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之至者谓之元——————闲话元朝往事------班布尔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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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文】



　　当燕帖木儿全力平息朝廷内外大大小小的变乱时，文宗皇帝图帖睦尔在干些什么呢。
　　他在忙于自己的兴趣爱好，并在为自己日后重新夺回皇权做着暗中的准备：创立奎章阁学士院。
　　在元朝诸位皇帝中，文宗是最具文艺气质的一位，爱好辞章书画，且有很深的造诣，以前身陷宫廷斗争，颠沛流离，只能自娱自乐。当天历元年（1328年）被拥立为帝后，他第一时间便“立奎章阁学士院，秩正三品，以翰林学士承旨忽都鲁都儿迷失、集贤大学士赵世延并为大学士，侍御史撒迪、翰林直学士虞集并为侍书学士，又置承制、供奉各一员”。
　　奎章阁是元代大都皇宫内收藏文物书画、图书宝玩的殿阁，在兴圣殿西廊。在这里设立学士院，文宗无疑是希望将之建设成为专属自己的学术和艺术殿堂。
　　元朝的最高文化机构是仿效宋朝所建，但将三院改为两院。宋朝立翰林院、国史院和集贤院，翰林院掌管制诰，国史院编修国史，集贤院掌管刊刻经典，搜求古书。而元朝则将翰林院和国史院合并，称为翰林国史院，为制诰和编修国史的所在。集贤院不但要刊刻经典，搜求古书，还负责国子监、道教、阴阳术数的管理。
　　在两院之外设立奎章阁，似乎只是将两院恢复为三院，但实际意义却并非如此。翰林国史院和集贤院已将原来的三院职能都兼顾了，另设一院并无特别的职能，只是作为皇帝与文人观览经书、品评文章、吟诗作对、鉴赏文物的场所。而且，翰林国史院、集贤院的大学士都是从一品官位，奎章阁大学士只是正三品，地位较低，更是难以并称。
　　不过，正如今日只要领导重视，小事也是大事一般。因为奎章阁是文宗专门设立的，又是自己经常出入的场所，其地位虽低，在臣子们眼中，却是可以接近皇帝，谋得进身之阶的黄金屋，反而更显得重要。于是，奎章阁一立，当时元朝有名望的文人学者纷至沓来，如“自许才名今独步”，集诗人、书画家、金石学家为一身的大才子柯九思；名相不忽木之子，大书法家巎巎；色目状元，大诗人泰不华；木华黎九世孙，精于书画的朵尔直班；“长词林”的回纥人忽都鲁儿迷失；并立于“元诗四大家”的虞集、揭傒斯；有“将之以忠义，守之以清介，饰之以文学”之誉的赵世延；有“鸿笔”之称的欧阳玄以及当世大儒许有壬、苏天爵、宋本、李好文、贡师泰、郑深等等，全都进入奎章阁，成为文宗身边的座上宾。
　　身边有了这么多文学之士，自然就会有编书的欲望。奎章阁成立后，文宗几经准备，于至顺元年（1330年）四月正式下诏，命赵世延为总裁，虞集为副总裁，与翰林国史院官一起，采辑本朝典故，效仿唐宋会要，纂修《皇朝经世大典》。
　　赵世延虽是总裁，但年纪已大，又兼着中书省的职务，总编的责任主要由虞集担起，他精心挑选编辑人员：“礼部尚书马祖常，多闻旧章，国子司业杨宗瑞，素有历象地理记问度数之学，可共领典；翰林修撰谢端、应奉苏天爵、太常李好文、国子助教陈旅、前詹事院照磨宋纟兹、通事舍人王士点，俱有见闻，可助撰录。” ——众人各司其职，工作顺利开展。
　　经过一年努力，第二年五月，《皇朝经世大典》完满编成。全书八百八十卷，目录十二卷，附公牍一卷、纂修通议一卷，将元代立国到文宗初期近百年的典章制度进行了全面的概括和总结，是元代典章制度的集大成者。其体例即参考了唐、宋会要又有所创新，凡君事四篇（帝号、帝训、帝制、帝系），臣事六篇，即治典（吏部典志）、赋典（户部典志）、礼典（礼部典志）、政典（军事方面的典志）、宪典（刑部典志）、工典（工部典志），而工典篇分为宫苑、官府、仓库、城郭、桥梁、河渠、郊庙、僧寺、道宫、庐帐、兵器、卤簿、玉工、金工、木工、抟埴之工、石工、丝枲之工、皮工、毡罽、画塑、诸匠二十二目，这是唐、宋会要所没有的。各篇、目正文之前均有专文说明其内容梗概，详述变革之因、设立宗旨，这种编纂方法也比唐、宋会要为佳。
　　这么一部大型政书的编成，文宗十分得意，将之视为“示治平之永则” 的标志。

　　文宗与燕帖木儿君臣二人，一个忙着专权施政、平定朝野，一个忙着吟风弄月、储才编书，可谓各得其所，历史走到这里，似乎有向虚君政治延伸的可能——皇帝端拱朝堂，只干些文化事业，而首相则作为政府首脑，负责一切政务。
　　但这毕竟不正常。虽然这对君臣早已达成了默契，可这种违反惯例的政治结构本身就存在很多矛盾，即使当事人甘之如饴，这些矛盾也会时时刻刻涌现出来。
　　奎章阁学士院，作为文宗的专属文化机构，很快便成了矛盾的焦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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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宗使奎章阁“搜罗中外才俊置其中” ，虽然因为自己的兴趣爱好，可作为一个儒化很深的帝王，这里也有着他难掩的企图——将之作为自己推行儒化，以文治国的基地，在说明奎章阁学士院的职能时，他明言：“昔我祖宗睿知聪明，其于致理之道，自然生知。朕以统绪所传，实在眇躬，夙夜忧惧，自惟早岁跋涉艰阻，视我祖宗，既乏生知之明，于国家治体，岂能周知？故立奎章阁，置学士员，日以祖宗明训、古昔治乱得失陈说于前，使朕乐于听闻。”
　　这么一来，奎章阁的学士们，就不仅仅是皇帝的侍读、秘书，而隐隐有了“帝王师”的作用。而帝王师不仅是读书人的至高荣誉，也承载着极大的责任——教导皇帝成为圣君。学士们自然希望能够借着随侍皇帝左右的机会，突破燕帖木儿的大权独揽，让文宗走上仁宗、英宗的路子，自行皇权，推行儒化。在与皇帝吟风弄月之余，他们常不失时机的说些“劝亲亲，体群臣，同一风俗，协和万邦”之类的话进行劝谏，并试图参与朝政施行。


