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岁月------关河五十州

宝宝寒

　　攻城不下，大家都急了。
　　咸丰拉下脸，将赛尚阿连降四级，并下达死命令：如果还不能迅速解决问题，拖延时日，惟你赛尚阿是问，如果是防堵不住，让太平军再次逃脱，则惟向荣、乌兰泰是问。
　　责任分工明确，咸丰提醒赛尚阿，送给你的那把遏必隆刀不是给着玩玩的，得拿出来亮亮了——只要不遵军纪的，你砍就是。
　　赛尚阿不敢懈怠，亲自到永安督阵。经过前后长达半年的围攻，他似乎已经看到了攻破城池的一线曙光。
　　这个时候，偏偏向荣耍小聪明，他给赛尚阿献计，说这些太平军之所以拼死力战，缘于没有退路，现在不如将城北一隅空出来，三面围堵，网开一面，然后“以追为剿”，在运动中将太平军一举歼灭。
　　赛尚阿依计而行，不料太平军却趁机从城北杀了出去，官军白忙一场，前功尽弃，遏必隆刀再次成为摆设。
　　这一杀出去不要紧，此后的太平军犹如蛟龙入海，一路摧枯拉朽，别说地球人，就连火星人见着都没招了。
　　1852年6月，太平军冲出广西，进军湖南。咸丰闻讯大惊失色，急召两广总督徐广缙率师赴援。
　　徐广缙是咸丰轻易舍不得使用的一张王牌，但事到如今，这张王牌也已失效，徐广缙所主持的湖南战场没有丝毫起色，太平军仍是指哪打哪，所向披靡。
　　1852年9月，太平军围攻长沙。
　　一年前，太平军还被困在城里，处于守势，一年后，他们已能够把官军围在城中，转为攻势。
　　咸丰亲政后的所有步骤，都被这场突如其来的大乱给搅得乱七八糟。可是噩耗并没有结束，就在太平军围攻长沙的前夕，他得到消息，奉旨北上赈粮的杜受田因劳累过度而病故。
　　还记得“十七年情怀”，还记得当年书房中亲人般的恳谈教诲，还记得师傅“赞襄帷幄”，出谋画策的情景。
　　这一切，都化成了流水，抓不住，挽不回。
　　时局艰难，我却永远失去了你，在我最需要你的时候。咸丰感觉就像自己也死了一次一般——“呜呼，卿之不幸，实朕之不幸也”。
　　置身于生命中最长的寒冬，年轻而孤独的皇帝不寒而栗。
　　（140）

宝宝寒

　　咸丰的伤心丝毫没有能够感动上天，南方的太平军继续挺进。在攻长沙不下的情况下，他们杀进湖北。
　　1853年1月，太平军攻克武昌，随后又放弃这座省城，沿江东下，直取其心目中的“小天堂”南京。
　　这个时候的太平军就像滚雪球一样，人越“滚”越多，进入湖南时有5万兵力，到湖北增加一倍，达到10万，离开武昌时已号称50万，水陆齐全，且拥有水上部队（“水营”）和工兵部队（“土营”），称得上兵多将广，军种齐全。与此同时，咸丰的能耐指数却不断下降，手中可打的牌更是所乘无几。
　　新任钦差大臣陆建瀛担任过两江总督，颇富治政才干，是一位有“名绩”的官员，也能够纸上谈兵地给咸丰贡献一些战守之策，但实际上对军事一窍不通。咸丰实在无人可用，便像拉壮丁一样地把陆建瀛给拉上去了战场，结果一战之后，陆钦差的胆就给打破了，吓得带头逃蹿，造成长江沿途防线连连崩溃。
　　1853年3月19日，太平军攻克南京，这里从此被定为太平天国的首都，改名天京。
　　咸丰为了围困天京，不得已等而下之，采取一些非常手段。他起用向荣和琦善，任命两人为钦差大臣，分别负责组建江南、江北大营。
　　向荣和琦善，一个本来只是帅下面的将，而且广西作战时就多次受罚，一个是鸦片战争时的“投降派”，素为咸丰不屑，如果还有其它选择，咸丰可能连正眼也不会瞧他们，如此破格重用，实在也是被逼急了的结果。
　　南方各省可调之兵，除溃散的以外，都集中到了向荣的江南大营，咸丰又从北方军队中拨出一部分给琦善的江北大营，满心希望两大营能够攻克天京，但实际情况是，向荣和琦善连在天京外围立住脚都不容易，更遑论其它。
　　南北对峙局面就此形成。洪秀全和他的将士们如愿以偿，终于步入“小天堂”，与此相应，他的对手咸丰则因此跌入了地狱。
　　咸丰出生于圆明园湛静斋，这座房子后来改了名字，叫基福堂。基福堂挂着一块扁额，上面写着“洪范五福”，这四个字的出处来自于“尚书?洪范”，而五福则相当于五福临门的意思。本来是再吉利不过的字眼，等太平军兴起，连这个也被蒙上了一层神秘而恐怖的阴影。
　　内侍们私下纷传，基福堂就是洪福堂，乃洪秀全的先兆。这个灾星简直就是跟着皇帝一起出世，来故意与他为难的。你看，咸丰在北京即位，洪秀全也在金田起事，第二年，咸丰改年号，洪秀全建号太平天国……
　　（141）

