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面抗日战场——从“我的家在松花江上”讲起-----关河五十州

宝宝寒

　　这厮的额头真够高，守桥的曾是他的旧部，一番眼泪和哀求之后，“华容道”的那一幕重新上演，王英步白脸曹丞相之后尘，终于捡得一条性命。

　　后来事情揭发，傅作义处理得也颇有人情味，只是将守桥将官撤职查办，解除他的军职就算了。

　　在孙兰峰攻城之际，董其武始终牢牢地据守着乌加河，使得日军就算搭浮桥也冲不过来，只能隔河对峙。

　　3月24日，驻蒙军主力到齐，依赖炮火优势才得以过河。

　　傅作义不能硬碰硬，便撤出五原，在附近跟日军打游击战。

　　小岛吉藏担任驻蒙军救援行动的指挥官，过河之后，他没有找到任何绥军主力部队的踪迹，而傅作义丢给他的五原则完全成了空城一座，什么都没有，既没粮食也没人，倒是城外有很多游击队在不停地进行骚扰。

　　在这座城里，小岛根本就呆不下去。他屡次给冈部发电报，要求放弃五原。

　　我们守着这座空城，又没吃的又没喝的，还整天担惊受怕，这不是武大郎射箭杆——发穷贱么？

　　可是因为桑原及其日伪军被几乎全歼，冈部怕得要命，惟恐遭到追究，所以他怎么都不同意小岛立即撤回，巴巴地希望对方至少立个功，哪怕弄个小胜也好让他有所交待。

　　小胜没有，却出现了大败的预兆。

　　3月27日，傅作义掘开了乌加河南堤，五原一带成了泛滥区。由于道路淹没，日军连东南西北都分辨不清了。

　　见到棺材，驻蒙军司令官才掉了泪，终于决定放弃五原，驻蒙军最后是靠飞机引路才撤出来的。

　　五原之战后，冈部因责任问题而奉召回国，驻蒙军也限于兵力不足和给养困难等原因，再未能对绥西发动大规模攻势，

　　3月28日，傅作义回到五原。

　　当春风从草原吹过，不知留下了多少动人的故事和传说。自“七七事变”后，草原英雄再次崛起，绥军之基业亦从此处开始重新奠定。

　　冬季攻势的结果反映了当时正面战场的一个真实状况，即中国军队无力作决定性反攻，而日军因侵占的地方越来越多，可以使用于中国大陆的兵力也已达到极至。

　　说得更明确一点，就是大家都很难。

　　根据史学家黄仁宇提供的数据，到1939年，日本直接军费已达64亿日元，为开战之初的2倍，全国收入的一半以上转瞬化为乌有。

　　石原莞尔曾经说过，如果中日爆发全面战争，至少需耗用军费50亿日元。现在看来，“唯一战略家”估计得还是太乐观了，事实是，已经超过60个亿砸下去，却仍然不知道该如何收场。

　　到1939年底，由于国内的军工生产不敷需要，日本政府甚至把用于学校军训的步枪都收集起来运到了前线。

　　日本在东亚的一家独大，无疑是对“九国公约”的公然挑战。英国因欧洲战场的牵制，在大多数时间内还只能保持沉默，甚至妥协和退让，美国则再也按捺不住了。

　　（1391）

宝宝寒

　　1939年，美国国务院正式通告日本，废除了“美日通商条约”。这个条约于1911年签订，实际上要1940年1月26日才到期，可是美国人不管这些，直接就挥起刀斩了下去。

