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面抗日战场——从“我的家在松花江上”讲起-----关河五十州

宝宝寒

　　冈村是个极重视军心士气的将领，此类事件，简直比打了败仗都让他感到寒心和后怕。

　　再一翻这些天来的作战日志——

　　“7月18日，南方敌军呈现活跃”。

　　“7月26日、27日，第6师团前面敌军的蠢动状态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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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决不是偶然的进攻，而是有预谋有计划的连续袭击！

　　冈村判断的没错，薛岳策动的夏季攻势已经持续有些天了，虽然势头不是挺猛，动静也不是特别大，但今天打一黑枪，明天摸一岗哨，隔几天还弄出个把“日籍中国兵”出来，无论如何是没法坐视不理的。

　　8月15日，冈村确定要对第九战区发起一次大战役。与随枣战役类似，这次战役也是以攻占要地为次，以歼灭对方有生力量为主。

　　当然了，如果还能顺势攻下长沙则是冈村求之不得的事。因为长沙不比枣阳，此处号称中国米仓，自古以来就有“两湖熟，天下足”的美誉，日军在控制长沙后更能做到“以战养战”。

　　随枣战役基本上是虎头蛇尾，没捞到什么大的好处，可以说是失败了。总结教训，恐怕还是败在动作太明显上面，进攻枣阳，迂回包围，所有招式都一目了然，让人家看得明明白白，岂能不预做防范？

　　这次我要奇袭长沙！

　　以前每次发起战役，冈村都要保密保密再保密，这次却一反常态，战前就故意放出风声，说第11军即将攻打宜昌和福建。

　　宜昌是指着第五战区去的，即使是南方的福建，似乎也跟第九战区所在的长沙搭不上界。

　　冈村以为他很聪明，但是没想到中国人的情报战着实了得，从白崇禧的桂林行营到薛岳的第9战区司令长官部，没有一个不知道冈村是奔着长沙来的。从头至尾，其实就冈村自己被蒙在鼓里，也真够可怜的。

　　冈村要攻的是长沙，这点大家都知道，问题就在于要不要守长沙。白崇禧主张长沙不守，而是退至衡阳，薛岳则坚持在长沙一步不退。

　　按照南岳军事会议的重新部署，第9战区隶属桂林行营，也就是说白崇禧是薛岳的顶头上司，然而薛岳并不服他这位上司。

　　当年薛岳正是春风得意之时，轮到桂系得势，白崇禧上来后毫不客气地把薛岳第1师师长的职务给免掉了，而那几乎就成了薛岳倒霉的开端。

　　薛岳恩怨分明，陈诚把他拉上岸，他记住了，白崇禧把他推下沟，他也记住了。

　　凡是白崇禧的指示电令，只要他认为不对的，马上一个“叉叉”上去：胡说，或者批道：不理，更有心情不爽的时候，扯碎了就往字纸篓里扔，把旁边的幕僚都弄得面面相觑，过后只得再悄悄收拾起来，重新拼贴。

　　在薛岳看来，这没什么过分的，你以前对我“毫不客气”，我现在回报你的当然也只会是“毫不客气”。

　　不过此番却有些不同。

　　放弃长沙并不是白崇禧一个人的主张，而是中国统帅部相当一部分人的意见，最后连蒋介石都同意了。换句话说，薛岳“抗命”抗的不是一个人，而是一群人，但他仍固执己见，不肯让步。

　　（1361）

宝宝寒

　　9月15日，第106师团从东路率先发动进攻，揭开了第一次长沙会战的帷幕。

　　第11军虽然辖有七师一旅团，但各有各的防区，不能整师抽出，一般都得抽一半，留一半，所以6个师团的进攻部队，有相当一部分实际都是以旅团为单位参战的。

　　不能呼拉拉一道上，就应该集中，冈村却偏偏来了个分散。

　　到这时候为止，冈村仍然像是幼稚园的小朋友，自己捂住了眼睛，就以为别人都看不到他了。为了告诉薛岳，他要进攻的不是长沙，而是福建，他分兵三路，以作“疑兵之计”，最后没“疑”住人家，反把他自己给绊倒在地。

