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之至者谓之元——————闲话元朝往事------班布尔汗

宝宝寒

　　
　　【正文】
　　
　　
　　
　　元代自然灾害发生的频率可算是空前，邓拓先生在《中国救荒史》中曾大略统计了元代的灾害次数，其中有水灾九十二次，旱灾八十六次，雹灾六十九次，蝗灾六十一次，歉饥五十九次，地震五十六次，风灾四十二次，霜雪二十八次，疫灾二十次。不过，后又有学者对邓先生的统计进行了核查，发现其数字统计过少，其最高数还不如江西一省在元代的灾害次数 。但即使以邓先生的数据，也足以使之感慨：“可知元代之灾况，较其前之任何朝代，皆严重多矣。”
　　人类对自然灾害，预防只能起作用于部分种类，如水灾，其他灾害，基本上只能灾来挺着，灾后赈济。
　　中国的民间赈灾一向很发达，但也只能作为政府赈灾的补充，政府赈灾是否及时，是能否维持稳定的关键。
　　泰定帝渴望稳定，但他的执政期，灾害接连不断，一刻也不让他消停。笔者在这里罗列泰定元年的基本灾害情况，比较繁杂，不感兴趣的读者可略过，但只要扫上几眼，便可知泰定帝时代的元帝国实在是多灾多难：
　　泰定元年正月，广德、信州、岳州、惠州、南恩州民饥，发粟赈之。
　　二月，绍兴、庆元、延安、岳州、潮州五路及镇远府、河州、集州饥，发粟赈之。
　　三月，临洮狄道县，冀宁石州、离石、宁乡县旱，饥，赈米两月。
　　四月，木怜撒兒蛮部及北边蒙古户饥，赈粮、钞有差。
　　五月，袁州火，龙庆、延安、吉安、杭州、大都诸路属县水，民饥，赈粮有差。
　　六月，大司农屯田、诸卫屯田、彰德、汴梁等路雨伤稼，顺德、大名、河间、东平等二十一郡蝗，晋宁、巩昌、常德、龙兴等处饥，皆发粟赈之。大同浑源河，真定滹沱河，陕西渭水、黑水，渠州江水皆溢，并漂民庐舍。宣德府、巩昌路及八番金石番等处雨雹。河间、晋宁、泾州、扬州、寿春等路，湖广、河南诸屯田皆旱。
　　七月，奉元路朝邑县、曹州楚丘县、大名路开州濮阳县河溢，大都路固安州清河溢，顺德路任县沙、沣、洺水溢，真定、广平、庐州等十一郡雨伤稼，龙庆州雨雹大如鸡子，平地深三尺，定州屯河溢、山崩，免河渠营田租。大都、巩昌、延安、冀宁、龙兴等处饥，赈粜有差。
　　八月，秦州成纪县大雨，山崩，水溢，壅土至来谷河成丘阜。汴梁、济南属县雨水伤稼，赈之。延安、冀宁、杭州、潭州等十二郡及诸王哈伯等部饥，赈粮有差。
　　九月，奉元路长安县大雨，沣水溢，延安路洛水溢，濮州馆陶县及诸卫屯田水，建昌、绍兴二路饥，赈粮有差。
　　十月，延安路饥，发义仓粟赈之，仍给钞四千锭。广东道及武昌路江夏县饥，赈粜有差。河南廉访使买奴坐多征公田租免官。
　　十一月，河间路饥，赈粮二月。汴梁、信州、泉州、南安、赣州等路饥，赈粜有差。嘉定路龙兴县饥，赈粮一月。大都、上都、兴和等路十三驿饥，赈钞八千五百锭。
　　十二月，察罕脑兒千户部饥，赈粮一月。延安路雹灾，赈粮一月。温州路乐清县盐场水，民饥，发义仓粟赈之。两浙及江东诸郡水、旱，坏田六万四千三百余顷。
　　
　　泰定帝执政五年，可在第一年老天爷便给了他一个下马威，每个月都来场灾变，让他穷于应付。
　　一年之中尚且如此，五年执政期有多少灾变也就可想而知。
　　天灾也往往伴随着人祸，随着灾害不断，各种民变也此起彼伏。
　　泰定元年（1324年）五月，有宾州方二之乱；七月有思州平茶杨大车、酉阳州冉世昌之乱；十二月有夔路容米洞蛮田先什用等九洞之乱。
　　泰定二年（1325年）五月，有柳州徭和浔州平甫县徭之乱，达鲁花赤都坚、都监姚泰亨在镇压变乱中战死；六月有河南息州人赵丑厮、郭菩萨倡言“弥勒佛当有天下”，发动叛乱，直到十二月方才平息；十月有播州凯黎苗之乱。
　　泰定四年（1327年），有苗人祭伯秧之乱。
　　致和元年（1328年）五月，广西普宁县僧人陈庆安聚众起事，并建号改元。
　　
　　面对灾荒，泰定帝并不吝惜府库中的钱粮，有灾必赈，而对于民变，泰定帝也并不手软，派兵严厉镇压。他将很多宗王分镇各地，虽有封赏之意，但加强地方控制，以宗王坐镇镇压民变，则是他向宗王们索要的回报。
　　因灾害无法谋生，百姓便会追随不安分者铤而走险，赈灾工作能够顺利进行，才能使得民变无法发展壮大，成为颠覆王朝的燎原大火。
　　“泰定之世，灾异数见”，却能够“天下无事，号称治平”，泰定帝君臣的努力总算是有效果的。
　　但是，这就牵扯到一个重要的问题，无论是赈灾还是打仗，都是需要大量的钱财，何况，泰定帝不吝惜钱财不仅表现在国计民生上，对于宗王勋贵的赏赐、庙宇的修建以及自己的享受（如中买宝物）也都大慷其慨。而仁、英两朝留下的财政状况却很不乐观，钱从何来？
　　
　　前文说过，武宗即位花钱大手大脚，不得不用发行新钞票来化解财政危机。而仁宗继位，废止了武宗颁行的至大交钞，从延祐三年开始，一直用压低钞币发行额来抽紧银根，控制物价上涨。
　　可到了延祐六、七年，因为延祐经理的失败，财政状况每况愈下，仁宗不得不增加钞币发行额来弥补收支亏负，结果引起又一次通货膨胀。这次通胀一直延续到英宗末年，英宗即使想改变也没有时间。
　　泰定帝继位，处处都要花钱，而又面对灾变不断，那么就必须平抑物价并在缩紧银根的基础上增加国库收入。
　　既不能再发行更多的货币，又要平抑物价，还要增加收入。
　　这事情很难。
　　但泰定帝做到了。
　　当然，并不怎么懂经济的泰定帝自己没有这个能耐。完成这个艰巨使命的，是他一力重用的回回大臣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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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元朝的理财派和汉法派之争贯穿始终，因为有着“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的古训，再加上理财派大都为色目官员，理财派往往被指斥为奸臣。从世祖朝的阿合马、桑哥、卢世荣到武宗朝的脱虎脱、三宝奴无不如此，泰定朝的旭迈杰、倒剌沙、乌伯都剌等人，自然也没能逃脱这样的命运，被称为“专权自用，疏远勋旧，废弃忠良，变乱祖宗法度，空府库以私其党类” 。
　　历史上的党争往往是成王败寇，理财派因为种种原因总是失败者，“众恶归焉”便没什么奇怪。不过，人性是复杂的，善恶并不能截然分开，政治人物的作为，也并不能总是简单的予以黑白的判断。
　　泰定帝重用回回大臣，确实属于“用人唯亲”——大力提拔自己的藩邸旧臣，使得汉人儒臣们对“时相多西域人”极为反感。但面对泰定帝执政期不断的天灾和不尽如人意的财政状况，这些回回大臣们作出了相当贡献，维持了经济的稳定。
　　
　　在他们的主持下，泰定帝恢复了仁宗朝减少印钞数的措施，缩紧银根，使得物价平抑。但朝廷的“钞本”不足，储蓄不够，如何能够缩紧银根？泰定众臣奏请实行了拿出两条方案，其一是“盐课增价”，提高盐税。其二是“富民入栗拜官”的制度，将一批中下级官位出售，“二千石从七品，千石正八品，五百石从八品，三百石正九品，不愿仕者旌其门。” 从而获得大量财富，不但使得府库得以充盈，还可用于赈济灾民。另外，加大南粮北运的运量，平抑京畿物价，稳定民间市场。
　　虽然“盐课增价”，“皆足以厉民矣”，而“富民入栗拜官”更属于卖官鬻爵，但也不失为解决燃眉之急的办法。
　　原本喧腾的物价终于得到平抑，跌落到延祐六、七年以前的水平，有些物品甚至还低于腾贵前的价格水平。如盐引，仁宗朝官定价格是一百五十两钞一引，泰定二年便下跌到钞一百二十五两。
　　
　　在稳定经济的同时，作为宰辅的回回大臣们也并没有破坏已经实行的汉法。泰定元年，泰定帝册立长子阿速吉八为皇太子，并马上遵从大臣的建议“如裕宗故事，择名儒辅太子，敕中书省臣访求以闻”，让儒学大师来教导太子读书，准备将太子培养为真金那样的继承人。
　　同时，泰定帝自己也在努力学习儒家经典，将世祖朝开始的名儒向皇帝进讲帝王之道的作法，正式定为经筵制度，让张珪、赵简、吴澄、邓文原、虞集、王结、忽都鲁都兒迷失等蒙汉儒士担任进讲官，讲解《帝范》、《资治通鉴》、《大学衍义》、《贞观政要》等书。
　　仁宗朝开始的科举，泰定帝面对朝廷中“有欲罢科举法者”的议论，听取了礼部尚书曹元用“科举取士之法，当革冒滥，严考核，俾得真才之用” 的建议，继续坚持。泰定元年三月便开科举士，八剌、张益等八十六人中举；泰定四年三月，再次开科，又有阿察赤、李黼等八十六人金榜题名。
　　尤为难能可贵的是，泰定帝和他的回回宰辅们，十分重视行政效率，在处理政事上也很能听得进儒臣的意见。英宗旧臣许有壬每次朝议，都要“屡争事得失”，旭迈杰等丞相也能够认真听取，“汛扫积滞，几无留牍”，迅速作出处理。至治元年进士，先后担任礼部郎中、吏部侍郎的宋本也由衷的感叹：“此贞观、开元间议事也。”
　　但他们的这些作为，并没能逃脱“奸臣”的骂名。
　　这虽然有党同伐异的原因在内，但他们对泰定帝私欲的纵容和自己私利的撷取，却也是洗刷不掉的污点。
　　
　　泰定帝非常信佛，为了表示虔诚，四处修建寺院，大做佛事，并四处置办采买宗教仪式用品，乃至“建西山寺，损军害民，费以亿万计；刺绣经幡，驰驿江浙，逼迫郡县，杂役男女，动经年岁，穷奢致怨”。做佛事的排场更是远超前代，“一事所需，金银钞币不可数计，岁用钞数千万锭，数倍于至元间矣。”——旭迈杰、倒剌沙、乌伯都剌等人完全没有谏止，反而想方设法筹钱供皇帝花销。
