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云百年——中国1908-2008----剑气豪情

宝宝寒

　　风波已平，没的说，开始北伐吧，1926年7月4日，在广州，国民党中央临时全体会议通过《国民革命军北伐宣言》，誓师北伐。
　　国民革命军是即袁世凯新军之后，中国军队又一次质的飞跃，在苏联的军事和经济帮助下，在优良的武器武装下，在“为主义牺牲”的精神鼓舞下，国民革命军势如破竹。这其中“叶挺独立团”表现出色，为其所属国民革命军第四军赢得了“铁军”称号，需要说明的是，“叶挺独立团”是大革命时期，唯一由共产党全面掌握的部队。
　　1926年底，北伐势头正猛，高歌猛进，直逼北京。因为苏联是这次北伐的幕后支持者，甚至就是幕后主使，张作霖一气之下，哪管什么国际法不国际法，派兵冲入苏联驻华大使馆，将躲在里面的李大钊等人逮捕，并旋即处死，后来很多资料表明，李大钊并不是以一个共产党员的身份就义的，张作霖杀他，是因为他是苏联的代表，是国民党的高级官员。
　　与此同时，蒋介石独断专行的行事风格，已经引起了国民党人的不满，开始怀念汪精卫在位时的民主作风了，于是“拥护汪主席复职”的呼声日渐高涨，1927年初，孙中山的儿子孙科等人竟然成立了“迎汪行动委员会”，到最后，蒋介石已经无法控制，只好也站出来，欢迎身在法国的汪精卫回国主政。2月初，汪精卫回国。
　　汪精卫回国时，转道苏联，斯大林接见了这位中国的左派领袖，并希望他能协调蒋介石和苏联顾问之间的关系。
　　北伐军之所以能够长驱直入，和苏联的大力帮助是分不开的，但这些帮助不是无偿的，他的条件是允许共产党在北伐所到地区发动工农和进行反帝宣传。可随着北伐军的节节胜利，所占的地区越来越多，一些问题也就随之出现了，首先就是各地如火如荼的工人运动，在共产党的鼓动下，无产阶级似乎一下子觉醒了，翻身做主人的愿望化作了无穷的动力，他们组织工人纠察队，组织罢工，和资本家谈判，有声有色，风风火火，农民那边就更热闹，“打土豪”，“分田地”，“一切权力归农会”，毛泽东在他的文章中记录了农民运动的情况:
　　的确的，农民在乡里颇有一点“乱来”。农会权力无上，不许地主说话，把地主的威风扫光。这等于将地主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反对农会的土豪劣绅的家里，一群人涌进去，杀猪出谷。土豪劣绅的小姐少奶奶的牙床上，也可以踏上去滚一滚。动不动捉人戴高帽子游乡……为所欲为，一切反常，竟在乡村造成一种恐怖现象。
　　这些引起了广大国民党人的不满，他们认为这是对社会秩序的最大破坏，属于“痞子运动”“惰民运动”，闹的太过分，有违民主法制精神。毛泽东则不这么看，他说：第一，上述那些事，都是土豪劣绅、不法地主自己逼出来的。土豪劣绅、不法地主，历来凭借势力称霸，践踏农民，农民才会有这种很大的反抗……第二，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时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
　　我们可以看到，国共两党的分歧虽然是根本性的，但在北伐之前，尚可相互包容，但到了这个时候，已经是水火难相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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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共之间的矛盾日趋尖锐的同时，国民党内部的争斗也进入了白热化。我们讲了这么多了，大家可能发现了，国民党从其前身同盟会起，就有一个内讧的传统，也许这不独是国民党的传统，而是整个中国人的传统，要不咱们有个皇帝说了算，大家当奴才，要不就恨不得10个人有20个观点，吵来吵去，没完没了。这不，北伐军攻克武汉后，国民政府迁都武汉，在3月10日就召开了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与会者一致认为，蒋介石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一意培植私人势力，挟军力与党和政府对抗（指蒋介石拒绝将北伐总指挥部迁至武汉），制造军事独裁。因此罢免了蒋介石国民党中央常委主席职务，选举还在回国途中的汪精卫为国民政府主席。后来普遍认为，这是一个国民党左派领衔的一次会议，苏联顾问鲍罗廷参与其中，此人虽然比季山嘉温和，但依然与蒋介石不睦，倒蒋和此人应有关系。