　　从总体上看，冈村很是失策，但还是有人给他撑足了面子，而这回帮他争气的，恰恰是“日本最弱师团”。

　　万家岭大捷后第106师团重新进行补充，摇身一变，实际上成了另外一个新编师团。这个“新第106师团”由第11军的特种部队抬着轿子，因缘际会地拿下南昌，首先令他们自信心大增，之后在南昌攻守战中又获得了新编部队最缺乏的作战经验，所以早非吴下阿蒙。

　　第106师团出场后很是抢眼，他们使用迂回绕击的战术，居然就迫使由4个军构成的东路防线连连后退。

　　东路属于“疑兵”， 薛岳对此很清楚，可“疑兵”也不能不重视，只要它一得势，就极可能马上变成“重兵”，并对你形成致命威胁。

　　9月16日，薛岳迫不得已，只能将作为预备队的王耀武第74军派了过去。

　　刚刚才打了一天，就需要使用预备队，而东路还不属于主战线，这令蒋介石闻之都大为不满，特地严令薛岳：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得再把兵力抽到东路。

　　三路进兵，薛岳唯一不用过分担心的是中路。

　　中路与庐山类似，千米以上的高地连绵不绝，属于冈村颇为发怵的“三百米以上”地形，而且薛岳早已围绕山地构筑了坚固阵地，日军要硬攻的话，必然只能重蹈武汉会战的复辙。

　　可是薛岳仍然很危险。

　　春秋时候，有一个著名的田忌赛马故事。

　　故事中说，齐国大将田忌欲与人赛马，却无取胜把握。“武圣”孙膑便给他出了个主意，同样的三匹马，用上等马对中等马，用中等马对劣等马，用劣等马对上等马。比赛结果是，前两匹都赢了，只有后一匹输了，三局两胜，田忌取胜。

　　冈村是“中国通”，他的用兵似乎也仿照了这一典故，即东路用了中等马，不过这匹中等马犹如吃了壮阳药，一个新编师团能牵制对方整整一个集团军，甚至将第74军都逗引了出来，这局就算赢不了，也已经不错了。

　　中路用了劣等马，能不能翻过山都无所谓，仅仅是做了样子，吓唬吓唬你，顺便再分掉你一点兵。

　　冈村所使用的重兵全部集中于湘北西路，出动兵力达到5万多，占去进攻部队的一半以上，而且以“日本最强师团”熊本第6师团作为主力，是标准的“上等马”。

　　就地势而言，湘北完全在“三百米以下”，加上第九战区最为得力的第74军调到了东路，薛岳再怎么折腾，至多也只能整一个“中等马”出来。上等马对中等马，这局必赢！

　　正是由于湘北之战如此重要，所以史家又将第一次长沙会战称之为湘北会战。

　　（1362）

宝宝寒

　　9月18日，第11军从湘北发动进攻。只要湘北得手，冈村就可以一箭双雕，顺势迂回到守军的中路侧后，那里自然也没法再守。

　　三局两胜，薛岳如果一下子输掉两局，不用说，败是注定的。

　　形势急迫，白崇禧三番五次让薛岳后撤，但薛岳就是不接受命令，小诸葛发现桂林行营主任的招牌不灵，于是索性搬出副参谋总长的架子：再不遵令，今后长江以南如有闪失，唯你是问。

　　仍然没有动静。

　　白崇禧无奈之下，只好把状告到蒋介石那里。

　　蒋介石正告薛岳“稍安勿躁，静待时机”，实际上就是避免在长沙决战。

　　这次薛岳不敢再甩出“胡说”或“不理”了，但他却反客为主，在电话里跟蒋介石唠个不停，你不同意他就不放电话。

　　蒋介石为此头疼不已，一听是薛岳的电话，就立即跑得远远的。

　　“委员长”不在，不还有“委员长夫人”吗，薛岳找宋美龄。

　　宋美龄与薛岳的夫人同为海南文昌人，两人是拜把子姐妹。因为这层关系，薛岳与宋美龄的私下关系也很好，他的很多话都是通过宋美龄向蒋介石传达的。

　　薛岳让宋美龄转告蒋介石：就算日军逼近长沙，我也决不后退！

　　这话一递，把蒋介石给急得够呛，至此再也没法装隐身人，只得现身出来连着给薛岳打电话。

　　可是老虎仔也学坏了，他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电话打过去，找不到薛岳，负责接听的参谋回复：薛长官去前沿阵地了。

