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宫闹鬼——揭秘明代宫廷秘史----皇帝不称朕

宝宝寒

　　第三章 三雄争嗣

　　一 父子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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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永乐二年（1404）初，经过长期的反复考虑，朱棣最终做出了决定。这年二月，他派隆平侯张信、驸马都尉永春侯王宁前往北方，召还在北京居守已一年有半的长子高炽和在开平戍边的次子高煦。事实上，早在打发高煦去几千里外的开平时，他已经做出了决定。他这么做就是要让高煦离开南京，远离那些拥护他的靖难功臣，他一走，这个野心勃勃的争嗣集团立刻失去了中心，频繁的秘密活动马上瘫痪。高煦尚不知觉，还打算在开平再立边功，进一步巩固父亲的宠爱。王宁来到开平后，偷偷向他透露，皇上已命礼部筹备册封大典，太子之位谁属，马上就将揭晓。高煦还快意踊跃了一阵子，但当听说大哥也一同奉诏还京时，心里却有了很不好的预感。

　　两位王子回到南京，四月里，朝廷举行了隆重的册封大典，授长子朱高炽金册、金宝，立为皇太子，而封次子高煦为汉王，三子高燧为赵王。

　　高煦大失所望，储君之位，终究还是落在“酒囊饭袋”的大哥的囊中。在南京盛夏的炎热中，高煦恍如一个冰人，全身都要融解了。如果他的父皇曾经给过他一个承诺，如今是父皇食言了；如果父皇从未给过他那样一个承诺，他发现一直以来的自得、自信，全然不过是一堆笑料。

　　朱棣大概对未能册立高煦存有歉意，格外对他优礼、纵容，“高煦宠益隆，礼秩逾嫡”。但这不仅没法抚平高煦的失意，反使他更无忌惮地使性、斗气，甚至故意挑父皇之怒，以宣泄他的不满。为父的也无可奈何，只能听之任之。这时，那位有名的才子，内阁学士解缙蹦了出来，大进忠言，劝皇上礼遇汉王不可过分，否则会引起不必要的争端，意思是说，汉王的待遇超过他所应得的，会使他争嗣之心不死，还会希图太子之位，这不利于朝廷的稳定。

　　可惜解缙才高固才高，就是太不识相，在一个极不恰当的时机，出言干涉皇上的家事。朱棣正为此事头疼呢，心中蓄着一团怒气，左看右看，想找个喷子喷出来。不幸解缙直前撞上来，朱棣马上想起，解缙是力挺太子的，这回他又出位妄言，请求制裁汉王，明是存了离间骨肉之意——虽然他忍隐下，暂未发作，而解缙一言，实已种下自家灾难的种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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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缙是明初第一大才子，在永乐初年甚是蒙宠，朱棣开内阁，第一个就请他入阁，为众学士之首，这是非常之信任了。《明史》评价他“任事直前，表里洞达”，但毛病是“好臧否，无顾忌，廷臣多害其宠”。

　　“好臧否”是说解缙喜欢议论人物，但他却不擅韬晦，不懂得做事必先处身的道理，经常挟着一股意气兼才气，直言无忌。比如有一次，朱棣写下10位大臣的名字，让他各评其长短。解缙说：“蹇义天资厚重，但是没有定见。夏原吉颇有德量，就是不懂得远离小人。刘俊有才而不顾义。郑赐有君子之风，却短于才。李至刚为人放诞，趋炎附势，虽然有才，行为不端。黄福秉心平易直爽，有执有守。陈瑛刻于用法，尚能持廉。宋礼为人戆直苛刻，听不见别人的意见。陈洽通达警敏，亦不失正。方宾簿书之才，驵侩之心。”

　　瞧瞧！这10位大臣，如蹇义是吏部尚书，夏元吉是户部尚书，陈瑛是掌都察院左都御史，都是当朝重臣，除了黄福与陈洽二人，解缙的评语都是先赞后贬，先扬后抑，这就是解缙的“臧否无顾忌”。他任宠议论，随意撰写“月旦评”，又不趁着“天听”的机会，多替僚友说些好话。所以解缙在当时就有“狂人”的名誉。

　　话从口出，祸从天来。解缙无意之中得罪了很多人，使他在朝廷的地位非常孤立，危难之时，无人施之援手。在议汉王之事后，朱棣开始厌倦腻烦他，这种态度时不时表现出来。比如有一次赐内阁黄淮等5人二品纱罗衣，这是极高的荣誉（明初的阁臣，官品不高，解缙也不过4品），却唯独居内阁之首的解缙没有任何赏赐。这是解缙失宠的公开信号。