　　这一刀可太狠了。要知道，当时美国产品占到了日本总进口物资的百分之四十以上，而且很多大宗战略物资，像石油钢铁之类，都非得从汤姆大叔手里才能买到。

　　自此，日本不但要对付中国和苏联，开战名单上又加入了英美，不知不觉间，已经是仇敌满天下。

　　细数手上的棋子，日本统帅部才发现自己在中国大陆陷得有多深，如今要想拔出脚来都非易事。

　　赶快撤掉一些吧。

　　军部制定计划，预计分两批撤，第一批是到1939年底，将关内日军由85万减至70万，第二批是到1940年底，由70万减至40万。

　　第101和第106师团的复员，实际就是首批撤兵计划的一部分。可是这个计划却遭到了“中国派遣军”的强烈反对。

　　如今的“中国派遣军”可不得了，华北的“华北方面军”、华中的“华中派遣军”、华南的第21军都由其直接指挥，也就是说，只要是在华日军都得听它的。

　　日本军部怎么样，同样得礼敬三分，所以首批撤兵计划刚开了头，就执行不下去了。

　　“中国派遣军”的司令官是西尾寿造。他的上位，几乎就是干得好不如关系好的现实缩影。台儿庄打成那个鸟样，可只要有人罩着，人家的仕途在小小弯曲一下之后，照样可以喷着火箭往上升。

　　先是被任命为训练总监，成为日本陆军三大首脑之一，然后又出任在华陆军最高指挥机构的一把手，真是想要什么来什么。

　　板垣军功够高了吧，也才不过在他手下当一个总参谋长，你还有什么好解释的。

　　凡是庸才大多不允许手下有多高明，西尾也是如此。第11军司令官冈村宁次应该说打仗颇有一套，在兵少将寡的情况下犹能维持现状，特别是躲过了第五、九两战区发动的冬季攻势，算是难能可贵，可是这人太有个性，连统帅部的命令有时都敢质疑，于是西尾就选择了让冈村走路，后者被委以军事参议官一职，从此离开了武汉前线。

　　一切重新开张，西尾打算在任内做出点样子。为了防止冬季攻势这样的大规模攻势再次出现，他决定趁中国军队进入休整的机会，集中兵力打击第五战区。

　　在把军部的球踢回去后，原拟复员或回国的部队都留了下来，“中国派遣军”也就有了大动干戈的资本。

　　知道第11军兵力不足，别说攻，守都困难，西尾采取了“东兵西调”的办法，从驻扎江浙沪一带的第13军中抽出7个步兵大队开赴武汉，归第11军新任司令官园部和一郎中将统一指挥。

　　园部和一郎与冈村宁次是同学，而且是从陆士一直“同”到陆大的同学，后来冈村到关东军任师团长，园部也追了过去，同样是当师团长，现在又来武汉接班——敢情蹭明星的光也不是这么个蹭法，还搞得形影不离了。

　　（1392）

宝宝寒

　 不管别人怎么想，园部的确有超越前任的劲头和想法。为了确保此次一击能胜，他以三个师团为基干主力，再分别配属15个步兵大队，使进攻五战区的实际兵力一下子超过了四个师团。
　
　 即使“东兵西调”之后，第11军一共也才七师四旅团，园部这次是真的把最大赌注都押上了。

　　其实大家都在赌，日本军部赌“中国事变”能够最终解决，西尾赌自己开张大吉，园部则赌自己是不是比冈村还要会来事。

　　李宗仁和他的将官们又要经受新的考验了。

　　早在冬季攻势时，右翼兵团司令官张自忠曾接受美国记者史沫特莱的采访。本来大家谈得还算顺利，可记者忽然问到了一个问题，就是这个问题引起了张自忠巨大的反感。

　　史沫特莱问：您认为中国有如此多的伪军的首要原因是什么？

　　其实这个问题并不是专门针对张自忠的，之前也问过川军首领王缵绪。

　　为什么有这么多伪军？那位老大给出的答案倒也中规中矩：因为他们不读书嘛，要是他们多读儒家经典，就不会去当伪军了。

　　史记者不愧是名记者，反应十分快捷：据我所知，有好些伪军头目可都是饱读经书的。

　　王缵绪无奈地看了看这位刁钻记者，只好作出如下解释：读书要认真，你说的伪军头目们肯定读书很浮浅。

　　史沫特莱了解了一下，川军首领自己从不读书，哪怕是“肤浅”地读。他的指挥所里连一本书都找不到，更别说儒家经典了。

　　与王缵绪不一样，张自忠没有这么会吹牛，但他战绩彪炳，而且几乎就是王缵绪嘴里所称道的那种典型——少时读过儒家经书，从军后手不释卷，看的都是各种军政书籍。

　　史沫特莱认为张自忠会给他一个认真的答案，却没想到对方听后，脸色骤变，只用一双眼睛冷冷地瞪着她：不知道！

　　无冕皇帝一支笔，谁敢得罪，张自忠的态度使史沫特莱大为光火，事后还气呼呼地对张自忠的幕僚发脾气，说她永远不理解也不会信任像张自忠这样的人。

　　其实归根到底，人还是得厚道。

　　采访之前，史沫特莱翻过张自忠的资料，知道对方一些不堪回首的往事，却仍要这样提问，是不是故意的还真的很难说。

　　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美国女人不能理解的事还多得很，比如她就不知道，在那一刻，一个人的心已被深深剌伤了。

