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岁月------关河五十州

宝宝寒

　　戚老师的课程，也有让曾国藩犯难的地方，不是看不懂，而是难操作。
　　既要马儿好，就不能不让马儿去吃草。大家都是人生父母养的，没有回报，凭什么要别人把脑袋拴裤腰带里，嗷嗷地跟着你去拼命？
　　明朝一般官军的工资很低，因此有理由不拼命，“戚家军”奖金很高，就没有理由不拼命。
　　同理，清末的官军，无论绿营还是八旗，薪俸都很低，有的拖家带口的士兵实在维持不了生计，只能兼点小生意，有的甚至业余去打短工，从这个方面来说，你还真不能对他们要求太高。
　　曾国藩不是一个书呆子，他照着戚继光的办法，在湘军里实行了厚饷制度。湘军勇丁大多来自于青壮农民，没有家室之累，而他们拿到的饷银则是在家种田的三四倍，生活上自然没有什么问题。
　　曾国藩犯难的地方在于，湘军作为团练武装，并非正规军，政府不提供军饷，只能由士绅捐募。捐募这玩意，就跟和尚化缘一样，有一搭没一搭，遇到一时化不到可怎么办？
　　曾国藩绞尽脑汁，设计了一招：饷银发一半，到被遣散或请假回家时再一起发，当然了，你要是自己跑掉的，那一半就没有了。
　　此招一出，除非出手赶，谁也不甘心留下一半饷银就走人。
　　对“戚氏练兵法”，曾国藩是既有继承又有创新，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加入了精神训练。
　　在绿营八旗中，武官们的收入比士兵高，但又远远比不上文官，于是靠山吃水，靠水吃水，在军队里面吃空额、克扣兵饷，在社会上则直接进行勒索和受贿。这一点，就连关天培指挥下的广东水师都概莫能外，鸦片战争前照样接受鸦片商私下送给他们的“陋规”，所以林则徐曾为此再三叹息，说“虽诸葛武侯来，亦只是束手无策”。
　　在曾国藩数年以来所观察过的军营之中，自守备以上的军官，几乎没有一个是清白的，皆“丧尽天良”。
　　曾国藩对此痛恨无比，为了转变这种风气，他搬出了倭仁老师的法宝。
　　在湘军营官中，有一半以上都是富有“忠义血性”的湘籍儒生。理学中忠君报国的思想和精神，使得这些人们印象中手无缚鸡之力的读书人爆发出了超常的勇气，在打仗时他们能够奋不顾身，舍生忘死，不打仗时还能在军营中探讨钻研学问，甚至著书立说，让你不佩服都不行。
　　一般士兵当然搞不了这么深奥的东西。曾国藩的办法是将为人处世的道理和军队纪律浅显化，编成大白话一样的韵文，让士兵们背诵和遵守。
　　经过“戚氏训练法”和精神教育双重武装的湘军逐渐成形，对付长沙周边的“土匪”已绰绰有余。
　　（150）