　　学士们的作为，对于朝廷内外一切事物无不洞悉的燕帖木儿自然早就了然于心。学士们希望皇帝推行儒化，他并不反感，他是个无政见的权臣，自己本身并无用何种方法治国的原则。只要不影响自己专权，以什么治国都无所谓。因此，他支持文宗开科举选士，而且选拔的进士是元朝开科举以来人数最多的；他全力操持文宗亲自祭祀孔孟的典礼，还支持文宗将历代大儒赐以封号——“加封孔子父齐国公叔梁纥为启圣王，母鲁国太夫人颜氏为启圣王夫人，颜子兗国复圣公，曾子郕国宗圣公，子思沂国述圣公，孟子邹国亚圣公，河南伯程颢豫国公，伊阳伯程颐洛国公”；他支持文宗推广伦理纲常，旌表的烈妇孝子为列朝之冠；而文宗建立奎章阁、编纂《经世大典》等等，他也从不干涉。
　　可奎章阁学士们借着陪侍之机不断地对文宗施加影响，想让文宗收回皇权，而且因为皇帝的宠信，奎章阁隐隐成为新的权力中心，对朝政有了施加影响的能力，这可就万万不能容忍了。
　　虽然还只是落不到实处的威胁，燕帖木儿仍然针对奎章阁开始了一系列打击。
　　至顺元年六月，燕铁木儿先让文宗封自己为奎章阁大学士，领奎章阁学士院事，将奎章阁置于自己掌控之下，让勇冠三军的武将领导文化机构，文艺皇帝文宗的无奈可想而知。而在掌控奎章阁之后，燕帖木儿更进一步清洗受宠于文宗的学士。
　　第一个中招的是大学士赵世延。燕帖木儿向文宗进言：“向有旨，惟许臣及伯颜兼领三职。今赵世延以平章政事兼翰林学士承旨、奎章阁大学士，引疾以辞。”——皇上，您可是说过，只有我和伯颜可以兼领三职，赵世延现在在中书省、翰林院、奎章阁都任职务，您应该让他病休。文宗知道燕帖木儿是没事找事，于是含混的说：“朕重老成人，其令世延仍视事中书，果病，无预铨选可也。”把事情压了下来。
　　可隔了一个月，燕帖木儿又指使监察御史葛明诚上书，说：“中书平章政事赵世延，年逾七十，智虑耗衰，固位苟容，无补于事，请斥归田里。” 这下文宗知道燕帖木儿是真较真了，无奈只好下诏：“如御史言，世延固难任中书矣，其仍任以翰林、奎章之职。”——想把赵世延留在身边，只能让他交出中书省的实职，避免其身为宰辅又能常陪在皇帝左右，对朝政施加影响。
　　至顺二年三月，又有御史台臣向文宗上书：“奎章阁参书雅琥，阿媚奸臣，所为不法，宜罢其职。”。 文宗自然知道其背后有谁，于是“从之”，贬雅琥为静江路同知。
　　雅琥原名雅古，字正卿，是“也里可温人”，也就是基督教世家的色目人，泰定元年进士。是元朝中期著名的诗人，其诗被后人评为“句格庄严，词藻瑰丽，上接大历、元和之轨，下开正德、嘉靖之途。” 因为诗写得好，文宗特意赐名雅琥。可就是因为得宠，为人侧目，落得个降职出京的下场。
　　雅琥刚被贬走几个月，是年八月，御史台臣又弹劾奎章阁监书博士柯九思，说其“性非纯良，行极矫谲，挟其末技，趋附权门，请罢黜之。”柯九思是当时书画鉴赏大家，文宗很喜欢他，“凡内府所藏法书名画，咸命鉴定”，为了让他出入皇宫方便，“赐牙章，得通籍禁署”。非但如此，文宗还“念其父谦善教，锡碑名‘训忠’，敕侍读学士虞集为文以旌之”——这么一个皇帝身边红得发紫的人，自然很让人不放心，于是弹劾再起。文宗舍不得柯九思，顶了几次，但怕再顶下去会让柯九思陷入危险，便对他说：“朕本意留卿，而欲伸言者路。已敕中书除外，卿其少避。” 将他贬出大都。
　　文宗深知，无论赵世延、雅琥还是柯九思，不过是自己的替罪羊而已，他无奈的发现，自己这个皇帝无论从实际还是心理，都必须以虚君自许，哪怕是在笔墨堆里幻想一下乾纲独断也是犯忌讳的。所以，对于奎章阁学士们的劝谏和苦心，他只能充耳不闻， 视而不见。
　　当大学士忽都鲁都儿迷失、虞集等人因为“拟制策以进，首以为问，帝不用”，感到“无益时政”从而请辞时，文宗干脆答道：“若军国机务，自有省院台任之，非卿等责也。其勿复辞。” ——政务上的事，都由燕帖木儿他们操持，这不是你们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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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权独揽的燕帖木儿是文宗一朝的时代骄子，而坐在金銮殿上的文宗皇帝则倒更像是这个时代的影子。不过，文宗年纪很轻，即位时不过二十五岁，而燕帖木儿则要比他大近二十岁，只要是正常情况下，文宗足可用比拼寿命的办法打败燕帖木儿，将这个既是栋梁又是芒刺的权臣甩在身后，开创自己的时代——比如汉宣帝之于霍光。
　　可元朝皇帝的寿命总是没有正常情况，武、仁、英、泰定四个皇帝没一个能活过四十岁，文宗年纪轻轻，更当了不到五年皇帝，便也走上了人生的尽头。而原因，则还是元朝皇帝的通病，嗜酒。
　　元代高僧释大?所著《蒲室集》中有一篇《王可毅尚书历任记》，其中记载文宗在建康作怀王时“日以酒韬晦”，“韬晦”云云是指出文宗素有大志，怕泰定帝一系忌惮，便假装沉溺酒色。不过以喝酒来韬晦，时间一长便不可避免地染上酒瘾。所谓酒是穿肠毒药，文宗在美酒的浇灌下将元帝短命的记录再次刷新，享年仅二十九岁。
　　至顺三年三月，文宗皇帝已经病入膏肓，自知不起。而让他难过的还不仅仅是自己的英年早逝，而是继承人也有了问题。
　　文宗有二子，长子阿剌忒纳答剌，次子古纳答剌。至顺元年十二月，在燕帖木儿的一再敦请下，文宗立长子为皇太子。岂料，阿剌忒纳答剌没有福气，当上太子不过一个月，便暴病夭亡。儿子夭折让文宗痛惜不已，迷信佛法的他不禁认为这是哥哥明宗、嫂子八不沙阴魂作祟。于是大做佛事，并依据阴阳家之言，将次子送出宫，专门买宅邸居住，并让燕帖木儿做其义父，改名燕帖古思。自己收燕帖木儿子塔剌海为义子，两人相换做亲。可能，文宗认为燕帖木儿是赳赳武将，可以镇得住冤魂。
　　但长子被立为太子后立即夭亡的痛苦仍时时缠绕着他，使他不敢再让次子成为太子。而人在将死之时，对生平的错事总会有所悔悟，文宗本就对哥哥明宗有着“隐亏天伦”的负罪感，儿子之死更让他心神不宁。病重之时，对燕帖木儿和自己的皇后卜答失里言道：“朕之大位，其以朕兄子继之。” ——打算将皇位传给哥哥的儿子，减轻自己的内疚。
　　对专摄朝政的燕帖木儿来说，自然极希望自己的义子燕帖古思继承皇位。可文宗毕竟是皇帝，别的事情不能自主，谁来继位却是燕帖木儿不能干涉的。不过，因为早年文宗已经将明宗长子妥欢帖木儿贬往广西，身边只有明宗次子，年方七岁的懿璘质班。于是，这个小孩子便被内定为皇位继承人。
　　至顺三年八月，元文宗图帖睦尔病逝于上都。十月，在燕帖木儿的操持下，懿璘质班即位于大都大明殿，是为宁宗，文宗皇后卜答失里为皇太后，新皇帝颁诏大赦天下并减免各地钱粮。


　　朝野之人都明白，对燕帖木儿来说，那个坐在宝座上的小孩子宁宗不过是比文宗更为听话的傀儡而已。太平王的时代还会继续。
　　可似乎上天不忍心看着年纪幼小的宁宗被人随意摆弄，只让他做了四十三天的皇帝，便收走了他。是年十一月，宁宗懿璘质班崩，年仅七岁，成为元朝年纪最小，在位时间最短的皇帝，连改元都没来得及，“既未逾年改元，又未有所建设”
　　从文宗病重开始出现的皇位危机刚缓解了一下，又再次爆发。
　　燕帖木儿旧事从提，向文宗后卜答失里提议，让燕帖古思即位。以卜答失里的内心，何尝不想让自己的儿子成为皇帝？可长子刚当上太子一个月便夭亡，侄子刚当上皇帝一个多月也夭亡，那个人人觊觎的至尊宝座简直成了可怕的诅咒，她不禁认为：“天位至重，吾儿恐年小，岂不遭折死耶？” 于是她又拿出了文宗立明宗之子为帝的遗言：“吾子尚幼，妥欢贴睦尔在广西，今年十三矣，且明宗之长子，礼当立之” ——明白了就是让明宗长子妥欢帖木儿即位，如果诅咒再次降临，倒霉的也不是自己的儿子。
　　当年文宗硬说妥欢帖木儿不是明宗的亲生儿子，将之贬往边疆，小小年纪便饱受颠沛流离之苦，现在又被当做挡煞金鱼招回来登基，而他现在也不过十三岁，回来也不过是傀儡，实在苦命。
　　燕帖木儿虽然并不赞同文宗后的打算，但毕竟是主母，不能强行违逆，何况自己独霸朝纲，即使这个新的小皇帝不会很快夭亡，自己也控制的了局面，便顺水推舟答应下来。
　　文宗后卜答失里和燕帖木儿可能绝不会想到，这个决定是将自己和家族都推向了无底深渊。


