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岁月------关河五十州

宝宝寒

　　咸丰如此急于起用林则徐，是因为广西出事了。
　　“南京条约”中的一个重要条款便是“五口通商”，原先只有广州这么一个对外通商口岸，现在增加到五个，货物运输便不再仅限于一地。这直接导致两广地区的生活链发生变化，过去在这个链条上求生存的人们大量失业，就连山区通道上的苦力因无处觅活，也纷纷加入秘密社团，以另谋出路。
　　广东因有徐广缙坐镇，管制较严，同时那里又是中外矛盾的焦点，官民要协同对付洋人，所以有心造反或欲乱中谋利的人暂时没有混头，都一批批涌入广西，并与当地的秘密社团联成一气，使得广西秩序混乱到了极严重的地步。
　　灾祸要么不来，要来都是顺杆子往上溜。从1848年开始，广西连续三年干旱，进一步激化了社会矛盾，其间起义和暴动不断，规模较大的便有十余起之多，也就是说，在道光去世前的那两年，广西内乱已有预兆，可是这一切道光都不知道，他被蒙在鼓里。
　　蒙他的便是穆彰阿。在穆彰阿的授意下，广西地方一直隐瞒真相，道光到死还以为广西很太平哩。
　　为此就苦坏了他那儿子。被捂得紧紧的盖子揭开后，情况之恶劣让咸丰看得触目惊心，直觉告诉他，广西内乱将成为他当政后的第一个重大考验。
　　广西局面的不可收拾，与当地官员的敷衍塞责和得过且过有很大关联。这些人即使看到危机，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反正在我任内不出事就好，等下一任上来，好赖自然由他们担着——其实就是一群猪一样短视的庸吏而已，后来追究责任，除了已老死的以外，无一不受到严惩，想后悔都晚了。
　　广西巡抚郑祖琛就是这样的愚腐之辈。他信佛，眼看火就要从地面上烧起来了，还念叨什么“以不杀一人为功德”，到最后养痈遗患，弄得四周围全是要杀他的人。
　　咸丰将原广西巡抚、提督一抹到平，全部予以革职充军，他要置换高手强将，重新来过。
　　一开始，他想把徐广缙调去广西，但受广西影响，广东也正动荡不安，徐广缙自顾不暇，难以脱身。这之后，咸丰便想到了林则徐。
　　如穆彰阿所言，林则徐确已虚弱不堪。
　　在鸦片战争之前，林则徐就已是官场数一数二的人物，历任七省，政绩方面，别人最多是不错，他却是两个字：“卓越”。
　　即使被撤职贬斥之后，林则徐仍对战争失败的教训进行了深刻反思。
　　海战打不过，陆战也打不过，缘于“我炮不能及彼，彼炮先已及我”，这是武器上的巨大差距。
　　原来“夷人”确实是有长技的，不承认不行，不学习更不行。
　　林则徐把他总结出来的这一理念，连同历来翻译研究西方的资料，都一并交给了自己的好友魏源。魏源后来据此编出了《海国图志》一书，并提出了一个影响深远的思想：“师夷长技以制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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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道光再也不会给林则徐“制夷”的机会了。那次黄河合龙，让林则徐最感伤痛的还不是得不到赦免，而是道光选择宣召的时机，皇帝摆明就是要在黄河合龙的这一天给他以沉重一击。
　　历来的爱恨情仇都是如此，你给我制造了伤口，我不仅要予以回击，而且还要让你的伤口流血，不仅流血，还要再在上面撒上把盐。
　　当着王鼎的面，林则徐表情淡定。两人分别时，为宽慰对方，还说了一些诸如塞翁失马，焉知非福之类的话，可他的心其实已被完全搅碎，道光报复他的目的达到了。
　　刚到伊犁的那段日子里，林则徐明显变得消沉起来。在给友人的书信中，谈到“制夷”，他的回答竟然是：“得了且了”——能结束就快点结束吧。
