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岁月------关河五十州

宝宝寒

　　战场态势正如江忠源所言，乌兰泰和向荣的不和，给被困在永安的太平军提供了突围的机会。冲出去的太平军势不可挡，由守转攻，反过来包围了广西省城桂林。
　　听到消息，江忠源坐不住了，他又扩招了千名乡勇，率部火速赴援。这时乌兰泰已受伤死于军中，江忠源遂得以独立指挥楚军。
　　江忠源治军，可以看到他当学子时古道热肠的一面，作为统兵将领，他关心和体恤士兵，能够同甘共苦，当兵的吃什么他也吃什么，从不搞特殊待遇。
　　另一方面，“江青天”时代的机敏务实也随处可见。每次作战前，江忠源都要深入前线，对地理形势进行一番认真观察，然后举着马鞭，告诉部下们，哪里可以诱敌，哪里便于设伏。
　　在后来的很多次战役中，江忠源的楚军都并非主力，但由于他善用地形，往往就能起到出奇制胜的效果。
　　桂林一战，江忠源没有到城里去协防，而是大胆地驻军城外，结果三战三捷，迫使太平军撤围而去，令人叹服不已。
　　但是真正让江忠源扬名江湖的，还是蓑衣渡之战。
　　蓑衣渡是湘江上的渡口，位于湘桂两省交界处，过了蓑衣渡，很快就可进入湖南。江忠源料定太平军要入湖南，则必经蓑衣渡，因此向他的上级提出要在蓑衣渡伏击太平军。
　　江忠源的这些上级早就被太平军打成了惊弓之鸟，正面挡都怕挡不住，哪里还敢搞什么伏击，江忠源的方案被一口回绝。
　　江忠源不甘心，他亲自到蓑衣渡查看地形，发现此时江水暴涨，水流瑞急，若不在这里伏击一下，那真是傻到家了。
　　跟这帮人说话咋这么费劲呢，你们不来，我自己干这一票。
　　江忠源独自率楚军赶到蓑衣渡，砍伐湘江沿岸树木制作木桩，然后钉入河底，以阻断水路。唯一麻烦的是人不够，湘江两岸，楚军只能埋伏在西岸，无法顾及东岸。
　　几天后，太平军乘坐数百条船到达蓑衣渡，当即被木桩拦住去路。楚军乘机以火炮和火箭攻袭，将太平军压于江中。双方激战两昼夜，太平军最终找到东岸的空隙，才登岸冲了出去。
　　蓑衣渡之战，是清军与太平军作战以来所取得的第一个大胜仗。太平军在这一战中损失了全部辎重粮草，数千精锐的广西老兵战死，最惨的当然还是此前已经受伤的南王冯云山中炮身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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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拜上帝会的领导人中，冯云山算是天父的三阿哥，也就是说，洪秀全以下就轮到他了。更重要的是，早期教徒大多是由冯云山发展出来的，“教主”洪秀全不过因人成事而已。有论者甚至认为，他的死直接关乎后来太平天国的兴衰。
　　虽然太平军逃离了蓑衣渡，但这一战对士气打击是如此之大，若不是东王杨秀清坚持己见，洪秀全等人当时就想散伙回家或者转返广西了。
　　杨秀清说，我们都已经骑上虎背了，还能下得来吗，唯今之计，就是专攻南京，以后即使不能完全打下天下，起码据其半总还是有的。
　　听他一说，众人觉得有道理，遂鼓起勇气，继续向湖南挺进。这么一冲，果然又像滚雪球一样，队伍越滚越大，并且转眼之间就杀到了长沙城下。
　　告急，请援，这时候，曾国藩还在家乡湘乡守孝，尽管表面强作镇定，但内心大约也在忐忑不安，而他当年认为前途无量的江忠源已经像个救火队长一样，再次赶到长沙。
　　此时长沙的攻守战甚是激烈，但江忠源不看这个，他观察长沙城外的地形。一看，糟了，作为制高点的天心阁被太平军占领了。
