长官？”

警司摇滚客放下电话。

“讲讲来龙去脉好吗？”杰里冲着他说，“他是谁？”

“姓弗罗斯特，”摇滚客边说边以半闭的眼睛回瞪，“负责东南亚和中国的高级主管。信托部。”

“是谁杀的？”杰里问。

“对啊，是谁干的？那才是重点。”陆克拼命写笔记。

“地鼠。”摇滚客说。

“香港没有三合会，没有共产党，也没有国民党。对吧，摇滚客？”

“也没有妓女。”摇滚客咆哮。

威严绅士替摇滚客省下了口水。

“是抢劫抢过头了，”他从摇滚客的背后探头说，“强盗横行嚣张，显示社会大众必须随时随地提高警觉。他生前是本银行的忠诚员工。”

“才不是抢劫咧，”陆克说，再看弗罗斯特一眼，“是派对一场吧。”

“他的确是结交了一些怪得很的朋友。”摇滚客说，仍盯着杰里看。

“这话什么意思？”杰里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