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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 云雾飞舞

《如果这是宋史》txt格式小说下载与最新连载--高天流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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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1-7-19 09:37:00 | 显示全部楼层
  连载(1147)
  
  神宗激动了,司马光愤怒了。王安石这句话,简直就是在挑战他的智商他的学识。有他在场,还敢说出这样的话,是对他最大的侮辱!
  司马光说:“天地间的财物有定数,只有那么多,不在官就在民。你所说的不加赋而国用充足,不过是暗地里做手脚抢夺民财,那比加赋更恶劣,加赋至少还有根据和具体数字!何况这招数很早以前就有人用过了,汉朝的桑弘羊就用它迷惑过汉武帝,后果低劣不堪,当谁不知道吗?”
  对话到这里达到高潮,可也结束了。史书里,注意,是南宋绍兴四年范冲版的《神宗实录》里,没有王安石对司马光这番话的回答。
  以王安石当时的状态,和事情的重要性,他会选择闭嘴认输吗?绝对不会!但就是没有了……接下来的是神宗的结论。他说,我的意见和司马光接近,但是关于两府是否减掉赏赐,以王安石的见解为准。
  自相矛盾,还是和稀泥?神宗的心理历代学者都有自己的看法,我不一一赘述,留下篇幅说说自己的浅见。首先,司马光的“万物有数,不在官即在民。”这乍一看非常有理,甚至在宋朝时是真理。王安石的“不加赋而国用足”简直就是变戏法,十足十的是用异端邪说引诱年青的神宗去犯罪。
  讨论王安石,总是要和现代的经济调控联系起来,抛开“道德”,就以经济论事,司马光的理论可以归纳为两个字,“零和”。即收入和支出相等,不在官即在民。
  王安石的叫“增值”。以政府做商号,用各种手段,包括政府调控、降低利率等办法来刺激市场,加快周转速度,就会在同样的利率下,产生更高的税值。说得复杂,其实就一句话,像小商贩,只要货走得快,价钱不变,也照赚大钱。
  由此可以分析出,王安石更加高明,他超出了时代的限制。那么问题出现,他都超出时代了,至少就不被时代所理解。那么为什么神宗还会听他的呢?
  这一方面是被他的“戏法”所引诱,不加赋而国用足耶!多诱人。另一方面就是下面对话的内幕含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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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1-7-19 09:37:13 | 显示全部楼层
  连载(1148)
  
