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宫闹鬼——揭秘明代宫廷秘史----皇帝不称朕

宝宝寒

　　第三章 三雄争嗣

　　一 父子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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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高煦一样，史书刻画的三王子朱高燧，也是一个“恃宠，多行不法”的胡闹王爷。为了拱倒他们的大哥，高燧与高煦合流（但并不同党，他们是为了共同的利益走到一起来的，力往一处使，可心没往一处想，高燧有自己的心事，他绝没想过当二哥的忠臣），经常在父皇跟前说太子的坏话，弄得太子长时期如热锅上的蚂蚁，备受煎熬，坐在储君的宝座上，如坐针毡。而对于官员们来说，在东宫辅导皇太子，几乎成为仕途的陷阱，很少有宫僚能逃脱牢狱之灾，就连得到皇帝信任的杨士奇，也两次下狱，而黄淮、杨溥等人，坐牢时间达都长10年以上。尤其以永乐十二年那一次最为危险，因为太子迎驾稍迟，东宫所有僚属全部蹲了大狱，只有以兵部尚书兼詹事府詹事的金忠，因为是靖难旧人，才得到格外开恩，没请他吃牢饭，而金忠为了拯救太子，甚至以全家性命为太子作保。

　　朱棣对高燧“不法”的反应，远比对高煦的要大。永乐七年，竟然为了高燧的过失，诛杀王府长史顾晟，并褫夺赵王爷的冠服，也亏了太子力解，才得以免罪。朱棣亲自挑选国子监司业赵亨道、董子庄为赵府左、右长史，要求他们悉心辅导三王子，而从此“高燧稍改行”。改行之意，未必就是洗心革面、痛改前非，似应理解为从此处事低调，减少不逊之态。

　　俗话说，爱之深，责之切。从朱棣对高燧责罚之重、维护之深，可见他对老三的确是极为“宠异”的，生怕他以后以此招祸，这与朱元璋在《太祖皇帝钦录》中严词训诫他的儿子们，道理是一致的。而每每由皇太子出场救弟，则有力地提升太子的威望。

　　高燧在北京经营多年，这些年恰逢朱棣不断到北方巡行，又多次发动北征，并在北京持续进行了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数十万来自全国各地的军人及工匠聚集在这座未来的新都。高燧长期担任居守之职，在实际政务中锻炼了他的领导能力，培育了他的班底，也使他的野心久而不灭，就像压在乱石下的野草，耐心潜伏着，直待春风，就要滋蔓。

　　高燧拥有一支钢铁粉丝团，在高燧继位无望之际，竟然在永乐末年预谋发动一场以推戴高燧为目的的宫廷政变。这场政变的计划是：杀死朱棣，废掉太子高炽，拥立赵王高燧。

　　其实，这是一次未成功的，胎死腹中的政变。

　　永乐二十一年五月，朱棣身体不豫，大概病情非常沉重，有不起之势。大家不及忧思，先想皇帝一旦不讳，空出的皇位将由谁继承。这本不是个问题，因为皇太子朱高炽在东宫等待这一天已经20年了。可是，皇太子登基，那份“从龙升天”的富贵，只“便宜”了东宫之臣，旁人是无份的。于是赵王府护卫指挥孟贤等人动起歪脑筋，约钦天监官王射成以及太监杨庆的养子杨某为内应，计划先进毒，毒死朱棣，然后将事先伪造的诏书从内廷发下，废掉太子，立赵王为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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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接70

　　高燧最为有力而坚定的支持者太监黄俨，并没有参预这次政变计划，但他阻止太子即位的决心非常坚决，其一贯的行为对这次政变的爆发，实际上起到了重要的煽动作用。

　　据《太宗实录》讲，太子高炽在主持朝政期间，往往裁抑宦寺，而太监黄俨、江保等人尤见疏斥。黄俨等嫉恨之余，更担心太子登位之日便是他们的末日，故日夜进谗，实录讲：“多赖皇上圣明，父子亲爱，终不能间。”但也不得不承认：“然（太子）亦希得进见。”父与子、皇帝与储君，一年见不到几次面，这就为奸人跳梁留下了空隙。

　　黄俨是高燧的忠实拥趸，“常阴为之地，且诈造毁誉之言，传播于外”。因为朱棣在晚年很少出朝理政，就是一班亲信大臣也不容易见到他，只有黄俨等佞幸近臣随时在驾前出没。而黄俨经常对外发布信息，称皇上“注意高燧”，以此诳诱外人。

　　孟贤任常山护卫的指挥。常山中以及左、右三护卫，是赵王的随驾护卫。孟贤平时出入王府，与赵王关系较好，他听信了黄阉之言，遂萌生了邪志。

　　孟贤与掌管观察天象的钦天监官王射成熟悉，暗地里去找他商量。王射成道：“我观天象，不久当有易主之变。”天象都显示了，帝位不久将要易主，那还有假！二人一拍即合。

　　孟贤开始积极地谋划造反大业，首先被他招揽的亲信包括他弟弟孟三，羽林前卫指挥彭旭，常山左护卫老军马恕、田子和，兴州后屯卫老军高正（又作高以正），通州右卫镇抚陈凯等人，都是些下级武官，他们日夜潜谋，寻找动手的时机。

　　这是一场宫廷政变，如果没有贵近的支持是不成的。孟贤等人通过王射成认识了太监杨庆的养子（史书没有记载其姓名，应该是一名宦官），策划由高正先写好“遗诏”，交给杨庆养子收藏，待宫中进毒，皇上晏驾后，即加盖御宝，从禁中颁出，废太子而立赵王；同时起兵劫内库兵仗及符宝，分兵执公侯伯及五府六部等朝廷大臣。

