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鞋军团----关河五十州

宝宝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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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王陵基所说的那句话也确为实情，杨森被长江给被挡住了：刘湘将船舶悉数调至北岸，他没法渡河，只能隔江朝重庆放上几炮示示威。
　　杨森便挥师朝张关铁山前进，在“讨贼之役”中，他正是从那里打开缺口并得以一举攻占重庆，现在不过是复制一下当初的场景而已。
　　可是打法容易复制，场景却并不容易复制，因为刘湘已再次授命王陵基为总指挥，在杨森到来之前，张关铁山就被王陵基紧紧控制在手里，他过不去。
　　杨森不惜抢山仰攻，整营整营地组织冲锋，一会儿工夫就死伤了几千人，但仍不能使王陵基动摇分毫。
　　速成学堂的老师不止一个两个，王陵基能够让刘湘在内的一干人等都尊他一声老师，可不光是资格老，而是在战场也很有发言权。他能得灵官之名，即又有一种说法，认为来自于西南巫教中最凶狠的花脸神将。换言之，王陵基可能在别的领域一窍不通，纯属外行，但军事上你一定不要指望他会犯赖心辉那样的错误。
　　这一战关系到刘湘的生死存亡，也关系到王陵基今后的地位和前途，他敢马虎吗？
　　不打到你吐血，我就得浑身是血，王陵基在张关铁山拼上了老命。
　　勇战派选手大多有个特征，如果让他打顺了，谁也挡不住，天兵天将来了都白搭，但要是能生拉硬扯，挫其锐气，没准不用你亲自动手，他自个就会被逼着抹脖子。
　　比如那个勇战派代表项羽同志就是如此。垓下之围，楚霸王都快剩下光杆司令了，还能在纵横驰骋间，想摘谁的脑袋就摘谁的脑袋。可问题是包围的汉军仍是一层又一层，他们有的是脑袋，你摘吧，只要你吃得消。
　　项羽最后就吃不消了，只得自刎而死。其实这完全可以理解，人又不是机器，就算是机器，也有电池或汽油消耗一尽的时候。
　　杨森率部远道而来，在血战一天之后，又饥又疲，再望望山头上的敌军阵地，仍跟铁打的一样，顿时之间，他身上的那股气势就噌噌噌地散了个无影无踪。
　　只能放弃夺取张关铁山。
　　杨森是在战场上泡大的，知道攻入重庆已不可能。既然赢不了，他又想回到最初的起点，跟刘湘罢战言和。
　　于是他打了个电话给王陵基，欲请他再从中做一回和事佬，可还没等他说完，对方便来了一句：“请你进大门内来说吧！”
　　杨森曾经当着王陵基的面宣称，他攻占重庆易如反掌，“自家的门口，跨进去就是”，王陵基这下总算找到报复的机会了。
　　战场之上，打胜仗永远是硬道理，任何人站到那个位置都会变得咄咄逼人。
　　杨森犹如被人劈面扇了一巴掌，摸上去火辣辣的疼，羞恼之下，把电话机都摔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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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森不甘于败，他收拾残兵，还要再“勇”一把。
　　王灵官可不会给杨森这个机会了，他再施妙招，用轮船暗中运兵，顺长江而下，一下子截断了杨森的退路。
　　截的时机不早不晚，正是杨森部队士气低落、勇气不再的时候。
　　杨森的督后大将是其侄子杨汉域。杨汉域被王陵基打得全体缴械，他自己藏在一个农民家的破柜里才以身免。
　　杨森的军队立呈崩溃之状，王陵基跟踪追击，这回轮到杨森草木皆兵、风声鹤唳了。
　　一逃出来，杨森就将大衣脱下往床上一扔，连说：“笑话，笑话！”
　　他都没搞清楚自己是怎么败下阵来的，只感到头晕目眩。这次师生之战，学生终于没能赢过老师。
　　除了杨森，当初的那几个同盟者，也早已是败的败，逃的逃，一盘散沙。当时一首民谣这样唱道：“罗心慌，李不忙，逼得杨森赶乡场（即赶集）。”
