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迈利的人马》史迈利三部曲终章(完结)，作者：约翰·勒卡雷，曾在军情五处接受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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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事，你最好别知道我们是谁。”史迈利真诚地说，“这些信息是危险的负担。只要你照我们的吩咐做，你就可以自由地离开这里。我们向你保证。你的妻子，甚至莫斯科中央，都永远不会知道。请告诉我，你的家人几点钟会从艾尔芬诺回来——”史迈利突然停住。

或许不是出于真心，格里高利耶夫竟然做出奋力一搏的样子。他站起来，转身冲向门。就一个硬汉来说，保利·史柯戴诺看起来或许有些怠倦无力，但在格里高利耶夫还来不及做出第二个动作之前，他的手臂就已紧紧扣住他，把他轻轻地压回椅子里，非常小心地不在他身上留下伤痕。格里高利耶夫又作态地呻吟，非常绝望地垂下手。他的脸涨得通红，并开始痉挛，宽阔的肩膀不断抖动，嘴里喃喃冒出自我斥责的字句，交杂着一半俄文和一半德文。他缓慢但激动地咒骂着自己，接着，他咒骂他的母亲，他的老婆，他的厄运，以及他身为人父的极端脆弱。他应该留在莫斯科，留在贸易部。他根本就不该离开学术界，只因为他那个蠢老婆想要外国衣服、音乐和特权。他老早以前就看穿她了，但他不忍放弃孩子，他是个笨蛋，是个小丑。他才应该住进庇护所，而不是那个女孩。他在莫斯科被找上时，他应该说不。他应该坚持程序。他应该在回来时把这件事向大使报告。

“噢，格里高利耶夫！”他大叫，“噢，格里高利耶夫！你太软弱了，太软弱了！”

接着，他开始长篇大论地斥责阴谋。他对阴谋深恶痛绝。在事业发展过程中，有好几次，他在一些不切实际的冒进计划里受命与可恶的“邻居”合作。每次都是一场大灾难。搞情报的都是罪犯，骗子，笨蛋，一群怪物。为什么苏联人这么爱他们呢？噢，因为苏联人的灵魂里就有酷爱秘密的致命缺陷。

“阴谋代替了宗教！”格里高利耶夫用德文对他们咆哮，“这是我们秘密的替代品！情报员是我们的阴谋家，这些卑鄙小人，他们毁了一切！”

他握起拳头，自责地捶打自己的脸颊。史迈利仍然翻动膝上的笔记本，厉声将他拉回眼前的问题：“想想格里高利耶娃和你的孩子，领事。”他地说，“我们真的必须知道他们预定几点回家。”



每一个成功的审问——就像托比·伊斯特哈斯每谈及这个时刻都要特别训示的——都建立在一个无法弥补的疏失上。一个手势，无论是暗示的还是直接的，甚至只是半个微笑，或者是接受一根香烟，都代表了心态的转变，从反抗变成合作。而格里高利耶夫，在托比所描述的场景里，就在此时犯下严重的疏失。“她会在一点钟回家。”他喃喃地说，避开史迈利与托比的目光。

史迈利瞧了一眼手表。让托比暗自狂喜的是，格里高利耶夫也做了相同的动作。

“但她可能会迟一些？”史迈利反驳说。

“她从来不迟到。”格里高利耶夫闷闷不乐地说。

“那么，请你先告诉我，你和那个女孩的关系！欧斯特拉柯娃。”史迈利一面说，一面向右走到远处——托比说，他是在暗示，这个问题只不过是延续格里高利耶娃不时会被问到的那些寻常事情罢了。然后，他准备好笔。如此一来，像格里高利耶夫这样的人可能会觉得必须给他一些信息，好写下来。

纵然如此，格里高利耶夫的抗拒并没有就此烟消云散。他的爱国情操至少还得再上演一回。他张开手，仿佛在向托比请求：“欧斯特拉柯娃！”他以夸张的轻蔑态度又重复一次，“他问我一个叫欧斯特拉柯娃的女人？我不认识这个人。也许他认识，但我不认识。我是个外交官。马上放了我，我有重要的公务要办。”

但这股气势，就像逻辑一样，很快就从他的抗议声中消失了。格里高利耶夫和其他任何人一样清楚。

“亚莉珊卓·波里苏娜·欧斯特拉柯娃。”史迈利一面吟唱似的念出名字，一面用领带的下摆擦着眼镜。“一个苏联女孩，但有法国护照。”他重新戴上眼镜。“就像你一样，领事，是个苏联人，却有瑞士护照。用的是假名。你是怎么和她扯上关系的，我很好奇？”

“关系？现在告诉我，我和她扯上关系！你以为我这么下流，和一个疯女人睡觉？我被勒索了！就像你们现在勒索我一样，所以我被勒索了。施压！每次都施压，每次都是格里高利耶夫！”

“那么告诉我，他们是怎么勒索你的，”史迈利建议说，目光毫无遮掩地瞥了他一眼。

格里高利耶夫瞪着自己的手，举起来，又垂回膝上，又是徒劳无功。他用手帕擦着嘴，对这个世界的穷凶恶极只能摇头兴叹。

“我当时在莫斯科。”格里高利耶夫说。托比事后说，他听见天使合唱团在他耳里唱着哈利路亚。乔治的策略奏效了，格里高利耶夫开始招供。



另一方面，史迈利并没有为自己的成就欢呼庆祝；相反，他的胖脸却很不高兴地皱起眉来。

“请说日期，领事。”他说，仿佛地点根本不是重点，“告诉我你在莫斯科的日期。之后，也请交代每一件事的日期。”

这也是很经典的手法，托比喜欢加以说明，聪明的审问者总会故意点燃一些诱敌的火光。

“九月。”格里高利耶夫迷惑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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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一年？”史迈利一面问，一面写。

格里高利耶夫又很哀怨地看着托比。“哪一年？我说九月，他问哪一年的九月？他是个历史学家吗？我想他是个历史学家。今年九月。”他悻悻然地对史迈利说，“因为一项紧急的商务会议，我被召回莫斯科。我是一个高度专业的经济领域的专家。如果我没出席，这场会议就没意义了。”

“你的妻子陪你一起回去吗？”

格里高利耶夫无力地叹了口气。“现在他以为我们是资本主义者。”他对托比说，“他以为我们能带着老婆回去开两个礼拜的会，还搭瑞士航空头等舱呢。”

“‘今年的九月，我收到命令，要我单独飞回莫斯科，去参加为期两周的经济会议。’”史迈利说，仿佛大声念出格里高利耶夫的自白似的，“‘我的妻子留在波恩。’请描述这次会议的目的。”

“我们高层讨论的主题是绝对机密。”格里高利耶夫认命地回答，“我们部里希望讨论具体的措施，贯彻苏联官方反对其他国家出售武器给中国的立场。我们讨论的就是，对违反的国家能采取哪些制裁措施。”

