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面抗日战场——从“我的家在松花江上”讲起-----关河五十州

宝宝寒

　　情报还是要继续剌探，可是再也不能找高宗武之类嘴上无毛，办事不牢的小年青了，这次被蒋介石赋予秘密使命的是能说会道的萧振瀛。

　　萧振瀛是一个文臣，当初蒋介石委任他为一战区总参议，也不是要他直接去疆场厮杀。

　　凡世间万物，均须尽其用才行。萧振瀛能在华北纵横捭阖，靠一张嘴斗败土肥原和板垣，这种才能若是浪费了岂不大为可惜。

　　蒋介石让萧振瀛以接眷属的名义，在香港与日方密谈。

　　奉命之后，萧振瀛也动身前去香港。他与高宗武不同，虽然不是什么衣着鲜亮的“日本通”，可却是老江湖了，鼻子轻轻一嗅，便能闻出对方的气味儿。几句闲话一聊，就发现一个叫和知鹰二的日本人大有讲究，身份很不一般，可能直通日本军部。

　　他猜的没错，和知正是军部派驻南方的秘密代表。

　　和知以前是在华北混的，而萧振瀛当年也是华北的熟面孔，朋友遍天下，当然认识和知。他随即向正在武汉的蒋介石报告了这条线索。

　　此时武汉会战已经进入中期阶段，蒋介石马上将萧振瀛召至汉口，当着面授以机宜。

　　话说和知在见到萧振瀛后，也认为自己找到了敲门砖，在向军部汇报时，后者同样郑重其事，将其命名为“萧振瀛工作”。

　　两人面对面坐下，和知放出了一个最大诱饵，那就是承诺“恢复七七事变前之状态”。

　　消息传到武汉，不独孔祥熙等极少几个知晓内情的“主和派”激动不已，连蒋介石都感起了兴趣。

　　在此之前，他对“和谈”本来是不抱任何希望的，派萧振瀛前去也主要是为了剌探日本人的内幕。

　　当时张季鸾名为《大公报》主笔，实际也是蒋介石帐下的重要智囊。蒋介石在私下对张季鸾明言，以他对日本人的了解，如果没有“重大变化与打击”，对于吃到嘴边的肉，对方是决不肯轻易再吐出来的，所以对和知所谓的“和谈”不应乐观。

　　说归这么说，可当蒋介石听到和知竟然同意“恢复七七事变前之状态”时，也不由怦然心动。

　　处于眼前这种困境，倘若日方能这样做，中方就是得了便宜，通过这种方式双方达成停战，至少中国政府和军队都可以喘口气了。

　　原先蒋介石一再坚持，中日谈判，必须有第三国作为保证，否则没法相信日本人的话，但是一个突发的国际事件让他变得哑口无言——曾经向捷克提出“保证”的英法把对方给卖了，捷克被迫将苏台德区割让给德国，这就是“慕尼黑协定”。

　　英国首相张伯伦不仅不为此感到羞愧，回国时还一边挥舞着协定，一边告诉自己的选民：“我带来了整整一代人的和平！”

　　台下掌声雷动。

　　在一战的阴影之下，欧洲变成了“普遍绥靖”的乐园，欧洲人也全都变成了胆小鬼。他们害怕打仗，为了自己能够不上战场，已经完全忘记了什么叫做“不仁不义”。

　　（1334）

宝宝寒

　　让这样的“第三国”给你做“保证人”，你能放心？

　　全面抗战开始以来，蒋介石一直坚持把中日之战与欧洲局势联系在一起，天天都要阅看和分析有关欧洲方面的情报。

　　按照德国那种嚣张的架势，欧战迟早是要爆发的。假使不能够马上打起来，只要中日谈判过程令人满意，能和则和，但若是欧战瞬间发作，那对小日本就不能客气了，不仅不能和，还要打得更狠更猛才行，否则就拿不到满意的谈判条件。

　　现在事情就摆在这里，眼看着欧洲人极度怕死，英法政府很不仗义，欧战一时半会还真打不起来。

　　既然日本人已经有了点意思，那就可以在没有第三国保证的情况下，直接进行秘密谈判。

　　谈判启动，但这时候蒋介石反而把绳子越勒越紧。

　　有了高宗武的前车之鉴，对暗中交涉这些事不能不格外谨慎。蒋介石在日记中一再提醒自己：“敌国阴狠，讲和时更增危机也。”