　　泰定帝非常喜欢海外宝石，极为重新开始了“中买宝物”，“中书乃复奏给累朝未酬宝价四十余万锭，较其元直（值），利已数倍，有事经年远者三十余万锭，复令给以市舶番货，计今天下所征包银差发，岁入止十一万锭，已是四年征入之数，比以经费弗足，急于科征。” ——泰定帝的回回宰辅们都是出身西域，与西方豪商本就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对于皇帝的这项爱好自然大加逢迎，“西域富贾以其国异石名曰瓓者来献，其估巨万，或未酬其直（值）”。
　　泰定帝主张稳定，刑罚提倡宽松，右丞相旭迈杰便将之“发扬光大”，什么样的重罪到他这里都得不到应有的惩罚：
　　“时宿卫士自北方来者，复遣归，乃百十为群，剽劫杀人桓州道中”，这是杀人越货的重罪，却“旭迈杰奏释之”。
　　“蒙古千户使京师，宿邸中，适民间硃甲妻女车过邸门，千户悦之，并从者夺以入”，这是强抢民女的重罪，苦主“泣诉于中书”，得到的结果却是“旭迈杰庇不问” 。
　　“辽王脱脱……杀亲王妃主百余人，分其羊马畜产，残忍骨肉，盗窃主权，闻者切齿”，竟然“今不之罪，乃复厚赐放还，仍守爵土”。
　　“武备卿即烈，前太尉不花……令鹰师强收郑国宝妻古哈，贪其家人畜产，自恃权贵，莫敢如何” ，这是依仗官位霸人妻子，夺人财产，“事闻之官，刑曹逮鞫服实，竟原其罪”后，结果却是不了了之。
　　
　　“宽仁慎刑”确实是仁政的表现，“胜残去杀”也是仁君的气度。但这一切必须要有底线，也就是不能放弃“惩恶扬善”和“违法必究”的根本。如果杀人越货、夺人妻女、残杀族人、抢人财产这些罪行都能够逃脱法律的制裁，国家的法律岂不是形同虚设？这样的来维持稳定岂不是本末倒置？
　　儒臣们评价这种作为是“刑政失度，民愤天怨”，再加上与生俱来的偏见，对回回宰辅们自然大加指斥。
　　何况，作为儒臣领袖的宰相张珪，曾给泰定帝上了一份奏章，洋洋洒洒近五千言，历数“弑逆未讨、奸恶未除、忠愤未雪、冤枉未理、政令不信、赏罚不公、赋役不均、财用不节、民怨神怒”种种弊政，希望泰定帝能够改正，得到的结果却是简单的三个字“帝不从”。张珪再次痛陈：“臣闻日食修德，月食修刑，应天以实不以文，动民以行不以言，刑政失平，故天象应之。惟陛下矜察，允臣等议，乞悉行之”。可仍然是“帝终不能从”。
　　张珪的言论，代表着众多儒臣的心意，他的上疏被拒，也代表着儒臣集团的郁郁不得志。
　　自己不得志，又看到心目中的政敌如日中天，自然更增加几分怨愤。
　　张珪在上疏后不久，便告病回乡，虽后又多次被封爵赐官，但也不再愿意参与朝政。泰定四年十二月，张珪在家中一病不起，终年六十五岁，永远的退出了政治舞台。
　　虽然张珪在病重期间获得了泰定帝相当丰厚的慰问，“拜翰林学士承旨、知制诰兼修国史，国公、经筵如故”，不久又打算起用为“商议中书省事”，去世后更是钦命“上蔡国公印”。但相对于英宗追赐李孟的哀荣——“赠旧学同德翊戴辅治功臣、太保、仪同三司、上柱国，追封魏国公，谥文忠”，无疑显得凄凉很多。
　　这也是泰定朝儒臣们的写照，仁、英两朝时昂扬进取的精神已不存在，剩下的只有汉法尚未失坠的庆幸和在待遇上聊胜于无的慰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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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纵观泰定帝执政的五年，不得不说他是在国家需要的时候执行了恰当的政策。在英宗被弑后一触即乱的局面中，他抚平党争、安定地方、清理财政、保境安民。而且，他在保留了汉法改革成果的同时，用儒者培养自己的接班人，也远远不似武宗一般，由镇戎宗王入继大统后大力复兴蒙古旧制所能相比。
　　我们有理由相信，泰定帝的计划，是要在自己这代彻底稳定帝国，然后将一个完好的江山交给由名儒教育出来的接班人。让他去继续仁宗、英宗所未能完成的任务。
　　如果他在位不是五年，而是十五年，或者是十年，元王朝的前景也许会光明很多。
　　但是，所谓天不遂人愿，虽然泰定帝的年龄还是个谜，但他仍没能摆脱从武宗开始的在位短暂的宿命。
　　
　　从史册上，我们看不到泰定帝有贪酒好色的毛病，这与他的前任和后任大不相同，但其在为五年而亡，也许可以推断，他的寿命并不是三十六岁，而是五十二岁，这个年龄去世，在古代，算是很正常了。
　　泰定五年，泰定帝在围猎时患病——也许是受了伤。是年二月，泰定帝改元致和，以当年为致和元年，这似乎是为了用改元来冲喜，祈祷病体早愈。
　　三月，泰定帝下令巡幸上都，皇后、太子，丞相倒剌沙等人陪侍。
　　也许是病情并不沉重，泰定还想着到上都游玩；也许是感到来日无多，想到更有草原气息的上都重温一下在草原故乡的时光。泰定帝在生病之际做出的这个决定，非常符合情理。
　　但是，作为一个皇帝，作为用安抚手段而不是根除的手段压制朝廷各派的皇帝，他在位的短短五年还远没到将一切用时间平复的程度。
　　皇帝病重，而又远离国家根本之地，那些只是暂时蛰伏的各派势力岂能不有所动作？又会使多少野心家蠢蠢欲动？
　　
　　何况，早在泰定帝身体康健，牢牢掌控朝政的时候，各派势力暗地里的活动也从未停止。
　　泰定三年，泰定帝潜邸旧臣，时任中书右丞相的旭迈杰病逝。其人虽然纵容泰定帝的私欲，又喜欢法外施恩，导致“刑政失度”，但作为首相也还谨慎、尽职。他死后，塔失帖木儿接任中书右丞相，但不过是个摆设，朝政大权都掌握在左丞相倒剌沙手中。其人虽然理财很有一套，但却相当跋扈，被称为“弄权”，惹得朝野侧目。
　　英宗旧臣，曾被英宗赏识的怯薛任速哥便在这个时候开始了对其他各派的“统战工作”。
　　他首先找到了平章政事速速，密谋道：“先帝之仇，孤臣朝夕痛心而不能报者，以未有善策也。今吾思之，武宗有子二人，长子周王，正统所属，然远居朔方，难以达意。次子怀王，人望所归，而近在金陵，易于传命。若能同心推戴，以图大计，则先帝之仇可雪也。”
　　对任速哥来说，泰定帝诛杀铁失等人，并不能洗清自己参与逆谋的嫌疑。在他心中，当今的天子，便是杀害先帝的主谋。可英宗死时太年轻，还没有子嗣，仁宗一系绝统。那么，只有拥立武宗的儿子们来推翻泰定帝，才能复仇。而平章政事速速，也是武宗旧臣，对这番言论自然“深然之”。
　　可两人一为文臣，一为无职的闲散人员，这样的大事，都是有心无力。于是便开始统战武宗旧臣中的领军人物，掌有兵权的燕帖木儿。
　　
　　燕铁木儿是钦察贵族，其祖父土土哈、其父亲床兀儿都是威震边疆的名将，在平乃颜之乱、对抗西北察合台、窝阔台汗国等等战役中都立下奇功。他自己自幼就是武宗的宿卫，参与了武宗的一系列战斗，颇有将才。
　　其家族在武宗朝颇为显赫，但在仁、英两朝时受到冷落。而到了泰定朝，燕帖木儿先是加太仆卿，后又迁同佥枢密院事，成为实权人物。因此对泰定帝还颇有知遇之情。刚听到任速哥和速速的密谋，还是“闻之矍然”，并不买账。但任速哥屡屡相劝，指出：“天下之事，惟顺逆两途，以顺讨逆，何患不克。况公国家世臣，与国同休戚，今国难不恤，他日有先我而谋者，祸必及矣。” ——你不要忘了，对当今皇上不满的可不光我们这帮人，要做大事就得趁早，一旦被别人抢了先，后悔都来不及了。
　　燕帖木儿也知道，无论是泰定帝在位，还是日后太子继位，自己这些武宗旧臣都是要逐渐边缘化的，想要大富大贵，只能从险中求——拥立武宗的儿子承袭帝位。
　　泰定帝以为自己分蛋糕很公平，但他忘了，毕竟自己的心腹们拿到的那块最大。别的派系都会不满。
　　于是，在燕帖木儿的多方联络下，众多希望获得更多蛋糕的人聚集在他身边，这股势力如滚雪球一般迅速壮大，遍布朝野。
　　在朝廷中，既有世祖忽必烈庶子，平西王奥鲁赤的后人，西安王阿剌忒纳失里以及诸王满秃、阿玛剌台等，还有太常礼仪使哈海，宗正府断事官阔阔出、中书右丞赵世延、前河南行省参知政事明里董阿、前宣政使答里麻失里、前湖广行省左丞相别不花、太子詹事塔失海涯、前陕西行省参知政事王不怜吉台、翰林学士承旨亦列赤、通政院使寒食等等。
　　而在地方大员中，有燕铁木儿的叔父，屯防辽东的东路蒙古军元帅府元帅不花帖木儿、河南行省平章政事伯颜、湖广行省平章政事高昌王铁木儿补化、镇守武昌的威顺王宽彻不花等。
　　仁宗、武宗旧臣，宗王亲贵，地方实力派，各种势力拧成一股绳，形成了一个巨大的颠覆势力，暗中将矛头指向泰定帝朝廷。
　　不过，只要泰定帝在世，这股势力还只能暗中准备，绝不敢造次。只要皇帝发觉一点端倪，伸出手去予以镇压，那么，这看似强大的联盟会毫无悬念的土崩瓦解。
　　毕竟，皇权至高无上，皇帝与臣子的实力对比过于悬殊，这是燕帖木儿等人无法克服的软肋。
　　然而，致和元年，泰定帝在病中巡幸上都，将皇后、太子、中书左右丞相以及最忠于皇室的怯薛、诸卫大军带走护驾。而且，进燕帖木儿为金枢密院事，并让他领“总环卫事”，也就是负责大都的卫戍和治安。这等于给了燕帖木儿一党最好的起事时机。
　　
　　泰定帝起驾时，诸王满秃等人随侍。临走前，满秃对燕铁木儿道：“今主上之疾日臻，将往上都。如有不讳，吾党扈从者执诸王、大臣杀之。居大都者，即缚大都省、台官，宣言太子已至，正位宸极，传檄守御诸关，则大事济矣。” ——我看皇上的病是好不了了，一旦晏驾。我们这些人在上都将扈从诸王、大臣杀掉，劫持太子回到大都，由你接应，立武宗之子为帝，布告天下，大事可成！
　　这是一个很好的计划，当然，最主要的条件是泰定帝“如有不讳”，要是泰定帝突然好了，那么计划也就全盘取消。
　　燕帖木儿心领神会，从銮驾北走之后，他就开始焦急的等待着消息。
　　
　　四个月后，致和元年七月，泰定帝也孙铁木儿终于病逝于上都。燕帖木儿一党起事的时机到来了。他们已经做好了充足的准备，一旦发动，泰定帝一系实在没有多少机会。
　　不过，做为泰定帝生前最倚重的大臣，在皇帝去世后更有责任安排朝政的左丞相倒剌沙原本有着扼杀这一切于摇篮的机会。
　　如果他能够在泰定帝刚一去世，便宣布皇太子阿速吉八继位，改元继统，布告天下，形成大势安稳的局面。那么，人心思定，燕帖木儿一党即使发动，也必会陷入极为不利的局面。