史迈利毫无个性的风格，以及佯装的不得不然的官僚神态，此时不仅已树立威信，而且还臻于完美。格里高利耶夫带着哲学式也是非常苏联式的悲观心态，全盘接受。其他在场的人事后都觉得难以置信，似乎他还没被带到公寓来之前，就已有意倾诉心声了。

“会议在哪里举行？”史迈利，仿佛对他而言，形式的细节比机密的事务更值得关切。

“在贸易部。四楼……会议室。在洗手间对面。”他以绝望的轻浮态度回嘴说。

“你住在哪里？”

在资深官员住的招待所。他报出地址，甚至还带着讥讽意味地报出房号。有时候，我们的讨论结束得很晚，他说——已不吐不快似的主动提供信息；但在礼拜五，因为仍然是夏季气候，非常炎热，所以他们结束得较早，好给想到乡间避暑的人方便。但格里高利耶夫没有这样的计划。格里高利耶夫打算留在莫斯科度周末，而且另有缘由。“我安排好了要到一个女孩的公寓住两天，她名叫爱芙朵琪亚，是我以前的秘书。她丈夫当兵去了，不在家。”他解释说，仿佛这是一般男人之间再正常不过的交心，至少是像托比这样心意相通的人可以理解的那样，尽管那些无血无泪的人民委员并不能体会。然后，很令托比惊讶的是，他竟单刀直入。他毫无预警也毫无其他引言地，从他与爱芙朵琪亚的调情，直接切入这次审问的核心。

“很不幸的，我安排的计划被破坏了，因为莫斯科中央第十三处，也就是大家称为卡拉处的人介入了。我被要求立刻去参加一场会谈。”



此刻，电话响起。托比接起电话，挂断，对史迈利说：

“她回到家了。”依旧讲德文。

史迈利毫不迟疑地转头对格里高利耶夫说：“领事，我们得到通知，你太太已经回家了。现在，你必须打电话给她。”

“打电话给她？”格里高利耶夫一脸惊骇地转头看托比，“他告诉我，打电话给她！我该怎么说？‘格里高利耶娃，我是你亲爱的丈夫！我被西方间谍绑架了！’你们这些人民委员疯了！都疯了！”

“请你告诉她，你不得已要晚回家。”史迈利说。

他的沉着对格里高利耶夫的怒气无异火上加油：“我这样告诉我太太？告诉格里高利耶娃？你以为她会相信我吗？她会立刻向大使打我的小报告。‘大使，我的丈夫跑了，去找他吧！’”

“信差克拉斯基每个礼拜送来莫斯科的指令，是不是？”史迈利问。

“人民委员无所不知。”格里高利耶夫对托比说，一手轻拂过脸颊，“如果他无所不知，他干吗不自己对格里高利耶娃说？”

“你必须用公事公办的语气对她说，领事。”史迈利建议道，“别提到克拉斯基的名字，但暗示说，他要你立刻到城里某处和他见面，商讨机密。紧急状况。克拉斯基改变了计划。你不知道几点能回家，也不知道他要谈什么。如果她抗议，就斥责她。告诉她，这是国家机密。”

他们看到他面露忧色。他们看到他惊叹诧异。最后，他们看到一抹浅浅的微笑浮上他的脸。

“机密。”格里高利耶夫自言自语说，“国家机密。没错。”

他无畏地走向电话，拨了号码。托比站在他后面，一只手小心翼翼地准备着随时按下听筒，如果他胆敢耍把戏的话。但史迈利带着微笑摇摇头，示意托比走开。他们听到格里高利耶娃的声音，用德文说：“你好！”在她高声追问丈夫人在哪里之后，他们听到格里高利耶夫无畏的回答。他们看到他挺直身子，抬高下巴，换上官式的面孔；他们听见他断然说出几句简短的字句，问了一个显然没得到答案的问题。他们看到他挂掉电话，因喜悦而眼睛发亮，容光焕发，他高兴地挥动粗短的双臂，就像上阵得分的球员一样。接下来，他们知道的是，他开始大笑，又长、又充满激情的斯拉夫式的大笑，音调高低起伏。其他人也无法遏止地大笑起来——史柯戴诺、狄·席尔斯基和托比都笑起来。格里高利耶夫握着托比的手。

“今天我真喜欢阴谋！”在两段更加激情的畅快笑声的空当，格里高利耶夫大叫，“今天，阴谋真是太棒了！”

然而，史迈利并没有加入这全体庆祝的行列。他有意扮演扫兴的角色，坐着翻阅笔记，等待欢笑结束。

“你说说看，第十三处的人是怎么找上你的。”当一切再度恢复平静之后，史迈利说，“第十三处，人称卡拉处。请继续你的叙述，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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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里高利耶夫是否感觉到周围涌起一股警觉的气氛，所有人的姿势都冻结不动了？他是否注意到，史柯戴诺与狄·席尔斯基的眼睛追索着史迈利毫无表情的脸，凝神注视？还有，米莉·麦克雷格静悄悄地溜进厨房，再次查看她的录音机，以免在狠心上帝的作为下，主机与备用的机器都同时故障？他是否注意到，耐心地舔着拇指与食指，翻动笔记本的史迈利，此刻几乎像东方隐士般谦逊自抑，完全没有兴趣似的把整个身体缩进那件满是皱折的棕色斜纹旅行外套里？

至少，托比全注意到了。托比坐在电话旁的阴暗角落里，从这个视野极佳的位子，他可以观察到房间里的每一个人，却又让别人无法观察他。就算是一只苍蝇飞过地板，托比那锐利的目光也能记录下它完整的冒险旅程。托比甚至描述了自己的症状，颈周的部分有发热的感觉，喉咙和胃的肌肉都打结了。托比不仅忍受了这些不适，还把这些牢牢记住。但是，格里高利耶夫是否对这些气氛有反应，又是另一回事了。他很可能仍只沉迷在以自己为中心的角色里。电话的胜利刺激了他，振奋起他的自信心。显然如此，因为当他再次发言时，他首先陈述的，不是有关卡拉处的事，而是他身为小娜塔莎爱人的英勇行为：“像我们这种年纪的人，需要一个这样的女孩。”他对托比眨眨眼，“她们会让我们变回年轻人，像我们以前一样。”

“很好，你独自飞到莫斯科。”史迈利非常急躁地说，“会议进行期间，你被找去参加一场面谈。请从这里开始。我们不能浪费整个下午，你知道的。”

会议从礼拜一开始，格里高利耶夫顺从地重新开始他的正式告白。到了礼拜五下午，我回到招待所，收拾东西，打算带到爱芙朵琪亚的公寓，共度我们的小小周末。但是，却有三个男人找上我，命令我跟他们上车，也没多作解释，比你们还不如——瞄了托比一眼——说我受命接受一项特殊任务。在路上，他们告诉我说，他们是莫斯科中央第十三处的人，在莫斯科官场，每个人都知道那个单位全是精英。我的印象是，他们是聪明人，干他们那一行的人，请恕我这么说，才智都不太高，但他们超过一般的水准。我感觉他们可能是官员，而不只是打杂的人。尽管如此，我并不太担心。我相信，一定是因为某些机密事务需要我的专业经验，就是这样。他们很殷勤，所以我甚至有些飘飘然……

