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面抗日战场——从“我的家在松花江上”讲起-----关河五十州

宝宝寒

　　要远征日本本土，一般的轰炸机还不行，非得远程轰炸机才能胜任。中国空军里符合这一要求的只有美制马丁轰炸机，这种飞机原先共有9架，5架已经在空战中毁损，还剩4架，但是如今却都掌握在“国际飞行中队”手里。

　　同样是受到合约限制，要想让“国际飞行中队”马上把飞机交出来也颇有难度，而且徐焕升需要得到的，不仅是飞机，还有马丁轰炸机的相关资料，因为在中国空军里面，现在已没有其他人熟悉这些了。

　　陈纳德决定派徐焕升出马，与这些老外飞行员进行接触。对方只知道徐焕升是给蒋介石开飞机的，而这位“天子御驾”平时又是一袭长袍，酷似一个文质彬彬的书生，怎么着都不会让人感到威胁，所以徐焕升很快就取得了他们的信任。

　　在拿到马丁轰炸机的资料后，中国空军拉响了一次空袭警报，并通知“国际飞行中队”的飞行员们迅速离开飞机。等他们一走，徐焕升马上让基地后勤人员把飞机上的油料全部卸除。

　　第二天，等老外们返回机场时，他们惊讶地发现，自己已被禁止接近飞机。徐焕升当场宣布，中国空军已成立了由他任队长的第十四队，代号“神鹰部队”。 马丁轰炸机即日起将全部由神鹰部队接管。

　　直到此时，外籍飞行员才如梦初醒。气恼不已的老外们狂呼小叫，甚至揎拳舞袖，意欲大闹一番，徐焕升口头再怎么解释都没用，于是只好先行离开。

　　回去后，他便写了一封致全体外籍飞行员的公开信——

　　我所做的一切，都是奉命而行。作为我本人，其实对你们相当的敬佩，感谢你们曾帮助我国抗战。关于今天的事，我希望你们不要轻易掏枪动粗，否则只会违背你们善良的美意。你们必须心平气和下来，因为你们在这里的任务已经结束了。

　　一封信，情真意切，义正辞严，外籍飞行员见难以挽回，也只得做罢，一件本来最难搞定的事终于得以搞定。

　　神鹰部队成立了，接下来就是要完备细节。

　　按照原来的行动方案，神鹰部队将从武汉起飞，到宁波基地加油，然后轰炸日本八幡市——该市在日本中部，离东京也相对近一些，但是徐焕升亲自试飞并测算后，却认为不现实。

　　马丁轰炸机的最大航程为9百公里，但从宁波到八幡接近2千公里，就算是把最大航程扩展一倍，也超出了马丁的能力范围。

　　在徐焕升的建议下，目标改为九州岛的长崎、福冈和北九州，那里离中国大陆最近，宁波到长崎的航程仅在1千多公里左右。

　　可是从1千公里到9百公里，这中间不还是存在差距么，而且徐焕升还考虑到，返航时极可能遭到日机追击，到时不是在宁波沿海，而是得到南昌等机场去加油，这样又得预估几百公里航程进去。

　　如此一讲，似乎空袭日本的计划又成了不可能。

　　（1323）

宝宝寒

　　徐焕升告诉大家：我有一个办法。

　　我们这几架马丁本来就带不了几颗炸弹，倒不如将原有炸弹仓改装为一个大型油箱，这样航程问题就能迎刃而解。

　　众人都认为这个办法不错。可是那样的话，你飞到人家上空去干什么，难道就兜一圈再跑回来？

　　徐焕升说，我们去发传单！

　　炸弹少起不到效果，传单多，撒出去的话，作用还要大，并且可以借此告诉世界，我们是在从事“人道远征”，目的不在轰炸日本领土，而是为了告诉一般的日本人：“中国事变”远没有结束！

　　事实证明，徐焕升确实是空袭日本的最佳人选。

　　在此之前，谁也没有越洋长途飞行的经验，但徐焕升早在德国留学时便接受过严格的长途飞行训练，他知道对于这种长途飞行而言，无线电通讯是非常重要的，因此专门集中一批电讯技术人员，设计出一套地空连锁电台网，而正是这套电台网，使神鹰部队在执行任务中又多出了“神耳”和“神嘴”。