宝宝寒

　　咸丰自己也渐渐有了命中注定的悲叹。
　　他继位时国库存银尚有八百万两，但还没等他节衣缩食继续往里面攒，广西就出了问题，那点存银转眼便不见踪影。这还不算，在两年不到的时间里，仅仅为了与太平军作战，就花去了军费近三千万两。
　　咸丰是人间皇帝，不是天上神仙，没有点金术，他想到的办法只能是跟道光学，从自己的内务府“挖潜”。可他老子即便在变成人人厌弃的铁公鸡之后，也只抠出了两百万，而咸丰面临的缺口远不止这两百万。
　　做铁公鸡已经不够了，得做铁扫帚。除了把私房钱全部掏出来外，咸丰又在内务府四处翻腾，就连宫廷园林中存放的铜瓶、铜炉、铜龟鹤这些小物件都一律没放过，全部搬出来用作军费开支。
　　要说咸丰不心疼，那是假的——试试看，若是为了还债，让你把家里的彩电冰箱板凳桌椅全变卖了，你会真的不伤心不难过？可有什么折呢，该花得花啊。
　　直到后来，内务府不堪其苦，向咸丰报告，不能再往外抽血了，因为存银一共只剩四万两，除了吃饭，再无法应付其它任何开支。
　　就是这样，咸丰要人给人，要钱给钱，不惜倾家荡产也要打赢一仗。可太平军却越打越多，最后竟取得了半壁江山。这不是命又是什么？
　　期间，咸丰连发两道“罪己诏”，噼噼拍拍地扇自个耳光，祈求上天和百姓能原谅自己的过失，祈求前线传来好消息，但是无济于事。
　　自从师傅也弃他而去后，咸丰身边少了一位忠心耿耿且鞠躬尽瘁的老军师，他变得更加忙乱，从此再也顾不得什么求言求贤，厘清弊政，尽管花费的精力有多无少，但在外人看来，皇帝已经明显没原先那么勤勉了。
　　（142）