　　自从离开华北后，张自忠每战必竭尽全力，但一个勿庸置辨的事实是，仗越来越难打，离华北和平津也越来越远了。

　　打仗是可以麻痹人的神经的，然而不打仗的时候，一个简单的关于伪军的问题，就那么让人难以承受。

　　当年的一双生死兄弟，一个背叛了另外一个，虽然那一个后来选择了宽容和原谅，可是只要不把对方失去的给找回来，你就永远难以真正得到心安，即使活着也会像尘土一样毫无价值。

　　那是心中缠绕很久的一个死结。

　　我不是伪军，也不是汉奸，我不是，我会把所有失去的都找回来的！

　　（1393）

宝宝寒

　　宋哲元的境况很不好。

　　虽然已卸去征甲，但他仍以“宁为战死鬼，不作亡国奴”自勉，也以这一信条来教育和要求别人。

　　石友三曾是他的部下，听说有和日本人勾勾搭搭的事后，他亲自给石友三发去电报，要后者珍惜个人声誉，服从战区命令。

　　汪精卫和他索无瓜葛，但在对方叛逃之后，他专门致电蒋介石，痛骂汪氏是叛国行为，为国人所不齿。

　　他始终忘不了的，当然还是那片战场。只是从那里传来的，基本都没什么好消息，即使偶有打气文章，以行家的眼光看过去，也能看出其中的不妙来。

　　宋哲元按捺不住，颇思重上战马，他对别人说：要是宋某出去带队伍，敌人决不致有如此猖獗。

　　可这只是他的一厢情愿，当时宋哲元由于长期心情郁闷，已经患上了严重的肝病，谁也不可能让一个病人去带兵打仗。

　　后来他搬到成都，住在香港的女儿见父亲病势越来越沉重，后方又缺乏药物和良医，便写信劝他到香港去就医。

　　宋哲元回信一封：我是军人，不能在前线杀敌，已经抱憾。你们还劝我去香港，是叫我逃避责任吗？

　　坚决不去香港，却闹着要去西安，因为那里离华北更近一点。

　　家人和医生屡劝不听，只好叫来了秦德纯。

　　秦德纯跟随宋哲元半辈子，对他知根知底，便劝众人：随他的意吧，别叫他心里不痛快了，这样反而可能会好一些。

　　可是宋哲元哪里还能够长途奔波，只行了两百里，到绵阳就再也动不了了。

　　在绵阳时，宋哲元的病情急剧恶化，常常不断吐血和昏迷。有一天清醒过来，他对前来看望的旧日同僚说：军人不能战死沙场，死也不能瞑目……

　　当年宋哲元离开北平时，由于行程仓促，没有来得及把住在天津的家人带走，后来也只是接出了妻女，老母年纪大了，不可能携之远行。

　　宋哲元托人带去了一支刻着自己小名的拐杖——今生恐怕再也不能见面，这就是唯一信物。

　　他终于进入了生命的倒计时。

　　梦中，似乎又走在了一条条熟悉的街道之上，那是北平，是天津，是能够感觉到自己存在的地方，是眷恋一生的精神家园。

　　还有那群兄弟，曾在一起欢笑，一起悲伤，一起挣扎，一起迷惘。

　　无论活着，还是死去，都无法忘记……

　　1940年4月5日，宋哲元病逝锦阳，时年仅五十四岁，那一天是中国传统的清明节。

　　在宋哲元退养期间，张自忠仍定期发去电报，以报告战场上的进展情况。