　　解缙很不明智地卷入储位之争，引来杀身之祸。有一个故事，说朱棣册立高炽后，易储之心始终未消，不愿多见这个儿子。一日解缙应制题《虎顾从彪图》，他借机进谏，题诗道：“虎为百兽尊，谁敢触其怒。唯有父子情，一步一回顾。”朱棣见诗有感，念起父子之情，马上命尚书夏原吉去南京迎取太子。这个故事见于明末冯梦龙所编的《智囊全集》，是一个“智慧故事”。解缙本是一狂生，非常缺乏政治智慧，所以罹难。但在民间传说里，他渐渐成了一个极聪明的人，无论是世事，还是政事，他都恃其智能，处理得应裕自如。这个题诗相谏的故事，大概也是后世附会敷衍出来的，并不可信。

　　不知道解缙在内阁的最后一两年里，是否意识到他面临的巨大风险。朱高煦最恨他了，不断在朱棣耳边进馋，必欲置之死地。高煦知道朱棣最恨禁中密语不密，就从父皇身边的宦官那里打听到朱棣君臣的密语，将其外传，然后向朱棣告发，说是解缙妄言，故意将禁中语外泄，加深了朱棣对解缙的不满。

　　永乐五年，朱棣借口主持会试廷试的解缙读卷不公，将他降为广西布政司参议，逐出京师。已经嗅出气味的礼部郎中李至刚（解缙所评十人中的一个）立刻跳出来打落水狗，揭发解缙“怨望”（出怨言）。朱棣大怒，下令已在路上的解缙改官交阯。交阯原为安南国，被朱棣用兵平定，纳入版图，成为新的一省：交阯行省。交阯在边方荒裔烟瘴之地，又是刚刚平定，形势不太稳定，当时在交阯任官的，多是被贬官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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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章 三雄争嗣

　　一 父子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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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高炽坐上皇太子之位后，有那样一位不喜欢自己的严父在上，这把大椅要想坐踏实，还真不容易；其中的辛酸苦辣，朱高炽竟用了20年的时间来品尝。

　　东宫又称为“东朝”，历史上，东宫与皇帝之间的关系就比较微妙，打个比喻，它就像今皇帝与未来皇帝，又像处子与老妇，太子干久了，很容易遭到皇帝的猜忌，拿他当前世债主与今世冤家。朱棣在南京呆了七年之后，就开始频繁北巡，都城南京反成了打尖之地，不再过久停留，凡銮驾离京期间，都由皇太子监国，主持朝政。皇帝与太子的分工是：“中外政务有成式者，启皇太子施行，大事悉奏请”，即太子处理日常事务，照成例施行，大政要务仍须奏禀行在，由朱棣亲自处断。

　　这种情况在历史上较为少见，在明朝也属仅有（后世也有过太子监国的例子，如嘉靖十八年世宗南巡期间，但那仅仅是名义上的）。这样，在南京以东宫为核心，形成了真正的“东朝”。

　　朱棣对高炽并不放心，他一方面对高煦这位受挫的皇位竞争者采取优容惯纵的姿态，使不满的高煦心怀狼噬之心，蹲伺在东宫身后，察其过失，令太子有枕席难安之感，以达到牵制的目的；一方面，他对朱高炽采取了较为苛刻的态度，使其常临雷霆之威，而少沾雨露之恩，不得不小心唯谨，救过不暇。

　　这样的故事很多，如朱高炽因身体肥硕，腰腹数围，每次令皇子练习骑射，他都要告个“不能”，令朱棣不快，高煦常常借题大加嘲笑。一个流传甚广的故事说，一次众皇子奉命去谒祖父之陵，高炽因为体肥，又有足疾，陵寝的神道那么平坦，仍要靠两名宦官扶掖，才能前行，还经常失足跌滑。高煦见状，就在身后戏言道：“前人蹉跌，后人知警。”哪知话音刚落，身后复有一人应声道：“更有后人知警也！”高煦大惊失色，回头一看，原来是皇兄之子朱瞻基，未来的宣宗皇帝。这大约是“螳螂捕蝉黄雀在后”故事的明史版吧，《明史》将其置于高煦传中，既刻画了高煦的浅薄浮露，又为高煦终为宣宗所灭埋下了伏笔，可称妙笔。