宝宝寒

　　咸丰的表现让很多人感到失望，其中一个就是在求言求贤运动中上奏，还得到咸丰表扬的曾国藩。
　　曾国藩走的是正统的京官之路：先考中进士，然后在翰林院深造。翰林院堪称朝廷的干部学校，人才济济，要想从这么多人里面混出头，也不是件容易的事。曾国藩算是混得特别好的，仅仅十年之间，他就升到了正二品的礼部侍郎，成了副部长级别的高官。
　　在野史记载中，曾国藩的走运，跟“奸臣”穆彰阿有极大关系。
　　道光年间，穆彰阿多次在重大的科举考试中出任考官。那个年代很注重考官与考生的关系，只要他担任了你的考官，甭管有没有见过面，都算是你的老师，主考官叫作座师，那个正好批你卷子的阅卷官叫作房师，而你就算是他们的门生。穆彰阿门生遍天下，也乐于拉拢和提拔年轻有才气的低级别官员，因此还形成了一个很大的圈子，时人谓之：穆党。
　　穆彰阿是曾国藩考中进士那年的主考官，据说他对曾国藩很是欣赏，认为这个门生以后一定会有前途，曾多次在道光面前进行保荐。道光说既是人材，那就见上一见吧。
　　曾国藩奉旨入宫，太监把他带进一间屋子，然后就扔下他走了。苦等到中午，皇上也没召见，只让人传旨：明天再来。
　　曾国藩一头雾水，只好去穆府向恩师请教。穆彰阿想了想，问他可曾留意墙壁上悬挂的字画，曾国藩傻傻地摇了摇头。穆彰阿一拍手：“皇上要考察你是否细心，明天他肯定会问你墙上字画的事。”
　　知道皇上得意什么吗，就得意这种脑残式的考试方法。
　　给穆彰阿一说，曾国藩傻了，他捧着个脑袋拼命回忆，可当时既未留意，自然事后什么都回忆不出来。
　　怎么办呢，穆彰阿眼珠转了转，不妨，我自有办法。
　　这老油条派人偷偷地买通太监，连夜把室内字画上的内容抄了过来。
　　第二天，道光接见曾国藩，不出所料，问的果然都是字画上的东西。曾国藩对答如流，把个道光听得连连点头，自此曾国藩官运亨通，开始像火箭一样地往上直蹿。
　　按照类似故事，曾国藩是走了穆彰阿的后门才得以显达，但这些都不过是世俗传言。从曾国藩留来的日记来看，他跟穆彰阿之间并无任何特殊关系，按其品行，也绝不会为升官就去跑门子。再说了，道光用人向来都有定见，他说谁行谁就行，谁不行谁就不行，很少为身边大臣所左右，哪怕是穆彰阿。
　　（143）

宝宝寒

　　曾国藩的出息，应该说跟别人无关，纯属个人努力。在翰林院定期组织的考试中，每次曾国藩都在前六名之列，要知道，能进入翰林院的那帮人，无不是精英中的精英，尖子中的尖子，这样一来，理所当然引起皇帝的关注，手上有了官帽自然也会优先考虑。
　　到了咸丰登基，穆彰阿靠边站，曾国藩没有受到丝毫影响，他以内阁学士先后兼代礼部、工部、兵部、刑部、吏部侍郎，每天都忙到天昏地暗。
　　你千万不要以为这是好事，曾国藩虽担任五个部的副部长，但他只能拿一个副部长的工资。清代官员工资微薄，地方督抚还好，尚有丰厚的养廉银，京官没有，即便到副部长这一级别，也只能靠一年四百两银子过活，而那时候又没有公车私用、公款报销的说法，什么都要自己开销，包括各种各样的应酬。
　　曾国藩是一个标准的清官，基本没有灰色收入，所以每到年终，他都必须靠借债才能度日。从这个角度上说，其实是皇帝亏欠曾国藩才对，出那么低的薪俸，聘用如此高端的人才，还让人免费打这么多工，老板真赚大发了。
　　曾国藩虽然并不是靠穆彰阿才得以升职，但作为自己的座师，他对穆彰阿还是很尊敬的，成名后曾多次拜访穆府，只是老师归老师，政见归政见，那是两码事。
　　第一份建言的成功，对曾国藩是一个非常大的激励。自此以后，他放开手脚，又上了第二、第三份建言。这时候他却发现皇上已经变了，变得对这些批评和建议不再感兴趣，而他的那些花了很多工夫捉摸出来的“治国良策”也从此石沉大海，无人问津。
　　曾国藩郁闷了。他不明白咸丰到底怎么了，不是说求贤若渴的吗？
　　看到广西局势闹得沸沸扬扬，不可收拾，曾国藩憋不住了，他认为是咸丰不肯采纳他这个“忠臣”的直谏所致，性子一上来，便又写了一份折子。这一回非同小可，以前都是批评时政，不痛不痒，此番是举起标枪，直接朝咸丰身上扔了，什么舍本求末，刚愎自用，还有虚荣心强之类，反正都是一些让人受不了的句子。
　　写这样的折子，曾国藩颇有些死谏的决心，大抵是学着林则徐“岂因祸福避趋之”的路子去的。没办法，不忠贞怎么叫烈女，我就等着你龙颜大怒，等着你把我打得不成人样了。
　　收到曾国藩的奏折，咸丰气得脸色铁青，就算我不是皇帝，是你的上级，甚至是同僚，也用不着你这么损我吧？
　　这个时候的咸丰正是无比烦心的时候，他对曾国藩的建议弃而不问，一方面是广西的那堆烂事已把他搅到心神不安，根本顾不上推行自己的新政，另一方面也是时事通行的法则：说总比做容易，曾国藩叨叨叨地讲上一大通，咸丰落实起来却没那么轻松。
　　咸丰把奏折往地上一扔，军机大臣在哪里，给我拟旨，我要好好地办一下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家伙。
　　（144）