　　从性格上来说，萧振瀛也是一个主动性很强的人，就怕他一冲动，信口开河惹出祸来，因此蒋介石思虑再三，除亲自拟了一份谈判原则交给萧振瀛外，还让军政部长何应钦对整个过程予以指导。

　　蒋介石要求萧振瀛，尽可能每天用长途电话向何应钦联络一次，以便根据武汉会战的实际走势决定策略，同时在谈判时不得迁就日方。

　　不迁就，是因为蒋介石深知自己现在处于一个什么样的地位。在完全被动的情况下，迁就不但无益，而且必受大害。

　　香港谈判就此开始。

　　和知仍旧大谈日本人的“东亚主义”，说你们别再指望着欧美干涉了，他们不可能来救你们的，还是“东亚事东亚人自了之”，我们中日之间自己讲好就行了。

　　萧振瀛立刻接过话题：这个我赞成。

　　可现在的问题是，我是弱国，你是强国，我受你欺负呢，如果中间没个保人，咱们没法子面对面谈。

　　和知一愣，对此他确实没有办法反驳。

　　萧振瀛却又话锋一转。当然了，要是你们真的有谈和诚意，不要第三国介入也可以，此事若成，那就是“东亚主义之大成功、大胜利及大收获，其重要性尤在一切之上”。

　　和知被吸引住了。那你说说，我们该如何表现诚意呢？

　　萧振瀛并不说日本人的诚意，他说中国人的诚意。

　　我们中国从不骗人，做敌人彻底，做朋友也彻底，将来一定会做到“中国人爱日本如爱中国，同时日本人爱中国亦应如爱日本”。

　　这是典型的萧振瀛风格。每一句都不是场面官话，都像是聊家常时，从心窝子里掏出来的休己话，但每一句又都切中要害，让你不跟着点头都不行。

　　别说和知了，就是土肥原坐在对面，恐怕也只有睁着两只大眼忽闪忽闪的份。

　　最后终于归结到实质方面。萧振瀛所要的诚意是：你们正在进攻武汉，大战方酣，我们怎么可能作城下之盟呢。现在最紧要的事，就是放下你们手中的枪，然后再“恢复七七事变前之状态”。

　　（1335）

宝宝寒

　　和知从前也是个“地方上的强硬派”，后来以联队长的身份参加淞沪会战并吃足苦头，早就没了那种找机会都要跟你干上一架的劲头，变成了一个“稳健派”。

　　听了萧振瀛的话，他连连点头，可当着萧振瀛的面，他也说出了自己的苦衷：日本朝野各方，愿意作出较大让步的没有几个，主张硬干到底的人倒是不少。

　　和知决定回东京向军部进行汇报。他虽料知此行必然会遭遇困难，但还是向萧振瀛表态要尽全部努力，以获通过。

　　看上去，谈判进展似乎还比较顺利。在了解和知的态度后，连蒋介石都认为，这事恐怕还真的能成。

　　蒋介石开始为和谈成功做准备，关于停战和撤兵的要点都初步确实下来，甚至孔祥熙也在他同意之下，着手起草“和平宣言”和“停战协定”有关草案。

　　然而，蒋介石原先的顾虑和猜测证明也是对的。不挨上重重一棒，日本人是决不会轻易软下来的。

　　当和知返回香港时，“恢复七七事变前之状态”没变，却在上面加了七项“谅解”。

　　这七项“谅解”里面，不仅包括签订“防共军事协定”、在中国国土上驻兵、承认“满洲国”，而且还口口声声地要你进行“政府改组”。

　　显然，“恢复”是假，“谅解”是真。

　　和知自己也知道这些要求很过分，所以一个劲跟萧振瀛解释，说我没骗你，上次的确可以“恢复”来着，不过当时只有参谋本部的多田骏次长同意，这一次的“恢复”加“谅解”，则是得到了近卫内阁全体成员的一致通过。

