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面抗日战场——从“我的家在松花江上”讲起-----关河五十州

宝宝寒

　　第四战区的主力是桂粤两军，实力远不及强盛时期的第九战区，顿时被打得千疮百孔，组织起来的防线没有一道能守得住。

　　第四战区司令长官张发奎眼见情势不妙，决定采取“持久守势”战术，即集中所有残余兵力，固守桂柳两地，以为陆续集结于贵州的后续兵团争取时间。

　　应该说，这几乎就是当时军事处于颓势之下的唯一稳妥之策。特别是桂林，不仅山水甲天下，城内外还有为数极多的石灰岩山峰及其溶洞，这些溶洞只要经过稍稍改造，就可以成为天然工事，若再把兵力全部投进去，足可支撑一阵。

　　可是白崇禧说不好。

　　小诸葛原先在广西乃至全国军界的威望很高，广西人更把他看作是“战神”，认为只要他到哪里，仗就一定能打赢，白崇禧也颇为自负，抗战以来，一直想着要创造经典给世人瞧瞧。

　　可惜的是，抗战中凡与大捷沾边的战役几乎都不是他主导的，即如台儿庄大战，那还主要是李宗仁的功劳，他不过是起一个幕僚长的作用而已，倒是在桂南会战中，反而让人有了一种英雄迟暮的感觉：“战神”不灵了，诸葛似乎也没有传说中的神机妙算。

　　白崇禧的参谋业务一流，但他并不甘于只做幕僚长，就像他也不情愿在李宗仁身边摇扇子一样，可是自桂南会战后，战场上能让他发挥的机会少之又有。在第三次长沙会战中，他曾亲临长沙，却惹得薛岳大发脾气，认为是抢功劳来了，当着面拉下脸：我打仗不行，要不你来指挥吧。

　　白崇禧又尴尬又恼火，只得哪里来还回哪里去。

　　时隔几年，没想到那么不可一世的老虎仔也被人家打得到处跑，这不正好是我施展才能，恢复声名的机遇吗？

　　白崇禧打算在桂林组织一次大会战，就象第三次长沙会战那样的：不能光坐着挨打，还要攻！

　　在军事会议上，白崇禧强调，桂林城内无需配备过多兵力，几个师用于防守足矣，其它的都到城外去，依城野战，可将日军主力各个击破。

　　几个师能守住桂林？

　　没人信。

　　白崇禧信，依据是内战时期，滇军围攻南宁，桂军战将韦云淞在南宁一守几个月，最后他亲自组织兵力在南宁城外来个反包围，从而将滇军一举击败。

　　韦云淞守南宁时，把存粮都吃光了，靠吃黑豆才生存下来，白崇禧始终引以为豪，并特地将守城桂军开始吃黑豆的那一天定为“黑豆节”。

　　黑豆的光荣可以延续，我现在就任命韦云淞这一擅守之将来镇守桂林，只要死守三个月，以“死守待援”和“里外夹击”的双重战术，定然能重铸昔日辉煌。

　　仍然是一片沉默。

　　内战那会，桂军和滇军属于水平差不多的对手，当然可以靠吃黑豆熬下来，可这都什么时候了，日军的战斗力是很多年前的滇军能比的吗？

　　韦云淞擅守，人傅作义比他还牛，太原不照样一天就失守了，这就叫时空错位，而白崇禧在抗战中吃亏，很多时候也是看不到这一点，身上背的荣誉包袱太重。

　　（1544）

宝宝寒

　　别人称你是“战神”，那是过去时，对象不一样了，内战经验没法照搬照套。

　　张发奎就是一个鲜活的例子，北伐时候的老铁军军长，几乎百战百胜，然而首次独立指挥九江之战便让人大跌眼镜。

　　你必须明白，这个世界的变化实在有够快。

　　张发奎早就明白了这一点，而且他亲眼看到从前线撤下的桂军已成疲惫之师，个个精神不振，情绪沮丧，你让他们全部集中在桂林固守，人多力量大，或许还能有所作为。决战？哪有这个本钱。