　　这不应该是林则徐的风格，可是他能够怎么办呢。伊犁将军布彦泰久闻大名，很器重他，然而关照方式也无非是给安排一个相对轻省些的活，即派在粮饷处当差，此外就是“终日萧闲，无所事事”。
　　林则徐有过获赦的机会。民间士绅曾自发筹资，准备采取用钱赎罪的方式，把林则徐从新疆接回内地，但被林家父子婉言谢绝。
　　如果他愿意，还可以变卖不多的家财，罄其所有，亦足以自赎，更不要说去花别人的钱了，后者是林则徐的道德品质所决不允许的。
　　他不想这样屈辱地回到内地，既然辜负了皇帝和国家的期望，也许就应该活活受罪，他不再冀望于“生入玉关”了。
　　一天天过去，边塞“雪窖冰堂”的生活严重摧残了林则徐的健康，以致于他几乎没有哪一天不生病，心情也时时处于抑郁之中。
　　但是即使在他最困顿的日子里，也没有忘记要造福当地。1844年夏季，林则徐捐资承修了清代伊犁最大的水利灌溉工程阿齐乌苏渠。这条水渠修成后，极大地改善了伊犁的农田灌溉状况，当地人称之为“林公渠”。
　　在伊犁，从伊犁将军到小老百姓，没有人不尊敬这个光荣的囚徒，并皆以能够得到林则徐的书法题咏为荣。有一段时间，人们在伊犁街头争相购买用于写字的绢纸，以便找林则徐求字，最后导致绢纸都断了货，而林则徐的手迹墨宝则传遍“冰天雪海”。
　　好人有好报，“林公渠”诞生半年后，林则徐的人生转机开始出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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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45年初，布彦泰鼓足勇气，向道光保举林则徐，没想到道光破天荒地点了头，允许让林则徐负责查勘南疆的恳荒情况。
　　这是一个可虚可实的活，实际上可看作是道光宽赦林则徐的一个过渡，布彦泰特地征求林则徐的意见：“你是想远一些，还是近一些？”
　　林则徐回答是远一些。
　　远一些，无疑会艰苦一些，但可以更好地了解边远地区百姓的生活情况，解决他们的困难。
　　这一路上，林则徐一边实地勘查地亩，一边到农家访贫问苦。他发现当地回民生活艰难，就提议把三万七千余顷垦田全部交给回民耕种。同时，他还发挥自己精于民生治理的长处，改进和修建了许多新型的坎儿井，又帮助棉花产区的老百姓制造纺车，后来被分别冠名为“林公井”和“林公车”。
　　林则徐行经两万余里，几乎踏遍了南疆的山山水水，使沿途百姓大获其利，并对林则徐感激涕零，称之为神人。
　　林则徐当然不是什么神人，他只是凡人，但他是一个具有非凡的意志品质和人格的凡人。当他得以再次为这个国家服务时，所有的坎坷、无奈、委屈都成了过往。他只知道，他深爱着这个国家，所以无怨无悔——“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
　　重新出山后，林则徐历任陕甘总督（代理）、陕西巡抚、云贵总督，其政绩仍像过往一样显著，被朝廷加以太子太保，赐花翎。
　　但是林则徐更多的心结，还在“制夷”上面。当时人们都以英吉利为虑，有后辈向林则徐请教方略，没有想到林则徐出语惊人：“英吉利不难对付，会成为中国祸患的，是俄罗斯！”
　　大清国与俄罗斯的直接冲突，还要追溯到康熙年间的雅克萨之战。那是有清一代，中国对外战争的一次重大胜利，之后俄罗斯就乖乖地缩了回去。这数十年来，从未听说中俄边境有过什么冲突，所以听者很是疑惑。
　　注意到对方惊讶的表情，林则徐叹了口气：“我老了，可能看不到这一天了，但你们会见到的。”
　　林则徐的预言不是空穴来风，忧虑也不是无缘无故。
　　英吉利固然厉害，属于最强之“夷”，但林则徐也看出来了，这个最强之“夷”距离遥远，只能通过水路入侵，而且他们主要是想通商做生意，尚无领土上的直接诉求。