  神宗问唐介,王安石当宰相怎样?他是“文学不可任?吏事不可任?经术不可任?”到底哪点不达标?
  唐介回答,王安石很好学,但拘泥于古法,议论很迂阔,要是让他当宰相,一定会变更现有的法律,让天下不得安宁。
  转过身来神宗问王安石,别人都说你只懂经术,不晓世务,你怎么看?
  王安石说,经术,正是用来治理社会的妙药良方。后世的一些所谓学者,他们迂阔蠢笨,根本没学会,才会说经术无用。
  到这里为止,是比较常见的文人对掐,互骂你傻的一般表现。下面的才是重点。
  神宗再问,那么,让你来治理国家,你首先要做的是什么?
  王安石斩钉截铁一句话:“变风俗,立法度,当前最大的急务!”
  谈话结束,从此之后神宗对王安石言听计从,是中国古代历史里最为合契的一对君臣。请问,这是咋搞的?变风俗,立法度,这六个字有什么魔力?
  魔力超级大,这是中国古代刘邦建立汉朝以前最了不起的一种学术的暗示。这种学术让春秋战国时一个个国家只要想富强,想在弱肉强食的环境中屹立不倒,发展壮大,就必须要遵从它,甚至于秦始皇消灭六国,统一天下,都以它为根本。
  那就是光耀后世,却只能隐藏在儒家学说阴影里的法家。
  翻历史书吧,不管谁有什么样的见解,都不得不承认这样一个事实。天下是法家子弟打下的,却被儒家学说摘了桃子。没办法,法家讲究实效,所以能创世。儒家教人守礼,让既得利益者喜欢。
  法家巨大的治世力量,一边让统者们深深地忌惮,一边又让他们无法舍弃,于是造成了一个现象。很多有为的君主,都是“外儒内法”的。神宗皇帝就是其中的一个典型。
  他在治平二年,还是颖王时,手抄了一整本的法家典籍《韩非子》,抄完后拿给自己的幕僚看,检查有没有错处。不巧,被当时的侍读孙永看见了,这位儒家子弟立即翻脸,哪怕对方是皇子,也撇着嘴冷笑一声。“韩非险薄,无足观。”
  儒家学说多博大精深,仁义道德啊,可惜除了一条条的人生语录之外,没半点治国创业的具体办法!
  神宗当时不想把事搞大,笑了笑,我就是给书架多添本书,并不是喜欢它。
  这时他在王安石的身上找到了共鸣。王安石是个很妙的人,根据以往各种史书里的描写,人们总把他当成一个为了自己的信念,不惜一切必须达到,坚定执着到油盐不进的程度,同时纯洁到天真。不对,王安石很会耍花招。他开口闭口都是古代圣贤怎样,尧舜禹怎样,其实都是挂羊头卖狗肉,内里所做的都是法家行为。
  “变风俗”,儒家学说最大的目的就是让风俗纯朴,人民不管自服;“立法度”,儒家从来都是以笼统的仁义道德来“治国”,从来都鄙视“术”。想想王安石后来一条条的具体法令,那是什么呢?
  这次谈话让君臣两人心有灵犀,也注定了后来和朝廷里所有朝臣的矛盾,包括那些初期支持他们,后期变成死敌的人。
  儒家和法家,是不可调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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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1-7-19 09:37:46 | 显示全部楼层
  连载(1149)
  
  宋神宗从熙宁元年四月召见王安石,到第二年的二月时,才有了变法的实际举动。任命富弼为首相,王安石参知政事,组建自己的班底,变法开始。
  历代史书接着就开始介绍各个具体法令的内容,颁布的时间,以及遇到的困难。如果我也这样写下去,就根本没法剖析出这段历史的真相。
  试问这样翻天覆地的大变革,只在神宗和王安石达成法家治国的理念后,就直接上了马,是不是太儿戏了呢?神宗真的成了毛头小子,王安石真成了不学无术的傻大胆?
  开玩笑,这期间有10个月的时间,宋神宗和王安石朝夕相处,从他们后来所做的事业有多大来看,他们的讨论肯定多方多面,涉及到帝国的每一个角落。
  作为后世人,我潜心静思,推算出他们至少有三个重点必须详细考虑。第一,那是个大秘密,是这次变法的大宗旨,所有的举措如果不建立在这个大前提之下,那么一切都失去了意义。不过可惜的是,查遍千年史书,不论是古人的,还是近现代的,对此都一字不提。
  或许是他们没看到,或许就是别有用心地给删除了。
  第二,变法的速度。是急进还是缓变,这是个大问题。要比具体的变法措施更重要,我们清楚,一件事的成功与否,不仅与它的立意有关,更与它的做法有关。怎么做更多地决定了它的成功。
  聪明博学如王安石,谨慎小心如宋神宗,这个最起码的前提,一定会考虑到。只是出于对第一点,那个大秘密大宗旨的遵从,才不得己选择了实际操作中的急燥。这是无可奈何的,可也是热血沸腾,不得不做的!
  第三,变法的涉及层面、具体法令。
  环环相扣,每一个条件都为上一个服务,这是一整条互动互补,一荣俱荣,一损百损的利益链条,哪一点出了错,都会让帝国承受不可估量的打击。具体到第三条,它得服从前两个前提,国家必须迅速富强,极快地增加国库厚度。
  得有钱,才能去做那些事。至于说事后怎样,只要那个大秘密大宗旨胜利了,一切都好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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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1-7-19 09:37:59 | 显示全部楼层
  连载(1150)
  