宝宝寒

　　军机大臣们一听赶紧上前解劝，说曾国藩固然不识好歹，但求言求贤是皇上您亲自发起的，如果因此治罪，只怕会寒了大伙的心。
　　咸丰想了想也有道理，何况还指着这个高级打工仔干活呢，于是强压火气，写了一份口气温婉的谕旨，算是把曾国藩给打发掉了。他当时也许不会想到，就是这么手下一留情，若干年后竟然会换得一个梦寐以求的大礼包。
　　已经做好杀头进班房准备的曾国藩逃得一劫，但那份谕旨却没有带给他更大希望，眼瞅着皇上不治罪已经是高恩厚德，你再往枪口上撞那就是给脸不要脸了。
　　曾国藩只好停止进言，专心做他的学问。
　　当时的在京朝官，分为两种，一种是左右时政的，一种是讲求学问的。曾国藩倒也想左右时政，可事与愿违，如今就只能跟学问死磕了。
　　在京期间，他曾拜名噪一时的理学大师倭仁为师。倭仁以操守著称，他像穆彰阿一样长期担任科举考试主考官，门生弟子多如牛毛，但从不借此徇私。你要向他请教学问，老夫子会言无不尽，什么都跟你说，就怕你听不懂，如果你要想请他帮你走后门托关系，对不起，还是免开尊口为好。
　　倭仁的官不小，生活上却是能节俭就节俭。一件冬天穿的狐裘，皮革已破损外露，他也不买新的，仅仅在外面打个补丁，能凑合就凑合。
　　他也从不收礼送礼。他有一个亲戚在地方上做官，到北京来看他。估计这亲戚捡到的是个肥缺，一出手便送给他一千两银子。倭仁说什么也不肯要，他说，亲戚里道的，礼尚往来本来应该，可你们现在都做着官呢，官有官德，别说一千两，一两也不能收。
　　亲戚还要坚持。倭仁便说，你一定要送我的话，我就拿这些银子以你的名义去开一个粥厂，也好给贫民提供食物，这样倒是个两全其美的好事。
　　一千两银子拿去做慈善，他亲戚的思想境界还没高到这个份上，只好红着脸走了。
　　倭仁做这些，并非表面功夫，不带有一点表演性质，那就是长期自我修养、自我要求的结果。
　　曾国藩对此佩服得五体投地。他觉得，身处末世，要改变世风日下的状态，就得有这么一股劲头。
　　如何才能达到倭仁这样的境界呢？原来倭仁有写日记的习惯，他每天写每天记，白天的每一件事甚至是一个念头都不放过，然后再对照理学的道德标准进行自我批评，为的就是“狠抓自己活思想，狠斗私字一闪念”。
　　曾国藩照这个方法苦修。可他也是个吃五谷杂粮的凡人，平时也会骄傲，也会冲动，包括看到漂亮女人，也免不了会偷着瞄上几眼，而这些都是事后必须反省的罪过。
　　曾国藩把日记送交倭仁批阅，倭仁看过之后，用一种异样的目光打量着他：“老弟，你要想上个境界，就得脱胎换骨，重换一个人啊。”
　　曾国藩“悚然汗下”，无地自容。
　　（145）