　　妥欢帖木儿被迎回大都，燕帖木儿亲自到良乡迎接。已经曾经杀过两个皇帝，也扶立过两个皇帝的太平王对这个一直处于流放境地，在大都中毫无根基的未来皇帝根本没看在眼里。一见面，便摆出两朝耆宿的派头，“与之并马而行，于马上举鞭指画，告以国家多难遣使奉迎之故”。在他看来，这位遭遇坎坷的皇子还不得对自己感激涕零，说些“国家多难，全赖您主持”之类的话么？
　　可是，年仅十三岁的妥欢帖木儿表现出了不符合年纪的沉稳，面对口若悬河的大权臣，竟然“卒无一语酬之”。看着这个不发一语的小孩子，经历了无数风浪的燕帖木儿心中不禁有些慌乱，“疑其意不可测，且明宗之崩，实与逆谋，恐其即位之后追举前事” ——他毕竟是日后的皇帝啊，看样子很不好摆弄，该怎么办？
　　人已经接来了，天下人都知道他即将成为皇帝，何况还有文宗后卜答失里的一力坚持，现在反悔是不行了，可将之立为皇帝实在太危险。燕帖木儿犹豫不决，妥欢帖木儿回到大都几个月，都没有举行登基大典。
　　《元史》中描写燕帖木儿在这一阶段“心志日以瞀乱”，整日沉溺于酒色，似乎是被妥欢帖木儿的表现吓破了胆，无所适从，神智昏悖。可参看燕帖木儿以前的作为，一个猛如虎的强将权臣，一夕之间被个十三岁的小娃娃吓得成了老鼠，岂不前后矛盾？为难是有的，但燕帖木儿已经开始阻止妥欢帖木儿即位的谋划。妥欢帖木儿来到大都不久，便有太史“言帝（妥欢帖木儿）不可立，立则天下乱”。小小太史竟然敢说太后选定的皇位继承人会让天下大乱，这分明就是燕帖木儿授意制造的舆论。而在此期间，“国事皆决于燕铁木儿，奏文宗后而行之” ，完全将远道而来的准皇帝抛在一边。可想而知，时间一久，风头过去，燕帖木儿完全可以推翻文宗后的决定，取消妥欢帖木儿的继承权，让自己属意的燕帖古思即位。
　　但人算不如天算，燕帖木儿可以掌控一切，却毕竟不能掌控天意。妥欢帖木儿来到大都不过几个月，燕帖木儿这座大山竟毫无预兆的突然崩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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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史载，“燕铁木儿自秉大权以来，挟震主之威，肆意无忌。一宴或宰十三马，取泰定帝后为夫人，前后尚宗室之女四十人，或有交礼三日遽遣归者，而后房充斥不能尽识。一日宴赵世延家，男女列坐，名鸳鸯会。见座隅一妇色甚丽，问曰：‘此为谁？’意欲与俱归。左右曰：‘此太师家人也。’”
　　权力导致腐败，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燕帖木儿权倾朝野，骄奢淫逸自然不能免。相对而言，一顿宴席杀十三匹马，娶了四十个老婆，乃至照顾不过来，竟然不认得自家美人，种种这些算不得多么奢靡，相对于世祖朝有着四百四十个老婆的阿合马，实在是小巫见大巫。让人惊异的是他竟然能够娶到泰定帝的皇后做老婆——泰定帝虽然被文宗废掉帝号，但毕竟是大元王朝曾经名正言顺的皇帝，其皇后竟然被臣子霸占，也算是元朝历史上一大奇事。不过，一些史家认为燕帖木儿霸占的是泰定帝第一皇后八不罕，笔者不以为然，须知八不罕乃是天顺帝阿速吉八的生母，燕帖木儿发动政变，夺取天顺帝皇位后将之害死，泰定帝一系万劫不复。八不罕与燕帖木儿有血海深仇，就算她怕死愿意委身，燕帖木儿也是不敢将之留在身边侍奉枕席的。而泰定帝有三位皇后，除八不罕之外，还有兗王买住韩的两个女儿必罕、速哥答里，两都之战后，“俱安置东安州”，被燕帖木儿纳为妻妾的，大概是她们。
　　成天忙于朝廷上的勾心斗角，国家大事还要处理，回到家便陷入酒池肉林，这样得生活即使是铁打的汉子也是难以长久的。燕帖木儿终于在迎接妥欢帖木儿数月后，“体羸溺血而薨”，结束了自己的权臣时代——而为何他死得如此凑巧，竟被人以为是被妥欢帖木儿吓得沉溺酒色而死，那就只能归功于历史的戏剧性吧。


　　燕帖木儿一死，妥欢帖木儿即位的障碍也就不复存在了。虽然燕帖木儿家族，他的弟弟撒敦，儿子唐其势仍在朝中掌握大权，但他们并没有如自己的哥哥和父亲那么重视这个注定是傀儡的小孩子，仍然奉他于至顺四年六月在上都即位，是为惠宗，乌哈噶图汗。
　　除了在位不过一个半月的宁宗懿璘质班，惠宗是元朝有史以来继位时年纪最小的皇帝。而所面对的朝居也是最险恶的：他身边没有自己的藩邸旧臣，朝中也没有拥护自己的势力，自己登基也没有过硬的合法性，不过是前朝皇后和权臣的权益之计而已。年仅十三岁的他坐在宝座上接受文武百官的朝贺时，想必是惶惑不安，窘迫已极，其即位诏中所言“栗栗危惧，若涉渊冰，罔知攸济”，乃是发自真心，并非谦虚。
　　而文宗后卜答失里以及燕帖木儿家族，还在他身上套上了四层枷锁：
　　其一，立文宗次子燕帖古思为太子，所谓“万岁之后，其传位于燕帖古思，若武宗、仁宗故事”——在法律上确定了自己过度者的地位。
　　其二，“立燕铁木儿女伯牙吾氏为皇后”——自己的枕边人也是权臣的女儿，所谓无地自由。
　　其三，在即位诏书中向天下人颁布“八不沙始以妒忌，妄构诬言，疏离骨肉。逆臣等既正其罪，太子遂迁于外”——将自己被流放归罪于已经被害死的嫡母，明宗正妻八不沙，而将真正的仇人文宗和燕帖木儿摘得干干净净。
　　其四，“诏太师、右丞相伯颜，太傅、左丞相撒敦，专理国家大事，其余官不得兼领三职”——将朝政完全委托于文宗旧臣伯颜、撒敦，而且杜绝了自己靠封赏、升官笼络其他朝臣之路。
　　有这四个枷锁，惠宗只能老老实实，不能乱说乱动，当有朝臣向他说“天下事重，宜委宰相决之，庶可责其成功；若躬自听断，则必负恶名”这样过分的话时，他也只能“信之”，并且真的“由是深居宫中，每事无所专焉” 。


　　不过，帝国时代，皇帝即使身为傀儡，只要有心计有谋略，善于运用皇帝的身份，仍有极大的可能在与权臣的较量中获得胜利。惠宗妥欢帖木儿虽然年幼，但坎坷的生活已经锻炼了他远超年龄的心机。他无时无刻都在计划着，如何报父母以及自己的大仇。
　　很快，惠宗便敏锐的发现了突破口——文宗朝仅次于燕帖木儿的另一位大功臣，伯颜。
　　伯颜是蒙古蔑儿乞氏，其祖父称海在蒙哥汗时代只是个百户长，在合州钓鱼城战死。有了这层战功，其父亲谨只儿在成为仁宗母亲的侍卫长，总领隆福宫宿卫。而伯颜也在十五岁时便成为武宗海山的侍卫，跟随海山在西北与窝阔台、察合台两汗国作战，屡立战功，被武宗赐给“拔都儿”，也就是英雄的称号，和燕帖木儿一样，属于武宗一系的铁杆心腹。在武、仁、泰定三朝，伯颜都屡任要职，到泰定帝时，任河南行省平章政事，佩虎符，节制江淮诸军，成为封疆大吏，一方诸侯。
　　正是有了这样的实力，当两都之战时，伯颜成为地方上支持文宗的最有力人物，将河南建设成为文宗朝廷的大后方，囤积了大量兵马、粮草、军械，为文宗一派最终取得胜利立下汗马功劳。
　　不过，毕竟扶持文宗登基的谋主是燕帖木儿，两都之战的首功者也是燕帖木儿，伯颜仅能居于其次。在文宗朝，虽然也名列“广忠宣义正节振武佐运功臣”，受封浚宁王，追封三世，并先后官拜太尉、太保、中书左丞相等要职，但面对“自秉大权”的燕帖木儿，伯颜只能做个位高而权小，名惠而实虚的朝廷老二，享受荣华富贵，却没有多少实权。待到文宗去世，伯颜和燕帖木儿一起成为“顾命大臣”，同受遗诏，也只能做个老二，扶立宁宗、惠宗都是燕帖木儿一力主持，伯颜只是个陪衬。
　　而待到燕帖木儿病死，伯颜便成了硕果仅存的顾命大臣，其地位立即从老二成为老大，惠宗登基后封赏臣下，命伯颜为太师、中书右丞相、上柱国、监修国史，兼奎章阁大学士，领学士院、太史院、回回、汉人司天监事。而燕帖木儿的弟弟，继其成为家族掌门人的撒敦则只是太傅、中书左丞相。在燕帖木儿时代一直低调的伯颜终于可以扬眉吐气了。
　　然而，燕帖木儿在世时所布置的势力仍然树大根深，而撒敦虽不如哥哥有权谋，但也是个厉害人物，凭借哥哥留下的根基，仍能维持其家族的朝中的独大地位。伯颜虽捞了个老大的名誉，仍然只能屈居老二，这对于“弘毅深沉，明达果断”的伯颜来说，已经不可忍受。
　　这一切，惠宗看得一清二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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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是，惠宗开始利用自己的皇帝身份对这两大家族大加封赏。至顺四年十月，惠宗改元元统，以当年为元统元年，当月便封撒敦为荣王，食邑庐州。撒敦遂成为有元以来，第一个异姓一字王。紧接着十一月，惠宗又封伯颜为秦王，锡金印，使之成为第二个异姓一字王。
　　前文说过，元朝的王爵以一字王最为尊贵，世祖、成宗时代仅封给嫡系皇族，到武宗时破了规矩，封给疏族，但也必须是皇室血脉，以异姓而得封一字王，撒敦和伯颜自然对惠宗都感激莫名。
　　但惠宗故意先册封在朝廷中排名第二的撒敦而后册封排名第一的伯颜，却有着挑拨之意，这是在明确地告诉伯颜：你的权势可是还在撒敦之后，你还活在燕帖木儿的阴影之中啊。
　　伯颜虽未必不知道惠宗的用心，但他也很乐意的接受了这一挑拨，他当然想成为朝廷老大，而他也知道，这位皇帝对于燕帖木儿家族十分痛恨，自己如果可以协助他铲除之，则自己便会如燕帖木儿之于文宗一般成为首席赞襄功臣，那燕帖木儿曾经有的一切，自己也必定会拥有。从这一刻起，他义无反顾的登上了惠宗的战车。