  这三点讨论过之后,在宋神宗和王安石的心里,变法己经有了一个完整的、宏观的蓝图,到了这时,才能进行实际操作。
  实际操作让王安石全面躲在幕后,首相是富弼,以富弼的威望来镇抚局势,安定人心。王安石组建的变法班底更有讲究。
  成立一个全新的部门,名叫“制置三司条例司”。故名思议,它是以国家的财政总署三司省为根基,研究怎样生财的特殊部门。以现代的名词来叫,可以称作“财政税收设计委员会”。
  这个部门平空出现,直接把改革变法的事务都揽了过去,什么东府西府两制内侍,都没你们的份儿,一边儿呆着去。为了保险起见,同样让王安石当副手,名义上的负责人是副相陈升之。接下来王安石的班底成员们,就成了一个被争议了近千年的问题。
  王安石此前所拥有的只是名声,名声的成分里最大一部分是好奇。人们不理解他为什么总是放弃高官厚禄,安于贫贱做基层工作,多了不起啊。因为自己做不到而敬佩,只此一点。
  这和大圣大贤什么的都不靠边,如果非要说他的文章多好,对不起,真的好,可也远远没到欧阳修的影响程度。世间就是这样,就算你到了同一水平,也别总想着有一样的影响。
  所以他不可能有什么亲信集团。那么开始做事了,谁来帮他呢?只能从日常交际中去选,这样的前提就决定了人才的质量和数量。比如说吕惠卿。这个人在后来骂名天下,举世皆知,一臭万年,历代所有君子都摇头。甚至直接把他的问题加在王安石的头上。
  亲信的所作所为,完全是为了领袖服务。他的罪过,就是你的问题!只是非常遗憾,吕惠卿之所以进入王安石的视线,完全是君子中的君子欧阳修的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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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1-7-19 09:38:29 | 显示全部楼层
  连载(1151)
  
  吕惠卿,字吉甫,生于公元1032年,泉州晋江人。出身于官吏世家。宋史里说他考中了进士,分配到真州做推官,调进京城,和王安石偶然见面,两个谈论经文,非常投机,就此进入变法集团。
  依此说来,王安石简直就是饥不择食,哪怕从不认识,只要稍微投缘,就会结成死党。至于吕惠卿真正进入王安石视线的历史真相,就被宋史选择性失明了。
  只因为那个人是“君子”。
  可惜在欧阳修自己的文集里露了馅,有一篇上报于朝廷的奏章,名叫《举惠卿充馆职札子》,把吕惠卿说成是“材识明敏,文艺优通,好古饬躬,可谓端雅之士。”私下里更在很早之前,就给王安石写过私人信件推荐。
  当时王安石在常州作知州,吕惠卿是州府里一个普通的属吏,欧阳修的信里称赞吕惠卿这样不凡,那样奇妙,要王安石特别对待,才有了两人初步的接触。说到这里,就要谈一下历代大事件的参与者之谜。那些貌似与众不同的人,在历史里留下了印迹的人,都是因为自己出类拔萃的能力、高雅脱俗的品行,才脱颖而出的吗?
  公开的结论是对,真实的答案是错。
  以吕惠卿为例,他到王安石身边时,他本人、欧阳修,甚至王安石自己都不可能知道后来会有如此波澜壮阔、无所不至的变法,那么何来有意为之?
  再举一例,当王安石不久前从江宁府到京城的路上,曾经回临川老家一次,在那儿了解到当地县太爷谢卿材组织百姓兴修水利灌溉农田,效果非常好,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
  于是后来实施农田水利法时,谢卿材被破格重用。
  还有很多的例子,可以证明历史发展的大规律涵盖一切,只是推动这个大规律的,却往往是一件件突发的小事情。其中领导们近乎偶然性质的赏识,更是一大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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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1-7-19 09:38:50 | 显示全部楼层
  连载(1152)
  
