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迈利的人马》史迈利三部曲终章(完结)，作者：约翰·勒卡雷，曾在军情五处接受训练

black白夜

她走近一步。亚莉珊卓怀疑她是不是要扯下床单，拉她的脚。费莉希狄可以像士兵一般粗暴，虽然她有着贵族的血统。她并不是爱逞威风，只是率直，容易激动。

“萨莎，你会来不及吃早餐。其他的女孩都会看着你，笑你说我们苏联人老是迟到。萨莎？萨莎，难道你想错过祷告吗？上帝会很气你，萨莎。他会很难过，会哭泣。他可能会想法子惩罚你。”

萨莎，你想到安特西去吗？

亚莉珊卓把眼睛闭得更紧。我六岁，我需要睡眠，费莉希狄院长。上帝让我变成五岁，上帝让我变成四岁。我三岁，我需要睡眠，费莉希狄院长。

“萨莎，你忘了今天是特别的日子了吗？萨莎，你忘了今天你有访客？”

上帝让我变成两岁，上帝让我变成一岁，上帝让我变得不见，未曾出生。不，我没忘记我的访客，费莉希狄院长。我还没入睡之前，就已记得我的访客，我梦见他，自从我醒来之后，就只想着他。但是，费莉希狄院长，今天我不想要访客，其他任何日子也不想要。我不能，不能活在谎言里，也不想知道如何能活在谎言里，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不能，不能，不能让这天开始。

亚莉珊卓顺从地爬下床。

“那里。”费莉希狄院长说，心不在焉地吻了她，然后匆匆忙忙地走出回廊，大叫，“又晚了，又晚了！”拍着手掌，“嘘，嘘！”好像她面对的是一群愚蠢的母鸡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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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搭火车到图恩，花了半个钟头。出了车站，史迈利四处闲逛，浏览橱窗，绕了些路。有些人会有英雄气概，想为国捐躯，他想……宰割，反而会使某些人更顽固……他怀疑，自己又会如何面对宰割呢？

这是个阴沉单调的日子。少少几个行人，是缓缓飘过雾中的影子；湖里的水流在水闸处冻结成冰。偶尔，云雾裂开隙缝，让他瞥见城堡、树木和城墙的一角。接着，云雾又再次掩盖一切。雪花堆积在鹅卵石上，堆积在温泉树瘤结满布的枝桠上。几辆车亮着车灯驶过，轮胎在雪融的泥泞中发出噼啪声。只有橱窗里有不同的颜色：金色的手表，缤纷如国旗的滑雪装。“最早十一点到那里。”托比说，“十一点已经算太早了，乔治，他们要十二点才会到。”此时才十点半，但他需要时间，他需要在安顿下来之前四处逛逛；他需要时间，就像恩德比说的，“好让我的家伙准备就绪”。他走进一条狭窄的街道，看见城堡耸立在面前。拱廊变成人行道，接着是阶梯，然后是陡峭的斜坡。他继续往上爬，经过一间英国茶馆，一间美国酒吧，一间绿洲夜总会。每一间店都有地名，每一间都有霓虹灯，每一间都是无色无味的仿作。但这些无法摧毁他对瑞士的热爱。他走进一个广场，看见银行，就是那家银行。对街上有一家小旅馆，就像托比描述的，一楼是咖啡馆兼餐厅，楼上才是一间间的客房。他看见一辆黄色邮车大大咧咧地停在不准停车的弯道里，他知道那是托比布下的定点岗哨。托比对邮车的信心终生不渝；他走到哪里都偷邮车，说这些车不容意引起别人注意，也不容易让人记得。他换上新的车牌，但车牌看起来比车还旧。史迈利穿过广场。银行门上的告示写着：“营业时间：周一至周四，上午七点四十五分至下午五点；周五，上午七点四十五分至下午六时十五分。”“格里高利耶夫喜欢午餐时间，因为在图恩，没有人会浪费午餐时间到银行去。”托比这样说，“格里高利耶夫错得离谱，他以为安静就是安全，乔治。空荡荡的地方，空荡荡的时间，格里高利耶夫这么醒目，反而让自己很尴尬。”他穿过一座行人桥。时间约在十到十一点之间。他穿过马路，走向那家可以一览格里高利耶夫银行全貌的小旅馆。真空里的压力，他边想边倾听自己滑溜的脚步声，与排水沟里的潺潺水声。宰人，乔治，总是要碰运气。卡拉会怎么做？他纳闷地想。专制主义者会做哪些我们不会做的事？史迈利想不出来，因为缺乏准确合理的不明推论法。卡拉会搜集作战情报，然后他会找出自己的方法，冒险碰运气。他推开咖啡馆的门，温暖的空气迎面扑来。他在标示着“保留”的靠窗的位子坐下。“我在等贾可比先生。”他告诉那个女孩。她避开他的眼睛，不以为然地点点头。那女孩苍白木然，完全没有表情。他点了一杯奶油咖啡，玻璃杯装，但她说，如果是玻璃杯装的咖啡，就必须加杜松子酒。

“那么就用咖啡杯吧。”他投降说。

为何他一开始时要用玻璃杯装？

真空里的压力，他再次想着，环顾四周。运气就在空白的地方。

咖啡馆满是摩登的瑞士古风。灰泥壁柱上悬挂着交错的塑料枪。隐藏式扩音器播放着无害的音乐；吐露衷情的声音，随着每一次播报的内容转换不同的语言。角落里，四个男人静悄悄地玩牌。他望向窗外，看着空无一人的广场。雨又开始下了，雪白的天地变成一片灰蒙蒙。一个戴着红色羊毛帽的男孩骑脚踏车经过，帽子像个手电筒，沿路远去，直到为雾气所淹没。他注意到，银行的门有两扇，由电眼控制开关。他瞧着手表，十一点十分。收钱的抽屉叮当作响。咖啡机发出嘶嘶声。玩牌的人又开始新的一把。墙上挂着几个木盘。穿着传统服装跳舞的男女。还有什么可看的？灯是锻铁打造的，但室内的照明却是从环绕天花板的一圈毫无遮掩的灯光而来，非常刺眼。他想起香港，位于十五楼的巴伐利亚式啤酒吧，相同的心情，等待着永远不会有的解释。今天只是准备而已，今天连手段都算不上。他再次望着银行。没有人进去，没有人出来。他想起自己耗费一生等待着他再也无法界定的东西，姑且称之为决心吧。他记起安恩，和他们最后一次散步。真空里的决心。他听见椅子的吱嘎声，看见托比向他伸出手，很瑞士风范地握了手。托比的脸闪闪发亮，仿佛刚跑完步回来。

“格里高利耶夫五分钟前离开艾尔芬诺的家。”他很平静地说，“格里高利耶娃开的车。很可能他们在到这里之前就已经没命了。”

