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往事---尚未凝固的国家历史（系列连载）----金满楼

化不肥

在复辟期间，京城中有“两国忠臣”的笑话，说有两个大佬，一面依附清室，一面又通款国军；在朝见宣统的时候，则身着袍褂靴帽，等天津方面派人来接洽的时候，则换成民国的大礼服，好比是戏子登台演出，演一出，换身衣服，不亦乐乎。有人问为什么要这样做，两大佬说：“我不忍心看到京城糜烂，所以不得不牺牲个人之名节，奔驰于两者之间，以期和平解决罢了”。有人取笑说：“二位真不愧是两国忠臣啊！”某大佬便忸怩说：“我非两国忠臣，乃两方面和事佬也。”

这两位“两国忠臣”，一位是王士珍无疑，另外想必是江朝宗。这两位，和吴炳湘、陈光远等人一样，不但附逆无罪，反而因“维持北京秩序”有功。复辟闹剧结束后，王士珍本来觉得无脸见人，想回正定原籍隐居的，但大总统冯国璋和总理段祺瑞赶紧跑来抚慰，劝他以北洋团体为重，继续担任参谋总长……老朋友盛情难却，那就勉为其难吧！

至于江朝宗、吴炳湘这些人，虽然也跟在张勋的后面随班唱喏，但终究是尽职尽责，勉力维持城内秩序，所以也不好加罪，因此吴炳湘还是做的京师警察总监，而江朝宗因不为总理段祺瑞所喜，所以被调为迪威将军，步军统领一职改由讨逆有功的第8师师长李长泰继任。
段祺瑞在返回京城后，随后便发布命令，通缉复辟要犯张勋、康有为、梁敦彦等人。不消说，这些人老早就跑没影了。也许是投鼠忌器，或者是觉得内心有愧，一些被张勋指名道姓的督军如张怀芝、湖北督军王占元等人纷纷通电或致函段祺瑞为张勋说情开脱，张勋的儿女亲家张作霖更是多次致函段祺瑞，请求对张勋从轻发落。

不看僧面看佛面，中国人嘛，总归要讲人情和面子的。徐世昌在段祺瑞进京前也曾跟他说：“这次复辟，原非清室本意，幸勿借此加罪清室。张勋虽为祸首，不过他原本就是个莽夫，还须念在旧日同袍的情意份上，不要逼迫太甚”。段祺瑞听后说：“优待清室条件，自然尽力保留，就是少轩（张勋的字）也未必就逮。你就是不说，我也不忍心加害呢。”

有了老朋友撑腰，张勋自然无所顾忌。他老人家在荷兰使馆静养的时候，有侦探奉命前来探察，把老张给惹火了，他跳出门外，左手挟着一把快枪，右手持着一包书函，怒气冲冲的吼道：“徐州会议时，这些人赞成复辟，相率签名，此等笔迹，都在我掌握中。他好卖友，我将宣示国人，届时与他同死，休怪我老张手下无情呐！”侦探见状，也只好知难而退。

说到这里，老张动不动就声称自己掌握了其他督军大佬们赞成复辟的签名笔迹或函电，那到底是有还是没有呢？据说张勋后来将这些签名、函电汇编成册，做成了一本复辟实录的书，但这本书谁也没有见过，据说因为一次失火而被烧毁，因而此事也查无对证，究竟如何，只有老张和当事人最清楚。

张勋曾在私下里跟人说过，这些老朋友中，除了段祺瑞是劝他不要干并说如果要复辟就打他，他是心服口服的。至于其他督军，都是些口是心非的家伙，干这事之前都答应得好好的，风向不对了就出卖朋友，哼哼，没有一个是干净的。总而言之，言而总之，是我老张上了你们的当。

从内心来说，徐世昌是认同帝制的，但一向老谋深算，做事稳重，时机不成熟便不会贸然行事，他曾经对张勋说：“复辟我不反对，但现在时机尚未成熟。你要是不顾时机，妄行此等大事，对清室来说是不忠，对自己来也自杀。”

至于另一个嫌疑人冯国璋，据他的秘书恽宝惠说，在袁世凯死的时候，张勋的几个谋士来冯国璋处活动，而冯国璋确实给张勋写过一封信，这封信是恽宝惠草拟，内容是：“项城长逝，中原无主，义旗北指，此正其时。兄若锋车先发，弟当部属所部以随其后。事贵速断，敢布胸臆”。

可惜的是，由于这封信送到张勋那里的时候已经是时过境迁，这次策划也就只好作罢。随后时间的推移，冯国璋与张勋的关系也逐渐拉远，再加上冯国璋将黎元洪正处于风雨飘摇之中，由此也萌发了自己做总统的念头。可笑的是，张勋却仍旧认为冯国璋是支持复辟的，真可谓是时过境迁、刻舟求剑。

张勋复辟失败，舆论几乎一边倒的称之为倒行逆施，唯独一位复辟老同志却站出来为张勋说了句公道话。此人是谁呢？原来是洪宪帝制的拥趸阮忠枢，这位袁世凯曾经的手下红人却力排众议，称张勋此番举动，虽然近于粗率，却不失为烈烈轰轰之好汉。张勋听说后大喜，说：“我结交半生，尚得这个仗义朋友，便死也瞑目了！”

