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云百年——中国1908-2008----剑气豪情

宝宝寒

　　扯远了，接着说冯玉祥，冯玉祥自从被直奉联手赶出北京后，长时期独处西北，强邻环伺，处境不容乐观。1927年4月，宁汉分裂后，两方面各自单独北伐，武汉这边得冯率部相助，两方面南北夹击，在河南会师，即使武汉方面地盘迅速扩大，又缓解了冯玉祥的孤立处境。可原来势力更盛的南京方面，在山东受到了强力阻击，不能前进。除了北伐外，宁、汉之间都自称正统，各不相让，汉方叫嚣东征，宁方准备西征。原本弱小的冯玉祥，在宁汉分裂的时候，以第三方力量出场，主动予以调停，在制止国民党内斗的同时，竟意外地在国民党内获得举足轻重地位，这个人实在很聪明。
　　双方都给了冯玉祥面子，其实也是相互给面子，咱们都反共了，兄弟之间还有什么疙瘩解不开呢。宁汉双方很快达成合作意向，南京方面欢迎武汉重要分子到南京“柄政”，汪精卫也愿意去南京赴任，但有个条件，为实现国家统一，我可以与南京国民政府合作，但不与蒋介石合作。
　　汪精卫不光不合作，还要大举讨蒋，汪精卫似乎不是这种好斗之人啊。这主要是两个原因，一是之前蒋介石背信弃义，不等他开四中全会，就开始了分共，使他认为和蒋这种人无法合作。二是此时宁汉实力对比已经发生了变化，武汉方面因为北伐顺利，已经站了上风。
　　此时的蒋介石处境很是艰难，一方面宁汉分裂造成国民党内耗，大大影响了北伐进程，另一方面，他不可能不为远在苏联的儿子担心，自己坚定的反共立场，势必给儿子带来极大的困难甚至危险。而最让他气恼的就是反攻徐州在局势大好的情况下功亏一篑，蒋介石认为这次失利的主要原因是由于李宗仁按兵不动和白崇禧迟滞不进，在南京政府所掌控的军队中，李宗仁和白崇禧的新桂系是一支绝对的劲旅，宁汉分裂之后，更是凸显了桂系实力派地位，李、白二人本就胸有大志，不甘久居人下，在宁汉之争中，左右逢源，借机抬高自己地位的可能是存在的，蒋介石也隐隐感觉到自己支派不动这只部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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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月13日，蒋介石发表下野宣言，宣布辞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职务。这个做法还是真高，于公，牺牲自己，避免国民党内部纷争，实可谓高风亮节，于私，这时候如果真和汪精卫干起来，没有胜的把握，还有可能身败名裂，特别是自己下野，可以大大缓解刚刚17岁的儿子的尴尬处境。
　　对于外界猜测的蒋介石是被桂系“逼宫”下野的说法，两方都坚决否认，如果没这事，当然得否认，有这事就更得否认，蒋介石如果承认是被逼宫，那怎么体现高风亮节啊，李、白如果承认以武力对抗政府，那和北伐要打倒的北洋军阀何异啊。
　　在20年代的中国政坛，那是你方唱罢我登场，热闹的很，上上下下弄几个来回也是常有的事，所以此时蒋介石的下野即有不得已的成分，同时又是一个以退为进的计策，可以说和以前其他人的下台不同，他蒋司令这次是光荣下野，和所有人都维持了可以继续交往的关系，在所有派别中都树立了大公无私的光辉形象，为他以后的复出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当然，也许还有一种可能，蒋介石真的是高风亮节，白崇禧8月18日招待上海各界时说，他自前线返宁后，蒋告诉他：“我之军队非不足以敌武汉，但我决不愿自相残杀……决不以我个人之故，而使整个之国民党从此分裂，不能合作。”
　　蒋介石下野后，已是无官一身轻，先回了老家奉化，接着到上海，准备登船去日本访问。在上海，9月26日，蒋介石修订早已写好的《启事》，交《申报》连登三天，内容如下：