　　从元统元年到元统二年，惠宗蛰伏在深宫中静观其变，撒敦、伯颜二人“统百官，总庶政”，各干其事，但也互相提防。在一年多的时间中，边境有些叛乱，地方有些灾害，该镇压的镇压，该赈济的赈济，宫廷的各种典礼也如期举行，朝廷内外有着诡异的平静。
　　而到了第三年，惠宗改元至元，这是世祖曾经用过的年号，新皇帝似乎想要有所作为了。
　　人要做事需要天时、人和，伯颜已经倒向惠宗，这是人和齐备，而改元方罢，天时便也到来——撒敦病故。
　　撒敦是燕帖木儿弟弟中最有才能的一个，他一死，燕帖木儿家族的掌门便落在燕帖木儿长子唐其势手中，这是一个有勇无谋的青头楞，打仗利害却胸无城府，比燕帖木儿、撒敦差得远。惠宗和伯颜的机会终于来了。
　　至元元年五月，伯颜首先发出试探，上书请将右丞相的职务让给唐其势，惠宗态度坚决，诏不允，命唐其势为左丞相。惠宗向伯颜发出了明确的信号：可以动手了。伯颜心领神会，真正做起了中书右丞相，“独用事”，完全将唐其势抛在一边。
　　父亲、叔叔尸骨未寒，皇帝和伯颜便不把自己放在眼里，唐其势又惊又怒，公开放言：“天下本我家天下也，伯颜何人，而位居吾上！”——竟然将自己的想法公之于众，唐其势的政治智慧实在只有小学生水平，你既然说“天下本我家天下也”，那就是要蓄谋造反了。
　　于是，至元元年六月，一场事变突然降临大都，伯颜奉惠宗之命，诛除唐其势，其弟塔剌海、其叔答里等人，将燕帖木儿家族斩尽杀绝。
　　这是元末一个著名的公案，来龙去脉似乎也明明白白：唐其势与弟弟塔剌海、叔叔答里，勾结诸王晃火帖木儿欲图杀害惠宗另立晃火帖木儿为帝，伯颜则抢先发难，将其一党扑灭。
　　但《元史》混乱的记载却处处向人展示，事实真相并非如此。