　　罗是指罗泽洲，李自然是李家钰，如今都成了难兄难弟。当然最难的还数被迫“赶乡场”的杨森。刘湘把他的万县都给占了，有家难回，不得不抱着脑袋往盟友罗泽洲的防区跑。
　　跑着跑着，没看到罗泽洲，倒离某诸侯的疆界越来越近。一看，是刘存厚。刘存厚也是八部同盟成员，杨森急忙向他求救，却遭到了拒绝。
　　刘存厚如今可再不是什么刘皇叔的接班人了，甚至于受其所累，武备系都衰弱到不行。这兄弟大多数时间不过缩在角落里苟延残喘而已，要不然他也不会钻在八部同盟里，跟李家钰这些后生小辈挤一块了。
　　刘存厚谁也招惹不起，又眼看着同盟军已经完蛋，他哪里还敢再引火烧身。
　　杨森气急败坏，说你要不派兵支援，我就全军退到你的驻地里去。
　　对于彼时的刘存厚来说，外面的世界全是狼，杨森亦是其中一只，而且还是一只眼睛通红、饥不择食的饿狼，放他进来，自己就没得活了。可要派兵，又怕挨刘湘的揍，无可奈何之下，只好取中庸之道：允许杨森经自己的防地过境，然而不得逗留。
　　刘存厚让开通道，杨森玩命狂奔，跑到了罗泽洲的屋檐下，才总算把一口气给喘匀了。
　　再看跟随自己的部属，仅剩一万多残败之师。
　　在失去原有地盘后，杨森仅靠李家钰、罗泽洲接济维持。由于给养异常困难，士兵每天只能吃两顿稀粥，成年累月穿一套军装，那军装都快给穿烂了，出去了若给根竹棒和破碗，就是活脱脱的乞丐。
　　士兵纷纷逃亡，杨森连下格杀令，仍不能禁止。
　　怎么办呢，穷急之下他想出一招，之后果然没什么人跑了。
　　外界的人不知究竟，奇怪杨森有何妙法。一打听，原来竟是“脱裤术”：他下令士兵每晚都要把裤子脱下来上交，第二天早上才能发还。
　　提起这事，杨森还挺得意：“他（指士兵）没穿裤儿，两胯光溜溜地吊起一锤，看他朗格逃嘛！”
　　大家啼笑皆非，有人打趣，杨森又变得正经起来：“饥军政策，是要有这些办法的，有啥可笑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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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杨森这么做不光是为了防止士兵逃跑，还有另外一层重要原因是要保护军服——也就是身上那套破烂不堪的乞丐装，你还别嫌它破，杨森可再也提供不出第二套了。到时穿没了，总不能“两胯光溜溜”地去打仗吧。
　　转眼到了寒冬，杨森的部队连棉衣都没有，冻得直哆嗦。四川各军看他可怜，发起集体募捐活动，你凑一点，我凑一点，给他寄去棉衣费，才把那年冬天给熬了过去。
　　出来跑江湖，丢什么不能丢面子。杨森弱爆了，哪有什么面子可言，这个昔日战神级人物至此身份大跌，时论将他和李家钰、罗泽洲摆在一起，称为“李罗杨三将”。李、罗在川中只能算二等将领，杨森还排在他们之后，可见其有多么落魄。
　　在这场被称为“下川东之战”的战役中，刘从云虽未直接参与指挥，但毫无疑问居功至伟，刘湘及其部将都对其佩服到五体投地。
　　刘湘向以布局谨慎得当著称，通过这次战役的前前后后，他才发现，自己原来漏洞不少。
　　“下川东之战”前，未听刘从云的话，硬要买军火，黄了。然后，只记得要把军火要回来，没想到调兵备战，差点就惨了。
　　甚至于在战役临近结束时，刘湘又不小心使出昏招。
　　在“锦囊”中，刘从云曾特地嘱咐刘湘，让他在对付杨森时尽量适可而止，不要把战线拉得过长，更不必打到万县。因为万县有刘从云所设的传道馆，一方面可以凭借信徒们的力量，迫使已精疲力竭的杨森就范，另一方面也能显示“孔孟道”的“神通广大”。
　　可是刘湘杀得兴起，收不住了，乘胜把万县也给攻了下来。这下爽是爽了，子弹却快给打没了，刘湘的脸色变得煞白。
　　万县是杨森的老巢，在老巢被攻占的情况下，他已无退路，如果拼死反击，后果不堪设想。
　　所幸杨森已经魂飞魄散，早已想不到要发起反击，但刘湘在下川东的处境仍异常危险：一旦诸侯们发现你实际虚弱不堪，连子弹都没了，即便是其中最小的诸侯也能乘机夺取重庆。
　　又是刘从云的一句话解了困。
　　战前，刘从云对使者说，“到了明年或者可以取回一些子弹。”这话竟然也兑现了。