“路程花了多少时间？”史迈利一面打断他的话，一面还在写字。

穿过市区，格里高利耶夫模糊地回答。穿过市区，然后驶进乡间，直到天黑。直到我们见到一个像僧侣的小个子男人，坐在一间小房间里，看着应是他们的主子。



再一次，托比认为自己见证了史迈利控制这种场面的不凡能力，而这也正是史迈利专业能力的最佳证明，当然也证明了他对格里高利耶夫的完全控制。在格里高利耶夫冗长的叙述过程中，他从来没有一句过度急切的追问，声音的抑扬顿挫里也从来没有一丝最微小的破绽来背离他在这场审问里为自己设定的无个性角色。托比坚称，史迈利掌控整个场面，“像手上握着画眉鸟的蛋”。举止稍有不慎，就可能毁了一切，但他丝毫没有。而托比更喜欢把卡拉的真正身影首度出现这个关键的一刻，奉为至高无上的典范。其他的审问者，在听到“一个像僧侣的小个子男人，看似他们的主子”时，一定会催促对方多作描述，比如他的年纪、阶级，他身上的衣服、抽的烟，你怎么知道他是他们的主子？但史迈利没有。史迈利强掩不耐烦似的用原珠笔敲着簿子，用备受折磨的声音告诉格里高利耶夫，自此而后，请别省略事实的细节：

“让我再问一次。路程花了多少时间？请就你所记得的，尽量精确描述。让我们从这里继续。”

格里高利耶夫垂头丧气地道歉。他会说，车子以相当快的速度开了约四小时，先生，也许更久。他现在想起来，中途他们两度停下来去上厕所。在四小时之后，他们进到一个戒备森严的区域——不，先生，我没看见告示标志，警卫都穿便服——然后又开了至少半个小时，才抵达中心。像个梦魇，先生。

再一次，史迈利出声反驳，建议他别那么激动。这怎么会是梦魇呢，他想知道，格里高利耶夫不是刚刚才说自己并不害怕？

好吧，不完全是梦魇，先生，更像是一场梦。在这个阶段，格里高利耶夫越来越觉得自己是个贫困的农民，被带到地主——他用俄文说出这个名词，托比加以翻译——面前。所以他并不害怕，先生，因为他无法控制这些事，所以也没有人能责怪他。但当车子终于停下来，一个男子伸手抓住他的手臂，警告他说，从此时开始，他的态度要完全改变。“你将要见到苏联伟大的斗士，也是极有权势的人士。”那人告诉他，“如果你对他不尊敬，或企图说谎，你可能再也见不到你的妻子和家人。”

“这人叫什么名字？”格里高利耶夫问。

但那人毫无笑容地回答说，这位伟大的苏联斗士没有名字。格里高利耶夫问是不是卡拉本人，因为他知道第十三处首脑的化名叫卡拉，但那些人还是只说，伟大的苏联斗士没有名字。

“所以，梦境就开始变成梦魇，先生。”格里高利耶夫低声下气地说，“他们也告诉我说，我应该告别我的爱情周末。小爱芙朵琪亚会另寻新欢，他们说。然后，其中一个人笑起来。”

此时，极大的恐惧攫住他，格里高利耶夫说。接着，他踏进第一个房间，迈向第二扇门，他害怕得双膝发抖。他居然还有时间替他心爱的爱芙朵琪亚担心。这个超乎寻常的人是谁，他心怀恐惧地想，他甚至比格里高利耶夫自己还要先知道，他允诺与爱芙朵琪亚共度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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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你敲了门。”史迈利一面说，一面写着。

他叫我进去！格里高利耶夫继续叙述。他坦诚告白的热忱一发不可收拾，他对审问者的依赖也一样不可收拾。他的声音变大了，他的手势更丰富了。托比说，他仿佛是想用肢体的动作诱使史迈利摆脱沉默寡言的态度；然而事实上，是史迈利佯装的漠不关心的态度，诱使格里高利耶夫更加奔放。我发现自己置身在一个不大也不豪华的办公室，先生，不太符合资深官员与伟大苏联斗士的身份。那是个小房间，简陋得像监狱牢房，中央有一张旧木桌，还有一张供访客坐的硬椅子：

“想像一下，先生，一位伟大的苏联斗士与权贵人士！他所拥有的，就只有一张旧书桌，惟一的照明是一盏劣质的灯！书桌后面，就坐着那位教士，先生，一个完全不装模做样、没有虚伪矫饰的人——一个经验丰富的人，我敢说——一个根植于自己国家的人。他的眼睛很小，目光直率，灰色短发，抽烟时习惯双手交握。”

“抽什么？”史迈利问，一面还在写。

“嗯？”

“他抽什么？这个问题够简单了。烟斗，香烟，还是雪茄？”

“香烟，美国烟，整个房间都是香烟的味道。就像在波茨坦一样，当时我们和柏林来的美国官员谈判。我想‘如果这个人一直都抽美国货，那么他一定是个很有影响力的人。’”格里高利耶夫兴奋地转头面向托比，用俄文再说一次重点。抽美国烟，持续地抽，他说，想想看，要拿到这么多香烟，得花多少钱，需要多少影响力！

接着，史迈利依旧秉持他那卖弄学问的神态，要求格里高利耶夫表演一下什么叫抽烟时“两手交握”。他面无表情地看着格里高利耶夫从口袋里掏出一支棕色的木质铅笔，圆胖的双手在面前相扣，铅笔握在两手之间，笨拙地把笔塞进嘴里，就像有人用两手握马克杯喝东西似的。

“就是这样！”他解释说，心情再度变得轻松愉快，高声笑着用俄文对托比大叫，但托比觉得不适合翻译，事后在记录中也只写着“秽语”二字。

教士命令格里高利耶夫坐下，然后花了十分钟，详尽描述格里高利耶夫与爱芙朵琪亚爱情故事的细节，以及他的另外两段婚外情，一段在波茨坦，一段在波恩，对象都是他的秘书，最后不知为何都上了他的床。此时，如果格里高利耶夫所言属实的话，他表现出了勇敢的行为。他站起来，追问道，他穿越大半个苏联，难道就是为了来参加道德法庭的审判：“和秘书睡觉又不是很罕见的事，即使在政治局也是如此。我向他保证，我没和外国女孩有越轨的行为，只有苏联女孩。‘这我也知道，’他说，‘但这对格里高利耶娃来说可没什么差别。’”

接着，还是很让托比惊讶的，格里高利耶夫又爆出一阵嘶哑的笑声；虽然狄·席尔斯基和史柯戴诺也谨慎地跟着笑起来，但格里高利耶夫的笑声比其他人都持续得更久，所以他们只好等待笑声停歇。