　　鸦片战争以来，那种据高建立火炮阵地的打法已渐为人知，当然也有无师自通的。按照江忠源素来的军事理论，地利为第一重要，须寸土必争，桂林之战为什么要驻扎城外，就是要抢一个好地形，而蓑衣渡一战也完全是借了地势的光，否则几千人哪里是几万人的对手。
　　江忠源立即组织敢死队，与太平军争夺天心阁，虽曾夺得一面大旗，但终究没有能够攻克对方营垒。
　　既然已认准天心阁是固守长沙的关键，江忠源哪里肯舍，他索性挨着太平军扎营。两军大营相距仅数十米，咳嗽一声都听得见，而且还同饮一口水井——大家都很自觉，没有敢朝井里下毒或吐口唾沫什么的。
　　靠这种人贴人战术，江忠源一步步挤，终于把太平军的防区挤得越来越小，逐渐变成了背水临城的不利态势。
　　长沙之战，杨秀清、石达开都参与了指挥。作为太平军前期最出色的将领，他们都很年轻，杨秀清三十一岁，石达开才二十一岁，正是创造力喷发的时候，与赛尚阿、向荣这些六七十岁的老头形成一个明显反差。
　　战场上的淘汰率是最高的，老头们已经或正在退出舞台，在长沙城外与杨秀清、石达开角逐的是四十岁的江忠源。四十岁，那更是一个男人的黄金年龄，经验、能力、动力都近于完美。
　　面对面，青春的一代并没有能够战胜成熟的一代。经过三个月的围攻，太平军不仅没有找到入城的空隙，还蒙受了较大伤亡，位于太平天国领导层第四把交椅的西王萧朝贵被火炮炸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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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固守长沙的把握越来越大，但是城中文武百官仍然不敢松懈，只有江忠源语出惊人：“太平军锐气已挫，可能要撤退了。”
　　这么说是有依据的。根据江忠源的观察，长沙四面布满官军，只有湘江西岸空虚，现在一部分太平军已经渡江到了西岸，为的就是收割岸上的稻谷，以便补充军粮。
　　这说明什么，说明太平军所携粮草将尽，倘若再攻不下长沙，就一定会撤退。
　　江忠源的想法是，乘太平军撤退，在他们必经的回龙塘水道设伏，再次复制一个蓑衣渡之战，但鉴于太平军力量大大增强，楚军不可能独当其任，江忠源希望大家一齐上，他当先锋，全军设伏。
　　方案一拿出来，除了湖南巡抚表示赞同外，底下诸将都变成了缩头乌龟，谁也不敢到城外去与太平军一决雌雄。
　　巡抚官不小，可聚集长沙的大多为外省军队，人家不愿意去，他也没办法。江忠源见状，决定亲自去湘潭找接替赛尚阿的钦差大臣徐广缙。
　　徐广缙初来乍到，对前线的情况不了解，何况他也是个文臣，缺少江忠源那样的名将眼光，看不到这一步，认为长沙驻军的主力若是出城设伏，风险太大。
　　这也不行，那也不行，战机全给浪费得一干二净，江忠源急得直跺脚，却又无可奈何。
　　对战场上的风云变幻，江忠源一向算得很准。太平军撤了，而且一丝不差地是沿回龙塘撤走的。
　　长沙诸将闻之愕然，没有敢鼓掌相庆的，他们都被那个官职不大但料事如神的江忠源给比了下去，当战机失去，只有懊悔和沉默的份。
　　事后有人还怀疑这些将领是收了太平军的贿赂，所以故意纵敌，有一哥们红着脸说了一句：“太平军都不怕我们，他们凭什么要出钱贿赂？”
　　照例，太平军走，官军是要跟着追的，江忠源意冷心灰，打死也不肯再与那些笨蛋同僚为伍，而宁愿留在湖南“剿匪”。
　　只有赫赫战功和过人的军事才华是遮掩不住的，短短几年时间里，江忠源由知县升知府，由知府升巡抚，成为湖南士子中投笔从戎并崛起于官场的第一人。
　　江西巡抚张芾久闻其名，对于他来说，只有江忠源把守南昌，才是最让他放心的。
　　江忠源正奉旨到江南大营报到，途经九江，就接到了张芾的告急文书，立刻星夜兼程往南昌赶。
　　1853年6月23日，江忠源率领千余楚军到达南昌，只比太平军早了一天。