宝宝寒

　　曾国藩在打算组建湘军的同时，就认识到，湖南治安如此恶化，社会如此混乱，在于太平军起到了示范作用。
　　都知道造反要杀头，谁不怕杀头呢，但是现在看到造反的太平军不仅没有被杀头，相反还差点攻下长沙，一些蠢蠢欲动的人胆子也就跟着大了起来。
　　另一方面，自从太平军冲击长沙后，从前威风八面的官吏们个个像霜打了的茄子一样，平时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就怕在乱世之中惹祸上身，性命不保，因为他们的不作为，法纪逐渐变得废弛不堪。
　　曾国藩担心的是，一旦省城的“无赖之民”与周边的会党里应外合，将对长沙形成致命威胁。
　　他从书中找到了一句话：“乱世用重典”——面对乱局乱世，要么忍，要么残忍，没有第三条道路。
　　曾国藩随后在长沙城设立审案局，不管你是会党还是盗贼，也不管是想造反还是要劫财，一见就抓，抓住就审，审定就杀，一点没客气的。
　　从1853年7月算起，仅仅几个月时间里，曾国藩所主持的长沙审案局就处死了一百多人，曾国藩也因此被赠送了一顶酷吏的帽子， “曾剃头”、“曾屠户”的名号不胫而走。
　　曾国藩的大开杀戒，对于那些老实本份的平头百姓来讲，未尝不是件好事，至少以后出门不用再胆战心惊了。加上湘军的反复“剿匪”，不仅已经发动的各类起义被一一扑灭，即便是正在酝酿的也胎死腹中，湖南由此“欣欣乡治”，社会秩序重新趋于稳定。
　　曾国藩真正得罪的，恰恰是长沙的各级官吏。
　　审案断案甚至处决人犯，那是按察使的职责，人家才是负责“刑名”的副省长。不管之前他如何明哲保身，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但属于他的盘子，别人就是动也动不得。
　　现在朝廷还没说撤我职呢，倒让你给架得空空的，算怎么一回事？
　　这法院也是一条食物链，而且向来比别的食物链更见不得阳光，里面不光是按察使，大小胥吏全指着它收取陋规哩。曾国藩完全不顾“起码规矩”的做法，自然惹得骂声一片。
　　本来出面传达咸丰旨意，同时也向曾国藩发出邀请函的，是湖南巡抚张亮基。他跟曾国藩虽是初处相识，但关系十分融洽，若是他在，不管什么情况都会帮着上前挡上一把，可惜好景不长，张亮基调任湖广总督，去湖北收拾残局了。
　　骆秉章接替湖南巡抚一职，这骆巡抚跟曾国藩没有交情，又是个颇富官场经验的老油条。他刚刚到任，会为了一个曾国藩，而不顾及其它官员的情绪吗？再说了，这湖南官场到底谁做主，是你姓曾的，还是我姓骆的？
　　糟糕的是，曾国藩似乎还没有意识到危险所在，他仍在继续得罪人。
　　（151）

宝宝寒

　　当初太平军围攻长沙，朝廷从各省调集数万兵勇，以后除了大部分尾追太平军而去外，尚留了部分散勇下来。这些兵痞经常三五成群，在湘江上拦截民船，以勒索财物，从来没人敢管，使得湘江之上几乎断了交通。
　　曾国藩闻讯之后，立即出令抓捕，审讯后将其中的三名四川兵斩首示众，一时风纪肃然，江上交通畅行无阻。
　　散勇属于绿营，这回把丘八也给惹翻了，此类爷爷岂是能随便碰的，双方由此结下了梁子。
　　一个人顺风顺水惯了，就很可能忘了自己是谁。我说的是曾大人。曾国藩的自我感觉好着呢，练湘军的同时还想练绿营。
　　倒不是他对绿营又有了好感，而是想通过这种方式，改变绿营军纪废驰、四处扰民的状态——你们就算不能打，也不要拖后腿。
　　可这无异于踩了别人的尾巴。如何训练和指挥绿营，该操心的是提督，连巡抚都不予过问，就算绿营再差劲，又碍着你曾某什么了，你猫捉耗子多管闲事，那手也伸得太长了吧。
　　湘军每天都要进行长达八个小时的军事训练，每个月还要组织两次会操兼精神训话，曾国藩传令绿营在这两天与湘军一起出操。
　　湘军天天如此，可懒散惯了的绿营兵哪受得了。他们平时的所谓出操，不过是随随便便地比划几下，走个过场而已。更有甚者连这都觉得烦，宁愿花钱找个人顶替，自己去睡大觉、下馆子、逛妓院。
　　那两天烈日炎炎，天不亮就要出操，一天下来汗流浃背，绿营官兵们全都叫苦不迭。
　　对他们来说，陪着练几下也就算了，最讨厌的是还要聆听训话。曾国藩在上面讲要吃苦耐劳，要遵守军纪，要精忠报国，底下的绿营官兵都恨不得冲上去扇他两耳光：老子们当兵是为了吃粮赚钱，什么国不国的，尽胡说八道。
　　副将清德带头搞自由主义。会操那天正值他小妾过生日，清德大发请柬，还命令五十多个士兵给他操办酒席。
　　大家心领神会，会操时，都以病假为由拒绝露面。正待大发闳论的曾国藩往底下一瞧，绿营那边稀稀落落，问明缘由，才知道是清德从中作祟，不由大怒。
　　小样，还敢跟我照量，不把你这股歪风打下去，我的曾字就得倒过来写了。
　　曾国藩的好处是有直接给皇帝上折子的特权。他一查清德的档案，原来这哥们的一大嗜好是养花，出去打仗，军备事务一概不知，如同泥塑木偶一般，倒是有件事一定忘不了，那就是买花运回去。长沙被围时，别人都上了前线，唯有清德换了便装，躲在民房里连大气也不敢出一口。
　　证据确凿，曾国藩以“性耽安逸、不理营务”之罪，狠狠参了清德一本。
　　（152）

