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面抗日战场——从“我的家在松花江上”讲起-----关河五十州

宝宝寒

　　有人说是撤兵，根据是有一些列车的车厢窗口露出人枪，而这些列车都是朝北去的，但也有人说可能是增兵，因为有更多的军列在南下，只不过上面窗户紧闭，看不真切。

　　要对此作出判断，就得使用“铁道游击队”的办法：晚上趴在铁路边，耳朵贴着铁轨。

　　一听，北上的军列很轻，南下的军列却很重。

　　明白了。北上列车让你看到人枪，那是故意制造的假象，其实里面没几个人，装载着部队和武器装备的，恰恰是南下列车，不然车厢不会那么沉重。

　　拿到“化验报告”后，罗卓英就为大打一场做好了准备。

　　1941年3月15日，在园部的指挥下，日军分三路攻向南昌以西的上高地区。

　　正面迎击日军的是李觉的第70军，湘军虽然英勇，但要在平地或丘陵上与日军正规师团作战，还是有力不从心的感觉。

　　头两天罗卓英刚好不在上高，由参谋长临时指挥，后者实战经验不足，听到前方战事不顺的消息后，显得十分紧张，脸色也变得铁青，坐在司令部里一个劲地给薛岳打电话，请示机宜。

　　第九战区司令长官给他打气：不要怕，这是日军的老一套，打一下就会回去的。放下电话，薛岳立即催促罗卓英返回上高进行直接指挥。

　　3月17日，罗卓英赶回上高，并连夜召集幕僚进行商议。

　　开始是高层幕僚。他们的看法跟薛岳差不多，认为日军只是出来扫荡一下，应避免决战，先撤出上高，等其撤退时再进行追击。

　　这是薛岳在第一次长沙会战中就采用的战术，以后李宗仁也用，看上去既符合实情，也很稳妥。

　　如果是在南昌会战前，也许罗卓英一点头就同意了，但自那一战后，他得到了第二个教训：作为主帅，在从谏如流的同时，一定还要有自己的主见。

　　罗卓英提出了一个很尖锐的问题：假如我们撤出上高，日军继续进攻怎么办？

　　上高后侧与长沙相通，公路也未被破坏，对方是完全可以沿着公路直扑长沙的。

　　众人闻言，顿时都说不出话来。

　　为慎重起见，罗卓英决定扩大决策层次，让所有幕僚人员与会发表意见。

　　多数底层幕僚都反对撤退，主张与日军在上高展开决战。这些小伙子大多血气方刚，做着梦也想干它一下，况且位卑责就轻，对于打仗，自然要积极得多。

　　客观地来讲，高层幕僚的主张也不是没有道理。园部的“短切突击”，一共出动了两师一旅团。其中，第33、34师团虽非常备老师团，但比原来那两个“最弱师团”要强得多，在新编师团里至少属于中上水平。独立混成第20旅团则是从广岛第5师团中抽出了一些老兵打底子，然后重新组建的“新老混搭”部队。

　　罗卓英能集中的兵力，光从编制看有三个军，但由于兵员严重缺额，数量上一个军只与日军一个师团勉强相当，这样一算，光人数就不占优。

　　无论是按照先前日本人的换算方式还是实际作战经验，即便部队满额的话，中国军队也至少需用两到三个军才能对付一个师团。第一次长沙会战的例子表明，日军一旦打好了，四个军都不一定挡得住一个师团，哪怕是被称为日本最弱师团的第106师团。

　　何去何从，最后还是要看军事主官如何决断。罗卓英思忖片刻，一锤定音：打！

　　（1411）

宝宝寒

　　任何一种战术，都没有绝对的好坏，全在使用效果如何。

　　园部从三路分进合击，与冈村宁次发动第一次长沙会战时的打法类似，属于迂回包围中的老套路，运用得好，足可以使对手未战先怯，自乱阵脚。

　　但是这个战术也有明显弱点，那就是容易分散自己的兵力，结果导致被各个击破，冈村的失败即为最好例子。

　　罗卓英输过一次，不能输第二次。他显然研究过长沙会战的战例，因此知道如何利用这一战术的弊端。

　　打个比方，园部的三路兵马，假如中路的第34师团是身子的话，北路的第33师团和南路的第20旅团则是左右两只胳膊，“分进”之后，它们必然要在上高实现“合击”，才能发挥最大效能，也才能完成预想中的迂回包围。