　　经过近两个月的准备，神鹰部队即将出发，但是他们仍然面临着一个难以克服的困难：远征日本，风轻月夜是最合适的，然而由于正值梅雨季节，这样的好天气一直都等不到。

　　徐焕升决定不再等待。

　　5月19日，他亲率两架马丁轰炸机东征日本。其中有很长一段航程，由于不见月光，两架飞机完全是在黑暗中摸索着飞行的。

　　由于神鹰部队行动突然，日本人毫无戒备，当开始散发传单时，长崎全城竟然灯火通明，正好给撒传单照明。直到进入福冈以后，对方才发现上空的异常情况，并实行了灯光管制。

　　徐焕升遇到的最大险情，不是日机和防空炮弹，而是一包传单！

　　机组成员在搬运装传单的麻袋时，有一包滚到了徐焕升的驾驶舱里，正好卡在操纵杆和地板之间，马丁轰炸机由此一个劲地往下俯冲，差点失去控制。千钧一发之际，徐焕升表现得十分镇定，他一边移开麻袋，一边抓紧操纵杆，终于重新控制住了飞机。

　　在完成任务返航时，他又发现有日机试图拦截，这让他意识到，日本航空队很可能会像自己原先推断的那样，对两架马丁飞机进行跟踪，并轰炸宁波机场。

　　不能在宁波加油，徐焕升临时决定直飞南昌，在南昌加油后再继续西飞武汉。他的预测极其精准，当天宁波机场果然遭到轰炸，但日本人一无所得。

　　在这次“人道远征”的过程中，徐焕升率领的神鹰部队在日本上空盘旋达半个多小时，共撒下2百万份传单。这是日本有史以来第一次被外国飞机空袭，在此以前，日本人从来没有想到过他们这个四面临海的岛国也可能遭遇打击。

　　徐焕升的卓越表现，不仅得到了中国空军飞行员们的承认，他本人也因此倍受陈纳德的尊重和欣赏，后曾出任中美联合航空队，即飞虎队的中方指挥官。

　　在二战结束前，美国《生活》杂志评选刊登了12名二战飞行员照片，其中就有徐焕升，照片下特地注明：“徐焕升是轰炸日本本土的第一人”。

　　（1325）

宝宝寒

　　在薛岳发起万家岭围歼战时，冈村之所以像个后娘一样，对援救第106师团的行动表现出一种近乎残酷的冷漠，说到底，还是为了第11军的西进行动着想。

　　原本指望第106师团能顺势把他的南下计划执行下去，却不料鸡飞蛋打，自己陷进去不算，还得抽调其它重兵，而无论抽调金泽师团还是第27师团，都意味着西进行动可能搁浅。如此一来，哪边都没着没落，这怎么能行。

　　冈村当时的真实想法是，第106师团完就完了，只要西进能够成功，舍小取大，我也情愿。

　　9月中旬过去了，9月下旬也过去了，一转眼10月中旬都快到了……

　　可是一北一南，第2军司令官和第11军司令官仍然只能大眼瞪小眼，伙计看老板，都不知道究竟该如何打破僵局。

　　稔彦是皇室成员，含着金匙呱呱坠地的，人家打仗打好了能往脸上贴金，打坏了也没人说他，没有功劳尚有苦劳。冈村就不同了，前线迟迟没有进展，等于要了他的老命。

　　能救他命的，看来只有“日本第一强大师团”了。

　　对熊本师团期待如此之高，是因为经过这么多天的作战和对比，冈村发现了一个“三百米定律”。

　　如果地形低于三百米，特种部队尚有施展空间，日军的优势几与平地无异，但倘若地形高于三百米，则不但特种部队难有用武之地，步兵还得仰着脸往上冲，进攻难度就要大得多。

　　同样是山连着山，如果不算大别山腹地的话，长江以北大部分是三百米以下的丘陵地带和稻田，反之，长江以南的山地则一般都要高于三百米。

　　按照“三百米定律”，冈村认定熊本师团更有把握第一个杀奔武汉，因此他让人给熊本师团参谋长重田德松大佐带去一封信，信上明确要求该师团尽快组织新的进攻，时间为10月17日。