“脚踏车呢？”史迈利担心地说。

“像平常一样。”托比拉开椅子说。

“上个礼拜是她开车吗？”

“上上礼拜也是。她坚持，乔治。我是说，这个女人简直是怪物。”那女孩不等叫唤就径自端了一杯咖啡过来。“上个礼拜，她真的把格里高利耶夫从驾驶座上拉下来，然后开车撞上大门的门柱，动弹不得。保利和加拿大比尔笑到不行，害我们还以为是受到静电干扰才有杂音呢。”他友善地拍着史迈利的肩膀，“听着，今天会是美好的一天。相信我。美好的光线，美好的展示，你需要做的，就只是舒服地坐着，欣赏表演。”

电话响了，女孩叫着：“贾可比先生！”托比随意地走到柜台。她把话筒递给托比，托比不知低声说了什么，让她脸红起来。厨师和他的小儿子从厨房走来：“贾可比先生！”史迈利桌上的菊花是塑料的，但有人在花瓶里装了水。

“再见！”托比愉快地对着电话说，然后走回座位。“每个人都就绪了，每个人都快乐。”他很满意地宣布，“吃点东西，好吗？享受一下，乔治。这里是瑞士。”

托比欢欢喜喜地走到街上。欣赏表演，史迈利想。没错。我编写剧本，托比制作，此刻我能做的就是观赏。不，他纠正自己，是卡拉编写剧本，这有时很令他担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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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背着登山背包的女孩走进银行。一会儿之后，托比也跟着进去。他要把银行挤个水泄不通，史迈利想。在托比之后，是一对手挽着手的年轻夫妇，接着是提着两个购物袋的肥胖妇人。黄色的邮车稳如泰山，没有人会移动邮车的。他注意到一座公共电话亭，有两个人挤在里面，或许是在躲雨。两个人比一个人不易引人注目，他们在沙拉特总是这么说，而三个人又比两个人更不醒目。一辆没载人的游览车经过。钟敲响了十二下。一如预期，一辆黑色的奔驰从雾中左摇右晃地出现，湿湿的车头灯在鹅卵石上闪闪发亮。车子笨拙地撞上路边石，在银行门口停下，离托比的邮车六英尺远。苏联大使馆车辆的号码最后两个数字是七三，托比这么说，她让他下车，开车来回绕着街道，等他出来。但今天，因着这见鬼的天气，格里高利耶夫夫妇显然决定蔑视停车法规，以及卡拉的律法，靠着外交车牌让他们免于麻烦。前座乘客席的门打开来，一个穿黑西装、戴眼镜的结实男人，带着一个公文包，跑向银行入口。史迈利刚把格里高利耶夫一头灰发与无边眼镜的影像记在心中，一辆货车就挡住了他的视线。等货车移开，格里高利耶夫的身影已经消失了，但史迈利倒是很清楚地看见格里高利耶娃本人，惊人的庞大身躯，一头红发，脸上挂着新手驾驶的不悦神色，独自坐在驾驶座上。乔治，相信我，她真的是个心态不正常的女人。此刻看着她，她下颚的模样，她莽撞的目光，史迈利第一次，尽管仍稍有保留，同意托比的乐观主义。如果恐惧是宰割成功所不可或缺的元素，格里高利耶娃必定是那个会恐惧害怕的人。

透过心灵之眼，史迈利想像着银行里上演的场景，一如他和托比所策划的一样。这家银行很小，七个人就能把它挤爆。托比要替自己开个私人账户：贾可比先生，几千法郎。托比会占据一个柜台，办理小小的手续。汇兑柜台也没问题。两个托比的手下，带着货币兑换表，足让他们忙上好几分钟。他想像托比欢天喜地地吵嚷不休，让格里高利耶夫不得不提高音量。他想像那两个背登山背包的女孩集体行动，一个背包不小心砸到格里高利耶夫脚上，趁机记下他对出纳讲的话，隐藏式的照相机从手袋、背包、手提箱、铺盖，或任何可以塞得下的地方按下快门。“就和行刑队一样，”史迈利担忧按快门的声音时，托比解释说，“每人都听见扣扳机的声音，只有受刑的人听不见。”

银行门缓缓滑开。两个生意人出现，调整着身上的雨衣，仿佛刚从厕所出来似的。带着购物袋的胖妇人跟在他们后面出来，再来是托比，喋喋不休地和那两个出行的女孩聊天。接着，是格里高利耶夫本人。他什么都没注意地跳上黑色奔驰，飞快地在妻子脸颊上亲了一下，格里高利耶娃来不及转开头。史迈利看出她的话里流露出批评，但他回答时却带着安抚的微笑。没错，史迈利想，他一定对她怀有罪恶感；没错，他想起监视者对他的喜爱；没错，我了解。但格里高利耶娃并没开车离去，还没离去。格里高利耶夫还没关好车门，一个穿着柠檬黄雨衣、容貌依稀熟悉的高大妇人，沿人行道走来，用力敲了敲乘客席的窗户，递给格里高利耶娃一张似乎是告发停车在人行道罪行的单子。格里高利耶夫很尴尬。格里高利耶娃倾身越过他，对着车外的妇人大声咆哮——即使在过往车辆的噪音中，史迈利仍然听见她用笨拙的德文说着“外交官”之类的字眼，但那妇人站在原地不动，手挽着手提袋，在他们车子离去时仍咒骂不已。她一定以银行门口为背景，拍了一张他们坐在车里的照片。他们利用针孔相机照相，六个针孔，镜头可以看得一清二楚。

托比回到咖啡馆，坐在史迈利身边，点燃一根小雪茄。史迈利可以感觉到，他像狗刚追完猎物一样兴奋颤抖。

“格里高利耶夫照旧领了一万。”他说，他的英文变得有些草率，“和上礼拜一样，也和上上礼拜一样。我们拍到了，乔治，全部的场景。小伙子们很开心，女孩们也是，乔治。我是说，他们真是太神了。绝对是最顶尖的好手。我从来没有这么强的团队。你对他有什么看法？”

史迈利没想到他会这样问，笑了起来。

“他一定很怕老婆。”他赞同地说。

“好人一个，知道我的意思吗？很讲理。我想他的行为也会很合理。这是我的看法，乔治。那些小伙子也这样想。”

“格里高利耶夫夫妇离开这里之后去哪里？”

一个尖锐的男声打断他们：“贾可比先生！”

但那只是厨师端着一杯杜松子酒来祝托比健康，托比也回敬。

“在车站的餐厅吃午饭，第一流的。”他继续说，“格里高利耶娃吃猪排和薯片，格里高利耶夫吃牛排，一杯啤酒。他们可能也会喝几杯伏特加。”

“午餐之后呢？”