　　可他心里明白，嘴上却表示完全赞成白崇禧的主张。

　　当幕僚提出质疑时，张发奎解释说：白崇禧是副参谋总长，又有“战神”之名，他这么说，自有其智虑之处，我们不必另出主意。

　　在广西，张发奎贯彻的就是一个字：忍。

　　身为第四战区司令长官，张发奎虽然名义上是桂省军政首脑，然而坐的却是冷板凳。

　　无论在哪里，白崇禧从未肯放松对桂省和桂军的掌控，经常以协调战区为借口，越过张发奎直接给广西军政部门下达命令，实际上等于架空了张发奎。

　　坐冷板凳的滋味很不好受，但张发奎经历过人事上的很多风雨，他不像薛岳那样鲁莽，更不会甩出“我才不到广西去给人家看大门”那样的话，他与白崇禧的关系，就像从前的李宗仁之与白崇禧，总是前面的那个让着后面那个，所以有人称张发奎在广西是“张公百忍”：大家同舟共济，你要抓权就让你抓，我什么都忍，尽量听你的。

　　第四战区的桂粤两军，张发奎在指挥上能得心应手的只有粤军，然而后者一直在柳州防御田中久一第23军，守桂林得靠桂军，说到底还是白崇禧说了算，即便你不赞成又能怎样。

　　11月9日，横山勇第11军对桂林发动总攻击。守军十分英勇，杀伤了大批日军，但兵力相对太少，等不到“吃黑豆”，就已伤亡大半，韦云淞只得率剩下的一小部分人突围而去。

　　11月10日，桂林失守，加上外围作战，勉勉强强守了十天，与“死守三个月”的期许相去甚远，白崇禧的“大会战”自然也只好流产了。

　　受此影响，柳州当天即跟着沦陷。一个月后，田中久一第23军攻占南宁，随后与驻越南的日军会合，标志着日军已完全打通所谓的“大陆交通线”。

　　在被豫湘桂战役（即日本的“一号作战”）愁得整晚整晚睡不着觉的蒋介石，此时还得应付另外一场与史迪威之间的战争。

　　随着实战的历练，史迪威已能称得上是一个合格的美国将军，缅北战役的胜利便是明证，但他在交际等方面的致命缺陷却从未能得以改善，真不知道此君从前的外交生涯是怎么混过来的。

　　他嘴里的蒋介石连名字都不配有，被称为“花生米”。

　　 对付“花生米”，史迪威的经典绝招就是卡脖子：不答应我的条件，就不给援助。

　　他也许从来没想过，即使你是捐款者，那受捐的人也还有自尊心，更何况中国人自古以来就是把面子当做天大的事来对待的。现在一桩一件，一吨一元，都要看你的脸色，你让别人可怎么活？