“请告诉我们，拜托，为什么你称为教士的这个人会找你去？”史迈利缩在他的棕色外套里说。

“他告诉我说，第十三处在波恩有一项特别的任务要交给我。我不应该向任何人透露，包括我的大使在内，这项任务对他们来说太过机密了。‘但是，’教士说，‘你应该告诉你的妻子。依据你个人的状况，你不可能保有任何秘密，又不让妻子知道。这我很了解，格里高利耶夫。所以告诉她吧。’他说得一点都没错。”格里高利耶夫评论说，“他真是聪明！这个男人显然很了解人情世故。”

史迈利翻过一页，继续写着。“请继续。”他说。



首先，教士说，格里高利耶夫要开一个瑞士的银行账户。教士交给他十张百元钞票，共计一千瑞士法郎，告诉他用这笔钱去开户。他的账户不能开在波恩，因为那里的人知道他的身份；也不能开在苏黎世，因为那里有一家苏联贸易银行。

“瓦兹荷银行，”格里高利耶夫毫无必要地解释说，“有很多正式和非正式的转汇都通过这家银行。”

不能在苏黎世，而要在距离波恩几公里之外的小城——图恩。他应该用瑞士人的身份，以葛拉瑟的名义开设账户。“但我是个苏联外交官！”格里高利耶夫反驳说，“我不是葛拉瑟，我是格里高利耶夫！”

教士毫不退缩地交给他一本瑞士护照，名字是阿道夫·葛拉瑟。教士说，每一个月，账户会收到几千瑞士法郎，有时甚至会有一万或一万五千。格里高利耶夫会知道这些钱的用途。这是非常机密的事，教士耐心地复述，要严守机密，有利诱也有威胁。就像史迈利自己在一个小时之前所做的一样，教士毫不客气地一一详述。“先生，你应该看看他面对我时的沉着态度。”格里高利耶夫难以置信地对史迈利说，“他的冷静沉着，他的威严权势，在任何情况下都不改变。如果是在棋局里，他一定会大获全胜，因为他胆识过人。”

“但他并不是在玩棋。”史迈利冷淡地反驳。

“先生，没错。”格里高利耶夫赞同，悲伤地摇着头继续述说他的故事。

有利诱，也有威胁，他又说了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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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胁是，格里高利耶夫所属的部会将收到消息，说他拈花惹草，不值得信赖，如此一来，他将永远无法再获派国外任职。这将毁了格里高利耶夫的事业，以及他的婚姻。很严重的威胁。

“这对我来说真是太可怕了。”格里高利耶夫毫无必要地加上一句。

接下来是利诱，而且诱因甚丰。如果格里高利耶夫善尽义务，严守机密，他的事业将飞黄腾达，他的出轨行为也会被视而不见。在波恩，他将有机会搬到更宜人的住所，足令格里高利耶娃雀跃；他也会得到一笔钱，购买一辆符合格里高利耶娃品位的进口车；同时他也不必再仰赖大使馆的司机，虽然司机大多是“邻居”，但还不够格参与这项大机密。最后，教士说，他会加速升职为领事，以便解释他生活水准的提升。

格里高利耶夫看着他俩之间的那张书桌，目光扫过一沓瑞士法郎，接着是瑞士护照，接着又回到教士脸上。他问道，如果他说自己宁可不参与这项工作，会有什么样的后果。教士点点头。他对格里高利耶夫说，他也考虑过第三种可能性，但很遗憾的，因为需求的迫切，让他无法有其他的选择。

“那么告诉我，我应该怎么用这些钱？”格里高利耶夫说。

这是例行的工作，教士回答说，也是格里高利耶夫获选的另一个原因。“在例行的事务方面，我听说你表现很出色。”他说。虽然此刻他对教士所说的话有些毛骨悚然，但不免因教士的评价感到自豪。

“他听到我的一些正面报告。”他欣然对史迈利解释道。



然后，教士告诉格里高利耶夫那个疯女孩的事。

史迈利一动也不动。他动笔时，眼睛几乎闭上了，但他还是写个不停，尽管天知道他在写些什么东西，因为乔治从来就没想过要在纸上留下任何东西，即使是微不足道的蛛丝马迹也没有。但自此刻起，托比说，在格里高利耶夫说话时，乔治会从他外套领子里抬起头来，看着格里高利耶夫的手，甚至脸。而其他时候，他却像飘离房间里的每一件事物、每一个人。米莉·麦克雷格站在门廊里，狄·席尔斯基和史柯戴诺像雕像一样纹丝不动，而托比只为格里高利耶夫祈祷着。“继续说，我的意思是，不计代价地说，谁在乎？我们都听说过卡拉的本领。”

教士说他会毫无隐瞒，他对格里高利耶夫如此保证——除了格里高利耶夫之外，房间里的其他人都了解，这就是有什么要隐瞒的前奏。

教士说，在瑞士的一家私人精神疗养院里，有一个饱受精神分裂症折磨的女孩。“在苏联，这种疾病并没有被充分的了解。”教士说。格里高利耶夫回忆起自己还曾被教士决绝的语气深深感动。“诊断和治疗都因政治考虑而变得复杂。”教士继续说，“这个叫亚莉珊卓的孩子在我们的医院接受过四年的治疗，被医生指控许多罪状。‘偏执的改革主义与虚妄错误的思想……过度高估个人人格……对社会环境适应不良……过度膨胀自身能力……资产阶级堕落的性行为。’苏联的医生一再要她抛弃那些不正确的思想。这根本不是医疗。”教士颇为不悦地对格里高利耶夫说，“根本就是政治。在瑞士的医院里，对这些事有比较进步的态度。”因此名叫亚莉珊卓的孩子必须到瑞士去。

格里高利耶夫此时已然了解，这位高级官员亲自负责这个女孩的问题，也对每一个细节都很清楚。格里高利耶夫竟已开始为她难过。她是一位苏联英雄的女儿，教士说，这位苏联英雄以前是红军军官，后来伪装叛国，周旋于反革命的沙皇主义分子之间，在巴黎过着艰苦的生活。

“他的名字，”教士允许格里高利耶夫知晓这项最高机密。“他的名字，是欧斯特拉柯夫上校。是我们最顶尖，也是最有行动力的情报员。我们靠他掌握了巴黎反革命沙皇主义分子的情报。”

托比说，房里的人，听到这个已死的苏联叛徒突然被奉若神明，并没有表现出任何一丝惊讶的神色。

格里高利耶夫说，教士开始述说英勇情报员欧斯特拉柯夫的生平事迹，同时也让格里高利耶夫了解情报工作的秘密世界。为了避免引起帝国主义情报机构的警觉，教士解释说，必须为情报员捏造出身或假的生平，使情报员能让反苏联分子接受。因此，欧斯特拉柯夫表面上是红军叛徒，先是“逃往”西柏林，接着又转往巴黎，妻子与女儿则留在莫斯科。但为了确保欧斯特拉柯夫在巴黎流亡团体里的地位，不得不让他妻子为丈夫的叛逃行为而受惩罚。