　　看到江忠源这个有名的救火队长赶到，张芾差点哭出声来。他亲手把“王命旗牌”交给江忠源，表示在守卫南昌期间，包括他本人在内，全都服从命令听从江忠源的指挥。
　　王命旗牌是朝廷颁给地方大员，用于便宜行事的令牌。这个东西一交出来，就等于把自己的身家性命交了出来。
　　但是这么一交真是值得，因为江忠源名不虚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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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照防守长沙的经验，江忠源一到南昌，便将城外的民房尽行焚毁，从而使太平军失去前线隐蔽所。
　　太平军还没现身，民房就给烧了，南昌的老百姓起初怨言四起，第二天发现还真的非烧不可。
　　太平军从江上登陆后，找不到靠近城墙的堡垒或制高点，只好顺着较远一些的文孝庙修建堡垒，然后用火炮轰击城池，就这样也杀伤了很多守城官兵，要靠得再近一些，无疑对守城是一个莫大威胁。
　　距离够不着，火炮作用不大，太平军只好提前投入“土营”。
　　“土营”是太平军继水营之外组建的第二支特种部队，以加入太平军的煤矿工人为骨干，实际是一支工程兵部队。其任务是实施“穴地攻城法”，即先进行土工作业，挖掘通往对方要塞之下的地道，然后用炸药进行爆破，从而为攻坚创造条件。太平军能够攻克武昌、南京，土营居功之伟，可以这么说，在冷热兵器混杂的近代战争中，土营几乎就是突破高大城墙的唯一金钢钻。
　　如何对付土营，江忠源当然早有研究。他采用的是“瓮听法”——预先在城内紧靠城墙地方埋一座大瓮，派人坐在里面，专门侦听来自地下的动静。如果有掘土的声音，立刻循声向下对挖，从而破坏对方的地道。
　　大家都很努力，但总有防不胜防的时候。土营终于得以挖通一座地道，并引爆了炸药，城墙被炸开数十丈的缺口，太平军蜂拥而上。
　　江忠源亲自率部上前格杀，将太平军击退后，再用装满泥土的布袋填塞缺口。如是者三，才保得城池不失。
　　楚军军纪严明，没人敢临阵溜号，但楚军一共也才一千多号人，怕的是与之配合的绿营掉链子。江忠源便用楚军来监督绿营，每隔四五个城堞，就按照一名楚军士兵，由这名士兵来监督其它绿营士兵，如果有人弃城而逃，可以立即斩首。江忠源自己也以身作责，在最易被攻破的一面日夜巡防督战。
　　远在天京的东王杨秀清始终关注着南昌的攻守。这是自从围攻长沙后，他与江忠源在战场上的第二次激烈碰撞。按照杨秀清的原定计划，在攻取南昌后，太平军将进入湖南。
　　但是战役的结果却与长沙那次没有什么不同，也是三个月，也是蒙受了较大伤亡，仍不得其门而入。杨秀清唯有下令从南昌撤军，并将西征主将赖汉英予以革职问罪。
　　这一次对峙，江忠源又赢了，他不仅保住了南昌，还保住了湖南，但是一如长沙之战，杨秀清很快就将转败为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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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撤下一个不太能打的，为的是换上一个特别能打的。1853年9月25日，翼王石达开到达安庆，主持安徽方面的西征军务。
　　在早期亲临前线的太平军将领中，很多是李逵似的黑旋风，智勇兼备的较少。石达开是一个例外，他在战场上熏陶和锻炼出了不一般的军事修养，有着极深的谋略。在围攻长沙之战中，就是他率先想到乘虚而入，控制湘江西岸的稻田，从而维持了太平军的军粮补给。