　　《元史?燕帖木儿传》记载，“唐其势…遂与撒敦弟答里潜蓄异心，交通所亲诸王晃火帖木兒，谋援立以危社稷。…六月三十日，唐其势伏兵东郊，身率勇士突入宫阙。伯颜及完者帖木兒、定住、阔里吉思等掩捕获之。”之后，唐其势叔叔答里起兵，被搠思监、火兒灰、哈剌那海等所败，答里又逃到晃火帖木儿处，朝廷派兵追击，答里被杀，晃火帖木儿自杀，事态遂平息。
　　可是，在同一部《元史》中，《顺帝纪》中记载其事，仅是“庚辰，伯颜奏唐其势及其弟塔剌海谋逆，诛之。”《伯颜传》中则记载：“唐其势及其弟塔剌海私蓄异志，谋危社稷，伯颜奉诏诛之。余党称兵，又亲率师往上都，击破其众。”都没有唐其势及其弟率兵攻打皇宫的记载，而以常理推论，如果唐其势兄弟真的要谋逆，为什么不率军进宫，而是“伏兵东郊”，自己率少数“勇士”冲击皇宫？
　　而整个事变经过，唐其势等人的表现都是仓促、慌乱、毫无章法，先是率勇士攻打皇宫，旋被击败，在两都之战中勇冠三军的唐其势竟然“攀折殿槛不肯出”，而其弟弟塔剌海更是“走匿皇后坐下，后蔽之以衣”，都是可怜兮兮的摸样。他们的另一个叔叔答里在他们的余党逃到自己处后才举兵，也被迅速击败。而与他们“交通”的诸王晃火帖木儿，似乎事先也没有什么准备，答里兵败后逃到他处，追兵赶到，他们便被“追袭之”而全军覆没，答里被擒杀，晃火帖木儿自杀。
　　曾经显赫一时，掌握着政权、军权的燕帖木儿家族，蓄谋已久想要造反，却被如此轻而易举的消灭殆尽，虽然可说唐其势等人无能，但也太过蹊跷了。
　　在《新元史》中，作者柯劭忞基本保持了《元史》的说法，但《伯颜传》中写了一句“至元元年六月，燕帖木儿子唐其势忿伯颜位己上，与其弟塔海杀伯颜，为伯颜所杀，遂执皇后废之。” 这正与《元史?燕帖木儿传》中的一句记载相合：“怯薛官阿察赤亦预唐其势之谋，欲杀伯颜，后擒付有司，具伏其辜，伏诛。”
　　也许，这两句记载无意间透漏了真相。
　　其实，唐其势等人绝非拥立晃火帖木儿，晃火帖木儿不过是蒙古帝国第三任大汗贵由汗的后裔，虽然是皇族血脉，但和忽必烈一系离得太远，在元朝毫无合法性。唐其势怎么能舍掉自己父亲的义子，文宗正牌皇子燕帖古思而立他？所谓交通云云，不过是唐其势将晃火帖木儿引为自己的外援罢了。
　　唐其势等人应该并没有将矛头指向惠宗，而是指向超越他们而成为朝廷老大的伯颜，他们的谋划，不过是让怯薛官阿察赤刺杀伯颜罢了。而这个图谋，被伯颜侦知。于是，伯颜禀奏惠宗说其谋逆，而惠宗自然乐得做个顺水人情，便下诏让伯颜“讨逆”。
　　在至元元年六月三十日这一天，唐其势、塔剌海兄弟应该并非率勇士进宫谋逆，只是带着侍卫进宫看望妹妹伯牙吾皇后。当唐其势兄弟正在与妹妹聊天时，已经做好准备的伯颜率军突然闯入抓人，这才出现了唐其势、塔剌海兄弟惊慌失措，一个“攀折殿槛不肯出”，一个“走匿皇后坐下”的情况，试想，以唐其势的武勇，若真是进宫谋逆，就算事败，也会殊死反抗，怎么这么窝囊？只有一个解释：事发突然，毫无防备。
　　唐其势兄弟被杀，燕帖木儿家族其他成员和党羽完全处于懵然不知和群龙无首的局面，所以其叔叔答里得知消息仓促起兵，立即陷入伯颜的剿杀而失败，至于晃火帖木儿在见到出逃的答里后才知道大都事变，紧接着追兵便赶到，除了自杀，更是无路可走。
　　至于史书记载的混乱、荒唐，只能是史官既要保持政治正确，又想留下些蛛丝马迹让后人琢磨，才出现的情况吧。
　　燕帖木儿家族覆灭，伯牙吾皇后自然不能幸免，眼见着两个兄弟在自己面前被杀，以至于“血溅后衣”，伯牙吾皇后所受的惊吓打击不言而喻，可紧接着，伯颜言道：“岂有兄弟为逆而皇后党之者！”派人强行抓皇后出宫，皇后向着惠宗大哭：“陛下救我！”这时候只有十六岁的惠宗毫无儿女情长，冷然道：“汝兄弟为逆，岂能相救邪！”眼看着兵士将发妻抓出皇宫，不久便被鸩杀与上都附近的民舍。
　　这段记载极类似《曹瞒传》中汉献帝皇后伏后被杀的桥段：后被发徒跣过，执帝手曰：“不能复相活邪？”帝曰：“我亦不自知命在何时也。”——只不过，献帝是无可奈何，而惠宗则是心甘情愿。但无论皇帝态度如何，他们都是被动的配角，而主角还是跋扈的权臣,所谓太阿倒持，皇室衰微便是这样的情形了，有着那般心机的惠宗如何对这一切心甘情愿？
　　惠宗在快意燕帖木儿家族覆灭的同时，也不得不考虑下一步如何对付伯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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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浓重的血腥气逐渐散去，踏着曾经盟友尸体上位的伯颜，隆重拉开了属于自己的权臣时代的序幕。
　　燕帖木儿曾经拥有的，伯颜有过之而无不及，燕帖木儿所有的官衔是六十八个字，而他则是二百四十六个字：元德上辅，广忠宣义正节振武佐运功臣， 太师，开府仪同三司，秦王，答剌罕，中书右丞相，上柱国，录军国重事，监修国史，兼徽政院侍正，昭功万户府都总使，虎符威武阿速卫亲军都指挥使司达鲁花赤，忠翊侍卫亲军都指挥使，奎章阁大学士，领学士院知经筵事、太史院、宣政院事，也可千户、哈比陈千户达鲁花赤，宣忠斡罗斯扈卫亲军都指挥使司达鲁花赤，提调回回、汉人司天监、羣牧监、广惠司、内史府、左都威卫使司事，钦察亲军都指挥使司事，宫相都总管府领太禧总礼院，兼都典制神御殿事，中政院事，宣镇侍卫亲军都指挥司达鲁花赤，提调宗人蒙古侍卫亲军都指挥使司事，提调哈剌赤也不干察儿、领隆祥使司事。
　　所有有实权部门的官职，凡是能够体现位极人臣的官衔、称号几乎无所不包，就差“尚父”、“仲父”之类让皇帝叫爸爸的称号了——这倒不是伯颜谦虚，他其实做得更过分，竟然唆使党羽，御史大夫帖木儿不花上奏请赐予自己“薛禅”封号。这是世祖忽必烈的蒙古语谥号，伯颜要是有了这个封号，惠宗等于拿他当自己的太爷爷了。幸亏奎章阁大学士沙剌班进言：“万一屈从所请，关系非轻。”惠宗这才让学士欧阳玄、揭奚斯拟定了“元德上辅”四个字代替，免去自己当臣子重孙子的耻辱。
　　而燕帖木儿没有的，伯颜也要拥有。燕帖木儿是个无政见的权臣，仅满足于对权力的掌握，而伯颜，则是有着自己一整套施政纲领，他所希望的是改变这个世界，创建自己心中的太平盛世。
　　那伯颜的施政纲领是什么呢？只有四个字，倒行逆施。
　　蒙古帝国从成吉思汗时代起，便重用各民族贤才。到元朝建立，杂糅蒙古法、回回法与汉法并行，蒙古、色目、汉人各民族精英都为之所用。历代皇帝用然虽不免“重跟脚”，但对汉人入仕都不排斥。而地方政府，因为是牧民之官，蒙古、色目官员能任其职却很多难履其责，汉人官员更成为主力。仁宗开科举以来，儒化更成为主流。而到了伯颜这里，开始有计划，有步骤的废除汉法，摈除汉人。
　　在诛杀唐其势一党后不到半年，至元元年十一月，中书平章彻里帖木儿议罢科举，以参知政事许有壬为首的儒臣“廷争甚苦”，但因为伯颜的全力支持，终于“不能夺” 。科举从仁宗延佑年间时开始，于此中断，天下士子无不扼腕。
　　至元三年正月，广州增城县民硃光卿聚众造反，建国号大金国，改元赤符。二月,汝宁信阳州的棒胡造反，“以烧香惑众，妄造妖言作乱”，乱军攻破归德府鹿邑，火烧陈州。四月，又有“惠州归善县民聂秀卿、谭景山等造军器，拜戴甲为定光佛，与硃光卿相结为乱”。这两起变乱虽然很快便被镇压下去，但伯颜便以此为借口，奏禁汉人、南人不得执兵器，并拘刷其马匹。甚至禁农家用铁禾叉，以防造反——不许农民使用铁器农具，逼着农民回到刀耕火种的时代，何其荒唐。日后有元代汉人不许使用菜刀的说法，便是由此演变而来。
　　到了四月，伯颜更下令：“省、院、台、部、宣慰司、廉访司及部府幕官之长，并用蒙古、色目人。禁汉人、南人不得习学蒙古、色目文字。”——汉人、南人被排除于政府重要机构之外，而不许学习蒙古、色目文字，则是将汉人、南人以后的仕途也断掉了。
　　这还不算，到了五月，竟然又让惠宗下诏“汝宁棒胡，广东硃光卿、聂秀卿等，皆系汉人。汉人有官于省、台、院及翰林、集贤者，可讲求诛捕之法以闻。”——因为造反的都是汉人，所以要对政府中的汉人进行大清洗。幸亏此举一旦实施将牵扯朝廷根本，难以推行。而许有壬等汉臣也巧妙周旋，公开场合大力指斥造反不对，表明政治正确，这才让伯颜无从下手。
　　到了十二月，伯颜将排汉推到极致，“请杀张、王、刘、李、赵五姓汉人”，这五姓是汉人中人口最多的,当时元朝人口有2335万户,10438万口,蒙古、色目人不过数百万而已，真要是按伯颜的意思，便是要在全国至少屠杀上千万人口，这简直比后世希特勒针对犹太人的种族灭绝都要疯狂，而一旦施行，必定会遭到全国汉人乃至各地汉官的拼死反抗，大元王朝也就会如同自杀。幸亏惠宗有理智，“帝不从”，才避免了一场浩劫。
　　在蒙古帝国窝阔台汗时期，曾有近臣别迭等言：“汉人无补于国，可悉空其人以为牧地。”幸亏耶律楚材向窝阔台汗陈述“中原地税、商税、盐、酒、铁冶、山泽之利” ，才让中原汉人免受浩劫。当时蒙古帝国兴起不久，以游牧和战争立国，对于城市、农业等等还很隔阂，再加上“岁有事西域，未暇经理中原”，才会有这样的事情。而伯颜提出此议时，元朝立国已近百年，朝廷上下早知道如何治理国家，伯颜自己在河南任平章政事时，也知道兴农安民，“宿奸顽豪尝毒民者，必深治之” ，怎么成了国家首脑后，竟然如此行事昏悖？
　　原因说复杂也复杂，说简单也简单——源自于伯颜的自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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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历史上总有一种人物，其出身低微，经过自己的努力登上权力或财富的顶峰。进取事时候也算明断有为，而一旦身居高位便将一切美德，如睿智、勇敢、坚韧等等抛到九霄云外，只剩下多疑、刚愎和胡作非为。虽有种种客观原因，当根源总是不出自卑二字。
　　伯颜便是这样的人。
　　伯颜是蒙古蔑儿乞氏，这个部族曾经是成吉思汗家族的血仇，抢夺过成吉思汗大妃孛儿帖，直接造成成吉思汗长子术赤的血统悬疑，导致父子失和，可谓一代天骄永恒的伤痛。因此其部被成吉思汗消灭后，贵族均被处死，其民则被编为奴隶，分属各黄金家族所有。伯颜的祖父是蒙哥汗的直属奴隶，到了自己这一辈，便是蒙哥汗之子玉龙答失的孙子剡王彻彻秃的奴隶。
　　蒙古初兴之时，奴隶制是其根本，奴隶完全属于奴隶主，世世代代都为奴隶，难以改变命运。而到成吉思汗建立蒙古帝国之后，这种制度已经有所变化，成吉思汗量才录用，并不计较臣下是奴隶还是贵族，他的开国元勋中，者勒蔑、速不台、木华黎、赤老温等等均是奴隶出身，到了元朝建立，虽然恪于祖制，奴隶制度保留了下来，但很多奴隶仅仅是名义上的，其实都是朝廷官员，并不影响其建功立业，比如世祖朝的大权臣阿合马，其出身也不过就是世祖察必皇后的奴隶，但因为有才能，也成为宰相，权倾一时。伯颜虽然名义上是剡王的奴隶，但也不妨碍他成为武宗宿卫，建工疆场，位列封疆。
　　但是，毕竟出身是奴隶，对伯颜来说始终是个耻辱。按照国法，“凡家奴称主人曰使长，贵贱不易其称”。伯颜即使位极人臣，风光无限，见到剡王彻彻秃也要尊称“使长”，自认为奴隶。这种耻辱让他难以自安：“吾位极人臣岂尚有使长！” 于是诬陷彻彻秃谋反，要求惠宗处死，惠宗知道剡王冤枉，又是自己的血亲，拖着不愿下旨，伯颜竟然矫诏杀死剡王及其儿子。这个事件虽表现了伯颜作为权臣的跋扈嚣张，但也看出其为了摆脱低微出身的迫切以及显露出来的自卑。
　　同样，伯颜面对汉法和汉人的仇视也源自于此，他不可能如燕帖木儿一般只求稳稳当当当个权臣便罢休，希望有自己的创建，以彰显与众不同，出类拔萃。可其智识有限，也拿不出什么新的政策，便回过头来拿出“祖制”做招牌。看似威风凛凛，实则外厉内荏。