　　当然电报中要常有胜利消息，哪怕是微不足道的小胜仗，只要能让对方高兴，张自忠都乐此不疲。

　　只是这太难了，越往后面越难。

　　冬季攻势之后，第五战区就进入了休整补充阶段，可是由于后方物资极端匮乏，所谓补充，多数情况下都只能沦为一句空谈。

　　桂军第84军算是李宗仁的亲兵部队了，却也是要什么没什么——要工事材料，没有，要工兵，没有，要炮兵，更没有！

　　李宗仁现在的状况可以说比台儿庄大捷前都惨，在两手空空的情况下，他能给予各部队的只有一纸死命令：假如打起来，一线官兵必须与阵地共存亡。

　　连桂军都是这个样子，其它部队可想而知。

　　（1394）

宝宝寒

　　早在冬季攻势时，张自忠就感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冰天雪地中，官兵们白天单衣赤足，冻得连手都扳不开枪机，到了晚上则只能以稻草当被窝御寒。悲哀的是，谁也无法改变这种境况，张自忠能做的，只是带着这些衣不蔽体、食不果腹的部下不停地去厮杀，去拼命，这让他倍受煎熬。

　　冬季攻势之后，兵团建制撤销，张自忠仍为第33集团军总司令。看起来他可指挥超过十万之众的集团军，其实这个集团军很难指挥，各部队原来都来自不同的单位，有的是一味保存实力，不愿意真正跟日本人打，有的则是战斗力极弱，就算想打都不是那块材料。

　　能依靠的，仍然只是59军。

　　可是59军也不是磨不钝的铁枪头。这支当年华北首屈一指的雄师，曾拥有三万精兵，但自台儿庄大捷后，每打一仗就要损耗很多，如今只剩下一半不到，而且这一半里面还有很多是后来补充的新兵，其作战能力和素质无法与老兵相比。

　　一边是责任不断加重，另一边却是可用之兵急剧减少，张自忠所面对的困境非局外人所能想像。

　　一年前的淮北之役，59军单独击退第13师团也不算特别困难，然而一年之后面对同样的对手，却已是倍感吃力，无论鄂北大捷还是襄东大捷，其实胜得都很勉强。

　　张自忠清楚地知道，战场之上，幸运之神不会永远眷顾某一个人，这样下去将来非丢人不可，不是大捷，而是大败。

　　他也想了很多办法，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联手冯治安第77军，通过“统一思想、健全干部”，使这两支老59军中最强的兄弟师能够协同一致，共同御敌。

　　张自忠所说的“统一思想”，就是他在给冯治安的亲笔信中所说的，要跟日军拼，哪怕是拼到底，拼到完。

　　可惜此时的冯治安早无“七七事变”时拔剑而起的英武，仍然是能敷衍的继续敷衍，敷衍着布置，敷衍着防守，有时甚至写一些假战报进行搪塞。

　　在健全干部方面，冯治安同样做得很差。第77军的军纪本来就不好，南下后由于他的放纵，更是变本加厉。下面强拉老百姓的骡马，有人告状，他竟然说，现在这种情况讲什么纪律，拉几头牲口不算什么，我们不拉日本人也会拉。