　　（1545）

宝宝寒

　　在史迪威面前，蒋介石简直就是个乞丐头。

　　豫湘桂战役的惨败，反衬出远征军的辉煌，史迪威同样不会设身处地地考虑到，在很大程度上，第二次远征的胜利，其实正是以湘桂桂的失败作为代价的。

　　相反，他把所有这一切，都归咎于蒋介石的无能。

　　要让我来干，肯定不一样。

　　经过史迪威一吹风，对中国战场也很不满意的罗斯福遂亲自出面，四次发电报给蒋介石，要求他把中国战场的所有军权移交给史迪威。

　　蒋介石答应了。

　　他曾经寄希望衡阳保卫战能稳住局面，但衡阳失守后，抗战失败的阴影已触目可及。

　　整整七年的浴血苦斗，眼看盟军胜利在望，中国自己却再也支撑不住了，乃至到了经济崩溃和军事失败的双重边缘。

　　蒋介石心境灰黯，为了在关键时刻不再失去盟国的援助，他甚至情愿吞下让史迪威来掌帅这枚苦果。

　　这时候的史迪威真可谓是风光无限，攻克密支那后，他先是被晋升为四星上将，接着从蒙巴顿手里接过了东南亚盟军总司令一职，马上又即将从印度飞赴重庆，担任中国陆军总司令。

　　老乔爽透了，认为是自己指挥的缅甸战役改变了“这些家伙的态度”，使他们“不复有恩主的气派”。

　　其实史迪威也不是神仙，如果手上只有蹩脚的装备和部队，他同样一筹莫展。

　　桂林失陷之前，史迪威由缅甸飞到桂林一趟，大家都希望这位鼻孔朝天的老美能拿出妙计以救危局，不料他的结论只有一个：打不了。

　　办法也只有一个：将桂柳的所有物资设备全部运走。

　　之后他能做的一切，就是痛骂一通蒋介石，认为“花生米”笨得要命，既不肯打仗，又不会打仗，只会瞎指挥。

　　这样还不过瘾，他又跑回重庆继续当着面跟蒋介石吵。

　　另一方面，自第一次远征失败后，蒋介石内心里就充满了对史迪威的反感和厌恶。

　　这个来自大洋彼岸的美国人让他伤透了心，乃至使他觉得只有陈纳德算是个好人——好的美国人，原因是这小兄弟真心实意地帮我（“彼对援华盖竭其精诚也”）。

　　可是拥有援华物资分配权，且能在罗斯福等要人跟前说上话的，却不是蒋介石最喜欢的陈纳德，而是最讨厌的史迪威。

　　这样一来，蒋介石就不得不一而再，再而三地作出“殊难忍受”的让步，哪怕对于自己来说，有多么委屈——

　　史迪威觉得驻印军还不够强，蒋介石就抽调精锐部队过去，使其得以组建第一军和第六军，相反，等到滇西远征军屡攻龙陵不下，需要驻印军进攻八莫，以牵制日军时，却被史迪威以驻印军需要休息为由，毫不客气地予以了回绝。

　　蒋介石拟授史迪威以三军司令，既缘于罗斯福的压力，同时也是希望史迪威能够改变恶劣的战局，而这一切，都不能光停留于口舌之争，得赶快行动，具体来说，就是尽早占领八莫，在完成打通中印公路的任务后，把远征军调回国内参战。