  吕惠卿之后,王安石最初的几个主要助手,分别是苏辙、程颢、章惇、薛向、吕嘉问等人。分别简单介绍一下。
  苏辙是苏轼的弟弟,前面说过苏轼在东京城的夜晚里迷醉流连,可惜时光非常短暂。没多久,他们的母亲在老家去世,父子三人只好回乡奔丧。守孝三年之后,举族进京。
  这是三苏命运的转折点,从此之后,他们就选择了终生为官,浪迹神州的命运。进京后,三苏分别考试,老苏成为一个小小的京官,负责为国家编史。大苏和小苏分别考中了制科的三等、四等,被任命为凤翔府判官、商州推官。
  特别说明下,制科不同于每三年一试的进士科。它不常设,考的内容通常是对策,这需要真材实学,说出自己对国家时政的见解主张。有宋一代,制科取得三等是最高得分。在苏轼之前,只有一个人得到过,那就是被前宰相张士逊讥笑为失心疯的吴育。
  到熙宁二年,变法开始起步时,老苏己经去世,二苏再次守孝服丧,回到了京城。这时,苏轼任职史馆,有自己的变法主张。注意,他是主张变法的,只是怎样变,有他的一套理论,我们以后细讲。这时有另一件事己经发生,它与北宋的历史进程无关,对中华诗词史有一定的影响。
  苏轼的原配夫人王弗己经故去,他娶了王弗的妹妹王闰之为妻。王闰之很贤惠,无才之女天性仁厚,对他很好。只是王弗的影子陪伴了苏轼一生,是他哪怕天天谈笑度日,也没法在夜深时抹去的隐痛。10年之后,终于凝聚成了一首传唱千古,痛入心髓的悼亡妻《江城子》。
  小苏是个奇特的人,说实话,他的文采在唐宋八大家之中可能要退居末席,更有说法,三苏中只有东坡才名符其实,其余两位都只是因东坡而显。但要是论到政治才能,小苏才是最强的一位。他清宁安静,不浮不燥,具备非常高的政治素养,心性极其坚忍,并且能让人忽视他。
  这一点与老苏、大苏截然不同。以官场成就论,苏轼比弟弟差太远了。熙宁二年,苏辙的官场生涯,就从进入制置三司条例司,成为王安石的亲信手下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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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1-7-19 09:43:16 | 显示全部楼层
  连载(1153)
  
  章惇,字子厚,福建浦城人,说来是吕惠卿的同乡。这是个让人提起来,就掩卷长叹的人。他太有争议了。前面我提过,从神宗时起王安石、司马光直到北宋亡国,还有一位决定国家命运的人。
  他是章惇吗?差一点点,如果他真的像宋史里说的那样坏的话,他就一定是!
  章惇,生于公元1035年,比苏轼大一岁。在熙宁变法之前,是官场中一个默默无闻,缓缓上升的小人物,留下的印迹只有三件事。第一件,他曾和自己的侄子一起赶考,考中了,却宁愿放弃。为什么呢?只因为他的侄子是当年进士第一名。
  身为叔叔,居于侄儿名下,他无法忍受。但要注意的是,他的侄子比他大10岁。
  后两件事都与苏轼有关。他们一生都纠缠在一起,说来章惇的恶名,有很大程度上与苏轼有关,嘿嘿,谁让对方是人见人爱的苏东坡呢,有宋三百年间第一大才子怎么会有错?这都是后话了,在他们相遇时,都是才气纵横,爽俊一时的青年。
  章、苏曾结伴游玩,地点在凤翔府仙游潭。仙游潭下有万仞绝壁,只有一根小横木连接对岸。章惇用手推了推苏轼,请子瞻先行。苏轼摇头,珍爱生命,这事儿算了。却见章惇从容举步,走上横木。到对岸之后,他攀山藤上绝壁,以漆墨在石上大书一行字。
  ——章惇、苏轼来游。
  回到岸边,面不改色,神采依然。这时苏轼拍了拍了他的肩膀,说,你日后一定会杀人的。章惇不解,你怎么知道?苏轼说,自己的命都可以不要,别人的命怎么会放在心上?
  章惇哈哈大笑。
  第三件事也发生在山林里。两人游玩,偶然在一座小庙里喝酒,突然间有人说山里来了老虎,就在不远处。两人借着酒劲上马就迎了过去。
  真遇到虎了,数十步远,马吓得再也不敢往前走。这时苏轼勒马就回,章惇却叫从人拿来一面铜锣,在山石上砸响,跑的是老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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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1-7-19 09:43:32 | 显示全部楼层
  连载(1154)
  