宝宝寒

　　境界这东西确实要命，要达到高僧那样的境界，几乎就是在虐自己。与之相比，纯知识性的学问就要好搞得多。
　　曾国藩既入翰林，四书五经当然没问题，除此之外，他还是清末桐城派古文的泰斗级人物，跟着他学写文章而一举成名的都有好些。
　　学无止境，曾国藩又拜另一位以学问见长的理学大家唐鉴为师。唐鉴告诉他，为学有三个门径，曰：义理、考核、文章。
　　那么还有吗？唐鉴说还有一个，那就是经济之学，大致相当于陶澍、林则徐、魏源等人研究过的“实学”。它是被包括在义理里面的，还算不上一个大门径。
　　曾国藩的创新之处，在于把“经济”单独列了出来，使实学走向经世实学，这成了他继理学精神之外，赖以开创事业的另一镇山之宝。
　　他具备了能力，只等命运的召唤。
　　1852年7月，四十二岁的曾国藩被钦点为江西乡试正主考。
　　自离家赴京，他已经十四年没有回去了，所以一听到消息，就赶紧向皇帝请假，请求在乡试结束后能让他顺道回老家探望父母。
　　1852年9月，尚未归家的曾国藩忽然听到了母亲病逝的噩耗，这个消息来得如此突然，让他既吃惊又悲痛，急忙穿上孝服，乘小舟溯江西上。
　　在路上，曾国藩就知道了太平军进入湖南境内，并围攻省城长沙的消息，这让他回家的心情更加迫切。一个月后，他终于风尘仆仆地回到老家湖南湘乡，为母亲举办了丧事。
　　这时整个湖南的气氛都异常紧张。从大清国建国以来，包括两湖地区的内地已保持了两百多年的和平期，人们没有看到过这样兵荒马乱的景象，一时谣言四起，恐怖情绪到处蔓延。尽管太平军还未能攻破长沙，湘乡周围也未见到过太平军的影子，但扶老携幼以逃兵灾的人家仍随处可见。
　　曾国藩哪里也不想去，他要在家好好地给母亲守上一年孝再说（母亲死在父亲前面，守孝期为一年）。同时坚持不懈的理学修炼功夫，也使他得以在外界一片纷扰的情况下，仍能做到镇静从容，处惊不变。
　　能在乱世中沉得住气，自然是条汉子，加之曾国藩又是朝中大吏，仅凭声望就能压得住阵脚，正值湘乡成立团练，当地县令和曾国藩的一些师友皆盛邀其出来主持，但被曾国藩婉言谢绝。
　　除了一心守孝外，曾国藩对能不能办好团练也没把握。毕竟纸上谈兵和真正的行军作战不是一码事，万一弄砸就不好玩了。
　　可是团练这件事似乎盯上了他，第二年，咸丰亲自来招呼了。
　　（146）