　　可是他想错了，史迪威整天能做的就是吵架骂人，全不管中国这边的摊子已经没法开张了。

　　（1547）

宝宝寒

　　一周后，蒋介石又催史迪威进攻八莫，然而史迪威仍不当一回事，不仅当面顶了回去，还去罗斯福和马歇尔那里打了小报告。

　　双方这么不和谐，史迪威拜将升坛的事也就一时没办起来。

　　9月19日，到了摊牌的时候，不是蒋介石对史迪威，而是史迪威对蒋介石。

　　史迪威拟了一份电报，然后发给罗斯福草签，美国总统当时的健康状况已经很不好，只是听了一下就在上面签了字。

　　老乔写的东西，你还会认为有什么好，一副要跟人肉搏的样子，而他写的时候也确实是拿蒋介石做靶子的，他要证明一下“美国总司令的作风”。

　　里面的每一句里都包含着一个爆竹，那是非要把“花生米”炸到粉身碎骨不行的。

　　你看清楚了，现在我最大，你还敢跟我犟嘴，不抽你抽谁！

　　这份电报，史迪威一定要亲自送，他要亲眼看到蒋介石那血肉模糊的衰样，方能大快。

　　第一个看到电文的不是蒋介石，而是和蒋介石坐在一个房间谈话的美国特使赫尔利。

　　赫尔利读后脸色马上就变了，电报中除指责蒋介石“按兵不动或竟提议撤退”外，就是通牒式地要求对方立即任命史迪威为中国陆军总司令。

　　从头读到尾，满篇都是“赶紧”、“否则”之类的话语，不是爆竹，简直就是一把把明晃晃的剌刀。

　　蒋介石毕竟是一国领袖，而且是美国前不久才口口声声承认的同盟国“四强领袖”，用这种口气跟他说话，也太过分了吧。

　　赫尔利本能地感到这样一份电文不能给蒋介石看，就劝史迪威暂时不要拿出来。

　　人家不是答应让你当总司令了吗，你已经“赢得了这场球赛”，何必再如此让人难堪。

　　可史迪威并不领情。

　　为什么不拿出来，这是总统的电文，你我有什么权利搁置？

　　赫尔利愣了一下，知道这史迪威现在正在锋头上，九头牛都拉不回来，便直言相告：你要送就自己送，如果要我替你转送，对不起，以后我就再也不能帮你跟中国人打交道了。

　　那意思，你不给人家面子不要紧，顿顿脚就可以走路了，我还得天天在这里呆着呢。

　　史迪威今天来了就没想走，你怕得罪人是吧，我本来就想自己送的！

　　电文有中英对照，这厮却非要让蒋介石当众出丑，当下就指着屋里一位英语好的：那谁谁谁，你来翻译一下。

　　此时宋子文、何应钦等人都在，赫尔利也是一中国通，知道中国人最重面子，赶紧站起来说，电文里有译文，就不要翻了，自己看就可以。

　　史迪威见没别人答应，只好将电报直接递给蒋介石。不过这小子可真够损的，他唯恐旁人不知道电文里写的是什么，还凑在旁边，踮着脚把中文内容全都念了出来——他做过外交官，中文没问题。

　　念完了，他假装微微地叹了一口气，找个位子坐了下来。那样子，好象他与此事完全无关，在为蒋介石感到惋惜似的。

　　（1548）

宝宝寒

　　电文一念完，房子里几乎所有人都震惊了，因为听那里面的内容，分明就是一副老子训儿子的口气，本来是两大盟国首脑的往来电文，却仿佛变成了希特勒给他的卫星傀儡国的信件。

　　除了一个人，那就是史迪威，他的内心里已经乐开了花，准备提前开香槟了。

　　蒋介石爱写日记，这美国佬也写日记。史迪威的日记是这样描述他当时的“欢乐心情”的：这是一包糊椒粉，现在交到了“花生米”手里。它像一只叉鱼枪，将会准确命中这小坏蛋的神经中枢，把他打个透穿！

　　让我好好地看看，十秒钟以后，“花生米”将会是怎样的表情。

　　然而史迪威小小地失望了一下。

　　蒋介石一字一句地看完电文，神色如常，慢慢地说了四个字：我知道了。

　　之后他便无言地坐着，什么话也不说了，史迪威在日记中的记述是“失去语言能力”。

　　只有赫尔利从细节处看出了反常，他注意到蒋介石伸手去拿茶杯，结果却把盖子给盖反了。

　　自然，屋里的空气极其尴尬和沉闷，什么事也议不了。

　　史迪威并不真正了解中国人的性格，更不理解他自以为已经看得透透的蒋介石。

　　惟其沉默，才是最痛苦最愤怒的表现。

　　当众人皆散，屋子里只剩下蒋介石和宋子文，一个妹夫，一个舅子，再没有外人。当着大舅的面，蒋介石也再无戴面具的必要，这个时候他开始抽噎地痛哭，眼泪很快打湿了军政强人的衣衫。

　　当天，蒋介石在日记中记下：此实为余平生最大之耻辱也。

　　史迪威装无辜，却瞒不过阅人无数的蒋介石的眼睛。

　　当史迪威还沉浸在小孩子得逞似的兴奋时，蒋介石已经在思考，如何发动最后的反击。

　　史载，之后的五天，他一直“静居黄山”，对史迪威问题“凝思再三”。

　　这里的黄山，不是指安徽的黄山，而是蒋介石在重庆的黄山官邸。

　　到了摊牌的时候，不光是向史迪威，也是向美国，向罗斯福。

　　史迪威的确是错看了蒋介石。在两人打交道的过程中，后者一直 “强自忍性”，百般退让，史迪威以他美国人的观点，认为蒋介石是怯懦，但他不知道蒋氏之所以可在盘根错节的国民党中取得统治地位，是因为此人固能忍人之所不能忍，一旦下了决心，却也拥有超乎异常的坚韧和顽强。

　　事实上，在决定再忍一把，将陆军总司令一职交给史迪威之前，他已产生了即使没有美国帮忙，自己也要独立撑下去的想法，即所谓“不能不有最后独立作战之打算也”。

　　现在，你们已经把我逼到墙角，忍无可忍，退无可退，该轮到我来给你们下通牒了吧。

　　传达这一“通牒”的是宋子文和孔祥熙。

　　宋子文找赫尔利，孔祥熙去拜访罗斯福，大致意思为：其一，总统的那个电文太过分了，是对一个独立国家主权的挑衅，实为美国之污点，其二，中国的情况很复杂，军人是不愿受外人之“侮辱”和“奴视”的，可是史迪威正好“侮辱”和“奴视”了我们。