　　俄罗斯却不一样，这个陆上邻国随时可以呼哨一声，从边境线上杀奔过来。特别是在充军伊犁期间，林则徐得以对俄国进行就近观察和研究，之后，他倒吸一口凉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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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俄罗斯军队的实力绝非从前的张格尔叛军或浩罕军队可比，也远超康熙时代，最主要的是这个国家攫取领土的野心很大，而反观己方，由于鸦片战争的影响，守备力量逐渐向沿海倾斜，已导致新疆守备趋于松驰。
　　这个时候，林则徐已注意到内乱的不断爆发，他担心，如果朝廷的主力再用于平定内乱，将不会有多余力量防守西北边陲，到时俄罗斯将会乘虚而入，打中国一个冷不防。
　　林则徐害怕这一天的到来，他多么期望年轻后辈中能产生挽狂澜于既倒的英才。
　　谁能继老夫之志乎？
　　有人向他推荐，说有一个叫左宗棠的湖南人非常有潜力。林则徐经过湖南时，便让当地县令帮着寻找。
　　那天天色已经很晚了，县吏寻寻觅觅，最后在江上的一条小舟中把左宗棠给拖了出来。彼时的左宗棠不过是一无名小辈，听到说誉满天下、如雷贯耳的林则徐要见他，脑袋都差点给震蒙了。在与县吏一同登上林则徐的坐船时，他一时紧张，竟失足落水，把衣服鞋子全给打湿了。
　　人家林大人要找的是贤士，你这么鲁莽狼狈，哪有一点贤士的风度啊。左宗棠又尴尬又着急，灵机一动，他想到了一个“三薰三沐之礼”为自己掩盖窘态。
　　所谓“三薰三沐之礼”，是说古代为表示对贤士的尊重，会给予多次沐浴并用香料涂身的礼遇。左宗棠就说，我今天已受过沐浴，就差用香料了。
　　林则徐笑得差点没喷出来。
　　“年轻人，你别给我酸文假醋地死撑啦。快换衣服，免得着凉。”
　　林则徐的随和，让左宗棠再无拘束之感。换好衣服后，两人在船上谈了一晚上。林则徐越听，越觉得这个年轻人靠谱。他发现左宗棠对地理和兵法非常熟悉，不管说到哪里都能从容不迫，娓娓道来，实在后生可畏。尤其是谈到新疆边防时，左宗棠的思路和对策更是让林则徐眼前一亮。
　　这一趟不虚此行，我找到了。
　　激动之中，林则徐一拍左宗棠的肩头：“以后能够继承我志向的，非君不可！”
　　临别时，林则徐在船上手书一联相赠。
　　联云：此地有崇山峻岭，茂林修竹；是能读三坟五典，八索九邱。
　　上款书：季高仁兄先生大人法正（左宗棠字季高）。
　　下款署：愚弟林则徐。
　　林则徐不管是年龄还是身份，都要超出左宗棠远甚，他这么写，无非是表达出自己得才心喜的心情以及对左宗棠的无限期望。
　　左宗棠感动得不知如何才好，一直到他步入晚年，仍将林则徐送给他的这则对联悬挂于书斋正壁之上，并经常对幕僚说，能够得到林则徐的如此青睐和欣赏，是我一生的荣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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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找到接班人，让林则徐宽慰不少，但现实的困境，又逼得他不得不继续挣扎着去为国家赴汤滔火。
　　在咸丰发出谕旨，请林则徐出山时，他已经卧床不起，因此前两次谕旨都被辞掉了。
　　1850年11月1日，咸丰再发谕旨，这使林则徐对年轻皇帝心急如焚的心情和南方形势之紧张有了更深体会，遂不顾家人劝阻，躺在特制的卧轿里，接旨起行。
　　可他实在太虚弱了，未等到达广西，在路上就坚持不住了。弥留之际，林则徐用尽全身力气，三次大呼:“星斗南……”
　　后世学者对林则徐的这句遗言有多种解读，其中一种说法认为这与星象有关。