宝宝寒

　　1853年1月21日，曾国藩接到咸丰谕旨，咸丰任命他为湖南帮练大臣，要求曾国藩到长沙协助督办团练，以便“搜查土匪”。
　　皇帝的谕旨让曾国藩很为难，因为这意味着他必须离家。当初在听到母亲病逝时，他就自怨自艾，认为是自己修养不够，有虚名而无实学，所以才没能给母亲带来应有的福祉，守孝一年，起码能给内心带来一丝慰藉。现在才两三个月便要脱去孝服，离家远去，于人于己都无法交待。
　　其时太平军已经离开长沙，曾国藩以为，太平军既然拿不下长沙，要攻打其它城市自然也不容易，或许过不了多久，便能被官军一举“剿灭”。他曾国藩只是一个文臣，未习兵事，就不要去出洋相了。
　　尽管在谕旨上，咸丰希望曾国藩一定要尽力，“不负委任”，曾国藩还是写了封上疏，恳请让他继续在家守孝。
　　上疏写好尚未发出，一个惊人的消息传来，太平军攻破了武昌！
　　原来守住长沙不过是个偶然，太平军已经强大到了可以攻城拔寨，见谁灭谁的程度了。
　　曾国藩一下子犹豫起来，守孝当然重要，可如果哪一天让太平军夺得天下，还会让他这个前礼部侍郎优哉游哉地在家里呆着吗，到时候，恐怕连给他自己守孝的人都找不到了。
　　曾国藩踌躇不决，把很多人都给急坏了，其中也包括他的一些至交好友，这些人纷纷上门来对曾国藩进行规劝。
　　曾国藩嗫嚅着说守孝不出是古法，好友们皆不以为然。
　　“古法，那也不必拘泥，而且你素来有澄清天下之志，现在不乘时而出，对得起皇帝的托付吗？”
　　到底都是读书人，为了打消曾国藩关于不孝的顾虑，他们还翻出典故，指出春秋战国时就有先例：遇到战事危急，人家照样穿着丧服行军打仗，要说古法，这也是古法。
　　经过整整四天的痛苦取舍，曾国藩终于决定迈出家门，踏出他人生中最重要的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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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宝寒

　　1853年1月25日，曾国藩来到长沙。不去不知道，去了之后才发现不得了，太平军虽然走了，却把湖南的火给点了起来。在太平军的影响下，长沙周围全是揭竿而起的会党，什么串子、红黑、边钱、香会，名目繁多，数不胜数，且隐隐然已有燎原之势。
　　在咸丰的谕旨中，团练的用途只是用来“搜查土匪”，放个哨啊，报个信啊什么的，真正“剿匪”的主力是驻长沙的绿营官军，可是这些官军根本就不中用。
　　在太平军撤围北上后，绿营中的精锐已去追击太平军，剩下来的都是一些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老兵油子。他们去“剿匪”，动不动就说打了胜仗，擒斩多少多少人，实质见了对方就跑，或最多端端花架子，用火炮、鸟枪远远地放那么几下，意思意思，打得着打不着全没人管。
　　曾国藩调查了一下，在这么多“剿匪”战事中，竟然从没有短兵相接的例子，也就是说兵勇们根本不敢进行白刃肉搏。
　　除了缺乏勇气，当然也与兵痞们平时不练有关，所谓“无胆无艺”。这在绿营中还不是个别现象，周天爵曾经如此描述，说我从广西省城带两百名兵勇去和太平军作战，其中一百好象到了马嵬坡，赖在地上不肯走，另外一百则如同石壕吏的现实版，路上就哇哇大哭起来，恨不得给自己制造一残疾，以便可以免战。
　　周天爵以为到了真正的战场上会好一些，不料更让他哭笑不得。一百人有如见到秃鹰的小麻雀，一百人仿佛裹足之羊，反正都被孙行者施了定身法，就没一个敢上去拼杀的。已近八十高龄的周天爵气炸胸膛，上去用刀砍了两，又用箭射了两，还是无人敢跟着他冲。
　　老将军当时无可奈何，说了一句：“你们这些熊兵可真厉害，算是让我知道了什么叫撼山易，撼岳家军难。”
　　显然，靠老爷兵们难以成事，曾国藩改弦更张，他要独辟蹊径，用团练来“剿匪”。
　　团练本来是不离家的，曾国藩将其一分为二，“搜查土匪”的任务由当地的“团”负责，“剿灭土匪”的活则由“练”来承担，作为固定的机动部队离乡作战。
　　曾国藩的这一做法，是看出并弥补了清末兵制的一大弊端。
　　在没有警察之前，官军就是警察，不打仗，需负责维持地方秩序，打仗了才由各地临时抽调，造成的问题，就是匆匆赶来的兵跟临时指挥他们的将不熟悉，而这里来的兵跟那里来的兵也不认识，大家都是陌生人，不仅谈不上配合，还会争抢战功，甚至是败不相救。
　　从鸦片战争到镇压太平天国，如此的恶性循环上演了不知多少轮。
　　曾国藩要建立的“练”，实际就是一支摆脱了警察任务的雇拥军。官兵们大多来自同一个地方，既有乡谊故交，又知根知底，以此便能起到一种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般的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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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宝寒