　　罗卓英首先要做的，就是拗断那两支胳膊。

　　诱击兵团由此现身。

　　罗卓英从南昌会战中得出的第三个教训：如果很多部队平时不归你统率，临时才交你指挥的话，会直接导致调配不当甚至指挥失灵。

　　为此，他曾亲自打报告呈送中国统帅部，要求将南昌附近的部队，不管以前属第九战区，还是第三战区，全部由他统一训练和指挥。

　　报告通过后，罗卓英大权在握，于是按照各部队的特点重新进行了分层设置，比如李觉的第70军，原先是预备队，但他认为以湘军的战斗力，只能排在二三流水平，当预备队还不够格，应调到第一线消耗对方。

　　现在第70军能不能挡住日军，并不是罗卓英所关心的，事实上，他也不需要湘军去死拼。

　　针对园部的“短切突击”，罗卓英使用了一个新的战术，名为：磁铁战术，也就是通过“磁铁”的吸引，让园部的一把把刀跟着自己走。

　　湘军成为第一个诱击兵团。在罗卓英的指挥下，第70军且战且退，使北路的第33师团不知不觉间离上高越来越远，一抬头，周围已全是山区。

　　进了山，那就是湘军的天下，当年的金官桥之战，曾经打得第106师团一步一个趔趄，其实沾了很多地势之光。

　　第33师团在平地上也许会比“最弱师团”强，到了山上却没什么不一样，只有两字：犯晕。

　　几天的圈子兜下来，第33师团都要吐了，还没找到湖南兵在哪里。

　　这时候他们连会师上高的兴趣都没了，于是向远在武汉的园部报告：下个月就要到北方出差了，且容我等回去收拾一下行路的包裹。

　　那你们策应第34师团的任务完成没？

　　当然是完成了。

　　园部不在现场，对真实情况不熟悉，回电照准。

　　一只胳膊没了。

　　王铁汉的第49军属第三战区，这支东北军在南昌会战中可谓是丢盔卸甲，败得不可收拾，论战斗力还不如湘军。

　　不过这只是问题的一方面，另一方面，你只要跟他们处长了，同样能把钢刀使在刀刃上。

　　东北军的特点是，不擅打苦仗恶仗，尤其吃不消日军特种部队的冲击，而如今这些不利因素要少得多。

　　罗卓英在得到日军要发动进攻的情报后，就对交通进行了破坏，能挖的地方被挖得连马都不能骑，步兵只好排成队，呈一路纵队往前走。

　　路当然是可以靠工兵来修的，但修路需要时间呀。东北军毕竟是正规军出身，又久经战阵，在对方火力尚不算猛的情况下，先守几天阵地总没多大问题。

　　罗卓英把他们往南路一摆，第20旅团暂时就只能望上高而兴叹。

　　另一支胳膊也没了。

　　（1412）

宝宝寒

　　早在第33师团望着山沟沟发呆的时候，他们还不知道，其实陪他们兜圈子的只是少部分人马，李觉第70军主力早已抽身去了上高以北。

　　直接进攻上高的，是中路的第34师团，在两师一旅团中实力居于老大。湘军当然挡不住，好在他们的任务本来就是诱敌深入，所以打不了，可以撤。

　　湘军的一个营撤着撤着，碰到了川军团，后者属王陵基第30集团军。

　　这时日机飞来，湘军立刻疏散隐蔽，并架设高射机枪，可是川军在看到飞机后却完全乱了套，犹如一群没头苍蝇一样乱跑乱撞，军官既不会指挥，士兵也不会躲避，结果造成无谓伤亡，辎重行李更是丢得到处都是。

　　明白了，这些友军平时的训练肯定不咋的。湘军营长在心里对比了一下，川军的战斗力显然比自己的部队还要差好多。

　　这种心理优势并没能维持太久，因为在上高他遇到了一支从没见过的部队，后者军容整齐，精神饱满，官兵全部使用中正式步枪，每个步兵连都有九挺捷克式轻机枪，而每个机枪连则有六挺马克沁重机枪。