　　到了刘从云所说的“明年”，也就是1928年3月，蒋介石在南京复出，这次不同以往，他完全掌握了党政军大权，成为南京政府内部的第一号人物。随着蒋氏复出，刘湘被扣的军火也得以发还，然而不出刘从云所料，所有枪械都已被取走一空，连一挺机枪或枪筒都没剩得下来。不过作为补偿，蒋介石还是从南京的金陵兵工厂取了六百万颗步枪子弹送给刘湘。
　　在“下川东之战”接近尾声时，这六百万颗子弹正好运到重庆，犹如及时雨，替刘湘解了燃眉之急，以致于他连呼是子弹救了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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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湘思前想后，之前自己总是不算成功，就像刘备那样，奔波十几年，南征北战，东拼西杀，虽然拥有过地盘，但很快又丢了，从来都守不住也攻不出。为什么？
　　有一段时间，他只会怨天尤人，现在才明白，其实是自己还不够优秀，不是“能容不能断”，就是“顾前不顾后”。想想看，漏洞这么多，你能不败吗？
　　刘从云的入幕，真是太重要了。
　　过去人们称刘从云一声“神仙军师”，重点还在“神仙”二字上，没多少人认为刘从云真会用兵或使计，这一仗过后，疑虑烟消云散。
　　“博望相持用火攻，指挥如意笑谈中，”你只要想像一下，火烧博望坡的诸葛亮有多拉风，决胜下川东的刘从云就有多神气。
　　在“下川东之战”中，刘湘通过击败杨森和军官系，再次巩固了他在速成系中的盟主地位，同时重庆以下二十九县尽为其收入囊中，表明他无论在军事还是经济上，都重新走到了四川诸侯的最前列。
　　“李罗杨”已不在话下，邓锡侯也被一晃而过，川中谁可再与争锋？
　　有，还有一个，他就是刘湘的幺爸（四川人对年青叔父的称谓）刘文辉。
　　大邑刘家在解放后有一段时间特别出名，原因是出了一个“恶霸地主”刘文彩，他的“收租院”和“水牢”曾是上个世纪中期“忆苦思甜”活动的最佳素材，多少人看过之后泪流满面，对“恶霸地主”刘文彩恨之入骨。
　　可惜，真实的历史往往令人哭笑不得。事实上，根本不存在什么关押农民的“水牢”，那只不过是用来储存鸦片的一间地下室。刘地主的土地固然是多，总计有近万亩，可绝没有宣传中说得那么穷凶极恶，相反，他乐善好施，对待租地农民也称得上厚道：租粮约占收成的一半，遇上灾年或收成不好，农民可以找刘文彩协商，缓交或减免。农民交租时，刘文彩都要求吃了饭再走……
　　刘文彩充其量不过是一个恪守传统的乡村士绅罢了，他大概自己也想不到身后会因政治需要而如此“声名显赫”。
　　刘文辉是刘文彩的弟弟，没做地主，考军校当兵去了。
　　当年的大邑实在是要因刘氏家族而骄傲的。一座小小的县城，一共出了三个军长、四个师长、九个旅长，而三个军长中的两个便是刘湘和刘文辉叔侄（另一个军长是指刘成勋）。
　　一下子涌现这么多将才，有人便说是子龙庙的功劳。大邑的子龙庙相传为纪念赵云赵子龙所建，有这位“战神”庇佑，看起来三个军长都是少的了。
　　偶像啊，谁都要抢着上供。据说当年三个军长都给子龙庙送过金匾，刘成勋捷足先登，提前把他写的匾挂在了赵子龙塑像的头顶。刘湘居次，来了之后，毫不客气地将刘成勋的匾移到塑像后面，换上他的匾。
　　刘成勋虽气愤不已，但“水漩”已日暮途穷，其圆滑高手的地位也早被“徒弟”邓锡侯所取代，所以只能干瞪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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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文辉来得最晚，却也相中了那绝佳位置，便派人给刘湘带话，让他挪一挪。
　　刘湘不干，刘文辉将刘湘大骂一顿，随后便将金匾挂在了庙宇正殿中间的穿梁上，正好与刘湘的匾针锋相对。