　　翼王上阵，局面马上不一样了。他不是专攻一城，而是全面开花，并依靠水营的灵活机动和工营的擅于攻坚，一步步把对手逼上绝路。
　　关键时候，江忠源所统率的楚军又出现了问题。由于军饷有困难，士兵开始闹饷，有人甚至对江忠源也兵戈相向。之后，不是未战先溃，就是哗散还乡，昔日以打仗卖力，以一当十而闻名的“新宁勇”一崩如斯。
　　江忠源对此痛心不已。他自己总结教训，认为原因“不在勇而在带勇之人”，是营官没配好，不像湘军那样，营官大多是“不爱钱，不怕死”的读书人。
　　症结是找到了，但长江沿岸的形势，根本容不得他这个救火队长再坐下来从容练兵。他只能把希望寄托在曾国藩身上，然后继续跑东跑西，累到吐血。
　　1853年11月中旬，太平军逼近安徽省会庐州（今合肥）。庐州知府胡元炜向江忠源求救，但是此时江忠源正病倒在床，跟着他的残余楚军由于长期得不到休整补充，也越打越少且战斗力锐减。
　　不得不说，胡元炜是个很自私的家伙，为了能让江忠源舍命捞自己，他在信中扯了个谎，说庐州兵力和粮饷充足，光乡勇就有万人。
　　反正是兵强马又壮，您老人家来了指定开心，只要动动嘴，想想招，太平军的那几头烂蒜都不够咱爷俩捣的。
　　江忠源信以为真，遂强撑病体，让人用担架抬着上了路。
　　1853年12月10日，已被任命为安徽巡抚的江忠源进入庐州。去了之后才发现，他竟然被自己的部下给忽悠了。
　　把他带去的楚军加一块，全城兵勇一共才三千人，而且庐州城墙低矮，物资也很缺乏，与胡元炜所说的相去甚远。
　　胡元炜是个肥嘟嘟的胖子，江忠源气恨恨地对他说，你小子既然肚子里有这么多鬼心眼，应该是用脑过度的瘦猴形象才对，怎么会长一身肥肉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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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骂归骂，既然来了，守还是要守。
　　未等江忠源部署完成，大批太平军已经赶到庐州城下。江忠源带病指挥，他明白此一时彼一时，庐州守军势单力薄，必然难以长久支持，因此急忙写信对外请援。
　　可是太平军早就为他准备了围点打援的战术，赴援的兵马来多少被打掉多少，剩下的噤若寒蝉，纷纷裹足不敢向前。
　　陷于孤城中的江忠源不得不带病指挥，用守南昌的办法来守庐州，如此艰苦忍耐，又坚持了月余。
　　在攻城过程中，太平军嗅到了城内的紧张空气，接着他们又派人入城打探动静。令人吃惊的是，那个厚着脸皮把江忠源拖下水的知府胡元炜，竟然在这关键时刻产生动摇，他背叛江忠源，把城内的情况跟太平军一五一十地做了交待。太平军由此了解到城中食物将尽，军火也所剩无几，于是攻势变得更为猛烈。
　　对付“穴地攻城”，江忠源用的是老办法，太平军土营却通过改进，创造了新技术。
　　你不是会破坏地道吗，好，我这次给你来个双黄蛋。
　　土营掘的是双层地道，破坏了上层，还有下层，而且弯弯曲曲，让你捉摸不透。
　　1854年1月14日晚上，上层地道的炸药炸塌了城墙，江忠源派兵抢堵，但是下层地道又发生爆炸，守城兵勇们非死即伤，乱作一团。太平军乘势如潮涌入。
　　眼见大势已去，江忠源欲抽刀自刎，被左右拦下。此时天还没亮，又起了大雾，有忠心的部下将已负重伤的江忠源背在肩上，欲借机冲出包围。江忠源不愿拖累别人，劝止不住，突然咬住部下的耳朵，趁对方一松劲，他挣扎出来，径直跳进一口水塘边自杀而亡。
　　江忠源守城时，曾给咸丰上疏，言“誓与此城共存亡”。咸丰寻寻觅觅，好不容易找到这么一个将才兼救火队长，哪里舍得丢弃，因此破天荒地在奏疏上批示：“不必与城共存亡。”
　　当咸丰的圣旨寄到，庐州已城破两天了。