　　那位营长想像不出这样一支部队发起威来，那火力将是什么样子，只能自叹不如。

　　第二天他便得以大开眼界，这一天是3月22日。

　　由于上高是主要的战略目标，园部把特种部队几乎全部配置给了第34师团。

　　当天上高上空的日机达到七八十架之多，如同蝗虫一样遮天蔽日，在地面则是火炮齐轰，坦克开路，一时间地动山摇，震耳欲聋，有的山头被轰得像耕牛犁过的田一样。

　　湘军营长当时正在山上观战，自认如此多的飞机和如此凶猛的炮火，是从军以来所仅见。

　　接下来，让他惊服的事情发生了。

　　任你再多的炮弹倾泻过来，上高阵地都静悄悄，没有一点声音，让人担心，守军是否已全部被炸死，或撤走了。

　　大家都这么认为，日军也不例外。

　　第34师团的步兵冲了过来，离上高越来越近。就在那一瞬间，犹如有一只开关被揿了一下，子弹突然像雨一样泼洒过去。

　　所有战壕和山洞都在喷吐着火舌，与此同时，后方远程火炮也开始进行地毯式轰击。

　　十二个小时之后，战场上已到处都是日军尸体和坦克残骸。97式战车怎么样，在这种摧枯拉朽的猛击下亦难幸免。

　　不服不行。

　　这就是罗卓英在上高用来兜底的决战兵团，也就是著名的第74军。

　　此前，中国统帅部决定在西南成立两支战略军（又称“攻击军”），作为可直接调配的机动部队。

　　除武器和兵员优先供给外，战略军与普通军最大的差别，就是学习日本军一级的建构，配备了相当于一个师的特种部队。

　　一共就两个名额，杜聿明第5军毫无争议地拿走一个，剩下来的大家都在抢，几乎把头都要争破了。

　　（1412）

宝宝寒

　　有四支部队进入海选名单，里面又以第18军和第74军旗鼓相当。

　　论资历，第18军是老字号，早在中原大战前就有了，第74军直到抗战初期才在上海建立，再怎么算，都只能说是小弟弟。

　　论战功，第18军无论在内战还是抗战中都以善战著称，一个“血肉磨坊”把日军老牌师团都磨得没了脾气，不过也唯独在这一点上，第74军却有后来居上的气势，特别是万家岭大捷，已经显示出了战略军的雏形。

　　什么叫战略军，决不能是有它不多，没它不少，而是要有它没它大不一样。简单点来说，不管薛岳的指挥多么高明，假如没有第74军，万家岭即便围住第106师团，要想打漂亮了也很困难。

　　蒋介石反复思量，在第74军的名字上划了一个圈。得到消息后，全军上下欢声雷动。

　　蒋介石的眼光不错，需要指出的是，这支军队是在上高会战前才被冠以战略军的，根本还没来得及按待遇整补。

　　第74军能取得如此神速的进步，不能不提到一个人，那就是王耀武，对第74军来说，他是比张灵甫还要重要的人物。

　　王耀武，山东泰安人，毕业于黄埔第3期，时任第74军军长。

　　内战时期，王耀武有一次在江西宜黄被红军包围。蒋介石传下令来，让其弃城而走，但他一直守着城，守了整整靠一个月都未被红军攻破，几乎算得上是一个军事奇迹。

　　蒋介石也很好奇，就特命召见他，问他为什么有令都不突围，当时到底是怎么想的。

　　王耀武老实作答：围成那个样子，根本就突不出去啊！与其出城失败而亡，不如在城里守到最后，而且宜黄是战略要点，失守后很难再夺回来，因此我就下了宁死也不放弃的决心。

　　召见以前，王耀武不过是一个团长，召见之后，他便成了旅长。

　　能拼命当然不是王耀武唯一的优点，因为黄埔精神几乎就是拼命精神，大家都在拼，所以他还得会点别的。

　　应该说，王耀武的治军和指挥才能在黄埔生中也是很突出的。

　　蒋介石给他的那个旅，其实是个补充旅，战斗力本来一般，但王耀武任旅长后，忽然变得厉害起来，后来竟然击溃了方志敏的主力，红军中一等一的名将寻淮洲、粟裕都因此败于其手下，寻淮洲更是当场战死。那时候的寻淮洲，比粟裕的地位还要高得多，若是能活到建国，封印拜帅完全不成问题。