　　什么时候回来？

　　不知道。

　　犹如击鼓传花，花递到蒋介石那里就再也送不出去了。后者见这样不是办法，便把时任政治部部长的陈诚与白崇禧一道找来。

　　当着他们的面，蒋介石亲笔写下“不守长沙”的手令，让二人拿着去见老虎仔。

　　第十二道金牌驾到。

　　薛岳看完蒋介石的手令之后愣了愣，忽然红着脸冒出一句：我是军人，我决不退出长沙。

　　白崇禧还想对他说一些诸如持久抗战，保存实力的道理，薛岳不仅不愿听，反而更加按捺不住火气：你硬我这么做，我上无以对中央，下无以对国人，以后不敢再穿这身军装了！

　　两句话不对付，一对冤家便大吵特吵起来。

　　陈诚站在旁边听了一会，倒觉得薛岳说得不无道理。

　　你说长沙难以守住，得退衡阳，可如果衡阳也难守呢，该怎么办，再退桂林？

　　虽然说是要持久抗战，不计较一城一地之得失，可国土一共就这么多，退来退去总有个尽头，在中日双方实力如此分明的情况下，究竟到哪里才能找到一个稳妥的必胜之地呢？

　　想到这里，陈诚上前拉架：二位别争了，还是研究一下长沙有无一战的可能吧。

　　说是中间人，但薛岳一听就听出来了，这位是偏向自己的，于是赶紧表态：部队士气很盛，完全可以一战，而且兵力也是绝对够用的。

　　陈诚点点头，转而劝说白崇禧。

　　我看长沙还是应该守，如果长沙都不守，那国际国内的影响太大了。再说，即使退到衡阳也并非万全之计，到时如果驻广州的日本第21军沿粤汉铁路向北抄击过来，大家岂不是腹背受敌，情况可能比现在还要艰难。