　　然而，倒剌沙在泰定帝在时便喜欢弄权，对于权力极为热衷。现在见老主子去世，正好给自己过把最高权力的瘾。于是。“专权自用，逾月不立君，朝野疑惧。”
　　倒剌沙明显没有察觉到燕帖木儿等人的密谋，他过足了瘾，却耽误了整整一个月的时间。
　　到了八月，在一片“朝野疑惧”的氛围中，燕帖木儿不失时机的出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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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过，计划仍是有了改变。按原计划，应该是诸王满秃等人先在上都发动，然后燕帖木儿予以接应。可倒剌沙虽然没有看出政变的端倪。却把上都控制得死死的，满秃等人毫无下手的机会。
　　政变这种事是要讲究出其不意，时间拖得越久越危险。泰定帝去世已经一个月，燕帖木儿也迟迟没有动手，应该也是在等待上都的消息。既然盟友无法指望，他只好自己放头炮。
　　燕帖木儿知道，自己一旦动手，上都的同志们可就危险了。成大事不能不有所牺牲，但亲人还是要顾及的。泰定帝巡幸上都之时，燕帖木儿的弟弟撒敦、儿子唐其势也随侍而去，应该是为了配合满秃的行动。现在是用不着了，燕帖木儿秘密派人把他们召了回来——至于其他人，只能自求多福吧。
　　
　　大都的卫戍部队此时都掌握在燕帖木儿手中，要发动政变可说易如反掌。八月四日，燕帖木儿率族党阿剌帖木儿、纳只秃鲁等人进入兴圣宫，召集百官，公开宣布：“祖宗正统属在武皇帝之子，有不顺者斩” ！
　　泰定帝后期，掌管朝政的是三驾马车：中书左丞相倒剌沙、平章政事乌伯都剌，还有世祖名臣赛典赤•瞻思丁的孙子，平章政事伯颜察儿。这次出巡，乌伯都剌和伯颜察儿都留在大都，这也算是泰定帝稳定朝局的安排，可这只能是针对正常情况，二位理财能手处理朝政毫无问题，要对付真刀真枪的武装政变，却是全无能力。燕帖木儿图穷匕见，他们便被武士当庭羁押下狱。同时被下狱的，还有中书左丞朵朵，参知政事王士熙，参议中书省事脱脱、吴秉道，侍御史铁木哥、丘世杰，治书侍御史脱欢，太子詹事丞王桓等，忠于泰定帝的大都留守大臣遂被一网打尽。
　　紧接着，燕帖木儿重新组织了政府，任命前湖广行省左丞相别不花为中书左丞相，太子詹事塔失海涯为中书平章政事，前湖广行省右丞速速为中书左丞，前陕西行省参知政事王不怜吉台为枢密副使，并命中书右丞赵世延、翰林学士承旨亦列赤、通政院使寒食分典机务，与自己一起掌控朝政。同时，“征诸卫兵屯京师，下郡县造兵器，出府库犒军士”， 派重兵防守居庸关(今北京昌平北)、卢儿岭、白马甸(今北京密云北)、泰和岭、碑楼口、古北口(今北京密云东北)、迁民镇(今河北山海关)等长城关隘，增兵驻守河中府(今山西永济)，准备全面对上都开战。
　　短短数天之内，作为元王朝首都的大都便彻底成为燕帖木儿反对泰定帝一系的大本营。
　　政府班子安排好了，就该有请老板来坐镇了。燕帖木儿即派明里董阿、答里麻失里驰驿江陵，前去迎接武宗次子、怀王图帖睦尔。同时，密谕河南行省平章政事伯颜，让他整备兵马，用精兵扈从怀王入京。
　　
　　图帖睦尔现年二十四岁，作为武宗儿子，因为武、仁时代的宫廷斗争，自幼便饱经患难。十一岁时，哥哥和世剌因为被废掉储位而掀起反旗，结果战败逃亡察合台汗国，所谓唇亡齿寒，哥哥的遭遇让图帖睦尔一直活在不安的阴影中。至治元年五月，有人向英宗皇帝状告图帖睦尔与朝臣勾结，图谋不轨，于是被流放海南岛。
　　现在海南岛虽是旅游胜地，新开发区，但那里的炎热潮湿仍让很多北方人难以忍受，何况数百年前，生活条件更糟。十五岁的图帖睦尔被流放到那里，其苦状可知。
　　直到泰定帝继位，图帖睦尔才被召回，但回京路上到潭州（长沙）时便要求不许再走，滞留还几个月，又体验了一下湖南火炉的滋味，之后才被允许还京，受封为怀王，过上了安稳日子。然而，安稳没多久，一年后又被命令迁往建康——真所谓席不暇暖，颠沛流离。
　　而到了泰定帝去世的迁徙，图帖睦尔王爷终于经历了一次最令他高兴的播迁。燕帖木儿等人为了发动政变，怕倒剌沙察觉对他不利，暗中派人将他安置到江陵。
　　
　　就在燕帖木儿率人控制大都后的第十天，特使派明里董阿、答里麻失里赶到江陵，随即保护着怀王北上。
　　到达汴梁后，河南行省平章伯颜这时早已将河南忠于泰定帝的官员平章曲烈、参政脱烈台等人处死，“征发民丁，增置驿马，补城橹，浚濠池，修战守之具”，将河南建设成了拥立怀王的大后方。怀王到达后，伯颜亲自率领五千精兵护送一行北上大都。
　　八月二十七日，怀王一行到达大都，入居大内。
　　至此，燕帖木儿的“大事”已经成功了一半，下一步就要看如何对付上都了。
　　
　　而在上都，忠于泰定帝的诸王和大臣们又在干什么呢？
　　他们的反映倒也不慢。
　　惊闻大都的事变，中书左丞相倒剌沙便会同梁王王禅（甘麻剌次子松山之子）、湘宁王八剌失里（甘麻剌第三子迭里哥儿不花之子）、辽王脱脱（成吉思汗幼弟帖木格后裔）诸王失剌、诸王也速帖木儿等人加紧了对于上都的控制，并调集兵马准备反攻大都。
　　这一加紧控制，免不了要调查一下在上都中是否有逆党同谋。诸王满秃等人原本是这次事变的主谋，又负有首先发动的责任，所谓反迹已露，被揪出来并不费事。很快，诸王满秃、阿马剌台，宗正扎鲁忽赤阔阔出，前河南行平章政事买闾，集贤侍读学士兀鲁思不花，太常礼仪院使哈海赤等十八人被发现“同谋援大都”，全部逮捕处死。
　　大都政变集团在上都的别动队，全军覆没。
　　燕帖木儿铲除了所有大都的泰定系大臣，倒剌沙消灭了所有上都的武宗系大臣，双方都不可能用中心开花的方式击败对方，只能靠各自掌握的兵力决战疆场了。
　　八月二十一日，也就是怀王图帖睦尔来到大都前六天，倒剌沙作为上都方面的总指挥，与辽王脱脱留守上都，而将其他诸王、将军、大臣全部派出，分兵四路南下，气势汹汹逼向大都。
　　其中，梁王王禅进军居庸关，诸王失剌进攻古北口，诸王也速帖木儿进攻辽东迁民镇，湘宁王八剌失里等则绕道山西，与陕西军队相配合,向东回攻紫荆关(今河北易县西北) 。
　　在上都一方，拥有随驾怯薛、诸卫大军，并得到辽东诸王、湘宁王八剌失里、赵王马扎儿罕以及陕西行省和行台支持，兵力颇为雄盛。倒剌沙的四路并进，迂回包抄战略，这是基于兵力充足而制定的。他深知燕帖木儿虽然掌握了大都，但兵力有限，一旦分兵据守，必然陷入被动。四路大军只要有一路夺关成功，大都便指日可下。
　　
　　然而，自幼便在军中摸爬滚打，继承了祖父、父亲名将素质的燕帖木儿却并不会如倒剌沙所愿。他的家底，是以左卫亲军、钦察卫、阿速卫为基础,利用“总环卫”而临时拼凑、征集的军队。虽然钦察、阿速两卫战斗力很强，但数量不足，真要是分兵据守，层层防御，那必然是左支右绌，难以招架。
　　他采取了后世后金可汗努尔哈赤在萨尔浒之战的策略：“凭你几路来，我只一路去”，加强长城各关隘防守,并把部队主力收揽于麾下,采用迅速转移奔袭的方式，集中优势兵力积极以攻为守。
　　博弈的双方摆好了阵势，各自都发挥了己方的强项，难分优劣。剩下的，就看具体打仗的人手段如何了。
　　
　　八月二十四日，两都之战正式爆发。
　　是日，上都军诸王失剌率领所部最先进至宜兴(今河北滦平北) ,立足未稳，便遭大都方面枢密院同知脱脱木儿阻击，失剌败走，其平章政事乃马台被擒获。
　　这边刚刚胜利，上都军梁王王禅、右丞相塔失帖木儿便率军进至榆林(今河北怀来东) ,势头凶猛。燕帖木儿闻警，立即率主力于九月一日越过居庸关，迎头猛攻王禅，王禅不敌败退。
　　
　　打了几天的仗，虽然屡屡胜利，但燕帖木儿已感到上都方的优势不仅是兵力雄厚，更在于占有大义名分，“泰定初立之年，即立阿剌吉八为太子，至是五年，名分已定” ，而自己拥立武宗之子，毕竟是作为臣子对泰定帝的反叛，“天历起兵,实为叛逆” ，军事毕竟是政治的延伸，政治上站不住脚，军事上无数次的胜利都无法承担一次失败的结果。他明白，“扰攘之际，不正大名，不足以系天下之志”。
　　于是，在击退秃满迭儿后，燕帖木儿返回大都，“与诸王大臣伏阙劝进”，请怀王图帖睦尔继承帝位。
　　这时的图帖睦尔与当年的仁宗很相似，受了那么多年的苦，他何尝不想荣登九五？但自己的亲哥哥和世剌还在北方，论长幼有序，怎么也该哥哥先当皇帝。于是，他推脱道：“大兄在朔方，朕敢紊天序乎？”
　　燕铁木儿马上反驳：“人心向背之机，间不容发，一或失之，噬脐无及。”——这种紧要关头，还能讲究那些繁文缛节？名分不定，我们就总戴着个叛逆的帽子，天下人心就不会倒向我们这边。
　　这个理由十分充分，再不答应就是矫情了。图帖睦尔于是道：“必不得已，当明诏天下，以著予退让之意而后可。”——虽然不得以来当皇帝，但要让天下人都知道，等大势底定，可是要把皇位让给哥哥的。
　　作为政治人物，厚黑学是必须的素质，如果脸皮够厚，便可避免黑心去做见不得人的事。图帖睦尔如果不是摆出礼让的样子，而是当仁不让继承皇位，不管哥哥，虽然不怎么要脸，但日后便不会出现“明文禅替”的兄弟相残，落得个杀兄的骂名，最后被侄子清算，子嗣不得善终。“厚”与“黑”应如何取舍，实在是很需要细细思量的。
　　
　　在众臣的劝进下，九月十三日，怀王图帖睦尔在大都大明殿即皇帝位，是为文宗，“札牙笃汗”，改元天历。并以致和元年为天历元年，直接否定了泰定帝的合法性。
　　皇帝既然确立，就要大赏功臣。燕铁木儿作为定策首功，被封为为太平王，加开府仪同三司、上柱国、录军国重事、中书右丞相、监修国史、知枢密院事，并赏赐大量的金银宝物。其他功臣也各有丰厚的封赏。
　　可是，正当大都城里君臣其乐融融之时，前方战报传来，上都军辽阳行省平章政事秃满迭儿所部已于九月三日攻破迁民镇，并一路由东向西挺进，威逼大都了！
　　
　　
　　