　　对冈村的这一“苛刻安排”，从师团长稻叶到重田本人，都感到难以接受。

　　经过前面的多轮作战，熊本师团别说进攻能力，就连防守能力都没有了，若无新兵补充是绝难再战的。

　　拿着冈村的信，重田又去催问了一下，说是已经有3200名补充兵赶来了，不过还在长江上轮船里，需10月20日赶到——就算来了，你还不能让这些新兵即刻上阵，总得编组一下吧，这样即使最早，也得到10月23日才能开赴新的战场。

　　10月17日进攻，第11军司令部那些猪头到底是怎么想的？

　　奉命制定作战计划的重田参谋长“悲愤地流下了眼泪”，心里面满满当当地只有一个字，那就是：堵，三个字：堵得慌。

　　可是他又不敢不执行冈村的命令，平时在老家伙面前耍点态度，对方诚惶诚恐，不知道要怎么惯着你捧着你才好，说来说去，还是因为要用你。现在你说不肯去打仗，那张老脸可就要拉下来了。一不高兴，没准还会把“日本第一强大师团”的牌匾转手送给金泽师团。

　　做“第一”做惯了，后面这件事才是重田和他的师团长最不能接受的。

　　重田至此每天晚上爬到附近的丘陵上去，一边眺望对面中国军队所设阵地，一边苦思冥想，那模样犹如孟姜女哭长城，沮丧着个脸，就希望敌方阵地能自动倒掉才好。

　　一天，两天，什么办法都没想得出，阵地也没倒掉。该死的，这可如何是好？

　　（1326）

宝宝寒

　　还是侦察机给稻叶和重田带来了新的希望。

　　情报显示，中国军队已准备放弃武汉，各路人马正交替掩护，陆续从战线上撤离。

　　有飞机在上面看着就是好啊，胆子立刻壮了起来，熊本师团随即展开“迅猛追击”。

　　中国统帅部之所以决定这个时候弃守武汉，与广州失守有非常直接的关联。

　　负责保卫广州的是第四战区，司令长官由军政部长何应钦兼任，但前线军事由副司令长官余汉谋实际主持。

　　当初发生两广事变，余汉谋是第一个揭竿而起造陈济棠反的。此后他虽然在名义上坐了陈济棠的交椅，然而陈老大的风光再也享受不到了，广东的党政军权基本被蒋介石一手掌控。

　　“老谋子”（余汉谋）没有陈济棠那样占山为王的野心，他情愿像小媳妇一样在广州蹲着，而他这个小媳妇的能力又是与野心成正比的。

　　粤军最辉煌的时期是东征北伐，那时候的广仔们都有一股子创基业打江山的劲头，因此张发奎、薛岳、吴奇伟、叶挺等一流战将才会不断涌现，也才能创出第四军“铁军”的名号。

　　不过从这之后，粤军就渐渐开始走下坡路了，基本上是一搭不如一搭，表现在当家人身上，就是陈济棠不如张发奎，余汉谋又不如陈济棠。

　　追究原因，毛病却是出在当官的越来越有钱了。

　　余汉谋的基本部队是第一军，按其流脉，也是从第四军里分流出来的，但这个军早在江西时就通过经营钨矿做生意赚钱。到了广州，余汉谋把赚的钱往下一撒，团长以上的军官都成了大富翁，几乎人手一套洋房汽车，生活十分奢靡。

　　知情者评论说，“老谋子”的军官一般都有三套衣服，一套部队里应场面的军装，一套白天逛街的洋装，一套喝花酒的丝绸长衫。此风一开，连以前形象正派的军官也近墨者黑，成天和商人混在一起经商走私，所以第一军几乎成了“广东商团”。

　　傅作义曾有句名言：“军人不能有钱，有了钱就怕死”。粤军在战略战术上并不比别人强到哪里去，当初之所以能够击败北洋军，完全靠的是一股不怕死的狠劲，现在天天躺在温柔乡里，骨头都酥了，如何还能打仗。