　　（1363）

宝宝寒

　　白崇禧似有所悟，特别是后面一句对他触动很大。因为中原大战时，桂军就是在衡阳被北上的粤军所击败的。

　　陈诚见已说动小诸葛，便回头告诉薛岳：你组织反击，“委员长”那边我去报告。

　　薛岳要的就是这句话。

　　他决不相信长沙会守不住。日军凶猛不假，但楚虽三户，亡秦必楚，据于两湖之地，再加上一对铁拳，岂是那么容易被人欺负的。

　　两位钦差大臣走后，薛岳仍不放心。当天晚上，他决定直接向蒋介石请战。

　　已经很晚了，蒋介石也早已入睡，电话是宋美龄接的。

　　薛岳在电话中语气十分激动：我就要在长沙打，打败了我会自杀以谢国人，打赢了，你们也可以算作抗命，把我拖出去枪毙。

　　第二天一早，除了宋美龄的传话，当然还有陈诚的报告，蒋介石开始回心转意，并让宋美龄专门给薛岳打来电话。

　　这种时候，到处都是失败论调，信心非常可贵。既然你有这个信心，那就好好打，

　　蒋介石亲自补发命令：在长沙打！

　　有了这个正式命令，当然就没有抗命一说了。

　　9月23日，包括熊本师团在内的第11军两师一旅团，突破湘北防御，从新墙河徒涉而过。

　　这一幕像极了南昌会战初期的情景，而且看上去，冈村似乎也已经得手。

　　其实不然。

　　薛岳嘴上不说，对南昌会战的失败却一直铭刻在心。那一战与其说冈村战术高明，不如说他的特种部队太出色了。

　　第九战区也有直属炮兵，但与第11军比都没法比，冈村只要把炮兵集中起来，再加上飞机的轰炸，就可以基本破坏防御工事，然后坦克战车往上一冲，守军光凭轻武器是挡不住的。

　　假如你还要与他对拼这个，想要不吃亏都难。

　　薛岳学聪明了，他不在防线上与对手长时间对峙，而是先逐级抵抗，然后再退出一定距离。

　　9月23日，老虎仔的实际部署是，只使用一部分兵力进行正面抵抗，主力全部后撤，但这种后撤不是溃退，而是在等待援兵，积聚力量后待机反击。

　　这招有名称，叫做：后退决战。

　　长沙不是南昌，新墙河也不是修水河，没有道理跟你死扛，且退后一步收拾你。

　　冈村并不清楚薛岳的肚皮官司，他认为门户已经打开，正是狂飙突进的时候。

　　按照南昌会战的程序，过了河之后当然还要迂回。这样不仅可以减少正面阻力，还能为“三局两胜”打下基础。

　　最好是用坦克战车迂回，拉风一点的还可以使用坦克集群等时髦概念，然而冈村发现，他根本就做不到这一点，“最新式战术”失去了用武之地。

　　南昌会战刚刚结束，薛岳就痛定思痛，认识到道路不仅得破坏，还要破坏得彻彻底底，不留一点余地。

　　早在四五个月间，他就在长沙以北搞起了“大破坏运动”，挖水田的挖水田，造湖的造湖，看到山必定要弄一座绝壁，看到道路必定要弄一条深沟。

　　（1364）

宝宝寒

　　这位说了，你自己总得走路吧。

　　老虎仔有绝的，就一条人走的路，他还给改造成了凸形，路上及其两侧都不能开车的那种。

　　第11军过河是过得很轻松，可是过河之后，凡是四个轮子的，什么炮车、汽车、战车，一律望而兴叹，不仅大炮不能拉，坦克也不能开，只能步兵单独推进，而步兵的行进速度也一直快不起来。

　　据说日军官兵脚下穿的大头鞋皆为猪皮材料，一碰到水就会发胀。薛岳便将长沙外围的所有稻田里都灌上水，部队撤退或作战时也有意从水田里经过。

　　“泥水泡猪皮”，日军的皮鞋被浸泡后变得笨重不堪，连抬抬腿都吃力，更别说跑了。

　　与冈村所料不同，第九战区实有两匹“上等马”，除了王耀武第74军外，还有关麟征第15集团军，后者成了薛岳掌握在手中的另一支杀手锏。

　　关麟征，陕西户县人，毕业于黄埔第1期。

　　小时候的关麟征有两个最。一个最，是由于爱调皮捣蛋，所以手心挨先生的板子最多。另一个最，则是他的学习成绩最好，考试总是全班第一，但因为“前最”在先，所以被降格成了全班第二。