《北洋年代》 连载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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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勋的性格，最突出的特点是传统、实心眼，有些憨厚，也很暴躁，这些特点结合在一个武人身上，那就几乎是顽固不化。你想，在辛亥革命的时候，清王朝都已经明显末日无多，多少当官带兵的人在一夜之间便反了水，可唯独张勋仍旧死不认输，效忠到底，结果江浙联军攻打南京是整个辛亥革命中最惨烈的战役，民军血战十天才将南京光复。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张勋的家乡观念极强，他对家乡父老多有照顾，譬如老家江西奉新赤田村的人就沾了不少光，张勋给每家造了一座大瓦房，缺啥给啥。江西人在外地做生意需要建会馆的时候，但凡找到张勋，他都会慷慨解囊。譬如民国时期在北京的江西会馆，那都是张勋出的钱，宣武门外的江西会馆算得是当时北京最豪华的西式建筑，不仅有洋楼花园，还有最时兴的戏台，而且还配有发电机提供灯火，可供晚上唱戏。在北京读书的江西子弟，特别是奉新县的学生，张勋更是有求必应，提供了价值不菲的奖学金。在张勋得势期间，奉新籍的县长一度达到四十七人。

张勋有一个沉醉多年的爱好，这便是京剧，而且他也算得上是发烧级的票友。在讨逆战中，张勋听说段祺瑞派段芝贵、曹锟为东、西路司令前来讨伐，他便对雷震春等人说：“各位不要惊慌，在我看来，这两路兵指日便可荡平”。众问其故，张勋掀须笑道：“东路司令段芝贵，段者‘断’也，我兵与他交战时，包管一刀将他砍成两段。至于西路司令曹锟，更不足虑。那《三国》上不是说得明明白白吗，曹家军最怕张翼德，长坂坡一声大吼，吓退曹兵百万。我待曹锟兵到卢沟桥时，即单人独骑，前去喝他一喝，他方知我老张的厉害”。

说到这里，张勋得意得手舞足蹈……其实这些段子都来自京戏《长坂坡》，而张勋也一直自命是莽张飞第二。

1922年，复辟失败已五年的张勋在家开堂会庆寿七十，一些戏苑名角如杨小楼、梅兰芳、余叔岩等人在八十多岁的京剧界老前辈孙菊仙的带领下，前来天津的张家花园给张勋祝寿，这也成为当时梨园一场空前的盛会。在张勋的面前，这些名角儿当然都很卖力，获得的报酬也相当优厚。特别是孙菊仙，张勋是他的老戏迷，这次给出的报酬高达六百大洋，把孙菊仙感动得老泪长流，说：“懂戏者，张大帅也！知音者，张大帅也！”在张勋死后，孙菊仙甚至哭倒在地，说：“黄钟大吕，恐自绝响！”

张勋的老婆曹氏倒是反对复辟的，可惜她是妇道人家，张勋不肯听她的劝。在复辟成功后，张勋得意洋洋的告诉曹氏自己已经被加封为“忠勇亲王”，谁知道曹氏却大骂他说：“民国待你不薄，你今天冒天下之大不韪，惹下滔天大罪，你就算不为自己考虑，难道不为子孙考虑一下吗？你今天被封为忠勇亲王，我就怕你明天要作平肩王了！”张勋不解，问：“平肩王是啥意思？”曹氏说：“你将来首领不保，一刀将你的头砍去，你的颈不是与两肩一字平了吗？”张勋听后大怒，摔门而去。

结合这么多张勋的生平轶事，倒也能从逻辑和思路上解释张勋为什么要逞其余威，做这一番复辟的大事。事实上，张勋的性格、信条乃至趣味完全是传统的，主要在忠义的范畴。若平心而论，这种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在反复革命而使得道德沦丧的中国社会中，不但不该被嘲弄，反而是弥足珍贵呢。因此，笔者认为，对于张勋复辟，只可笑其愚，却不可笑其忠。

1918年10月10日，徐世昌就任民国大总统后，随即下令赦免张勋，并发还了财产。晚年的张勋远离政治，“采菊东篱外，转道经商中”，据说投资金融界回报颇丰。此时，这个心境淡然、与世无争的皓首一翁，当有人问起他当年的复辟伟业时，却已不再有当年的夸夸其谈，而顶多淡淡数句，便沉默不言。

毕竟，属于他的时代已经过去了，而且越去越远，再也回不来了。

1923年9月12日，张勋在天津病故，终年七十岁。次年8月，张勋棺木启运回乡，并于当年11月底下葬于奉新县赤田乡陶仙岭下。张勋去世后，前清逊帝溥仪赐谥号“忠武”。

阁中帝子今何在，栏外长江空际流。袁世凯复辟失败， 张勋复辟也失败，这说明在民国之后，假皇帝当不得，真皇帝也当不得了。正应了梁启超的那句话，帝位如同墙上泥塑木偶的菩萨，一旦被人扔进了猪圈，就是洗干净再重新供奉，那也早已失去了其神圣性。由此，张勋之败，也是定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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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力统一与外交失败

一、冯国璋进京当总统

从张勋入京到复辟失败，时间不过一个月，但北京的政局却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首先是被免职的段祺瑞咸鱼翻身，卷土重来，他不但恢复内阁总理的职位，而且摇身一变，成为了“三造共和”的大功臣。

段总理回京之日，广大群众夹道欢迎，其热烈场景相比于一个月前的黯然出京，何止于天壤之别。

至于黎总统，这一个月来简直就是坐过山车，不仅从愉快的峰顶跌到了绝望的谷底，也尝到了冰火两重天的滋味。在逃出总统府后，黎元洪便一直躲在使馆区内，直到复辟失败也未曾露面（他倒也不怕使馆区的新客人张勋张大帅找他算账）。