　　从淞沪会战开始，王耀武与刚刚建立的第74军结缘，并从此与这支部队无法分开，直到取得万家岭大捷。

　　在第74军的整训和编练上，王耀武秉持一个宗旨：纪律好、能作战、不怕死、听指挥。

　　这一点，从上高第一战就可以看出来。如果没有严格的战场纪律，在那种高强度的炮火打击和心理威慑下，要做到不退不跑，实在是相当困难的。

　　第74军火力如此猛烈，但实际上每个师的防守正面也只安排了一个团，其阵地和火力点设置之隐蔽巧妙可见一斑。

　　一个师共有四个团，王耀武来了个车轮大战，这个团吃不消了，马上再派另一个团上去，以此保持兵力使用上的充裕自如。

　　（1413）

宝宝寒

　　第34师团被打急了。

　　3月22日那天他们之所以攻得这么猛，是因为在接近上高时，已经吃过第74军的亏了。

　　当时他们正要渡河。之前由于一路碰到的都是湘军、川军这样的二三流部队，而且一打就退，日军官兵开始变得舞舞喳喳，都不知道自己姓什么叫什么了，自然渡河时也未多加防范。

　　埋伏在周围的第74军忽然就开火了。

　　那是他们第一次感受到中国军队的强劲火力：一个大队当场覆灭，配属的山炮兵大队也遭到袭击，很多山炮被炸毁，慌得炮兵们连装定标尺都来不及，直接瞄准了往前乱轰一气。

　　第34师团长大贺茂中将过于轻敌，把野战医院和辎重部队都放在前面，结果也一个不少地挨了揍，把他给气得暴跳如雷。

　　搞偷袭这一套算什么本事，有本事面对面决斗。

　　现在面对面了，但情况似乎并没有变得更好一些，一个师团配上特种部队在冲击，连对方一个团都奈何不得，这在以前是不可想象的。

　　可大贺师团长还是不肯打道回府。他就象个红了眼的赌徒一样，继续疯狂下注，完全忘记了看一看周围那两只“胳膊”还在不在，以及自己是否已经孤军深入。

　　由于携带火炮不够用，第34师团干脆请航空队增加出动次数，以空袭来代替炮击。第74军经历过淞沪会战的老兵说，在上高看到的日军飞机，是淞沪会战后见到的最多的一次。

　　王耀武随之采取逆袭的方式，反复发起冲击，使得双方阵地犬牙交错，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这样一来，日机不得下手，只能暂停轰炸。