　　第77军的一个营长不仅强征民粮，而且公开抽大烟，但冯治安也只是轻描淡写地来了一句：以后大烟少抽点。至于强征民粮的事，则半点也不涉及。

　　由此造成的后果，就是很多中下级军官变得十分骄纵猖狂，除了欺负老百姓外，哪有什么战斗力可言。

　　张自忠纵使把一颗心掏出来给人看，亦改变不了对方，他为此十分忧虑，曾对自己的幕僚说：如果没有别的好办法，个人只好早点死掉，不然对不起苦战中的官兵。

　　（1395）

宝宝寒

　　死，是张自忠重掌59军后出现频率最多的字眼。实际上他每次作战也是险中求胜，死中得活，“濒死者屡矣”。

　　不过在这之前，只要一息尚存，他仍抱有希望，那就是总有一天，自己可以做到无愧于心。

　　然而宋哲元病逝的消息，却把这一线希望击得粉碎：那些曾经的岁月曾经的你我，已再不能够重来。

　　天还是原来的天，地还是原来的地，却已不知道自己身处何处，又该去往哪里。张自忠的内心有了一种被撕裂的感觉，只有他知道，当一个人离去，剩下的人会有多么孤独。

　　名利，地位，荣誉，一般人想要的如今都有了。可是如果时光可以倒流，我愿意抛弃这一切，就静静地坐在你的身旁。

　　想哭，却流不出一滴眼泪。想喊，却发不出一点声音。

　　直到见到友人后，张自忠才抑制不住爆发出来，他捶胸大恸，痛哭流涕：宋哲元先我而去，是天不许我有赎罪的机会了！

　　从这个时候开始，“死”真正成为张自忠唯一的人生决择。

　　1940年5月1日，第11军对第五战区发动进攻，枣宜会战（枣阳—宜昌）开始，这是自武汉失守后中日之间最大规模的一次战役，第33集团军据守的襄东防线成为日军攻击的首要目标。

　　张自忠知道这将是一场大恶战，特地晓谕59军将领：国家到了如此地步，除我等为其死，已毫无其他办法。

　　张自忠有死战决心，但他没有想到，战斗之残酷程度远远超出原先的预计。

　　从出击日期、路线到包抄迂回的战术，枣宜会战和随枣会战都差不多，但是由于得到“中国派遣军”司令部的支持，日军像南昌会战时那样，进行了高度的特种配备。

　　包括第13师团在内，进攻第五战区的每个师团都配备有一个山炮兵大队，此外，园部还将第11军直属的重炮兵旅团、战车联队以及骑兵联队全都派上场。

　　对防守工事而言，重炮和战车都是最大的威胁。

　　在台儿庄大捷中，中国军队曾用战防炮对付坦克战车，然而此一时彼一时，日本人的武器也在不断更新换代。

　　一炮便能干掉的89、92、94式战车已成过去时，刚刚出来的95、97在装甲厚度和火力上今非昔比，尤其97式战车，被称为是日本在二战中装备最成功的一种坦克，要想把它轰个对穿过颇不容易。