宝宝寒

　　曾国藩要参劾他的事很快传到清德耳朵里，这厮又急又恨，赶紧跑到刚刚回省的提督鲍起豹那里喊冤告状。
　　“天气这么热，坐家里都能出一身汗，何况顶着毒辣辣的太阳出操，这是在虐待士卒，不把我们绿营当人看啊。”
　　鲍起豹哼了一声。
　　清德发现有门，再敲边鼓：“纵使我体恤士卒有错，我是大人您的副将，他曾剃头有什么权利说参就参呢？”
　　提督的脸色渐渐变了。清德的一句话让他再也按捺不住：“长沙居民只知有帮练大臣曾国藩，不知有提督鲍起豹。”
　　你不过是个搞搞团练的文官，懂得什么军事，现在竟然庙小妖风大，公然欺负到老爷我鼻子上来了。
　　鲍起豹当下发布命令：“盛夏操练，实为虐待士兵，不仅不参加会操无罪，今后谁要胆敢私自参加，还要军棍伺候！”
　　鲍起豹的这道命令原本荒谬绝伦，但却在湖南官场赢得一片掌声和喝彩。
　　这里面当然少不了按察使和他的那些大小胥吏。他们正愁没人给他们出头，现在鲍起豹站了出来，双方立即王八看绿豆，对上了眼。
　　你需要托吗？我们来托你。
　　舆论完全站到了鲍起豹一边，与曾国藩成为对立面，说他凶狠残暴，杀人如麻，说他酷爱耍牛，凭着一点老资格，就爱管东管西，随便插手。
　　有了舆论支持，绿营官兵变得有恃无恐，会操自然是不去了，不仅如此，他们还常常在街上对碰到的湘军兵勇进行袭击辱骂，连曾国藩的弟弟都无缘无故挨了打。
　　湘军也看不惯这些老爷兵，一次看到几个提标兵在喝酒赌博打架，就上前秉公说了几句。
　　所谓提标兵，是提督鲍起豹的亲兵，一向目空一切，别说训他了，就是多看他几眼，没准也能给你舞拳头。
　　双方发生械斗，提标兵吃了亏，回去搬了一大群救兵，要找和他们打架的湘军算账。
　　找不到，就围住曾国藩，让他交出“打人凶手”。
　　绿营内斗的热情让曾国藩很是吃惊，有这股劲头，你们为什么不拿去“剿匪”或追击太平军？
　　想到这样斗来斗去将没完没了，而且绿营的军纪败坏也将影响省城治安，曾国藩就给鲍起豹写了封信，请他抓一抓绿营的军纪。
　　按照曾国藩的意思，是要鲍起豹在军营内对违纪者进行惩治，鲍起豹却来了个绝的：行，你既然那么惦记他们，我这就给你送过来。
　　鲍起豹把那几个提标兵绳捆索绑，捆送曾国藩的公馆。
　　这招可太毒了，不仅让曾国藩下不来台，也因而激怒了绿营士兵。后面这些杂碎向来勇于私斗，怯于外战，一听还有这事，都冲动起来。
　　太能犟了这个曾剃头，我们问他要人，他居然还把我们的兄弟给捆了去，干掉他！
　　（153）