　　蒋介石当然非常气愤，我率将士在前方浴血奋战，你们一帮酸儒正事不干，就知道捣乱。遂在北伐军攻陷南京后，即将北伐总指挥部迁至南京，与武汉国民政府分庭抗礼。而就在这时候，发生了一件大事，史称“南京事件”。
　　1927年3月24日7时，程潜率领的国民革命军江右军所属的第2、第6、第40军主力部队未经抵抗即顺利占领南京城及下关。
　　 从上午8时许起，南京城内爆发大规模的抢劫外国人的排外风潮，一直持续到下午5时。南京城内和下关的外国领事馆、教堂、学校、商社、医院、外侨住宅均遭到侵犯和洗劫。有多名外国人死伤，因为死伤数量报道不一，本人只能撷取其中一则供大家参：金陵大学副校长文怀恩（Dr. J. E. Williams，美国人）和震旦大学预科校长（意大利人）遇害，此外英国侨民死亡2人，日本侨民死亡1人，法国侨民死亡1人。在袭击中，英国和日本领事馆成为袭击的首要目标，英国驻南京领事Herbert A. Giles被枪击伤，正在生病卧床的日本领事森冈正平也遭到枪击，但是没有受伤。
　　 下午3时，被围在下关一座小山上的美国领事戴维斯向停泊在长江上的英国和美国军舰发出开火援救的信号，英美军舰开始炮轰南京。江右军司令程潜一方面制止抢劫，一方面委托红十字会代表同英美军舰联络，请其停止炮击。英美军舰炮击持续约1小时后结束，抢劫风潮于下午5时左右逐渐平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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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会发生针对外国人的抢劫事件，当事各方都充当了什么角色，到现在还是莫衷一是，但直接原因无外乎如下两点，一是北伐军军纪不严，二是北伐军反帝情绪强烈，或二者兼而有之，对这件事的评论，我认为也有两点大家应该是有共识的：一、在中国的内河和领海是不应该有外国的军舰的，更不要说向我开炮了。二、针对普通侨民的暴力行径是令人发指的，在哪都说不过去的。
　　“三一0”武汉召开的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与“三二四”“南京事件”看上去风马牛不相及，可这两件事却共同指向了一个大家更加耳熟能详的日子——四一二。
　　蒋介石认为“三一0”决议根本不能代表国民党，在苏联的强力压制下，武汉国民政府已经“赤化”，共产党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他背后那个强大的苏联，苏联是利用给予国民政府的援助，通过共产党来谋得对中国政府的控制权。蒋介石这种想法并非空穴来风，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学说，共产主义不可能在一国实现，而是要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苏联及其领导的共产国际追求的是“没有国家概念的世界大同的社会”，所以他们是不介意干涉别国内政的，在他们眼里，根本无所谓内政与外政。而马克思主义与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却是格格不入的，我们知道“三民主义”更接近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政纲，而其中的“民族主义”所追求的民族独立与民族自决更是与马克思主义所谓的“工人阶级是没有祖国”的观点背道而驰。蒋介石即是孙中山学说的坚定支持者，本人又是极具民族主义色彩的人物，同时还是一个强势的领导者，一个拥兵自重的强势领导者，他当然不会接受苏联给予他的压力，可以说“三一0”使蒋介石动了杀心。
　　就在这个时候“南京事件”的发生，给了蒋介石一个很好的借口，你们共产党整天在部队里进行反帝教育和鼓动，鼓吹“暴力”，前面已经发生过几次冲入外国使领馆的事件了，这次可好，打砸抢杀都出来了，你们这么弄，世界各国会如何看我们的国民政府，如何看我们的国民革命军啊？我们是革命的部队还是土匪武装啊？可直到现在，也没有共产党人组织和鼓动“南京事件”的任何证据。