　　（1549）

宝宝寒

　　罗斯福这才猛醒，稀里糊涂签下的那个电文真把蒋介石给逼急了。

　　此时他面临着两个选择，要么撤换史迪威，要么放弃中国这个盟友。

　　虽然一段时间以来，他和史迪威一样，或者说是受了后者的影响，对中国战场极不满意，但不满意跟不需要毕竟还是两码事。

　　如果中国真的跟美国说白白，就极有可能出现这样一种情况，即中国会因顶不住压力，放弃对日本的抵抗，如此日本立刻可以把中国战场的兵力抽出来，转用于太平洋，这对美军来说可不是什么好事。

　　换言之，中国打仗不卖力，可能是浪费了美国纳税人的钱，而如果干脆不打仗了，那就不是光浪费钱的事，是要多死人的——美国人。

　　一直以来，美国政府都有这么一个习惯，怕死人。它算帐精，不愿多花钱，可如果可以少死点人，那就情愿多花钱。

　　美国人命值钱，这是占第一位的大事。

　　只有换史迪威了。

　　罗斯福亲自和马歇尔交谈，试图说服对方把史迪威给免掉。

　　第一次罗斯福找他谈，马歇尔仍持力保史迪威的态度，他说中国的事情不是人事原因，换一个史迪威并不能完全解决问题，而且陆军部除了史迪威之外，无人可换。

　　第二次再谈，罗斯福的态度不再是讨论，而是不换不行了——蒋介石既是一国元首，他说要换，那就有换的必要。

　　马歇尔知道很难挽回了。

　　蒋介石要罢免他的消息，史迪威也从各种渠道探听到了一丝风声，但他还未意识到对方那种破釜沉舟、背水一战的决心。

　　史迪威一边做出表面上的让步，说可以在必要时候撤回远征军主力，用于国内作战，另一边却做得更为极端，甚至命令“飞虎队”半数人员都不要办公，本来要援助中国的飞机也不再交出。

　　此举大大激怒了蒋介石，也使史迪威的留任失去了最后希望。

　　罗斯福发来电报，表示可以解除史迪威中国战区参谋长一职，但希望能让其继续指挥远征军。

　　蒋介石马上予以拒绝：要免全免，不会再给这个人以任何机会。

　　史迪威原本以为有马歇尔这个大哥罩着，会没事，但斧头落下，马歇尔也没了招。

　　10月18日，美国被迫召回史迪威。

　　在无可奈何花落去的哀叹中，老乔终于结束了中国之行。不过中国人并没有忘记他在打通国际交通线上所做出的贡献，后来中印公路被正式命名为“史迪威公路”。

　　在召回史迪威的同时，罗斯福应蒋介石之请，重新任命魏德迈少将为新的中国战区参谋长。

　　人就是这么矛盾，你说要像陈纳德那样锋茫毕露，敢言人之所不敢言吧，上面不肯用你，可是反过来，假设一贯沉静谦和，温良恭俭让，别人却很可能又不知道你。

　　魏德迈就是后面这一类型，他与史迪威一样毕业于西点军校，具备出色的参谋功底，但仕途并不顺利，乃至于在军队中混了二十多年还只是一个尉官，直到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后，才逐级递升为少将。

　　（1550）

宝宝寒

　　接到最新任命前，魏德迈的职位是东南亚战区副参谋长，这主要是因为史迪威跟英国人的关系也处得相当不好，马歇尔把他调去起一个缓冲作用。

　　别人升官都高兴，只有魏德迈拿着委任状想哭。

　　这个老实人没有史迪威那么大的心，从未设想过要做什么老大，而且他比史迪威小二十多岁，在中国只呆过两年，对东方人情世故缺乏了解。

　　在魏德迈看来，史迪威是美国军方公认的“中国通”，连中国话都会说，这样的伙计都被炒了鱿鱼，可以想见未来的老板是个什么样的恶角色，我去，那不是白给吗？

　　可军令如山，不去不行。

　　魏德迈曾希望史迪威能给自己一些建议，这样至少心理上还可以有个准备，免得一见面就被那个可怕的老板给弄得下不了台，然而史迪威在遭到免职后，连肚皮都给气炸了，早早便坐飞机回了美国，哪里还能找得着人。