　　之后，他又说双方仍能就“谅解”进行协商，甚至他还将为此通知武汉前线的日军，不袭击夜间飞机，以便谈判代表可以在香港和汉口之间自由往来。

　　任你怎么瞎叨叨，说出花来，萧振瀛的回复也只有一句：“超出前谈范围，不能答复。”

　　性质变了，你再怎么分辨都是徒劳。

　　日本人出尔反尔，让蒋介石的心理陷入矛盾之中。条件当然还可以再谈，关键是一旦答应了“和”，则覆水难收。

　　他对日方的真实用意再次产生了怀疑：板垣辈所谓的“求和”，说不准还是一个阴招吧？

　　蒋介石的怀疑随即得到印证，第21军从广东大亚湾登陆了。

　　再也不能相信日本人的那些“诚意”了。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只有持久抗战，使之不能撤兵，才是唯一上计。

　　蒋介石在摸到对方底牌之后，立刻下定决心，将香港谈判一刀斩断，日本军部策动的“萧振瀛工作”随之寿终正寝。

　　这条线一断，板垣只好再去检查别的鱼钩。

　　外相宇垣在未下台之前，曾专门花力气主攻过孔祥熙，当时称之为“宇垣工作”。现在得捞上来看看鱼儿有没有上钩了。

　　时任行政院长的孔祥熙虽然不是“低调俱乐部”成员，但他代表着重庆临时政府的另一股主和潮流。尤其在武汉失守后，面临的一大堆困境差点没把“孔方兄”给逼死。

　　武汉广州都没了，海岸线全被封锁，争取国际援助已有如画饼充饥，实在看不出有多大可能性，而国内财政又极度困难，都快要到揭不开锅的程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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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宝寒

　　老孔是一直拨拉算盘珠子的。他最清楚，以前中国的财政收入主要依赖于海关税收，如今这些都成了浮云，今后的日子可怎么过法。

　　他劝蒋介石，如果外援方面仍然没有进展，而军事方面又无十分把握，那还是试着和日本人“谈和”吧。

　　蒋介石对此的答复一律是：想入非非、可笑之至。

　　塞翁失马，焉知非福。日本占领广州，似乎挺得意，可实际上，此举不光使其战区扩大和战线拉长，而且势必损害英美利益，这样国际社会共同对日的可能性反而增大了。

　　这时的蒋介石已把争取外援的重点完全放在了美国身上。

　　虽然美国佬也和英法一样，怕把自己给搅到中日之战这趟混水里来，所以始终恪守中立，但他们那种大大咧咧的牛仔性格又决定了关键时候不会怕事，而且国际国内舆论每天都在变化，实际上就是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

　　为了争取美国的同情和加入，蒋介石不仅精心设计了“四行仓库保卫战”，还在《九国公约》签字国会议之后，多次给罗斯福总统写亲笔信，并向美国报界频频喊话，就是希望美国拿出世纪初主持召开华盛顿会议的勇气，慷慨出手，以解决此次“远东大难”。

　　战事的节节失利，领土的一再沦丧，这是蒋介石再怎么遮也遮不住的，但他要表现的不是失利，而是勇气：日军一日不退出国土，“吾人决不终止吾人坚持之抗战”！

　　美国牛仔与英国绅士相比较，身上总有一股浓厚的理想主义情结，蒋介石借此发挥，因势利导——

　　现在这个世界太过现实，最缺最贫乏的还是理想。现实当然不能漠视，可是理想也很重要，如果仅谋一时的安全，回避神圣之义务，那这个世界成什么了。

　　实际上，武汉会战前后，在美国国务院和财政部内，已有很多人建议打破坚冰，对中国采取积极援助政策。这些有识之士均认为，中国的抗战很重要，可以阻止日本向其它地方，甚至美国直接进攻。