　　与之相比，桂军就不一样。李白等人数十年如一日在清苦中生活，所以人家的“钢军”仍有寒光，广东“铁军”细看去却早已是锈迹斑斑。

　　虽然已经不能打仗，偏偏第一军的还看不起其它粤军。他们自居为余汉谋的嫡系，认为“江山是老子打下来的”，变得一天比一天骄纵。

　　俗话说得好，骄兵悍将。“兵骄”并不一定是坏事，有志气才能干大事业，也才能成就“悍将”。遗憾的是，第一军骄归骄，打仗却并不“悍”。

　　从淞沪会战开始，蒋介石就陆续抽调部分粤军出省参战。余汉谋舍不得把自己的第一军主力派出去，只派出了一个叶肇，其它都是“非嫡系”的李汉魂、邓龙光。后面这些人属于张发奎的老部属，这也是李汉魂等人与叶肇素不相能的原因之一。

　　（1327）

宝宝寒

　　论武器装备，粤军在全国属第一流，德械、捷克造武器不少，有的甚至超过中央军德械师，加上调出去的部队风餐露宿，吃苦精神虽不能与“老四军”的前辈们相比，但比留下来的那些公子哥又要好上不少，因此之故，他们走出广东后还都干出了点名堂。

　　家里剩下的只是病猫，“老谋子”却还不知道去把家门口的篱笆扎扎紧。

　　10月4日，中国统帅部发来情报，告知余汉谋，日军已在台湾集结了两个师团，还有大量海军舰艇，看样子是冲广州来的。

　　这是一个相当重要的情报，然而“老谋子”仍然做若无其事状，未做任何防范。

　　老虎仔正在万家岭跟鬼子打得死去活来，这种时候，日本哪里抽得出兵来广州，再说了，小日本再猖狂，敢得罪“大英帝国”吗？

　　历史上，广州与香港联系紧密，后者是英国殖民地。日本攻击广州，必然牵一发而动全身，影响到其与英国的关系，这就叫投鼠忌器。

　　日军大兵压境，“广东商团”的各级官佐还在广州甚至香港游玩，毫无一点要打仗的紧迫感。

　　直到10月10日，余汉谋得到报告，日本海军舰艇已云集于广东大亚湾海面。这下他才慌了，知道对方是要动真格的。

　　赶紧打电话。不是打到部队驻地，而是打给各地电影院老板，让他们赶快打出字幕，要求翘着二郎腿看电影的兄弟们尽快回防。

　　真正的电影马上开始，战争片，一边倒的那种。

　　10月12日，第21军在大亚湾登陆。

　　第21军包括三个师团，其中两个都是新编师团，只有一个广岛第5师团算老的常备师团。

　　广岛师团也就是从前在华北吆五喊六的板垣师团，这个师团曾经也带着“日本最强师团”的光环，不过那得追溯到南口之战或太原会战的时候了，到台儿庄大捷前后，它顶多能跟矶谷师团坐一条板凳，甚至还有不如。就这样，它的主力还来不及参战，只能先送一个联队过来。

　　没办法，兵就这么多，武汉那里都不够用，能在广州凑出一个组合已属相当不易。

　　这是考验余汉谋本事的时候了。无奈“老谋子”早已沦落为身后跟着一群病猫的老猫，其能力和魄力别说与薛岳相比，连李汉魂都及不上。

　　蒋介石远在武汉，广州这边怎么打仗，他还每一步都要请示老蒋。这样身上的责任是小了，战机却统统都贻误掉了。

　　日军从惠阳打到广州，所以广州战役又称惠广战役，对于余汉谋来说，当时当刻，最要紧的是赶紧把尽可能多的兵力集中到惠阳。可是“老谋子”犹犹豫豫，明明有两个旅七八千后备部队可调，却一直毫无动作。