　　这样的安排应该很严密了，又有宦官的内应，大事之成，总该有七七八八了。

　　这是一次富贵的盛宴，一旦成功，又一批“靖难功臣”将宣告诞生，世世享受荣华。造反派们非常有信心，在起事之前，高正将此事秘密告诉他的外甥常山中护卫总旗王瑜（总旗是卫所低级武官，高于小旗，低于百户），拉他一起来挣这份大富贵。

　　可王瑜一听，吓个半死，反过来劝舅舅，说这是灭族之计，千万行不得。高正哪里听得进去，外甥既然不肯，那且作罢。

　　为什么说做大事，一定得心狠手辣呢？就说这位老军高正吧，他在决定把如此机密之事透露给王瑜时，就应该狠下心来，王瑜与闻这件事，若从他则好，不然，管他是侄子还是外甥，就是一个死字！可惜他把信鸽放出去了，没有得到响应，也就不再理会，自己接着“做事业”去了。

　　结果王瑜为保身家，先行一步，向朝廷告发，把好心关照他的亲娘舅给卖了。

　　朱棣闻讯大惊，他虽然不相信第三子会做谋父弑兄的事，但还是下令，急捕孟贤等逆党。待涉案人员被一网打尽，全部到案，朱棣命皇太子、赵王、公侯伯、都督、尚书、学士齐聚右顺门（今故宫熙和门）内，听他亲自审问。

　　伪撰的遗诏很快从宫里搜到了。莫说这是一份谋大逆的伪诏，就是一般百姓人家，家翁活得好好的，一点都不想死，甚至还特别忌讳别人提到死，却突然手捧一份由他人私自代书的遗嘱，自己的家产莫名其妙就被人分了，你说他气不气？朱棣一读之下，简直要像戏曲中的人物，三尸神暴跳，唔哩哇啦怪叫了！

　　他回过头来，问赵王高燧道：“这是你做的吗？”

　　高燧早吓得浑身发抖如筛糠，跪在当地，一句话都说不出。他对事情的起因，的确毫不知情，但这件谋反大案，却以拥戴自己为名，事到如今，他真是百口莫辩，觉得跳到黄河也洗不清了。

　　“此下人所为，高燧必不与谋。”皇太子在一旁代他转圜道。

　　高炽并不知道真相，但作为长兄，他必须得这么说。

　　听大哥开口替他打包票，高燧又愧又怕，他从未觉得大哥如是亲切过，顿时涕泗横流，直呼冤枉。

　　朱棣气得头晕，咳嗽加剧，说不出话来，他命文武群臣及三法司共同鞫治众犯，自己先回宫去了。次日，群臣共奏：“孟贤等所犯大逆，具有显实，当并寘极典，籍没其家。”但朱棣嫌鞫问太速，供状含混，下旨：各家皆抄没。王射成以天象诱人，即诛之。孟贤等人再下锦衣卫穷鞫，不能让他遽死，一定要他供出主谋。

　　狱中血肉横飞，犯人筋骨寸断。高燧身上虽不痛，心中却惊惶勿宁；与他同样备受煎熬的还有黄俨、杨庆等许多人，生怕那些犯人熬不住毒刑乱咬。

　　数日后，锦衣卫奏上谳书，朱棣作批示，将一干人全部处死。令高燧甚感庆幸的是，他并没有受到牵连，但平白受了一次大惊，此事过后，“益敛戢”，对皇位再不敢存分毫侈想了。

　　这件事赵王高燧是无辜的，他只是孟贤等妄人希图富贵的一把梯子。但奇怪的是太监杨庆也平安无事。这位杨庆也是永乐朝鼎鼎大名的宦官，据史料记载，他在永乐十八年下过西洋，去的是忽鲁谟厮（波斯湾古国）等国。他在《太宗实录》中最后一次见于记载，就是永乐二十一年五月，他养子参与谋逆，事发被诛一事。再见于正史（《宣宗实录》），则是宣德三年六月，杨庆在京营建私第，工部尚书吴中私下里以官家的木头砖瓦相送，可见他此时仍是贵盛。一次宣宗登临皇城楼，见一座府邸修建得高大弘壮，询问左右，知道了这件事，遂将拿官物做人情的吴尚书下狱，而杨庆仍然无恙。

　　杨庆的养子所犯的是十恶不赦的重罪，实录没提他的名字，只说是杨庆的养子。按说此人能够进毒谋害皇帝，应该是非常近御的人物，有可能在宫内的同伙还不止一人，杨庆很难脱离干系。但他居然历三朝而宠幸不衰，后来还出任蓟州、南京两地镇守，最后死在南京守备的任上，其必有说。只是对于我们，此迷已不可解了。

　　朱棣是个杀人如麻的暴君，可是他一生重病，生命即刻受到威胁，显然他杀了那么多人，并不能使他在自己的后宫获得安全。恰恰因他性格残忍，杀虐太甚，对下人薄凉寡恩，使内廷为一片阴郁之气笼盖，而人心不服，都希望他早点死。这是一个小小的护卫指挥谋反，都能得到宫廷内应的根本原因。朱棣在后宫施毒，可详见后章《明宫闹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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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章 三雄争嗣

　　二 同气相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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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过永乐二十一年夏天的这件谋反案，皇太子的地位才真正稳固了。次年七月，朱棣进行了他一生中最后一次北伐，跟前几次一样，这回兴师动众也没有取得什么像样的战果，只当进行了一次漠北巡游。朱棣甚觉索然，身心亦感疲乏，想旋师，却羞于无甚战绩可表，颇感为难，最后借一个梦为自己做了解脱。