　　民国十年，原配毛氏，与中正正式离婚。其他二氏，本无婚约，现已与中正脱离关系。现在除家有二子外，并无妻女。惟传闻失实，易滋淆惑，专此奉复。
　　26日晚，宋美龄接受了蒋介石的求婚。这是怎么回事啊？
　　其实两个人22年就在孙中山的家中认识了，但只是普通朋友关系，直到1926年的夏天，二人在上海再次重逢，才渐生情愫，之后的一年时间里，蒋介石日记中无数次的提到宋三，诸如“美龄将回沪，心甚依依。”，“今日思念美妹不已。”，“终日想念梅林（美龄）不置也”, “与三弟（宋三）叙谈，情绪绵绵，相怜相爱，惟此稍得人生之乐也。”等等，想不到贵为北伐军总司令的蒋介石，竟也有柔情似水的一面，1890后的言辞肉麻程度丝毫不输于1990后。
　　不过，两人虽是两情相悦，但却也阻力不小，这已经不是蒋介石第一次求婚了，早在5月，“四一二”之后，蒋介石就已经求过婚，为这人家宋家还开了个家庭会议，大姐霭龄支持，二姐庆龄、哥哥子文和宋太夫反对，庆龄和子文此时支持武汉政府，反对蒋介石的“清共”政策，当然不希望小妹嫁给这个人，而宋太夫人不喜欢蒋介石的军人身份，认为军人即粗人，更主要的是对蒋介石婚姻忠诚度的担忧，蒋介石有妻有子不说，还有妾有情人，这也太不严肃了，我们三丫头岂能嫁给这么个人呢。这事就被耽搁下来。
　　这次蒋介石登报声明，来说明自己的婚姻关系，是给宋三看，更是给宋家人看的。此时，已经暂离政治风暴中心的蒋介石，有些落寞，有些孤寂，而宋三小姐在这个时候，在没有禀明母亲兄姐的情况下，接受了蒋介石。
　　蒋介石怀着无比喜悦和忐忑不安的心情东渡日本，具体他考察了什么我们不关心，恐怕他自己也不关心，他去探望了在神户看病的宋太夫人，并且得到了宋太夫人允婚，这恐怕是他此次考察最大的成果吧。在日本，蒋介石与宋子文纵谈国事，很是投机，因为对共政策产生的隔阂看来已是烟消云散。
　　1927年11月27日，《申报》上刊载了蒋宋结婚的邀请函，声明不收婚礼，凡有馈赠，都用来修建“废兵院”（残疾军人福利院）。
　　1927年12月1日，蒋宋完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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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蒋介石下野，优哉游哉的抱得美人归，汪精卫可惨了，本来迁都南京，准备做领袖的，可到了南京才发现，领袖可不是说说的，军人们拥兵自重，根本不把他这个文人汪精卫放在眼里，现在的境况和当年的孙中山几无二致，甚至比孙中山更惨，孙中山只是军人相逼，文官们尚好，可汪精卫这边不光控制不住军人，在文人中威信也是不足。还记得我们提到过的西山会议派吧，就是因为坚定反共，被汪精卫排挤，最后开除汪精卫党籍半年的那批人。在宁汉分裂的时候，他们在上海建立了个中央党部，也来个自立中央，这时候，他们被军权在握，却在党内没有地位的桂系给请了过来。
　　来了大家就开会吧，讨论统一党务的问题，西山会议派张继就先发言了，要谈统一党务，就得先把当初给我们的处分撤销了，那个《弹劾西山会议案》是左倾路线的产物，是根本错误的。汪精卫说中央的决议哪能说废就废，那岂不形同儿戏，废不废的咱们四中全会上讨论，民主政治总得有个民主程序吧，当初和蒋介石定的四中全会，这都半年了还没开呢。李宗仁说话了，汪主席啊，关于对于林森，张继等18位同志的处分嘛，我们南京这边已经于6月8日给他们平反了，恢复了他们的党籍，现在咱们全党要讲究合作，你汪主席就别再坚持了。汪精卫一听，也急了，你们南京中央作出的对上海中央的决定我们武汉中央不知道——汪精卫改说绕口令了，我提议，四中全会上，西山会议派不能只能个人身份参加，但不能以中央党部的名义，而且必须在武汉召开，否则我们武汉代表不参加，爱咋咋地。