　　5月2日，第13师团便突破了襄河东岸的右翼防线，这一速度比随枣会战还要快得多。

　　张自忠迅速调整部署，派第38师等部队东渡襄河，对北进之敌实行侧击。

　　过河的部队很多，但数第38师打得最凶，因此也最为引人注目。第13师团不得不回过头来，对第38师进行合围，后者处境十分险恶。

　　5月6日，张自忠召开集团军会议，提出要渡河督战，以挽危局。

　　在场将官都认为主帅不宜亲征，应该让身为集团军副总司令的冯治安去。

　　宋哲元病逝后，张自忠曾致书冯治安。

　　他说，佟麟阁和赵登禹都死在南苑，现在宋哲元又死在四川，老29军的将领，只剩下你，我，还有刘汝明等几个人了。

　　我们不知什么时候也将永别，所以应立即下定决心，趁没死的时候，为国家和民族尽最大努力，不死不休，那样，即使在九泉之下相遇，也没有什么可遗憾的了。

　　（1396）

宝宝寒

　　可是这番肺腑之言，显然对冯治安的触动并不大。电话打过去，对方说他抽不开身，而且还劝张自忠也不要去。

　　张自忠不再犹豫，当晚他给冯治安留下了最后一封信——

　　我因责任所系，必须过河与敌一拼，假如事情不顺，将奔着最终的目标而去。总而言之，不管做好做坏，一切求良心得到安慰。

　　5月7日，张自忠东渡襄河，这实际上已是他第四次亲自渡河作战。

　　仅仅三个月前，第11军就发动了一次试探性的春季攻势，那一次的情况也险恶异常，同样是张自忠在渡过襄河之后，以侧击的方式发动猛击，才最终扭转了局势。

　　可是那句话永远是对的，战场之上，幸运之神不会始终眷顾某一个人，如果说前面三次都庇护了你，那么到第四次，你就不一定会那么走运了。

　　平时张自忠的衣着与普通士兵无异，但这次他似乎已有预感，一反常态地穿上了将军制服，并戴上了中将领章。

　　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返。

　　第11军往北推进的速度越来越快。5月8日，中路的第39师团攻占了枣阳，西路的第13师团和东路的名古屋第3师团对中国军队完成了第一层合围。

　　如果张自忠不渡河督战，前面曾屡次出现过的险境必将再现。

　　事实上，在他未过河之前，东岸部队已是一盘散沙，相互间失去了联系，大部分都在各自为战。

　　集团军总司令过河之后，形势即刻逆转，三军士气大振。

　　5月10日，张自忠指挥东岸集团军所属的5个师，开始由南自北向枣阳推进。

　　他要反过来截断日军后路，让对手吃不了兜着走，然而在关键时刻，集团军总部的电报却出了问题。

　　从张自忠渡河开始，他拍出的大多数电报都被第11军情报部门截获和破译，而园部也犹如在他身上安装了窃听器和跟踪仪。

　　在春季攻势中，园部对喜欢从侧后给他捣乱的张自忠已留下了深刻印象，他还得知，冈村随枣会战的不如人意也与之相关，因此早就多留了个心眼。

　　在获得张自忠要截其后路的情报后，他赶紧命令第13、第39师团全部沿襄河东岸南下。

　　第33集团军虽在东岸拥有5个师的兵力，但也就第38师比较能打一些，面对整整2个日军师团，并不占有任何优势。

　　最致命的，当然还是张自忠自己的行止一直未能脱离园部的掌握。因为后者知道，电台就在集团军司令部驻地附近，只要找准电台的准确位置，也就知道了张自忠在哪里。

　　张自忠在哪里，他在南瓜店。

　　第39师团根据情报，连夜行动，于5月16日拂晓完成了对第33集团军总部的战术包围。

　　虽然是包围，但实际上并非完全合围，张自忠是有时间，也有机会撤走的，然而他始终带伤在第一线进行指挥。

　　这是一种疯狂的勇敢和执着。

　　最后关头，参谋长李文田开了口：论公，你是我的长官，论私，你是我的朋友，我理应跟着你，帮助你，但今天这个仗实在是打不下去了，赶快撤吧。

　　李文田本来预料张自忠会痛骂他一顿，但后者听后只是低着头一言不发。

　　过了一会，他抬起头，脸上没有怒容，只有平和：你们谁都可以走，除了我。你们走吧，不要管我了。

　　（1397）

宝宝寒

　　南瓜店之战极其惨烈。张自忠当时指挥的并非第59军，而是韩复榘的鲁军，鲁军的战斗力本来并不强，但这批鲁军的带队军官皆为张自忠从前在老西北军中带过的学兵，因此他们在南瓜店之战中实际上是超水平发挥了，面对数量和武器都远远超过自己的日军，堪称英勇卓绝。

　　进入短兵相接处，不仅鲁军尽没，连张自忠身边的卫士都打到了光，他自己也身中数弹，成了血人。

　　最后的遗言：这样死得好，死得光荣，对国家、对民族、对长官，良心很平安……

　　这个曾背负了沉重包袱的男人终于解脱了，不再有痛楚，不再有忧伤，也不再有亏欠。

　　进入相持阶段后，由于双方打得都很艰苦，日本军队已没原来那么骄纵和不可一世，他们清楚地认识到对面之敌里面，其实也有很多极其优秀的将领。

　　如同冈村宁次所说的，“战争是战争，武将爱武将”，第39师团在找到张自忠的遗骸并确认身份后，就近在当地老百姓家赶制了一口棺材，由师团参谋长亲自目送入殓，予以礼葬，墓碑上书：支那大将张自忠之墓。