　　双方连斗两天，到3月24日，打到最惨烈的阶段，山上山下伏尸遍野，草木为赤。王耀武亲率军部特务营策应，才击退日军。

　　没力了，打到这种地步大家都没力了。

　　犹如一阵冷风吹来，大贺猛然惊醒，他这才发现自己处在一个仅几十平方公里的狭小区域，周围旌旗林立，全是中国军队，而其中的很多军队并不上阵，只是像看猴子一样地看着他。

　　被包围了！

　　如今没有谁比大贺对罗卓英的磁铁战术领悟更深：愈吸愈近，愈近愈紧，向前不可，脱身不能。

　　大贺急忙向武汉的园部发去急电，请求增援。

　　收到电报后，园部手忙脚乱，命令那两只“胳膊”赶紧动起来，不是上前打别人了，而是把那破身子给拖回来。

　　第20旅团不用园部招呼，早就突破东北军的防御线奔上高来了，但半途中就碰到了王耀武派出的另一路部队。

　　前有阻击，后有追兵，这个“混搭部队”撞上了和第34师团一样的霉运，过河时被击沉十多艘渡船，船上都满载官兵……

　　第20旅团是救不了，已经回家的第33师团则是来不及救，第34师团因此开始出现给养困难，不仅需要飞机空投粮弹，还得捎带着扔些鞋袜下来，不然就只能光着脚走路了。

　　不可能日日是晴天，碰上阴雨天，飞机就来不了了。这时候很多日军官兵都恐惧得要命，既怕遭到进攻，又担心明天没饭吃，没鞋穿，有个别不争气的还急得呜呜地哭起来。

　　这样下去死路一条，大贺决定不待援兵，自行突围。

　　（1414）

宝宝寒

　　3月27日，第33师团刚刚作出撤退动作，罗卓英的总攻命令就下来了。那些整天在周围作壁上观的湘军、川军，全都奉令跟着第74军冲了出去。

　　这是一个雷雨之夜，然而奇迹就在眼前。

　　黑灯瞎火，大家比的都是速度，中国军队看谁跑得快，能多得到俘虏和战利品，日军也看谁跑得快，除了脚上生风，自然还得少带重东西。

　　第33师团的炮兵部队以前都是最神气，到了这步田地却变成了真正的死玩意儿——大炮太重，来不及拖走啊。

　　没法带走，那就毁坏，忙了一会，等到想溜的时候已经太晚了，结果炮兵做步兵，被灭得一个不剩。

　　大贺师团长带着主力猛跑，沿途还有许多小部队遭到围攻而无法撤退，都在向他发电报求援，有的就恨不得给师团长下跪了。

　　大贺倒是能派兵前去救一下，问题是这样的话，速度就要慢下来了，那能停吗，当然不能，所以任你们说出花来，我也只能自己顾自己了。

　　每支陷于绝望中的小部队都收到了大贺的答复：从速跟上主力。

　　崩溃了。我能跟得上你，还要请你来救我？

　　要说怪还真怪不得大贺，他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一路上，到处都有中国军队跳出来进行追击，这个时候第34师团由于粮弹已空，早就失去了还手之力，于是伤兵越来越多，担架队延伸出去竟然有好几公里长。

　　第34师团近乎遭到全歼，大贺是带着一群伤兵和残兵败将逃出去的。他应该感谢的是第33师团，没有这个师团的接应，则插翅亦难逃生天。

　　第33师团解脱了同伴，自己却遭到第74军的猛击，回到驻地后，个个脸如死灰，犹如从地狱中逃出来一般。原本说是要去参加中条山会战的，经此一劫，第33师团的北方之行只能告吹。

　　战后清点，仅来不及带走的日军遗尸就有三千多具，生俘七十二人，是历次作战中俘虏最多的。

　　直到上个世纪八十年代，部分参加过上高会战的日军士兵旧地重游。回忆当年情景时，他们仍神色不安，认为那种凄苦的惨状，是无法用语言来形容的。

　　上高会战的失败，让园部“短切突击”的牛皮扑地一声破掉了。日本统帅部随即以指挥失当为由，免去了其第11军司令官的职务。

　　然而不管谁当第11军司令官，都得放张纸条在自己桌上，那就是江北有个汤恩伯，江南有个王耀武，这两人都很难对付，打仗时要特别留心。

　　在抗战中，上高会战是中国国内极少能以接近对等兵力完胜日军的战役，何应钦见多识广，他毫不吝啬地称赞这是“最精彩的一战”。此战打响前，在选择谁成为战略军时尚有分歧，此战之后，即众望所归——当然是第74军。

　　再猛的拳头，也抵不过一只抗打的沙袋。罗卓英的“磁铁战术”固然精妙，可他的成功说到底还得仰仗第74军，这就是一支战略部队难以替代的价值。

　　（1415）

宝宝寒

　　“华北方面军”要进攻中条山，并非一时起意，而是蓄谋已久的计划。

　　太原会战后，这座位于山西最南端，以山势狭长而命名的山区就成了华北日军的眼中钉。山上分布着第一战区的二十万人马，你要南下，它侧击你，要西进，它挡住你，中条山由此成为保卫中原和大西北的一道屏障，被日军称作是“华北的盲肠炎”。