　　那一代很多士大夫对玄之又玄的古老学问都有兴趣和研究，并试图以此来占卜国运。鸦片战争结束后，林则徐在致友人的信件中，就透露他曾多次在野外观察天象，观察的结果使他忧心忡忡，因为他当时看到闽粤方向的星空中，“先有白气，继有赤星”。
　　在东方的星象学中，白气是所谓兵气，也是杀气。赤星则标志着流血、死亡甚至是战败，而且此星出现，战事通常会持续很多年。
　　林则徐就此推断，尽管鸦片战争已经告一段落，但沿海仍危机重重，另一场战争可能随时爆发。
　　在前往广西的路途中，林则徐早早晚晚躺在卧轿里，会有更多时间用于仰观。据记载，他是在黎明之前去世的，这个时候他可能正好看到了天空中星象发生的异常变化。
　　林则徐所说的“星斗南”应该是指星宿中的南斗星。在古代典籍中，与南斗星对应的是“百越”，广西正在“百越”之内。
　　南斗星异常，说明包括广西在内的百越之地可能出现一场罕见的大乱，林则徐由此惊骇不已，可对这一切，他已经无能无力了。
　　还有人研究认为，林则徐真正忧虑的不是南方，而是北方，具体来说就是他念念不忘的俄罗斯。
　　联系林则徐生前的一些言论，他对国家之患有轻重缓急的区分，即内乱患在一时，洋务患在后世，洋务之中，北方俄罗斯的潜在威胁又要超过西方列国。
　　林则徐曾预言海疆会再度发生战争，现在广西又现大乱迹象，国家力量有限，必然难以再顾及西北边防，也就相应给俄罗斯的入侵提供了可乘之机。临终这一刻，林则徐的焦虑和忧闷可想而知。
　　林则徐的死讯一时震动朝野，正期盼他能平乱成功，给自己送来捷报的咸丰也痛心不已，在他为林则徐亲手御制的挽联中，有“六千里出师未捷，空教泪洒英雄”的句子，悲叹和惋惜之情溢于言表。
　　当时外传林则徐死于中毒而亡，甚至有人说“星斗南”乃福建话“新豆栏”的谐音，而新豆栏是通往广州英国商馆的一个必经区域，以此引证林则徐其实是中了洋人的招。
　　大概正是听到了这个传闻，咸丰曾专命御医审看林则徐的临终药方，最后确认医生用药正确无误。林则徐出发时体质本来就很虚弱，路上又着凉感冒，导致吐泻不止，他的死亡并非出于什么仇家报复或洋人陷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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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则徐不在了，必须另择平乱之才。
　　1850年12月15日，咸丰委任两江总督李星沅为钦差大臣，代替林则徐前往广西。
　　能做到两江总督，当然都非等闲之辈。在还没有参加科举考试之前，李星沅是陶澍的幕僚，陶澍很多有份量的奏章皆出自于此人手笔。同时，他还接受过大多数能吏必经的考验，即执政于云贵这些最难搞定的地方，其间更以有效地平定回民之乱，而被朝廷予以大力表彰。
　　广西等着李星沅料理的叛乱有数十起之多，但李星沅还是一眼就看出，出自于桂平金田村的一支是“群盗之尤”，强盗中的魁首，非其它旁支可比。
　　李星沅真有眼光，后来的广西大乱，正是由金田村的这帮人所掀起，领头者为广东籍的洪秀全。
　　洪秀全也曾经是个读书人，他连续多年参加科举考试，考到三十岁了，却连个秀才都没能考到，这让他愤愤不平。
　　其实科举场上最是公平，从洪秀全后来那些接近于幼稚园水平的打油诗来看，如果他这种货色也能被录取，那些阅卷老师可就真瞎了眼。
　　可是洪秀全不会这么想，他的逻辑是你们不要我，我就造你们的反。
　　造反得有资本，在没有资本之前，这个落榜生的谋生方式是游荡于广东、湖南两省，算算卦，占占卜，骗骗人。就在这期间，他加入了一个叫朱九畴的人所创立的拜上帝会，也即基督教会。
　　基督教的传播在中国原先并不合法。嘉庆曾颁令对传教者处以绞刑，鸦片战争前有多位外国传教士因此被处死，那时候也没几个中国人信这个。