托比神采奕奕地点点头，仿佛这个问题不言自明。

“当然，”他说，“他们是到那里去了，乔治，打起精神。那个家伙一定会屈服的，相信我。你没有像那样的老婆。而且娜塔莎是个可爱的孩子。”他压低声音，“卡拉是他的饭票，乔治。你总是不了解这些简单的事。你想她会让他放弃那间新公寓？奔驰？”



亚莉珊卓的每周访客抵达了，总是同一天，总是相同的时间，在星期五的午休时间之后。一点钟吃午饭，星期五总是吃冷肉配薯片，加上苹果派，或者是梅子派，视季节而定。但她没办法吃，有时她会表演一场呕吐，或冲进厕所，或叫费莉希狄来，用最下流的言语抱怨食物的品质。这招每次都能惹恼她。宿舍一向以自家种植的水果自豪，而且费莉希狄办公室里的宣传小册也有许多水果、花卉的照片，和阿尔卑斯山的溪泉山景相提并论，仿佛上帝，或修女们，或卢迪医生，是专为病人种植了这一片富饶之地。午餐之后是一个小时的休息时间，而在星期五，这就是亚莉珊卓最难熬的一段时间，一整个礼拜里最难熬的时间。她必须在白色的铁床上，假装放松，事实上却暗自向所有能帮她的神祈祷，希望安东叔叔被车碾过，或心脏病发，或最好是不再存在——与她自己的过去，她自己的秘密和她自己的名字，塔蒂亚娜，一起尘封。她想起他那副无边眼镜，想像自己用眼镜戳进他的头，从另一边抽出来，挖出他的眼睛，这么一来，他就不能再用湿漉漉的目光看着她，而她，可以直直地穿透他，看见外面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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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刻，休息时间终究还是结束了，亚莉珊卓穿着她最好的衣服，站在空荡荡的饭厅，穿过窗户，望向小屋，两个照料琐事的姐妹刷洗着瓷砖地板。她觉得想吐。粉碎，她想，在你那愚蠢的脚踏车上摔个粉碎。其他的女孩也有访客，但其他访客都是星期六来，而且没有人有安东叔叔，甚至连男人都很少，大多都是虚弱的姑姑阿姨，以及随侍在侧、无聊至极的姐妹们。而且，没有人能到费莉希狄的书房坐下，关上房门，等候访客单独现身。这是亚莉珊卓和安东叔叔享有的特权，贝缇杜德修女不厌其烦地一再强调。但亚莉珊卓很愿意把这些特权，和一些其他的特权，拿来交换安东叔叔永远不再造访。

小屋的大门打开了，她刻意让自己全身战栗，两手不停搓着手腕，仿佛看见老鼠、蜘蛛，或赤裸的男人在挑逗她。一个穿着棕色西装的矮胖人影，骑着脚踏车滑下车道。他不是天生的单车手，她可以从他的小心翼翼中分辨得出来。他并非自远方骑着脚踏车前来，也没带来任何一丝外界的气息。有时天气像烤箱一般热，但安东叔叔没流汗，也没被烤焦。有时下着大雨，但安东叔叔抵达门口时，身上的雨衣和帽子很少淋湿，他的鞋子也从不沾染泥泞。只有当暴风雪纷飞时，例如三个星期前，或者几年前，死寂的城堡堆上几米厚的积雪，安东叔叔看起来才像是真实世界里活生生的人物：他穿着厚重的及膝长靴，御寒外套和毛皮帽，绕过松树，蹒跚走上小路，他从她未曾提及的记忆里走了出来。而当他抱着她，叫道：“我的小女儿！”把大手套放在费莉希狄擦得晶亮的桌上时，她感觉到澎湃潮涌的血缘情感，希望自己在接下来的几天都能忍住不微笑。

“他是这么温暖。”她用仅有的一点法文对贝缇杜德修女倾诉，“他抱着我，像抱着朋友！为什么大雪会让他变得如此温柔呢？”

但是，今天只有些许雨雪和雾，大片大片落下的雪花，无法在黄色的沙砾地上停驻堆积。

他搭车来，萨莎——有一次贝缇杜德修女告诉她——和一个女人，萨莎。贝缇杜德看见他们。两次。她留心观察他们，理所当然。他们有两辆脚踏车捆在车顶，上下颠倒。那女人开车，块头很大的女人，有些像费莉希狄院长，但没那么高尚，头发红得足以吓退公牛。他们抵达村外时，把车停在安德列斯·葛特斯许的谷仓后面，然后安东叔叔解下脚踏车，骑到小屋来。但那女人留在车里抽烟，读《瑞士画报》，有时也对着镜子皱眉头。而她的脚踏车从没离开过车顶，她读杂志时，那辆脚踏车就像一只朝天仰卧的猪！猜猜怎么着？安东叔叔的脚踏车是非法的！那辆脚踏车——身为瑞士好公民，贝缇杜德修女很理所当然地检查过——安东叔叔的脚踏车没有车牌，没有执照，他是个逍遥法外的罪犯，那个女人也一样，尽管她胖得无法骑上车去！

但亚莉珊卓对非法的脚踏车毫不关心。她只想了解那辆车。哪一种车？豪华还是寒酸？什么颜色？最重要的是，从哪里来的？是从莫斯科，从巴黎，还是其他地方来的？但贝缇杜德修女是个单纯的乡下女孩，越过山去，大部分的外国地方对她而言都是一样的。那么，车牌上的字母呢，行行好，别傻了？亚莉珊卓哭了起来。贝缇杜德修女没注意这些东西。贝缇杜德修女头摇得像个笨拙的挤牛奶女郎，她原本就是。脚踏车和牛，她很了解。汽车，已超越她的理解范围。

亚莉珊卓看着格里高利耶夫抵达，等待他把头前倾到手把上，抬高肥硕的屁股，将一条短腿跨过横杆，仿佛爬到女人身上一样。她看见，骑这短短的一段路，让他脸色泛红；她看见他解下后轮车架上的公文包。她跑出门去，想吻他，先吻脸颊，再吻嘴唇，因为她有个念头，想把舌头放进他嘴里，当成欢迎的举动。但他匆匆低头从她身边走过，仿佛已要走回妻子身边。