“因为，”教士说，“如果帝国主义间谍得到情报说，叛国者与变节者的妻子欧斯特拉柯娃，在莫斯科过着很好的生活——例如，接收她丈夫的薪水，或占住同一间公寓——想想看，这会对欧斯特拉柯夫的信任度造成多大的影响！”

格里高利耶夫说他能想像得到。但是教士的态度，他对房里其他人解释说，毫无霸气，反而以平等的态度相待，这无疑是出于对格里高利耶夫学术素养的尊重。

“无疑。”史迈利说，记了下来。

因此，教士有些突如其来地说，欧斯特拉柯娃和女儿亚莉珊卓，在她丈夫的妥善安排下，迁移到偏远的省份，有一间房子可住，有不同的名字，甚至——她们为求谨慎且大公无私——在必要时也有她们自己的出身背景故事。教士说，这在献身机密工作的人来说，是痛苦的现实。想想看，格里高利耶夫——他别有深意地继续说——想想看，这种被剥夺一切、欺瞒隐匿，甚至心口不一的生活，会在生性敏感，甚至已有些不平衡的女儿身上造成何等影响。父亲不在身边，他的名字又要从她的生活中连根拔除！而移居安全处所之前，母亲也必须忍受众人的羞辱！你将心比心，教士说，你，身为父亲，将心比心正值青春年华的少女，年轻易感的心灵要承受多大的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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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如此有力的滔滔论述，格里高利耶夫很快就说，身为父亲，他很能体会这样的压力。而此时，托比突然想到，或许其他人也都这样想，格里高利耶夫真的如他自己所言，是一个有人性且高尚的人，只是他陷入了自己无法理解、无法控制的事件之中。

最近几年，教士继续用深感遗憾的声音说，亚莉珊卓——或者，如她所自称的，塔蒂亚娜——在她所居住的那个省份，惹是生非，破坏社会秩序。由于承受太大的压力，她做了许多犯罪的事儿，包括在公共场所纵火、偷窃。她和一些假冒知识分子的罪犯，以及一些难以想像的反社会分子鬼混。她随便与男人上床，常常一天好几个。起初，在她被捕时，教士和他的助手还能压下一般的法律程序，私下解决。但慢慢的，因为安全方面的原因，这项保护措施也被撤销了。亚莉珊卓不只一次被送进专门治疗不满社会现状分子的精神病院，结果却更糟，就像教士之前所说的一样。

“有好几次，她还被监禁在正规的监狱里。”教士低声说。然后，据格里高利耶夫说，他结束了这个悲伤的故事。“你一定能完全理解，亲爱的格里高利耶夫，身为一位学者，一位父亲，一位俗世之人，你一定能了解，我们这位独自流亡巴黎的英勇情报员欧斯特拉柯夫，听到他女儿情况持续恶化的消息，会有多么难熬。”

再一次，教士通过这段故事所传达的情感，打动了格里高利耶夫，他称这份情感为绝对的个人责任感。

声音依旧冷淡单调的史迈利又打断他的叙述。

“母亲人在哪里？领事，你的教士怎么说？”他问。

“死了。”格里高利耶夫回答说，“她死在偏远的省份里。也就是她被送去的那个省份。当然，她是用另一个名字下葬的。根据他告诉我的故事，她是死于心碎。这也对教士在巴黎的英勇情报员造成很大的负担。对苏联当局也一样。”

“理所当然。”史迈利说，他严肃的气息也感染了房里其他四个纹丝不动的人。

最后，格里高利耶夫说，教士简要说明格里高利耶夫被召来的原因。欧斯特拉柯娃的去世，加上亚莉珊卓悲惨的命运，对莫斯科这位英勇情报员的生活造成重大影响。他甚至一度企图放弃其至关重要的工作，返回苏联，照顾他这个失去母亲、又心智失常的女儿。无论如何，最后达成了一项各方都能接受的解决方案。既然欧斯特拉柯夫不能回到苏联，他的女儿就必须前往西方，住进私人疗养院，让父亲随时可以去探访她。就这个目的而言，法国太过危险，但越过毗邻的瑞士，就可以让她远离欧斯特拉柯夫那些反革命伙伴怀疑的目光，接受治疗。身为法国公民，父亲可以为女儿取得身份与必要的文件。已找到适合的疗养院，从波恩开车过来不远。现在格里高利耶夫必须做的，就是照顾好这个孩子，从她抵达的那一刻起。他必须去探望她，付钱给疗养院，每周向莫斯科报告她的境况，好让消息同时传达给她父亲。这是开设银行账户的目的，也是教士给格里高利耶夫瑞士身份的作用。

“而你同意了。”格里高利耶夫略一停顿，史迈利便说，大家都听见他的笔在纸上疾书的飒飒声。

“不是马上。我先问他两个问题。”格里高利耶夫说，很古怪地有些自鸣得意的味道，“我们学术界的人没那么容易被骗，你了解的。首先，我当然先问他，我们国家安全部派驻在瑞士有那么多人员，为什么不找其中一个来执行这项任务呢？”

“很好的问题。”史迈利很罕见地带着恭贺的态度说，“他怎么回答？”

“这个工作太过机密了。他说，机密就必须滴水不漏。他不希望欧斯特拉柯夫的名字和莫斯科中央主流的人扯上关系。他说，如果照现在的安排，即使有漏洞，也只有格里高利耶夫个人要负责任。我可不喜欢这样的抬举。”格里高利耶夫一面说，一面对狄·席尔斯基露出一个不太自然的虚弱微笑。

“你的第二个问题呢，领事？”

“是关于在巴黎的那位父亲，他是否常来探访？如果父亲经常来访，那么我充当代理父亲的地位就有些多余。可以作一些安排，直接付钱给疗养院，然后父亲可以每个月从巴黎来，关心自己女儿的健康。对于这一点，教士说父亲不能常来，更不用说和亚莉珊卓谈话。但他又前言不搭后语地加上一句，女儿的情况真是她父亲最沉痛的问题，所以可想而知，父亲可能根本不会来探访她。他告诉我说，能替苏联伟大的情报英雄担负这项重要任务，我应该觉得很光荣。他的态度变得严肃起来。他告诉我，我没有资格用门外汉的逻辑来质疑专业的考量。我道歉。我告诉他，我真的觉得很光荣。能在反帝国主义的斗争中尽一己之力，我觉得很骄傲。”

“但你心里还是半信半疑？”史迈利试探地问，再次抬起头，停下笔。

“没错。”

“为什么？”

起初，格里高利耶夫似乎也不确定是为什么。或许是因为从来没有人要他说出心中真正的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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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你不相信教士？”史迈利暗示说。

“那个故事有太多前后不连贯的地方。”格里高利耶夫皱起眉头说，“当然，就情报工作来说，难免如此。但是，有很多东西让我觉得不太可能或不符实情。”

“你能解释为什么吗？”