段祺瑞回到京城之后，便派人去日本使馆中找黎总统，并希望他能回到总统府。黎元洪此刻的心情如同打翻了五味瓶，酸甜苦辣，百味杂陈，他如何有脸再去面对段祺瑞……这个被他免职而如今又强势翻身的段总理呢？

人非圣贤，孰能无气？事实上，黎元洪心里也清楚，段祺瑞不过是表面客套，心里恐怕也未必愿意他继续在总统的这个位置上做下去，对于一个月前的解职令，老段岂能不耿耿于怀？再说了，原本可以倚仗的国会又被黎元洪自己亲手解散，如今拿什么去对抗老段呢？继续干下去，这不是给自己找不痛快嘛。

当断不断，必受其乱，罢罢罢，万事皆休，三十六计，走为上计。由此，黎元洪郑重发表声明，称自己已经打定了辞职的主意，也就没有再回总统府的必要了。

黎元洪还算是有自知之明，不然的话还真会自取其辱。据说，段祺瑞回到北京的当天晚上，便和身边的人讨论了今后总统的事情，当国务院秘书长张国淦提出让黎元洪复职时，段祺瑞脸一沉，说：“怎么？我今天还和他共事？这事决无可能！”

段祺瑞这么一表态，他身边的几个武夫立刻拔出手炝威胁道：“这事还用讨论？今后谁做黎元洪的说客，当军法从事！”

但是，黎元洪毕竟还是大总统，在张勋被赶走后，他继续呆在日本使馆里总不是个事儿。于是，段祺瑞便让江朝宗带人去将黎元洪接出，而黎元洪则只让他们把他送到了自己的私宅，而坚决不肯去总统府。

7月14日，黎元洪发表通电，正式宣布辞去大总统职。在通电中，黎元洪倒还算勇于承担责任，说自己误信了张勋的鬼话，导致不可收拾的局面发生，这都是自己的过失，并表示自己要 “杜门思过，扫地焚香”，从此后息政归隐，不问政事。电报的最后，黎元洪对冯国璋继任总统寄以了厚望，并希望他能重整民国江山，为黎民百姓造福。

黎元洪的辞职通电写得情感真挚，既不诿过于人，也不贪恋高位，得到了当时舆论的普遍赞赏。然而，黎元洪的高调隐退虽然赢得了一片掌声，但让段祺瑞却感到有些不快，因为黎元洪在退职之前极力推荐冯国璋作为继任人，这却不是段祺瑞所希望的人选。

老段最希望的人选是谁呢？徐阁老徐世昌是也。徐世昌很早就跟随袁世凯，正儿八经的进士出身，还点过翰林，可谓是北洋系中最有文化的。在前清时期，徐世昌的官衔仅次于袁世凯，而且是袁世凯在被载沣踢回老家后的北洋全权代理人，因此，徐阁老在北洋中享有崇高威望非他人所能比拟。

当然，这一切都是老皇历了，段祺瑞当时最在意的一点是……徐世昌是个文官啊。 冯国璋就不一样。这老兄在当年的“北洋三杰”中排名靠后，年龄却是最长，他比王士珍大2岁，比段祺瑞大6岁，与袁世凯倒是同庚……却还要大上半岁。冯国璋，字华甫，1859年1月出生于直隶河间县诗经村，其祖上据说为明朝开国元勋冯胜之后，而其所居的诗经村据说又是汉毛公讲学处，此处倒是该出个民国大总统。

冯家数代以来，并不算发达，虽然偶有人外出做官，但总体上仍为传统的耕读之家。在冯国璋祖父的时候，冯家还算家道殷实，但在冯国璋出世后，家道便开始中落，耕读传家变成了以耕为主，以读为辅，生计维持颇为不易。冯国璋在幼年的时候便入了私塾就读，成绩也还算优秀，在年长之后，他又去了保定最出名的莲花书院读书，但后来因为家计困乏而不得不放弃学业，回家务农。

1884年也就是冯国璋25岁的时候，冯国璋投入直隶提督聂士成的麾下，先从炊事兵开始干起。在当时那些大字不识一箩筐的粗笨士兵中，冯国璋完全可以算得上是一个知识分子，而多年的学习经历也让他显得十分机敏聪明，鹤立鸡群。于是，营管带很快便发现冯国璋是个人才，并随即将他提拔为自己身边的勤务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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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缘巧合的是，在冯国璋入伍的第二年，李鸿章在天津创办了北洋武备学堂，第一期学员主要从淮军各营军官推荐的优秀士兵中选拔。毫无疑问，在这一次推选中，冯国璋的文化水平又帮了他的忙，由此顺利的进入了第一期的步科学习（王士珍和段祺瑞均为炮科）。

在就读期间，冯国璋还对功名念念不忘，他后来还曾经回原籍应试并中了秀才，后来因为乡试落第而重新回到学堂就读。当然，冯国璋的行为是得到领导默许的，因为当时武人大都不重视文化学习，而冯国璋中了个秀才倒可以起到表率作用。

在武备学堂毕业后，因冯国璋的学业优秀，总办荫昌将他留校任教。由于当时淮军并不重视军校毕业生，而冯国璋急欲立下军功升迁，后来便再次投入聂士成的部队，并参加了甲午战争，其间表现甚佳。战后，聂士成被推荐为中国驻日本大使裕庚的随员前往日本，由此留意考察日本军事，并著有兵书数册，回国后献给聂士成。可惜的是，聂士成是老粗，对近代军事了解有限，因而冯国璋的成果并未得到重视。