“你好，亚莉珊卓·波里苏娜。”她听见他低声说，他有点狼狈地匆匆念出她的姓，仿佛那是国家机密。

“你好，安东叔叔。”她回答说。贝缇杜德修女抓住她的手臂，低声要她放规矩些，否则的话……



费莉希狄院长的书房既贫乏又奢华。书房很小，装饰不多，而且非常卫生，负责打扫的妇人每天刷洗擦亮，让房里有着游泳池的味道。然而，她的苏联小玩意儿却像珠宝盒一样闪烁着灿烂光芒。她有很多圣像，还有精心装裱的黑白照片，包括她所喜爱的公主，她所服侍的主教，而在她的圣日——还是她的生日，或主教的生日？——她会把这些圣像和照片都拿下来，用蜡烛围成一个圣坛，放上圣母玛丽亚与圣子。亚莉珊卓知道这些，是因为费莉希狄曾叫她一起坐下，对着她大声念出俄文祷辞，用进行曲似的旋律唱诵圣餐仪式的赞美诗，还给她甜饼和一杯甜酒，只为了在圣日——还是复活节或圣诞节——有个苏联人为伴。苏联人是世界上最优秀的，她说。渐渐地，虽然亚莉珊卓吞了一大堆药，但她知道，费莉希狄醉得一塌糊涂，因此她抬起费莉希狄老迈的腿到床上，再帮她枕上枕头。她亲吻费莉希狄的头发，让她沉睡在那张为新病人办理住院手续的父母休息时所坐的藤沙发里。亚莉珊卓此刻正坐在这张沙发上，望着安东叔叔从口袋里掏出笔记本。今天又是棕色的，她注意到，棕色的西装，棕色的领带，棕色的衬衫。

“你应该给自己买个棕色的脚踏车裤夹。”她用俄文对他说。

安东叔叔没笑。他的笔记本用一条像袜带的黑色松紧带环住，他一面舔着他那官员模样的嘴唇，一面颇不情愿地迅速解开松紧带。亚莉珊卓有时认为他是个警察，有时是讨厌的教士，有时是个律师或校长，有时甚至是某种特别的医生。但无论他是什么人，他都很明显地希望借着松紧带和笔记本，以及充满焦急的慈悲表情，让她了解，有一种超乎他或她个人所能负责的更高律法存在，他并无意成为她的狱卒，他希望获得她的原谅——因为让她离群索居囚禁此地。她也知道他想让她了解，他很悲伤，甚至也很孤独，而且要她相信，他很喜欢她，在另一个世界里，他会是带给她生日礼物、圣诞礼物的叔叔，每年把她抵在颔下，“我的天哪，萨莎，你长大了。”然后拍拍她圆润的身体，意思是说，“天哪，萨莎，你很快就要成为盘中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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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阅读的进度如何，亚莉珊卓？”他问道。他把笔记本在面前摊开，翻找他的清单。这只是闲聊。这不是更高的律法。这就像谈着天气，或她穿的衣服有多美，或她今天看起来有多快乐之类的——和上个星期完全不同。

“我的名字是塔蒂亚娜，我从月球来。”她回答说。

安东叔叔的反应，像是她这句话从没说出口似的，所以，也许她只是对自己说的，在心里静静地说，就像她也在心里说了许多其他事一样。

“你已经看完我带来的那本屠格涅夫的小说了吗？”他问，“你在读《春潮》72，我想。”

“费莉希狄院长正在念给我听，但她喉咙痛。”亚莉珊卓说。

“这样啊。”

这是个谎言。费莉希狄已经不念书给她听，以惩罚她把食物丢到地板上。

安东叔叔已经在笔记本上找到写着清单的那一页，他也找到他的铅笔，一支顶端可以按压的银色铅笔——他为这支铅笔感到很自豪。

“那么，”他说，“那么，亚莉珊卓！”

突然之间，亚莉珊卓不想等待他的问题。突然之间，她无法等待。她想要扯下他的长裤，与他做爱。她想要在角落里把自己弄脏，像那个法国女孩一样。她让他看她在手上咬出的鲜血。她必须通过自己神圣的血，向他表明，她不想要听他的第一个问题。她站起来，一只手伸向他，另一只手埋进牙齿里。她要向安东叔叔展示，不只是这一次，也是永远，他心中的问题对她是一种亵渎，一种侮辱，无法接受，疯狂至极，而如果这么做，她就只好选择耶稣基督作为最唾手可得也最好的模范。他难道不是悬挂在费莉希狄的墙上俯视着她，手肘流淌着鲜血？我为你流血，安东叔叔，她解释说，想起复活节，想起费莉希狄在城堡里到处打破蛋。拜托。这是我的血，安东叔叔。我为你流血。但因为有手塞在嘴里，她惟一能发出的声音就只是呜咽。因此，最后，她坐了下来，皱起眉头，手贴在膝上，并没有真的流血，她注意到，但至少沾上了口水。

安东叔叔用右手压住打开的笔记本，左手握着铅笔。他是她认识的第一个左撇子，有时，看着他写字时，她会怀疑他是不是镜中的影像，而真实的他正坐在安德列斯·葛特斯许谷仓后面的车里。她想，如果能有像卢迪医生说的那种“分裂人格”该有多好——一半骑脚踏车离开，另一半与载他来的那个红发女人留在车上。费莉希狄，如果你借我那辆噗噗摩托车，我会让我坏的那一半离此远去。

突然之间，她听见自己开口说话。很美妙的声音。和收音机里的政客，以及在床边俯瞰她的医生发出的声音一样强劲。

“安东叔叔，你从哪里来？拜托。”她听见自己问道，好奇但谨慎，“安东叔叔，注意我，拜托，我在说话。除非你告诉我你是谁，你是不是我真正的叔叔，还有你那辆黑色大汽车的注册号码，否则我就拒绝回答你的任何问题。我很抱歉，但必须这么做。还有，那个红头发的女人是你的妻子吗？或者是费莉希狄染了头发，就像贝缇杜德修女劝我做的一样？”

但是，太多次了，亚莉珊卓的心说着话，但她的嘴却无法传达，结果那些话语在她内心飞旋，她成为那些话语的狱卒，就像安东叔叔假装自己是她的狱卒一样。

“谁给你钱付给费莉希狄，支付我在这里的拘留费？谁付钱给卢迪医生？谁每个礼拜决定你的笔记本里要写什么问题？你小心翼翼写下的这些答案，又是送给谁看的呢？”

但是，再一次的，话语在她的躯壳里飞翔，就像水果成熟时节，鸟儿盘旋在克伦可的暖房一样。亚莉珊卓无能为力，她无法劝服它们飞出来。

“那么，现在，”安东叔叔第三次说，脸上挂着浅浅的微笑，就像卢迪医生要替她打针时的那种笑容，“现在，你首先要告诉我你的全名，亚莉珊卓。”

亚莉珊卓举起三根手指，像个好孩子般数着。“亚莉珊卓·波里苏娜·欧斯特拉柯娃。”她用稚嫩的声音说。

“很好。你这个礼拜觉得如何，萨莎？”

亚莉珊卓带着礼貌的微笑回答：“谢谢你，安东叔叔。这个礼拜我觉得好多了。卢迪医生说我的危机已经远离了。”