　　4月3日，在上海孙中山故居，蒋介石及在沪的国民党高级将领与汪精卫会晤，一、表示坚决拥护汪主席复职，二、请汪主席将武汉国民政府的苏联顾问鲍罗廷赶走，这小子不安好心不干好事。三、马上“分共”，也就是将共产党从国民党中分出去，从国民革命军中分出去。共产党在已经以武汉为中心，四处搞农会搞暴动，现在竟然跑到南京大街上胡闹了，你汪主席看着办吧。汪精卫说“三大政策”是先总理遗训，哪能随便改，再说了就是要改咱也得开个四中全会集体决定，民主原则是不能废的。蒋介石为首的众将坚决反对汪精卫，认为他这是在偏袒中共，一时间汪精卫成了众矢之的，这一天的会议不欢而散。第二天，汪蒋继续开会，经过一夜思考，双方的态度都缓和了很多，政治人物都是善于妥协的，于是汪蒋达成了几点共识：1.由汪精卫在4月15日召开国民党中央二届四中全会，所有问题在会上决定。2.通告共产党暂停在国民政府内的一切活动，听候中央开会决定。3.工人纠察队等一切武装团体均服从蒋总司令指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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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北伐军进入上海前，1927年3月21日，上海工人在陈独秀、罗亦农、周恩来、赵世炎等组成的中共特委领导下，举行总罢工，同时转入武装起义，经过30小时战斗，击溃北洋军阀在上海的驻军，占领了上海租界以外的地区。起义胜利后，成立了上海特别市临时市民政府。汪蒋共识中的第三点，指的就是要解除这只工人武装。
　　接着，汪精卫找到了中共总书记，通报了蒋介石的情况，告诉他，一定要控制住中共的活动，不给蒋介石以口实，于是两个人在4月5日联合发表了《国共两党领袖汪兆铭、陈独秀联合宣言》，宣言中称：中国共产党坚决承认，中国国民党及国民党的“三民主义”，在中国革命中毫无疑义的重要，只有不愿意中国革命向前进展的人，才想打倒国民党，才想打倒“三民主义”……国共两党将为中国革命携手到底，绝不受人离间。
　　这篇联合宣言，实际上是汪陈二人企图在中间和稀泥，缓和局势之举，可二人太过高看自己的党内威信了，结果是把自己和了进去。国民党右派们是反对蒋介石独裁加反对容共，看到汪精卫宣言中坚定的容共立场，转而支持蒋介石，因为和蒋介石毕竟是党内矛盾，而陈独秀则更加可怜，因为共产国际一直直接给中共发号施令，他这个总书记本就无甚实权，在党内激进分子早已对国民党排共政策愤愤不已的时候，他却发表如此谄媚的声明，使党内很多同志都对其大为不满。
　　汪精卫尚未感觉局势向自己不利的方向转化，以为通过和蒋介石的共识已将形势缓和，回到武汉还高喊“反共就是反革命”呢，蒋介石却突然发布了“武力清共”的命令，1927年4月12日，北伐军关闭了共产党在上海的党部和总工会，解散工人纠察队，收缴了枪支1700余支，大量共产党员被捕与被杀，紧接着广州、江苏、浙江、安徽、福建、广西等省也开始了武力清党，白色恐怖骤起。
　　远在武汉的汪精卫急了，你蒋介石怎么一点信义也不讲啊，于是发表了措辞严厉的讲话：蒋介石的反共，只是一种借口，其反革命之行动，丧心病狂之至，自绝于党，自绝于民众，纪律俱在，难逃大戮。4月18日，汪精卫以国民党中央的名义发表通电：蒋中正屠杀民众，摧残党部，甘为反动，罪恶昭彰。已经中央执行委员会决议，开除党籍，免去本人所兼各职。着全国将士及各革命团体拿解中央，按反革命罪条例惩治。蒋介石一看，你汪精卫撕破脸了，也干脆硬了起来，在南京也建了一个国民政府，请党内唯一和汪精卫资历匹敌的胡汉民出任国民政府主席，自任中央军委主席兼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史称“宁汉分裂”。
　　可笑吧，北伐本来是要统一中国，结果打着半截，竟然出现了北京、武汉、南京三个国民政府。共产党方面也感觉非常的冤枉，我一心一意帮你北伐，我所做的事情不光是正义的而且是你国民党允许的，商量都不商量，上来就捕我的人，杀我的人，这仇非报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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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十六章 八月一，中共建军