在袁世凯小站练兵后，冯国璋被老校长荫昌推荐前去担任教习，于是冯再次献书，这次歪打正着，却遇上一位大大的伯乐。袁世凯见书后如获至宝，并连连称赞冯国璋是“军中学子第一人”，由此冯国璋也受到了袁世凯的极大重视，并在新建陆军担当重任。在此期间，小站新军的步法操典均出于冯国璋之手，冯国璋也算是找到了施展身手的好地方。

随着袁世凯势力的不断膨胀，冯国璋也随之步步升迁，先后出任各类军事学堂的总办、练兵处军学司司长等职。1903年，慈禧太后亲临保定视察新军，冯国璋因练兵有功而由从三品晋升为正二品武官。1905年，冯国璋与铁良等人再度赴日考察军事，在国内军界的地位也日益重要。

武昌起义后，袁世凯重新出山并督军南下，冯国璋随即率第一军的李纯、王占元、陈光远等部猛攻汉口，并在激战四昼夜后加以占领，由此冯国璋也被清廷授予了二等男爵。据说，冯国璋在得知自己封爵后，竟然感动得大哭起来，说自己一个穷小子，现在竟然封了爵，这真是天恩高厚，一定要为朝廷效力……倒也发自内心，并非笑谈。

由此可见，冯国璋在袁世凯死后写给张勋的亲笔信并不是突然之举，而张勋认为冯国璋赞成复辟，想必也是“观其言、察其行”的结果。在攻下汉口之后，冯国璋一而再、再而三的向袁世凯请命，要求一举攻下汉阳和武昌，建立不世功勋，但令他没有想到的是，袁世凯此时的眼光已经超越了武汉的战局，冯国璋因不了解袁世凯的用意而被调回京城，出任禁卫军统领。

在南北谈判的关键时候，袁世凯将冯国璋调任禁卫军统领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原因一是冯国璋一意主战，将影响到袁世凯的谈判大局；二是冯国璋练兵多年，又曾做过贵胄学堂的总办，当时禁卫军的各级军官大都是他的学生或属下，这样也有利于袁世凯通过冯国璋之手控制这支特殊的军队。

当时禁卫军共有两个步协（即步兵旅），每协辖有两个步标（步兵团），另外还有炮标、马标和工程营等。其中，除了步兵第四标是汉人士兵组成外，其他均为旗人，而原统领良弼是知名的宗社党领袖之一，其誓死保卫大清的态度也让袁世凯觉得非常为难，因为这支军队一旦不稳，很有可能让京城陷入险境，或者中了日本人和宗社党的计，将清帝护送出京城并成立独立的满洲国，这将导致中国分裂并让东三省最终落入到日本之手……所谓“驱逐鞑虏”，落脚也在此处（所以革命党的十八星旗是不包括满洲即东三省的）。

在冯国璋刚立下赫赫战功的情况下，袁世凯将他调任禁卫军统领既名正言顺，又具有有“一石二鸟”之功效。所幸的是，良弼被排挤出禁卫军不久被革命党人彭家珍给炸死，袁世凯也就通过冯国璋加强了对禁卫军的控制。没有了禁卫军，宗社党和日本人之诡计也就无从施展。

当然，当时禁卫军之所以服从冯国璋，其中的一个主要原因还在于他们觉得冯国璋是忠于朝廷的，譬如在段祺瑞发表赞成共和的通电后，冯国璋最初的反应是不能理解也不予赞同的。据他的幕僚回忆说，冯国璋在看完电报后，非常生气的道：“芝泉怎么会发出这样的电报？他本人现在保定，这个电报，是不是有人捏造，还是他的本意，我一定要问一下”。直到后来，段祺瑞派靳云鹏亲自来向冯国璋解释，并透露这是袁世凯的意思，冯国璋这才默然许久，此事作罢。

在清帝接受优待条件并答应退位后，冯国璋便遇到一个棘手的问题，那就是如何去向禁卫军的官兵解释并加以安抚。禁卫军大都是满人，他们一是忠于清廷，二是担心清帝退位后军队会被解散，从而影响到自己及其家人的生计。由此，要是冯国璋处理不好，很有可能会引发兵变，甚至影响到清帝退位的进程和京城的稳定与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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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2年2月初的某天，正当禁卫军的官兵议论纷纷的时候，冯国璋来到驻地并命令吹号集合，他要亲自向官兵们宣布清帝退位的优待条件和禁卫军的安置问题。吹号后，全体官兵集合在操场，操场的前面则摆着三张大方桌，其中一张叠在上面，并在旁边放了接脚的椅子，以临时搭一个高台，方便冯国璋向官兵们讲话。

在全镇官兵按照步、马、炮、工程、辎重营的顺序列队后，冯国璋便拿着一张纸卷上台了。他先扫视了一下列队的官兵，随后开始讲话：“我今天来，是和大家说一件要紧的事。大家知道，袁总理是主张君主立宪的，我也是向来赞成君主立宪。但现在独立的省份太多了，要打起来，兵力不敷使用，军饷也没有着落，外国人又不肯借给我们钱。现在隆裕皇太后下了懿旨，说要将国体问题交给国民大会公决，但现在的局势已经是万分危险了，就算我们禁卫军的官兵拼着性命去打，那护卫皇宫和保卫京师的责任又交给谁？”