　　等到惠阳失陷，余汉谋才真正着急起来，这时惠广战役却已接近尾声，第21军离广州不远了。

　　赶紧开会商讨，余汉谋的参谋长在会上献策，提出了一个“球状战术”。

　　所谓的球状战术，其实就是口袋阵：日军不是来了吗，正好入吾觳中。

　　参谋长说得头头是道：这不是一个普通的口袋，是皮袋，等鬼子进来，你踢我踢他踢，四面八方踢，结果袋子踢破，小鬼子自然也完蛋了。

　　等他眉毛色舞地说完，差点笑场。

　　还“你踢我踢他踢”呢，用来扎口袋的那些部队都不知道在哪里。这位参谋长提到的几个部队番号，都在溃退中，就这种状态，你还踢人家，自己不被踢个大跟头就算不错了。

　　（1328）

宝宝寒

　　余汉谋脑子再糊涂，也知道这是在纸上谈兵。

　　商讨来商讨去，还是且战且退为好，因为当时日军距离广州还有两百多里路，估计守上三天没有什么问题。

　　说是说还要守三天，结果第二天凌晨余汉谋自己就跑了路，连后勤机关都没通知。武将一失踪，剩下来的文官更慌了神，时任广东省主席的吴铁城、广州市长曾养甫全都跟着走了人。

　　从第21军登陆大亚湾到进入广州市区，满打满算，不过九天时间。广东百姓和侨眷对此十分不满，遂给三位封疆大吏集体编了一个顺口溜，曰：余汉无谋，吴铁失城，曾养没甫（通谱，不靠谱的意思）”，念来倒也琅琅上口。

　　整个广州战役，只有一个叫钟芳峻的旅长，在兵败之后拔枪自杀，不失为一条汉子，而他也为广东粤军这支曾名震全国，打响北伐第一枪的“铁军”翻开了悲凉的一页。

　　广州失陷，是10月21日的事，当时邓龙光第64军、叶肇第66军已奉令回调，可惜为时已晚。

　　广州一失，粤汉铁路就被切断了。蒋介石认为经过长达四个多月的连续苦战之后，充分消耗日军有生力量的目的已经达到，再孤城困守已无必要，遂决定放弃武汉。

　　吸取南京保卫战的教训，中国统帅部此前已对武汉撤退做了充分动员。能走的都走了，凡军事政治机构也一律搬迁。

　　后来当冈村进入武汉，他所见到的情景是连大街上商店的门窗都被砖头堵得死死的，想翻点值钱的东西也翻不到。他的第11军司令部设在湖北省政府大厅，去时里面空空如也，看上去，似乎搬家公司都没搬得这么干净彻底。

　　此谓“焦土抗战”。这玩意看上去激动人心，实际上很危险，一着不慎就容易烧到自己。

　　10月24日晚上，作为最后一批撤走的军政要员，蒋氏夫妇坐飞机离开武昌，不料中途仪器出现故障，飞机竟然迷失了方向。

　　给元首开飞机的飞行员都是优中选优的好手，他借助沿途地形标识，又摸了回来。到了武昌机场上空，低头一看，好家伙，下面正在搞“焦土作业”，破坏机场跑道哩。再过一会，座机想降也没得降了，岂不险哉。

　　此时耳边已能听到日军的隆隆炮声，座机就在这种气氛中，经过加油和检查修复才得以重新起飞。

　　由于所处地理位置不同，中国军队的撤离也比南京保卫战时要轻松从容得多。

　　白崇禧是随第九战区撤的，他坐着一辆德制吉普，没曾想走到半途，汽车还抛锚了。正在着急慌忙的时候，政治部副部长周恩来坐着汽车赶到。周公手一扬，上我这边来吧。

　　那时候正是国共合作最融洽的时候，两人在车上还着实吹了一会老牛。白崇禧开玩笑说，内战的时候，幸好你们共产党没到广西来，算是放了我们一马，鄙人还不知道怎么感谢才好呢。