　　三块匾的故事，活脱脱就是对现实的隐喻，当然刘湘、刘文辉这叔侄俩原本并没有走到这一步。
　　在辈份上，刘湘得喊刘文辉幺爸，但实际上刘湘的年纪比刘文辉还大好几岁，因此刘文辉出道较晚，起初在川军中的名气也不大。可是刘湘很快发现他这位小叔父非同一般，竟是一条随时可以飞腾直上的卧龙。
　　当刘湘任川军旅长，邓锡侯任川军团长时，刘文辉不过才是个小参谋，然而几年之后，他便得以与刘湘、邓锡侯等人同列，成为“革命军军长”。
　　刘文辉势头凶猛，有人说靠的是“拼幺爸”，依赖了“刘湘系”（或称“二军系”）的关系，有人说是得了川军中“大邑系”的好处，有老乡一路照应，还有人则说没有“保定系”，刘文辉根本爬不到如此之高。
　　应该说，这些话都对，但又不全对。
　　侄儿起初自然要关照叔父，可是再往后面去，刘湘自己也是磕磕绊绊，有很多次，不是他拉扯刘文辉，而是得刘文辉保护他——刘湘在“一二军之战”中败北后，即由刘文辉护送回家，直到袁祖铭突然翻脸，若没有刘文辉的话，他都不一定能走出成都城。
　　刘文辉的两任上司都是大邑人，其中一位就是刘成勋，在此期间，他一路攀升，从营团长升到师旅长。可是川军中大邑籍贯的很多，又有谁不想升官受提拔，不会走老乡关系？这么多人里面，能凭“大邑系”混出头的，其实寥寥无几。
　　再说到“保定系”，最早扛“保定系”这个招牌且统领“保定系同盟军”的，其实是邓锡侯，但在刘文辉凭借保定二期的资历进入这个圈子后，邓锡侯很快就乖乖地退居次席，将盟主的位置让了出来。
　　刘文辉在学生时期就相当用功刻苦。有人曾捡到一本他在保定军校读书时所用的课本，那是德国军事家克劳塞维茨的《大战学理》（即《战争论》在中国的最早译本），上面从头至尾，密密麻麻地写满了各种眉批旁注。
　　《战争论》自辛亥后引进中国，当时就名声显赫，连毛泽东都受了影响，一到延安便找来阅读，之后不仅将其与中国的《孙子兵法》相提并论，还留下了研读《战争论》的读书日记，据说他写的《论持久战》中的一些观点，比如“战争是政治的继续”，即来自于《战争论》。
　　不过总的说来，真正能把《战争论》读完读通的人并不多，毛泽东本人也没看完。刘文辉能研读到这个程度，殊为难得，他的政治和战略眼光亦可见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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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四川高层人物都有吸食鸦片的习惯，刘文辉后来也抽上了鸦片，但他能说戒就戒，毫不拖泥带水，说放下就放下了。
　　这样一个人，不管你把他放到“刘湘系”、“大邑系”还是“保定系”，都注定要脱颖而出。
　　不久之后，连刘湘也感受到了危机。
　　在巴蜀政坛，刘湘给人的印象一直是个宽厚能容的“仁义之君”。
　　有一年夏天，他在重庆主持教育会议，发言时憧憬远景，说他统一四川后，一定先要发展土特产，像荣昌烧酒房的泥金茶壶，隆昌的白猪儿（都是当时的名特产），都要兴旺起来。
　　这些话本来没什么错，错的是他又跟着来了一句：“只要土特产能发展起来，就能致富，所以我们不靠科学也不要紧，闭关亦能自守。”
　　刘湘所说的“科学”，并不是单指科学技术，而是对外界事物的统称，他要表达的基本意思是，四川乃天府之国，这里应有尽有，经济搞好了不依赖外援也行，完全可以做到自给自足，也就是“闭关自守”。
　　台下坐着很多教育界人士，包括重庆大学的校长和分院院长。其中有个理学院的院长当即打断刘湘的讲话，起立发言：“我以为，国家富强必须依靠科学，如不依靠科学，请问督办今天为何要穿西装呢？”
　　身着西装的“刘督办”登时面红耳赤，随即退席仓惶而去。
　　刘湘讲话当然有不妥之处，可这院长也未免太尖酸无礼了一些。只能说，那时候的大学真不像现在这样，那时候的教授和知识分子有的是独立之精神，敢跟高官显贵放炮并以此为荣的不在少数。
　　当然，反过来也得替刘湘说句公道话，他作为重庆实际的“土皇帝”，虽然被人中途哄下台去，导致脸面全失，但事后既未发火也未报复，这就不是一般的人，特别是那些平时吆五喝六，手上握根枪杆子就以为老子天下第一的诸侯们所及得上的。