　　在得知爱将殉难的消息后，李宗仁痛苦莫名，一连几天都吃不下饭，蒋介石则严令第五战区必须不惜一切代价夺回张自忠遗骸。

　　第59军激战两昼夜，付出200多人的伤亡代价，才将自己的长官抢出运回。

　　5月21日，在濛濛细雨中，载运张自忠灵柩的船只驶往重庆，一路上，日机只是在上空盘旋，未开一枪，未投一弹。

　　5月28日，蒋介石戴着黑纱，提前两小时在重庆码头迎接灵船，船只一靠岸，他就抢步上船，跪泣于灵柩前。

　　抗战以来，张自忠是第一位牺牲于正面战场的集团军总司令，有诗赞曰：瞻望南瓜店前路，抗战史上第一人！

　　当生命像流星一样划过，那瞬间的绽放和辉煌，已足以照亮人们眼前的重重黑暗。

　　当年那场兄弟恩怨似乎已经了结，但还有一个人需要提及。

　　这个人在一月之内连着遭受了两次沉重打击。第一次是宋哲元死后，闻知噩耗，他好半天都回不过神来，然后就做出了一个惊人举动——辞去所有军政职务。

　　那时他已位居上将，虽无实权，但待遇有足够优厚。

　　辞职的原因不为别的，只是因为他也曾是宋哲元的手下兼结义兄弟，而当年恩断义绝时，宋哲元又表露过不希望他再到蒋介石那里就职的意思。

　　你走了，我能做的，也仅有这一件了。

　　他当然就是萧振瀛。

　　张自忠在出事之前，曾托孤萧振瀛，并致信大哥：弟将以必死之决心与倭寇相周旋。

　　果然，他倒在了南瓜店。

　　都走了，当一切只能成为回忆，思念足以令人窒息。

　　每一次相聚和别离，都是一次对人生的深刻感悟。萧振瀛后来对家人说，你们不要学我，我演了一辈子的戏，其实没有意思。

　　他的最后岁月以经商为生，赚的钱都拿来收容救济东北和华北的流亡子弟，因此“萧老板”很少有盈余，有时甚至入不敷出。

　　1947年5月，萧振瀛突发脑溢血，昏迷数日后在北平病故，时年五十七岁，据说这与他当时经商失败有关。

　　这位具有传奇色彩的纵横大师，终于以另一种方式谢幕了。

　　（1398）

宝宝寒

　　张自忠因电报而被跟踪，充分说明当时作战环境的险恶，由此看来，汤恩伯的行踪不定，甚至有时连李宗仁都不知道他在哪里，的确有几分道理。

　　从东迂回的名古屋第3师团是三个师团中唯一的常备师团，从随枣会战到枣宜会战，它的使命也始终如一，就是寻找和包围汤恩伯。

　　可是汤恩伯不是那么容易找到的，上次是这样，这次也差不多。

　　名古屋师团从随县到枣阳，再从枣阳北上，都出湖北到河南境内了，仍然不见对方踪迹。

　　只好自我安慰，也许汤恩伯已经在网里了，快回去收网吧。

　　就在他们往回撤的时候，汤恩伯却突然出现，并且将该师团主力包围起来。

　　在第五战区，汤恩伯第31集团军的战斗力居于首位。被汤恩伯包围之后，名古屋师团左冲右突，却怎么都无法摆脱。

　　5月15日，经过连续三天三夜的激战后，名古屋师团已伤亡惨重，弹尽粮绝，不得不向第11军司令部发出求援电报。

　　园部收到电报后手忙脚乱，他的第13和第39师团正在堵击张自忠第33集团军，无法抽出兵力，只好从长江以南临时调了4个步兵大队前去应急。

　　5月16日，在援兵到达后，名古屋师团总算得以解围，但走出没多远，又在枣阳西北再次遭到汤恩伯的包围和攻击。

　　时间还是算得好好的，不让你难受恶心个三天不得放行。

　　本来要包围别人，反过来却连着被人家包围，园部憋了一肚子气。

　　在破译张自忠电码的同时，他也破译了蒋介石发给第五战区的电报，所以知道中国军队正按照以往的经验，在第11军退却时进行追击。

　　我说呢，怎么找半天汤恩伯找不到，这个时候他倒自己出来了，原来是为了执行追击命令。

　　不退了，等汤恩伯再追来时，我要一棒子反击过去，把他给打得稀里哗啦，看他还起劲地跳来跳去不。

　　张自忠殉国后，继任的冯治安难当大任，第33集团军群龙无首，对日军已构不成威胁。因此，园部得以摆脱后顾之忧，并将三个师团全部集中于枣阳。

　　不是南撤，而是北上，非把这个可恶的汤恩伯给挖出来不可。

　　园部并不比前任老冈村要高明多少，你的行动快，人家汤恩伯隐身得更快。