　　处于这种内外声浪之下，罗斯福本人也渐渐认识到，一味向日本妥协要不得。过去给了满洲，它又要华北，现在不得到整个中国也决不会罢休，到最后就有可能威胁到美国自己了。

　　蒋介石的策略就相当于国际版的“合纵连横”。中国要想赢，归根结底还是得搭老大们的顺风船。如果抗战坚持到现在，让美国人知道你们这两家又“和”了，谁肯帮你，谁会帮你？

　　孔祥熙虽说与汪精卫曾同为主和派，但在这种事上，他亦知轻重，蒋介石不让干，他就马上把手缩了回去。

　　近卫和板垣都失望地发现，孔祥熙这条线旁边虽然有些余波，可是鱼却根本不敢上钩，“宇垣工作”也没有多少成功的可能性。

　　就在各项“对华工作”纷纷面临失败的时候，他们忽然想到了那个冒冒失失闯进东瀛的愣头青。

　　对，他说起过汪精卫，显见得后者与蒋介石分歧很大，当从此处入手。

　　近卫内阁随之确定，以政治诱降来推动军事进攻的策略不能丢。既然蒋、孔都诱不得，那就转到汪精卫等“中国第一流人物”身上去。

　　日本军部顺藤摸瓜的“渡边工作”（渡边是高宗武代号）由此得以展开。

　　（1337）

宝宝寒

　　所谓“渡边工作”，由高宗武等人牵线，围绕核心则是汪精卫。

　　汪精卫，广东三水人，时任国民党副总裁。

　　如果抛开政治是非，这其实是一个百里挑人，甚至千里，万里挑一的好人。

　　其一，长得帅。民国坊间流传的四大美男中，汪精卫是排第一位的，少年时同样风度翩翩的蒋介石甚至连榜单都没能上得去。可见当时汪精卫的粉丝阵容曾是何等强大。

　　其二，有勇气。他是最早跟随孙中山的那批革命党人，曾只身谋剌摄政王载沣，事泄被捕后在狱中赋诗曰：慷慨歌燕市，从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

　　年纪轻轻就敢剌王杀驾，关进局子还能诗兴大发。搞暗杀的革命党人不少，但当年的汪精卫绝对是独一份的。

　　其三，有才华。他擅于演讲，那水平就是在一群靠嘴皮子混饭吃的政客们中间也绝对是麦霸级别。除了会讲，他还会写，笔杆子十分扎实，写得一手漂亮文章，可谓文采风流，字字珠矶，一个代笔的《总理遗嘱》写到连孙中山自己都点头称是。

　　其四，有品格。当时的国民党内，汪精卫被称为“党内圣人”，个人品质几乎无可挑剔，既不贪财，也不好色，“食色性也”这一套在他身上根本腾挪不开。

　　其五，有亲和力。高宗武认为“蒋先生冷酷，汪先生温暖”，其实不是他一个人这么看，周围很多人都是这么评价。这里面有性格的原因，也有修养的问题。

　　蒋介石只要一不顺心，就拿卫士侍从出气，这时候不幸站在他身边的人就十分打霉，不是挨耳光，就是要被臭骂一顿，常常需要宋美龄出来打圆场，而汪精卫则无论何时何地，对周围的人都十分和善，从无打骂卫士的事情发生。

　　……

　　孙中山生前的四大助手，负责政治的胡汉民刚正不阿，可是他人缘太差；负责财政的廖仲恺能得左派好感，却又遭右派攻击；负责军事的蒋介石则资历声望尚浅，还是个谈不上有多少竞争实力的小弟弟。

　　一轮淘汰下来，只有负责党务的汪精卫众望所归，成为当仁不让的“总理接班人”。

　　说到底，汪精卫跟胡汉民一样，缺的也许就是枪杆子，所以在那个特殊的年代，随着时光延续，两个“圣人”最终都斗不过一个“军人”，只能屈居人下。

　　政治高层的权力斗争，从来都是你死我活，汪蒋的关系更是微妙，造成他们形如冰炭而不能相容的则是西安事变的发生。

　　当时因蒋介石生死不明，何应钦怕自己左右不了国民党内的局面，就向此前正在国外养病的汪精卫发电报，催其回国主持政事。

　　汪精卫在回国的轮船上才得知，原来蒋介石已经获救，可那时已经没有办法退回去了。

　　作为蒋介石来说，政敌多矣，然而场面上争夺都无所谓，最让人痛恨的就是背后算计。那时他就认为汪精卫是趁他危难之际，想赶回国抢班夺权的，因此非常气愤，即使汪精卫亲到溪口来见，都对之极为冷淡。