　　鸦片战争后情况开始不同，“中美望厦条约”、“中法黄埔条约”都先后写入了允许传教条款，道光也公开宣布对基督教驰禁，尽管他是被迫的，内心并不情愿。
　　起初混在上帝会的，都是一些底层民众，像洪秀全这样还能识得几个字，又有“江湖经验”，颇能吹上一番的，很快便得以崭露头角。朱九畴死后，洪秀全被推为教主。
　　从洪秀全后来的言行来看，他其实从来没有信仰过真正的基督教义。在他那里，这个宗教跟在街头当算命先生没什么区别，只是你的骗技好不好，别人肯不肯给钱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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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天洪教主病了，整整七天赖在床上不起来。七天后，他成了预言帝。
　　洪秀全说我看到了，我看到上帝把我喊过去，告诉我未来人间将有大难，只有拜上帝的人才能得以豁免。
　　这时候洪秀全的身份也变了，不光是一个民间教会的教主，而且还是天上的皇族成员。在他全新打造的天上皇宫中，耶和华是皇阿玛，基督耶稣是大阿哥，他是二阿哥，势头足以盖过咸丰的老子道光。
　　自此以后，洪教主就独居一室，不准人看，也不准送进饮食，至于房间里原来有没有藏有食物，便没人知道了。
　　几天后，洪秀全走了出来，问他在屋里干什么呢，答曰：跟皇阿玛唠嗑呢，你们就算听见也不懂，因为我们用的是天语。
　　屋外的人全都被震住了。靠着这种没有最无耻，只有更无耻的手段，洪秀全一炮打响，拜上帝会也跟着“洪福齐天”，归附的教徒一天比一天多。
　　在民间社会的圈子里，拜上帝会开始知名了，但它的真正走红，还是拜“土来之争”所赐。
　　所谓土来之争，又称土客之争，即土著与客家的纠纷。客家人是因战乱而从中原迁移来的外来户，在文化上很难与土著相融，但生存意识却使得他们比土著更加搏命，所谓“多野心，好出头”，种田的想做士绅，当学徒的想做老板，还有想当领袖，当皇帝的，不一而足。比如洪秀全和拜上帝会的领导成员几乎清一色都是客家人。
　　对土著来说，客家人就是来抢他们饭碗的犹太人。双方经常发生各种规模的族群械斗，这也使得两广民风更加剽悍难制。徐广缙在调查广东民情时就看到这一点，但他手腕高明，善于引导，而广西的那些官员，从县令到巡抚，不是明哲保身的“模棱官员”，就是毫无治理能力的庸吏，面对着土客双方堆积如山的状纸，只能束手无策，听之任之。
　　政府不管，便只能自个解决。一开始，敢于拼命的客家人占得上风，把土著打得够呛，但是很快土著就扳回了局面。
　　按照规定，客家人要在本地落籍二十年以上，才能参加科举考试，所以一般士绅都是土著子弟，他们有条件建立和控制团练，而有组织的团练，显然比零散的客家人更有力量。
　　客家人仓皇之余，便纷纷寻求以客家人为主体的拜上帝会的庇护，拜上帝会在打败土著团练后，反过来又增强了它的吸引力和凝聚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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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明显的例子就是韦昌辉和石达开，两人最初都属于广西客家的富户和大族，韦家还是开过典当铺的，称得上富甲一方，但仅仅依靠个人或家族力量，他们都不是土著人的对手。韦昌辉因跟洪秀全一样考不上去，便花钱给他父亲捐了个监生，门口挂了块自个给自人长脸的匾额，意思是我老爸考中了进士。就这点可怜的面子活，还被人捡举揭发，官府以“冒充进士”的罪名将韦父逮捕入狱，最后花了几百两银子才保出来。石达开则更惨，因在“土来之争”中吃了败仗，房屋被焚烧一空，变得无家可归。