　　他对扈从的大学士杨荣、金幼孜说：“昨晚三鼓时分，我梦到一人，很像世间图画中所画的神人，他对我说：‘上帝好生！’连说了好几遍，这是何兆？”不待杨、金二人作答，他先自己做出猜测：“莫非是上天同情虏寇和他们的部属，不忍被我王师剿除吗？”

　　“陛下好生恶杀，诚格于天。”杨荣道，“此番北征，固在除暴安民，然火炎昆冈，玉石俱毁，惟陛下留意。”

　　这位杨先生是明初“三杨”之一，他就是朱棣进南京时，拦在马前，请朱棣先祭陵再登基的那位。瞧他多会说话，既顺捋了龙鳞，又婉转地表达了请求回銮的意见。

　　对于朱棣频繁的向北用兵，朝臣意见很大，但多不敢进谏。朱棣到了晚年，由于服食丹药的关系，脾气变得异常暴躁，经常为小故将大臣下狱，甚至杀掉。好比永乐十九年冬，他召见户部尚书夏原吉、礼部尚书吕震、兵部尚书方宾、工部尚书吴中等人，商议再次大举征剿沙漠。

　　老臣夏原吉作为户书（户部尚书的简称），知道民力困乏、粮草调度艰难，照实说道：“比年师出无功，军民储蓄十丧八九，灾异迭作，内外俱疲。何况圣躬少安，尚须调护。”他不敢劝阻出兵，只请求皇上遣将往征，勿要亲劳车驾。不料“师出无功”4个字大大触怒了朱棣，当场发雷霆之怒，将夏原吉下狱，家产籍没，以后一直关在牢里，直到仁宗即位。不知他还对其他几个大臣怎样发脾气，兵部尚书方宾回到家就自杀了。

　　杨荣等作为朱棣的亲信辅臣，深知伴君如伴虎，尤其是这样一只病态的猛虎，有多么的危险。所以他在进言时，尤其注意婉曲，在是否大征这样的大事上，绝不敢有丝毫的异词。他尤擅于揣摩上意，朱棣一说梦，他马上知道皇上此梦的用意何在，立即抓住机会予以推动。

　　毕竟在明初，辅臣不具体管理实政，他们充当皇帝的师爷，进言论政，较为超脱，不像那几位尚书，各自负责一大摊子事，动辄掣肘，回旋余地不是很大。

　　“卿言正合我意，”朱棣听了杨荣的话，点头道，“岂以一人（指鞑靼部首领阿鲁台）有罪，罚及无辜？”当即命杨荣草敕，遣使者连同所获俘虏前往虏部，宣布赦免其罪——所谓“赦罪”，不过是一块自欺欺人的遮羞布罢了。而不待阿鲁台派人来感恩（或更可能是追击），急忙退兵，往关内撤。不料才走到榆木川，就已不起了，得年六十有五。

　　朱棣这一招，后来为他孙子宣宗学得。宣宗在位时，交阯的形势日益糜烂，他想撤兵，放弃这份祖业，可堂堂“仁宣之治”的圣主，怎么能干崽卖爷田的事呢？他趁着交阯的叛乱者说找到了前安南国王陈氏的后人，急忙顺坡下驴，宣布赦免其叛乱之罪，允许陈氏后人复国。交阯总兵官王通等一听说朝廷已与交阯叛兵达成了协议，忙不迭地率领交阯合省官员、军士及家属往内地撤，竟然等不及朝廷赦免交阯的诏书到来。宣宗见屁帘子还没扯下来，王通等竟然从厕所跑出去了，感觉到非常丢脸。就下诏指责王通等不待朝廷诏书，擅自弃地回国，将原交阯行省的所有文武主官全部下狱，王通一直坐牢，直到正统年间才被释放。可见，所谓“赦免罪人”，许多时候不过是皇帝给自己涂的厚粉，他最怕人在那张脸上乱抓的！

　　话说回来，且说朱棣之崩来得太突然，犹如泥石流从山坡上滚下来，谁都没有准备。大学士杨荣、金幼孜与太监马云等人商议，以六军在外，秘不发丧；并搜军中锡器，熔化为棺，载以龙舆，所到之处，仍按往常一样，按时进膳。同时派杨荣与少监海寿，骑快马先行回京，向皇太子告讣。八月，杨荣回到京师，皇太子闻讣后，立即派皇太孙朱瞻基亲自到开平奉迎龙柩。直到皇太孙入军，军中才正式发丧，数万将士才知道原来皇上已经死了。此后一切入殓、下葬、上尊谥，以及皇太子登基、大赦天下等事，皆遵仪礼，不必赘言。

　　从驾崩到梓宫回京，花去了半个多月时间，军旅仓促，兼之气候炎热，可以想见，在十三陵长陵豪华阔气的地宫里，这位暴君、篡位者的枯骨，早已化作一滩烂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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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永乐二十二年八月，皇太子朱高炽在北京即天子位，他就是仁宗。然而20余年的艰苦等待，好容易化作真龙，可宝位只坐了一年，就在洪熙元年五月呜呼哀哉，龙蜕飞升了。

　　朱高炽即位后，停止了许多劳民伤财的“形象工程”，例如下西洋宝船。他还决定将都城迁回南京，但由于南京一带在洪熙元年春、夏间接连发生地震，迁都计划被迫推迟。历史经常被这样一些偶然性因素改变，假如地质条件尚算稳定的南京没有发生地震，朱高炽在位时间再长一些，他肯定会将都城南迁，大明的京师还是南京，“北京”的名号可能不会削去，但它最终只是一座北边重镇，这对未来几百年的历史走向都将发生巨大的影响。