　　宁汉分裂后，在上海南京等地失意的共产党人，更多的聚集在了武汉国民政府周围，并大力声讨蒋介石的罪恶行径，同时继续自己的农民运动。以汪精卫为代表的国民党左派本来是坚定的“三大政策”的拥护者，可让他们没有想到的是农民运动竟然能够搞到这种声势，此时的国民党中下层军官大都来自黄埔军校，前面我们讲过了，黄埔军校要求的学历是满高的，而一般工农子弟是很难供孩子上到中学甚至高中的，也就是说来自农村的黄埔学生大都出身富农和地主，极少有贫农子弟，更不要说赤贫阶层了。此时他们的父母亲戚在家乡被揪斗，让这些军人义愤填膺，老子出来革命，你们却在家里革我的命，这还了得。最后，发展到国民革命军第三十五军军长何健的父亲也被绑游街，何健一怒之下，指使手下三十三团团长许克祥在长沙发动“马日事变”，捣毁了“湖南总工会”、“农民协会”、“农民讲习所”等中共控制的激进组织，解除了中共控制的“工人纠察队”和“农民自卫队”武装，释放所有在押的土豪劣绅。杀害共产党员、国民党左派及工农群众百余人，并且宣布拥护蒋中正的“南京国民政府”。 “马日事变”后，共产党向武汉政府申诉，要求惩办“不法军官”，此时武汉政府的国民党官员大都对“容共”的政策产生了犹豫和抵触，“反共”的呼声则越来越高涨，中共的要求自然就未获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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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会弄成这样呢？
　　由于北伐进展过于迅速，各方面准备不足，但革命激情洋溢，导致广东及两湖地区先后出现了工农运动失控的情况。仅武汉一地，北伐军占领后两三个月里，就发生罢工150余起，各行各业的劳动者都急于摆脱贫困，提高生活待遇，出现了相互攀比，“工资加到骇人的程度，自动缩短工时每日四小时以下，随便逮捕人，组织法庭监狱，随便断绝交通，没收工厂店铺等”过激现象。【注34】。而湖南农民运动中，也开始出现了诸如戴高帽、吃大户，随便勒索钱财，捉人杀人，禁养猪鸭，阻运谷米牲畜，抗捐抗税，乃至于捣毁税局厘局，擅自截扣军粮等过度行为。再加上战争对生产和贸易的冲击，外国企业停工，银行被迫歇业，各大商业公司纷纷倒闭，中国厂家因工人频繁罢工和原材料严重短缺而无法维持，两湖地区日渐陷于生产瘫痪、市场萎缩、经济停滞和物价飞涨的局面。面对这种情况，中共中央这时正在努力“防止我们过于向左”，并设法限制无政府现象的发生，反对工农运动的过高要求。【注35】
　　可就在这个时候，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扩大会议的到来，使中共中央失去了一次纠错的机会。这个时期的中共是没有自主权的，几乎一举一动都听命于国产国际，加入国民党如此，打土豪分田地，亦如此。在北伐节节胜利的鼓舞下，共产国际显然对中国的革命过于乐观了，于是向中共提出了更为激进的斗争任务。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应该竭尽全力争取最终实现过渡到非资本主义发展轨道的这种革命”，即争取建立“无产阶级、农民和其他被剥削阶级的民主主义专政”，和“向非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发展的过渡时期的反帝革命政府”。而为了吸引农民参加革命，应该支持其夺取农村政权，减少地租及捐税负担，没收军阀、地主、土豪、买办以及寺庙、教堂的土地收归国有。“共产党人应该参加广州政府，以便支持革命左翼反对右翼软弱和动摇政策的斗争”，保证土地国有化进程、撤除外国租界和“没收具有外国租让性质的大企业、矿山、银行”等。【注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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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共此时刚刚成立6年，没有执政经验，也没有太多理论基础，有的只是革命热情，因此对于共产国际处于盲从时期，人家有成功的经验，我们听人家的总是没错的。可事实是，这时候的苏联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建设也处于摸着石头过河的时期，斯大林和托洛茨基就争个不休嘛，对中国的实际情况就更加不了解了，不了解归不了解，人家还是把自己打扮的跟圣人似的，指手画脚瞎指挥。在“四一二”之后，共产国际不考虑中共的地位与处境，也不考虑同情和支持中共的汪精卫的处境，一方面提出“必须同过火行为作斗争”，“不要触及军官和士兵的土地”，要对手工业者、商人和小地主做出让步，等等纠偏的主张，另一方面却要求中共（1）坚决主张从下面实际占领土地，对此必须千方百计地加以促进。（2）从下层吸收新的工农领导人加入国民党中央，改变国民党目前的构成。