　　你换杨森来试试，“蛮干将军”有可能当场发作，桌子一拍，暴喝一声：“请你不要打断我的讲话，否则出去！”
　　刘湘对自己的形象也曾自鸣得意，所谓得天下先要得人心嘛，这可是当年先主的取胜之道。
　　然而在刘文辉崛起之后，他就得意不起来了。
　　连刘湘都遭人起哄，可见诸侯们的发言水准，但刘文辉例外，他几乎就是个天才的演说家。
　　刘文辉发言讲话，从不依靠秘书写稿，所有布局、段落、内容全系他一人构思，秘书至多不过执笔整理而已。他还有一个习惯，即不讲重复内容，哪怕是同一主题，每讲一次，就要修改一次，加进其它素材和观点。有一个主题，据说他讲过十八次，这十八次的发言稿竟然完全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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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还别小瞧了演讲，西方政治家有哪个不是演说家，若不会演说，都迈不进政治这个门槛。即便近代中国如孙文者，既无枪杆子又无笔杆子，说来说去还是靠一张嘴皮子，能讲。
　　刘文辉出来讲话，就相当于一个政治家的即席演讲，往往旁征博引，滔滔不绝，就算讲的时间长，听的人也丝毫不觉厌倦，与刘湘等人形成不小反差。
　　这还不光光是口才，更关系到一个人的见识。
　　三国演义上说刘备“不甚好读书”，不知道皇叔是不是继承了家族血脉，在这一点上他跟其先祖刘邦倒十分相像——刘邦的文化底子也很薄，有一段时间还吃不到葡萄嫌葡萄酸，干过把儒生的帽子当夜壶使这样惊人的壮举。
　　刘备的对手曹操就不一样了。尽管三国演义中描述曹操的出场是“好游猎，喜歌舞”，官宦子弟的喜好一个不少，但他肯定是饱读诗书，要不然怎么可能写出《短歌行》那样的传世名篇？
　　读书跟不读书有没有差别？有差别，而且大了。
　　刘备的前半生，始终飘零无依，其麾下虽有关羽、张飞、赵云等一干猛将助阵，却仍屡战屡败，原因之一便只能归咎于他书读得太少，连“隆中对”这样的战略大方向都搞不清楚。相反，曹操能成为“乱世之奸雄，治世之能臣”，很大程度上就得归功于他的喜读书、善读书。
　　刘湘是从刘备这个模子里脱出来的，似乎同样与读书无缘。他小学还没毕业，以培养下级军官为务的速成学堂也远不能与保定军校相比，虽然小时候有那些所谓“挑灯夜读”的神话佳话，但只要看看上学时平庸的成绩单就知道有多大可信度了。起码有一点不能否认，刘湘从军后，从没有人看见他“手不释卷”过。
　　刘文辉则不同，他最喜读书，像《战争论》这样军政大家的书籍尤其珍爱。平时只要稍有余暇，即手不释卷，甚至在庭园散步时，都不肯浪费时间，一定要让秘书们给他选读杂志上的重要文章和消息。
　　川中诸侯虽多如牛毛，然而像刘文辉这样军政两方面才能都极为突出的实在是凤毛麟角，包括刘湘在内，大多数人树立权威，依赖的不过还是手中的军权，独有刘文辉，号称“以军为主，以政为辅”，也就是说他发号施令，不光靠膀子粗，还有挡不住的个人魅力。
　　打个比方，如果刘湘是川版刘备，刘文辉就是川版曹操，从见识到气魄，莫不如此。
　　刘湘的“闭关亦能自守”并非口误，而更可能是他真实思想的表露。当时“二次北伐”已经结束，在张作霖主持的最后一届北洋政府被推翻之后，蒋介石在形式上完成了统一中国的大业，俨然已可号令天下。
　　纵使刘湘曾不止一次有过“做皇帝”的梦，但到这个地步，也有了力不从心之感。老实说，能够像刘皇叔那样“三分天下有其一”，他已经庆幸不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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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湘的最高目标，已被他截止到诸侯，当然是统一四川后的诸侯，因此才会说出“闭关自守”的话。有人根据刘湘迷信风水，不断迁移父母祖坟，就认为他仍想“做皇帝”，甚至还有人列出刘湘“称帝”的具体步骤和“国号”，可那实在是捕风捉影，因为既不符合刘湘相对务实保守的个性，也不切合当时实际。