　　有诗赞曰：尘黄日白风萧萧，寻常百姓都带刀，只须卫上将军在，敌人不敢窥中条。

　　这首诗里面的“卫上将军”，说的就是卫立煌。

　　卫立煌，安徽合肥人，时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

　　国民党早期有“五虎上将”的称谓，卫立煌亦居其列，但和其他人不是陆士，就是保定出身不同，他是纯粹的行伍，从军营中慢慢升上来的。

　　卫立煌特别沾光的一点，就是他给孙中山当过警卫，还因公受过伤，此后便一路擢升，二十二岁就成了营长。

　　由于担心年轻镇不住人，“小营长”就像当年唐生智传授过的那样，特意留起胡须——我这么老成了，谁还能质疑我的能力？

　　卫立煌的能力是有的，要不然给孙总理当警卫的多了，也不是谁都能出人投地。内战时期，卫某在鄂豫皖对阵红军也一点不怵，蒋介石为奖其战功，曾专门在鄂豫皖交界处设立了一个县，命名为“立煌县”。

　　太原会战中的忻口战役，是卫立煌以第二战区前敌总指挥的身份，在抗战中第一次担当方面之责。以后太原失守，大家都玩了命地逃，卫立煌当时也很狼狈，一气渡过黄河跑到陕西去了。

　　没呆几天，蒋介石的电报就来了，过黄河的每人都挨了顿骂。于是，众人打点包裹，转身又折回山西——阎锡山在晋西，卫立煌则立足晋南，都是半正规战加半游击战，日子也都过得十分不易，用阎锡山的话说，就是“一日不得一饱，衣服不能更换”。

　　总算，苦头没有白吃，阎锡山挺住了，卫立煌也在中条山站住了脚。

　　1938年冬，卫立煌接替程潜，升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兼河南省主席，常驻洛阳，负责全权指挥包括中条山在内的晋南所有部队。

　　从1938年到1940年，“华北方面军”先后对中条山发动十二次进攻，但每次都怏怏而归。有一年夏天，日军九路围攻，然而激战三天后，不仅未能攻取中条山，反而遭遇不小损失，来不及带走的尸体横陈在山路上，天热发臭，以致于半年多了都无人敢从那里经过。

　　这确实是一份不错的成绩单，遗憾的是，时间一长，卫立煌却因此在思想上出现了麻痹。

　　（1416）

宝宝寒

　　在中条山战役之前，中国统帅部已得到情报，判断“华北方面军”的此次进攻规模不同以往，鉴于中条山背靠黄河，在大兵压境的情况下不易固守，因此曾建议中条山守军撤往黄河南岸，据河防守。