　　有这样的权臣执掌国政，大元王朝的国运可想而知。元朝本就灾害频繁，再加上官府豪绅的盘剥，小民百姓生活已经相当困苦，虽然英宗、泰定帝时期施行助役法，缓解民困，但到文宗、惠宗之时也已经出现弊端，“其庶人之役于官者，往往闾左之民也，而富人则有田而无役，甚或不以征，岁终保称贷而输之，至破产者无算。次其田虽近于均，而役则不均也。” 因此各地民变此起彼伏，伯颜明目张胆的排斥汉人，甚至提出屠杀之议，更使得经济问题上升为民族问题，各种“建元改号”的起义频频爆发，这预示着，越来越多的人已经开始无视元朝的合法性了。
　　身居宫中无所作为的惠宗对于此起彼伏的民变造反虽然知道，但还并没有看在眼里，毕竟都是旋起旋灭不伤根本。而伯颜的专权自恣，倒行逆施却是实实在在威胁到了自己的生存。
　　当初二人联手剪灭燕帖木儿家族，都有自己的目的，伯颜是为了取燕帖木儿而代之，惠宗则是为了让自己的皇位稳固，可伯颜的目的达到了，惠宗所得却是不多，虽然不用再担心自己会被暴薨或被废位，可杀父仇人文宗的儿子还是名正言顺的太子；文宗的皇后甚至还被伯颜强迫自己封为“太皇太后”，直接从婶娘升级为祖母。
　　而伯颜专权以来，先是出台了一系列排汉政策，使得朝野一片混乱。之后矫诏杀害剡王，并褫夺宣让王帖木儿不花、威顺王宽彻普化的爵位。剡王与惠宗关系并不亲密，而宣让王、威顺王都是当年协助文宗夺位的功臣，惠宗对他们也并无太多好感，但毕竟剡王是蒙哥汗嫡系血脉，宣让、威顺二王更是世祖直系血脉（镇南王脱欢之子）。在毫无罪过的前提下被伯颜无端除掉，且连请旨这个环节都省略了，这是燕帖木儿都没有做过的事。惠宗怎能不感到脊柱发凉。
　　而伯颜平日极喜欢摆谱，“自领诸卫精兵，以燕者不花为屏蔽，导从之盛，填溢街衢”，而皇帝却“侧仪卫反落落如晨星” 。每当散朝，文武百官“皆拥之而退，朝廷为之空矣”，倒把皇帝冷冷清清扔在宝座上。两相比较，更让惠宗郁闷难当。
　　对惠宗来说，伯颜还是文宗余党，绝非自己可以安心重用的股肱。当初除掉燕帖木儿家族，才能保命保位，而现在要成为真正的皇帝，就必须除掉伯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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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除掉伯颜就必须要有帮手，自从燕帖木儿家族覆灭以来，惠宗着力在培植自己的势力。可是，伯颜对于惠宗虽然不如燕帖木儿般忌惮，看管也是很严，“帝之左右前后皆伯颜所树亲党” ，努力多年，能称为心腹的，只有世杰班、阿鲁两人而已，而他们都只是普通怯薛，没有兵权，难成大事。
　　不过，惠宗的运气非常好，就在他苦于无人可用之时，一个深有韬略、文武双全且又深得伯颜信任掌握兵权的年轻人主动投靠到他的麾下。
　　这个人，便是伯颜的侄儿，时任御史大夫并兼管左阿速卫兵权的脱脱。

　　脱脱字大用，是伯颜弟弟马札儿台之子，“生而岐嶷，异于常儿”，幼年就学于大儒吴直方，深通儒学，“日记古人嘉言善行服之终身”。不但学问很好，且“膂力过人，能挽弓一石”。可谓文武双全。
　　伯颜消灭燕帖木儿家族后，也着力培养自己家族的势力，让弟弟马札儿台拜太保，分枢密院，侄子脱脱任御史大夫，太禧宗禋院使，拜御史中丞、虎符亲军都指挥使，提调左阿速卫并充任惠宗的怯薛。
　　脱脱自幼受伯颜抚养，恩同父子，自然备受信任，伯颜将他安排在惠宗身边是想让他监视惠宗的一举一动。岂料，脱脱与伯父不同，他自幼学习儒学，以忠君爱国为立身之本，坚决反对伯父的政策，而且还深知“伯父骄纵已甚，万一天子震怒，则吾族赤矣”的利害，一直有着“曷若于未败图之” 的打算。他将自己的打算告诉父亲，马札儿台虽然“复怀疑久未决”，不敢支持儿子，但其人恭谨仁慈，在陕西任行台治书侍御史时，遇到关陕饥荒，“赈贷有不及者”，能够自掏腰包“尽出私财以周贫民”，自然也看不惯哥哥的胡作非为，虐民以逞，对儿子的话“以为然” ，对其的图谋更是睁一眼闭一眼。
　　伯颜不明白，在政坛混，不是光有血缘关系就能成为死党，还需要有共同的奋斗目标。燕帖木儿就是为了把持权力，其兄弟子侄都为了这一目标而奋斗，能够紧密团结在其周围。只要燕帖木儿不死，其家族内部固若金汤。而伯颜最亲的弟弟和侄子却是自己的“不同政见者”，哪能不出事？未待政敌动手，堡垒已经从内部败坏了。

　　自从来到惠宗身边，脱脱便希望进入惠宗的圈子，可因为身份特殊，惠宗一党对他一直持有怀疑态度。脱脱多次表明心迹，并与惠宗的心腹世班杰、阿鲁深为接纳，终于得到惠宗的信任。他援引曾在惠宗潜邸任职，现任奎章阁广成局副使的杨瑀也进入惠宗幕僚圈，与世班杰等人一起谋划扳倒伯颜。
　　至元五年秋，伯颜前往应昌，脱脱与世班杰、阿鲁等人打算发动政变阻止其回京，但经过计划发现成功几率不大，只好放弃。但这次谋划有所泄露，伯颜对侄子开始有了疑心。而此时不久，伯颜的大本营河南发生了一起震动朝野的大变故，使得叔侄二人的矛盾进一步公开化。
　　是年十一月，河南省台掾史范孟端，因不满自己官位低下且久不得升迁，便伙同平素与自己友善的霍八失等四人假冒钦差，将平章月鲁不花、左丞劫烈、总管撒里、万户完者不花等数十位河南官员杀死，范孟端自称“河南都元帅”， 拘收行省内大小衙门印信，擅作威福达五日之久。直到范孟端酒醉，无意间将实情告知一小吏冯二舍，被其告发，才事败被杀。
　　河南是伯颜经营多年的大本营，岂料一个微末小吏使一个拙劣的骗术，便将他在河南的党羽屠杀殆尽。伯颜怒不可遏，认为是有人针对自己，下令彻查，可其事不过范孟端几人所为，哪有什么同党？在伯颜追查之下，手下官员自然搞“逼供信”，导致牵连五百多户，死者旋踵，且牵连到廉访使段辅。本就以排汉为己任的伯颜抓住机会“言汉人不可为廉访使”，要求惠宗罢免各地汉人廉访司的汉人官员。御史大夫别儿怯不花怕朝野议论，称病不出，事情便落在脱脱头上。
　　脱脱当然不愿屈从伯父，可也没办法阻挡，问计于老师吴直方，直方道：“此祖宗法度，决不可废，盍先为上言之？”——这时候要搬出皇帝来才有效。于是脱脱向惠宗进言，要他绝不能同意。等到伯颜的奏章上来，惠宗立即以不合祖制拒绝。得知是脱脱在背后“使坏”的伯颜大怒，当着惠宗的面骂道：“脱脱虽臣之子，其心专佑汉人，必当治之。”惠宗连忙解释：“此皆朕意，非脱脱罪也。”这等于直接向伯颜表明，你的侄子现在是我的人了，不许动他。
　　经过此事，脱脱和伯颜可说彻底决裂，他再次谋划，增加宫廷宿卫，打算等伯颜进宫时将其抓捕，可伯颜已经对脱脱深为怀疑“益增兵自卫”，脱脱的计划再次流产。
　　这时，大都城中流传着一句童谣：“白雁望南飞，马扎望北跳。” 白雁自然是指伯颜，马扎应该是指他的弟弟马札儿台。兄弟二人一个“南飞”一个“北跳”，是寓意着什么？人们不得而知，但原本权势煊赫的伯颜，自己的弟弟抱着“非暴力不合作”态度，侄子脱脱又是个重量级的叛徒，赖之起家的大本营心腹又被一网打尽，实力大为削弱，童谣的预兆将不利于他，却也是朝野的共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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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过多次变故，又有童谣示警，按说伯颜应该加强警惕，先下手铲除脱脱，或者干脆利用自己的势力废黜惠宗，扶立燕帖古思。可范孟端之乱后，他已察觉脱脱欲对自己不利，却除了增兵自卫之外并没有什动作。他没有动作，脱脱和惠宗却不会闲着，仅三个月后，便再次发动了对于伯颜的政变。
　　而这一次，他们终于成功了。
　　至元六年（1340）二月，伯颜邀请惠宗去柳林打猎，此时二人已经摊牌，惠宗自然托疾不去。伯颜怕惠宗在京中生事，可又想打猎，于是便带着太子燕贴古思同往。在他看来，皇位继承人在手，皇帝要是敢作乱，自己也可用太子号令天下——而让笔者奇怪的是，有这样的图谋，说明京中情势已经很紧张了，这个时候非要打猎不可，有那么大的瘾吗？
　　伯颜一离京，脱脱等人立即开始了行动。命所掌握的卫军控制了京师，将各们钥匙收在手中，派亲信列布城门下。之后，惠宗在玉德殿诏近臣汪家奴、沙剌班及省院大臣先后入见，主符檄，发号令，下诏贬黜伯颜，诏曰：“朕践位以来，命伯颜为太师、秦王、中书大丞相，而伯颜不能安分，专权自恣，欺朕年幼，轻视太皇太后及朕弟燕帖古思，变乱祖宗成宪，虐害天下。加以极刑，允合舆论。朕念先朝之故，尚存悯恤，今命伯颜出为河南行省左丞相。所有元领诸卫亲军并怯薛人等，诏书到时，即许散还。”
　　与此同时，脱脱派太子怯薛月可察儿率三十骑暗中潜到柳林太子燕帖古思的大营，连夜将燕贴古思接回京师，断了伯颜后路。
　　待到第二天天明，得知消息的伯颜匆匆率兵回京，却只见大都城各门紧闭，派人叫门，无人应答。而侄子脱脱则倨坐城门之上宣读罢黜伯颜的圣旨，并明言“有旨黜丞相一人，诸从官无罪，可各还本卫”。伯颜没了太子，便没了武力相抗的凭借，诸卫士兵见伯颜失势，哪里还愿为他卖命，四散归营。有着二百四十六个字官衔的伯颜顿时成了光杆司令，只能可怜巴巴的要求“陛辞”，见惠宗一面。但惠宗哪里还愿见他，无奈之下只能启程。