宝宝寒

　　
　　【正文】
　　
　　
　　就在燕帖木儿想到要“正大名”拥立文宗的同时，上都的倒剌沙也终于放弃了自己的权力瘾，将泰定帝的皇太子阿速吉八扶上皇位，改元天顺，是为天顺帝。
　　从世祖时期的昔里吉之乱后，大元朝第二次同时出现了两个皇帝。
　　皇帝一立，拥护上都的将士们也就有了主心骨，士气顿时也高涨起来。虽然有了一路失败，其他几路仍气势汹汹。秃满迭儿所部便是高歌猛进，攻破了迁民镇。
　　
　　兵来需将挡，登基大典只能草草结束。燕帖木儿二话不说，立即与弟弟撒敦赶赴三河(今属河北) 、蓟州(今天津蓟县)拦截，双方一场激战，秃满迭儿难敌燕帖木儿兄弟的勇猛，所部败退。
　　这边刚击退敌军，没等喘口气的燕帖木儿又收到战报：上都军梁王王禅所部趁他和秃满迭儿交战之时，大举南下，于十六日袭破居庸关，大都再次告急。
　　怎么办，掉头再战吧。
　　燕铁木儿以脱脱木儿屯驻蓟州，自己率主力西返。二十日在榆河(今温榆河)截住王禅军，此时王禅军领军将领是枢密副使阿剌帖木儿、指挥忽都帖木儿。燕帖木儿挥军迎头痛击。自己身先士卒，亲自舞刀杀入敌阵，重伤阿剌帖木儿，而忽都帖木儿也被部将和尚所伤。上都军损了主将，顿时混乱败退。燕帖木儿乘胜追击，先在横跨榆河的红桥之上将重组阵型的上都军击溃，之后又在白浮之野(在今北京昌平东北)追上“复合”的上都军，两军再次鏖战，“周旋驰突，戈戟戛摩”，燕帖木儿仍是身先士卒，亲手斩杀七名敌人，上都军再次崩溃。
　　连续三次大败，梁王王禅倒未气馁，重新收拢败兵扎下营寨，与燕帖木儿对垒，意图将其牵制于此，策应其他几路友军。可燕帖木儿第一夜命部将“阿剌帖木兒、孛伦赤、岳来吉将精锐百骑鼓噪射其营”，王禅军“互自相击，至旦始悟，人马死伤无数”。第二夜，燕帖木儿“又命撒敦潜军绕其后，部曲八都儿压其前，夹营吹铜角以震荡之”，王禅所部再次“自相挝击”，死伤枕籍，终于彻底丧失士气，全面溃散。燕帖木儿兜后猛攻，“斩首数千级，降者万余人”，梁王王禅单骑逃走。
　　激战六昼夜后，九月二十六日，居庸关被燕帖木儿收复。
　　
　　居庸关的胜利尚未庆贺，古北口方向又再吃紧。
　　就在燕帖木儿彻底击败王禅的同一天，上都军知枢密院事竹温台所部攻破古北口，进至石槽(今北京顺义北)。
　　燕帖木儿衣不卸甲，命弟弟撒敦率前锋驰往阻击，随后亲率大军倍道兼行,赶到石槽。竹温台没想到他来的这么快，还在让部队埋锅造饭，猝不及防间被燕帖木儿“直蹂之”，全军溃散，在军中参战的驸马孛罗帖木儿，平章蒙古答失、牙失帖木儿，院使撒儿讨温等官员全被燕帖木儿俘杀。上都军几乎全军覆没，“各卫将士降者不可胜纪”，余部退出古北口。
　　
　　虽然多次失败，可上都众将仍挫而不溃，继续组织进攻。九月二十八日，上都军秃满迭儿、诸王也先帖木儿所部辽东军在蓟州击败脱脱木儿，一路南下占领通州，大都再次告急。
　　燕铁木儿闻讯，立即与其子唐其势从古北口率师南救。十月月一日赶到通州，面对上都军，“乘其初至击之”，辽东军立足不稳，只得放弃通州，“狼狈走渡潞河”。五日，秃满迭儿会合阳翟王太平、国王朵罗台、平章塔海的军队，发动反攻，与燕帖木儿会战于檀子山之枣林(今北京通州南)，双方激战一天，未分胜负。到晚上，燕帖木儿命唐其势率军偷营，击破上都军，阵斩阳翟王太平，上都兵马“死者蔽野”，余部逃走。
　　
　　燕帖木儿在南边刚刚稳定战局，上都军西路的攻势便又展开。
　　十月七日,上都军诸王忽剌台、阿剌帖木儿所部由山西出兵，攻破紫荆关，陷涿州(今属河北)，逼近大都南城。与此同时,湘宁王八剌失里引兵入冀宁(今山西太原)。
　　既然定下了“凭他几路来，我只一路去”的战略，便不能怕辛苦。燕帖木儿再次远途奔袭，命令全军上下“脱衔系囊，盛莝豆以饲马，士行且食，晨夜兼程”——士兵战马全部边走边吃，以最快的速度急行军。再一次在上都军扩大战果之前赶到了良乡(今北京南郊)，向着处于卢沟桥的上都军发动突袭。
　　上都军统帅忽剌台没想到燕帖木儿这么快出现，斗志全消，下令撤退。燕帖木儿一路猛追，击溃其部，将忽剌台、阿剌帖木儿俘杀。
　　
　　到了现在，上都一方一败再败，主力十成中去了六成，原本该调整战略，收缩战线，保卫上都，传召陕西的援军开到后，再作打算。
　　可倒剌沙的脑子里似乎只有“进攻”这两个字，十月十一日，他集中了最后的部队，仍由秃满迭儿率领，再次攻入古北口，进逼大都。
　　此时，燕帖木儿已经没有其他几路敌军的负担了，他挥师北上，迎战秃满迭儿于檀州(今北京密云)。
　　累胜之师击屡败之军，这样的战斗根本没有悬念。
　　上都军再次大败，将领安童、塔海、国王朵罗台等均被燕帖木儿擒斩，秃满迭儿逃回辽东。
　　
　　打仗很大程度上类似赌博，除非作弊，谁也不可能在走上赌桌前便料到胜败。但在己方处于劣势的时候，就该收起赌徒的脾气，冷静分析战况，然后做出理智的决定。历史上无数的战争告诉人们，如果战争的一方如同输红眼的赌徒一般，将最后的本钱压上赌桌，那必定不是彻底翻本便是万劫不复。
　　当倒剌沙将手头的仅剩的部队也派出去的时候，上都一方的失败已经注定。
　　一直处于防守的大都一方军事总指挥燕帖木儿开始策划反击了。
　　不过，他不是要亲自率军去攻打上都，而是将一直隐藏的杀招使了出来——他的叔叔，东路蒙古元帅不花帖木儿。
　　
　　不花帖木儿是燕帖木儿的叔叔，掌管着辽东的兵权，因为辽东诸王和地方官员大部分都拥护上都，他一直隐忍不动。现在，上都兵马已经损失殆尽，他立即和齐王月鲁帖木儿发兵突袭上都。
　　齐王月鲁帖木儿是成吉思汗二弟哈撒儿的后裔，是辽东诸王中势力较大的一个。不花帖木儿是在玩无间道，在关闭键的时刻发挥重要作用，而他则是一直在坐山观虎斗，等着局势明朗时才表明自己的态度。
　　现在，两都之争的胜负已经成了秃头上的虱子，他自然乐得做一个定策功臣，做一笔稳赚不赔的买卖。
　　
　　就在秃满迭儿赔光了上都最后的本钱，仓皇逃回辽东的时候。齐王月鲁帖木儿和不花帖木儿的大军兵临上都城下。
　　内无防守之军，外无救援之师。上都的天顺政权已经穷途末路。倒剌沙素手无策，梁王王禅更是偷偷的溜出城去，逃之夭夭（很快便被抓获）。倒是辽王脱脱显示出了血性，率不多的部队出城迎战，但众寡悬殊，很快便兵败战死。
　　打又打不过，跑又跑不了，剩下的路，只能是投降了。
　　十月月十三日，倒剌沙肉袒出降，献出皇帝御玺，随后便被拘押起来。上都重臣梁王王禅、知枢密院事马某沙、撒的迷失、诸王也先帖木儿等自然也无一幸免，被一体拘押。天顺帝的母亲，泰定帝皇后八不罕被流放。
　　混乱了两个月，上都政权终于土崩瓦解。
　　然而，作为天顺政权的名义首脑，天顺帝阿速吉八却是不知所终，落得个生不见人，死不见尸。
　　这实在太过奇怪，对于这么重要的一个人物，就这么凭空消失了。而作为胜利一方的文宗、燕帖木儿却也没有四处搜查追捕。对于其他要犯，文宗曾专门诏谕天下：“诸王王禅及秃满迭儿、阿剌不花、秃坚等，兵败而逃，有能擒获者，授五品官；同党之人，若能去逆效顺，擒王禅等来归者，免本罪，依上授官；家奴获之者，得备宿卫；敢有隐匿者，事觉，与犯人同罪”， 却偏偏没提天顺帝。
　　因此可以断定，所谓“不知所踪”也许只是个借口，在那种情形下，小孩子天顺帝无论如何不可能逃得出去，至于下场，只能是被杀害。而史无明载，则可能是文宗不愿承担杀害叔叔的恶名，故意隐去了。
　　不过，《元史通俗演义》的作者蔡东藩到位我们提供了另一种猜测，他认为杀害天顺帝的凶手，应该是倒剌沙：“上都沦陷，天顺帝不知所终，著书人依史叙录，原不能凭空捏造，构一死证。但奉宝出降者为倒剌沙，则幼主之死，出自倒剌沙之手，应无疑义。”
　　蔡氏以谁出降谁嫌疑最大为辞，看起来有些道理，但经不起推敲——如果是倒剌沙所为，文宗正好可以明确布告天下，既洗刷了自己的恶名，又加重了最大政敌的罪名，但他没有这么做，这可证明，倒剌沙的弑主之罪，并不成立。
　　当然，即使阿速吉八真的奇迹般的逃出生天，作为一个皇帝，一个政治人物，他没有再出现，也可算作死了。
　　真金太子的长子甘麻剌一系，风光一阵之后，还是败给了二子答剌马八剌一系，永远的离开了政治舞台的中心。
　　