格里高利耶夫沉浸在告解的舒畅情绪中，再次忘了自己身陷险境，竟露出了优越的微笑。

“他太感情用事了。”他说，“事后，第二天，我躺在爱芙朵琪亚身边，和她讨论这件事，我问自己：教士和那个欧斯特拉柯夫之间是什么关系？他们是兄弟？是老同志？他们带我去见的这个伟大的人，这么有权势，这么神秘——他在世界各地策划阴谋，施加压力，讨论特殊行动。而当我，格里高利耶夫，和他坐在一起，谈着某人的疯女儿时，我觉得自己像是在读着他最私密的情书。我告诉他说：‘同志，你告诉我太多了。我不需要知道的事，就别告诉我吧。只要告诉我该怎么做。’但他告诉我说：‘格里高利耶夫，你必须当那个女孩的朋友。这样你就是我的朋友。他父亲坎坷的一生对她造成很坏的影响。她根本不知道自己是谁，也不知道自己的归属。她高谈自由，却根本不管自由的意义是什么。她是受资产阶级幻想毒害的牺牲者。她满口都是不适合年轻女孩的下流言语。她活在谎言的世界里，完完全全疯了。但这不是她的错。’然后我问他：‘长官，你见过这个女孩吗？’但他只对我说：‘格里高利耶夫，你必须成为她的父亲。她的母亲也受过很多折磨。你一定能体会这些事。在最后几年，她变得愤世嫉俗，甚至支持女儿的反社会幻想。’”

格里高利耶夫沉默许久，令托比·伊斯特哈斯很欣喜地歇一口气，因为格里高利耶夫花了几个小时谈论卡拉对那位小姐的安排，已经让他头昏眼花了。

“我觉得他仰赖我。”格里高利耶夫又开始叙述，“我觉得他不只隐藏了事实，也隐藏了情感。”

格里高利耶夫说，当然还有些具体的细节要了解，教士都一一详述。管理那家疗养院的是一个白俄女人，修女，原本是在耶路撒冷的苏联东正教团体服务，是个心地很好的女人。在这些问题上，我们不能太政治取向，教士说。这个女人在巴黎与亚莉珊卓会面，陪她到瑞士去。疗养院有说俄文的医生。这个女孩因为母系血统的关系，也能讲德文，但常常不愿讲。就是因为这些因素，再加上地理位置的偏远，所以选择了这家疗养院。汇到图恩银行的钱足以支付疗养院的费用和每个月高达一千法郎的医护费，此外，还可以支配格里高利耶夫新生活所补给的秘密津贴。如果格里高利耶夫觉得需要，还有更多的钱可以提供；他不被允许保留任何账单或收据；如果格里高利耶夫有欺骗的行为，教士很快就会知道。他应该每周探访疗养院，支付账单，并亲自了解那个女孩的情况；驻波恩的苏联大使馆会得到通知说，格里高利耶夫被赋予秘密工作，因此可以享有某些弹性。

接着，教士谈到格里高利耶夫与莫斯科联系的问题。

“他问我：‘你认识信差克拉斯基吗？’我回答说，我当然认识这个信差；克拉斯基每个礼拜都会到大使馆一次，有时候还来两次，都是和他的伙伴一起。如果你和他交情不错，他可能会直接从莫斯科帮你带一条黑面包来。”

教士说，以后，克拉斯基每周四到波恩时，会在傍晚私下与格里高利耶夫接触，不是在格里高利耶夫家里，就是在他大使馆的房间里，但最好是在家里。克拉斯基来不会讨论任何机密的事，只会交给格里高利耶夫一个信封，里头有他在莫斯科的姑妈写的私人信函。格里高利耶夫必须把信放在安全的地方，然后按照指示，在特定的温度下，加上三种在一般市场很容易取得的化学溶液——教士说出三种化学溶剂的名称，格里高利耶夫此时一一复述。教士说，如此一来，信上就会浮现文字，告诉格里高利耶夫下次探访亚莉珊卓时该问哪些问题。在与克拉斯基会面时，格里高利耶夫也要交给他一封给姑妈的信，信中详述妻子格里高利耶娃的近况，当然，事实上是向教士报告亚莉珊卓的近况。这就是所谓的文字密语。以后，倘若需要，教士也会提供给格里高利耶夫秘密通讯器材，但在目前，只用给格里高利耶夫姑妈的密语信就可以了。

然后，教士交给格里高利耶夫一张医疗证明，署名的是一位知名的莫斯科医生。

“你在莫斯科的这段期间，因为紧张与工作过度的关系，有轻微的心脏病发作。”教士说，“医生建议你常骑脚踏车，改善你的健康状况。你的妻子也该陪你一起去。”

无论是骑脚踏车还是走路到疗养院，教士解释说，格里高利耶夫都可以避免汽车上的外交牌照曝光。

因此，教士要他去买两辆二手脚踏车。一整个星期里，哪一天最适合格里高利耶夫去疗养院探访，也是个问题。星期六是一般的探访日，但那太危险了；有些病人的亲朋好友来自波恩，“葛拉瑟先生”的身份也有被识破的风险。所以他们知会院方星期六不可行，于是破例在每周五下午允许探访。大使不会反对，但格里高利耶夫如何能在大使馆例行的工作日里每周五缺席呢？

没问题，格里高利耶夫回答说。大使馆允许工作人员周五和周六互调，因此，格里高利耶夫只要申请在星期六工作就可以了，这样他就可以空出星期五来。

格里高利耶夫的告白到此结束，他对听众露出一个短暂、浅淡的微笑。

“在星期六，有一个签证部门的女孩刚好也在工作。”他对着托比眨眼，“所以我们可以一起享受一些隐秘时光。”

这一次，大家的笑声不像之前那么热烈。时间，就像格里高利耶夫的故事，已用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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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回到他们开始的地方。突然之间，只有格里高利耶夫自己要担心，只有格里高利耶夫要处理，只有格里高利耶夫要保护。他坐在沙发里，装出笑容，但傲慢的气息已离他远去。他顺服地扣紧双手，目光逐一扫过他们身上，仿佛期待接受指令。

“我太太不会骑脚踏车。”他带着忧伤的微笑说，“她试过很多次。”她的失败对他似乎事关重大。“教士从莫斯科写信告诉我：‘带你太太去看她。或许亚莉珊卓也需要母亲。’”他摇摇头，表情呆滞。“她不会骑。在这么重大的机密事件里，我怎么能跟莫斯科说，格里高利耶娃不会骑脚踏车？”或许自史迈利担负执行官角色以来，此刻正是最大的考验，因为他几乎已将暂时的情报来源格里高利耶夫，转变成适时弃暗投明的投诚者格里高利耶夫。

“领事，无论你的长期计划是什么，请你继续留在大使馆，至少在接下来的两个星期里。”史迈利合上笔记本，正色说，“如果你照我的提议做，将会获得热烈的欢迎，将可以选择在西方的某处展开新生活。”他把笔记本塞进口袋，“但下个星期，你不能去探访亚莉珊卓。你告诉你太太，这是你今天和克拉斯基会面讨论的结果。下个星期四，信差克拉斯基交给你信时，你照常收下，但事后告诉你的太太，亚莉珊卓仍无法会面。用神秘的态度对付她。用神秘蒙蔽她。”