　　太子的肥体与跛足，常令朱棣觉得他居于储君之位，是一件难堪的事。但太子无罪，这背上的芒刺辄难以拔去，朱棣懊恼之下，便常有不近人情之举。

　　有一次，太子像座肉山一样移到朱棣面前，朱棣见了，气不打一处来，下令让有司给太子减饭，大概还骂了一句：“肥猪，少吃些会死吗！”管理东宫食堂的官员，不敢违旨，减少了太子的食品供应，由8大碟减为四菜一汤，但他怕太子吃不饱，也想借机讨个好，就在家里备些可口饭菜，偷偷送给太子吃。这件事很快被朱棣知道了，将此人处以醢刑，可怜这厨子头，顿时化为肉泥。此人所积原来是个阴功，虽然没有升官发财，得个现世报，但朱高炽登极后，还记得他的一饭之恩，给了他后人一个官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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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高炽在做太子的20年间，“过失”不断，每次都要遭到其父的严厉打击。朱棣当然不会直接打太子的屁股，自有东宫的僚属代为受过，每隔一时间，他们都要去牢里报个到，有的差点把牢底坐穿。

　　对这些委屈，朱高炽只能强忍，与宫僚们一起坚守，共呼吸、共命运，风雨同舟，共渡难关。对兄弟的谗言，他不敢辩，不敢反击，甚至不得不为他们分辨求情。曾经有人问他：“殿下可知有人说你坏话吗？”高炽不问其人是谁，只是道：“不知，我只知道尽儿子的职责。”其人的试探，被他一推，变成表忠心的宣言。可见他是时刻提防着父亲、弟弟的耳目的。他说的其实是违心之言，并非本意，如汉王高煦为自立，太监黄俨、江保为拥立赵王高燧，都是不断进馋之人，整日在他头顶嗡嗡，岂能不知？他绝口不提，只是将怨恨深深地埋在心底。他身边的亲近辅臣不断遭难，如黄淮、邹济等人，坐狱达10年之久，他也不敢违逆父意，出一言相救，只是忍气吞声做孝子，而私下里给不幸的下属许诺：“即有不讳，当提携卿息，不使坠蓬蒿也。”意思说，先生们啊，你们为孤家牺牲，我当记得，将来一定提携你家子孙，以为报答。——这是何其的苦闷和压抑啊！

　　这一切皆为委曲求全，并非他毫无性格，窝囊无能。高炽最大的长处，就在于他能伸能屈，谨慎地掩藏着内心的愤怒与怨怼。他即位后，本态就暴露了，有好几次，因为朝臣在朝堂上进谏，拂了他的面儿，立马翻脸，差点让武士用金瓜将人打死。

　　幸亏朱高炽不忘本，他自知这艘飘零的孤舟，能够在狂风暴雨中远航，并最终抵达胜利的彼岸，追随他多年的宫僚，贡献、牺牲最大。他继位后，有德报德，有怨抱怨。首先处死了黄俨、江保这两名一直与他作对的巨阉。他还不忘侍郎胡濙！胡侍郎到南京来，为了表示对父皇驾前来人的尊重，他特地关照胡濙，免他的朝参；可胡濙坚持朝参，表示尊重太子。双方礼数周到，举案齐眉，相敬如宾。但朱高炽颇疑胡濙是奉了密旨来刺察他过错的，他忘不了此事，专门检出胡濙的奏疏，看他到底向父皇报告了些什么。结果见密疏里说的尽是东宫的好话，这才龙颜大悦，该赏该罚，一下就定了。

　　朱高炽对旧人的情谊如旧仇一般，轻易不得释怀。他即位后，东宫旧僚纷纷从龙，多数都做了高官。此时君臣无忧，安享富贵，可他仍时常想起当年杨溥等人为了他，无辜下狱，备尝艰辛，就忍不住感伤落泪。

　　从正位东宫，直到顺利继位，20年间，朱高炽承受了巨大的心理压力。在明朝历史上，还有一个人，情况类似，那就是神宗的太子朱常洛。此人的情况后文还将提及，这里要特别指出的是，二人分别是明代在位时间最短的两位皇帝：朱高炽，一年而崩；朱常洛，更短至一月。在危境中蛰伏，荆棘中摸爬，好不容易支撑到继承大统，扬眉吐气，胸臆大开，应该“其来正长”才是。到底是什么风暴，竟如此猛烈地摧残了他们的生命之树？我想，那是长期压抑之后的突然爆发的飓风吧。他们以皇太子之尊，长年累月地被扭曲压制在一只令人窒息的小盒子里，即位之后，他们不愿再委屈自己，而有任何的自抑了。于是肆意行事，寻乐反而促寿了。