宝宝寒

　　
　　【正文】
　　
　　
　　
　　上都政权覆灭，但两都之战并没有完全落幕。
　　在倒剌沙兵分四路攻打大都的同时，忠于泰定帝的陕西行省、陕西行御史台也在调集兵马三面出击，猛攻山西、河南，为天顺帝争夺地盘。
　　与倒剌沙的屡战屡败不同，陕西军队却是捷报频传。
　　九月中旬，陕西北路军从大庆关(今陕西大荔东)渡黄河，攻破河中府(治今山西永济) ,占领晋宁(今山西临汾) ,兵锋进至潞州(今山西长治)；
　　中路攻入潼关，进据陕州(今河南三门峡市西) ,破虎牢关(在今河南荥阳西) ,进逼汴梁(今河南开封) ;
　　十月中旬，南路军攻取武关(在陕西丹凤东南) ,向南攻占邓州(今属河南)、襄阳(今属湖北)。
　　可是，主干已经死亡，枝叶再茂盛也于事无补。随着上都投降，文宗传谕罢兵。陕西各路部队得知自己扶保的朝廷已不复存在，斗志全消，纷纷解体溃散。
　　十月二十六日，原本率军攻打冀宁(今山西太原)的湘宁王八剌失里被知枢密院事也速答儿在马邑(今山西朔县)擒获。
　　
　　天历元年的十月底，两都之战的硝烟才算散尽。文宗成为了大元朝唯一的皇帝。
　　取得了胜利，成为了无可争议的合法政府，那么治疗战争创伤就是义不容辞的责任。文宗下诏：“命郡县招集被兵流亡之民，贫者赈给之。辽东降军，给行粮遣还。京畿及四方民为兵所掠而奴于人者，令有司追理送还。山北、京东驿被兵者，赈以钞二万一千五百锭。”
　　战争结束了，善后工作也在有条不紊的进行，天下大势看似可以稳住了。
　　但是，事情远远还没结束。
　　因为文宗再等上皇位时，可是许了愿的：“当明诏天下，以著予退让之意而后可”.而且，在诏告天下的即位诏书中，文宗也明白宣示：“世祖之后，成宗、武宗、仁宗、英宗，以公天下之心，以次相传，宗王、贵戚，咸遵祖训。至于晋邸，具有盟书，愿守藩服，而与贼臣铁失、也先帖木儿等潜通阴谋，冒干宝位，使英宗不幸罹于大故。……朕以菲德，宜俟大兄，固让再三。宗戚、将相，百僚、耆老，以为神器不可以久虚，天下不可以无主，周王辽隔朔漠，民庶遑遑，已及三月，诚恳迫切。朕故从其请，谨俟大兄之至，以遂朕固让之心。”——这说明了自己是继承了成、武、仁、英四朝的正统，讨伐泰定帝是尊崇祖训。既然泰定帝是违背祖训“冒干宝位”，那自己就要表现出对传统的尊重，一定是要让哥哥来当皇帝的，只不过事情紧迫，哥哥又“辽隔朔漠”，为了天下大计，才不得不当了皇帝，但一定是要再让给哥哥的。
　　现在，讨伐“晋邸”已经获得成功，漠北与大都的道路已通，那么，也就该“遂朕固让之心”，把周王和世剌请回来当皇帝了。
　　
　　战争结束后，文宗派大臣哈散及撒迪等到漠北迎周王和世剌返回大都。和世剌是武宗长子，当年仁宗违背誓约，废掉了他的储君之位，他在陕西发动兵变失败，逃到察合台汗国，被察合台汗也先不花收留，在金山一带生活。他身边没有多少军队，如果不是两都之战，恐怕只能终老于异国藩邦了。现在，兄弟摆平了泰定帝一系，千里迢迢请自己回去当皇帝，真是洪福天降，于是在随从和察合台汗王燕只吉台的陪同下，启程返回大都。
　　此时，那位曾经和元朝交战多次的也先不花已经去世多年，其弟弟怯伯继位六年后也已作古。燕只吉台继承察合台汗国的汗位也有一年多了。他与和世剌关系很好，这次见其成为大元皇帝，便亲自护送。
　　
　　一路之上，和世剌充分感觉到了众望所归的荣耀。先有“诸王察阿台、沿边元帅朵烈捏、万户买驴等，咸帅师扈行”，后有岭北行省平章政事泼皮，武宁王彻彻秃、佥枢密院事帖木儿不花前来迎接，各种礼节无所不至。当他派自己的近臣孛罗先回大都告知自己已经南来的消息时，“两京之民闻帝使者至，欢呼鼓舞曰：‘吾天子实自北来矣！’诸王、旧臣争先迎谒，所至成聚。” 这对于过了十几年苦日子和世剌来说，真是恍若隔世。
　　天历二年（1329年）正月末，和世剌一行到达蒙古故都和林，在漠北诸王、大臣簇拥下，和世剌即皇帝位，是为明宗，“忽都笃汗”。犹如当年武宗、仁宗一般，明宗也随即立自己的弟弟文宗为“皇太子”。并且派人回大都，对弟弟传话道：“朕弟曩尝览观书史，迩者得无废乎？听政之暇，宜亲贤士大夫，讲论史籍，以知古今治乱得失。”——弟弟你以前很爱看书，现在没有荒废吧？治理国家之余，还是要多和士大夫们多交流，明白治理国家的道理。
　　这已经完全是皇帝对于臣子的教诲口气了。而让人惊奇的是，明宗的父亲武宗对汉文化没什么造诣，明宗自己很年轻便流落远邦，没有如弟弟文宗一般在江南、中原长大，按说该受汉文化熏陶很少才对，但这番话，完全是一个汉化帝王的语气。
　　明宗受到什么样的儒家教育，已不可考。不过，在他的近臣中便有孛罗这样的儒化大臣、散曲大家，他受到较深影响，应该无可置疑。
　　
　　三月，明宗一行到达洁坚察罕之地。燕帖木儿来到行在，向明宗呈献皇帝玉玺。
　　新任皇帝和“前朝”重臣终于见面了，而看似一切正常的“禅替”，也在这见面中出现了些微妙的变化。
　　对于这位赌上身家性命为自己和弟弟争夺皇位的重臣，明宗还是心存感激的，除了弟弟已经封赏的“中书右丞相，开府仪同三司、上柱国、录军国重事、监修国史、答剌罕、太平王”等官爵外，还特意授予太师职衔，深加慰劳。同时，明宗还对燕帖木儿言明：“凡京师百官，朕弟所用者，并仍其旧，卿等其以朕意谕之。”——你们放心，弟弟赏拔的大臣，我会一律留用。
　　而燕帖木儿在经历了一系列血战之后，好不容易将文宗的皇位扶稳，现在又来了一个皇帝，心中的疑虑是不言自明的。身为朝廷首席重臣，他偏要亲自前来献玉玺，也是有着试探明宗心意的目的。
　　然而，明宗的表现看似非常得体，却还是让他产生了疑虑。
　　因为，在文宗封给自己的众多官位中，明宗什么都保留了，偏偏漏掉了一个最重要的职务“知枢密院事”。
　　这可是掌握兵权的职位，失去了枪杆子，其他的荣宠还能保留多久？！
　　在谢过明宗的赏赐之后，燕帖木儿做了进一步试探，上奏道：“陛下君临万方，国家大事所系者，中书省、枢密院、御史台而已，宜择人居之。”——陛下你可能忘了我原来就是知枢密院事，我再提醒一下。
　　可明宗并没有理会燕帖木儿的提醒，在“然其言”后，下令“以武宗旧人哈八儿秃为中书平章政事，前中书平章政事伯帖木儿知枢密院事，常侍孛罗为御史大夫。甲午，立行枢密院，命昭武王、知枢密院事火沙领行枢密院事，赛帖木儿、买奴并同知行枢密院事。”
　　明宗顺杆爬，一举将自己的近臣安插进中书省、御史台和枢密院。而燕帖木儿让被排除在兵权之外。
　　燕帖木儿已经试探出来，这位明宗皇帝一旦坐稳了皇位，对自己一定没有好处：第一，他对自己很有戒心，拿掉兵权便是明证；第二，他和文宗不同，有着自己的藩邸旧臣，这些人必定要随着他一起进入权力核心，自己拼来的权力早晚要被他们分享甚至夺走。
　　而紧接着，明宗的两次训示，更给了燕帖木儿心中重重的一击。
　　