  这两件事出自宋人笔记。我们现在看来,会欣赏章惇的勇气,攀绝壁退猛虎,意气激越,这是一位胆气豪壮的爷们!
  可是在古代士大夫阶层,他们认可的是苏轼的“理智”,那叫千金之子坐不垂堂。苏子瞻生来的雍容华贵之气,怎能是章惇那样的亡命徒可比?更何况以苏轼的理论,漠视自己生命的人,敢于冒险的人,比如说现在敢于攀登珠穆郎玛峰的人,都是潜在的杀人犯的话,是不是像苏轼这样珍爱自己的人,也会同样珍爱别人呢?
  这真是个天大的笑话。就像我小时候总能听到的一句名言——一个人连自己都不爱,怎么能爱别人?说这种话的人真该买张逻辑卡去充值,一个人要是太爱自己了,绝不会再去爱别人,那是典型的自私!
  章惇先介绍到这里,他的事会随着变法的深入逐渐浮出水面,真假善恶,大家有目共睹。现在只想说一句话,他是个好朋友,一个实干家,什么都好,只是不能惹他。
  他是个情绪激动,好走极端的人。他会是你最好的朋友,面临生死之难时都敢为你出头,可当他愤怒之后,他会赶尽杀绝,无所不用其极,动用一切手段,去干掉他所认定的敌人。
  接下来说程颢。这可真是太了不得的一位空前绝后型的大人物,随着时光的流逝,他的神像被越造越高,直到后来变成反对王安石,否定熙宁新法的根基。要说他,得从另一个人,一个理论的奠基者说起。
  周敦颐。
  这个人名大家都不会陌生,我们在学生时代都读过一篇清丽高雅的小文章《爱莲说》,就是他写的。俗话说文如其人,想来他也是一位“不蔓不枝,中通外直,香远益清,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焉。”的君子。
  不,他不是君子,那不足以涵盖他,他是位教主。甚至在当时就流传着一些说法,他的名望学识比王安石、司马光等人加起来都高,高到无以名状,没法形容,神乎其神的地步。
  比如说,王安石少年的时候,曾经带着自己的名片,到周敦颐的家去拜访。可是拜访三次,被拒绝三次,连面都不让见。王安石愤怒了,说难道我不能自学成材吗?
  于是后来才有了王安石“荒诞不经”的一系列变法,这都是由于当年没受过高人的教育啊!其实哪儿跟哪儿,无论是少年时,还是后来大家都老了,直到周敦颐死去,王安石都不会把他放在眼里,甚至当时的学术界,也没把周、程两人当盘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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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1-7-19 09:44:18 | 显示全部楼层
  连载(1155)
  