看到下面已经有动静后，冯国璋赶紧拿出那张纸卷开始念：“现在，总理大臣已经和民军商定了优待条件：皇太后和皇帝的尊号、满族和蒙族的待遇，还有我们禁卫军的一切，一概不动……”

当冯国璋念到“大清皇帝辞位”的时候，队伍里已经有了不小的骚动，一些旗兵嘴里虽然没有说什么，但脸上无疑是那种又惊又愕的表情；而一些人干脆就抹开了眼泪。随着冯国璋越往下念，队伍的骚动情况就越严重，很多官兵都已经脱离了原本整齐的队列，开始相互议论并发表自己的意见，其中也不乏愤怒的举动。唯独屹然不动的，是由汉人组成的步队第四标，他们仍旧整齐的列队站着，丝毫不为所动，表现出无动于衷的表情。

冯国璋在念完优待条件后，见队伍已经凌乱，便大声宣布：“我刚才所说的事情，不论官长士兵，有什么话都可以跟我说，你们大家可以推选几个代表，请代表上前五步，由他们代大家申述意见。”

过了一会，队列里走出几个代表，他们提了两个问题，一是皇太后和皇帝的安全，冯总统（禁卫军的统领当时称总统）是否能够担保？二是禁卫军今后归陆军部编制了，会不会取消？冯总统能不能对此担负完全责任？

冯国璋听后，立刻上台答复说：“两宫的安全，我冯某敢以身家性命担保！并且，我敢担保两宫决不离开宫禁，仍旧由我们禁卫军照常护卫。至于我们禁卫军，不论我今后调任什么职务，走到什么地方，永远不和你们脱离关系！”

在代表们归队后，队伍的骚动仍旧没有完全平息下来。这时，冯国璋急中生智，他再次跳上高台，大声对下面说：“我还有话跟大家说！”这时，协统姚宝来、王廷桢赶紧对自己的队伍高喊一声：“立正！”

在队伍稍微安定了一点后，冯国璋便大声道：“现在你们不管是目还是兵，赶紧推选出两个人来，今天就发给他们每人一把手炝，并且从今天起就跟随在我的左右，以后不论在家出外，只要发现我和革命党有勾结的情形，准许这两个人立刻把我打死，并且不许我的家属报复。”

旗兵们听了这话后，当场便推选出两个人，这两个人都是步队里的正目（即班长），一个叫福喜，一个叫德禄，两个人来到冯国璋面前后，冯国璋对随从幕僚说：“今天就到镇司令部拟两份命令，委派这两个人做本处的副官，领两支手炝，并按每月50两银子支饷”。

这事办好之后，队伍才安静了下来，冯国璋也算是松了口气。他回到镇司令部后，一屁股坐在沙发上，只“嗳”的长叹了口气，一言不发。情势所逼，冯国璋当时的心情，既觉得自己对不起清廷，又不得不做了袁世凯的驯服工具……袁世凯对他也是有知遇之恩的啊！
在沉默的气氛中，冯国璋随后便离开了镇司令部。从此后，冯国璋的身边便多了两个拿手炝的旗兵，他们不但跟着冯国璋回煤渣胡同的私宅，而且真的是冯国璋去哪里都跟着，这种情形一直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

据称，当时禁卫军的军心确实是不稳的，特别是在宣布优待条件的时候，旗兵们觉得已经到了生死存亡的地步，如果不是冯国璋的灵机一动，当时发生什么事情还真不好说。（以上记叙均来自冯国璋当时的幕僚恽宝惠亲历的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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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宝寒

清帝退位之后，冯国璋对前朝的官服和官帽都是十分珍重的，他的官帽仍旧挂在客厅的四足帽架上，为了防止落尘，他还特意让人做了一个帽袱子盖在官帽上。冯国璋身后的小辫，也是1912年8月去天津上任直隶都督时才剪掉的。这也许是为了维系禁卫军的军心而有意为之，但一直到冯国璋死，禁卫军也确实没有和冯国璋脱离过关系，这是后话。

在袁世凯时期，冯国璋先后担当重任，并在“二次革命”的时候亲自率兵南下，将革命党镇压了下去。随后，冯国璋又当上了江苏都督，成为威震江南的一方霸主。在袁世凯复辟帝制的时候，冯国璋是反对的，但他不像段祺瑞那样直接，而是背地里阻挠。之所以和袁世凯抹不开脸，一来是冯国璋的性格，二来也是由于冯国璋的继室是袁世凯家的家庭女教师周女士，冯国璋也不好跟袁世凯闹翻脸。

在袁世凯死前的几个月，冯国璋也曾经在南京召开会议，商讨日后的政局发展，但由于受到倪嗣冲等人的干扰，最后不了了之。在黎元洪继任总统后，冯国璋也曾为黎、段之间的“府院之争”调停过，但黎、段最后还是愈演愈烈，结果引发了张勋复辟的事情¬……可笑的是，张勋还以为冯国璋也是复辟派呢。

在黎元洪坚决辞去总统职位后，当时的代理大总统冯国璋也就成为名正言顺的继任人。但最开始的时候，冯国璋也是喜忧参半：喜的是他终于可以达到人生中的最巅峰……当上民国大总统（袁世凯做得，我老冯也做得嘛！）；忧的是北京那地方不是自己的势力范围，万一像黎元洪那样当一个光杆总统，处处受别人的约束，倒不如当个江苏督军来得逍遥自在。