　　江忠源死后，他的部下冒着巨大风险，重新派人潜入庐州打探，最后从水塘的桥下找到了江忠源的尸体。到运回楚军军营，距其身亡已经22天，竟仍面目如生。楚军部卒见之，无不痛哭失声。
　　曾国藩又要写挽联了，这回是给他曾预言会“节烈死”的江忠源：“百战守三城，章贡尤应千世祀；两年跻八座，江天忽报大星沉。”
　　三战，指江忠源死守过的三座重要城池，即长沙、南昌、庐州。八座，指江忠源按军功所得的官衔，从知县到巡抚依次为八级。
　　大星江沉，曾国藩失去了一位至交，不久之后，他还将失去一位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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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国藩参加过的考试多，当然老师就多，在那些出名的座师中，除了穆彰阿，尚有吴文镕。
　　更为巧合的是，吴文镕还曾是“江青天”的上司。那时吴文镕刚刚出任浙江巡抚，一圈巡视下来，发现一省之内就没几个好官，不是贪污受贿，便是无能渎职。吴文镕一口气弹劾了五个不称职的县令，但仍解决不了问题，新的换旧的，不过是钉钢锤，石头剪刀布，大哥与二哥的差距而已。
　　秀水县令江忠源的出现，让吴文镕眼前一亮。他从没见过这么优秀的官员，又清廉，又能干，简直无可挑剔。
　　一个小小县令，吴文镕却待之如国士，浙江境内凡赈灾、治盗和水利等一干大事，皆依赖于江忠源在秀水所取得的经验，只是推广开来而已。
　　后来江忠源的父亲去世，江忠源请辞归家。临行时，吴文镕亲自送行，见他两袖清风，便叹息着说，像江县令这样贤明的人，怎么可以两手空空地回去给父亲办丧事呢，岂不寒了志士之心。
　　吴文镕从自己的养廉银中拿出五百两送给江忠源，同时还在赈灾有功人员名单中，将江忠源列入第一。
　　吴文镕与江忠源一直有书信往来，清军在永安围住太平军那一仗，吴文镕就曾表示，这一战若不能成功，就会放虎归山，进入湖南的太平军将不可制。
　　吴文镕有长远眼光，江忠源有战场谋略，可惜他们都无法让时局的车轮跟着自己转。当吴文镕临时调任湖广总督时，长江沿线战场已经风雨飘摇，太平军更是进逼武昌。
　　这个时候就如何守城，吴文镕却和湖北巡抚崇纶产生了分歧。
　　清代的督抚制是一个很让人纠结的制度。从名义上来看，总督的权力要大过巡抚，但他们之间又没有直接的隶属关系，巡抚并非总督的下属，大家都只对皇帝一人负责。
　　这样一来，一把手和二把手的关系就很微妙。合得来当然没问题，可以做到齐心协力，优势互补，比如广州反入城斗争时的徐广缙和叶名琛，可若是合不来，那就只有互相扯皮个没完没了。
　　吴文镕和崇纶便是一对很悲催的搭档。崇纶以武昌缺乏军饷且兵力单薄，无法固守为由，主张移营城外进行野战，实际上是随时想找机会开溜。吴文镕则坚持死守待援，与武昌共存亡。
　　就在两人争执不下时，太平军已经逼近，想出去也不可能了。吴文镕指挥守城，武昌居然守住了，太平军撤围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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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对崇纶来说可真不是什么好消息。他和庐州知府胡元炜是一样的小人，基本表现为有祸事就要躲，有功劳就要抢，有能人就要妒，吴文镕的成功毫无疑问意味着他崇纶的失败。
　　鸡蛋里挑骨头是小人常用的招数，崇纶也精通这一招。他到咸丰那里告了吴文镕一状，说吴文镕闭城固守的战术属于守株待兔，不仅没功劳，还因此放跑了太平军。