　　经征得咸丰同意，曾国藩从包括湘乡在内的各地团练中雇募勇丁，在长沙城进行集中训练和管理。至1853年7月下旬，人数已达四千多人，这就是日后名震天下的湘军（“湘勇”）。
　　从小到大，曾国藩没有当过一天兵，他之所以能练出一支不同凡响的军队，是因为拜了一个好老师——前朝名将戚继光。
　　戚继光当然不可能活过来重新授徒，但读书人就这点好，见不到人，可以看书，连授课费都能省下来。
　　戚继光生前留下两本兵书，一为《纪效新书》，一为《练兵实纪》，其中详细纪录了他的“戚氏练兵法”。
　　戚老师很实在，他说我不会讲空洞而玄乎的大道理，能做的，就是真金白银，把方法原原本本地教给你们，所以叫“实纪”。
　　至于以前那些兵法，戚老师认为都显得有些老套，他教的是新的，让你看了以后绝对物超所值，所以称为“新书”。
　　戚继光戎马一生，不是那种光说不练的砖家或股评家，用不着多宣传，曾国藩就自动归于门下。
　　让曾国藩激动不已的是，当年的戚继光也遇到了和他一样的麻烦，说是要统兵打仗，可手下全是一群扶不起的阿斗。他只好自己重新选兵，而有了前面的那些烂兵做榜样，他也有了一个独特的选兵标准。
　　概括起来，就是一切反着来。比如，烂兵们很多是城市里的游手好闲之辈，那你就得用农村那些老实巴交的，烂兵们平时有型，打仗时却没形，得出的教训是战场之上，胆量比脸蛋更重要，只要够胆，敢往刀枪剑戟中冲，你管他长什么模样呢。
　　这种标准太对曾国藩的胃口了，他照单全收。
　　戚老师跟别的老师不同，他不喜欢太聪明的学生，当然也不能太笨了，简单来说，就是你得服从命令听指挥，他说前，你就前，他说后，你就后，只准老老实实，不许乱说乱动。
　　曾国藩还从书上看到，当年戚继光练就的“戚家军”开赴边关，曾在入城前遇到一次突如其来的大暴雨。在没有接到入城命令之前，所有官兵全都站在城外，而且就那样笔挺地站了一天！
　　好，兵就得练成这种样子。
　　戚继光的实在一以贯之，他最烦表演花架子。
　　“打仗，是杀人的勾当，不是供别人欣赏的。你那刀剑舞得天花乱坠，陈形摆得光怪陆离，有什么用呢，不过是戏剧套路罢了。”
　　照这种说法，诸葛亮的八卦阵都得挨批，戚继光也的确不练这个。他讲究的是兵种配合：动作敏捷的拿藤牌，性格稳重的拿大毛竹制成的狼筅，以上两种都是胆子不算大的，属于防守兵，紧随其后的就是胆子大的，有持长枪，有挥短刀，属于进攻兵。谁干什么活，就专练那个，哪怕你只会一招两式，也把它发挥到极至。
　　这点让曾国藩深受启发，他从此非常注重军队中冷热兵器的搭配比例，尽量使火炮、鸟枪和大刀长矛都能发挥各自的长处。
　　除了作战兵外，曾国藩还专门设立了一种被称作“长夫”的辎重兵，一方面提高了部队的供应效率，另一方面也在最大程度上避免了拉伕等扰民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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