　　虽然由于地震（在当时人心目中，地震可不是简单的天灾或地质灾害，它被认为是一种可怕的“灾异”，暗含着上天对人世的警诫），朱高炽回到南方的愿望被迫暂缓，但他南旋的决心丝毫没有动摇。他将还都南京的决定诏告天下，并在洪熙元年四月，命皇太子朱瞻基南下，拜谒太祖孝陵，遂命之在南京居守。这项任命的目的，一则因南京屡震，根本重地，需要皇太子这样身份尊贵的人去“镇压”一下邪气；一则让朱瞻基在南京主持迁都迎驾事宜。

　　可是朱瞻基离京不到一个月，高炽忽然不豫，次日即“大渐” （正史中，“不豫”与“大渐”专用在皇帝身上，有特定的语意，“不豫”往往是“大渐”，即病危弥留的先声，而不是一般的身子不舒服。），当天就驾崩了。在遗诏里，他将皇位传给皇太子朱瞻基。

　　从五月十一日仁宗感到“不豫”，遣少监海寿到南京驰召太子，到朱瞻基次月初三赶回北京，受遗诏，入宫发丧，前后仅仅24天。这期间，因为皇储不在北京，对于仁宗死亡的消息，没有对外公布，仍是秘不发丧。这24天，大明的江山没有主人，是明朝历史上3次皇位空位期的第二次，下一次是在武宗驾崩到世宗上京继位这段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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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章 三雄争嗣

　　二 同气相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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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史?朱高煦传》写道：“仁宗崩，宣宗自南京奔丧。高煦谋伏兵邀于路，仓卒不果。”这一情节，取自《宣宗实录》。其实实录的记载是有矛盾的，如洪熙元年七月（宣宗六月继位），记汉王高煦奏陈利国安民四事，得到宣宗的赞许，并复书致谢。宣宗自称为侄，他说：“叔父忠存宗社，远辱嘉谟，铭感于心，已悉付所司施行。惟频惠教，是所深望。”称叔父教训的是，还望以后多多赐教。此盖为客套话，不必细究。

　　然而宣宗一转身，对侍臣说道：“永乐中，皇祖（朱棣）曾经对皇考（仁宗）和我说，此叔有异心，宜备之。然皇考待之极厚，如今日所言果出于诚，即是旧心已革，不可不顺从也。”——这就是史官编写的漏洞了。宣宗在“说”这些话时，还在从善处着眼，认为皇叔高煦已洗心革面，重新做人，显然对一个月前高煦“伏兵”劫持他的事毫不知情。而第二年八月高煦“谋反”时，实录对他昔日之恶进行了长篇回顾，很肯定地说：“仁宗皇帝大渐时，上（宣宗）在南京，被召还，高煦谋伏兵邀于路，仓猝不果。”

　　《宣宗实录》是宣宗去世后，在正统初年由一帮儒臣集体完成的“纪实小说”，其中有原始档案的摘录，也有发挥想象力的猜测与即兴创作。我怀疑高煦“谋伏兵”劫驾一说，即属后者。而实录这种“小说”，出自多人之手，比不得一人独运大笔，难免出现前后不一致的地方。况且，记述中还有一个“谋”字，所谋之事，毕竟“不果”于行，既然没有做，如何能以“思想罪”加人？还是有高煦被捕后屈打成招的供词为依据？

　　史官那么写，其实是合理的猜测。汉王的封地乐安州，在运河边上，是南北交通的必经孔道。仁宗死后，派人到南京去接太子，太子从南京急匆匆地往北京赶，来回都要从乐安附近经过。大好时机，“谋反坯子”的高煦怎能错过？他不该错过呀！以此诛心之论入人之罪，于史上并不少见。毕竟高煦没有动手，甚至连宣宗本人都不知道，而史书将这条大罪加在高煦的罪状中，我意觉其轻率。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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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汉王高煦的信息似不应那样迟慢，错过实施“斩首计划”的绝妙机会；如果能抢在嗣皇帝抵京前将他“定点清除”掉，那空置的皇位差不多到手一半了。

　　自从永乐十五年被贬到乐安，高煦即一蹶不振，但他壮志凌云不坠，野心摧折而不死。据《宣宗实录》讲，朱棣北征晏驾时，高煦之子瞻圻正在北京，积极地充当汉府的谍报员，“凡朝廷所设施，皆潜遣人驰报高煦”，一昼夜间，出京快马竟达6、7拨子之多。高煦也派了数十批人，在京潜伏伺察，想必其中有不少草上飞，可将京城的信息以最快的速度传递到乐安。可是高煦如此劳碌，竟仍是后知后觉。俗话说，不见鬼子不挂弦，可鬼子（朱瞻基）都过去了，游击队还没把弦儿挂上。想来高煦老弟一生辛劳，最终只落得一场空，史官们就该寻他开心，把他当个小丑般编排，耍得他团团转。

　　官史还说，高煦父子在京安插密探的事，已被仁宗侦知——用现代谍战片的话说，这个汉记交通站早暴露了。有人向仁宗建议：“乘其（高煦）谋未著，发兵擒之，易耳。”然仁宗皇帝不仅不听，反而待二弟加厚，写信把高煦召来，当时就给他加了一倍的岁禄（即享受亲王双俸），所赐宝物，动以万计。