　　10月31日，怀着一颗惴惴不安的心，魏德迈硬着头皮来到重庆履职。

　　上了船就无法下去，魏德迈很快全身心地投入到自己的业务中去。他发现，此时中国国内战场的情况果然相当严重，历时半年之久的豫湘桂战役，已经从北到南，连着打垮了中国的三个战区：蒋鼎文第一战区、薛岳第九战区、张发奎第四战区。

　　这些战区至此名存实亡，各部队都成了残破之师，很多军只剩下三千人左右，连过去的一个师都不如，战斗力更无法应付实战需要。

　　前线军队的溃退混乱程度大大超出原先的想像，自桂林、柳州失守后，贵州也危在旦夕。

　　如果不是蒋介石提前作出的一个预防措施，大家真的就全完了。

　　11月6日，蒋介石从尚有力量的战区中抽调人马，在贵州紧急组织起抗击兵团，并由汤恩伯领衔，正式任命其为黔桂湘边区总司令。

　　四天后，桂柳同时失陷，横山勇第11军追到贵州，在沿途部队已完全失去抗击能力的情况下，汤恩伯的抗击兵团成为保卫重庆和昆明的唯一一面屏障。

　　贵州独有的“喀斯特”地形给汤恩伯帮了大忙。

　　日军越往前走，山路越复杂陡峭，两边全是绝壁悬崖，很多军马不小心坠入崖底摔死，第11军因此只能拉长相隔距离，呈一路纵队缓慢行军。

　　这样一来，守军用很少的兵力配上迫击炮便能防住一道狭窄路口，在贵州的那些青苔路上，日军尸体重叠，有的大队被打到只剩一个中队，被击毙的日军用门板抬着，晚间才能集中火葬，其状之惨，真无法用语言和笔墨来形容。

　　由于极度缺少军官，连名古屋这样的老师团也只得由上等兵来担任中队长，并且平均一天只能往前挪动2里路。

　　但问题是抗击兵团本身能力有限，这个兵团的大部分要从西北赶来，此时还在路上，因此人越打越少。

　　即便是乌龟，横山勇迟早也是能爬到重庆去的。

　　（1551）

宝宝寒

　　当看到这些从第一线传来的战报，并且设身处地地面对种种险境，魏德迈终于了解了他从前所不了解的中国人。

　　他们绝不是像史迪威和一些浮光掠影的美国人所描述的那样，愚蠢，怯懦，消极，什么都不干，相反，这个东方民族有着惊人的坚忍、耐力与牺牲精神。

　　一个最明显的事实是，在德国发动进攻后，法国六个星期便选择了屈膝投降，但日本发动全面侵华到现在整整七年过去了，中国仍在继续咬牙苦撑，而美国给予中国的援助，少到不及英苏的一个零头。

　　魏德迈感慨系之，他说，这是一个中国悲剧。

　　毫无疑问，蒋介石也是中国悲剧中的一份子。在与蒋介石交往的过程中，魏德迈发现这个传说的凶神并没有那么可怕，甚至还很可怜。事实上，那仅仅只是一个“松散联合政府的首领”，能把这么多并不完全服从于他的军队捏合在一起对日作战，已经是相当不易。