“你是否收到——信，电话，或传话——与任何外界的人联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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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莉珊卓决定让自己是个圣人。她两手在膝上交叠，头倾向一边，想像自己是挂在书桌后面墙上那些费莉希狄苏联东正教圣人中的一个。薇拉，代表信仰；柳波夫，代表爱；苏菲亚，欧雷格，或金妮亚——全是费莉希狄在坦承自己本名是“希望”的那个晚上告诉她的名字——亚莉珊卓的本名是亚莉珊卓或萨莎都好，但绝对不会，绝对不会是塔蒂亚娜，只要记住这一点。亚莉珊卓对着安东叔叔微笑，她知道自己的微笑高尚、宽容且睿智；她知道自己聆听着上帝的声音，而不是安东叔叔的声音；而安东叔叔也知道，因为他长长叹了一口气，推开笔记本，然后按铃，请费莉希狄院长来进行付钱的仪式。

费莉希狄院长很快就进来了，亚莉珊卓猜她根本就在门的另一边不远处。她手中握着已算好的账目。安东叔叔审视着，皱起眉头，和往常一样，然后数了钞票放在桌上，蓝色和橘色的钞票一张张地数，让每一张都透明地呈现在台灯的光线下。然后，安东叔叔拍了拍亚莉珊卓的肩膀，仿佛她是十五岁，而不是二十五岁，或二十岁，或无论她弃离那段生命中的禁忌岁月时是几岁。她看着他再次走出门去，骑上脚踏车。她看着他的臀部努力地摇摆出节奏，离她远去，穿过小屋，经过克伦可，滑下山丘，骑向村落。就在她凝望时，她看见了一件奇怪的事，一件从未发生过的事，至少未曾发生在安东叔叔身上。不知从哪里冒出来两个别有用心的人，一男一女，骑着一辆摩托车。他们一定是坐在小屋另一侧的夏日长椅上，避开其他人的视线，或许为了做爱。他们移动到巷子里，盯着他，但并未骑上摩托车，还没有。相反的，他们等待安东叔叔的身影几乎已经看不见了，才跟随着他骑下山去。亚莉珊卓决定放声大叫，这一次，她发现自己的呐喊与尖叫声很响，响到可以让房子从屋顶到地板都碎裂开来。贝缇杜德修女逼近她，狠狠打她一巴掌，要她安静下来。

“就是那些人。”亚莉珊卓哭喊道。

“什么人？”贝缇杜德修女追问，她扬起手，准备随时再度派上用场，“你说的是什么人，你这个坏女孩？”

“就是那些跟踪我母亲，把她拖走杀掉的人。”

贝缇杜德修女轻轻舒了一口气。“骑黑马，我猜！”她嘲笑说，“用大雪橇拖着她，是不是？穿越整个西伯利亚！”

亚莉珊卓以前就编过这些故事了。她说，她父亲是个比沙皇更有权势的秘密亲王。她说，他宰制黑夜，就像猫头鹰主宰黑夜，而鹰主宰白昼一样。无论她到哪里，他秘密的眼睛就跟随她到哪里，而他秘密的耳朵可以听见她说的每一句话。她说，一天晚上，他听到她母亲在睡梦中的祈祷，就派出手下追捕，把她母亲拖到雪地里，从此再无踪影，即使是上帝也没再见到她，他直到今日还在找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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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宰割烫手东尼的故事，后来已成为圆场里著名的传奇。烫手东尼是跟踪的人给格里高利耶夫取的奇怪化名。让他落网，其实是很罕见的机遇，是运气、时机与准备功夫完美结合的产物。他们从一开始就知道，最大的问题是找到格里高利耶夫独处的时机，让他能在几个小时之后毫无异样地回到日常生活里。但是，在图恩银行那场演出之后的周末，他们反复深入研究格里高利耶夫的行为模式，却还是找不出适当的时机。在绝望中，托比的两个强悍的手下，史柯戴诺与狄·席尔斯基，甚至还想出在他上班途中掳人的危险计划，打算在离家与大使馆几百米的人行道上动手。但托比否决了这个计划。一个女孩愿意当诱饵。或许她可以在什么地方绊住他？她牺牲小我的精神赢得喝彩，但并未解决实际的问题。

主要的问题是，格里高利耶夫有双重安全保护。不只是大使馆的安全人员会按惯例查核他，还有他的妻子。跟踪的人很肯定，她对他与小娜塔莎的关系早已起疑。托比的监听小组想办法在街角的电话转接箱动了手脚之后，更证实了他们的疑虑。光是一天早上，格里高利耶娃就至少打了三次电话给丈夫，没有特别的缘故，就只为了确定他人在大使馆里。

“乔治，我就说这个女人是个彻头彻尾的怪物吧！”托比听到这个消息时，怒气冲冲地说，“爱情——我的意思是，那倒也罢了。但占有，只为了满足占有欲，是我绝对无法忍受的。这是我的原则。”

星期四下午有一个空当，也就是格里高利耶夫开他的奔驰去修车厂检修时。如果一个老练的汽车好手，如加拿大比尔，能在星期三晚上给发动机动个手脚——让车子还能动，但也就只是能动而已，那么，当格里高利耶夫在修车厂等技工找出毛病时，他们或许就能动手？这个计划有太多不可预测的变量了。即使所有的一切都没问题，他们又能留住格里高利耶夫多久呢？因为，每个星期四，格里高利耶夫都必须准时回家，好接待每周到访的信差克拉斯基。然而，这是他们惟一的计划，托比说糟得不能再糟，却聊胜于无。接下来，他们按兵不动，静静等候五天，在这段期间，托比和小组的组长们忙着筹划撤退方案，因为有太多的突发事件会迫使计划中止。每一个人都必须打包好行李，随时准备撤出旅馆；离境的证件和现金必须随身携带；无线电装备必须装箱，以美国人的身份存放在大银行的保险库里，如此一来，即便有任何蛛丝马迹，线索也都会指向美国表弟，而非他们自己；除了在人行道上边走边谈之外，不准有任何形式的聚会；波长每四小时变更一次。托比对瑞士警方很了解，他说。他以前曾在此地被追捕。如果事情暴露，他说，他的小伙子和小女孩们越少被捉去回答问题越好。“我的意思是，感谢上帝，瑞士还只是保持中立，知道我的意思吗？”

为了聊以宽慰，也为了鼓舞监视者微妙的士气，史迈利和托比下令，在等候的这几天里，监视格里高利耶夫的行动不能丝毫放松。对布伦纳德瑞恩73的监视必须二十四小时进行；汽车与脚踏车的巡视增加；每一个人都必须提高警觉，以防万一——尽管机会渺茫，但不敢说上帝会不会在一个不可预知的时刻决定插手此事。

事实上，上帝所做的，是让星期天有个晴朗闲适的好天气，而这正是具有决定性的关键。星期天早上十点钟，阿尔卑斯山区的太阳仿佛走下高地，照亮云雾深锁的低地的万事万物。在丽景皇宫，星期天的早晨格外宁静，一个侍者正为史迈利铺上餐巾。史迈利悠闲地喝着咖啡，正想专心阅读星期天版的《先锋论坛报》，一抬头，却看见领班法兰兹温文的身影站在他面前。