　　宁沪两方代表一听，哟呵，你汪精卫还有理了，当初如果不是你政治上警惕性不高，坚持错误的容共政策，党的事业何至于此啊？南京代表慷慨激昂，事实证明我们的反共政策是正确的及时有效的，在反共问题上，充分显示了我们的先进性。上海帮一听，少扯，你们什么时候反的共啊，我们西山会议的时候就反了，你们要算先进，我们就是先进中的先进。南京方面还不干呢，喊喊口号算什么先进，我们可是真刀实枪的干啊。
　　一通热闹之后，谁先进的问题还说不准，但汪精卫落后已经成定论了，汪精卫还算老实，自觉理亏，于是对自己反共不力做了自我批评。接着在孙中山儿子孙科的倡议下，成立了一个14人的中央特别委员会，先行过渡，实现宁汉沪的统一再说，汪精卫在14人中排名第一，但下面多首宁沪两派代表，汪精卫不傻，这明明就是架空我嘛，老子不干了，9月13日，通电下野表示抗议。
　　接着汪精卫应张发奎，李济深联名邀请汪精卫回粤指导革命，汪精卫欣然前往，在广州发表讲话：中央执行委员会是全国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非全国代表大会无权取消，因此南京的中央特别委员会是非法的。这通乱啊，宁汉刚合流，宁粤又分裂。
　　怎么办？这还北伐不北伐了，咱们这么闹下去，北伐还有意义吗？于是大家不约而同的想到了蒋介石，人家蒋介石在军中威望最高，人家蒋介石反共立场最坚定，人家蒋介石甘愿牺牲自己来维护党的团结，咱们党内还有这样的人吗？很多东西整天在你眼前晃，你不珍惜，但真正失去了，才会觉的可贵，蒋介石之于国民党，大约就属此类。
　　蒋介石十分乖巧，虽然那么多人请他复职，但他还是在回到上海后，先给汪精卫写了封信：
　　“此后党国重任，惟兄是赖。凡能于党国有利，则弟必尽我心力，依照兄之意图，不渝始终，以尽区区之意，若兄能来沪晤商一切，甚幸焉……”
　　看看人家，汪精卫都觉的自己无地自容了，于是为了党国大业，遂捐弃前嫌，欣然赴沪。没想到汪精卫一离开广州，张发奎就发动了倒桂行动，将在桂系在广州的部队缴械，桂系李济深跑回广西调兵遣将，在梧州附近和张发奎紧张对峙，就在这时，共产党又出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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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初逃离南昌起义部队的前敌总指挥叶挺与张太雷、澎湃潜回广州，和第四军参谋长叶剑英取得了联系，共产党方面始终认为广东的革命基础最好，所以南昌起义部队的计划也是回到广东闹革命的，所以南昌起义部队被打没了，就接着发动广州起义，叶挺任总指挥，叶剑英为副总指挥，此时张发奎大军出外迎敌，城内空虚，正是时候，12月11日，开始暴动，起义军自称“红军”，这是共产党第一次将自己的军队称作“红军”。
　　对于这次暴动，李宗仁的回忆录中这样写到：
　　“孰知正当第四军悉数西调，广州空虚之时，前第四军将领共产党人叶挺偕著名共党首领张大雷、彭湃等潜返广州。利用原赤色工会作基础，勾结第四军参谋长共产党员叶剑英，利用苏俄领事馆的掩护与接济，煽动第四军的教导团和警卫团叛变（该两团干部多系共产党分子），改称“红军”，以叶挺为总司令，于十二月十一日实行全市大暴动。
　　 共产党此次暴动，可说是毫无理性，烧杀之惨，实无前例。全市火光烛天，尸体狼藉。市民均被迫以红巾系颈，表示拥护红军，否则格杀勿论。张发奎匆忙潜往肇庆，急令黄琪翔回师平乱，黄氏乃率部返穗。张、黄二人以共党在后方捣乱，破坏其统一两广的大计，愤恨之余，遂也恣意杀戮。下令凡见颈系红巾的，即格杀勿论。人民分不出孰为红军，孰为第四军，只知有红巾亦死，无红巾亦死。一时广州全市鬼哭神嚎，无辜人民被杀的不计其数。大火数日不绝，精华悉被焚毁，实为民国成立以来鲜有的浩劫。”
　　李宗仁当时不在广州，此项描写并非亲眼目睹，可信度就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吧。