　　这是个不甘寂寞的人，要么就好到顶，要么就差到底。有看着他长大的长辈预言，这娃娃将来若成器，就是个杨六郎，不成器，则只能去卖卖麻糖。

　　一开始关麟征的抱负却并不远大。他投考黄埔军校的初衷，也不是什么“主义”或者“革命”，而是觉得当军官很威风。他的终极理想是：能当上连长就不错了。

　　但是多年前的那个预言终于没有落空。

　　20岁那年，他当上了连长，不过不是终极，只是起步，此后就开始了令人眩目的撑杆跳，而且越跳越高，频率也越来越快——

　　24岁，成了新编师副师长，参加中原大战。

　　28岁，已经是中央军第25师师长，参加长城抗战。

　　32岁，升任第52军军长，是保定会战的绝对主力。

　　33岁，在台儿庄大捷中声名誉起，出任第32军团军团长。当时的黄埔毕业生中，能达到军团长这一位置的一共就两个人，除了他，就是胡宗南。

　　战争是成就名将的最好阶梯，而每个人在战场上又都有自己借以扬名立万的一套。

　　长城抗战，打到危急关头时，关麟征曾以师长之尊亲自在第一线发起冲锋，十余个随从官兵全部战死，他自己也被炸伤多处，浑身是血。

　　徐州大撤退，关麟征率第32军团向商丘转移，但是路上一座桥被日军封锁。八挺重机枪对着面扫射，部队怎么冲都冲不过去。

　　关麟征见状大怒，立即调来十几匹快马，自己骑在最前面，趁日军机枪暂停射击的瞬间，驱马队向桥头飞奔过去，仅一个照面就把重机枪阵地给冲散了。

　　关麟征因而得名：关猛。

　　在第一次长沙会战打响之前，关麟征已被任命为第15集团军代总司令，专负湘北战场之责。

　　一切程序都按照薛岳的预想在走，关猛所要做的，就是完美细节。

　　（1365）

宝宝寒

　　第15集团军除关麟征直辖的52军外，其它都是七七八八的临时归属部队，总计达到6个军20多万人。由于原先互不统属，如何节制便成了一个最大的问题，特别是在后撤时，如果大家都抢着往后面跑，有计划的撤退极有可能演变为毫无秩序的溃退。

　　关麟征以身作则，要求所有部队长官都必须走在最后面，有带头逃路的立即予以军法从事。结果这么大一个规模的混编集团军，撤退时却井然有序，未让日军在追击时找到任何空隙。

　　冈村本来以为在湘北打开了缺口，但情况随后就发生了变化。

　　9月26日，本拟利用地形进行迂回包抄的日军突然遭到了强烈抵抗，变得寸步难行。

　　这就是薛岳的反迂回战术，正式名称是“争取外线”。关麟征依计把主力部队保持在日军的侧面，你迂回我，我必侧击你，让对手始终无法舒舒服服地展开阵型。

　　迂回是日军的惯用战法，可以这样说，日本人的战术原则虽然花样繁多，但万变不离其宗，都是一边进攻，一边包围，在迂回上打转转。这个法宝一破，冈村就有些傻眼了。

　　此时他正好得到了一份情报，情报上说，第九战区已在长沙正面集中了相当数量的大部队和所有炮兵。

　　这是干什么，情况不妙啊。

　　再一看，第11军自渡过新墙河之后，已深入150里的距离，可是由于薛岳采用了运粮上山、坚壁清野的策略，长沙附近的所有粮食都被运到山上藏了起来，连弄粮食的工具——磨粉舂米的玩意都没留给小鬼子，前进部队因此很难实现就地补给，有的已陷入军粮匮乏的不利境地，必须依赖空投了。

　　宛如从梦中惊醒，冈村一下跳了起来。

　　你围不了人家，就极有可能被人家所围，倘若继续前进，便只有死路一条了。

　　9月27日，第11军距离长沙已仅有二十里路，可是冈村仍然下令停止进攻，各部队沿原路急速返回。

　　10月2日，关麟征下令全面反攻，掉过头来对日军进行正面追击和侧面围堵。早已集中起来的炮兵部队推前攻击，虽然还是只能以迫击炮为主，但在第11军也没有重武器随身的情况下，马上就像万家岭大捷那样为步兵轰开了通道。

　　这种反攻是令人振奋的，关麟征的部将在夜间追击时偶一抬头，竟得妙句：马首悬明月！

　　前人有云，得句犹如将成功，看来关猛必能有所斩获。

　　（1366）

宝宝寒

　　此后的战局进展果然如此。第11军经数日苦战，早已疲惫不堪，哪里还有心思停下来认真抵挡，其中，相对集中一些的大部队还好，分散担任警备的小部队就倒了大霉，损失最为惨重。

　　在第一次长沙会战中，薛岳首次采用了游击战与正规战相结合的战术，即在大部队撤退的同时，仍在日军背后留下小部队，以扰乱其军心。等到关麟征发动大反攻，不仅小部队更加起劲，就连当地老百姓也都自发地跑出来，帮着抓捕和搜寻零散日军。

　　10月10日，关麟征追到新墙河才停步。与此同时，东路的第106师团亦不得其门而入，被迫退回原防线，冈村的“三局两胜”完全沦为一个笑话。

　　在参加第一次长沙会战的诸将中，关麟征功立第一，升任第15集团军总司令。在黄埔生中，他是担任集团军总司令的第一人，随之而来，便有了一览众山小的感觉。这一年，他才34岁。