　　两人私下关系很差，在他们合作共事期间，可以说几乎没有哪个时候是真正和谐相处过的，但如果说以前的不和，还主要表现在一山不容二虎的权斗因素的话，那么随着中日之战的愈见残酷，政见上的分歧则占据了上峰。

　　（1338）

宝宝寒

　　“七七事变”刚刚爆发时，汪精卫也慷慨激昂过，也说过即使牺牲都不能做傀儡，可是战场上一个又一个的不断失利，逐渐改变了他的看法，使他变得格外悲观和失望起来，成为了“低调俱乐部”的主心骨。

　　淞沪会战时，他一再问别人:“你看这个仗，还能够打下去吗？”然后不等对方回答，就不住地摇头叹息:“茫茫前途，不知要变成什么样子。”

　　失去南京上海，汪精卫唉声叹气，等到退守武汉，他更是不知如何是好。

　　岂独汪氏，前方战事的不断失利，让相当多的国人都陷入了失望和迷茫之中。

　　在早已成为沦陷区的天津，北洋老人曹锟曾通过其家人郑重声明：“我就是每天喝粥，也决不会为日本人做事！”

　　当台儿庄大捷的消息传来，曹老乐得跟小孩子一般，连连对别人说，我说得嘛，我们怎么可能打不过那小日本呢。

　　可是也就高兴了几天，再看报纸，就翻不到什么好消息了，这让他顿时无语，加上这时家里又出了一些烦心事，正所谓家事国家天下事，事事伤心，曹锟的心情因此变得十分抑郁悲伤。

　　当年的民国总统终于躺在病床上一命归西，两天之后，徐州失陷。

　　蒋介石对身边这些人的想法并不是不清楚，他也曾多次将汪精卫、孔祥熙等人召集到住所谈话。

　　孔祥熙一直唠唠叨叨，说国际形势不知道怎样了，美英法到底会不会帮我们啊？

　　蒋介石立刻打断他：你别问国际形势如何，我已决定了，我们要独自扛到底。

　　汪精卫见到这种情形，赶紧把话从喉咙口又咽了下去。

　　陶德曼第二次调停失败后，汪精卫曾责备孔祥熙，说你是行政院长，可以在“和谈条件”上自主签字的，假如我是你，我一定签字，反正开最高国防会议，大部分人都同意了。可你一定要得到“蒋先生”的允许，他是军事首脑，责任所系，自然不好表态，等你签了字，他不还是得承认吗？

　　对此，孔祥熙的答复是：我没有你的胆子，我背部受不起两颗子弹（指汪氏被剌案）。

　　其实当真面对蒋介石时，汪精卫的胆子也大不起来。

　　回去之后，他翻来覆去，想想还是不甘心，决定再见一次蒋介石，把没说出来的话痛痛快快说清楚。

　　不巧，蒋介石得了重感冒，正在发高烧，不过听到汪精卫求见，仍躺在床上接待了对方。

　　问了问蒋介石的身体状况，汪精卫突然就沉默起来，房间里出现了一段时间的冷场。

　　蒋介石马上领悟过来，一个平时那么能言善辩的人主动做了闷葫芦，肯定是此时无声胜有声，嘴里含着非常想说但一时又无法说出口的话。

　　这句话是什么，双方都心知肚明。

　　蒋介石从床边端起一杯白开水，喝了一口，然后对汪精卫说：如果我们接受了日本的“和谈条件”，将来连喝口水都不会有这么自由。

　　汪精卫旋即明白，蒋介石抗战决心坚如铁石，你再怎么口若悬河，都不可能动摇他的意志。

　　原先汪精卫是希望让蒋介石来主持“和谈”的，但通过这番试探，他已明白，至少在国民党内，这么做是不可能的。

　　接着他又发现，在政府内部，自己的做法同样行不通。

　　（1339）

宝宝寒

　　广州失守，令汪精卫震惊不已，他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就公开表示，可以有条件接受日方的“议和条件”。