宝宝寒

　　这边曾国藩正不知道拿捆来的提标兵怎么办才好，正在犹豫不决之时，他的公馆便遭到了绿营的围攻。
　　当绿营满城鼓噪时，长沙的文武百官其实都听到了，但他们一个个紧闭大门，装聋作哑。曾国藩在长沙的公馆，原先是巡抚官署的一部分，新任湖南巡抚骆秉章的住所与曾公馆不过一墙之隔。没有不透风的墙，这么大的动静他哪里会听不见，可人家就是钻在里面不出来，更不要说制止了。
　　事到如今，曾国藩也不能装孙子，想想绿营士兵胆子再大，也不敢冲进公馆，他便走到堂前，欲派人与包围者进行交涉。可是他想错了，绿营的一大特色就是无组织无纪律，以下犯上之风盛行，这些士兵一冲动起来，哪管你是不是朝廷大员，这里老子说了算。
　　没等曾国藩开口，兵勇们已经冲了进来，并且二话不说就动起刀枪。
　　曾国藩的一个亲兵被刺伤，他自己也险些中招，眼见事态已不可收拾，他不得不向邻近的湖南巡抚求救。
　　听见曾国藩在门外喊救命，骆秉章才装出一脸惊讶的表情，走出门来替曾国藩解围。
　　巡抚亲自给那几个被捆的提标兵松绑，又说了一大堆赔礼道歉的话。绿营不仅没有受到怪罪或处罚，还得了这么大面子，自然得意洋洋地撤兵回营，只苦了一个曾国藩，因为从头到尾，骆秉章没有上前安慰一句，似乎他曾国藩才是肇事的原凶。
　　接下来事态的发展，说明这骆巡抚真是个人精：得知消息后的长沙官员，从大到小，没有一个同情曾国藩，全都兴灾乐祸，认为他咎由自取。
　　长沙官场的态度，连曾国藩的部下和幕僚们都看不下去了，纷纷劝他上折告御状。
　　曾国藩叹了口气：“时势危急，我们这些做臣子的不能平定内乱，怎么还敢拿这种事去让皇上烦心呢。”
　　他终于想明白了，因为他破坏了官场的游戏规则，所以早已成为众矢之的。长沙城里的所有官员都和他成了敌人，只要他呆在这里一天，就得斗上一天。
　　当然可以给皇帝写信，可是其它官员难道就不会，起码新巡抚总是有上奏权的，所谓众口铄金，积毁销骨，真的打起笔墨官司来，你未必会赢。
　　惹不起，还躲得起。1853年9月29日，曾国藩率湘军转驻衡阳。
　　衡阳是曾国藩的祖籍，也是他夫人的故乡，此地人文鼎盛，风景不殊。常言说得好，心随境转，对于烦恼而言，远离也许是最好的办法。
　　曾国藩完全抛开了长沙城里那种郁闷而憋屈的情绪——你们腐败也罢，庸碌也罢，妒才也罢，都将与我无关。人生短暂，时间有限，重要的是做好自己。
　　（154）

宝宝寒

　　在衡阳，除继续加强陆师训练外，曾国藩开始重点筹建湘军水师。
　　“剿匪”已经结束，湘军必须和真正的对手太平军进行硬碰硬的较量。太平军的陆师固然狠辣，但这时最让各省官军叫苦不迭的还是太平军的“水营”。
　　“水营”系太平军自广西攻入湖南后所创建，前后拥有万艘由民船改造的战船，所到之处“帆幔蔽江，衔尾数千里”，黑压压都看不到头。
　　有了水营，太平军得以完全控制长江水面。长江沿岸官军所控制的城池成了太平军的自助餐，想吃哪一块就吃哪一块，而守军则猝不及防，毫无抵御的办法。
　　显然，曾国藩今后要想与太平军分个高下，“肃清东南”，拥有足以与其抗衡的水师是基本条件，但是这个活起初着实难倒了曾国藩。
　　以前说建立陆师不容易，现在看来还算简单的。只要像戚继光书里讲的那样，招一批不怕死的人，再发上鸟枪和刀矛，训练一下就能凑合了。
　　水师不行，那完全是一项庞大的再建工程，涉及技术瓶颈、经费筹措、水勇募练，可以说任何一项都没有先例可循，而任何一项也都足以使主持者烦恼到生不如死，其艰难程度，可以用曾国藩自己的比喻来形容——像蚊子去背起大山，如虫子去渡过大河。
　　可是他没有退路，哪怕是“精卫填海、杜鹃泣山”，也得一桩桩、一件件予以解决。
　　首先得有战船。真正的战船什么样，没人见过，在两湖地区，就从来没有战船的影子，也没有一兵一卒曾服役于水师。翻书，书里也没现成答案，自古以来，中国人打仗大多在陆地，除了难得一见的赤壁大战，有关战船的记述很少。
　　曾国藩的脑子里没有战船的准确概念，一开始他甚至想用木排来予以代替。按照他的想法，木排容易，伐一排木头编一起就行了，而且这东西又轻便又灵巧。太平军的战船高，看不到木排，船炮只能仰射，又打不着木排，多好啊。
　　可是一试验，发现完全不是这么回事。人家船只根本就不用打炮，光挤就能把你给挤没了，更挠头的是，木排很难逆水而上，以后去天京可怎么整？
　　战船这个环节没法省略，曾国藩日思夜想，突然找到了灵感。
　　两湖地区有龙舟比赛，节日的时候飞舟竞渡，煞是快捷好看，能不能仿造龙舟制造战船呢？
　　为了编练水师，曾国藩此前特地向广东地区发出了专家征集令。“龙舟版战船”正要动工，专家们到了，一听就笑了起来，说真正的战船哪是这种样子的。
　　（155）