在冯国璋左右为难的时候，段祺瑞给他发电报说：“四哥快来！”冯国璋在接到这个电报后，又高兴又得意的指着电文对身边的人说：“你们看，芝泉这个粗！芝泉这个粗！”

然而，冯国璋身边的人当时分为两派意见，一派认为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希望老头子立刻去北京当总统；另一派则认为“宁为鸡头，不为凤尾”，还是作江苏督军的好，免得去了北京束手束脚，受别人限制。

冯国璋对此也十分苦恼，一来当总统的诱惑实在太大，二来也怕猛虎离山，虎落平阳，反而丢了自己的地盘。段祺瑞见冯国璋总不表态，而总统一职也不能总是虚悬，于是派靳云鹏亲自去南京劝说冯国璋就大总统之职。

靳云鹏来南京后，说了这样一段话：“北方的大局好比是一个香炉，这个香炉有三条腿，大总统好比是这个香炉的一条腿，总理和东海（徐世昌）是那两条腿，有了这样的三条腿，还怕香炉立不稳吗？”

靳云鹏的“香炉三条腿论”打动了冯国璋，他最终决定择日北上就任总统。但是，在去之前，冯国璋提出了三个条件，那就是：一、国务院秘书长的人选，除了徐树铮之外，任何人都可以同意；二、江苏督军的遗缺，由江西督军李纯调任，李的遗缺则由陈光远继任；三、崇文门监督和两淮盐运使均由冯国璋派人出任（两个职位均系收钱收税的肥缺，冯国璋主要是担心做上总统后财政毫无保障）。

段祺瑞接到冯国璋的条件后，心中虽然有些不快，但还是很痛快的答应了。毕竟，更着急的是段祺瑞，他当时急需冯国璋来帮他解决这个总统缺位的政治危机。

冯国璋来到北京后，原总统黎元洪执意要离开北京（一城不容二总统嘛），但段祺瑞考虑到当时南方仍旧有“拥黎”之声，他害怕黎元洪离开北京后会被人利用，于是一再强留，不肯将黎元洪放走。就在这时，黎元洪的东厂胡同私宅突然发生了一起离奇的命案：黎元洪的一名卫队士兵突发疯疾，其用刺刀连续刺死卫队长和两名士兵后逃出门外，最后才被其他追上的卫兵用枪击毙。

血案发生后，黎元洪的私宅也就成了凶宅，黎的家人纷纷避居天津。而此时冯国璋已经抵京，段祺瑞这才同意黎元洪迁居天津。由此，黎元洪也就成为了息影津门的一介平民，他的故事也就暂告一段落¬……他还能够再度咸鱼翻身吗？

世事变幻，向无定数，姑且等到五年后再说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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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宝寒

二、三湘大地烽烟再起

1917年8月1日，冯国璋在北京就任代理大总统，这也标志着短暂的“黎、段”体制结束，民国中央政局进入“冯、段”体制时期。

没了黎元洪和国会的制肘，对德国宣战的问题就迎刃而解了。1917年8月14日，北京政府发布公告，正式向德国和奥匈帝国宣战，并宣布之前与德奥签订的条约协议一律无效。换句话说，德奥在中国的租界及其特权全部收回，庚子赔款也不必再支付了。

真是大快人心的大好事啊。

那有人要说，既然参战了，那应该组建军队去欧洲参战吧？这天上掉馅饼的事，终究不可靠啊。值得庆贺的是，这种想法在当时确实多虑了。中国虽然宣布参战，但并没有派出一兵一卒加入战场，也没见德奥提兵前来报复，这实在是一件包赚不赔的好买卖。

当然，中国还是派出了一些劳工前往协约国集团的法俄等国的，因为当时欧洲打了几年仗后，青年都上了战场，后方壮劳力极度缺乏，因此他们请求中国派出一些劳工前往欧洲，帮助他们在后方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譬如兵站运输、防御工事的挖掘修建等工作，也算是代中国军队间接参战了吧！

国外的战争相隔数万里，倒也无甚可急的，但国内的问题可就没那么轻松了。在黎元洪受了张勋的胁迫并解散国会后，广东、广西便宣布独立，不再承认北京政府；而段祺瑞宣布不再恢复国会后，更是激起了那些议员的极大愤怒，这些人纷纷南下，打算另立中央。

1916年4月，孙中山从日本返回上海，此时的他正密切的关注着袁世凯死后北方政局的变化。在国会被解散后，孙中山号召国会两院议员们南下重组政府，维护《临时约法》的尊严。1917年7月6日，孙中山带领朱执信、廖仲恺、何香凝、陈炯明等人乘坐“海琛”、“应瑞”离沪南下，并提出在广州召开国会。

7月21日，孙中山的呼吁得到了海军的回应，原海军总长程璧光及第一舰队司令林葆泽率十艘军舰南下，并发布了《海军护法宣言》。程璧光是广东香山县人，他不但与孙先生是正宗的老乡，而且其家庭也与孙家有相似之处。程璧光的父亲早年在美洲经商，后病故于檀香山，程璧光扶柩归里后考入福州船政学堂，后来做上了“广丙”舰的管带并参加了甲午海战。