　　正是鉴于这些认识和评价，魏德迈走向了与史迪威完全不同，却与陈纳德相仿的道路。他相信，此时此刻，中国人需要的不是埋怨、威胁和压制，而是切切实实的帮助与支持。

　　11月底，日军已进逼黔桂铁路的终点独山县，日本媒体公然揶揄魏德迈这位“新人”：过不多久，您只好到印度去办公了。

　　魏德迈确实有些慌了，他两次向蒋介石建议迁都，但后者拒绝讨论这个问题。

　　万不得已时，我就死守重庆，“决与此城共存亡”。

　　见此情景，魏德迈便说：那好，我也不走，城在人在，城亡人亡。

　　蒋介石非常感动，在中国人心目中，这种肯同生共死的人，那就是患难兄弟，生死之交。

　　可是魏德迈真实的想法却不是这样。

　　欧美理念不同于东方，战场上打不过当然要撤退，实在不行还可以缴械投降，“死战”，那有什么价值呢？

　　魏德迈后来承认，他当时心里想的，其实是到昆明去组织“最坚强的防御工事”。

　　魏德迈并不是一个口是心非的人，之所以那么说，是因为能体会到蒋介石此时此刻的心境，这个时候，你告诉他“不抛弃，不放弃”，比说其它任何话都强。

　　身边有了一个这么通情达理的美国将军辅佐，蒋介石的苦难日子也算到头了。

　　魏德迈非常清楚自己的身份地位，知道最牛的伙计也不能压过老板，即使你直接代表了真理，也得给人家三分薄面，因此态度和语气都非常注意。

　　每提出和部署一个计划，他都不会像史迪威那样“摆在裤口袋里”，而是会向蒋介石提出建议——在充分领教史迪威那套“赶紧”、“否则”的逼迫式打法后，蒋介石几乎有如沐春风的感觉。

　　根据魏德迈的建议，中国统帅部向缅甸的廖耀湘新六军发出回调令，而魏德迈提供的运输机，也迅速提高了汤恩伯抗击兵团的集结效率。

　　蒋介石由此对魏德迈产生了非常不错的印象，夸他“直谅勤敏，可谓毫无城府”，对魏德迈提出的建议，没有哪一条不欣然应允，并密切配合。

　　（1552）

宝宝寒

　　火花，就这么擦了出来。

　　蒋介石换了个好伙计，陈纳德也换了一个好老板。在陈纳德眼中，魏德迈处事公正，为人坦诚，这让他和他的空军都有了用武之地。

　　在陈纳德的指挥下，“飞虎队”成规模地在贵州上空活动，连扫射带轰炸，吓得日军白天都不敢生火做饭，唯恐炊烟被空中发现，以致招来霉运。

　　这还是轻的，最重要的是空军可以切断彼方的后勤补给。

　　凡是看到地面有日军的辎重运输队，陈纳德即实行连续无区别攻击战术，不给炸得稀巴烂绝不罢休。如果是单个的日军部队，尚可躲到村庄或隐蔽处进行防空，可船只、汽车、火车却没办法这么做。

　　由于运输相当困难，横山勇临时改变规则：以后主要运弹药，粮食自己想办法。

　　所谓想办法，其实就是抢，但当时十室九空，也到了抢无可抢的地步，许多日本兵便只好摘路边的香蕉充饥。

　　吃还能这么对付着，穿却不行。

　　时已冬季，气温骤降，日军全都穿着夏装，在阵阵寒风中冻得瑟瑟发抖。

　　12月2日，横山勇在毫无胜算的情况下，向已占领独山的前锋部队发出电报，将其撤回广西。

　　八年抗战中最惊险的一幕结束了（“八年来抗战之险恶，未有如今日之甚者也”），它让中方迎来了反败为胜的机会。

　　史迪威在任时，曾有陈纳德要与他争夺在中国领导地位的说法。

　　事实上，一个空军指挥官，一个三军总指挥，若要争名夺位，陈纳德无论怎么往上蹿，都不可能跳得比史迪威高，何况陈纳德特立独行，从来不是过分贪慕名利的人。

　　战略思想的不同，才是两人之间的根本分歧所在。

　　史迪威是一个“陆军至上论者”，信奉剌刀下面找出路，认为像欧洲战场那样，决定战争的永远是陆军，空军作用不大，陈纳德则持完全相反的观点。

　　自常德会战以来，中美空军已打得日本航空队毫无还手之力，后者完全丧失制空权，因此中国战场不同于欧洲战场，在这里，“飞虎队”只要能得到全力以赴的支持，切断对方的补给线绝无问题，而补给线一断，也就等于扼住了日本陆军的咽喉。