　　就在刘湘纠结于如何才能“自守”的时候，比他小几岁的“幺爸” 却把目标定在了“问鼎中原”。
　　刘文辉不是看不清时势，但他说，四川光守是守不住的，这里原本就非坐守之地，历史上你看谁坐守四川能守得住的？所以应该“以四川而争衡天下，上之足以王，次之足以霸”。
　　刘文辉熟读史书，据他总结，中国历史上平民造反成功者少，而诸侯造反成功者多，既然成功的可能性这么大，为什么要“闭关自守”，把目标定得这么低呢？
　　他公开声称，他要效法土耳其民族英雄凯末尔，复兴中华，把中国带向现代化。
　　在中国，不知几多人想“做皇帝”、“当总统”、“夺天下”，但大家都憋在心里不说，展示给各界的全是各种各样漂亮的口号，所以也有人劝刘文辉含蓄一点，没必要树大招风，刘文辉的回答是：“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
　　话语之中，孟德公那种敢说敢做、舍我其谁的气慨已毕露无遗。
　　刘文辉确实有足够实力来支撑自己的目标。
　　四川诸侯一度曾多如牛毛，其间互相攻伐，据张澜统计，仅自熊克武建立防区制后，川中即经历大小战争四百余次。诸侯们从“春秋”杀到“战国”，最终大诸侯由数十个合并为八个，即刘湘、刘文辉、邓锡侯、田颂尧、李家钰、罗泽洲、杨森、刘存厚，李家钰和罗泽洲常被视为一家，因此称为“战国七雄”。
　　在这种残酷的生存竞争中，几乎每个诸侯都朝不保夕，连刘湘也起起伏伏，多次跌入谷底，只有刘文辉始终保持蓬勃的上升势头，加上他的防区多在川南，向为富饶之地，犹如当年的曹魏之雄踞中原，想不做大都难。
　　就在许多诸侯寅吃卯粮，连过冬都困难的时候，刘文辉的部队依旧能做到按月发饷，从而提前跨入了小康社会。
　　不知不觉中，刘文辉超越刘湘，跑到了第一名的位置，在他后面，分别为刘湘、邓锡侯、田颂尧，他们仿佛是战国时代的秦齐楚赵，所以又有好事者冠名曰：“七雄四强”。
　　距离还在继续拉大。
　　曹操能争霸天下，政治谋略才是他的看家本领，在这方面，刘文辉丝毫不让前辈，其纵横捭阖的手段直让人看到眼花缭乱。
　　他用保定军校的关系，来罩住邓锡侯和田颂尧，邓、田既在四强之列，就都不是省油的灯，但刘文辉又巧妙地通过与刘湘的家族关系，一有风吹草动，便放风要“二刘合作”，以对邓、田进行威吓和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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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草鞋军团（158）

　　“秦齐”联手，“楚赵”必然完蛋，邓、田对此看得清清楚楚，所以大部分时间都乖乖地呆在保定系里面，跟着刘文辉使枪弄棒。
　　就算是李家钰的军官系，刘文辉也有办法连宗，四川陆军军官学堂的前身是四川陆军小学，正是刘文辉上过的学校。
　　刘文辉左拉保定系，右牵军官系，使得“七雄四强”中的三分之二力量都归入了他的阵营，在与刘湘讨价还价的过程中占尽便宜。
　　在刘文辉面前，刘湘也相形见拙，只能以自己在军事方面或许比对方稍强而聊以自慰。
　　可就这点小安慰，刘文辉似乎也不打算留给侄儿。
　　合纵连横仅仅用来牵制大诸侯，对中小诸侯，刘文辉向来该出手时就出手，打得那些可怜的诸侯们毫无招架之功。
　　刘成勋是刘文辉的老上司，对其有知遇之恩，且两人同为“大邑系”，但刘成勋此时已日薄西山，垂垂老矣，防区又与刘文辉毗邻，刘文辉就找了个理由，堂而皇之地将其一并了之。那种“宁教我负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负我”的人生信条，亦与曹阿瞒极为神似。
　　吃掉刘成勋，刘文辉尽得三师三旅及大片地盘，防区扩展至整个西康。