　　就在谈话当天，明宗设宴款待燕帖木儿，宴席上对新任命的御史台大臣孛罗言道：“太祖皇帝尝训敕臣下云：‘美色、名马，人皆悦之，然方寸一有系累，即能坏名败德。’卿等居风纪之司，亦尝念及此乎？世祖初立御史台，首命塔察儿、奔帖杰儿二人协司其政。天下国家，譬犹一人之身，中书则右手也，枢密则左手也。左右手有病，治之以良医，省、院阙失，不以御史台治之可乎？凡诸王、百司，违法越礼，一听举劾。风纪重则贪墨惧，犹斧斤重则入木深，其势然也。朕有阙失，卿亦以闻，朕不尔责也。” ——你们要知道，朕做了皇帝，可要整顿朝纲，加强监察力度，无论是谁，地位多高，都要规规矩矩做官，老老实实做人。
　　这番话与其是说给孛罗，不如是再说给燕帖木儿听：你功劳虽大，也是臣子，权力可是要受制约的，决不能染指最高权力。
　　过了两天，明宗又命孛罗向燕帖木儿、伯答沙、火沙、哈八儿秃、八即剌等传旨：“世祖皇帝立中书省、枢密院、御史台及百司庶府，共治天下，大小职掌，已有定制。世祖命廷臣集律令章程，以为万世法。成宗以来，列圣相承，罔不恪遵成宪。朕今居太祖、世祖所居之位，凡省、院、台、百司庶政，询谋佥同，摽译所奏，以告于朕。军务机密，枢密院当即以闻，毋以夙夜为间而稽留之。其他事务，果有所言，必先中书、院、台，其下百司及纮御之臣，毋得隔越陈请。宜宣谕诸司，咸俾闻知。傥违朕意，必罚无赦。” ——政府各个部门要各司其职，决不能互相参合，政府行政，要按规矩层层流转，最后由朕定夺。
　　燕帖木儿这下可彻底失望了。自己在文宗那里，不但“都督府，以统左、右钦察、龙翊三卫，哈剌鲁东路蒙古二万户府，东路蒙古元帅府，而以燕铁木儿兼统之”，而且兼任中书右丞相、知枢密院事、御史大夫 ，所谓军政、行政、监察、卫戍等等大权于一身，是货真价实的一人之下万人之上。而到了明宗这里，自己只能是个谨小慎微、按部就班的“上班族”，这真是让人情何以堪！
　　豁出身家性命要换取的，不就是权力吗？不就是想拼得蛋糕的最大一块吗？可被明宗这么一搞，自己和在泰定帝时根本没什么区别，反倒便宜了毫无功劳的明宗身边的近侍旧臣们，岂不是为他人做嫁衣裳吗？！
　　无论怎么堂皇，推翻泰定帝一系，杀了天顺帝算是犯上。已经做过一次，何不能再做一次？
　　燕帖木儿看着一脸正色的明宗，心中已经暗藏杀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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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燕帖木儿一样，一下子从皇帝成为了太子的文宗图帖睦尔，心中也是极不平静的。
　　我们不能说当初文宗让位不是出于真诚，如果只是虚伪，不会一再宣示要让位给兄长。两都之战后，也不会第一时间便派人前去迎接明宗。
　　但是，人性是复杂的。慷慨的谦让也会伴随着不甘和妒忌，只是在神圣的光环之下会隐藏的较深。而一旦有外来的刺激，这种不甘和妒忌便会释放出来，逐渐将自己曾经坚持的美好愿望消磨、腐蚀，最后点滴不剩。
　　我们可以试想，如果明宗在接到弟弟双手捧上的大礼之后，表现出谦恭、退让，摆出惶恐的姿态，凡事都低调进行，也许，文宗会坚持自己的高尚作为，真的请哥哥回来，自己甘居储君。
　　但是明宗没有，他一直保持着极为高调的行为方式。先是毫不犹豫，当仁不让的接过了皇冠，在并没有知会弟弟的前提下，便在故都自行即位。他的使臣也堂而皇之的回到大都，造成了两都士民欢呼“吾天子实自北来矣！”而诸王、旧臣“争先迎谒，所至成聚”的社会舆论。之后，他又毫不客气的任命官员，分派属吏，“选用潜邸旧臣及扈从士，受制命者八十有五人，六品以下二十有六人” 。
　　对明宗来说，这是理所当然，当仁不让：天下本就是我武宗一系的，老弟让位与我天经地义，我压抑了这么多年，当了皇帝难道还要压抑么？
　　而对文宗而言，大哥这么做往轻了说是得了便宜卖乖，往重了说就是不知天高地厚！——这天下是我和臣下脑袋别在裤腰带上挣来的，我念你是大哥把桃子给了你，你非但没什么感谢的表示，还如此飞扬跋扈。我真是成了天下第一号的冤大头。
　　已经分别十几年的兄弟，感情本已淡漠，再有这么一层隔阂。所谓兄友弟恭，就这能是停留在表面上的了。
　　
　　不过，我们倒不能因此便断定文宗此时已经有了弑兄夺位的念头。从小深受儒家熏陶的文宗即使有一万个不满意，也难以冒这有悖人伦的罪名。天历元年五月，他启程北上前去迎接明宗。在途中，便下令“置江淮财赋都总管府，秩正三品，隶詹事院” 。所谓江淮财赋都总管府，是当年世祖灭南宋后，专门设立掌管南宋皇室、大臣产业、田土的机构，直接隶属于中宫皇后，是皇室私家财产的管理机构，大德八年（1304）时被成宗罢废。文宗此时将之恢复，让其隶属于东宫官署詹事院，无非是为自己日后以皇太子身分控制这笔财源作准备，预防着如果哥哥对自己不够好，自己也有充足的财力与之周旋。
　　六月，文宗到达上都，在这里等待哥哥的到来。整整两个月的时间，全国各地灾变不断。在六月，“绍兴、庆元、台州、婺州诸路饥民凡十一万八千九十户”，“ 永平屯田府所隶昌国诸屯大风骤雨，平地出水”，“顺元、思、播州诸驿，因兵兴，马多羸毙，驿户贫乏”，“益都莒、密二州春水，夏旱蝗，饥民三万一千四百户”，“陕西、河东、燕南、河北、河南诸路流民十数万，自嵩、汝至淮南，死亡相藉”，“汴梁蝗，卫辉蚕灾，峡州旱，淮东诸路、归德府徐、邳二州大水”。
　　到了七月，又有“宗仁卫屯田大水，坏田二百六十顷”，“大都之东安、蓟州、永清、益津、潞县，春夏旱，麦苗枯”，“ 冀宁阳曲县雨雹，大者如鸡卵”，“真定、河间、汴梁、永平、淮安、大宁、庐州诸属县及辽阳之盖州蝗”。
　　文宗一时间焦头烂额，只能全力投入到赈灾工作中，而明宗也派吏部尚书别儿怯不花回到京师，下令中书省官员集老臣议赈荒之策。皇帝关心赈灾事宜，虽然无可厚非，却仍可让文宗的怨愤多了一层——为谁辛苦为谁忙？
　　
　　天历元年八月，明宗到达了旺忽察都之地，而文宗也赶到，兄弟二人终于见面了。
　　旺忽察都的名字拗口难记，也很陌生，但这里曾经相当辉煌过——这便是当年武宗执意要大力兴建的元中都。
　　“武仁授受”，这是元朝历史上的一段佳话。仁宗皇帝在平定内乱后，主动让为给哥哥武宗，而武宗也谨守誓约，死后将皇位传给弟弟。这是多么美好的有关兄弟之情、谦让之德的故事啊。
　　现在，明宗和文宗兄弟也在这里见面，不正是要追随这段佳话的预兆吗？
　　但是，又有谁不知道，这段佳话背后，埋藏了多少险恶和血腥？如果不是武宗率数万大军兵临大都，仁宗会那么痛快的交出皇位吗？武宗即位后，身边近臣屡屡想废掉仁宗的太子之位，仁宗需要多少小心和权谋来应对？仁宗即位后，立即对武宗旧臣进行大清洗，宰辅重臣一夜之间有多少人头落地？而仁宗废掉侄子的储位，差点引起大规模内战，当事人不就是明宗吗？
　　何况，这位座元中都，不就是武宗大力修建而仁宗坚决废除的吗？
　　这里注定不会是感情的寄宿之所，而只能是阴谋的渊薮之地。
　　
　　
　　

[ 本帖最后由 宝宝寒 于 2011-9-22 10:42 编辑 ]