宝宝寒

　　在广东，共有两类三种战船样式。
　　第一类，叫长龙、快蟹，此为大船类型。它们像“长龙”那样拥有庞大的船身，往水面一放，威风凛凛，但“快蟹”二字却得拆开来讲：有“蟹”一样的慢慢腾腾，唯独少一个“快”字。
　　第二类，叫小舢板，此为小船类型。就是鸦片战争时期，英军兵临南京城下所用的那种登陆舟。其特点是个头虽小，却移动灵活，行动迅速。
　　戚继光说过，打仗非同儿戏，不是你杀人，就是人杀你，玩花样最后很可能先玩死的就是自个。曾国藩马上放弃了他的“龙舟计划”，让造船工匠按照专家的指导进行集体攻关。
　　皇天不负苦心人，最后终于如愿试造成功。鉴于两类战船一快一慢，在实际演练和作战中，曾国藩将它们的优点予以互补，配合起来使用。
　　有船，没有炮不行。中国是能自行制造火炮的，只是一个鸦片战争，把自产火炮的老底完全揭穿。曾国藩要炮，但他不能要这类“笨炮”，得要好炮。当时广东可进口西洋炮，曾国藩就花大价钱托叶名琛在广东购买。
　　既然仿造不了洋枪洋炮，聪明的士大夫们便直接“师夷长技”，先买过来，用着再说。
　　截止1854年2月，湘军共打造出361艘战船，其中既有长龙、快蟹和小舢板，也有购买并改造为战船的民船，但令人称羡的是都装配了大量洋炮，其火力不容小觑。
　　炮船齐了，还得有人。
　　衡阳靠近湘江，会水的人很多，要招水勇那是一大把，可曾国藩不敢就近招纳。因为衡阳当地会党的势力很大，曾国藩最不喜欢这些类似于黑社会组织的会党。要是招来招去，一个不小心让会党混进来，关键时候对你反戈一击，那可就惨了。
　　湘军水师的水勇还是从曾国藩的老家湘乡招来的。湘乡山区多，好多是旱鸭子，熟悉水性的人很少，要做水勇，还得先从游泳抓起。不过曾国藩认为这个不难，一天不会，那就一周，一周不会，就一月，人可靠才是关键。
　　最难的还是钱。
　　湘军陆师的粮饷，主要靠劝募士绅来维持，但比之于陆师，水师简直是一只吞钱的老虎，仅筹备炮船，招募水勇，就需要十余万两银子。
　　为了找钱，曾国藩到处打听，只要哪里有银子的气味儿，腆着脸也得凑上去闻上一闻。
　　当时的南方各省，尚被政府控制在手里，且有财源的，只有一个地方，那就是广东。曾国藩得知广东解往江南大营的十余万两饷银，将经过长沙，赶紧向咸丰打报告，要求截留四万两，作为组建水师专用。
　　咸丰也知道长江上没有水师之弊，所以马上予以批准，此后又下令湖南藩库，也就是湖南地方财政掏三万出来给曾国藩。
　　有了这七万银子打底，曾国藩再东挪西凑，总算解了燃眉之急。
　　到1854年2月，经过近半年的操练，湘军从体量和能力上都完成了一个升级，拥有水陆两师共二十个营，一万七千人。
　　回过头来，曾国藩禁不住要庆幸那次离开长沙的选择，甚至要感谢那些什么正经事都做不了，又不肯让别人做正经事的庸官俗吏。正是他们的排挤，成就了一支更高水平的军队。
　　有时候，主动放弃未必就意味着损失，它很可能是一个崭新的开始和获取。
　　（156）