　　但卫立煌不以为然。

　　中条山是我多年经营之地，以此山为依托，已形成半圆形防御线，无论日军从北，从东，还是从西，要想破这条防御线都很难，这叫做置之险地而后生。

　　兴致勃勃之下，卫立煌还夸下海口，称中条山是抗战中的“马奇诺”，防御工事坚固，官兵士气旺盛，完全不用担心守不住。

　　参谋总长兼军政部长何应钦为此亲自到洛阳与卫立煌见面，后者仍坚持自己的策略。

　　背水一战，别人都不敢使用这一战术，只有我敢而且使用成功了，这次我也会以不变应万变，像以往那样继续守住中条山。

　　何应钦最终表示同意。

　　古往今来的很多军事实例都表明，险地可以守，但必须有所凭峙，不然险地就会很快变成“死地”。

　　按照卫立煌的认识，他的第一个凭峙是防御工事，也就是他所说的“马奇诺”。

　　可是我们或许可以得出一个规律，但凡叫作“马奇诺”的，几乎没有一个不被人家攻破。

　　淞沪会战时的“东方马奇诺”从头至尾就没派上什么大用处，而法国真正的马奇诺，一年前就被德国人绕过去了。

　　不是说防线不重要，而是如果说过于看重和依赖防御工事，最后的结果一定不妙。中条山防区南北纵深很小，就算防御工事真的达到马奇诺水平，也很难长期坚守，更何况还不达标。

　　中条山上有站跪卧三种防御工事，有交通沟，有据点堡垒，卫立煌在山上转了转，以为这就不错了。

　　可是苏联顾问也上山视察，人家看后就大摇其头。

　　知道什么是现代防御工事吗，得把一座山都给掏空了，山洞里可以过汽车，拖大炮那种的。你这还叫马奇诺？简直儿戏一般，太好笑了。

　　如果工事不行，那就只剩下了“官兵士气旺盛”。卫立煌虽没读过正规军校，但在陆军大学特别班进修过，兵法战策还是懂的，知道手中若不握有强兵的话，背水一战的确很危险。

　　张自忠当初过襄河，前三次都有第59军保驾护航，到第四次，前面是川军，身边是鲁军，战斗力都大大逊色于第59军，这也是他战死南瓜店的重要原因。

　　能够挡住日军十二次进攻，使卫立煌对中条山守军颇为自信，不过他长驻洛阳，很少像张自忠那样亲自过河，对前线的实情已然非常生疏和隔膜。

　　此一时彼一时，1941年的中条山已经有了根本变化，不是向好而是向坏。

　　这当然与大环境有关。历史学家黄仁宇谈到，到1941年，即抗战进行到一半时，国内物价已为战前的将近二十倍。随着贫困加剧和给养不足，厌战情绪开始蔓延，军队中的吃空额和走私现象屡见不鲜，且很难遏制。

　　这种情况各战区都有，但以卫立煌的第一战区尤为严重。

　　（1417）

宝宝寒

　　中条山守军，号称二十万，其实根本就不足二十万。首先是因为招不满，使“壮丁”竟然沦为商品，能够进入市场买卖了，开始是秘密的，后来就转入公开。比如在洛阳，一个壮丁的价格是棉花一千斤，或者小麦三十石。

　　有利可图之后，“壮丁”也成了职业。同一个人可以被卖到十次以上，也就是先到市场上去“卖”自己，然后再从部队里逃出来，接着再“卖”，如此往复，等于拿来换了十次以上的钱。

　　其次是逃兵现象控制不住。中条山的生活条件极其艰苦，士兵都要自己打柴、背粮，甚至是推磨子，可谓是战时拼性命，战前做苦工。后方部队的士兵，只要听到是开去中条山，就哭的哭，逃的逃。

　　当兵的苦，当官的也不好过，饷少就得想别的招，或者吃空额，或者派些人到沦陷区做生意，一来二去，已全无一点打仗的欲望和警惕性。

　　到1941年，中条山的所谓抗战，真的弄得跟儿戏一般了，很多部队都坐在山上不闻不动，就算是偶尔下山，也是一群人在空地方胡转一圈，连枪都没放，就算“凯旋回营”了。

　　有些军官对此非常忧虑，把情况反映给卫立煌，可是卫立煌不相信，反而怪对方不会带兵。

　　你放松，对手却没放松。“华北方面军”一直在观察着中条山动向，他们很快便发现自己有机可乘。

　　1941年5月7日夜间，“华北方面军”突然对中条山发起空前规模的进攻，参战部队达到了六师三旅团。

　　中条山战役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战前日军通过侦察，已经掌握了守军指挥机关的所在位置，他们组织突击队，或提前空降潜伏，或抄小路，对师以上指挥系统进行突袭，由此造成一种奇怪现象，即前方还没怎么打，后方却已无法有效地进行指挥。

　　仅仅一天时间，中条山的两支集团军便被分割开来，双双陷入困境，

　　卫立煌这才感到大事不好。

　　在失街亭这场戏中，马谡要屯兵山上，王平说你这是自处绝地，如果魏军断掉我们的水源，岂非不战自乱。

　　中条山守军除了怕断水断粮外，还最怕没有退路，因为身背后就是黄河。

　　按理，中条山靠黄河北岸应预先建筑一定数量的桥头堡，这样才能保障战时的水上交通，但卫立煌在这方面又做得不够好，结果日军一个迂回，率先抢占黄河岸边，大家都回不去了。

　　中条山区南北纵深不过50公里，要想藏到山里去打游击都很困难，守军在被日军包围后，立刻步当年三国蜀军之后尘，如同多米诺骨牌一样，一支接一支地陷入崩溃边缘，其失败之快，几乎令人难以置信。