　　周公也是很风趣的人，随即接话：你们广西发动民众，我们很赞成嘛，所以就不用去了。

　　（1329）

宝宝寒

　　10月26日，熊本师团率先进占武汉。

　　终于由自己拔得头筹，冈村心里的一块石头算落了地。

　　占领武汉，等于熊本师团坐稳了“日本第一强大师团”的位置，而他冈村自然也是继板垣之后的“日本第一名将”。

　　各方贺电贺词雪片一般飞来。畑俊六吹嘘他有“疾风扫落叶”般的威风劲，国内的参谋总长载仁亲王也不吝赞语，一再夸其“统帅有方”。

　　既然冈村“统帅有方”，那就没稔彦什么事了。后者返回国内，第2军司令部也予以撤消，归其指挥的师团全部编入第11军。

　　表面上，冈村一副志得意满的样子，其实他内心不仅不高兴，还很沮丧。

　　为了攻占武汉，日军劳师远征，死伤累累，但并没有能够消灭中国军队任何一支主力精锐，最后该跑能跑的全都跑了，在军事上等于是一次失败。

　　对于占领武汉，要说不高兴，也就“第一名将”冈村有些不高兴，大部分日本人都还是很开心的。

　　10月28日，天皇裕仁在皇宫里召见了参谋总长载仁亲王和海军军令部次长，表示“朕对此深感欣慰”。

　　其实自攻陷南京之后，裕仁已不止一次召见他的这些王公大臣，“欣慰”也不止一次，不过，他有理由认为这次应该是到头了。

　　四个多月前的御前会议上曾经讨论过，要是把武汉和广州都攻下来，中国政府便将无路可走。现在两个目标全部达成，就等对方自己摇白旗了。

　　可是那个政府从“南京政府”降到“武汉政府”，又从“武汉政府”降到“重庆政府”，怎么看，都没有一点要摇白旗的样子。

　　对此最交待不过去的就是首相近卫，当然他交待不了差事也不是一天两天了。

　　刚刚发表“不以国民政府作为对手”的声明，马上就来了个台儿庄大捷，说明跟双方的角斗才刚刚开始。现在好，你想谈都抹不下这个脸了。

　　近卫怨天尤人，把外相、陆相都给恨上了。

　　这个没谱的广田弘毅，为什么不拉着我一把呢，弄得我覆水难收，处境如此尴尬。

　　那个挨刀的杉山元，当初打仗数你叫得最凶，说是要“一个月解决中国事件”，这都一年多了，仍然是什么都没解决。

　　于是早在武汉会战之前，近卫便一发狠，实行内阁改造，整整换下来四个阁员。其中，继任外相是宇垣一成，继任陆相为板垣征四郎。

　　宇垣是日本历史上第一个非外交官出身的外相。近卫起用这样一个军中老前辈，也无非是想压一压那些不知天高地厚的军内少壮派。

　　当近卫找宇坦谈话，要他担任外相时，宇垣坚持说我进班子可以，不过你得答应我，不能拿你那个“对手声明”套着我，否则这个外相没法干。

　　对于发“对手声明”，近卫自己都有些后悔莫及，当然是一个劲地点头。

　　不过宇垣所称的“对手”却绝不是说的蒋介石，他是指孔祥熙等其他要员。

　　（1330）

宝宝寒

　　近卫把宇垣和板垣同时召进阁，其用意是双管齐下，即宇垣负责通过外务省诱降，板垣负责通过军部诱降，大家齐头并进，但最后的结果，就像是日本海陆军一样，彼此互补谈不上，天天拆台扯后腿倒绰绰有余。

　　宇垣的重点是盯牢孔祥熙，可还没等他弄出什么眉目，板垣那边却已经把台子都搭好了。

　　军部计划成立一个“对支院”，用以对中国“开展工作”。这个机构摆明是要抢外务省的饭碗，宇垣自然要反对，由此导致两个部门的关系十分紧张。

　　近卫改来改去，把自己夹到了中间。军部是什么力道，给板垣和多田骏合起来一逼，他只好同意设立“对支院”，宇垣也以黯然辞职收场。

　　宇垣下了台，军部要独自搭台唱大戏，而军部的诱降跟外务省并无任何区别。他们并不是真的要跟你进行什么正式谈判，而是要与军事进攻相辅，从内部进行挑拨离间和分化。

　　日本人爱耍花招，蒋介石却也想借机打探一下虚实。因为那时武汉会战才刚刚开始，正面交涉的门窗又被关死，这种时候，了解对方在幕后到底想些什么，做些什么，自然十分重要。

　　蒋介石决定派一名“外交新星”上场，此人名叫高宗武。

　　高宗武毕业于日本九州帝国大学政法系，虽然学的是政治外交，起初却根本进不了外交部（“政治学西洋，军事学东洋”嘛，他把次序弄错了），回国后只能在大学里教教书，写写文章。