　　朱高炽死亡之谜，后文续有解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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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章 三雄争嗣

　　一 父子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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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高炽的优势在于他的储位早定，从世子到太子，一直是法定的继承人。无论他父亲多么想摆脱他，都改变不了诸子中他最为年长的事实。高炽深知，保持这一优势的关键，是以静制动，只要不犯太大的错误，不管道路多么坎坷，终有水到渠成的一日，宝座没长脚，不会自己跑，它会在宝殿里静静地等待他。所以朱高炽谦抑不争，实在是高明的战略。而他的兄弟们，在娘胎里就已慢了，现在非得亟亟行动不可。高炽善守，从靖难中的守北平，到坚守储位，居守南京，他一辈子都在守，守对他驾轻就熟，他一点都不急躁。他的弟弟们则不得不努力地攻，时日拖得越久，他们的机会越渺茫。

　　只要掌握了动与静这两个字，就把握住了永乐中围绕储位争夺的关键。

　　当朱高煦被封为汉王时，他得到的封地是云南。一旦去了云南，嗣位从此罢休，莫再想了！他质问父皇：“我何罪，斥我万里！”拒绝到封地去。朱棣见他抗拒，便不再强求，也不改封，任由他留在京城。在北征北巡时，还将他父子带在身边，让所有人都看到了皇上对二王子的宠爱。

　　成年王子不到封国去，软磨硬泡地留在父皇身边，这是违反祖制的。太祖朱元璋在儿子们才十六、七岁时，就把他们打发到封国去，只留太子一人在京，无一人能够例外。朱高煦赖在京城不走，朱棣竟然默认了，这不能不引发猜想。

　　高煦不到封地去称王，王爷的规制与待遇却一定要享受。按照祖制，亲王可以拥有三护卫（即3个卫，按编制每个卫应有官兵5600人）的兵力。在京卫分都是天子禁军，高煦非要拨3个卫给他，而且指定要天策卫。皇上竟然也答应了，以天策卫为汉王护卫。

　　在京49个卫，高煦为什么偏偏挑中天策卫？明眼人一眼就看出来：高煦行事，处处模仿唐太宗。李世民曾做过天策上将，他就讨天策卫作他的护卫。一个卫还不足，后来他又乘间再请增加2卫，以足亲王三护卫的定制，朱棣都一概满足他。

　　高煦既深受皇上宠爱，在朝拥有一大批实力派的支持，如今又在京拥有了相当的护卫兵力，许多人为此惴惴不安：将来一有机会，汉王是否也要学唐太宗来个玄武门之变？

　　但夺取储位的过程太过漫长，时间拉得太长，黄金都变得像面条一样柔软。在表面的风光之下，朱高煦感到了强烈的虚弱和乏力，觉得他为之努力前行的那个目标，似乎渐行渐远。

　　永乐七年，他遭受了最为沉重的一次打击，他最重要的盟友、坚定的支持者淇国公丘福，在这年七月的北伐中全军覆没，与丘福同时战死的还有武城侯王聪、安平侯李远等人，都是燕府旧人，又都受过高煦节制，与他有着密切的个人联系。

　　朱棣得到败讯后，大为震怒，宣布削除丘福这位靖难头号功臣的爵位，将他全家流放到海南。自从高煦从开平被召回后，就再也没有带兵打过仗，他与军队的联系，主要依靠丘福等靖难将领。如今丘福等人殒命，“靖难系”亲信遭受重创。缺少了实力派的拥戴，高煦倍觉势孤；而在担任皇太子多年之后，哥哥高炽得到了越来越多朝臣的倾心拥戴，在储君的宝位上越坐越稳——这一盛一衰，可以身感，而难以言表。

　　高煦发现，他只能像一个饶舌妇人一样，在父皇跟前不断讲哥哥的坏话，父亲有时候听，更多的时候不听，即便听信了，也只是处罚辅导东宫的几名臣僚了事，对太子的地位，根本毫无触动。