格利高利耶夫接受他的指令，不安地点点头。

“我必须警告你，无论你是犯了最微小的错误，或者尝试耍花样，教士都会发现，并且毁了你。你也将失去接受西方热忱款待的机会。清楚了吗？”

他们给格里高利耶夫联系电话，对他说明从电话亭打到电话亭的程序，史迈利违反一切交易守则地准许格里高利耶夫写下来，因为他知道不写下来，这人根本不可能记得住。所有的事都交代清楚后，格里高利耶夫带着若有所思的颓丧心情离去。托比载他到安全的地点，放他下车，然后回到公寓，举行简短的告别会议。

史迈利坐在同一张椅子上，双手合掌，靠在唇边。其他人在米莉·麦克雷格的命令下，忙着收拾善后——擦拭、拂尘、清烟灰、倒垃圾，清除掉所有的痕迹。托比说，每一个在场的人，除了他自己和史迈利之外，都要立刻离开，监视小组也一样。不是今夜，不是明天，是现在。他们正坐在巨大的时间炸弹上：或许就在此时，格里高利耶夫在急欲告白的冲动下，把整个故事，对他那个可怕的老婆全盘托出。如果他告诉爱芙朵琪亚有关卡拉的事，那有谁能确定他不会告诉格里高利耶娃，不会告诉小娜塔莎，他今天与乔治的恳谈？没有人会觉得被抛弃了，没有人会觉得被踢走了。他们完成了伟大的工作，他们会很快再相见，为成功加冕。他们握手道别，甚至掉一两滴眼泪，但成功在望的远景，让每个人都满心喜悦。

当众人散去，史迈利沉默地一动不动地坐着。他有什么感觉呢？表面上看，这是他获得极高成就的时刻。他已完成了自己所计划的一切，甚至犹有过之，尽管他为达目的不得不诉诸卡拉的伎俩。他独力完成一切。今天，在短短几个小时里，他就击溃并策反了卡拉亲手挑选的干员。他孤立无援，甚至还受到那些后来召他回来服务的人的阻挠。他一路独力奋战，直到此刻，他可以坦然地说，他已冲破了最后一道重锁。年岁已大，但他的专业技巧登峰造极；在整个职业生涯中，这是第一次，他比夙敌更占上风。

另一方面，他的夙敌出乎意料地竟清晰展现了其人性的一面。他不是史迈利竭力追索的那头野兽，不是那个彻头彻尾的疯子，不是机械。他是一个人。而这人的落败，倘若史迈利选择让这样的结局发生的话，全都只因过度沉重的爱。历尽生命沧桑的史迈利，对于这个弱点了然于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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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俗语说，每一个秘密行动，等待的日子都要比在天堂的时间多。对乔治·史迈利和托比·伊斯特哈斯来说——尽管两人的态度并不相同——从星期日傍晚到星期五之间的日日夜夜似乎数之不尽，而且绝对与来生无关。

他们并不完全遵守莫斯科规则，托比说，反而是严守乔治的战争规则。星期天晚上，他们两人都换了旅馆，也换了身份。史迈利撤退到旧城区一家附家具的出租公寓——雅卡；而托比则搬到城外一家糟糕透顶的汽车旅馆。自此而后，他们利用事先约定顺序的公共电话亭互通消息，如果需要见面，就选择人潮拥挤的公共场所，一起走一小段路，然后各奔东西。托比决定改变他的作息，尽可能不用汽车。他的任务是继续监视格里高利耶夫。一整个星期他都紧抱着先入为主的观念，认定格里高利耶夫享受过豪华的告白飨宴之后，一定会想再享用一回。为了防范于未然，他尽量看紧格里高利耶夫，但要完全紧迫盯人简直就是噩梦一场。例如，格里高利耶夫每天早晨七点四十五分离开家，走五分钟的路到大使馆。很好！托比就要安排一辆车在七点五十分准时通过那条街。如果格里高利耶夫用右手提公文包，托比就知道一切平安无事。但如果用的是左手，就代表“紧急状况”，必须在艾尔芬诺宫的花园里紧急会面，并从城里撤退。星期一和星期二，格里高利耶夫都只用右手提公文包走完全程。但星期三，天下着雪，他想把眼镜擦干净，因此停下来掏手帕，结果，托比一眼就看见公文包在左手，但当他火速在路口回转回来确认时，却看见格里高利耶夫像个疯子似的露齿微笑，对他摇着右手的公文包。据托比自己的说法，他简直要“心脏病发作”了。第二天，关键的星期四，托比和格里高利耶夫到城外的小村阿曼丁根，在车里会面，让两人可以面对面晤谈。一个小时之前，信差克拉斯基来过，带来卡拉的本周指令，托比看见他进到格里高利耶夫的住处。莫斯科来的指令呢？托比追问。格里高利耶夫心情恶劣，还有点儿醉意。他要一万元才愿意交出那封信，托比很火大，当场威胁要揭发格里高利耶夫；他威胁说要以公民的身份逮捕他，直接扭送警察局，控告他伪持瑞士国籍，滥用外交身份，违反瑞士税法，还有其他十五种罪名，包括好色与间谍罪。这招威胁恐吓的做法果然奏效，格里高利耶夫拿出信。信已经过处理，在每一行之间出现了秘密书写的文字。托比照了几张照片，然后交还格里高利耶夫。

当晚稍后，在乡间的一间小旅店里，托比把卡拉的信拿给史迈利看。卡拉从莫斯科送来的问题，充满了恳求的意味：“……多报告亚莉珊卓的外表与心理状态……她意识清楚吗？她笑了吗？她的笑是开心或悲伤？她个人的卫生习惯好吗？指甲是否干净，头发是否梳整？医师最近的诊断如何？他建议做其他的治疗吗？”

格里高利耶夫在阿曼丁根会晤中的失神，并非因为克拉斯基，并非因为这封信，更非因为写信的人。他说，他在签证部门工作的女朋友，直率地追问他每周五的行踪，这让他沮丧，酒醉。格里高利耶夫只能含含糊糊地回答，但他怀疑她是莫斯科的间谍，可能是教士所布的线，或者，更坏的情况，是来自苏联安全部门其他令人闻之丧胆的单位。托比听到这件事时，也同意他的看法，但觉得并没有说出口的必要。

“我告诉她，我不能再和她做爱，除非我能完全信任她。”格里高利耶夫一本正经地说，“我也无法决定，是不是应该带她一起到澳大利亚展开新生活。”

“乔治，这是个疯人院！”托比气急败坏地对史迈利说，此时史迈利正研究着卡拉那些热切恳求的问题，尽管是用俄文写的，“我的意思是，我们还能让水坝撑住多久不溃堤？这个家伙根本是疯子！”