　　这个时候的高宗武，相当于还未受过什么挫折的大学毕业生。刚刚才进入人生的跑道，年轻力壮，精神抖擞，纵然一时未得机遇垂青，可对美好未来始终抱有着无限期望和充足信心。

　　高宗武有非常扎实的日语功底，据说留学东瀛八年，连日本人都以为他是正宗本国人。在此基础上，他开始进一步研究日本政坛动向，曾在《外交评论》上一连发表十四篇论文，篇篇内容不离日本问题，让一度对日本国情不甚了了的国人大开眼界。

　　人们开始悄悄议论，那位年轻的日本问题专家究竟是谁？

　　只有奋斗，才能收获好的结果，小高你快要有戏了。

　　到了1933年，由于日本退出国联，中国国内普遍对国联和英美外交感到了巨大的失望，“日本通”日益受到重视，高宗武身逢其时，接连受到国内军政两界的顶级人物蒋介石、汪精卫的接见。蒋介石甚至还亲自把小高老师请到家里，聆听他的见解。

　　1934年，高宗武被调到外交部，此后没多长时间就从一个普通科员，升为亚洲司科长、副司长。第二年又一跃成为亚洲司司长，参与对日重大交涉。

　　引人注目的是，这一年他才三十岁。高宗武曾经说过，他年轻时从来没有缺过钱，要花那也是大把大把地花，花钱如同流水一般，正所谓“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

　　三十岁，我们没准连做房奴、车奴都还没有资格，可能是一个公司的小职员，一个工厂的小工人，一个商店的小店员，……，反正大多脱不开一个“小”字，可人家却已是堂堂司长了。

　　高君固然有才，然而命运也实在是够厚待他了。

　　（1331）

宝宝寒

　　高宗武在外交界的得意之作，是1934年以外交部特派代表的身份赴北平参加通邮谈判。当时日本方面想通过实现关内外通邮，来迫使南京政府事实上承认伪满。高宗武在黄郛的帮助和指导下，一方面拖延了时间，另一方面又在解决通邮问题的同时，巧妙地绕过了政治障碍和陷井。

　　在那次谈判中，年轻的高宗武表现出了一定的勇气和外交智慧，但他身上的毛病也就在这时慢慢显露出来。

　　谈判过程中，高宗武曾一度对日方代表直接说“不”，结果导致了谈判当场破裂。走出谈判会场后，他还认为自己当天的表现是成功的，黄郛会因此夸奖他，未曾料想后者摇了摇头，大有不以为然的意思。

　　在黄郛这样的外交老手看来，谈判场上，作为弱国代表，不能只图自己一时痛快，直接谈崩是很冒险的，因此高宗武之举，实属“小孩子”才有的冲动。

　　高宗武年轻气盛，一下子就来了性子，当即对黄郛说，如果产生后果，责任全由他一个人承担。

　　黄郛看着眼前这个愣头青一时不知道该说什么好。倒是他旁边的殷同嘀咕了一句：这种谈判是出不了英雄的。

　　我们不能因为殷同后来真的成了汉奸，就完全否认他当时代表中方立场且争取国家权益的努力。实际上，从他负责的谈判来看，此人称得上是精明无比，仅谈判技巧一项，就远非初出茅庐的高宗武所能及。

　　用黄郛的话来说，大家来进行这些谈判，就是为国家“唱戏”的，仅仅是戏唱得好不好，够不够水平的问题。

　　可是高宗武并不愿这样理解。自己勇敢地对日本人说出了“不”，不仅得不到上级和同僚的肯定，反而还挨了批评，心里面真是又委屈又窝火。黄郛老前辈的资历和身份在那里，他不能明顶，对殷同就不客气了：你不是笑我想当英雄吗？告诉你，我离开南京之前就没想过要做英雄，更不会靠日本人来当铁路管理局局长。

　　殷同当时担任北平市铁路管理局局长，这句话明着就是讽剌他的，亦可见高宗武之年轻和不顾场合的意气用事。实际上，若没有黄郛后来的及时补救，通邮谈判是难以继续进行下去的，高宗武亦不可能凭此取得成就和声名。