　　“广州起义”只坚持了两天即告失败，张太雷牺牲。在这两天里，干了不少事，广州市苏维埃政府成员和工农兵执行委员会举行第一次会议，宣告广州市苏维埃政府成立，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苏兆征为主席（在苏未到广州前由张太雷代理）。会后发布了《广州苏维埃宣言》、《告民众书》以及有关的法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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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南昌起义”和“广州起义”中间，共产党还组织了一次起义——秋收起义，这次起义的前敌委员会书记是毛泽东，总指挥是卢德铭，共产党员，时任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部警卫团团长，“南昌起义”他率队来援，可起义军已经南撤了，追不上大部队的卢德铭遂带队转移到江西修水与平江、浏阳农军会合，是被党组织安排领导“秋收起义”。9月9日，“秋收起义”在湘赣边界爆发，义军自称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下面编了四个团，卢德铭部为，农民赤卫队，工人赤卫队统编为一、二、三团，收编了一部分黔军武装，编作第四团，有5000多人，走起来浩浩荡荡、烟尘滚滚，喊着号子就杀向长沙，这是一个很无厘头的决定，人虽不少，可有一半是不穿军装的，昨天还收秋呢，今天扛上一支梭镖就工农革命军了，所谓梭镖，毛泽东形容为“一种接以长柄的单尖两刃刀”，这个形容很提气，就比二郎神少俩尖，在乡里斗个土豪劣绅，给他们戴戴高帽，真是很威风，可让一群拿惯锄头的老百姓拎着这玩意儿打长沙，就太离奇了，这不刚打到浏阳，就已经丢盔弃甲，惨不忍睹了，这时候，四团还临阵叛变了。
　　毛泽东和卢德铭一商量，还打什么长沙，再这么打下去非全军覆没不可，咱们快撤吧。往哪撤呢？起义军采纳了毛泽东的意见，哪穷往哪撤，越穷的地方老百姓越支持咱们，越穷的地方越远离中心城市，敌人的力量也就越薄弱，于是向东进入江西，然后沿沿罗霄山脉南移，行军途中异常艰苦，总指挥卢德铭在敌人的伏击中牺牲，对这支风雨飘摇的部队可谓雪上加霜。别看我们后来说毛泽东是伟大的军事家，可他那是在战争中学会战争，眼不前儿，他还对带兵打仗一窍不通呢，起义军中还有一个伟大的军事家呢，就是后来的罗荣桓元帅，可现在他还只是一个连级干部，所以说这个时候，卢德铭就是这支部队的主心骨，部队的一路败退加上总指挥的阵亡，使这支临时拼凑的部队士气越来越低落，开小差已经成了公开的行为，大家还相互打招呼呢，“你走不走？”，“你准备上哪儿去？”，五千人的队伍，二十天时间，就剩两千不到了，人心散了，队伍不好带啊。
　　毛泽东这一年34岁，虽然是中共一大的代表，但之前并没有什么独挡一面的机会，要说做过的最出彩的事情，依我看就是25年写出了的那首脍炙人口也必将流芳百世的《沁园春.长沙》。现在，千斤重担压了过来，对于弱者，这可以是他逃避的借口。而强者从来是把挑战看作机遇的，毛泽东决定用他瘦削的肩头去承受其人生第一次严峻的考验。
　　9月29日，永新县三湾村，一介书生毛泽东发布了如下命令：1.部队缩编成团。2.支部建在连上，党指挥枪。3.官兵平等，不许打骂士卒。4.建立士兵委员会，允许士兵监督官长。这就是史称的“三湾改编”，都被打成孙子了，还来这虚头吧脑的有用吗？当然有用，在部队普遍散漫，士气低落的时候，作为一个领导者最需要的是向士兵传递信心，怎么传递，站那喊“我们要有信心”顶用吗？肯定不顶用，站那喊“我们的前途是光明的”有人信吗？估计没人信。从心理学上分析，人们更乐于接受不经意间感受到的信息，而对刻意的灌输本能的抵触。在最困难的时候，进行部队改编，其现实意义并不是指望这样的改革马上给部队增添战斗力，而是让士兵们感受到首长的自信与从容，感受到首长的不抛弃不放弃。