　　给崇纶嘴呱呱地这么一扯蛋，吴文镕的守城功绩大为失色，反倒是崇纶似乎有先见之明——要早点照我说的去做，野战于武昌之外，太平军怎么能说溜就溜，肯定能一举歼灭啊。
　　看了崇纶的奏折，咸丰也糊涂了，不知道谁说的对。他只知道一样，这两督抚在一起，不仅不和衷共济，还在相互拆台，那就一拆两半吧：崇纶守城，吴文镕负责去野战。
　　收到咸丰的旨意，崇纶兴灾乐祸，天天催着吴文镕出城，但吴文镕一直不肯动身。
　　他已经发出信件，陆上征调胡林翼的黔勇，水上邀约曾国藩的水师，请这两路人马赶来助战，到时他再率军从武昌杀出，野战才有胜利的把握。
　　吴文镕迟迟不动身，就是想抓紧战场上宝贵的暂停时间，继续选拔和训练官兵，同时等待其它水陆两军聚齐。
　　可是他的举动在崇纶看来，就是怯懦。
　　哈哈，不敢去了吧，就知道你会整这死出，说我无能无胆，你倒是表现一下你的英勇气慨出来呀。
　　崇纶一步不落，对吴文镕极尽冷嘲热讽，贬损挖苦之能事，甚至还用“抗旨不遵”来进行威胁和逼迫。
　　吴文镕气愤不已，他说我受到国家厚恩，难道还会怕死吗，我是在等待一个夹击太平军的最佳时机啊，现在你既然这样说我，“今不及待矣”，我不能再等下去了。
　　吴文镕随即亲率数千清军进驻武昌周边的黄州，与太平军相抗。
　　从出城的那一刻，吴文镕就知道黄州一行意味着失败和死亡，但他只能如此。
　　仿佛是两千多年的那个天下第一刺客荆轲，他本来可以带他的朋友一起去，那样刺杀秦王将更有把握，可是心胸狭窄的太子丹却一再逼他起身，结果功败垂成，空令英雄暮路。
　　看来不管哪朝哪代，那句名诗永远适用：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
　　自吴文镕出发后，崇纶便暗自掣肘，甚至不按时向黄州运发粮草。加上天气严寒，士气低落，黄州战败不可避免，吴文镕所建十一座兵营被全部烧毁。最后时刻，他选择了和老部下江忠源一样的道路，即投水自尽。消息传来，崇纶还落井下石，报称吴文镕失踪，意思就是并非战死，而更可能是逃路或投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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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几个月之后，曾国籓进兵黄州，访问当地老百姓，都说吴文镕死的很壮烈，很多人还流了眼泪。为了给老师洗清不白之冤，曾国藩据实上奏，咸丰了解实情后十分震怒，立即要下诏将崇纶逮捕治罪。崇纶闻风服毒自尽，也算给了死者一个交代。
　　江忠源和吴文镕的战败自杀，对曾国藩造成了极大刺激。
　　江忠源与曾国藩不仅有十多年的交情，他还利用自己不断跃升的政治地位，在咸丰面前为曾国藩扩充水师鼓与呼。可是当太平军包围庐州，江忠源向曾国藩求救时，曾国藩仅派了一千陆师赴援，而没有派出至关重要的湘军水师前来解困。
　　吴文镕身为曾国藩的座师，也一直是曾国藩背后的有力支持者。早在他第一次固守武昌时，就向曾国藩发出了急速援救的信函。曾国藩不愿意，只是部下踊跃，才勉强答应，但一接到太平军撤围的通报，就马上取消了出发的命令。
　　第二次吴文镕奉旨与太平军决战，又接连写信给曾国藩，要其尽速派水师赴鄂，可曾国藩仍然没有在第一时间出现于黄州。
　　不论是依据世俗人情，还是对照理学标准，曾国藩都该被打屁股，可他又不得不这么做，原因就是他没有准备好，尤其水师还处在雏形阶段，其中快蟹船只有十艘，连油漆都没干，从广东采购的洋炮还在路上，至于水勇，才刚刚开始招募训练。可想而知，若以这样的水平仓促出战，难免会输得落花流水。