“巴拉克劳夫先生，电话。有位安瑟姆先生。”

电话在大厅，话筒里传来的是托比的声音。安瑟姆是他们约定好的名字，代表了紧急状况。“日内瓦办事处刚通知我们，常务董事此刻正在赶往波恩的途中。”

日内瓦办事处是布伦纳德瑞恩岗哨的代号。

“他带妻子同行吗？”

“很不巧地，夫人因孩子的缘故不同行。”托比回答说，“也许你可以到办公室来，巴拉克劳夫先生？”

托比的办公室位于国会大厦旁边一个精雕细琢的花园里，就在一座遮阳亭下。史迈利五分钟后抵达。在他们的下方，流淌着绿色的河水。远方，蔚蓝的晴空下，波恩高地的层叠山峰在阳光中耸立着。

“格里高利耶夫五分钟前独自离开大使馆，戴着帽子，穿着外套。”史迈利一抵达，托比就开始说，“他走路，往城区去。这可能是我们第一次在星期天监视他。他走路到大使馆，十分钟后，就往城区去了。他是要去看棋赛，乔治，毫无疑问。你怎么说？”

“谁跟着他？”

“史柯戴诺和狄·席尔斯基走路，一辆支持车在后面，还有两辆在前面。一组人正朝大教堂出动。我们要动手吗，乔治，还是不要？”

有那么一会儿，托比领会到每次在行动开始全速进行时似乎就会困扰史迈利的那种抽离的情绪——不能说是优柔寡断，而是不知为何却不愿前进的那种感觉。

他催促着：“绿灯吗，乔治？或者不是？乔治，拜托！我们讨论的可是分秒必争的事啊！”

“格里高利耶娃和小孩回来时，房子那边是不是还有人监视？”

black白夜

“绝对是！”

在那一刻，史迈利迟疑起来。有那么一会儿，他衡量着利害得失，卡拉那遥远的灰色身影正在告诫他。

“绿灯。”史迈利说，“好，动手吧！”

他还没说完，托比已经站在离遮阳亭不到二十米处的电话亭了。“我的心脏跳得像蒸汽发动机。”他后来说。而他眼中也闪动着战斗的光芒。



在沙拉特，甚至还有这个场景的比例尺缩小模型。偶尔，负责指挥的人会找出模型，述说这个故事。

波恩的旧城区，就如同模型所展现的一般，最好是以山脉、城堡与半岛的混合体来加以说明。在克金菲德和谷仓桥之间，蜿蜒成马蹄形的阿勒河奔向令人目眩的悬崖——旧城即始于此——从山脚的中世纪街道盘旋而上，直到大教堂的晚期哥特式尖塔，形成山峰的顶点，也是旧城的荣耀。大教堂旁边，相同的高度，耸立着“讲坛”，从讲坛南面的边缘，不留心的游客可能会突然发现自己正俯瞰着上百英尺的岩面，直抵山脚涡旋奔淌的河流。这是个诱人寻短见的地方，毫无疑问，也确实有人无法抗拒诱惑。根据民间流传的历史，这里曾有个虔信上帝的人摔下马背，虽然摔下很远的距离，但上帝解救了他，让他继续为教堂服务三十年，直到高龄才安详辞世。讲坛的其他部分是非常安宁的地方，有着长椅、精心修葺的树木，与儿童的游戏场。近年来，这里也成为大家下棋的地方。棋子有两英尺高或更高，要够轻，便于移动，但也要够重，才能抵挡得住从周围山丘偶尔吹来的南风。缩小模型上甚至有这些棋子的复制品。

这个星期天的早晨，托比·伊斯特哈斯抵达时，出乎意料的，阳光吸引了一小群井然有序的棋赛爱好者，或站或坐在棋盘旁。在人群的中央，离托比站立之处六英尺远的地方，明显得不能再明显的身影，是苏联驻波恩大使馆的领事（商务）安东·格里高利耶夫。他从工作与家庭间偷得浮生半日闲，正透过脸上的无边眼镜，追随着棋手的每一步动作。格里高利耶夫的背后，站着史柯戴诺和他的伙伴狄·席尔斯基，监视着格里高利耶夫。棋手很年轻，留着胡子，轻浮易变，即便不是学艺术的学生，也是希望其他人认为他们是。在众人的凝神注视下，他们异常兴奋地进行着殊死决斗。

托比以前也曾如此靠近格里高利耶夫，但这苏联人的注意力从未像此刻这般专注于某处。带着战斗来临前的宁静，托比估量着他，再次印证了他一直以来的看法：安东·格里高利耶夫并非实战人员。他着迷似的全神贯注，随着每一步棋的移动流露出毫无掩饰的率真表情，在莫斯科中央的钩心斗角之下，这样的天真神态绝对不可能幸存。

托比自己的外貌，也是这天另一桩可喜的机缘巧合。他无视于波恩的周日气息，穿着深色外套，戴着黑色毛皮帽。因此，在这个事出突然的关键时刻，他看起来确似计划缜密，连最微小的细节也不放过的：他是个有地位的要人，在周日稍事轻松一下。

托比深色的眼睛抬起，望向大教堂的领地。负责载他们离开现场的车辆已准备就绪。

一阵笑声响起。一个留胡子的棋手夸张地举起他的皇后，假装棋子重得吓人，踉跄几步，呻吟着放下。格里高利耶夫看见这出乎意料的动作，脸色一沉，皱起眉头。托比点头示意，史柯戴诺与狄·席尔斯基一左一右地逼近格里高利耶夫，史柯戴诺的肩膀甚至已碰到他，但他丝毫未注意。其他的跟踪者随即开始在人群中漫步，在史柯戴诺与狄·席尔斯基背后形成第二个编组队形。托比并没有多作等待。他直接站到格里高利耶夫面前，微笑着举起帽子。格里高利耶夫报以微笑，不太确定的微笑，他或许以为对方是不太有印象的外交同僚，并举起帽子。

“你今天好吗，领事？”托比用俄文问，语气诙谐十足。

格里高利耶夫更为疑惑，他说，谢谢，很好。

“我希望你还喜欢周五小小的乡间郊游。”托比仍然用轻松却相当平静的声音说，同时把手臂滑向格里高利耶夫。“我们在此地的一些高贵的外交使节团成员，对图恩的旧城不够欣赏。依我之见，图恩的古色古香值得一游，银行的服务更值得推荐。你难道不同意吗？”