　　“三湾改编”的效果是明显的，暂时稳定了军心，连党支部也逐渐发挥了作用。10月，起义军到达罗霄山脉中段，即井冈山地区，毛泽东一看，这地方太好了，山高林密，沟壑纵横，层峦迭峰，地势险峻。其中部为崇山峻岭，两侧为低山丘陵，从山下往上望，巍巍井冈就如一座巨大的城堡，五大哨口是进入“城堡”必经的“城关”，真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势，实在是一个占山为王的好地方。可是，毛泽东来晚了，此时井冈山上已经有两个山大王了，一个叫袁文才，一个叫王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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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袁文才是中共党员，上过中学，在穷乡僻壤的井冈山地区，那绝对是数一数二的秀才，此人早年投身绿林，1927年7月，联合了王佐的农民自卫军攻陷了永新县城，然后当然是敌人的反扑，当然是寡不敌众，于是和中共永新县委一干人逃到了井冈山，继续与敌周旋。就在这个时候，他得到了毛泽东率两千余众到达三湾的消息，别看这群人打长沙不行，但和袁文才的农军比，那可是人多势众，武器精良，好歹手头有不少真家伙啊。于是，袁文才立即将部队分散在茨坪步云山一带埋伏，以观动静。
　　咦？不都是共产党吗？这是什么意思啊？那时的共产党组织本来就不严密，“四一二”之后，又有大批党员被杀被捕和脱党，组织结构更加混乱，各级党组织甚至是党员个人各自为战，各占山头，因此组织观念并不是很强，你贸然带了这么多兵马过来，算是投奔我啊，还是要吃掉我啊，这咱得说清楚啊。
　　很快，袁文才收到了毛泽东的信，信中说愿意与袁、王二人合作，共建根据地。袁文才文书陈慕平因在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过，听过毛泽东的课，介绍说毛泽东与彭湃并称为共产党人中的两大“农运王”，有见地、有思想，具有非凡的影响力。袁文才一听，这么厉害啊，那他上山我往哪摆，于是措辞婉转的回了封信：
　　 毛委员：
　　 敝地民贫山瘠，犹汪池难容巨鲸，片林不栖大鹏，贵军驰骋革命，应另择坦途。
　　敬礼
　　袁文才叩
　　到底是秀才，这信写的很有文采啊。毛泽东当然明白袁文才的意思，但还是热情的接待了两位来使，一个是陈慕平，一个是宁冈县中共党组织负责人龙超清，毛泽东跟他们俩讲了很多，中心意思就是我们到井冈山就不准备走了，我要与你袁文才合作建立革命根据地，临了，又送给两位来使一人一只手枪，这礼可是够厚的。两个人回来向袁文才汇报，一呢，这个老毛人不错，挺有诚意的，二呢，看来他是铁了心不准备走了，咱怎么办啊？袁文才一听也挠头，要不我见见他吧，看他怎么说。
　　 相见的地点定在茨坪大仓村林风和家，毛泽东带着六七个人过来，之前毛泽东召集了60多骨干在古城镇开了个会，会议的中心就是集体决定，我们就在这个地方落脚了，建立革命根据地。两个人坐定之后，毛泽东发现袁文才身后站着一个俊俏的小姑娘，后来毛泽东说，我当时还以为是袁的闺女呢，哈哈，这可能说明三个问题，第一呢，是袁文才长的显老，第二呢，老毛眼神不好，第三呢，是贺子珍长的显小。