　　政治斗争是残酷无情的，惠宗和脱脱迁伯颜为河南左丞相不过是权宜之计，待到局势平稳，便再下狠手。于是年三月，命徙伯颜于南恩州阳春县（今属广东）安置，将外调改为流放。真是应了那句童谣，让伯颜“望南飞”了。
　　被侄子一举扳倒本已经淤积于胸的伯颜又遭打击，年过半百的他哪里还能承受的住，终于没能到达广东，便于途中病死在龙兴路（治今江西南昌）驿舍。
　　史载伯颜南下途经真定（河北正定县以南）时，有“父老奉觞酒以进”，一肚子委屈的伯颜问道：“尔曾见子杀父事耶？”想博得一句安慰，可献酒的父老也不给面子，直言道：“不曾见子杀父，惟见臣杀君。”暗讽伯颜襄助燕帖木儿杀害天顺帝和明宗并杀害自己的使长，这话使得伯颜“俯首有惭色”——这真是那句电影名言：出来混，迟早要还的。
　　读史至此，人们都要问，为何伯颜在这次事变中毫无还手之力？说奇怪也不奇怪，伯颜和惠宗没有燕帖木儿之于文宗那样一损俱损的羁绊，不过是互相利用，而他专政以来四处树敌，汉人官僚集团对他恨之入骨，蒙古宗王因剡王及宣让、威顺二王之事对他又恨又怕，大都主要卫戍部队钦察、阿速两卫军中，钦察卫军本就倾心于燕帖木儿家族，不过是畏其权势虚与委蛇，阿速卫军又掌握在脱脱手中。而马札儿台、脱脱父子更是背叛了伯颜。能算得上伯颜铁杆盟友的，只有身居宫中毫无势力的文宗皇后卜答失里和太子燕帖古思而已。伯颜看似气势汹汹，其实已成无根之木，脱脱敢多次发动针对他的政变，而他虽有察觉却不能果断处置，均根源于此，失败是势所必然，不过早晚而已。

　　伯颜倒台，惠宗终于拿回了皇权，成为大元朝真正的主宰者。压在他心头的仇恨终于可以宣泄了。
　　伯颜死去三个月后，至元六年六月，惠宗正式下诏将文宗牌位迁出宗庙，废除其庙号，对文宗皇后卜答失里，更言明“本朕之婶，乃阴构奸臣，弗体朕意，僭膺太皇太后之号，迹其闺门之祸，离间骨肉，罪恶尤重” ——将太皇太后名号革去，流放东安州。至于燕帖古思，也废除太子名位，流放高丽。
　　惠宗当年被文宗流放高丽，自己得势也将其儿子流放高丽，可算是存心报复。但他自己是从流放的境遇中死灰复燃的，自然不愿重蹈覆辙，密令处死燕帖古思。那位在扳倒伯颜政变中到柳林接燕帖古思的太子怯薛月可察儿接到了这一命令，在流放途中将燕帖古思杀害。不久，得知儿子遇害的卜答失里也在贬所凄凉死去。
　　文宗死后不过五年，他和燕帖木儿靠着血战、阴谋乃至兄弟相残得来的天下便又全部奉还给哥哥明宗一系，自己则是魂无所依，断子绝孙。
　　若其地下有知，是否会有“是非成败转头空”的感慨呢？

　　在燕帖木儿、伯颜两人的权臣时代先后落幕之后，我们也可分析一下他们是何等样的权臣了。
　　清代学者赵翼在《廿二史劄记》中对于这段权臣时代有过评价：“开国之初，风气淳古，宗亲将帅推戴，咸出于至公，故无悖常乱纪之事。迨铁失之弑主，燕帖木儿之废立，则全是权臣肆意妄行，大柄在手，莫敢谁何。遂任意易置，此可后世鉴也。”
　　这话对于燕帖木儿可谓精到之评。
　　元朝因有蒙古帝国时期制度的遗存，当储位不定的时候，往往需要宗室、重臣推戴继位人。成宗、武宗之立虽有一些问题，但也是各方所都能接受的合适人选，到铁失弑君，已经有了臣子利用兵权擅行废立的恶例，但所幸泰定帝只是坐观成败，登基后立即诛杀铁失一党，皇权并未旁落。而到了文宗之立，燕帖木儿不但以一己之力利用兵权挑起内战，拥立新君。而且一连杀害两位皇帝，事后更是备极荣宠。这就使得文宗虽是皇帝，却被紧紧绑在他的战车之上，与他荣辱与共，祸福相倚，皇权旁落也就是题中应有之意。
　　燕帖木儿能够代替皇帝行使皇权，虽其还要托庇于皇帝，比不得董卓、曹操足以掌握改朝换代的资本，却不用担心皇帝会翻脸，类似于诸葛亮与后主刘禅之关系——当然其才德与武侯是不可同日而语了。
　　而伯颜作为燕帖木儿的后继者，靠的是帮剪除燕帖木儿家族，与皇帝的关系仅是互相利用而非荣辱与共，势力远不如前任牢固，不过是燕帖木儿专权的余韵而已，而他又因揽权过度胡作非为，终于一朝败亡，则类似于李林甫、严嵩了。
　　而二人一个无政见而只要权势，一个有政见却倒行逆施，都这能算是政客，远算不得政治家，虽先后掌权十年之久，元王朝却是每况愈下。
　　倒是继他们而起的脱脱，却是个有元一代难得的有政见、有原则、有抱负又有担当的政治家，为行将就木的元王朝注入一股清新活力，留下了一抹最后的光辉。
　　但先后铲除两大权臣集团的惠宗对于自己的权力有着近乎偏执的把持，容不得丝毫旁落，脱脱在惠宗之下仅能主政，不能专权，终于不能力挽狂澜，在权臣时代结束二十八年后，元王朝的时代也走了向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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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宝寒

　　【正文】


　　天予弗取 反受其咎——元惠宗妥欢帖木儿把握和错失的机会

　　有一个笑话，一个神父在洪水来时躲在教堂顶上，先后有救生筏、独木舟、直升飞机来救他，他都拒绝了，并说“万能的上帝回来救我的”，最后他淹死了，上了天堂，质问上帝：“我那么相信你，你为什么不来救我？”上帝很生气：“我派了救生筏、独木舟和直升飞机去救你，你都拒绝了，你让我怎么办？”
　　这恐怕就是“你当自救，上帝才会救你”，而用中国的古话来说，便是“天予弗取，反受其咎”。
　　中国的文人在教育帝王的时候，总会有两句话，一为“得民心者得天下”，一为“天予弗取，反受其咎”。天心、民意，看似一个在上，一个在下，但信奉“天人感应”的中国人总是认为二者可以统一：你若在意民意，以万民之心为心，那么天意也会站在你这边。
　　而中国百姓总是很善良的，连带着天意也很宽宏，他们总是会给帝王们很多次机会，你若能把握这些机会，他们仍会对于山呼万岁，视你为天子，你若一律不管不顾，那么民心背你而去，天意也会惩罚于你，你也就再没机会了。
　　元朝的末代皇帝元惠宗妥欢帖木儿，一个性格极为复杂的苦命帝王，从落难王子到荣登九五，他很好地利用了命运的一次次眷顾，剪除权臣之后，本也有思大有为的励精图治，但终究陷入声色淫逸之中不能自拔，而当义军纷起土崩瓦解之际，天心民意仍给予了他多次机会，却都被他亲手放弃，终于葬送了祖先辛苦打下的基业，成为历史上最典型的亡国之君。