（3）动员两万共产党员和两湖地区五万革命工农，组建自己的军队。（4）成立以著名国民党人和非共产党人为首的革命军事法庭，惩办反动军官。【注37】，这就是“五月指示”，对于刚刚经历过“四一二”的共产党人来说，这是一个根本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更无厘头的是，这本是一个密令，却被共产国际代表罗易给了汪精卫，希望汪精卫能够协助共产党人完成这个任务。因为蒋介石的北伐军占领了广大的地区，而汪所控制的两湖地区又因为共产党激进的工农运动而经济衰退，所以和蒋介石的南京政府比，武汉国民政府已是岌岌可危，此时，冯玉祥公开倒向了南京政府，湘籍将领唐生智、何健也站出来公开反对武汉政府的“容共”政策，汪精卫正承受着巨大的压力，此时一看这份“五月指示”，噢，原来你们加入国民党就是为了从内部瓦解我们啊，还要自己建立军队啊，恍然大悟的汪精卫找到苏联顾问鲍罗廷，拿出“五月指示”的抄件给他看，怒斥鲍罗廷：你们打错了算盘，我这里不需要你了，你可以回国了。鲍罗廷当然是看到过这个指示的，而且身在中国的鲍罗廷比总部那帮老爷们更了解中国的实际情况，因此他是坚决反对这个极左做法的，中共高层如陈独秀，也认为共产国际的指示十分的不靠谱。
　　7月4日，在鲍罗廷主持下，中共在汉口三教街紧急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会上，鲍罗廷和陈独秀建议对汪精卫妥协，要拉汪精卫一把，不使他走上蒋介石的道路，为此应暂不实行“五月指示”，放弃激进的土地革命政策。令陈独秀没有想到的是，他的意见遭到了以张国焘、李立三、周恩来为首的与会大多数党员的反对，认为这“右倾机会主义”，并认为大革命的失败与陈独秀的妥协投降路线有很大的关系，李立三甚至要求陈独秀做检讨。到7月12日，中共中央的领导权已经改由张国焘、张太雷、李立三、李维汉、周恩来五人组成临时中央常务委员会负责，连任五届的中共中央总书记陈独秀开始打酱油。
　　我们后来都知道了，陈独秀的下台其实是共产国际推卸责任的卑劣做法，陈独秀作为一个傀儡书记，虽然多次顶撞共产国际，但却没有自己决定的权力，中共的所有做法都是听命于国际的，那么失败的责任自然应该有共产国际来负责，接着8月7日召开了“八七会议”，重点就是批判陈独秀，但仍然为中共总书记的陈独秀被禁止出席，开党内压制民主先例，“八七会议在党内斗争中造成了不良影响，没有让陈独秀参加会议，把反对机会主义看成是对机会主义错误的负责者的人身攻击”。【注38】。 刘少奇也曾在1943年10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也严肃指出：“过去党内斗争有许多不好的，如八七会议，反对陈独秀闹成宗派斗争，不让陈独秀参加，只许反陈的人讲话，不许陈独秀方面的人发言”。在这次会议上，陈独秀被撤销了总书记职务，从此被淡出中国政坛。
　　7月13日，在国产国际的指示下，中共临时中央发表公开宣言，指责武汉国民政府意欲叛变革命，同时宣布中共退出国民政府。7月15日，汪精卫召开紧急会议，出示了“五月指示”，与会者除代表宋庆龄出席的陈友仁外，都义愤填膺，支持分共，会上通过了《统一本党政策案》，要求在国民政府和国民党内任职的共产党员，必须在即日声明脱党，否则一律停止职务。
　　我们可以看到，武汉的做法比南京要温和的多，正如汪精卫所说：“我们不搞蒋介石那样的武力清党，而是和平“分共”……”，并宣称“保护共产党人的身体自由“。可紧接着发生了一件大事，竟然使一项温和的汪精卫竟然喊出了“宁可错杀一千也不放过一个”的狠话，从此武汉国民政府最终走上了武力清党的道路，大肆抓捕杀害共产党人。这件大事就是8月1日发生的“南昌暴动”，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八一南昌起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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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月15日后，和汪精卫撕破脸皮的中共必须要决定往何处去的问题，中共首先想到的是联合张发奎，张发奎是北伐中骁勇善战的“铁军”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的军长，国民革命军中著名的左派，在宁汉分裂后，支持汪精卫和武汉国民政府辖制，此时已经是第二方面军总司令，下辖第四军，第十一军和第二十军，张发奎部共产党员最多，国民党左派最多，且身居要职，所控制的部队人数也最多，因此中共首先想到的是策动张发奎率部南下回广州，与宁汉分立。