　　你不会去卖麻糖，你就是个做杨六郎的上好材料。

　　在攻占武汉和广州之后，日本政府以为中国总该投降了，可是事与愿违。在展开政治诱降，并促使汪精卫叛离之后，又以为可使重庆政府分裂，军队全盘瓦解，谁知仍是春梦一场。

　　最让日本政界感到吃惊的，还是1939年8月21日，德苏两国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

　　一直都以为德国鬼子跟自己是一边儿的，大家都是鬼子嘛，然而希特勒和斯大林出乎意料的幕后交易，等于是把日本给出卖了，上上下下无不哗然变色。

　　既收拾不了中国战事，又防不住德国的“背信弃义”，继近卫内阁之后诞生的平沼内阁由此倍受指责，被迫于8月27日宣布总辞职，由阿部信义重组内阁。

　　阿部上台时，国际局势正在发生剧烈的变化。

　　9月1日，德国进攻波兰，9月3日，英法对德宣战。企盼已久的欧战终于爆发了，可惜它并没有如预想中那样给中国人带来全面利好，由于英法无暇顾及东南亚利益，反而给了东瀛以更多的可乘之机。

　　阿部首相公然宣称，要趁欧战爆发之际，继续向解决“中国事变”迈进。

　　当初日军攻占广州，是为了掐断中国沿海的外援路线，但犹如一只水管，你把这边的口堵住，水必然还要寻找另外一个出口。取代广州的，是南宁，那里的外贸量激增，成为西南国际交通的主干线。

　　其实那时中国有两条对外路线，除了西南，还有西北，可是对西北路线日本人却奈何不得，当然主要是奈何不得苏联。

　　双方不是没有较量过。先是张鼓峰事件，朝鲜军罗南第19师团被打到只剩一个空壳，后是诺门罕事件，新编第23师团几乎被整建制抹掉。

　　正如石原曾经预计的那样，由于日军在中国越陷越深，导致对苏战备薄弱，作战时，对方人多，炮多，飞机坦克多，你拿什么出来跟人家比？

　　两次试图把手伸进锅里去捞煎饼，结果两次都烫出了泡，到第三次就再也不敢了，加上日本航空队对兰州的空袭连遭败北，日本统帅部对西北路线索性采取了视而不见，当它没有的态度。

　　还是捏软柿子吧，这个相对容易。

　　（1367）

宝宝寒

　　就象过去对待南京、徐州、武汉、广州一样，日本统帅部这次又把所有希望都寄托在了南宁之上，他们甚至将即将开始的战役确定为“中国事变的最后一战”。

　　负责登陆并攻占南宁的是广岛第5师团。这个师团虽然在台儿庄大捷中被挫了威风，但其战斗力仍居于日本部队前列。在参加华南作战前，广岛师团专门回国进行了补充，部队缺额全部填到了满，光步兵就达到1万5千，加上特种部队，兵员超过2万。

　　登陆战就是偷袭战。为了封锁机密，当装载广岛师团的舰只停泊于港口时，官兵都严禁登上甲板，只能从船舱的窗口看看外面的风景。

　　就算这样，还是没能保住机密，蒋介石已提前收到了日军进犯的情报，并要求前线作出御敌准备。

　　可是没有人去准备。

　　广西前线的最高指挥机构是桂林行营，然而行营主任白崇禧却到重庆参加国民党五届六中全会去了。

　　主任不在，当然还有行营参谋长可以负责，然而这个参谋长也有事不在，所谓负总责的行营在关键时候成了一座空营。

　　行营下面，是战区。

　　第四战区司令长官张发奎其实自己也得到了相关情报，但他一直都在等待行营命令。倒不完全是墨守陈规，而是因为他人尚在广东韶关，能指挥的也主要是粤军，驻广西的则多为桂军，如果得不到行营指示，就算下命令都不一定指挥得动对方。