　　见三个师团杀气腾腾地冲过来，壮汤马上闪到一边。在闪的同时，他又像以往那样，派出许多小部队到日军侧后进行游击和侦察。

　　我没那个能力去“看风”，破你的密电码，但我可以派人望风，而且同样能够知道你在哪。

　　曾经围击张自忠的第39师团率先着道。

　　5月20日，该师团的先头部队——第233联队准备渡河北上。为了寻找合适的渡河点，借助傍晚夜色的掩护，三个鬼子军官蹑手蹑脚地钻进了河岸边的芦苇丛里。

　　其中两人负责目测这里的河宽和水流速度，看看是不是能够不借助橡皮舟就能徒涉过去。

　　一看下来，很满意，此处水不深，也不急，完全能淌着过河。

　　自然还得侦察一下对岸有没有中国军队，要不然就算淌过去也很险。

　　举起望远镜一瞧，对岸空无一人。

　　太棒了。

　　如果三人侦察组就这两个倒也算了，问题是还有另外一个活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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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宝寒

　　与前面两位鬼鬼祟祟的样子不同，这位的身份大概高一点，算个讲究人。他不是低头哈腰，而是气宇轩昂地站立在芦苇丛中，举着望远镜往对岸看，小样儿整得煞是带劲。

　　恩，恩，你们俩说得没错，对岸没有什么情况，我们回去复命吧。

　　三个笨蛋忙活半天，却不知道对岸芦苇丛里也躲着人，而且同样有望远镜，他们就是汤恩伯派出的侦察兵，后者马上向集团军司令部进行报告。

　　那天的前半夜大家都在忙着，第233联队忙着卷裤腿，脱鞋子，汤恩伯则忙着调部队，设埋伏。

　　5月20日后半夜，第233联队开始渡河。

　　当走到河中心时，对岸忽然枪声大作，什么轻重机枪、掷弹筒、迫击炮，凡是厉害的都搬了出来，子弹炮弹撒着欢地往日军身上撞。

　　这是非常标准的半渡而击。

　　第233联队无遮无拦，而且缺乏起码的心理准备，仓促间完全谈不上还击或抵抗，仅被当场击毙在河中的就达到300多人，联队长神崎哲次郎大佐荣幸地位居其列。

　　这一场仗下来，第233联队光过个河就伤亡一半，已无法再投入使用，第39师团刚刚因包围第33集团军总部，并导致张自忠阵亡而自我感觉良好，却没有想到报应会来得如此之快。

　　汤恩伯指挥的这次伏击战，愣把三个师团都给吓坏了，没人再敢轻易冒险前进。

　　5月21日，园部在第11军司令部召集幕僚开会分析。

　　最后大家得出一致结论：汤恩伯行动飘忽，就跟个弹簧差不多，可伸可缩，很难对其进行迂回包围。

　　让园部更感苦涩的是，自发起枣宜会战至今，快一个月了，不仅没能围住汤恩伯，相反还付出了不小的代价。近4千人的伤亡数字，其中相当一部分都是被汤恩伯给打掉的。

　　还要不要继续前进呢？

　　答案也相当一致：不。

　　这时园部已经通过各方面的情报，知道汤恩伯往其身后派了很多小部队，这些小部队看似微不足道，但只要三个师团继续往前拱，后方一露出空当，他们便能趁虚而入，切断你的粮草供应线，到那时，就是致命威胁。

　　看来冈村做不了的事，到我也做不了。

　　当天，园部向三个师团下达统一命令，放弃北进。

　　在枣宜会战中，“中国派遣军”交给第11军的任务一共有两，一是打击第五战区主力。这个东西模棱两可，你可以说没搞定，因为最终也未能拿汤恩伯怎么样，但园部绝不会傻到这种程度，他理所当然地认为自己成功了，而且相当成功——不成功，会包围第33集团军总部，并使得张自忠阵亡吗？

　　另外一个，则是西渡襄河，直下宜昌。

　　如果说前一个问题还比较好交代，那现在这个问题就有些讨嫌了，园部因此曾犹豫不决。

　　5月23日，园部再次召集幕僚进行商议。

　　会上，就要不要打宜昌，争论非常激烈，分成了意见截然相反的两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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