威海保卫战中，在提督丁汝昌和 “镇远”舰管带杨用霖皆拒降自杀后，剩余的将领公推程璧光将降书递交给日军旗舰并参与受降谈判。北洋舰队全军覆没后，程璧光被革职回故里，一度参加了兴中会，后因兴中会事牵连，程璧光逃至南洋槟榔屿。1896年，李鸿章出使欧洲路过槟榔屿时，程璧光前往谒见，李鸿章劝其回国，于是程璧光回国后重返海军，并历任兵舰管带、船政司司长、统领巡洋舰队等职。

清朝覆灭后，海军是个爷爷不亲、姥姥不爱的小角色，非但得不到应有的重视，有时连军饷和基本的补给都非常困难。按说，海军应该由中央财政负责，但当时的北京政府穷得叮当响，哪里有钱给你海军（再说你也没啥大的用处，特别是在内战中）。由此，海军的各舰队只能靠着地方督军救济，混过一天是一天。

据说，这时孙先生倒是得了一笔巨款，有人说他收了德国政府的两百万马克，以帮助反对中国参战，其所谓秘密外交之秘密献金也。二战后，德国国家档案被全部公开，留学德国的台湾历史学家李国祁博士曾对此有所研究，据他所说，德国原赠孙先生的数目为两百万马克，但孙先生实际上只收了一百万；另外的一百万，据猜疑是经手人所中饱或德国另送他人。关于此事，旅美历史学家唐德刚先生也曾多次提到。

　　读者看到这里，难免会有所怀疑，孙中山先生怎能收受外国的贿赂呢？而且按当时马克的国际汇率，一百万马克稍低于一百万美元，那可是一笔不得了的巨款呢。不过，革命嘛，就像打仗一样，那就得要钱，没钱打什么仗、革什么命呢？孙先生革命生涯几十年，经他手的革命经费何止千万，但有一点光明磊落，那就是一生不置私产，这却是不容怀疑的。

孔夫子说了嘛，大德无亏，小德出入可也。为着争取革命的成功，万事皆有可为。即便收受一百万马克，那也不是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情，就当是德国将庚子赔款还给了中国人民，不收白不收啦！

在段祺瑞拒绝恢复国会后，部分议员们来到广州并于8月25日召开了“非常国会”。所谓“非常”者，乃是人数不及法定出席人数也。按例，国会通常为“八百罗汉”，须过半数方可开会，当本届国会议员自选举后已近5年，部分议员或老或病或死或退，已经难以凑足八百，之前被黎元洪解散的那个国会也不过刚过半数。这次来广州“非常国会”的议员，人数在一百五十余人，已属不易。

经“非常国会”的“非常会议”之后，广州便组织了以孙先生为大元帅的军政府，与老段的北京政府遥相对峙，分庭抗礼，而其依靠的是势力却是西南军阀，如云南的唐继尧和两广的陆荣廷，这二位大佬也被选为元帅。

《北洋年代》 连载137

云雾飞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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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宝寒

自命为正统的冯国璋大总统得知广州另立中央后非常生气，他一边指责孙中山非法召开“非法国会”，一边还下令将广州军政府的成员一律缉拿严办。段总理来得更直接，他气势汹汹的宣布要出师剿灭南方军队，决不宽恕。

在北方的威胁恫吓之下，南方也不甘示弱，陆荣廷在召开会议后提出四项主张：一是迎黎元洪复职、二是恢复国会、三是罢免段祺瑞、四是撤免湖南督军傅良佐，如果北京政府不肯答应，哼哼，他们也要武力征伐。

在这个比谁的拳头粗的军阀年代，非常即常，常也不常，哪里来的这么多讲究！

陆荣廷的前三个条件，即“迎黎元洪复职、恢复国会、罢免段祺瑞”，稍有理智的人就知道这断无可能，要是满足了这三个条件，那还不如请你陆荣廷去北京做总统、重组政府得了。很显然，这不是谈判的友好方式，也毫无谈判之诚意。南北双方，彼此彼此。

说到第四个条件撤免湖南督军傅良佐，却是引发南北冲突的直接原因。原来，在辛亥革命后，湖南革命党推年仅26岁的焦达峰为湖南都督，但不到十日便被人刺死，后由进士出身的知名立宪党人谭延闿继任都督。

谭延闿出生于1880年，其父谭钟麟曾做过陕甘、闽浙、两广总督等职，曾与陈三立、谭嗣同并称为“湖湘三少”。谭延闿从小就聪颖好学，帝师翁同龢也曾称他为奇才，后来谭延闿果然连中秀才、举人，并在1904年的全国会试中一举拔得会元（会试中的头名），填补了湖南近200多年来没出过会元的空白。而这一次，也是中国的最后一次科举考试。

谭延闿当上都督后，由于湖南革命党的势力比较强大，因此谭延闿也在民国初年偏向革命阵营并加入了国民党。在“二次革命”中，谭延闿因试图在南北双方中维持中立而被袁世凯逼走，改由海军次长汤芗铭出任湖南都督。

汤芗铭是湖北人，其兄便是清末著名的立宪派领袖汤化龙。汤芗铭曾中过举人，后来改习海军并到欧洲留学五年。回国后，汤芗铭进入海军，并出任了统制萨镇冰的参谋长。在辛亥革命中，汤芗铭率领舰队起义，后来被袁世凯委为海军次长之职。“二次革命”爆发后，汤芗铭重披战袍，率舰队前往江西、湖南助攻，并由此接任了湖南都督。