　　那时即使萧振瀛与和知的香港谈判，也都只能暗中进行，因此这样的论调立刻受到了朝野上下的强烈抨击。新加坡华侨领袖陈嘉庚更是以一份只有11个字的电报直接下了评判:“官吏谈和平者以汉奸论罪。”

　　汪精卫脸色苍白，受到了极大剌激。

　　广州陷落后，武汉也很快就没有了，只有重庆。

　　在这个季节，山城尚为美丽秋色所映，可是这个人却无心赏看窗外的风景。

　　“大武汉”的航海时代渐行渐远，这里将提前迎来一个从未经历过的冬天以及从未经历过的寒冷。

　　山城颠簸，即使蜷缩在车里也是摇摇晃晃。他不知道，这种摇摇晃晃的日子何时才能结束，前方等待着的，又会是怎样一种命运和结果。

　　在不断的摇晃之中，国民党副总裁魂不守舍，精神恍惚。

　　据说在北伐时期，当汪精卫在广州街头演讲时，那些女学生听到激动处，都要向美男撒花，报端谓之“天女散花”。除此之外，在诗词歌赋方面，汪精卫也堪称名家，只是自武汉失守后，这位名家无论是演讲的内容，还是写出的句子，已全是“惆怅涛声枕畔闻”之类的悲调。

　　丢城失地该怎么办，汪精卫说，以前的古人们都是要跳井上吊以殉的，现在谁都做不到这一点，那就得想点别的法子。

　　这个所谓的法子，就是“凄然不作零丁叹，检点生平未尽心”，大家都不要去学文天祥唱《正气歌》、《过零丁洋》了，还是现实一点吧。

　　在“渡边工作”中，汪精卫通过“低调俱乐部”的骨干梅思平与近卫的私人代表进行了五轮密谈，最终确定日方以“不要领土，不要赔款，两年内撤军”为优惠条件，支持汪精卫出马主持“和平运动”。

　　一切准备就绪后，近卫内阁于11月3日发表了自“七七事变”以来的第二次对华声明。与上一份声明关上大门不同，这次近卫要开门谈判了，不过他要求重庆政府必须“更变人事组织”，也就是让蒋介石下野，然后才有得谈。