  周敦颐,生于公元1017年,道州营道县(今湖南道县)人,原名敦实。因为宋英宗曾经叫赵宗实,所以才改名“敦颐”。
  他幼年丧父,五周岁时随母亲投奔舅舅郑向。郑向是龙图阁直学士,有一定的影响。在舅舅地推荐下,他走上了官场。
  这种开端决定了他一生的官职走向,永远都只是些小官,甚至被派到广东那种半开化的地区去管犯人。同时也反映出周敦颐本人学识的“高”度。前面所说的王安石三次求见而不得的事,一眼就瞧出真假了,和王安石一样,他也是个自学成材的人,甚至还没有经过科场,自学到彻底……凭什么在王相公面前那样骄傲?
  更何况两人只相差四五岁,王安石是少年,他也是少年,求学期间就摆出了大宗师的架子,简直不知所谓。
  那么他为什么会变得那样了不起呢?就要看人家学的是什么。从南宋时起,元、明、清、民国甚至现在,一直都有市场,不断被拔高的理学,就由他奠定根基,而根基就要从他对道教的不凡理解说起。
  理学又叫道学,虽然道可道,非常道,与老子所创的黄老之说不一样,但圣人无所不知无所不能,周敦颐教主吸取营养时从来不挑食。他的理论根基《太极图》,就源自于宋初时华山著名的睡神道士陈抟的《无极图》。从那里确立了天人感应,格物致知,存天理,灭人欲等等理学主张的源头。
  号称中兴儒家的人,居然从道家吸取主张,不知所宣扬的“纯”儒、“大”儒、圣人是从何而来的。
  话说几十年的钻研之路是枯燥寂寞的,周敦颐的旷世才华并不为人所知。在当时,人们只是知道在合州府有一位小官,政事精绝,决断出众,大事小情的不经他之手,其余的官吏们不敢决断。别的嘛,就泯然众人矣。就这样伟大的生命在一天天地老去,直到有一位有心人悄悄地发现了他的秘密。
  南安通判程太中。
  一位通判,也就是副市长,级别上算是周敦颐的上司,可对他非常的客气,把自己的两个儿子送到他面前郑重拜托,请他教育。这就是程颢、程颐两兄弟后来成为仅次于孔子、孟子,变成儒教第三四位圣人的开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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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1-7-19 09:44:36 | 显示全部楼层
  连载(1156)
  
  其实上面这句话不大精确,别人努力一生,是想成为圣人,而程氏兄弟的职业,是教别人怎样成为圣人。这种不可思议的教育事业从他们年青时,比如弟弟程颐24岁时起就开始了。
  兄弟两人先后在京城、嵩阳等地讲学,效果怎样不大好说,因为当时的圣人出产量还是不大高的,但是经过他们不断的努力,终于有了一些成果。他们被上层的领导们知道了,比如文彦博。领导的作用是巨大的,他们的住处、资金、环境都大大地改善。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非常的痛苦。
  他们当官了,以程颐为例,他当年曾自豪地说,自从当了周先生的弟子,每日钻研大道,科场名利之心再也没有了。不过科场还是要下的,不然怎样去教化大臣和皇帝呢?
  每个人都有当圣人的权力,我要帮助他们!
  程氏兄弟就此进入官场,在变法开始时,哥哥程颢还站在风口浪尖上。好了,变法的前奏就说到这里,该出场的大人物们也简单地介绍这些。下面要进行的是一项非常考验智力的游戏。
  请问像北宋这样的大国,国事千头万绪,哪里都是问题。说声改变,要从哪里改?怎样才能在堆积如山的问题中找到那个最合适、最容易见效、也最稳妥的突破点?
  这是一个在历代史书里都被忽视了的问题,谁也没有注意到为什么变法的顺序是这样的,而不是别样的。为什么王安石要从均输法开始动手,那与北宋的国情有关,与官场的安稳有关,与那个变法幕后的大秘密大宗旨有关。
  说官场,在熙宁二年七月份之前,王安石在官场的支持率不见得就比司马光低。他在变法竞选中,请回忆前面两人所说的天下财物怎样运作的不同意见里,司马光说的是节约,必须节约才能有钱。那是要全体官场勒紧裤腰带,让过惯了舒适奢靡的官员们受罪。
  而王安石说的是不加赋而国用足,那意味着连民间再官场,大家都可以保持现有的生活。钱,会由他超凡脱俗,充满了魔力的脑子变出来。这是多么的诱人,全天下都等着他怎样变戏法。
  第一项法令就在这种氛围里出台,它完全满足了官场的需要,没损害他们半分的官场收入,同时又让国家的税收成10倍的翻番增涨。可郁闷的是,仍旧有人跳出来声色俱厉地反对,这到底是为了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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