　　惠宗在位三十五年，是元朝历史上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即使是开国之君，享有近八旬高龄的世祖忽必烈，在皇位上的时间也比这位重孙子少一年。而其帝王生涯，虽不如世祖波澜壮阔，却也是大起大落，充满戏剧感。
　　从他的出生，便在历史上生出种种事端。
　　本来，惠宗是明宗和世剌的长子，但不是嫡子，明宗正妻八不沙所生的是次子懿璘质班，而惠宗的生母只是侧妃，且不是蒙古人，而是畏兀儿人，阿儿思兰郡王后裔帖木迭儿之女。
　　当年成吉思汗建立蒙古汗国，周边的国家要么与之为敌，要么主动归附。西域各小国都审时度势，主动投诚，如高昌回鹘的亦都护（幸福的君主）巴尔术阿尔忒的斤、海押立与阿力麻里两地的哈剌鲁首领阿儿思兰汗、斡匝儿等人均是如此。
　　哈剌鲁部是葛逻禄突厥的一支，因此阿儿思兰才称“汗”，而归附之后自然要去掉汗号，成吉思汗封其为郡王，许子孙世袭，仍居其地。
　　到明宗因为和叔叔仁宗争位而北逃，路过其地之时，阿儿思兰郡王已经传到第四代帖木迭儿。虽然明宗此时是个落难皇子，但对帖木迭儿来说还是高贵的，于是将自己的女儿迈来迪嫁给明宗做了侧妃，婚后不久，惠宗便出生在明宗在西北的驻地金山。
　　惠宗的身世原本清清楚楚，不但《元史》有明确记载“母罕禄鲁氏（哈剌鲁），名迈来迪，郡王阿儿厮兰之裔孙也。初，太祖取西北诸国，阿儿厮兰率其众来降，乃封为郡王，俾领其部族。及明宗北狩，过其地，纳罕禄鲁氏。延祐七年四月丙寅，生帝于北方”，而且惠宗即位后，颁布《帖木迭儿追封威宁王制》，追封自己的王外父，也就是外祖父，其中将母亲家族的世袭乃至自己的出生说得明明白。
　　然而，因为“明文禅替”的残酷，惠宗的身世竟然成了千古疑案。
　　原来明宗暴崩之后，文宗重新即位，不久便处死了明宗正妃八不沙，并将妥欢帖木儿流放高丽，之后又流放广西。无端流放侄儿，总要有个借口，文宗便直接编造，说妥欢帖木儿并非明宗亲生儿子：“初，文宗在上都，将立其子阿剌忒纳答剌为皇太子，乃以妥欢帖穆尔太子乳母夫言，明宗在日，素谓太子非其子，黜之江南，驿召翰林学士承旨阿邻帖木儿、奎章阁大学士忽都鲁笃弥实书其事于《脱卜赤颜》，又召集使书诏，播告中外” ——先假借妥欢帖木儿奶妈失言露出真相，然后便作为定论之后还将此事编入书中传播天下，弄得人尽皆知。
　　而后来妥欢帖木儿被立为皇帝，于是便将造谣屎盆子扣在了已死的八不沙头上，说她“离间骨肉”，将谎话圆过去了。待到惠宗铲除伯颜，彻底为嫡母和自己平反，昭告天下，恢复名誉。
　　事情到了这里，原本已经平息，岂料到了元朝灭亡，明初的隐士权衡写了一本《庚申外史》，根据文宗当年的诬陷，说南宋末代皇帝赵显奉诏在甘州山寺出家，明宗从北方回大都时路过，将其一子收为自己的儿子，这个儿子便是妥欢帖木儿。
　　其实，赵显奉诏出家是在吐蕃，并非甘州，而明宗从金山回到中原是在天历二年，其时赵显已死，这段记载本就是作者胡编。可越是胡编的故事越有读者，到了明朝洪武年间，福建正和县儒学训导余应借着这个故事写了一首《读虞集所草庚申君非周王已不子诏有作》一诗，诗云：
　　皇宋第十六飞龙，元朝降封瀛国公。
　　元君诏公尚公主，时蒙赐宴明光宫。
　　酒酣舒指爬金柱，化为龙爪惊天容。
　　元君含笑语群臣，凤雏宁与凡禽同。
　　侍臣献谋将见除，公主夜泣沾酥胸。
　　瀛公晨驰见帝师，大雄门下参禅宗。
　　幸脱虎口走方外，易名合尊沙漠中。
　　是时明宗在沙漠，缔交合尊情颇浓。
　　合尊之妻夜生子，明宗隔帐闻笙镛。
　　乞归行营养为嗣，皇考崩时年甫童。
　　文宗降诏移南海，五年仍归居九重。
　　壬癸枯乾丙丁发，西江月下生涯终。
　　至今儿孙主沙漠，吁嗟赵氏何其雄。
　　惟昔祖宗受周禅，仁厚绰有三代风。
　　虽因浪子失中国，此为君长传无穷。
　　这不但是对权衡所说的继承，更是一种发扬，将事情的来龙去脉写得有鼻子有眼，犹如亲眼所见一般，不但说明宗收赵显之子，还将赵显说成了元朝的驸马，娶了公主。而到了明永乐年间，时任尚宝司少卿的袁忠彻更进一步，将故事编的更圆，不再提驸马一说，而且编出明宗是看中了赵显的妻子，强行夺走，而其女已经有孕，被抢走后生下了妥欢帖木儿。为了更显真实，还抬出永乐皇帝来做注脚，说其在观看宋朝、元朝诸帝画像时，元朝诸帝从惠宗往上，个个“魁伟雄迈”，而只有惠宗和宋朝诸帝一般“气象清癯，若太医然”。以此证明，惠宗乃是赵宋皇族血脉。
　　根据胡说继续杜撰，也还是更虚妄的胡说而已。可明朝之后的文人们竟大多相信了此说，明代便有叶盛《水东日记》、黄溥《闲中令古录》、何乔新《宋遗民录》、陈霆之《西谈》、张志淳《南园漫录》、陈汝琦《甘露园短书》、朱梦震《河上槠谈》、陈师《禅寄笔谈》、吕邦耀《续宋宰辅编年录》等书将之作为信史予以记载。到清朝，又有钱谦益《牧斋初学集》、全祖望《鲒绮亭集外编》、赵翼《二十二史札记》、万斯同《庚申君遗事》等大家名著继续予以发扬。这么一来，胡说简直成了定论，到了民国，即使如王国维这样的大师级学者，也在自己的《观堂集林》中论述其事，认为不但妥欢帖木儿是赵显之子，连赵显被杀都是因为明宗抢人儿子而杀人灭口。
　　赵显作为南宋末代皇帝，被俘虏北上，之后强迫出家，到了风烛残年又被赐死，是个很让人同情的人物。再加上元末民族矛盾尖锐，更会有人以他为蓝本编故事来发泄心中不满，将妥欢帖木儿说成是他的儿子，应该就是这种情绪的反应。而明代对于元史研究并不重视，即使官修《元史》都敷衍草率，更不用说民间的记载了，这样的以讹传讹大行其道，清朝以及之后的很多学者便也着了道。类似的事情在历史上也不鲜见，如秦朝时传说秦始皇是吕不韦之子，清朝时传说乾隆皇帝是海宁陈家之子等等，都不过是包含政治感情的小说家言，稍微细作研究便可戳破。一些学者，如写作《元史纪事本末》的陈邦瞻，写作《元史类编》的邵远平，写作《蒙兀儿史记》的屠寄等人便没有理睬这些谬传，但相对于相信者反倒是少数。
　　不过，我们倒也不该过于苛责相信谬传的学者们，史学研究重在比对不同史料以发现真相，而古代档案资料收集不易，元朝史料更是杂乱繁复，即使现在科技发达，尚且感叹学术研究之不易，况数百年前呢？
　　只是这谬传无端苦了惠宗妥欢帖木儿，作为君临天下三十五年的元朝正牌皇帝，却成了南宋末帝的遗腹子，其最后的仓皇辞庙，也仿佛是故意败坏大元基业，将江山还给汉人一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