　　随着朱棣在位日久，他把主要精力放在对付蒙古的军事威胁和营建北京上，对朝廷政务日益表现出厌倦。朱棣晚年病体缠身，经常不出朝理政，而将日常庶政全部交给太子处理。这都显示出太子的地位日益稳固。

　　更令高煦不安的是，父皇对他的态度也开始发生微妙的变换，经常有意无意地向人询问：汉王是否有夺嫡的图谋？是否颇多不轨之状？仿佛是在向他传话，侧面地提出警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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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永乐十三年五月，父皇再次过问高煦的就藩问题，这次给他安排的新封地是青州（今属山东潍坊）。青州在山东中部，处于北京与南京之间居中的位置，交通较为便利，但高煦仍不愿去。为此朱棣对他进行了一次正式的规劝，专门给他下了一道敕，敕文责问道：“既受籓封，岂可常居京邸！前以云南远，惮行，今封青州，又托故欲留侍，前后殆非实意，兹命更不可辞。”高煦却不当回事，仍然使一个拖字诀，借故迁延，就是不走。

　　但这次与以往不同，高煦虽然仍是抗拒，但他明显感受到了来自朝廷的压力。许多议论和风声，从四面八方灌进来，如说汉王从征，私选各卫健士，又募兵3千余人，不入兵部之籍，朝廷无法掌控，是他私人豢养的武装；又说他肢解无罪之人，弃尸于江，且僭用天子乘舆及器物……对人臣的指控，升级到这一步已经非常危险了。

　　汉府臣僚也受到打击，先是皇上以其长史程石琮、纪善周巽（长史、纪善，都是王府官）等不能“匡正”，皆黜为吏，发遣到等于死人之地的交阯去。后任长史蔡瑛、纪善周岐凤害怕遭到同样的命运，积极进谏，劝汉王殿下稍加敛戢，却令王爷不满了。高煦被他两人叨叨得不甚其烦，借个事就将他俩送锦衣卫狱里关起来。这事被皇太子知道了，皱着眉头说：“锦衣卫非王府狱，恐父皇听说了，益重高煦之过。”朱高炽虽然指出二弟僭越的事实，却又表现出“重违高煦意”，说是不轻违二弟之意，其实是对这位跋扈的弟弟有所畏惧，就把周岐凤降为长洲县教谕（教谕是县学的教官，府学教官是教授，再往上就是京里的国子监了）了事。

　　如果高煦是个聪明人，他一定能感到这是山雨欲来的满楼之风；他经历过那么残酷的政治斗争，应该敏感地察知，这些风声不是无缘无故鼓起来的，其中隐含了极大的危险。然而他竟惘然无知，依旧我行我素。他的部下倚仗他的势力，在京强占民田牧地，纵横劫掠，谁也不敢过问。谁料有个叫徐野驴的兵马指挥，竟敢太岁爷头上动土，擒治了几名汉王卫士。高煦勃然大怒，他是老虎屁股摸不得，立刻命人将徐野驴抓来，一铁瓜将其击毙。徐野驴怎么说也是朝廷命官，就这么死于非命？虽然众人敢怒不敢言，无人敢于出章纠弹，但二王子肆意妄为的恶行已经毁灭了他最后一次冲击嗣位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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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章 三雄争嗣

　　一 父子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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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高煦的所作所为，朱棣隐忍未发。第二年，他从北京回到南京，决定有所行动了。在召见一些亲近大臣时，再次提到汉王的问题。他首先询问吏部尚书蹇义。蹇义是个软熟的老吏，对这样敏感的问题，才不会像才子解缙那样任情直说呢。皇上问他，他只以一个“不对（不表态）”，表示并不知情。

　　朱棣又问翰林学士杨士奇。杨士奇起初是阁臣，永乐七年朱棣第一次北巡时，留他在南京辅导东宫，与东宫建立起亲密的关系。此人机心颇深，为人圆熟，他答道：“臣与蹇义俱侍东宫，外人无敢为臣二人言汉王之事。”他不正面回答汉王有无不轨的行迹，推说自己辅导东宫，对于汉王争嗣的举动，无从知晓（顺带替蹇义圆了场，您说他滑不滑？蹇义以老成持重见长，不是个机灵鬼，年纪又大，哪有他脑筋转得快，奏对时难免吃亏）。