宝宝寒

　　【正文】
　　
　　
　　八月二日，兄弟二人在热烈友好的氛围中见面了，“明宗宴帝（指文宗）及诸王、大臣于行殿”，可以想见，在酒席宴上，阔别多年的兄弟难免要各诉起流离之苦，也要展望一下日后一同治理国家的宏伟蓝图。
　　在兄弟见面的同时，文宗和燕帖木儿也见面了，这对患难君臣会说些什么呢？
　　史无明载，只能推测。无疑，燕帖木儿一定会向文宗说起明宗的种种不是。说起争位之艰难而又拱手让出的种种不甘，也许会有“窃为陛下不值”的言语。而文宗恐怕也会对燕帖木儿大诉起自己的后悔与无奈。
　　君臣一定都会有这样的判断：让明宗坐稳皇位，我们的前景堪忧。
　　这样的判断自然会有这样的决定：用现有的荣华富贵，去交换一个莫测的未来。如果可以选择，为什么要换？
　　即使文宗有所不忍，但面对燕帖木儿时，他是没有多少拒绝的资本的。毕竟他不仅仅代表个人，而是一个庞大的集团势力。他是这些人一手拥立起来的，他没有实力也没有勇气要求他们心甘情愿的将到手的富贵拱手让人。何况，他自己也并非么这么想过，只不过是需要有人来推他一把。
　　明宗的命运就此决定。
　　
　　就在明宗和文宗见面宴饮四天后，八月六日，连龙椅都没有正式坐过的明宗便不明不白的“暴崩”于行幄。
　　明宗和世剌在路上走了近一年，而当他已经距阔别已久大都城近在咫尺的时候，便这样死于非命。
　　明宗“暴崩”的死因，史家多倾向于“毒杀”之说。依据便是日后明宗之子惠宗登基之后，为父亲伸冤，言道：“文宗稔恶不悛，当躬迓之际，乃与其臣月鲁不花、也里牙、明理董阿等谋为不轨，使我皇考饮恨上宾。” 月鲁不花、明里董阿是燕帖木儿心腹，文宗系统的核心人物，而也里牙则是太医院使，便推测其是以侍疾进药之机将明宗毒害。
　　不过，明宗此时正是三十岁的盛年，虽然元朝皇帝多短寿，但从其一路南下，一直到旺忽察都之地的记载，是没有生过什么病的。没有生病，何来服药之说？而明宗一行来到腹里，已经进入到文宗、燕帖木儿的绝对势力范围。他身边的武装，不过是与他一起返回的护卫一千八百三十人而已 ，虽有察合台汗国之汗燕只吉台的护送，但也并没有率领察合台汗国的重兵。明宗在旺忽察都的情形，与当年“南坡之变”中的英宗极为相似：忠于自己的护卫很少，而扈从之军的首脑却是逆谋的主谋。
　　而在明宗死亡的时刻，“既而帝暴崩，燕帖木儿闻哭声，即奔入帐中，取宝玺” 。听见哭声便立即进帐抢夺玉玺，这怎么看都不像是毒杀的现场。
　　可以大胆假设，明宗之死，很有可能如英宗一般，被燕帖木儿控制行宫宿卫后，差人直入行幄，将其刺杀。
　　
　　明宗已死，文宗免不了要“入临哭尽哀”一番。而燕帖木儿则立即簇拥着文宗疾驱还上都，一路上“昼则率宿卫士以扈从，夜则躬擐甲胃绕幄殿巡护”。八月八日，文宗抵达上都。八月十五日，文宗在上都大安阁再次登基。
　　为了皇位，文宗竟然能够直接（或纵容）杀害同母所生的胞兄，而在明宗死后不到两年，文宗又处死了自己的嫂子，明宗皇后八不沙，流放了自己的侄子妥欢帖木儿。“明文禅替”要比“武仁授受”更为残酷。
　　从两都之战到文宗复立，不到一年，大元朝三个皇帝轮流坐，史称“三帝更位”。
　　
　　皇帝又只剩下了一个，天下大势终于恢复了的平静。
　　但两都之战与三帝更位给元王朝带来的负面影响则沉重而深远。
　　在政权上层，各派势力的精英人物均在动乱中损失惨重。
　　泰定帝一系，中书左丞相倒剌沙、梁王王禅、辽王脱脱、湘宁王八剌失里、阳翟王太平、国王朵罗台、驸马孛罗帖木儿、平章政事蒙古答失、牙失帖木儿、诸王忽剌台、阿剌帖木儿、平章政事乌伯都剌、马某沙、御史大夫纽泽、撒的迷失、诸王也先铁木儿等或战死，或被杀。诸王失剌、枢密同知阿乞剌、平章政事伯颜察儿、中书左丞朵朵，参知政事王士熙，参议中书省事脱脱、吴秉道，侍御史铁木哥、丘世杰，治书侍御史脱欢，太子詹事丞王桓等被罢官、流放。
　　文宗一系，诸王满秃、阿马剌台，宗正扎鲁忽赤阔阔出，前河南行平章政事买闾，集贤侍读学士兀鲁思不花，太常礼仪院使哈海赤等十八人因政变事泄被杀。
　　明宗一系，四川平章政事囊加台被杀，知枢密院事阔彻伯、脱脱木儿等十人于至顺元年（1330年）六月“谋变”，被燕帖木儿扑灭。同月，中政院使尚家奴被杀。七月，前御史大夫孛罗被杀。
　　粗略统计，在两次重大的变故中，被杀、流放、罢官、籍没家产的诸王、大臣多达百名以上，作为元朝统治核心的蒙古、色目贵族元气大伤，人心离散，而回回大臣作为从世祖时便是举足轻重的政治势力更是一蹶不振。
　　朝廷中各派势力势均力敌的局面被打破，燕帖木儿一家独大，终于成为有元一代第一个足以威胁皇权的权臣。而权臣乱政至此要持续十年之久，深刻影响了元朝后期的政治走向，成为元末党政不断，君臣不协的源头，也是元朝最终覆亡的重要原因之一。
　　
　　战争的破坏也给国家带来难以抚平的创伤。“初，关、陇、陕、洛之郊号称沃土，国家承平百载，年谷丰衍，民庶乐康。然自致和之秋，军旅数起，饥馑荐臻，民之流亡十室而九”。 京畿、关陕、河南等地一片疮痍，莫说小民百姓，即使世家大户也惨遭涂毒，两都之战时，“北兵夺紫荆关，官军溃走，掠保定之民。本路官与故平章张珪子景武五人，率其民击官军死，也先捏不俟奏闻，辄擅杀官吏及珪五子。” ——连张弘范、张珪家族都被残害，可想而知破坏之严重。
　　而在明宗暴死后，一起新的战乱又陡然而起。忠于明宗的云南诸王秃坚等于至顺元年正月起兵反对文宗，战火弥漫整个滇东北，文宗先后调四川、江浙、河南、江西、陕西、朵甘思、朵思麻等处军队，历时一年有余方才镇压下去。所耗的钱粮、对当地百姓的伤害，自是不言而喻。
　　
　　经过这番动乱，元王朝终于不可避免的进入到衰落期。而有史家将衰落期从泰定帝开始算起，是不是太过冤枉一心维持稳定的泰定帝了呢？
　　
　　在本章结束之前，笔者忍不住要提一下明宗手下的老臣，散曲大家孛罗。其人是元朝蒙古族散曲家的代表人物，作品收于《盛世新声》、《雍熙乐府》以及《全元散曲》等书中。在代表作【南吕•一枝花】《辞官》中，孛罗咏叹道：
　　懒簪獬豸冠，不入麒麟画。旋栽陶令菊，学种邵平瓜。觑不的闹穰穰蚁阵蜂衙，卖了青骢马，换耕牛度岁华。利名场再不行踏，风波海其实怕他。
　　【梁州】尽燕雀喧檐聒耳，任豺狼当道磨牙。无官守无言责相牵挂。春风桃李，夏月桑麻，秋天禾黍，冬月梅茶。四时景物清佳，一门和气欢洽。叹子牙渭水垂钓，胜潘岳河阳种花，笑张骞河汉乘槎。这家，那家，黄鸡白酒安排下，撒会顽放会耍。拚着老瓦盆边醉后扶，一任他风落了乌纱。
　　【牧羊关】王大户相邀请，赵乡司扶下马，则听得扑冬冬社鼓频挝。有几个不求仕的官员，东庄措大，他每都拍手歌丰稔，俺再不想巡案去奸猾。御史台开除我，尧民图添上咱。
　　【贺新郎】奴耕婢织足生涯，随分村疃人情，赛强如宪台风化。趁一溪流水浮鸥鸭，小桥掩映蒹葭。芦花千顷雪，红树一川霞，长江落日牛羊下。山中闲宰相，林外野人家。
　　【隔尾】诵诗书稚子无闲暇，奉甘旨萱堂到白发，伴辘轳村翁说一会挺膊子话。闲时节笑咱，醉时节睡咱，今日里无是无非快活煞！
　　曲中尽是对于官场的厌恶和对田园生活的向往，作为明宗潜邸旧臣，原本会因明宗在仁宗朝失势而远离官场，终老林泉。可偏偏一系列变故让明宗重新当上了皇帝，使得他不得不出而为主上效力，再次踏入“尽燕雀喧檐聒耳，任豺狼当道磨牙”的官场。结果明宗被杀，他也最终因旧臣的身份遭到清洗，再也无缘过那“诵诗书稚子无闲暇，奉甘旨萱堂到白发，伴辘轳村翁说一会挺膊子话”的美好生活。
　　政治斗争中，总要有无数的人被送上祭坛，这是悲剧。而原本无意功名，只求平淡生活的人也被漩涡卷入，则更是悲剧，更让人为之扼腕叹息，难以释怀。
　　
　　
　　
　　【下一章：铁腕执国 终局难测——燕帖木儿、伯颜的权臣时代】
　　