这个贺子珍年方18，却已经中共永新县委的负责人了，虽然没有小家碧玉的柔和，但泼辣与干练却使她多了几分英姿勃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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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共产党本来就没什么实力，“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相继惨败后，所有人都认为他们已经把牌出尽，可就在这时候，1928年1月，朱德、陈毅率领的南昌起义残部发动了“湘南起义”，在中共湘南特委的配合和领导下，竟然一下子聚集起了10万人的队伍，弄了四个师两个独立团，架势很足，但除朱德的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外，其余大都是“农民梭镖队”。这次起义坚持了三个月之久，主要原因是李宗仁和唐生智打起来了，一时无暇他顾，次要原因是湘南特委瞎指挥，占了便宜还不跑。
　　等李宗仁把唐生智打跑了，然后接受南京政府命令，大举进攻的时候，“农民梭镖队”就顶不住了，另外，湘南特委要求在占领区实施“烧杀政策”，赤贫的老百姓是赞同“打土豪，分田地”的，分不了田地分分浮财也是好的，但你杀人烧房子，弄的那么恐怖，老百姓可就不支持你了，本来就没有什么纪律约束的农民武装，此时一看，算了吧，我不跟你混了，纷纷放下武器，回家了。都这样了，湘南特委还要求“守土有责”，血战到底，非但认识不到自己的错误，还跑到井冈山捣乱，毛泽东本来是向湖南省委汇报工作的，可是现在湖南省委已经被破坏，所以中共中央决定，地处江西的井冈山也归湘南特委领导。湘南特委派人跑到井冈山，指责井冈山“行动太右，烧杀太少”，没有执行所谓“使小资产变成无产，然后强迫他们革命”的政策；批判毛泽东是“右倾逃跑”、“枪杆子主义”，并把中央开除毛泽东中央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的决定误传为“开除党籍”，毛泽东成了党外人士，只能当师长了，湘南特委要求毛泽东率部队开向湘南，配合湘南暴动。毛泽东把队伍带到湖南酃县中村（在井冈山边沿地区），就停下来整训了，还不错，在这里他看到了中央文件，知道自己虽然不是毛委员了，但依然还是毛党员。
　　在湘南的朱德、陈毅一看，不能再这么打下去了，以卵击石算不得好汉，于是振臂一呼，不愿当二百五的跟我走，向井冈山撤退。各路农军纷纷响应，人都不傻，还是这位将军指挥比较靠谱，为了活命也得跟个明白人啊，4月26日，朱德、陈毅率湘南起义军近万人到达宁冈，两天后，朱毛握手，会师井冈山。
　　毛泽东在井冈山经营了几个月，人数也只恢复到不到两千人，可这次朱毛握手，井冈山兵力达到了万余人，部队改叫中国工农红军。番号定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这还没有一二三军呢，怎么先来第四军啊，原来叶挺独立团是共产党领导的第一支武装，他的英勇善战，为第四军赢得“铁军”声誉，同时第四军的各级政工干部几乎都是共产党员，因此为了发扬“铁军”精神，第一支红军的番号就被定名为“第四军”，朱德任军长，毛泽东任党代表，王尔琢任参谋长，陈毅任政治部主任。 这支红军又被称为“朱毛红军”，从此朱、毛并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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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十八章 逝去的北洋