　　这是一场不打就垮的战争，但有一些勇敢的云南人坚持到了最后。

　　（1418）

宝宝寒

　　唐淮源，云南江川人，时任第3军军长。

　　唐淮源是个略显固执的人，也可以说是有些“愚”。有一次打仗，眼看打不过了，唐淮源说要撤，而同僚反对，最后还是撤了回来，途中丢了门大炮。

　　那个时候部队有一门大炮都不得了，往往打仗输赢全靠它。同僚因此责怪，说我说的吧，要不撤，大炮就不能丢，你还是太胆小。唐淮源一听就急了，两人吵着吵着，竟然操起家伙式儿打了起来，结果老唐脑袋上挨一扁担，终生留下一疤。

　　唐淮源在云南滇军中本来已做到了前几把交椅，后来唐继尧杀回云南，要夺他的权。大家事先说好，找个空地方单挑，谁败了谁下台。

　　唐淮源败了，于是他二话不说，带着部队走了。

　　退出云南后，唐淮源从师长干起。某天上面来人视察，私下要打点费，老唐没理他，那厮没捞到好处，回去后就气呼呼地给打了个差分，将唐淮源由中将师长一下子降到上校师长，比下级的军衔还要低。

　　这样的“愚人”，本来是不适合在场面上混的，唐淮源自己说过，他之所以能忍受得下来，全是因为要顾及自己的母亲。

　　唐淮源未满周岁时，就被父亲弃养，由母亲一手带大，因此事母至孝。由于家里实在太苦，他便去报考了云南讲武堂，当时由于身上长了痔疮，他害怕让学校知道后不予录取，于是偷偷地跪在地上朝天祈祷，反来复去地说一句：老天爷，求求你让我好了吧，这样我才可以谋得一官半职，也才有能力让母亲免受饥寒。

　　等到当了大官，家里生活条件好了，唐淮源因在社会上屡遭挫折，一度欲效仿他人退隐，但这时抗战爆发，他想到要给母亲争取更大荣耀，来安慰老人家，所以又毅然留在军队里。

　　1939年，唐淮源老母病逝。他在回云南奔丧后，便对家人说：我这一生都是为了母亲，现在她不在了，我也就一无牵挂，此身当为国有！

　　唐淮源的第3军大部分为云南子弟兵，他们是中条山战役中表现最好的少数部队之一。

　　通过重机枪组成的火力网，第3军给日军以很大杀伤，但当时的局面已非区区一军所能挽救，经过几天的厮杀后，部队伤亡大半。

　　5月11日，唐淮源见整体冲不出去，决定化整为零，分路突围。分别时，他郑重告诫下属：中国只有阵亡的军师长，没有被俘的军师长，千万不要由第3军开其端。

　　中国民间有一个只可意会不能言传的说法，即大将忌犯地名。5月12日，唐淮源被困于悬山，此地又称唐王山。

　　王者亡也，唐淮源组织残部三次突围都突不出去，已经弹尽粮绝，此时下起了滂沱大雨，他屏退左右，一个人走进一间土屋。

　　一切都显得那么糟，但是我尽力了，现在是给部下们做个榜样的时候。

　　第3军军长用手枪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宁死也不愿成为敌人的俘虏。

　　他的部下果真追随而来。第12师师长、云南腾冲人寸性奇得到消息后说了一句：当初忻口战役有郝梦龄、刘家骐一道殉国，第3军打了败仗，牺牲两位军师长也是应该的。

　　5月15日，寸性奇右腿被日军炮火炸断，不愿被俘受辱，遂用腰中佩剑自尽而亡。

　　6月15日，中条山战役（又称晋南会战）结束。

　　日方指挥中条山战役的是由参谋次长转任“华北方面军”司令官的多田骏，一个月后他便回国，并因功晋升为大将。

　　中条山战役与几个月前的上高会战形成强烈反差，可以说是抗战以来打得最差劲的一仗。经此一战，中条山的第5、第14集团军大部分都损失掉了。据日方统计，中国军队当场战死4万2千人，被俘达到3万5千，而日军死伤3千都不到，悬殊十分骇人。

　　蒋介石羞愤交加，接连用了“最大之错误”、“最大之耻辱”来进行评价。作为第一责任人的卫立煌被免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本兼各职，同时革除陆军上将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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