　　战区下面，是集团军。

　　守卫广西海防的第16集团军总司令夏威本已奉令调离，由“一二八”淞沪会战时的名将蔡廷锴接任，但夏威对这一人事任命极其不满，以为母奔丧为名，赌气跑回老家去了。

　　上行下效，以桂军为主体的第16集团军便对蔡廷锴来了个集体抵制，使得蔡帅空有一身抗倭之能却无从着力，迟迟不敢就职任事。

　　桂林行营层次复杂，仅从行营到各师司令部，就有五级，假如从团、营、连开始算，则有八级之多，导致信息沟通异常缓慢，基层部队甚至都不知道日军即将登陆的情报，大敌当前，还认为日军的进犯只是惯常的骚扰，打几枪就没事了。

　　对此身为行营主任的白崇禧当然是有责任的。

　　在一般人眼里，广西新桂系的两大首领，几乎就是一对难以挑剔的君臣搭配：李宗仁宽宏大度，有刘备之风，白崇禧则精明能干，“小诸葛”名至实归。

　　不过我们应该知道，舞台上的鲜亮，从来代替不了现实生活中人性的复杂及微妙，皇叔和孔明的关系也是如此。

　　在公开场合，无论是演讲还是训话，白崇禧开口闭口都是“我们总司令”（指李宗仁），不仅不会说半句对李宗仁不满的话，而且给人印象向来是一副谦虚谨慎，甘居人后的“老忠臣”。

　　可是小诸葛其实并不甘于光在主公背后摇摇鹅毛扇。“七七事变”后，李宗仁曾对白崇禧南京之行极为不满，并不是说不同意他去，而是因为后者表现过于“自私”。

　　（1368）

宝宝寒

　　那时李宗仁本打算向蒋介石要一笔出桂抗战的军费，然而白崇禧在被许以副参谋总长的高位后，就把这事完全抛到了九宵云外。更让李宗仁感到格外尴尬的是，他这位“总司令”似乎一下子遭到遗忘，连第五战区司令长官也还是后来靠自己才争取来的。

　　嘴里甜言蜜语，关键时候却抛弃“主公”，一个人去追求荣华富贵。这事让李宗仁很是气愤，私下里当着别人的面说：难道我李某就不认识蒋介石？你白崇禧现在和蒋介石显得那么要好，我李某和蒋介石的关系也不见得就恶劣到哪里去……

　　老猛仔那样的直人快语，你永远不要指望从小诸葛的嘴里能够听到，但他不会说，却会去做。

　　事实上，白崇禧在广西期间，始终都想独揽军政大权，特别喜欢培植私人亲信，而对李宗仁的老部下，则大多采取排斥或不予信任的态度。

　　“七七事变”前后，正值新桂系内部一个比较敏感的时期，忠于李宗仁的部分军官密谋“拥李倒白”，白崇禧看到事不可为，要想立即取代李宗仁老大的位置已不现实，这才选取了和当年黄绍竑一样的道路，索性远离广西，傍着蒋介石做中央高官去了。

　　到建立桂林行营时，情况又不一样。白崇禧以副参谋总长兼桂林行营主任的身份重回广西，李宗仁则远在湖北前线，他的心又大了起来。

　　桂军内部，从军师长到连排长，几乎都是白崇禧任南宁军校校长时的学生，跟小诸葛沾不到一点历史关系的，你就根本别想去做官。夏威敢大闹情绪，说到底，也无非是倚仗了他是白崇禧最可靠的亲信而已。