　　接着，他又联合刘湘，对同样曾经辉煌，如今落魄的赖心辉发起致命一击，直到将其赶出四川，驱入贵州。在并掉赖心辉之后，刘文辉的防区开始与刘湘密切衔接，成了邻居。
　　小虾米越来越少，刘文辉的胃口却越来越大。
　　在“下川东之战”中，刘文辉连手指头都不用动，就从刘湘那里取得资、内两县。这两座县城其实并不好拿，因为刘文辉此前与军官系的关系不错，拿了这两座县城，也就等于站到刘湘一边，与李家钰等人翻了脸。
　　应该说，刘文辉不是那种气窄量小，见了一点诱饵就忘乎所以的人，他敢伸且能伸这个手，就说明连“李罗杨”这样的“七雄”也被他列入了菜单。
　　李家钰由于基本没怎么参战，所以无论防区还是兵力都保存完好，但另外两个可就惨了，杨森是防区全部丧失，罗泽洲也在被打得抱头鼠窜的同时，连失两县。
　　杨、罗无论如何咽不下这口气，都主张出兵对刘文辉进行报复，同时夺取防区，以弥补自己的损失，这样在吃食进补之后，也才有力量找刘湘报一箭之仇。
　　李家钰却并不积极。
　　这位军官系首脑既能异军突起，由邓锡侯的部下而迈入“七雄”，与邓锡侯等人平起平坐，自非等闲之辈。他有个绰号叫做李矮子，有人说他是“矮子心多”，而李家钰也确实不像罗、杨那么莽撞，处理事情比较稳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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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他看来，如今刘文辉兵强马壮，军官系又刚刚落败，此时并非主动向对方出击的最佳时机，取胜也毫无把握。退一万步说，就算是胜了又怎么样呢，辛辛苦苦夺回几座县城，单是喂饱罗、杨这两个饥肠辘辘的家伙都不知道够不够，他其实没多少实际利益可得。当然如果败了，那更是罪魁祸首，因此这笔帐不管你怎么算，都会觉得划不来。
　　李家钰认为，他完全可以效仿刘文辉，在“四强”中间玩平衡木，那样也可以维持自己的生存，而用不着如此冒险。
　　李家钰这么一犹豫，罗、杨心里都极不是滋味。
　　不是说“罗心慌，李不忙，逼得杨森赶乡场”吗，你老人家自然是闲庭信步，怎么都不着急，我们可是度日如年哪。
　　罗、杨赶到李家钰的防区总部遂宁，哭着喊着求着，要让李家钰担任“同盟军”总指挥。消息一出，四川军官生不管是在职的，还是闲散的，也都纷至沓来，齐聚遂宁，而且皆愿奉李家钰为领袖——我们又不是厦大（吓大）毕业的，怕个什么。现在你只要说一句话，让我们到哪就到哪，绳子一松，亮着牙就给你冲过去。
　　老大做到这个地步，夫复何求？过去“陈桥兵变，黄袍加身”的待遇，想来也不过如此，李家钰欲罢不能，在无法推却的情况下，只得勉强接过总指挥一职。
　　没等他正式下达命令，甚至绳子还没松，罗泽洲和杨森就呲着牙，迫不及待地冲了出去。见此情形，李家钰已毫无退路，他不能不真正参加进去了。
　　1929年4月，继“下川东之战”后，“上川东之战”随之爆发。
　　军官系这帮人只知道要混出头，但那闹哄哄的场面早就惊动了刘文辉。
　　知道你们趁我一个不注意，就要出点幺蛾子，果然耐不住了。
　　就算“李罗杨”老老实实坐在家里当宅男，刘文辉都有把他们摆上餐桌的心，何况还自己爬了上来，那不正好吗？
　　在李家钰的同盟军出击之前，刘文辉早就集结强大兵力，做好了充分准备。
　　李家钰攻击受挫，接着又得到了一个对他极其不利的情报：邓锡侯、田颂尧也加入了这场是非，尽管他们多少有些被迫的意味。
　　李家钰、罗泽洲原本都是邓锡侯的部下，后来虽独立出来，但在名义上仍归其节制指挥。
　　刘文辉放话出来，说：“李、罗、杨是四川祸乱根源。”在从政治上将“李罗杨”置于不利境地后，他指给邓锡侯两条路走：一条是惩处你那惹祸的下级，“平乱”后自有你的好处，另外一条就是跟我决裂，那我另外和刘湘“二刘合作”，找机会修理你。
　　同样的两条路也给了田颂尧。邓、田都明白，虽然刘文辉出的题目貌似多项选择，其实答案却只有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