　　这仍是史官的故伎：刻画坏人，不过为了哄抬“圣君”的物价。前文已略略透出一点信息，指出仁宗并不是一个胸怀宽广、以德报怨的大善人，如果他对高煦有所优容，那也应是别有考虑；对这位10来年里，处处与己为难、时时施放冷箭的弟弟，他能有什么纯爱？

　　瞧，高煦父子你来我往，快马加鞭，探子们像动车组一样来往穿梭，谋反宛如演剧，锣鼓蹦了个嚓，开锅一般热闹。如果确有其事，史官不是在史书上信笔涂鸦，而是据仁、宣父子所掌握的密报写成，那么高煦已陷入朝廷特务的重重包围与监视之中。这些特务都是谁派去的？我不说了。

　　朱高煦身处险境，犹懵然不知，真是大头爸爸的原型——冤大头。还谋什么反嘛！
　　朱瞻圻是高煦的次子，既然被父亲安插在京里作密探，各位一定以为他最得父爱。其实不然。瞻圻在永乐时，就因为高煦杀死他的生母，而对父亲报有极大的怨愤，屡次奏发父亲的过恶，且都是“外人所不得闻者”——大概是些宫闱秽史吧。

　　对此，高煦异常恼火。当他应兄长之召入京时，就趁机把瞻圻前后所报朝廷之事数十纸，全数上缴朝廷，揭发儿子挑拨父亲与伯父（亦即宗藩与朝廷）的关系。在这些密报中，瞻圻多次向父亲拉警报，说朝廷正在讨论发兵攻打乐安。

　　“哪有此事！”仁宗非常生气，把瞻圻叫来，当面指责他说，“你凭空就能离间我兄弟，何况他人！”

　　“我是他父亲，这逆子尚能在大行皇帝（朱棣）前谮毁我，何况陛下？”高煦决绝地道，“其罪当诛！”

　　作父亲的竟然主动请求处死自己的亲生儿子，这对父子可谓恩断义绝。如果仁宗并没有削除汉府的计划和行动，而瞻圻却故意向其父透露这样的风声，就是在诱使父亲谋反。他大概想通过推动其父造反，然后被诛，假朝廷之手以报他生母之仇吧！

　　但仁宗表示：“稚子不足诛。”没有处死瞻圻，而是罚他到凤阳看守皇陵。

　　实录中这段文字不知是哪位高人写的，完全是前言不搭后语，不知所谓。前面他写瞻圻与高煦两地书来往频繁，简直就像拿到了他父子同谋叛逆的实据。搞了半天，结果瞻圻使的是离间计，为的是害他的父亲。待高煦在仁宗面前剖白，似乎平反昭雪了，可下文又写道：

　　“高煦既归国后，有自乐安来者，往往在下私语高煦有反谋，独未有闻于朝。”

　　原来高煦还是要反的。可是，连高煦儿子之言都不可信，这不知姓甚名谁的乐安来客，和他的“私语”，又有几分可靠？总之，朱三王爷谋反，多无实据，全凭史官掉一支笔，“信笔开河”，反正我是被史官大老爷弄糊涂了。

　　瞻圻离间计破产后，仁宗曾痛心地斥责他：“你处父子兄弟间，谗构至此！”此言出口，仁宗的内心一定阵阵紧揪，感到深深的苦楚。昔日他监国时，“处父子兄弟间谗构”的，不正是面前这位正遭受循环报应的二弟吗！

　　瞻圻以子谋父，悖逆不道，除了杀母之仇，还可能与他父亲高煦一样，因为得不到储位而沮丧。我查了一下实录，高煦的第一个世子名瞻壡（朱家瞻字辈的孩子，名字的第二个字都带一个土，壡字同睿），在永乐时册立。但洪熙元年七月，高煦派世子来赴仁宗之丧，世子却名瞻坦。我怀疑瞻壡去世了，瞻坦是新册立者。瞻圻排行老二，他母亲为高煦所杀，应该是身份较低的婢妾，瞻圻当为庶出。庶子是没有资格继承王位的，但瞻圻毕竟年长，眼见世子之位旁落到小弟弟身上，心有不甘，故而对其父愈加不满，就想取父亲的脑壳出气。

　　高煦生了这样一个来讨债的逆子，真是报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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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章 三雄争嗣

　　二 同气相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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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朝廷准备对汉王高煦动手，早在宣德元年就有迹可循了。

　　这一年是宣德建元之年，在正月元宵节前，高煦遣人来献灯，被宣宗不客气地回绝了。从宣宗的复信来看，似乎高煦每年新春、元宵、端午三节都会“重烦劳费”，派人来京贡献礼品，礼貌甚是周到。有人对宣宗说：“汉府所遣之人，不过以进献为名，其实多是来窥瞰朝廷虚实的。”宣宗答道：“我惟推诚以待之耳。”其实已起了很深的怀疑，故回信不让汉王再派人来行礼了。

　　宣宗岂会忘情于这位二叔过去对他父子的倾轧？当年将高煦撵到乐安州时，朱棣曾经对他说过：“凡是会危害社稷的人，你当为社稷除掉他。西周初年，周公杀掉叛变的弟弟管公、蔡公，人们不责他以兄杀弟，反称赞他为圣人，就是这个道理。”朱棣说这话时，仿佛镜子里的那位古人周公就是他自己，当年他起兵“靖难”，不是也说要做周公吗？