　　这是一个信号。蒋介石或许不明白其中玄妙，所以无动于衷，汪精卫却是懂的。

　　一周之后发生的一件事，犹如火上浇油，令汪精卫一下子跳了起来：“焦火抗战”搞走了火，竟然把长沙给烧了！

　　悲哀之处在于，花园口决堤总算挡住了日军，长沙这把火却连鬼子的一根毛也没烧着，倒霉的全是老百姓。

　　长沙大火让汪精卫找到了另一个抗战打不下去的依据。

　　你们开口闭口“焦土抗战”，怎么样，像长沙那样化为焦土，则万事休矣！

　　在和蒋介石一起吃饭时，他便主动找机会聊起话题，说抗战打到这个样子，国家民族已濒于灭亡，这是国民党的责任，不如我们两人都迅速联袂辞职，以谢天下。

　　（1340）

宝宝寒

　　蒋介石越听越不是滋味，这不是在“逼宫”吗，他把筷子往桌上一拍：那你说，如果我们都辞职了，谁来负起政治责任？

　　饭也不用吃了，两个人你一言我一语，便争吵起来。

　　蒋介石在口舌之辩方面并非能手，而且也没什么耐心，吵了一会把胃口都给吵坏了。

　　好了好了，说什么都是一样，我决心已定，不必再争论。

　　说完，蒋介石扔下汪精卫，自顾自地回房睡觉去了。

　　这是两人之间为数极少的当面争吵，却也是最后一次争吵，之后他们便选择了分道扬镳。

　　汪精卫意识到，他如果继续呆在重庆，是没有办法进行“和平运动”的，但离开不能随便这么一说，必须有内外双重保证。

　　他首先让自己的老婆陈璧君去找了龙云，在他看来，那是一个抓枪杆的地头蛇，如能将其招至麾下，手上就有说话的实力了。

　　作为“云南王”，龙云这时也在犯跟刘湘一样的毛病。

　　眼看着派出去的滇军越打越少，中央政府却一退再退，武汉立不住脚，就去了重庆，重庆要是再顶不住，那不还要来昆明吗？

　　当听陈璧君邀其“起事”时，他立即满口答应。

　　“汪先生”是“党国元老”，只要登高一呼，谁不会拥护。

　　言下之意，他龙云肯定会站过来。

　　找到内部支持，汪精卫再派梅思平、高宗武去和日本人谈条件。

　　双方在上海虹口公园附近的“重光堂”进行讨价还价，八天之后，才达成了“重光堂密约”，实际就把“不要领土，不要赔款，两年内撤军”的“两不一撤”定了下来。

　　当梅思平把“重光堂密约”带回重庆时，汪精卫深知干系重大，也曾左右摇摆，犹豫不决。

　　可是他老婆的兴趣很大，一力怂恿，天天枕边风劲吹，最后就把自己老公吹上了不归路——妻管严历来有好有坏，就看往哪个方向吹了。

　　12月18日，趁着蒋介石到西安主持召开军事会议的机会，汪精卫以出外演讲为名，偷偷飞往昆明。

　　结果一下飞机心就一凉，龙云托病压根就没来接机。

　　汪精卫久经宦场，当然猜得到这是怎么一回事。病者，不是身体有病，而是心里有病。

　　果然，代替前来的卢汉代为转达了龙云的意思，把汪精卫一行人气得够呛：您哪儿来的最好还回哪儿去！

　　龙云临时胆怯，不敢跟着“起事”了，汪精卫只得转去越南河内。

　　汪氏出走河内是一个大事件，整个重庆都被震动了。蒋介石获悉后十分吃惊，但家丑不可外扬，于是赶紧发布消息，称汪精卫是去河内治病的，不久就会回来。

　　汪精卫最大的危险，不仅因为他是副总裁，知道很多重大的军政机密，更因为怕他四处宣扬“这仗如何能打下去”，一经传播，可能人心崩溃。

　　蒋介石还担心，龙云和粤籍将领会不会受其拉拢。为巩固内部，他精心准备了一次演讲，给大家讲了一通历史——

　　民国以前，若论军事经济实力，宋明两朝都不赖，足以抵抗外患而有余，可它们还是被元清给灭了，原因在哪里？

　　（1341）

宝宝寒

　　蒋介石说，就在少数当国者精神萎靡，有兵而不能用，用力而不能抗，假如当时给力一点，又何至于此。

　　“少数当国者”当然不是指的他本人，含沙射影，说的就是汪精卫。

　　蒋介石还说，宋明亡归亡，但亡的是朝代，并非民族。元清非我族类，然而入主中原后皆被汉族同化，这些都应当归功于源远流长的传统文化。

　　现在的抗战是全民族抗战，皇帝也没有了，已无朝代可亡。一旦亡于日本，你别指望日本会汉化，那整个汉民族就真的到了万劫不复的地步。

　　西南将领一般来说，在历史上都有过亲汪的经历，但这一槌子下去，许多人都被敲醒了。

　　蒋介石“治病”一说，给汪精卫预留了后路，重庆方面派往河内的说客也络绎不绝，开出的条件十分优厚——即使汪精卫本人不愿回转重庆，亦可同过往一样，去欧洲疗养。

　　就在此时，近卫发表了第三次对华声明，这对汪氏来说，不啻当头一击。

　　在这份声明中，近卫竟然把“重光堂密约”中最为重要的撤兵条款赖得一干二净，连参与密约谈判的日方代表都认为不可思议，感叹“日本把汪精卫欺骗了”。

　　既然对方赖帐，你也能毁约。可是汪精卫走到这一步早已是进退维谷，身不由己，以致于完全不知道何时该前进，何时该后退，何时又该放弃了。

　　他只能选择发表“艳电”，以响应近卫的声明。

　　很显然，缺少了撤兵一项，这份“艳电”已经相当不值钱了，与投降做汉奸无异。国内顿时响起一片谴责之声，龙云等见势不好，赶紧划清界线，再不敢与汪精卫有任何瓜葛。

　　蒋介石怒不可遏，老帐新帐一起算。他认为自己一直让着汪精卫，可是却没有得到应有的好报。

　　一开始，你卖老资格，看不起我，排挤我，我没过多报复你，而是问自己是不是做得不够好，究竟是对你不仁了，还是待你无礼了。然后，你老兄内囊出来了，不但没什么本事，还无胆气，一出纰漏就跑就溜，把难题都留给我。怎么样，我也包容了，党内除了我，就是你。可这样还不行。现在，你不仅跑到越南，还公开跟我叫板，叫人看我笑话，看看你那不忠不义的样子，跟禽兽又有何区分。