　　朱德早年毕业于云南讲武堂，可说是科班出身，然后在军阀混战中从基层一直做到少将旅长，可说有丰富的实践经验，接着辞去军职到法国留学，喝了洋墨水，再到军事强国苏联学习了一年军事，可说是硕士研究生毕业了，再回到国内，从“南昌起义”开始，在众寡悬殊的态势下，转战9个月，充分展现了其稳定的心理状态和出众的指挥才华，同时他所率领的南昌起义残部那八百多人，是北伐铁军叶挺独立团的班底，且经过了血与火的考验，军政素养都极高，后人有“一团平天下”之说，就是说后来共产党的天下是靠他们这个团打下来的，此言虽有夸张成分，但也夸张不大，中共最后推翻国民党的三大战役，林彪打了辽沈和平津，陈毅、粟裕打的淮海，而总司令是朱德，这四个人皆出自该团。朱德上了井冈山后，不光军事训练更加系统和科学化，还为红军量身定制了一套游击战方略，就是我们常说的十六字诀：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其实这套东西也并非朱德的发明，而是他总结的当年在滇军剿匪时土匪的战法，用到现在的红军身上再合适不过了，井冈山上就传开了，说咱们这来了个会打仗的。
　　在朱德主抓军事的同时，毛泽东的政治驾驭能力也得到了发挥，此时的他已经有了在罗霄山脉中段建立工农政权的构想，他认为之前的四次起义，风风火火而起却又迅速失败的原因——地处交通要道，根本无法抵御敌人的强势进攻，并且认为上上下下“左”的厉害，急功冒进，苏联先占领中心城市的做法在中国根本是行不通的，我们应该“农村包围城市”。接着落实三湾改编的条款，颁布“三大纪律、六项注意”（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前身）颁布，建立苏维埃政权，继续打土豪、分田地，大力宣传自己，告诉广大穷苦百姓，红军是实打实为你们打仗的。
　　“南昌”、“秋收”、“广州”、“湘南”，不到半年时间里，中共发动了四次大规模的起义，我认为这其中共产国际和中共自己的“左”倾是很明显的，把之前革命失败的原因统统归结为陈独秀的右倾错误，本身就是推卸责任，接着把推卸责任的托词当真，以“左”为荣，就非常可笑了，首先就是准备不足，太着急了，以至于起义之后该干什么怎么干都没想好，其次对形势估计错误，以为只要自己振臂一呼，广大百姓就会风起而随，三是各级党委的教条主义，盲目坚持所谓的革命原则和革命精神，徒增损失。其结果是，把手里本就不多的牌一股脑的扔了出去，本来“分共”，“清共”后，中共还只是国民党的不同政见者，国民党左派们对中共的遭遇还寄予一定的同情，这么一搞，直接就统一了国民党的内部分歧，从此在中共嘴里，国民党不再分什么左右派了，统称为反动派，在国民党嘴里，共产党更是成了“赤匪”，如果不是毛泽东、朱德的临阵“变节”，引兵逃跑，也许这么多人生命换回的就是听个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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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然，我们还要看到一个现象，那时没有网络、短信、电视，就凭为数不多的中共党员走家串户的宣传，竟然有那么老百姓参与进来，这发动群众怎么会这么容易啊？从清末的不断对外赔款，到民初的军阀混战，都是需要钱的，钱从哪来，横征暴敛呗，老百姓，特别是农村的农民有太多赤贫者，加上法制混乱，有钱人为富不仁、欺压百姓的事时常发生，使得百姓的仇富情绪高涨，马克思主义是什么玩意儿他们估计是听不明白，但“打土豪，分田地，分浮财”大家还是赞成的。“四一二”之前，在农村搞土地革命是合法的，在“四一二”之后“七一五”之前，在武汉政府的势力范围内，这么干也是可以的，可以合法的分钱，大家当然高兴了。可这没高兴几天，土地革命不合法了，分的土地分的钱都要还回去了，这哪行啊，于是农民们很容易就被调动起来保卫自己的胜利果实。只不过这时候的农军是因利而动，而并非有什么坚定的信仰，当发现维护这既得利益，要付出生命的代价时，自然会有很多人马上放下武器，老老实实回家拿起锄头。这也就是为什么发动很容易，坚持却很难的原因。