这段俏皮的开场白够长，也够烦扰，让格里高利耶夫无力抵抗，就这样被带到人群边缘。史柯戴诺与狄·席尔斯基紧随其后。

“我的名字是寇特·塞贝尔，先生。”托比贴着格里高利耶夫的耳朵说，手仍抓着他，“我是图恩的波恩标准银行首席调查员。我们对于阿道夫·葛拉瑟博士在敝行的私人账户有些问题。你必须假装你认识我们。”他们仍在走动。在他们背后，跟踪者形成交错的队伍，像是随时待命准备发动奇袭的橄榄球球员。“请不要引起注意。”托比继续说，一面注意着让格里高利耶夫跟上他的脚步，“如果你能为我们拨出一个小时，先生，我相信我们就能摆平这些事，不至于对你的家庭或事业上的地位造成困扰。拜托。”

在秘密情报员的世界里，安全与绝对冒险之间的墙界几乎不存在，只有一张吹弹可破的薄膜。他可能诱捕一个人许多年，养肥对方，就为了这个关卡。但这个关卡本身——“是吗，不是吗？”——就是个跃进的分界点，不是大获全胜，就是溃不成军。有那么一瞬间，托比觉得他已看见溃败近在眼前。格里高利耶夫停下脚步，转头瞪着托比，脸色苍白似病人。他下巴仰起，张开嘴，吐出抗议的咒骂。他扯着自己被抓住的手臂，想恢复自由，却只是让托比抓得更紧。史柯戴诺与狄·席尔斯基左右游移完全堵住了可能的逃跑路线，但车子仍在十五米外，对托比来说，要拖着一个矮胖的苏联人走过去，这个距离实在是太远了。此时，托比出于直觉，继续说着。

black白夜

“这里有些违法的事，领事先生。严重的违法。我们有一份关于你的档案，读来令人悲叹。如果我把档案放在瑞士警方面前，全世界所有的外交抗议也无法让你免于最不堪的公开羞辱。我更不必提醒你，这会对你的事业造成什么样影响。拜托。我说，拜托。”

格里高利耶夫还是一动也不动。他似乎举棋不定，不知如何反应。托比推着他的手臂，但格里高利耶夫坚若岩石，对施加在他身体上的压力似乎毫无知觉。托比更加用力推，史柯戴诺与狄·席尔斯基也挨近前来，但格里高利耶夫似乎有着精神病人的顽固力量。他的嘴张开，似乎正忍气吞声，只目光愚钝地盯着托比。

“什么违法的事？”他声音里的惊吓与平静，还让托比抱有一线希望，但他粗壮的身体仍然僵直不动，拒绝前进。“你说的葛拉瑟是谁？”他声音沙哑地追问，仍然是惊魂未定的语气。“我不是葛拉瑟。我是外交官。格里高利耶夫。你说的那个账户，完全是正当合法的。我是商务领事，我有豁免权。我也有权利拥有外国银行账户。”

托比使出最后也是仅有的撒手锏。那笔钱和那个女孩，史迈利说，那笔钱和那个女孩是你惟一能玩弄他的筹码。

“关于你的婚姻，也有个小小的问题，先生。”托比又显出心不甘情不愿的表情。“我要警告你，你在大使馆里拈花惹草的风流韵事，可是会让你的家庭面临极大的危险。”格里高利耶夫瞪大眼睛，嘴里喃喃念着“银行职员”——到底他是在怀疑还是在嘲弄，就不得而知了。他闭上眼睛，嘴里反复念着，而这一次——根据史柯戴诺的说法——语气里带着格外鄙夷的意味。但他又开始向前走。车子的后门已打开。支持的车辆等在后面。托比絮絮叨叨地讲着瑞士银行账户滋生的利息应先扣缴所得税之类的废话，但他知道格里高利耶夫根本没在听。狄·席尔斯基迅速超前，跳进车子后座，史柯戴诺把格里高利耶夫塞进车里，自己在他身边坐下，然后关上车门。托比坐在前座；开车的是梅纳兹哈根家的一个女孩。托比用德文告诉她放轻松，看在老天的分上，别忘了这是波恩的星期天。别让他听见英文，史迈利这么嘱咐他们。

开到车站附近时，格里高利耶夫似乎有了新的想法，继而制造了一阵小小的扭打，托比从镜子里查看时，看见格里高利耶夫满脸痛苦，两手捂住鼠蹊部。他们开到兰葛斯路——一条位于大学后面的沉寂长路。车一停下，公寓的大门就打开了。一个苗条的管家在门阶上等候。她是米莉·麦克雷格，圆场的老骑兵。一看见她的微笑，格里高利耶夫就收敛了。此刻，重要的是时间，而不是掩护。史柯戴诺跳上人行道，抓着格里高利耶夫的一条手臂，几乎是扯着他出来；狄·席尔斯基一定又揍了他——虽然狄·席尔斯基事后发誓说纯属意外——因为格里高利耶夫下车时缩着身子。两人架着格里高利耶夫，像挽着新娘，跨过门槛，冲到会客室里。史迈利坐在角落里等候他们。这是一间用棕色印花布与蕾丝花边布置的房间。门关着，这些诱拐者让自己稍事庆祝。史柯戴诺和狄·席尔斯基松了一口气，放声大笑。托比拿下毛帽，抹掉汗水。

“嘘。”他轻声说，要他们安静下来。他们立即从命。

格里高利耶夫揉着肩膀，除了疼痛之外似乎什么感觉也没有。史迈利审视着他，对他只注意自己的动作觉得很快慰。不自觉地，格里高利耶夫承认自己是个生活的失败者。史迈利记起基洛夫，记起他笨手笨脚地纠缠欧斯特拉柯娃，并费尽心血地吸收奥图·莱比锡。他看着格里高利耶夫，眼中所见尽是无可救药的平凡庸俗：身上那件崭新却不合宜的条纹西装，凸显他的肥胖；脚上那双昂贵的灰色皮鞋，显然太紧不舒服，不时要让脚出来透透气；那头烫卷的头发也一样看着不舒服。所有这些琐碎、无用的虚荣举止，都传达出他有远大的抱负，但史迈利知道——格里高利耶夫自己可能也知道——这一切都不可能达成。

以前是学术研究人员，他记起恩德比在班的地方交给他的档案中曾提到，放弃大学教职，追求更大的官僚特权。

没用的东西，安恩一定会这么说，只消看一眼就能衡量他的性欲。别理他。

但史迈利无法不理他。格里高利耶夫是上钩的鱼，史迈利要考虑的则是如何拉他上岸。他戴着无边眼镜，下巴长出一圈肥肉，发油因身体发热而暖腻，散发出柠檬的气味。他一面揉着肩膀，一面开始环视绑架他的人。脸上汗流如雨。

“我在哪里？”他狂暴地追问，略过史迈利，把托比当成头头。他的声音刺耳，调儿很高。他说德文，带着斯拉夫的齿擦音。

苏联驻波茨坦一等秘书（商务），三年，史迈利记得，没有明显的情报接触。

“我要知道我在哪里。我是个资深的苏联外交官。我要求立即与我国大使谈话。”