　　按照汪精卫的看法，以他那样的资历和水平，能低下来身子来服侍蒋介石，已经够委屈自己了。可是他没想到的是，蒋介石觉得能容下对方，才是世间罕有的宽宏大量之举哩——你“无道”，我不但没让你滚蛋，还“宽柔以教”，这简直是古代圣哲才能做得到的。

　　蒋介石与圣哲们唯一不同的是，圣哲们想，你既然跟禽兽没区别，我怎么能和“非人类”计较呢（“于禽兽又何难焉”），所以理他作甚。作为国民党领袖和实际元首的蒋介石可不会不计较，也不能不计较。

　　1939年1月1日，国民党中常委召开临时会议，通过决议，永远开除汪精卫党籍，撤销一切职务。

　　汪精卫并无实际的政权，更无军权，依赖的不过是国民党元老的身份和“党内圣人”的名声，随着这两块牌坊的完全倒掉，其在国民党和政府内部已鲜有支持者。

　　（1342）

宝宝寒

　　汪精卫打破头都想不到，就在他遭遇人生最沉重打击之时，日本人还会继续落井下石。

　　1月3日，近卫内阁宣布总辞职，由平沼骐一郎组建新的内阁。

　　日本人的做法是，换一届内阁就换一套政策。“重光堂密约”和近卫声明都出自近卫内阁，他这么一隐身，汪精卫就真的成了里外不是人。

　　近卫内阁的辞职，除了其内部矛盾外，很大一部分原因，无非是因为汪精卫没有起到分化中国内部的作用，想甩掉他了。

　　这一龌龊举动，连负责“渡边工作”的影佐帧昭都在背后骂了起来：近卫竟奇怪地干出这种事，他把“汪先生”这样的中国元老拉到河内，自己却立即辞职，简直没有一点国际信义。

　　直到这个时候，蒋介石仍然想放汪精卫一马，让人带着护照和旅费去河内见汪，再次劝其到欧洲“散散心”。

　　有用吗？没用！

　　犹如杀了人，见了血，递了投名状，任你再怎么苦口婆心，软硬兼施，一脚踏出去的汪精卫都回转不来了。

　　他不断催促影佐去东京帮他联络，而平沼内阁在对汪精卫进行短暂“冷却”之后，忽然意识到这个人还有利用价值，如果把他放到南京组织傀儡政府，在影响力上肯定超过其它“非一流”的大汉奸。

　　基于这一考虑，日本内阁和军部逐步将“渡边工作”延伸为“梅工作”（以梅机关命名），汪精卫也终于被一步步牵引，亲手毁掉了自己的一世名节。

　　很多年以前，有一个哼唱着“引刀成一快”的少年勇士，很多年以后，这个人还在，却已经面目全非。

　　眼前的人，是不是同一个真实的你？

　　人生，总是那么莫测难懂，我们的灵魂时时会失落，我们的内心经常被蛊惑。看着眼前一个又一个被黑夜吞没的轮廓，想想他们也曾高大，也曾无畏，也曾美丽，真有千般滋味在心头。

　　当历史的一页已经翻过，留给后人更多的却是伤感：卿本佳人，奈何做贼？

　　政坛之外的汪精卫绝对具有一个优秀诗人才有的情感和灵性，在他日暮途穷之时，仍然能随口吟出“为问青山绿水，能禁几度兴亡”这样的句子。倘不从政做官，或抗战前即已故去，其人其作留在史册上的就会是完全不同于现在的形象。

　　是耶！非耶？

　　纵有先辈尝炎凉，谅无后人续春秋

　　——汪精卫《自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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