　　要说这张发奎还算够意思，虽然得到了汪精卫“清党”的命令，但却按兵不动，一是因为张发奎比较同情共产党，二是因为第二方面军里集合中共最优秀的人才，挺起了第二方面军的脊梁，张发奎实在不愿自废武功。当然张发奎做梦也想不到，后来中共的六大元帅，三大将竟然都在自己帐下。
　　可张发奎对中共够意思，对汪精卫和武汉政府就更够意思，在九江具体负责此事的中共干部李立三、邓中夏、谭平山、恽代英、聂荣臻、叶挺等传回的消息称，此时促成张发奎回师广东，和宁汉决裂，势比登天。中共方面认为局势紧迫，事不宜迟，迟则生变，当即决定，先组织自己影响和控制的部队起义，至于张发奎只能从长计议了。这个任务就交给了中共内的少壮派领袖，做过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与军界相熟的周恩来全权负责。
　　南昌起义最大的惊喜是二十军军长贺龙率部起义，贺龙是贫苦出身，没有受过军校教育，靠着出生入死一仗仗打到的军长职位，虽然他对共产学说相当认可，但此时的贺龙还不是共产党员，且高官得做，在刚刚经历了“四一二”和“七一五”之后，竟毅然参加了这么个准备十分仓促，胜算几乎没有的起义，忠肝义胆、可昭日月啊。
　　贺龙所率20军，叶挺所率11军24师和25师是这次南昌起义的主力，就在他们准备策动军队向南昌运动的时候，得到了张发奎的命令，令二人上庐山开会，同时命令两个人的部队向德安集中。二人不明张发奎用意，且起义时间未到，所以不知道该如何应对，就在这时，第四军参谋长叶剑英约见二人。7月25日，在九江市区南部的甘棠湖，一条小木船随波逐流，悠闲惬意，可船上贺龙、叶挺、叶剑英三人却十分的紧张，叶剑英此时也不是共产党员，属于坚定的国民党左派，他带来了确切消息，张发奎已经洞悉了贺龙叶挺的意图，贺龙叶挺一看事已至此，一不做二不休，不去庐山，率部进入南昌。
　　共产党此前没有领导军队的经验，因此这次起义就选择了军阶最高但非党员的贺龙为总指挥，叶挺为前敌总指挥，刘伯承为参谋长，八月一日凌晨两点，武装起义开始，进程平淡无奇，两万余起义士兵迅速肃清守敌，拿下南昌城。真正的看点在于这是一个名副其实的“百将之夜”，大批中共军事干部从南昌城中走出，走向了更广阔的战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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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中后来被封帅或够元帅资格的人有8人，分别是：周恩来、贺龙、叶挺、刘伯承、叶剑英、聂荣臻、朱德、林彪。此时的朱德并无实权，在南昌起义中不起主导作用，林彪仅仅是个连长。
　　后来被封大将或够大将资格的人就难以计数了，因为后来历经风雨，九死一生，终于熬到55年，被授大将衔的陈赓当时只是营长、粟裕是连长，而许光达只是一个排长，还是见习的，因为当了副总理而未授衔的陶铸当时是个团副。而起义中比他们几个军阶高的人竟有数十人之多，这些只要最后活到55年的都封了将，而牺牲的那些位中很多人的资历绝对是大将之选，比如周逸群、周士第、王尔涿、贺锦斋、卢德铭、李硕勋等，李硕勋的儿子李鹏，后来成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总理。
　　这些共产党将军多出自黄埔，也就是从这时候开始，有了“赤黄埔系”的说法，黄埔不光是国军的摇篮，也是共军的摇篮。
　　值得注意的是，这是一个完全由共产党组织和领导的起义，打的却是国民党左派的旗号，八月一日，推举了25人组成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这二十五人大都为起义将领，另外还加上了宋庆龄和廖仲恺夫人何香凝，发表了国民党左派《中央委员宣言》，揭露蒋介石、汪精卫背叛革命的种种罪行，表达了拥护孙中山“三大政策”和继续反对帝国主义、封建军阀的斗争决心，甚至连番号都没变，还叫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之所以这么做，是对张发奎仍抱有期望，希望这位德高望重的国民党左派将领能够率领这支义军。可惜，张发奎丝毫不领这个情，组织人马向南昌杀来，起义军不敢力战，于3号撤离南昌，向南撤退。