在洪宪帝制中，汤芗铭带头劝进，袁世凯喜出望外，随后封其为一等侯，不料护国军起，局势大变，汤芗铭在其兄的劝说下又仓皇宣布独立。袁世凯得知汤芗铭都倒戈了，气得病情加重，是谓“送命二陈汤”也（“二陈”即为陕西的陈树藩和四川的陈宦）。

尽管汤芗铭气袁有功，但他毕竟是帝制运动的积极分子，最终为湘人所不容，后来被逼出湘，而谭延闿则卷土重来，做上了湖南省长兼督军。上任伊始，谭延闿便搬出民国初年的一个口号，叫“湘人治湘”，实则是再次贩卖他“严守中立”的看家法宝，防止其他势力觊觎三湘大地。

说起民国初年的口号或者说理念，那可谓是不胜枚举。就拿“湘人治湘”、“鄂人治鄂”之类的来说吧，意思就是由本省人来治理本省，具体体现便是由本省人来做本省的都督，如黎元洪作湖北都督（黎为湖北黄陂人）、阎锡山做山西都督（阎为山西五台人）、李烈钧做江西都督（李为江西武宁人）、谭延闿做湖南都督（谭为湖南茶陵人）、陆荣廷作广西都督（陆为广西武鸣人）、胡汉民做广东都督（胡为广东番禺人）等等，诸如此类。

民国初年，南方民党推荐参加革命的原广西布政使王芝祥出任直隶都督，结果引发了袁总统世凯和唐总理绍仪的一场冲突，弄得最后，唐总理被逼挂冠而去，未尝不是“直人治直”思想所导致。南方民党的推荐理由很简单，王芝祥是直隶通县人，由他出任直隶都督理所当然。唐绍仪对此本已答应，但直隶是什么地方？袁世凯岂能容忍卧榻之侧来个革命党做都督？此事闹得不欢而散，不待智者而知之。

“湘人治湘”及其类似的理念，其实是各省自治的初级阶段，后来还扩展成“联省自治”的高级阶段，其滥觞便在于此。

《北洋年代》 连载138

宝宝寒

与“湘人治湘”类似理念同等出名的便是“军民分治”。所谓“军民分治”，就是要将各省的军政事务与民政事务分开，一来防止军阀专权，二来也是为了提高效率。在前清的时候，各省的总督巡抚是兼管军事民政司法狱政的，后来清末搞什么统一军权，把各省都督巡抚的军权收去，结果总督巡抚控制不了各省的新军，这其实也是清朝覆亡的一个重要原因。

从理论上说，清末统一军权的政策并没有错，错就错在操之过急，结果辛亥革命一爆发，各省新军各行其是，把老的总督巡抚赶走，自己做督军。君不见，民国初年的各省新贵，那些新军的将领是何等的年青，譬如蔡锷、李烈钧、阎锡山等都督，他们当时也不过就三十出头，倘若不是武昌起义的机缘，如何能发生此等不可思议之事？以他们的知识、阅历及能力，又有何德何能，能治理数千万人口的一省之大呢？像阎锡山这样的是，实在是凤毛麟角。

民国建立后，各省大权均集中在都督手中，这对中央政府统一政令自然不利。于是，袁政府也就接过前清的政策，打出“军民分治”的旗号，要将各省都督的权力分离，也就是在各省分设省长和督军两职，省长管民政，督军专任一方安全，彼此分工合作，又有所牵制，而中央政府也可借以统一政令，防止地方军阀的危害出现。

不管是口号也好，理念也罢，“湘人治湘”和“军民分治”都可以说是好东西，但中国的问题往往在于，东西是好东西，但执行起来却走样变形，其中的问题出在哪里？关键还在于人的私心掺杂其中，弄到最后，好理念、好政策都要变成歪经。

这不，谭延闿说“湘人治湘”，段祺瑞便提出“军民分治”，理由是谭延闿文人出身，不谙军务，理应辞去督军而专任省长；至于督军一职，则由时任陆军部次长的傅良佐来出任。傅良佐原本就是段祺瑞的学生和跟随多年的亲信，这次得以出任湖南督军，老段特意解释说，傅良佐乃是湖南乾城人，回老家署理督军一职，岂不是“湘人治湘”和“军民分治”的完美结合？

一石激起千层浪，谭延闿心里是一百个不愿意，因为大家都知道，傅良佐虽然原籍湖南，但他是生于北方、长于北方，说的北方话，吃的北方饭，当地就没有几个人知道他是湖南的。因此，说傅良佐回老家当督军是“湘人治湘”，实在是过于牵强。

但是，谭延闿又不能公开违抗中央军令啊，于是他只能把希望寄托在西南军阀的身上。对于老段派傅良佐督湘的目的，南方的大佬们陆荣廷、唐继尧等人当然是心知肚明，他们也深知唇亡齿寒的道理，因为一旦傅良佐拿下湖南，下一步就可能要进军西南，实现段祺瑞“武力统一”的梦想了。

在危险面前，西南的各军阀们立刻联合起来，他们召开军事会议，决定派兵入湘支援谭延闿。但是，西南军阀毕竟山高路远，而且内部也不甚统一，虽说要出兵，但只听雷声大，却不见雨点下，倒是段祺瑞那边行动迅速，先是傅良佐在8月下旬即动身南下，准备前往湖南赴任。

按说，去湖南本应该走京汉线，但傅良佐却绕道津浦路，先去南京拜见江苏督军李纯，随后又溯长江而上，到武汉拜会湖北督军王占元。很显然，傅良佐此举是为了争取直系军阀的支持。

《北洋年代》 连载1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