　　说实在话，朱棣是否说过这样的话，你不知我不知，唯有天知。若问我的愚意，我是要狠狠表示一下怀疑的。朱棣做了一回周公，已然不堪，岂容他的孙子再做周公？祸起萧墙，同室操戈，不是美事。然而官史编造这样的记载并非无用，至少有两大妙用：第一，显示皇祖对仁、宣父子是坚决支持的，绝无偏爱高煦、高燧之事；第二，为宣宗即将展开的灭汉行动正名，以表明：宣宗以侄灭叔，是受了皇祖爷爷指点的，爷爷早就说过：你这位叔叔迟早要叛变，到时候你去剿灭他，不必有任何疑虑，因为伟大的周公就是这么做的。

　　史家常常就是这样替主子们打马虎、圆场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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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汉王朱高煦在宣德元年八月间，突然在乐安封地反了。

　　事变来得异常突兀，据《宣宗实录》记载，事情的起因是这样的：此前高煦频频向朝廷奏求品物，此番又遣使来求驼、马，宣宗命赐给骆驼40峰、马120匹，又遣太监杨瑛给汉府送去袍服和衣料。这两批使者出发后，有另拨公差回来的使臣对宣宗说：“汉王反迹已彰，汉府护卫官军四出劫夺，百姓惊惧。”宣宗道：“朝廷待汉王，无所不及，按理说不应遽尔呀！”（请注意，这句话大有名堂，宣宗说，我对汉王那样好，他不应该反得这样快。其潜台词是：汉王是个反贼的命格，我对他好，他还反得这样快，太没良心了。原来宣宗之所以好意对他，不过是羁縻他，请他慢些反）

　　很快，军民上告高煦反状的越来越多。送驼马、袍料的两批使者，不敢再赴乐安，逃回京城。宣宗大惊道：“难道汉王果然反啦？”

　　高煦派人秘密进京，联络旧交，以作内应。其中一个叫枚青的余丁，来到太师英国公张辅的府上，被张辅当场擒拿，连夜奏闻。宣宗亲自审问枚青，得到高煦谋反的事实。
　　（注：明代卫所制度下，军户之家都要出青壮当兵，其余男子则为余丁，是在军者的替补。想必这位枚青与张太师有些瓜葛，否则怎么会请这样一位没身份的人来劝当朝太师内应造反呢？）

　　这时风声愈急，山东都司、布政司、按察司（即“三司”）以及所属府州县及真定等卫奏报纷纷而至。御史李濬是乐安州人，因为守父丧，在家居住。高煦招他一起反，李濬不从，化名改姓，间道诣京上变。

　　朝廷“这才”得知，原来数年以来，高煦都没有放弃非分之想，日夜谋议，在乐安城中造军器、铸火器，籍州民丁壮为兵，破州县之狱，出死囚而厚养之，以为死士；还在周围州县召集无赖勇士，赐以银币，将他们编成行伍，授以旗号，练习武事；高煦还暗结山东都指挥靳荣等为助，旁近卫所及有司官员亦多趋附。

　　高煦反旗还没插，先已大行封拜：“伪署太师、都督、尚书、侍郎等官，皆定择日举事”。高煦的计划是，先攻取山东会城济南，然后聚兵犯阙。与此同时，山东军民告变者日集阙下。如此看来，“汉逆”谋反，是确实无误了，宣宗始命整兵，做一些必要的军事准备——“而犹未决意讨之”。

　　宣宗不得不当周公了，还要先婉曲一番，他写了一封信，派司礼监太监侯泰送给高煦，信中说：“昨护卫余丁枚青来言，说叔父有督过朝廷之举。予诚不信，怀疑是小人离间，不可不告。”

　　高煦兴问罪之师向阙，宣宗用了“督过朝廷”这一委婉的说法。他表示：我不信，这一定又是小人离间（——离间这个词已出现得太频繁了）！书末愈笃情谊，说我皇考仁宗的至亲，只有汉、赵二位叔父，我自即位以来，对叔父如何，神明可鉴。但今小人离间，军民惊疑，朝廷略为之备，也是没有办法。昔日皇祖（朱棣）宾天之初，也有小人造诬罔离间之言，赖皇考与叔父同气至亲，彼此无疑，小人奸计竟不能行。今此辈又欲离间我叔侄，惟叔父鉴之，国家之福，亦宗室之福也。

　　不知这小人是谁？哪来这许多小人？大概这是宣宗欲行伐罪之师，向高煦索要“小人”的舆论准备吧。请注意，中国的文化是很矫情的，明明骂槐，偏要指桑，一点都不直爽。好比当年朱棣明明造的是建文帝的反，他只说“清君侧”，向朝廷索要“奸臣”。与此一理，宣宗要向叔父动手了，先向他身边的“小人”问责。高煦要老实，乖乖交出小人，再由小人牵扯出高煦父子，此不为难；他要不肯交出小人，则朝廷“只好”用兵，逼他交出来。

　　侯泰到了乐安，高煦盛兵以见，南向高坐，看过侯泰所呈皇上书信，说道：“朝廷知我举兵吗？”侯泰道：“虽许多人这么说，皇上以殿下为至亲，固然不信。”高煦道：“你是旧人，应该知道我举兵之故。”侯泰道：“我实不知。”高煦道：“太宗皇帝听信谗言，削我护卫，将我徙置乐安州。我大哥仁宗皇帝不复我护卫，不改封我大城池，只拿金帛封我的口。而当今皇帝对我更无顾惜，开口闭口都是祖宗旧制，我岂能郁郁永居于此？”于是请侯泰阅兵，遍观其军马兵器，且得意地说：“虽以此横行天下，有何不可！”