　　韦石每天都想着要报仇，冯云山一做工作，两人马上就加入了拜上帝会，当时像他们这种情况的人和家族还有很多。拜上帝会由此一炮而红，为后来的不可遏制奠定了基础。
　　所谓树大招风，经过土著士绅们的不断上诉，拜上帝会终于引起了官府的注意，桂平知县将洪秀全等人予以诱捕，并搜出了一大批教徒名册。
　　如果拜上帝会这个时刻就倒霉，也没后来那么多事了。可是广西省府不重视，仍然以为是一般的民间纠纷，结果竟然把人全给放了，自然更谈不上按照名册对教徒进行搜捕。
　　这一放不要紧，犹如放虎归山，遭此一劫，洪秀全等人下定了造反决心，随后便发动金田起义。因以太平为号，民间称之为太平军，又因其一律蓄发，所以老百姓也习惯叫他们“长毛”。
　　李星沅一到广西，便认定洪秀全和他的太平军是最大对手，应该集中优势兵力，将其“聚而歼之”。
　　在任命李星沅的同时，咸丰还专门为他配备了两位搭档。
　　第一位，代理广西巡抚周天爵。周天爵是王阳明的信徒，属于那种有着强大内心的人，他执法特别严，而且从不在乎别人的闲言碎语，不喜欢的人说他是酷吏，喜欢的人则称道他嫉恶如仇，有古良吏之风。
　　第二位，新任广西提督向荣。向荣给杨遇春当过前锋，道光时期留下的武将，除了在鸦片战争中狼狈不堪的杨芳外，就数他的名气最大，声誉也最好。
　　咸丰从广西发来的奏折中，已看出当地的动荡规模，要远超云南的回民之乱，靠李星沅一人恐怕还有些困难。他构建的李、周、向三人组合，要文有文，要武有武，咸丰就是希望一个好汉三个帮，从而起到相当于林则徐那样的作用和号召力。
　　可是实际效果让人大跌眼镜。李星沅一人在时，尚能明察秋毫，准确判明目标，等到三人聚齐，却一下子乱了套。周天爵和向荣都以为老子天下第一，在部署军事时，每每意见相左，互不卖帐。李星沅想从中进行协调，但他又缺乏林则徐式的威望，周、向都不听他的，李星沅说要齐头并进或分进合击，这两人置若罔闻，仍然一个向东，一个向西，各打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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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平军熟悉地形，官军则大多是从邻省临时调集，再加上互相拆台，导致李星沅发动的几次围追堵截都以失败而告终，太平军越打越起劲，在广西境内如入无人之境。
　　一个和尚挑水喝，三个和尚没水喝，李星沅变得无计可施，他只得以事权不一为由，奏请咸丰再派“总统将军”前来督剿。
　　我让你摆平，你却朝我要人，咸丰很生气，骂李星沅是在故意推诿，此后便将其调往湖南。
　　即使到湖南后，李星沅也一歇不能歇，为了防止太平军进入湖南境内，他得继续卖力气防堵，几个月后，便活活累死在了军营之中，留下遗言：不能替朝廷平乱，谓之不忠；不能给父母送终，谓之不孝。我是个不忠不孝的人，下葬时不要换衣服，以惩罚我的过错。
　　李星沅的这份遗瞩令咸丰伤感不已，但他这时自己也陷入焦头烂额之中，因为广西局势恶化的速度之快已大大出乎他的预料之外。
　　1851年3月，洪秀全登基称太平天王，建国号太平天国，而咸丰也是在这一年正式建立了属于自己的年号，两人就像在互相较劲一样。
　　把李星沅调走后，咸丰命令周天爵代理广西军务。毕竟等他重新物色人选，这个人选再到广西，中间还有一段时间，需要有人先给撑着。
　　周天爵其时已年近八旬，然每战必亲临一线，看到临阵退却的官兵，他上去一刀一个，尽显酷吏之风。可他还是节制不了向荣，也照样奈何不了太平军。
　　两个不齐心的和尚连抬水喝都做不到，那水洒得满地都是。幸好利用这段时间，咸丰物色的那个人已经来了。
　　赛尚阿，出身于蒙古八旗。八旗共分三类，依次是满洲八旗、蒙古八旗和汉八旗，到了后来，由于“铁杆庄稼”的压力太大，政府逐渐将部分汉八旗并入绿营，满洲八旗和蒙古八旗成了八旗的主要成员。