　　再说国民政府这边，汪精卫接受蒋介石的要求赴上海洽商，可就在这时“广州起义”爆发了，这下国民党内原来反对汪精卫的那些人就更有理了，若不是你的放纵与妥协，何至于广州遭此涂炭啊，更有甚者说汪精卫就是共产主义分子，一通劈头盖脸，弄的汪精卫百口莫辩，后来虽然查清“广州起义”和汪精卫没有什么关系，但那地方是你管辖的，出了这么大事，你总得负责吧，于是汪精卫老老实实的发表了隐退政界的声明，带着陈璧君去了法国。
　　汪精卫走了，那个制约汪精卫的特委会也解散了，1928年1月4日，蒋介石南京复职，2月2日，久拖不决的二届四中全会终于开了，会上决议取消“三大政策”，因反对“三大政策”而被开除党籍的人一律平反，持续了半年的国民党内部纷争暂告一段落。这次，蒋介石只作军事委员会主席，而把一把手的国民政府主席让谭廷楷当了，蒋介石还提议在广州、武汉、开封和太原弄四个政治分会，分会主席由李济深、李宗仁、冯玉祥、阎锡山担任，咱们相互监督，做民主政治。
　　4月，统一全党的蒋介石宣布重新北伐，在蒋、冯、阎、桂四大集团军的协力攻击下，奉军全线崩溃，6月8日攻陷北京，张作霖逃往东北。蒋介石在李宗仁、冯玉祥、阎锡山等人的陪同下，到了西山碧云寺拜谒了孙中山灵位，告诉他，你的愿望实现了，北伐成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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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8年6月4日晨5时许，当张作霖所乘由北京返回奉天专列驶到皇姑屯附近的京奉、南满两铁路交汇处桥洞时，突遭预先埋好的炸弹袭击，这位乱世枭雄身受重伤，当日逝世，享年53岁。
　　长期以来，张作霖被日本关东军暗杀已是被广泛认可的事实。1946—1948年，国际军事法庭在东京对日本战犯审讯过程中，侵华日军将领对日本关东军受政府之命策划暗杀张作霖行动供认不讳。但是，上世纪四十年代末，日本政府矢口否认参与了暗杀张作霖行动，并称日本政府没有任何理由指使关东军暗杀张作霖。上世纪九十年代初，俄罗斯历史学家沃尔科戈诺夫在调查托洛茨基死因时，无意中发现了张作霖被苏军情报局暗杀的史实材料，从而使这桩既成的历史铁案在70年后又有了新的说法。
　　张作霖到底被谁杀的我是弄不清的，也不打算去弄清了，因为和之后的故事联系不大，我们只需要知道张作霖在东北在日苏两国的势力渗透下，他尽了全力在保卫中国利益就行了，虽然这有很大程度是在保卫家天下。
　　从李鸿章建立北洋水师到袁世凯奠定北洋陆军，从1888年北洋水师建立，到1928年张作霖遇刺，北洋正式退出历史舞台，整整40年间的中国历史，处处都留下了北洋的痕迹。
　　段祺瑞：1931年9月日军侵占东北，关东军特务机关长土肥原曾经数次到津密晤段祺瑞，请段出面组织华北政府，日本愿以全力支持，段祺瑞坚持不与日本人合作。1933年5月21日，有记者登门采访，他铿锵作答:“日本横暴行为，已到情不能感理不可喻之地步。我国唯有上下一心一德努力自救。语云:‘求人不如求己。’全国积极备战，合力应付，则虽有十个日本，何足畏哉？” 1936年11月2日在上海宏恩医院病逝，终年七十二岁。
　　曹锟：晚年无钱无权，面对日本人的游说，立场异常坚定，坚辞不就伪职，并破口大骂前来替日本人游说的高凌蔚，将其哄出家门，还告诫子女不许为日本人做事。1938年5月17日，曹锟因感冒转成肺炎，经医治无效，在天津泉山里刘夫人寓所病故，终年76岁。
　　吴佩孚：1935年，日本侵略者为了分裂中国而搞“华北自治”，请他上台当傀儡，他坚决拒绝；1938年6月，伪“华北临时政府”与伪南京“维新政府”合并，请他出来当官，他也不答应。 1939年12月4日，他因吃饺子被骨屑伤了牙龈，受日本特务土肥原指使，日本牙医将其杀害。终年65岁。
　　逝去的北洋，渐行渐远，留下的是长长的背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