　　其实这次起义组织上是十分仓猝的，没有后方，没有补给，甚至没有目标，所谓的目的地广东根本不能给人以希望，因为谁也不敢保证那里就能接纳这支共产党部队。因此各种原因非战斗减员十分严重，义军刚出南昌，第10师师长蔡廷锴驱逐在该师工作的共产党员，率部折向赣东北，脱离起义军，只四天时间，两万多的起义军就剩一万三了。后来“一二八事变”，蔡廷锴将军率领19路军血战上海滩，写下了人生最为光辉的一页，这是后话。
　　在持续减员的时候，8月21日，一个白净面庞的年轻军官追了上来，要找周恩来，周恩来一看，吃惊不小，陈毅，你怎么来了？我来加入你们呀。这个陈毅是周恩来留学法国时候的同学，为人十分的豪爽。这时候，他是第二方面军教导团特务连文书，是一个十足的小人物，可就是这个普通的中共党员，在得知起义消息后，马上从武汉赶到南昌，再一路南追而至，加入到了这只没人看好的部队中。
　　恩来，给哥们安排个工作吧。
　　好，25师73团缺个指导员，别嫌官小啊。
　　在绝对优势的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下，起义军被打垮了，所有的高级将领纷纷离开部队逃到香港或者海外，官都跑了，兵自然也就鸟兽散了。这时候，两个不起眼的小人物勇敢的站了出来，一个是朱德，一个是陈毅。朱德在起义前，是军官教导团团长，但因为之前的“分共”，教导团所剩已经不多，这个团长基本是个闲职，陈毅则是连闲职都没有，这时候部队还剩下一千多人，大官们都跑了，朱德就成了这只部队的最高首长，别看朱德现在军阶不是很高，其实在他在22年赴法国留学前就已经是川军少将旅长了，有着丰富的作战经验，后又到苏联学习军事一年，理论知识也大有长进。两万多人的起义军，几个月就打完了，可朱德、陈毅率领着这只小部队从粤北一直打到湘南，连战连捷竟然还有800来人，兵不在多而在精，别小瞧了这八百人，越是坚持到最后的越是精华，这中间拥有后来中共的三大元帅朱德、陈毅、林彪，中共第一大将粟裕，还有后来红军的高级将领王尔琢。这只部队转战到湘南后，在当地党组织的协助下，智取宜章县，揭开湘南起义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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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十七章 井冈山朱毛落草　
　　宁汉分裂本来是因为国民党左右派之间，汪精卫与蒋介石之间对于“容共”还是“分共”问题上的分歧而产生的，可随着“七一五”的发生，横亘在二者之间的重要隔阂消除了，及至“南昌起义”之后，“分共”、“清共”显然不过瘾了，二者的共识是“剿共”。既然隔阂已逝，共识达成，那么合作可期了。在这中间，冯玉祥成为了牵线搭桥之人。
　　冯玉祥这个人很有意思，当初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就是在苏联直接援助下进行的，就在他被张作霖吴佩孚打跑之后，去苏联访问了几个月，再次争得了苏联给予他帮助，还从苏联派来了邓希贤等**干部协助他的工作，应该说他是支持马克思主义的，虽然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他未必说的清。可在宁汉分裂后，他一方面宣布支持汪精卫的武汉国民政府，另一方面却着手“清共”，向蒋介石摇橄榄枝，邓希贤等就在这个时候被礼送出境。
　　这个邓希贤咱们之前提到过，在留法时代，他还是个少年，是跟在周恩来、李立三、陈毅诸位大哥后面，不引人注目的小弟，后来诸位大哥回国打天下，他却在1926年被派往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已经22岁的他开始享受当大哥的惬意，小弟中有一个和他当年年龄相当，叫蒋经国，此人是蒋介石长子，年方16岁，这哥俩关系还相当不错。50年后的1978年，二人几乎同时成为了海峡两岸的一把手，同时在海峡两岸发动改革，并创造了辉煌的成绩，回头我们写到那个时段，再着重介绍。
　　“四一二”之后，已经是布尔什维克的蒋经国马上宣布与父亲决裂，声讨这一叛变行为，可是即使如此，蒋经国还是被作为人质扣留在了苏联，36年国共再次合作后，蒋经国才被允许回国，蒋介石见到自己阔别十几年的儿子的同时，也第一次见到了漂亮的白俄罗斯儿媳蒋方良。蒋经国回国后，即开始积极辅佐父亲，未见任何不愉快，因此很多人认为他在苏联宣布与父亲决裂实际是韬晦之计，若不如此，蒋经国能否有命回到父亲身边就要存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