宝宝寒

　　在曾国藩演练湘军的那一年，外面的世界一天也没有平静过。
　　咸丰好不容易促成的江南江北两大营，并未能困死甚至攻破天京，反倒是太平天国组织的新一轮进攻，让他再次陷入困境。
　　1853年5月8日，太平军从扬州出发，发动北伐，矛头直指大清国的心腹之地。
　　咸丰对此当然不敢掉以轻心，赶快把北方各省所能调动的绿营八旗都拿出来，用于堵截北伐的太平军，但还没等他完全部署好，1853年6月3日，另一股太平军从天京出发，以保障供给为目的，举行了西征。
　　咸丰顾此失彼，匆快之下再拨不出多余力量去应付，只得命令南方各省尽力自保。
　　太平军自广西出发，到定都天京，长江沿途省份差不多都已被扫过一遍，所驻官军少得可怜，哪有什么自保能力。仅仅一周之后，太平军便攻克了长江北岸重镇安庆，随后又继续溯江西上。
　　1853年6月24日，太平军兵临南昌城下。
　　此前几天，驻守南昌的江西巡抚张芾正在焦急地等待一个人，他相信只有这个人才可以挽救自己，挽救这座城池。
　　让张巡抚如此期盼的是一个湖南人，叫江忠源。
　　江忠源的相貌跟三国时的刘备有得一拼，都是身材很高，且“手垂至膝”，不过早期的江忠源不像刘备，更像刘邦，“黄赌毒”里面，他占了两，除了不吸鸦片，其余都没少干过。
　　虽然行为不捡，然而此人却有一股难得的豪侠之气。中举后他赴京会试，对身体不好的同学非常照顾，常常为之寻医问药，同学病故了，他还买来棺木，当自己亲人一样帮助处理后事。
　　江忠源在北京三次参加会试，三次负责护送友人灵柩回原籍，不畏千里跋涉，不怕误过考期，没有钱了，就典当衣物，徒步当车。其古道热肠，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在湖南学子中，江忠源遂有侠义儒生之美称。
　　曾国藩也爱扶困济弱，尤其乐于为人撰写挽联。他与江忠源因此被誉为当时京城中最为难得的两个湖南人。人们说，只要京城里死了人，江忠源必会帮忙买棺材，曾国藩则必送挽联（“代送灵柩江岷樵，包写挽联曾涤生”，岷樵、涤生各为两人的字）。
　　同为湖南老乡，江忠源有心拜谒曾国藩，可是江忠源既有“黄赌”的恶名，曾国藩这个道学先生就不想接见——侠义虽可贵，清白价更高。
　　他对门卫交待，来找我的那人“素无赖”，以前是个很流氓的家伙，你替我编两句好话给打发了吧。
　　门卫似乎也沾了一点曾国藩的道德气味，在门口便毫不客气地把主人的原话给江忠源照说了一遍。
　　（157）