　　我们也许会希望，在人生旅途的每个时段，旁边都有这样一位仁厚而高明的长者相助，或者都有这样允许你改正的机会，那就好了，可惜不是。

　　1936年，中日展开了一场马拉松式的政治谈判。在这次谈判中，已升任亚洲司司长的高宗武只是参加预备会议的配角，但由于担任主角的外交部长张群表现强硬，因此日本人反过来大力吹捧和抬高这个年轻人，说是以后遇到事情只会找高宗武谈。

　　似乎任何时候都是如此，老外说谁行，大家都会侧目而视，认为这个人可能真的行，何况还是人人都见之发怵的谈判对手。

　　高宗武的自信心由此达到了爆棚的程度，他甚至觉得当亚洲司司长都算屈才了：我对事务性的工作没有兴趣，我的愿望是使中日关系来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以实现东亚历史性的变革！

　　人就是这样，狂起来真个是没边没沿，你以为你是联合国秘书长？

　　（1332）

宝宝寒

　　“七七事变”后，高宗武加入了“低调俱乐部”，但是蒋介石坚决抵抗，日本人也铁了心要进攻，都是枪来枪往，刀来刀去，没卖嘴皮子的人什么事。自近卫内阁发表“对手声明”后，双方召回大使，搞外交的更是只能做看客了。

　　由一个成功者突然变成赋闲者，那种心里空荡荡的感觉真是太让人难受了。

　　不行，我绝不能这样无所事事。

　　于是，高宗武便通过同为“低调俱乐部”成员的周佛海向蒋介石进言，表示愿意请缨去香港剌探日方情报。

　　在这一过程中，蒋介石曾一度改变主意，想不让高宗武再去香港，主要就是考虑到对方还太年轻，容易出现闪失，但是经过周佛海的力保，高宗武最终还是成行了。

　　高宗武年少得志，多次在蒋介石面前夸下海口，似乎中日交涉，舍己再无能人。可是外交场本来就是一个深不见底的江湖，在里面混的人肚肠子都要绕无数个圈，高宗武几次往返香港，均徒劳无功，而且找到的人无论在外务省还是军部都说不上话，更不可能让你掏到什么机密情报。

　　按照蒋介石的安排，秘密剌探和交涉的事关系重大，来不得半点差错，每一步都须其亲自授意，然而几次碰壁之后，这个“外交新星”开始浮躁起来，脑子一发热，做事也豁了边。

　　在蒋介石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他竟然在日本人的怂恿下独自去了东瀛，而后又非常出格地提出了一条打破僵局的危险思路：拥戴汪精卫，取代蒋介石，以向日方谋和。

　　外交实际上是个非常严谨细致的工作，作为外交官的高宗武身上却充满着太多的自由空气。在蒋介石和汪精卫之间，他一直认为“蒋先生冷酷，汪先生温暖”，所以早就有倚汪谋和之心。正好这时的汪精卫由于自己的主张在政府内部受到排斥，也正准备通过高宗武发起“和平运动”。

　　日本军部由此发现，原来除了孔祥熙之外，还可以从汪精卫身上打开缺口。

　　蒋介石在得到报告后勃然大怒。

　　不经允许，擅自赴日，还主动向对方献出这么一条糟糕透顶的“计策”，这无异于是在乞降。

　　本来派高宗武去摸一摸虚实，最后反而让人家钻了空子，一个外交新星转眼间变为外交蠢材，成了被日本人玩弄于股掌之间的玩具木偶。

　　高宗武是个混蛋，谁叫他去日本的？

　　蒋介石命令停发高宗武的所有活动经费，而且自此以后再也不愿见这个自以为是的书呆子了。

　　高宗武本来自恃才高，想当年连黄郛都不被他放在眼里，经此剌激，立刻咯血不止，导致结核病复发，一连几个月都无法见人。

　　一夜之间，过去拥有的所有东西都将离你远去，这对高宗武来说，甚至比死亡还可怕。于是，他孤注一掷，越走越远，直至追随汪精卫走上叛国投敌的道路。

　　故事的戏剧性就在于，当汪伪政权即将开张的前夜，高宗武突然猛醒，意识到自己上了日本人的当，于是逃离上海，并将“汪日密约”公诸报端，反过来对汪伪政权造成了沉重一击。

　　虽然是亡羊补牢，然而一个外交官的人生已经结束了。这个年轻人曾经爬得很快很高，跌得却也很快很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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