　　赛尚阿以文华殿大学士兼军机大臣的身份，被咸丰任命为钦差大臣，先赴湖南，然后再与广西李星沅进行对调
　　清代自军机处设立后，内阁便失去了实权，但仍是一种地位的象征，所以有人又把内阁学士称为文宰相。文华殿大学士是学士之首，也可以说是第一文宰相。身为文华殿大学士的赛尚阿从没有出任过省督之类的角色，以他这样身份和地位督师地方，以往绝少先例。若往前追溯，只有道光时代征讨张格尔时的长龄可算一例子，也足见咸丰对广西平乱的重视程度。
　　“三个和尚”的故事让咸丰心有余悸。为了避免李星沅所说的事权不一状况，在送别赛尚阿时，咸丰特赐遏必隆刀。
　　遏必隆是康熙时的跟鳌拜排一起的辅政大臣，遏必隆刀乃其平时所佩腰刀，不过这把刀真正出名并非他生前，而是生后。到乾隆时期，遏必隆的孙子奉命出征地方，打了败仗，乾隆派人接替，当时就用此刀将其正法，尔后果然一战得胜。
　　咸丰瞩咐赛尚阿，你到了广西后，谁要是不听你的话或者畏缩不前，就用遏必隆刀砍下他的人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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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赛尚阿到广西后，周天爵和向荣还在闹别扭，他便采取了各打五十大板的办法，解除周天爵兵权，向荣也降三级留任。
　　但是这个处理又是有区别的，周天爵是真靠边站了，向荣却是明降暗升，成了赛尚阿倚重的大将。
　　赛尚阿只是个文宰相，“文不知兵”，外界说他能文能武，那都是吹的。他自己对平定广西之乱也并无多少把握，以致于出京时，面对来送别的同僚还流了眼泪。
　　不过文臣就不能指挥军队的说法也是靠不住的，南宋时候的虞允文还不是挺文弱，但他能把部将使用得当，于是采石一战，便能成功地阻止金军渡江南侵。
　　赛尚阿要走的正是虞允文路线。应该说他走对了，没了周天爵这颗眼中钉，又得到上司的格外器重，向荣抖擞精神，开始使出浑身解数。
　　然而已经晚了，错过了灭火的最佳时机。
　　赛尚阿无可奈何地看到，太平军今天这里，明天那里，官兵节节失利，顾此失彼，他手里握着一把遏必隆刀，却不知道到底应该砍谁才好。
　　李星沅果然没有看错，源自金田的这支农民军真的太难对付了。如果听任他们一直钻来钻去，“久蔓将不可制”，以后地球都阻止不了太平军的爆发了，必须“聚而歼之”才行。
　　熬煎了一段时间之后，赛尚阿终于等到了这样的机会，实际也是他最后一次机会。
　　1851年9月25日，太平军攻占永安州（今蒙山县），这是自金田起义后太平军攻占的第一座城市。
　　太平军的主力已聚齐于永安，客观上为赛尚阿“聚而歼之”创造了条件，他严令各路军队全力进攻。在赛尚阿的督促下，其帐下的另一员大将乌兰泰首先攻下要隘，从而对永安形成了合围之势。
　　此后，向荣从北，乌兰泰从南，把永安围得水泄不通，但让赛尚阿感到困窘的是，几个月过去了，仍然难以攻破这座小小的县城。
　　城的大小不是关键，关键的是人，城里的太平军已今非昔比，正一步步走向它的鼎盛期。
　　在永安，洪秀全实行“永安建制”，分封诸王，同时发布“小天堂”诏告，宣布只要跟着他打江山的“老兄弟”，均可在进入“小天堂”后封官进爵，最大可以做到“丞相”，最小也能落个“军帅”当当，而且代代世袭。
　　活着的时候进“小天堂”，死了还能上大天堂，世俗的功利诱惑加上类似于宗教精神的洗脑，使得太平军个个如狼似虎，守城和作战时浑不知死亡为何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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