　　“我已遣书入奏，”高煦对侯泰说，“你速速回报，急缚奸臣夏原吉等来，然后再议本王之所欲得。”高煦也向宣宗索奸臣，要清君侧了。

　　这时一旁有人来报，说朝廷遣人来送驼马及袍服，使者行到半路，都惊怖逃走了。高煦大笑道：“我固知其怯，今朝中必胆落矣！”侯泰心中惶惧，唯唯而已。

　　等他还朝，宣宗问汉王何言，治兵何如，侯泰已怀二心，不敢以实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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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章 三雄争嗣

　　二 同气相残

　　74

　　八月六日，高煦遣百户陈刚赍奏来京，高煦的奏文中对仁、宣父子都有指责，称仁宗皇帝不当违背洪武、永乐旧制，赐与文臣诰敕、封赠，又说宣宗不当修理南巡席殿等事。

　　各位看官，请恕我又要生疑了：我真不信，朱高煦封的那些太师、都督里，竟没有一个像样些的人才。人的一生，有多少机会“指斥乘舆”（乘舆是皇帝的代称，如谓车驾、銮舆、龙舆等皆是），若是我，拼了吐血，也要写一篇可比骆宾王大骂武则天的豪文，岂可如此敷衍？如高煦所上“反疏”，拘泥迂阔，只纠缠于文臣诰赠、修理席殿这等小事，好无眼量！想来高煦的檄文，一定是一篇长文，对侄子皇帝的种种失德以及朝廷的过失大加指责，肯定有更厉害的猛料，而这正属官史不容的违碍字眼，只好屏蔽、过滤，或概予剿灭了。

　　宣宗是一位纨绔的“官四代”，他斗蛐蛐、玩鹰犬，宫廷讳事极多，并派出大批太监，到地方及外国征索各类奇好玩物，以满足他个人的欲望。高煦要抓他的小辫子，其实并不难。过去为了将宣宗涂饰为开创“仁、宣之治”的圣明之主，将这些劣迹都精心掩盖了，如果能找到高煦这份向朝廷挑战的檄书，一定能从被覆盖的历史硬盘里恢复许多真实的材料。

　　高煦数落了朝廷一通，然后学他父亲，开列出一张以户部尚书夏原吉为首的奸臣名单，要求朝廷将他们交出来，不然就要率军上京，亲自向皇帝索拿君侧之奸臣了。

　　高煦还请人写了一篇给在京公侯大臣的公开信，再次对宣宗及其亲信“奸臣”的行为进行了指斥，“造诬饰诈，极其诋毁”——看，我没疑错吧，高煦果然有“极其诋毁”之词，全被官史消灭掉了——高煦还危言恫吓，说汉军已分兵要害，以防奸臣之逸。而从后来高煦在乐安城里束手就擒来看，这最后一条纯属宣传攻势，是战争中的心理作战。

　　高煦的反书都来了，还有何可疑？宣宗遂命兵部榜示中外，决定亲征，命英国公张辅随军参赞军中机务。张辅是明初四朝名臣，他和他父亲张玉都是靖难功臣，张玉在靖难之役中战死，被追封为河间王。张辅初封信安伯。因为他的妹子是永乐皇帝的妃子，故而张辅是勋臣兼戚臣。于是有人“提意见”了，说张家父子功高，张辅只受封为伯爵，是皇上考虑到他是皇亲国戚，有意压抑了对他的封赏，这是“以私亲之故而薄其赏”。这样的“批评”，真是讨人喜欢。朱棣也很高兴，马上从谏如流，加封张辅为新城侯。永乐四年，张辅率兵平定安南，改设交阯布政司，使明朝又增加了一个行省。朱棣大喜，在张辅凯旋还京之日，进封他为英国公。所以张辅世袭的公爵，与一般靖难功臣不同，他有实实在在的开疆拓土的大功。

　　张辅已通过擒献汉王派来的联络员，获得了宣宗的信任。前文说到，高煦主要代表了靖难功臣的利益，他在燕府旧人中拥有较多的支持者（包括明的和暗的）。张辅大概属于不太公开的支持者吧（或者并不那么隐秘，但因为张辅最后投向了光明，朝廷既往不咎，史书对张家与汉逆的旧谊也便一笔抹去），否则高煦怎么会在造反时派人和他取得联系呢？只是张辅非常英明地将汉府来人擒拿献上，果决地斩断了与汉王的关系——真不愧为英国公！

　　现在张辅听说皇上要亲征汉王，就主动请征，他说：“高煦徒怀不臣之心，而素怯懦，且他的部下悉非有谋能战之人。愿假臣二万卒，保为陛下擒之，不足仰烦至尊。”张辅表示了对高煦的轻视，说只消2万兵马，就可以将高煦手到擒来。

　　“任卿一人，足以擒贼。”宣宗首先对张辅的忠诚与热情表示了肯定，然后说道，“但我新即位，小人多怀二心，我若不亲行，不足以安反侧。朕行决矣！”

　　于是中外戒严，分遣诸将，严北京各城守备，下令九城搜索高煦所遣奸细，自首准许免罪给赏，并敕各处守帅以兵从征。为了防备高煦明着向北进犯京畿，实则向南袭取南京，特命指挥黄让、内官谭顺等往淮安，同总兵官平江伯陈瑄一同镇守。此举有2个作用，一则淮安是南京门户和运河枢纽，关系重大，一则监视主管漕粮运输的陈瑄，害怕他再来个临江倒戈，那危害可就大了。