　　杨士奇虽然害怕得罪汉王，留下祸患（宫中奏对，不得不隔墙有耳），但他毕竟是东宫的辅臣，岂可不维护皇太子的利益？这也是他切身利益所关。于是借皇帝之问，乘机进言道：“但汉王两次奉敕就籓，皆不肯离开南京，现在听说陛下将迁都，辄请在南京留守。这是何用意，惟陛下熟察之。”他不把话挑明，请皇上自己去忖度。

　　不言而言，这才是高明的政治手腕。

　　朱棣听罢，默然不语，挥了挥手，起身回宫。此番回銮，他已决意不顾反对的声浪，强行迁都北京，汉王知道后，多次向他请求，要在南京留守。留守之任非常重大，一般都是让储君担任。汉王的心思，再明白不过了。杨士奇的话触动了他的心结。他迁都的计划，已经准备了多年，但遭到群臣的强烈反对；他多次出兵打击蒙古各部，战事都不顺利，鞑靼、瓦剌两部势力没有任何削弱，而南方交阯开始进入一种持续的混乱。这些都令他焦躁，没有心思在为皇子之间的不合分神。他知道，是必须做出决断的时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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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天后，眼巴巴盼着父皇迁都后，能够留在南京独霸半边天的汉王高煦，接到了一个意想不到的处分：父皇将他召入宫中，扔下一纸，令他自己看。上面详详细细开录了高煦的犯罪事实，如私造兵器、阴养死士，招纳亡命，以及漆皮为舟，教习水战等，达数十事之多。

　　高煦惊呆了，原来父皇早已对他进行了暗中密察，搜集证据，只等跟他算总账了。朱棣对他大加斥责，当即命人褫去其衣冠，囚系于西华门内，着令太监黄俨昼夜看管，并威胁说，要将他废为庶人。狂傲的高煦仿佛跌入冰窟，半句话都说不出。

　　这时，侍立在一旁的长兄皇太子说话了。下面一段对白，是我照录《太宗实录》原文，信不信诸公自辨之：

　　太子见高煦挨批，做哥哥的连忙出头，替二弟说了几句好话。朱棣对太子出言相救大为不满，厉声道：“我为你去蟊贼尔，你反欲养患自及吗？”

　　“高煦诚无状，但未必有害臣之心。”太子跪奏道。

　　“我做父亲的，难道还不知道这逆子吗？”朱棣满脸怒色。“纵然你千万分爱他，他自以为是李世民，把你视作李建成，这样的东西，你能容他吗！”说罢，忿然起身。

　　要我说，如果朱棣坚决地处分老二，这番话才是出自真心，然而高炽一求情，他立马从老大搬来的梯子上走下去，这就是做戏了。

　　过了几天，太子复来劝解，朱棣对他说：“你不从我意，日后悔之无及。”又自忖道：“把老二放到什么地方好呢？青州他不肯去，又决不可再把他留在京师，就是畿内之地（畿内之地指明代的南直隶，略与清代的两江总督辖区相当）也不可容他……”终于他想到一个合适的地方，郑重地对老大说，“我今勉徇你意，不削其爵，将他处于近畿之地，一旦有变，可朝发而夕擒也。”

　　他为高煦择定的封地是山东乐安州。

　　当时皇太孙朱瞻基也在一旁侍立，朱棣扭头对他说：“我为君父在上，你叔叔尚敢如此，将来他更不会把你父子看在眼里。你不要忘了我说过的话。凡有危宗社之人，当为宗社除之，周公诛管、蔡，是圣人的所为。”

　　各位各位，实录的这段记载，前半段或为真，毕竟仁宗即位后，没有对朱高煦进行打击报复，他所言非虚，而后半段朱棣告诫他孙儿宣宗的一段话，则我判定定然出自伪造。

　　朱高煦最后是死在宣宗手里的，此处记载祖父叮嘱孙儿：你叔叔总是要反的，他若反时，你不必客气，请灭了他吧！你这么做，我不会怪你，相反还要夸你是周公大义灭亲的圣人作为（管公、蔡公是周公的弟弟，他们在周武王死后发动叛乱，被周公出兵镇压）。对此我绝不相信，实录这么记，明摆着是替宣宗以侄屠叔的不伦行为辩护，拿朱棣来做挡箭牌。而它多么容易识破呀，简直就是画蛇添足。