　　陈纳德的话，史迪威一句都听不进去，在他那里，“飞虎队”可有可无，甚至于沦为他向蒋介石施压的一个重要手段。

　　很长时间里，史迪威只能依靠一些老式机型去完成轰炸任务，有时连中美空军的补给都无法保证，即使在桂柳即将失守的紧要关头，“飞虎队”仍在为缺乏足够的汽油而发愁，飞机只好一架架在机场上趴着，根本无法投入协同作战。

　　陈纳德本是一只空中老虎，然而在史迪威的压制下，却难以有所作为，特别是在看到自己的“中国哥们”薛岳落到悲惨境地的时候，更是又气又急。

　　魏德迈的到来，彻底改变了陈纳德的处境，不仅“飞虎队”的补给不再被卡脖子，老轰炸机由B—29所代替，而且陈纳德的空中作战计划也得到了充分欣赏和支持。

　　当空中老虎重新跃起，日军遭遇到了三年以来最猛烈的痛击。

　　（1553）

宝宝寒

　　12月18日，“珍珠港纪念日”后第十天，77架B—29飞临汉口上空，组成了一道超级空中堡垒。

　　就像当年日机轰炸重庆，高射炮对这道密集的堡垒也无能无力，因为B—29在两万英尺的上空，炮弹够不着，只能在飞机身下形成毫无作用的弹幕。

　　空中堡垒随即开始投弹，其轰炸方式为四加一，即五架为一组，其中四架投掷燃烧弹，一架投掷高爆弹。

　　这两种炮弹都是第一次在中国战场上使用，其巨大的破坏力令人叹为观止，连美国空军指挥官后来在回忆中都指出，即使不用原子弹，仅靠它们来轰炸日本本土，也足以迫使日本投降。

　　高射炮鞭长莫及，飞机还是可以拦截的，何况B—29机群随身并没有战斗机用于护航，但经过中美空军的屡次打击，日本航空队已经既磕蹭，又胆小，任外面炸得天昏地暗，它愣是装没听见，只是躲屋里装傻。

　　一个小时后，B-29轰炸机群对码头仓库的首轮轰炸结束，以为人家走了，部分日机才战战兢兢地升空做个样子。

　　不料露头之后，等待它们的却不是交差，而是覆灭。

　　陈纳德在武汉周边埋伏了第14航空队所能动用的全部战斗机。经过重甲改装，如今的“飞虎队”鸟枪换炮，除轰炸机变成“空中堡垒”外，战斗机的主力机型也由P-40战斧升级为P-51野马。

　　野马被称为“歼击机之王”，在太平洋战场上，连零式都只能甘罢下风，更别说其它日机机型，偏偏日本航空队的老飞行员也死得差不多了，新飞行员全是没有作战经验的菜鸟，导致其作战力下降到了末流的水平。

　　以超一流来对付末流，谁胜谁败，几乎是脑子不动都能想得出来的事情。

　　果然，当带翅膀的老虎突然杀出时，日本航空队就像散了伙的鸡群一样四处乱跑，总共46架日机被击毁，而“飞虎队”完好无损。

　　空战的同时，轰炸机群卷土重来，这次更牛，全部低空飞行。

　　高射炮，炸，飞机库，炸，储油库，炸，一个都不放过，也一个都不饶恕。

　　汉口是日军在华中的重要补给基地，储存着大量战略物资，但经过“12.18”大轰炸，大部分仓库和军营都变成了废墟。

　　此后的一个月，陈纳德继续一刻不停地发动他的空中反击战，日本航空队又被打掉了两百多架，以致于再没有一架飞机能用以升空作战，这片天空，完全成了“飞虎队”的专属。

　　在自己的领域，陈纳德可以想怎么样就怎么样了，他开始把“欺负”的对象转向大陆交通线。

　　陆路，一天就摧毁了37辆机车，水路，将近四万吨船只被击沉，长江江面上日军连十吨的小汽船都保不住。

　　这条日本人付出高昂代价才获得的重要线路，实际上发挥的作用极其低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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