宝宝寒

　　听完后，江忠源老实承认自己确实有过“黄赌”的嗜好，也知道今天要拜访的是个讲究人，但是他让门卫给曾国藩捎去一句话：“天下岂有拒人改过之曾国藩邪？”
　　这话让曾国藩很是震惊，出言不俗啊，快让他进来。
　　见到已为京官的曾国藩，江忠源毫不怯场，天下大事，侃侃而谈，而且说话时声如洪钟，指手画脚处，把茶杯都给弄翻了。
　　遇到这种事，左宗棠还要巧言掩饰一下，江忠源没有那么酸，他就像没看到一样，仍然谈笑风声，全不当作一回事。
　　自此两人结为至交。当时大清国仍在承平之际，即便闹腾过一段时间的鸦片战争，也像所有的边境冲突一样，只影响到沿海的几个省份。长期的和平生活足以使人昏昏，江忠源对此则有先见之明，在交往中，他将自己的想法如实告诉曾国藩：“天下可能将有大乱，有勇气的读书人绝不能袖手旁观，应为平定大乱建功立业。”
　　那时候凡是出名的士大夫，若不会点旁门左道，似乎都会让人看不起。林则徐钻研过星象，曾国藩则是对相面术情有独钟。他后来对别人说，我这辈子从没见过像江忠源这样的人，太牛了，以后一定会扬名天下。
　　曾国藩也预言了对方的结局：江忠源性格刚直豪爽，如果真像他所说的那样去平定大乱，“终以节烈死”——会死得很壮烈。
　　江忠源的心思完全不在那些老套的道德文章之中，他攻读四书五经，也纯粹是为了应付考试，对书里的教化语言丝毫不感兴趣。大概也因为这个原因，他在京城八年，却没能更上一层楼，三次会试都落了榜，失去了成为进士的可能。
　　当不了进士，还有最后一次机会。按照清末的科举制度，每六年会从会试不中的举人中再进行一次选拔。成绩一等的分发各地做知县，成绩二等的授予教职，俗称“大挑”。
　　这次江忠源总算挤上了末班车，名列二等，可以到教育局混碗饭吃了。不过就算这碗饭也不是你想吃就能马上吃的，得先在吏部挂号。“大挑”嘛，顾名思义，等到若干年后，有教育局的官位腾出来，才可以把你们这些备选的拿出来大大地挑选一下。至于哪一年挑，以及你能不能被挑中，就是未知数了。
　　江忠源不是靠死读书吃饭的，他靠本事吃饭。回乡后，江忠源便招纳子弟，组织乡勇“剿匪”，并通过战功被破格录用为知县，在湖南学界首开书生从军的先例。
　　（158）

宝宝寒

　　不过七品芝麻官的运气不好，江忠源赴任的地方是浙江舟水，当时正在发大水，随后还爆发了抢米风潮。
　　抢米就是抢劫犯，一般官员的做法，都是把抢米的人抓起来，按律定罪，但江忠源与众不同。他把全县士绅找来，让大家捐资赈灾，并亲自写匾赠送。
　　捐得多的，门口挂一匾，曰“乐善好施”，另外墙上张贴一张告示作为护身符：看准了，这是好人家，不能抢，抢了一律处死。
　　不肯捐或捐得太少的，也有匾相赠，叫做“为富不仁”。挂上去后，江忠源派专人巡视，不许随便摘下。
　　至于有没有人会抢你，你自己看着办吧，我不管。
　　如此一来，江忠源“乐善好施”的匾就成了抢手货，士绅们谁也不愿意捧一块“为富不仁”回来。
　　士绅乐于捐款，还在于不会有人从中揩油，江忠源将灾民造册，让捐款人按册子直接进行捐助和救济，官府只是履行监督的义务。
　　等人心安定后，江忠源再对抢米风潮中抓获的人犯进行处理，除将作恶多端的抢劫惯犯予以处决外，其余人一律释放。江忠源因此被秀水的老百姓称为“江青天”。
　　太平天国运动爆发后，赛尚阿督师广西，有“剿匪”经验的江忠源随军效力。他从当年曾经跟着自己“剿匪”的乡勇中选出五百人，号为“楚勇”，因均来自于江忠源的家乡湖南新宁，所以又称新宁勇，这就是湖南楚军的最早起源。
　　在官军序列里，江忠源属乌兰泰指挥，乌兰泰很赏识江忠源，把他作为自己的左右手，但乌兰泰本人和向荣不和，两人经常闹矛盾，当然也谈不上什么密切配合。
　　江忠源为此不知劝了乌兰泰多少次：别再跟同僚怄气了，大敌当前，这样只会坏事。
　　乌兰泰却无论如何拗不过这个弯，认为他功劳比向荣大，赛尚阿应更重用自己，为什么反而要去偏袒向荣，不公平。
　　江忠源调解不成，顿感前景不妙。
　　跟太平军作战，本来就没绝对优势，你们再窝里斗，还能不打败仗吗？
　　于是江忠源便以母亲生病为由告退回家了。
　　包围永安时，江忠源听说向荣要“以追为剿”，意识到这是个馊得不能再馊的点子，赶紧派人送信给向荣：喝酒就要捏着鼻子猛灌，只要继续深沟高垒，等到太平军一旦粮尽援绝，便可以将其困死在城里。
　　向荣却偏要摆噱头给赛尚阿和乌兰泰看：瞧哥今天得瑟一下，如何妙计歼敌。
　　（1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