　　当狂傲的高煦大触霉头时，朱高炽没有趁机落井下石，而是苦苦劝谏，请求父亲饶恕这个不争气的弟弟。高炽显示了一位储君应有的大度、一位兄长应有的友爱。他何尝不知，这是父皇考验他的时刻，假若他幸灾乐祸，流露出愉悦的心情，整个事件可能立刻会颠倒过来，其结局不可想象。

　　不用担心，朱高炽身后有一大群高明而忠心的臣僚辅佐，早给太子的发言定下了基调。而高炽正确地履行了自己的职责：他跪倒在父亲面前，哭泣着请求原谅高煦。朱棣表示满意，他根本无意过分处置爱子，他此举不过是为了打击高煦的锐气和倨傲。高炽出言相救后，他旋即借梯下台，下诏将高煦几名左右亲信处死，宣布削去高煦的二护卫，将他安置于山东乐安州（后改武定州，今滨州）。

　　这是永乐十四年十一月间的事。之后高煦失去自由，一直被软禁在大内，第二年三月，在朱棣再一次北巡的前夕，勒命高煦到封地去，即日起行，不准停留。数日后，朱棣再次北巡，向北京进发，仍命皇太子监国。这是朱棣最后一次在南京停留，也是他最后一次北巡，此后他再没有回过南京。3年后，北京宫殿建成，正式诏告天下，宣布以北京为京师，当年年底，皇太子携皇太孙朱瞻基一同来到北京。又过了3年，朱棣死在北征回师的路上，他的遗体与先已入葬的徐皇后一起，合葬在北京昌平天寿山的长陵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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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书上说，高煦到了乐安，“怨望，异谋益急”，恐怕言过其实。高煦郁郁居于乐安小地，一双空拳，纵有吞天之志，能把天捅出多大一个窟窿？“怨望”定然为真，“异谋”恐未如是之急也。

　　总之，自高煦迁到乐安，他这口灶算彻底凉了。但这并不意味着高炽从此安坐太子之位，再无可忧。事实上，这时另一个皇位的有力竞争者，凸显了出来，他就是三弟赵王朱高燧。

　　在永乐朝的前半段，高燧年纪尚轻，他在靖难之役中也未闻有何劳绩，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他小心地掩藏着自己的欲望，他看起来更像二哥的“选战”桩脚，而不是一个独立的竞争者。随着高煦势力的迅速衰落，他作为皇位竞争者的形象开始清晰起来。

　　高燧比他粗豪的二哥要精明得多，当高煦在前台又蹦又跳、喧沸狂躁时，他处事低调，只在暗中笼络物色可用之人。永乐三年二月，在大哥被册立为太子后，高燧奉命到北京“居守”，由驸马都尉袁容和泰宁侯陈珪两位勋臣辅助他，但一切政务均须启王而后行（对亲王禀事，称“启”）。此后，一直到永乐迁都，高燧长期在北京经营，只是每年回京朝拜一次。

　　高燧长期独当一面，使他在北方形成一定的实力基础。但他最重要的盟友，不是大臣或将军，而是他父皇极为宠幸的太监，如司礼监太监黄俨、内官监太监杨庆等人，而在外朝文武官员中，没有什么人拥护他。

　　总有这样一等家奴，喜欢生活在主子争斗的夹缝中，黄俨就是这样一个人。他在洪武年间就侍奉燕王于府邸，资格很老，比如有名的太监王彦（小名狗儿），也是靖难功臣、朱棣驾前亲信的阉将，在永乐中曾长期镇守辽东，此人如此贵盛，也是黄俨的义子。其他知名太监如郑和等，应该都是其后辈。

　　黄俨深知朱棣对幼子的喜爱，他把宝压在高燧身上。《仁宗实录》说：“宦寺黄俨以高燧之幼，（上）钟爱也，为媒蘖夺嫡之计。”但是，由于年龄的缘故，高燧崛起较晚，而高煦较早就是储位的有力争夺者，看起来黄俨谋立高燧，似乎在做一项前景非常不明的长期投资，反不如投靠高煦来得实际。黄俨对高燧的坚定支持，或许另有原因。不管怎样，出于对兄长的共同忌妒，高煦和高燧结成了暂时的联盟，黄俨活跃其中，是永乐朝宫廷纷争的重要推手。