他不断用手揉着受伤肩膀的动作，削弱了他愤愤不平的气势。

“我被绑架了！被带到这里，非自愿的！如果你不马上把我送回大使馆，就会引发严重的国际问题。”

格里高里耶夫搭起了自己的舞台，却只是自说自唱。只有乔治可以问问题，托比曾这么告诉他的团队，也只有乔治能回答问题。但是，史迈利只是静静坐着，像个殡葬业者；似乎没有任何事可以让他有反应。

“你们要赎金吗？”格里高利耶夫对着他们大叫。一个可怕的想法突然掠过他心头：“你们是恐怖分子？”他低声问，“但如果你们是恐怖分子，为什么不蒙住我的眼睛？为什么让我看到你们的脸？”他的目光扫过狄·席尔斯基，接着是史柯戴诺。“你们应该遮住脸的。遮住吧！我希望对你们一无所知！”

持续的静默激怒了格里高利耶夫，他举起肥胖的拳头捶打自己另一只张开的手掌，叫嚣着：“我抗议，我抗议。”此时，史迈利略微露出高级官员式的遗憾神色，像格里高利耶夫一向所做的那样，打开放在膝上的笔记本，然后轻轻地叹了口气，很官员式的：“你是苏联驻波恩大使馆的格里高利耶夫领事？”他尽可能以最平淡单调的声音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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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里高利耶夫！我是格里高利耶夫！是的，没错，我是格里高利耶夫！你是谁，请问？你是谁？黑帮老大？凭什么像个人民委员74似的对我说话？”

用人民委员来形容史迈利的态度并不见得是恭维，他强调的是那种漠不关心的姿态。

“那么，领事，因为我们没有时间可以耽误，我必须请你看一下桌上的这些犯罪照片，就在你面前。”史迈利说，依然审慎地维持着平淡单调的语气。

“照片？什么照片？你怎么能说外交官犯罪？我要求立即打电话给我们大使！”

“我建议领事先看这些照片。”史迈利用阴郁、毫无口音的德文说，“只要领事看过照片，就有自由可以打电话给任何人。请先从左边那张开始。”他建议，“照片是从左到右排列的。”

被勒索的人有着我们所有人的弱点，史迈利想。他暗自观察格里高利耶夫搜寻桌上照片时的样子，像在外交餐会上审视自助餐台一般。被勒索的人和我们每一个人一样，努力想躲开陷阱，却反而更深地陷入困境。史迈利自己动手排列了照片的顺序。他想像着在格里高利耶夫心中，奏起一串连续不断的灾难之歌。格里高利耶夫夫妇把他们的奔驰停在银行外面。脸上永远挂着不满神色的格里高利耶娃独自坐在驾驶座上等候，紧抓方向盘不放，像随时防范有人抢走她的车。长镜头捕捉到的格里高利耶夫和小娜塔莎，在一张长椅上，坐得非常近。接着是格里高利耶夫在银行里，有好几张，精良的镜头越过肩膀，拍到他在出纳的收据上签名，在他签名的上方，很清楚地打着全名：阿道夫·葛拉瑟。随后是格里高利耶夫很不安地骑在脚踏车上，正要进入疗养院；格里高利耶娃又很不情愿地坐到车上，这一次是在葛特斯许的谷仓后面，她自己的脚踏车还绑在车顶上。但史迈利注意到，让格里高利耶夫凝视最久的，是梅纳兹哈根家的女孩用模糊的长镜头捕捉到的照片。照片的品质并不好，但是车里的两个人，虽然嘴巴贴在一起，却仍然可以清楚辨识。一个是格里高利耶夫。另一个，头压着他，好像要把他生吞活剥似的，是小娜塔莎。

“电话任你使用，领事先生。”史迈利平静地说，格里高利耶夫毫无动静。

但格里高利耶夫仍然凝视着最后一张照片，一动也不动，从他的表情判断，他已不安至极。他不只是一个东窗事发的人，也是一个渴求爱情的男人。而今隐秘的恋情却突然公开，一切变得荒谬可笑。

史迈利依旧用他那公事公办的阴郁声调开始说明，卡拉可能会称之为施压。托比说，其他的审问者，可能会提供格里高利耶夫选择，如此一来，无可避免地会激起他顽固的苏联脾气，自我毁灭的苏联习性。巨大的压力很可能会导致巨大的灾难。其他的审问者会提高声音，威胁恫吓，诉诸恐吓性的甚至实质性的暴行。但乔治不会，从来不会。乔治的举止像个低调而无立场的官员，而格里高利耶夫，就像格里高利耶夫夫妇的世界已到末日似的，无可奈何，只能别无选择地接受。乔治完全不给格里高利耶夫选择的机会。乔治很平静，也很清楚地对格里高利耶夫说明，他跟本没有任何选择的余地。重要的是，领事，史迈利说，仿佛他说明的是税务问题，要想想如果没有采取任何行动防止照片发散，那么这些照片很快就会落到其他人手里，到时候会产生多大的冲击呢？首先是瑞士当局，一位驻瑞外交官滥用瑞士护照，一定会让他们很火大，更别提严重违反银行法。他们会签发最强烈的官方抗议，格里高利耶夫一家会连夜被送回莫斯科，全家人，永远无缘再享受派驻国外的丰裕生活。并且，回到莫斯科后，格里高利耶夫也无法平反。他在外交部的上司对他的行为会不敢苟同，无论是对于私人生活还是公务领域。格里高利耶夫在官场上的前途就此结束。他会在自己的国家里被流放，他的家人也一样。全家人都是。“想像一下，在外西伯利亚的荒原上，一天二十四小时面对格里高利耶娃的咒骂。”他的话奏效了。

格里高利耶夫跌坐在椅子里，双手抱头，仿佛头会爆炸开来。

“但最后，”史迈利说，他的目光从笔记本上抬起，虽然只是一瞬间——他在笔记本上看些什么，托比说，真是天知道，因为笔记本上只有一行行的线，此外一片空白——“最后，领事，我们必须思考，这些照片对某个国家安全机构所造成的影响。”

此时，格里高利耶夫的手放开头，从口袋里掏出手帕，开始擦着额头，但无论他怎么用力擦，汗水还是不停地冒出来。汗水迅速滴落，就像史迈利自己在德里的审问室里与卡拉面对面坐着时一样。

史迈利非常投入自己的角色，代表官僚体系来宣达格里高利耶夫的最后命运。他又叹了一口气，一本正经地把笔记本翻过另一页。

“领事，我问你，你太太和家人去野餐，几点会回来？”

格里高利耶夫仍然不断用手帕擦着额头，似乎没听见史迈利的话。

“格里高利耶娃和孩子们在艾尔芬诺森林野餐。”史迈利提醒他，“我们有些问题要问你，但如果你没回家而引起关切可就不好了。”

格里高利耶夫拿开手帕。“你们是间谍？”他低声说，“你们是西方间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