“克拉斯基什么时候回莫斯科？”史迈利问。

“星期六中午。”

“在他离开之前，格里高利耶夫必须安排和他再见一面。他要告诉克拉斯基，说有特别的信息要交给他。很紧急。”

“当然，”托比说，“当然，乔治。”就这样。

乔治心里在想什么？望着他再次消失在人群中，托比不禁纳闷。非常怪异，卡拉给格里高利耶夫的指令，似乎让史迈利很消沉。“我就处在一个彻头彻尾的疯子和一个非常沮丧的人之间。”这是托比自己的评论。



托比至少还有老板与手下的反复无常可以烦恼，相形之下，史迈利就没有什么具体的事可以打发时间，这可能就是他的问题。星期二，他搭火车到苏黎世，在高级餐厅克罗纳霍尔，悄悄地和奉索尔·恩德比之命从伦敦飞来的彼得·吉勒姆吃了一顿饭。他们无法畅所欲言地讨论，但不全是因为安全的缘故。吉勒姆承认自己在伦敦时与安恩谈过，所以也很热心地想知道是否有消息要带回去给她。史迈利冷冰冰地说没有，他的厉色斥责让吉勒姆没齿难忘。下一次——他拐着弯说——或许吉勒姆可以行行好，别插手管他的事。吉勒姆急忙把话题转回公事。关于格里高利耶夫，吉勒姆说，索尔觉得把他卖给美国表弟，要比留在沙拉特好。乔治觉得如何？索尔的看法是，资深的苏联投诚者，能在华盛顿给表弟提供更有用的帮助，即使他并没有什么内情可说；这样说来，格里高利耶夫如果留在伦敦，只不过糟蹋了一坛即将酿成的醇酒。乔治觉得如何，说真的？

“说得也是！”史迈利说。

“索尔也很想知道，你星期五的计划是不是绝对必要？”吉勒姆说，显然颇不情愿。

史迈利拿起餐刀，盯着刀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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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他来说，她比事业还重要。”最后他说，语气难掩消沉讥讽，“他为她偷窃，他为她说谎，他为她冒生命的危险。他必须知道，她的指甲是不是干净、头发有没有梳。难道你不觉得我们欠她一面之缘吗？”

欠谁？吉勒姆飞回伦敦去报告时，非常焦虑地想。史迈利指的是他欠自己吗？或者他指的是欠卡拉？但他非常谨慎，没拿他的这些推论向索尔·恩德比夸耀。



远远望去，这里原本可能是一幢城堡，或者是坐落于瑞士酒乡山顶的小农场，塔楼耸立，护城河围绕，穿过有顶盖的桥梁才能进到内院。近看，外表却更具实用性，有着焚化炉、果园，和现代化的别馆，一排排小小的窗户开在高处。在村庄边上，有一块通向此处的指示牌，赞扬此地环境清幽，设备舒适，员工热忱。所属的团体是“跨教派的天主教通神论者”，专收外国病患。古老、沉重的雪花堆积在原野与屋顶上，但史迈利开车行经的道路却很干净。这天，一切都是洁白的；天空与飞雪融为一体，幻化成不可名状的虚无飘渺。门口传达室里，一个执拗的门房当着他的面打电话，获得某人的许可之后，才挥手让他通过。一块停车区标示着“医生”，另一区标示着“访客”，他停在第二区。他按下门铃，一个外貌平凡、穿着灰色修女服的女人来开门，还没开口就先脸红。他听见焚化炉的音乐，厨房瓶瓶罐罐的哐啷声，还有人的声音。这个房子铺的是硬地板，而且没有窗帘。

“费莉希狄院长在等你。”贝缇杜德修女羞涩地低声说。

一声尖叫就能响彻全屋，史迈利想。他注意到，种在盆里的植物都可望而不可即。在标示着“办公室”的门前，陪他进来的修女用力地敲了一敲，然后推开。费莉希狄院长是个高大、看来情绪激动的女人，眼中流露出令人不安的凡俗之气。史迈利在她对面坐下。一个华丽的十字架躺在她硕大的胸部。她一面说话，一面用肥胖的双手抚着十字架。她的德文说得很慢，很有气派。

“那么，”她说，“那么，你是拉奇曼先生。拉奇曼先生是葛拉瑟先生的朋友，葛拉瑟先生这个星期略有微恙。”她把玩着这些名字，仿佛她也和他一样知道这些都是谎言。“他的微恙没有大碍，所以还能打电话，但他确实有恙，所以不能骑脚踏车。对吗？”

史迈利称是。

“别因为我是修女就压低你的声音。我们管理的是一间闹哄哄的房子，但没有人因此而变得比较不虔诚。你看起来很苍白。你感冒了吗？”

“没有，没有，我很好。”

“那你最好离葛拉瑟先生远一点，他患了感冒。去年我们有埃及型感冒，前年是亚洲型感冒，但今年厄运似乎是我们自己的。拉奇曼先生有没有证件，请容我这么问，可以证明他是谁？”

史迈利递给她一张瑞士身份证。

“拿来。你的手在发抖。但你没得感冒。‘职业：教授’”她高声念出来，“拉奇曼先生真人不露相。他是拉奇曼教授。他是哪一科的教授，请容我这么问？”

“哲学。”

“原来是哲学。葛拉瑟先生呢？他的职业是什么？他从来不对我透露。”

“据我的了解，他在做生意。”史迈利说。

“说一口完美俄文的生意人。你也能说一口完美的俄文吗，教授？”

“啊哈，不行。”

“但你们是朋友。”她递回身份证，“一位苏联裔的瑞士商人，和一位谦逊的哲学教授是朋友。这样啊。我们希望这段友谊获益良多。”

“我们也是邻居。”史迈利说。

“我们全都是邻居，拉奇曼先生。你以前见过亚莉珊卓吗？”

“没有。”

“被送来这里的年轻女孩，有各种不同的背景。我们有教女。我们有被监护人。侄女、孤儿、表妹、姨妈。各形各色。还有很多姐妹。现在多了一位教授。但你可能会觉得很惊讶，女儿竟是如此稀少。葛拉瑟先生和亚莉珊卓有什么亲戚关系？”

“就我了解，他是欧斯特拉柯夫的朋友。”

“欧斯特拉柯夫先生人在巴黎，但从不露面。还有欧斯特拉柯娃夫人，也不露面。而今天，葛拉瑟先生也没露面。所以你就知道，我们有多难掌握世事了，拉奇曼先生。我们自己都很难了解我们是谁，又如何能告诉她们，她们是谁呢？你和她在一起一定要很小心。”铃声响起，宣告午休时间结束。“有时候，她活在黑暗中。有时候，她又看见太多。无论哪一种情况，都很痛苦。她在苏联长大。我不知道为什么。那是个错综复杂故事，充满对立，充满鸿沟。如果这不是她病症的成因，也一定是，请允许我们这样说，主要的骨架。你该不会认为葛拉瑟先生是她的父亲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