宝宝寒

　　
　　【正文】
　　
　　铁腕执国 终局难测——燕帖木儿、伯颜的权臣时代
　　
　　对于讲究君臣大义的道学家而言，权臣是要大加批判的。因为权臣是分割或者篡夺了君主的权力，所谓太阿倒持，纲常紊乱，是国之将亡、天下大乱的不祥之兆。
　　流风所及，现代人读史也往往对权臣没有好感，似乎权臣是和奸臣划等号的。不过，历朝历代都有权臣，权臣的产生往往是因为君主幼小、无能、荒淫、怠惰而无力或不愿支撑国家。而权臣的种类也是多种多样，非一言所能蔽之。
　　从事功上而言，最不堪的，自然是如赵高、董卓这样的胡闹型权臣，其所作所为没什么大志，无非是篡夺了君权而胡作非为；其次是有了权虽不胡闹，但为权而权，属于权迷，如李林甫、杨国忠、严嵩、和珅、穆彰阿；除外还有很有才干，但容易被人诟病的篡逆型权臣，掌握了权力，是为了推翻旧朝建立自己的一统天下，如王莽、曹操、司马氏父子以及南北朝时期的刘裕、萧道成、萧衍、陈霸先、高欢、宇文泰、杨坚等等；当然，还有一心为国，虽知道会被诟病也愿意挺身而出的权臣，如伊尹、霍光、诸葛亮、张居正。
　　而从权力大小而言，有的权臣可以自行废立，君主不过是玩偶，有的权臣则只是偷偷摸摸行使君主的权力，一旦君主收回了，便是身死族灭。
　　那么，当元朝走过了两都之战和明文禅替的动乱，进入到权臣时代之后，作为这个时代的代表者，燕帖木儿和伯颜，属于什么样的权臣呢？
　　总结的工作可放在最后，我们先从文宗的朝局入手，一步步来分析两位的权臣之路。
　　
　　文宗图帖睦尔若不是皇帝，而仅以普通人来说，可说是蒙古人进入中原后汉化最为优秀的典范。其人于诗、书、画均有很高造诣，其诗收于《元诗选》、《御选宋金元明四朝诗》等书中，后世评价颇高，其书画被专业画家评价为“意匠经营，格法遒整，虽积学专攻，莫能及之，而天纵之才艺岂以是为夸美哉” ，有《相马图》传世。
　　而作为皇帝，这些优点便会被人联想到南唐后主、宋徽宗这些亡国之君，不过，侵淫汉化这么深，自然会有仁宗、英宗那般的改革志向。何况，文宗自幼颠沛流离，转辗于江南、海南和荆湖，对与国情民瘼也有相当的了解。在被流放海南时，文宗的生活相当窘迫，曾作《青梅》诗一首，诗云：
　　自笑当年志气豪，手攀红杏寻金桃。
　　溟南地僻无佳果，问著青梅价亦高。
　　曾经的天潢贵胄，可以“手攀红杏寻金桃”，而如今却“问著青梅价亦高”，生活、政治上的压抑应是能激发他有番作为的志向。不过，依据《琼州府志》所载，诗中的“青梅”乃是一美丽女子，文宗深为钦慕，但追求不得，只能黯然神伤。这故事虽然属于桃色新闻，不那么可信，但即使是真的，文宗以皇子之尊追求平民女子而不可得，也是会让他对自己的处境极为不满而产生改变命运的强烈愿望。
　　待到在金陵做怀王时，文宗便已经将这种愿望直接表现了出来。当时金陵的太平兴国寺铸造数万斤的大钟，正在冶炼铜水时，文宗前去观看，摘下自己的碧珠指环投入铜水之中，默默祈祷：“若天命在躬，此当不坏。”结果等大钟制成后，指环竟然嵌在大钟之上，“坚固完好，光彩明发” 。
　　这虽然免不了是后世制造的“天命在此”的神话，但也可能是文宗自己制造出来的“预言”。而他在金陵时，已经多方联络湖广行省平章政事高昌王铁木儿补化、镇守武昌的威顺王宽彻不花等地方实力派，使他们在两都之战中坚定地站在自己一边。其志在大位的图谋已经相当明显。
　　而在燕帖木儿政变成功，派人请他回大都之时，他更是在路上写下了《自集庆路入正大统途中偶吟》，其诗云：
　　穿了氁衫便著鞭，一钩残月柳梢边。
　　二三点露滴如雨，六七个星犹在天。
　　犬吠竹篱人过语，鸡鸣茅店客惊眠。
　　须臾捧出扶桑日，七十二峰都在前。
　　清人顾奎光所编的《元诗选》中，评价此诗是：“真情本色，不雕饰而饶诗意，赋早行者，无以逾之，结语尤见帝王气象。”已经是按捺不住君临天下的雄心了。
　　
　　按照规律，这么一个经历坎坷，了解民间疾苦而又素有大志的年轻人，登上皇位应可以成为一代英主的。前代不乏先例，比如汉宣帝刘病已、唐宣宗李忱。
　　可文宗没有，虽然他在位期间也着实干了几件大事，对于实行文治，推广文化颇有些贡献，但整个大元朝却是在他手里内讧不断、民生凋敝，日益走向衰落。而他本人，则被后人看作是被权臣所挟，无所作为的庸懦之君。
　　有人说，手段的正义才能走向目的的正义。这是否是普遍真理虽不能下结论，但用在文宗身上却是千真万确。他有抱负有理想，他甚至知道国家的病根在哪里，该从哪里入手，但是，因为他夺取皇位的手段太过阴暗，所谓“得国不正，隐亏天伦” ，使得他无法真正挺起腰杆来做一个强势帝王，不得不依靠和屈从于扶持自己登上帝位的燕帖木儿，与其共享皇权。
　　连皇权都让渡出去了，要有所作为也就必须打折扣了。
　　
　　如果，在两都之战后，没有出现“明文禅替”的悲剧，文宗还不至于非得把自己和燕帖木儿死死绑在一起，甚至不惜让渡皇权。毕竟自己是皇帝，是前朝皇帝的皇子，有着充分的合法性，而自己的政敌，泰定帝一系本就与英宗之死有着扯不断的关系，且泰定帝死后，倒剌沙月余不立新君，也给了自己“权臣乱政”的借口。但是，当自己默许或者纵容燕帖木儿杀死自己的大哥，让自己重新登基之后，一切的合法、合理、合情就全都不复存在了。
　　在满朝文武眼中，在天下臣民眼中，自己是一个失信者、一个杀兄者、一个虚伪残忍有悖人伦的人，皇族的光环是屏蔽不了这些的，神圣的皇冠也只能引来无数人的侧目。
　　因此，在文宗在位的短短五年之中，皇族、朝中重臣、地方大员危言谋变之事此起彼伏。文宗只能紧紧抓住燕帖木儿这棵颇有权谋且善于统兵的大树，来保住自己的皇位。
　　一个是得位不正，又亏天伦的皇帝，一个是擅行废立，两次弑君的大臣，他们只能生死相依，荣辱与共。
　　
　　

宝宝寒

　　【正文】


　　而燕帖木儿也深深知道这一点，所以他对于文宗绝没有兔死狗烹、功高震主的顾忌，可以放心大胆的将一切荣宠、权力揽于手中，做一个货真价实的“立皇帝”。
　　他的官衔，加起来有六十八个字：中书右丞相、监修国史、知枢密院事、提调燕王宫相府事、大都督、领龙翊侍卫亲军都指挥使司事，就佩元降虎符、依前开府仪同三司、上柱国、录军国重事、答剌罕、太师、太平王。朝廷所有重要的部门，除了掌管监察的御史台，几乎一把抓，不过他也当过御史大夫，御史台也在其掌控之下。对于朝政，文宗更是以“屡颁宠数未足以报大勋”为名，在中书省只立燕帖木儿一位右丞相，如英宗一般搞了“独相”制，并下旨：“凡号令、刑名、选法、钱粮、造作，一切中书政务，悉听总裁。诸王、公主、驸马、近侍人员，大小诸衙门官员人等，敢有隔越闻奏，以违制论。” ——任何人奏事，哪怕是皇亲国戚，也不能越过燕帖木儿，除了皇帝的名号，燕帖木儿可说掌握了大元朝的一切，而且是皇帝心甘情愿给的。
　　一人得道鸡犬升天，这是亘古不变的。燕帖木儿如此权威赫赫，其祖上和家人自然也是备极荣宠。父祖被追封三代，封其曾祖父班都察溧阳王，曾祖妣玉龙彻溧阳王夫人，祖父土土哈升王，祖妣太塔你升王夫人，父床兀儿扬王，母也先帖尼、公主察吉儿并为扬王夫人。其弟撒敦为知枢密院事，子唐其势为宣徽使，并也赐号“答剌罕”。
　　这“答剌罕”是从成吉思汗开始的,给予臣子极为尊贵的封号，只封赐给对于君主有救命大恩的臣子，享有九罪而不罚、随时可觐见、御前带武器、免税等八大特权。这样的封号进入元朝后颁发的并不多，而且都是于国于君有大功的臣子，且只封一人，世袭也只能一子袭封。而这燕帖木儿家族竟然同时有三人受封“答剌罕”，起荣宠已经无可比拟。

　　在《元史》中，权倾一时的燕帖木儿被评价为“自秉大权以来，挟震主之威，肆意无忌” ，这是对于权臣的标准型评价。不过，燕帖木儿并非那种有着“彼可取而代之”野心的人物，擅权也好，跋扈也好，主要体现在对于文宗皇位的维护之上。文宗要靠他维持统治，他又何尝不需要文宗这个伞盖来遮风避雨？因此，其“肆行无忌”，大部分是表现在清洗明宗势力，镇压文宗朝廷反对派上。
　　文宗一朝，各种动乱不断。在使用“天历”这个年号两年后，他改元“至顺”，至者极也，希望凡事都够非常顺利，但朝野的反对派却从来没让他顺过。
　　燕帖木儿的主要任务，就是给文宗营造一个“顺”的环境。
　　天历二年八月，前丞相别不花与平章速速等人“潜呼日者推测圣算”，被告发后，全家流放集庆路。
　　至顺元年（1330年）六月，知枢密院事阔彻伯、脱脱木儿等十人“谋变”，燕帖木儿“率钦察军掩捕之”；
　　七月，太医院使也里牙“坐怨望，造符箓、祭北斗，诅咒” ，便牵连到前刑部尚书乌马儿、前御史大夫孛罗、上都留守马儿等人，燕帖木儿将之全部诛杀；
　　至顺二年（1331年）二月，湖广参政彻里、帖木儿与速速、班丹“坐出怨言”， 彻里、帖木儿流放广东，班丹流放广西，速速被禁锢终身；
　　同月，诸王彻彻秃、沙哥“坐妄言不道”，彻彻秃被流放广州，沙哥流放雷州；
　　八月，内侍撒里不花等人行“巫蛊事”，皆被“杖一百七，流广东、西”；
　　至顺三年（1332年）四月安西王阿难答之子月鲁帖木儿，与畏兀僧玉你达八的剌板的、国师必剌忒纳失里沙津爱“谋不轨”，三人皆伏诛。
　　一次又一次的“怨望”、“诅咒”、“巫蛊”、“谋变”、“不轨”，全都被燕帖木儿一力镇压处置。而与此同时，他也将明宗的孤儿寡母整的死去活来。
　　至顺元年（1330年），明宗皇后八不沙被害，紧接着，明宗长子妥欢帖木儿被流放高丽，“使居大青岛中，不与人接”。一年后，文宗“复诏天下，言明宗在朔漠之时，素谓非其己子，移于广西之静江。” ——不但将妥欢帖木儿发配到更边远的广西，还直接说其不是明宗的亲生儿子，断了明宗系争夺皇位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