　　黄俨此人，在明朝实录中出现较少，但在朝鲜《李朝实录》中，却是个常见的角色。这是因为他多次奉朱棣之命，到朝鲜去征索贡献，包括鹰犬与美色，朱棣的许多朝鲜族妃子，都由黄俨亲自到朝鲜挑选而来。朱棣将这等见不得人的秽事交给黄俨来办，足见对他的信任及两人关系之亲密。黄俨虽然为奴，但他对朱棣的影响力决不可小觑。
　　与高煦一样，高燧夺嫡的前景也是愈行愈难。虽然朱高炽的太子之位，在永乐十五年高煦之国后，进一步得到稳固，但他艰难支撑、不时而危的局面，并没有根本改善。前文讲到，朱棣到北京后，曾派侍郎胡濙，以别的名义来南京，密察太子过失。其背景正出于黄俨的进谮，如谓太子擅自赦免罪人等专擅的过失，他知道朱棣的脾性，所以专挑最令朱棣反感的事来说，往往能一言中的。

　　黄俨以家奴谮太子，正应了那句以疏间亲，以卑谋尊的老话，但是居然奏效。朱棣立即下令，派人到南京去逮捕东宫僚属，为此事多人受到牵累，甚者死在狱中。朱棣还不放心，大概黄俨所告“擅赦罪人”，在他看来有收买人心、诿过于君父的嫌疑，所以特别反感。直到胡濙密疏太子诚敬孝谨七事，保其没有异志，事情才过去了。高炽又一次安全度过危局。

　　其实，即便朱棣以一时之怒，将太子废黜，皇太子的冠冕也不大可能幸运地飞到高燧头上。他与高煦一样，虽然得父亲的宠爱远过其兄长，但他与高煦的悲剧是一样的，谁让他们生的晚呢？嫡庶有别、长幼有别，这是那个时代的难以逾越的伦理高墙。

宝宝寒

　　上接69

　　除了大哥高炽，高燧还有一个敌人，那就是皇上的长孙、大哥的长子、他的亲侄朱瞻基。

　　永乐九年十一月，朱棣册封13岁的长孙朱瞻基为皇太孙。朱棣的做法看起来不符合常规，朱允炆被封为皇太孙时，其父朱标已死，皇太孙其实就是皇太子，只是允炆在辈分上属孙，所以确定他的储君之号为太孙。如果皇位继承人是皇帝的弟弟，可以叫皇太弟；是叔叔，可以叫皇太叔。但朱瞻基被立为皇太孙时，他的父亲仍为皇太子，活得好好的，这就属于创例了。太孙相对于太子，用西方的继承观念来说，就是第二顺位继承人。这对于朱高炽是件大好事，他长房这一支的皇位，形成了父子双保险。然而他这边保险了，高煦和高燧，哪里还有戏唱？

　　朱棣对这位嫡长孙特别喜爱。我们从现存朱瞻基的画像来看，其实他长得极像他父亲，也是胡子一把，面团而疏，体肥腰宽，而且跟他父亲一样，喜欢文艺，现在流传的宣德御笔，倒有几分名家风范。他欲望很强，即位之后，派出大批宦官，到各地去采天麻、打野味。他很会玩儿，存世的宣宗图卷，既有《行乐图》，又有《出猎图》。他玩的法子又多，阳春白雪时，捻笔画丹青，铺纸写诗赋；下里巴人时，他会抱个罐罐斗蛐蛐。因为皇帝要玩蛐蛐，天下官民都得替他找，许多老百姓被逼得家破人亡，一个孩子竟愤而自杀，魂灵化作一只蟋蟀，来完朝廷的贡。他还喜欢放鹰弄犬，动不动派太监到辽东和朝鲜去猎捕和征索，令朝鲜疲于应付，民怨沸腾……简直是一位全才，除了大有堆头的肥肉，更有堆量更大的才华，和他在一起一定不闷，所以赢得祖父的挚爱。

　　朱棣即位后，徐皇后带着朱瞻基来到南京，朱棣找了个机会，让这孩子出见群臣，《宣宗实录》是这样记的：朱瞻基“仪容俨恪，屹如巨人，群臣瞻望惊异”。这当然是奉承话，也可见朱棣对此孙的得意。永乐七年，朱棣第一次北巡时，就带上他；次年北征沙漠，命重臣夏原吉辅佐他留守北京，回銮后就封他为皇太孙。永乐十二年，朱棣甚至带着皇太孙一起进入沙漠扫荡。朱棣通过各种形式，让皇太孙“练习国政”，分明是在用心培养一位接班人。

　　看到父亲对儿子如此栽培，朱高炽一定大大舒了口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