　　可见，20多年前的靖难之役，给了当政者深刻的教训，宣宗亲征，正是鉴于建文朝廷对其祖父燕王动手太迟，致其有充分的时间做准备，如果建文帝在决策削藩后，能以惊雷之势，毫不犹豫地对燕王动武，势力尚还弱小的燕王根本无法抵御。宣宗深知，他与建文帝一样，登基未久，人心未附，而叔父汉王在朝颇有关系，他又是征惯战之人（而不是如张辅所说的“素怯”之人。张辅是受过高煦勾引的人，他为了自白，不得不那样贬低高煦），如果不能迅速解决，师老兵疲，搞不好局势会逆转。好比他亲信的司礼太监侯泰，一见高煦的军容，就吓得不敢说真话，心里已经存了骑墙观风的私念。亲信贵近如侯泰者都如此，其他在朝或地方官员，更不必提了——这是决不可轻忽大意的。

　　宣宗亲征，实是高明之举。但能看透这一点，却是大学士杨荣。因为是杨荣首发亲征之议，他说：“高煦以为陛下新立，必不亲行。今出其不意，以天威临之，事无不济。”

　　八月初八日，阳武侯薛禄、清平伯吴成、太监刘顺（朱棣入京之时奉命“清宫”的太监刘通的弟弟，他哥俩都是靖难功臣）将兵2万为先锋，先行出京，只隔了一日，宣宗车驾启行，率领大军，浩浩荡荡，杀奔乐安而来。

　　值得一提的是，就在前锋部队出发的前两日，即八月初六日，南京又发生了一次地震。这是一次灾异，还是一次祥瑞？当时人谁都搞不清，只有当成败已定，一家欢喜一家愁时，才可由史家摇笔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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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记载，高煦立有五军：青州中护卫指挥王斌领前军，韦达左军，千户盛坚右军，乐安州知州朱恒后军，诸子各监一军，高煦自将中军。世子瞻坦居守，指挥韦弘、韦兴，千户王玉、李智领四哨。请注意，其中姓韦的，都是高煦王妃韦氏的娘家人。

　　可不得了，一旦天下打下来，又是一帮彪炳千秋的人物！

　　各位试想，如果你是朱高煦，当如何用兵？据官史讲，朱棣曾向仁宗解释过封高煦于乐安的缘由，他说：“乐安距北京数百里，但闻有异谋，可朝发而夕擒也。”此言虽不定出自朱棣之口（事实是，高煦受封乐安在永乐十五年，那时还未迁都，何来“距北京数百里之说”？），却也正确点明了乐安州作为造反据点的不利形势。我们从地图上来看：乐安（今滨州）局促于山东半岛一隅，北、东两面临渤海，省会济南在其南，运河要枢德州在其西，都是屯有重兵的大城。朱高煦蜗居于这样一座小城，以区区不足万之兵，欲转天扭地、吞日夺月，几有无从下口之感。

　　若就朱棣所言乐安距北京不过数百里，朝发而夕擒的形势来说，朱高煦之成败实在一鼓之间，或一鼓而就擒，或一鼓而决胜。他的谋反大业必须靠奇袭奏效，而奇袭的基本保证则是行动的保密性和突然性。然而，从实录的记载来看，朱高煦却恰恰犯了保密不严的大过。汉家的兵马还未出城，山东、北直隶乃至京城，差不多半个北方，都知道他要反了，实录甚至说，“山东军民告变者日集阙下”——整个山东的军民百姓都知道高煦要反，并且迎向“光明”，主动向朝廷告发。因为实录形容人心相背，其词过甚，令人怀疑高煦造反的舆论，其实是朝廷卖力拉风箱，蒸出的一屉热气腾腾的馒头。如是，则高煦就是被逼反的了。

　　高煦举起反旗之后的选项，其实非常有限。当宣宗率兵从京师出发时，曾问随臣：“你们看，高煦计将安出？”有人道：“必先取济南为巢窟。”有人道：“高煦过去不肯离开南京，今必引兵南下。”宣宗听罢，说出自己的判断：“不然。济南虽近，然未易攻，闻大军至，亦不暇攻。汉府护卫官军的家都在乐安，有内顾之心，必不肯丢了家口，去打南京。”

　　济南是山东第一座大城，离乐安较近，高煦占据济南，固然可营为巢穴，较困守乐安为有利，但高煦之志在天下，其意岂只在占山为王？且济南作为会城，城高兵众，不易攻取，高煦他老子当年都没啃下这块硬骨头。若仓促不能下，朝廷大兵已到，高煦将腹背受敌，首尾狼狈。至于随臣所担心的，高煦可能南下攻略京师（指南京。仁宗宣布南迁后，南京复为京师，北京为行在。直到正统初年，才正式定都北京），宣宗则认为，高煦的护卫官军，家都在乐安，朝廷大军一到，乐安必为齑粉。叛军岂肯放弃乐安，径趋千里之外的南京？

　　“高煦外夸诈，内实虚怯，临事狐疑不能断。”宣宗道，“他今日敢于造反，不过轻朕年少新立，众心未附，不能亲征耳。今闻朕行，其胆已落，还敢出战吗？大军一到，必然束手就擒。”

　　在这段正史记载里，护驾众臣皆是一群无主见之人，唯有宣宗一人自信聪明。其实亲征之计，正是作为随臣之一的大学士杨荣所献。这就像过去的宫廷绘画，画中人物都如虫蚁一般，唯有皇帝一人独大，如同蜂巢里的蜂后。所以我们读这段记载，只要知道，这是君臣帷幄内的讨论，只是史官摇笔时，刻意写成那样一个君圣臣昏的样子，以为宣宗是多么英明神武的一位君主。这是读史必须掌握的一个窍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