　　端着广西这只碗，白崇禧还想着别人的锅。

　　广州失守后，日军第21军由于兵力有限，所以未向广东南路一些地区继续扩展，而当地一时也无中央军或粤军驻扎，白崇禧便来了个抢先控制。

　　地盘大了，但是你的责任也大了。第四战区的防线因此扩至上千公里，守备变得非常薄弱，且缺乏纵深防御。

　　在一线部署中，南宁方向又偏弱。这是因为白崇禧在判断上出现了错误，他认为日军如果要窜犯广西的话，必然会就近从广州湾登陆。

　　11月15日，广岛师团突然登陆，不过登的不是广州湾，而是钦州湾。

　　在钦州一线，第四战区用于防守的，只是一个刚刚组建的新编师，无论武器和训练都很差，很快就呈溃散之状。

　　日军的成功登陆，让蒋介石很是震惊。11月16日，他在重庆召见白崇禧，让后者不必继续参加五届六中全会，而要立即返回桂林去指挥作战。

　　白崇禧问：打仗，你信不信得过我？

　　当然信得过，用人不疑，疑人不用嘛。

　　那好，我的要求也很简单。我必须以桂林行营主任的资格全权进行指挥，第四战区司令长官张发奎不能插手，所有各军必须直接听从行营命令。

　　蒋介石立即表示同意。

　　先前情报得不到处理，说来说去，还是行营层次太复杂，反应过慢，第四战区司令长官部更是形同虚设，既然有和没有都一样，干脆让“铁军军长”整别的活去吧。

　　（1369）

宝宝寒

　　11月19日，白崇禧从重庆飞至桂林，开始调兵遣将，组织和指挥桂南会战。

　　除了第16集团军外，另外还有6个军分别从外省向广西集结。可是这时候小诸葛却又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

　　他起初判断，日军登陆后，北上要夺取的是柳州，所以部队均往柳州方向汇集。等到发现广岛师团是以南宁为进攻目标，再往南宁方向赶时，已经晚了。

　　11月24日，南宁失守。12月3日，广岛师团已进抵昆仑关。

　　南宁失守，让蒋介石和白崇禧都有措手不及之感。

　　失去南宁，不仅意味着西南国际交通线的被切断，对重庆而言，也是一个不小的威胁。

　　反攻南宁是必须的，要不惜一切代价厚结兵力。接近12月中旬，共有20万中国军队云集于昆仑关以北。与以往不同的是，此次有相当数量的特种部队参战，光中苏空军就出动飞机115架。

　　12月15日，白崇禧以桂林行营的名义，发出第一号反攻令，其目标是“攻略昆仑关而后收复南宁”，并调杜聿明第5军主攻昆仑关。

　　“七七事变”以前，中国最具战斗力的部队是张治中的德械师及教导总队，另外还有一个税警总团，但是经过淞沪会战，它们如今都成了过去式，现在得看第5军的了。

　　第5军拥有从苏联进口的各种特种装备，从野炮重炮到汽车、摩托车、坦克车，一应俱全，是抗战初期成立的第一支也是唯一一支机械化新军。这支军队曾经历过交辎学校、装甲兵团、第200师、新编第11军等不同阶段，托起它的，是一对曾经历过长城抗战震痛的师徒。

　　师父是徐庭瑶。中原大战时，徐庭瑶刚刚担任师长，由于还未在部队中建立起威信，因此部下有很多人不服他，对他的话前耳朵进后耳朵出，根本不当一回事。

　　徐庭瑶看到下面几个团大多松松垮垮，无论纪律还是训练都不成样子，只有一个团例外。这个团完全按照徐庭瑶的指示办事，你说要驻地清洁，我就把地上扫得干干净净，你说要内务整齐，我就把被子叠得四四方方，你说要训练到位，我就把指标一项项展示给你看。

　　徐庭瑶一问，团长的名字叫杜聿明。

　　徐庭瑶与杜聿明非亲非故，后者也无任何派系背景，但徐庭瑶此后就对杜聿明另眼相看，十分器重，一有机会就尽力提拔。

　　杜聿明，字光亭，陕西米脂人，毕业于黄埔第一期。

　　从黄埔第一期开始，黄埔学生就分左右两派，两派关系一度很紧张，甚至闹到了“汉贼不两立”的程度。杜聿明内心倾向于右派，但他一派都不参加，也一个都不得罪。

　　在杜聿明身上，体现了一种中国人的传统性格，即在人际关系上尽可能圆通，而对个人则要求严谨，一丝不苟。

　　正是杜聿明这种忠厚踏实的人生态度，使他得到了伯乐的赏识，也成为其人生飞跃的重要起点：在徐庭瑶手下，他从团长升成旅长，接着又在关麟征担任师长的第25师里任副师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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