　　自出走长沙后，曾国藩再次发挥了他咬牙忍耐的硬功夫。以他这样一个把儒家伦理道德奉之如圭臬的人，在没有把握取胜的情况下，竟然宁愿顶着辜负师友的巨大心理压力，死也不肯拿水师去冒险。
　　当然更应该让人感到佩服的是他的老师。
　　吴文镕被曾国藩说服了，认为曾国藩做得对，反过来一再告诫对方在水师完成训练之前，千万不能轻易出兵。
　　战死前两天，吴文镕给曾国藩写去一封信。在信中，他说我是被逼才来到黄州前线的，没有胜利的希望，所以必死无疑，今后只有靠你在衡阳训练的那支部队，才有能力跟太平军作战。
　　吴文镕怕曾国藩念及师生之情，不顾一切地前来援救，因此一再叮嘱曾国藩非有把握不得出战。
　　二者存一，他要保全一个人，不是从人伦的角度，而是从国家利益的角度。
　　按照人伦，学生不救老师乃大逆不道，可按照国家利益，学生比老师更重要，因为以后的东南大局全要靠这个学生来支撑了，倘若曾国藩再有不测，他吴文镕纵使能侥幸活下来，也难以找到一个类似的继承者。
　　吴文镕生前留下的这些话让曾国藩痛彻于心，“深忧之”，很长时间都难以自拔。
　　他要么不出战，出战就必须做到最好，否则他将一无是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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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南方战事混沌一片时，咸丰正在北方面临一场更猛烈的冲击——较之于西征，北伐无疑更让他心惊肉跳。
　　北伐军统兵将领为林凤祥和李开芳。两人都是广西武鸣人，也都有一身硬功夫，从拳术到骑马射箭无不擅长，号称“武鸣双雄”，皆为“军锋之冠”，乃太平军中一等一的悍将。
　　北伐军共有两万之众，论人数远不及西征军，但从广西到南京，这两万人一直都是先锋部队。什么样的部队才能做先锋，当然得是精锐，尤其两万人里面还有三千是广西“老兄弟”，也就是所谓的“老长毛”，这些人大多是拜上帝教的信徒，且身经百战，算得上是精锐中的精锐。有一种说法，认为正是由于他们资格太老，洪秀全和杨秀清怕控制不住，才索性全部派往北方前线。
　　将为一流，兵为一流，可以想像北伐军有多猛。出征前，林李二人得到的指示是不贪图攻城夺地，要速战速决，以便“疾趋燕都”，第一时间到北京给咸丰好看。
　　咸丰自然不能等闲视之，他不断地下旨，从北方各省调集军队，关外关内，内蒙陕甘，能抠出来的都被他派往前线。
　　在南京谈判时，张喜对英国人说，大清国的北方军队加起来可达几百万，那纯粹是拿来蒙老外的。要能养得起这么多军队，道光咸丰父子就用不着天天苦着个脸了。事实是，即使在鸦片战争前，绿营八旗加一块也只有八十万，这八十万人又分散驻扎，平时其实就是治安警察，每次要集中起来打仗，都只能几万几万的凑。
　　好不容易凑足了人头，咸丰任命讷尔经额为钦差大臣，沿黄河防线对太平军进行堵截。
　　讷尔经额出身于满洲八旗，此前为直隶总督兼文华殿大学士。咸丰派他出马，实际也是延续了大清建国以来的一个惯例，即遇到重大军事活动，即以八旗重臣督师，一如之前南下的赛尚阿。
　　应该说这没什么错。比如乾隆时期的阿桂和福康安，那都是腹有韬略，战功赫赫的名将。无奈时年不利，一方面是遇到的对手越来越强，另一方面则是八旗中涌现的军政人才越来越弱，到道光时，只有一个平定张格尔叛乱的长龄够格，其他如奕山、奕经，都快把督师重臣的脸给丢光了。
　　咸丰不甘心，继续举着旗子上。先残了一个赛尚阿，轮到讷尔经额，其实也好不了多少，赛尚阿是“文不知兵”，讷尔经额是“素不知兵”，碰上打仗跟玩似的太平军，都一样被耍得团团乱转。
　　林凤祥和李开芳先准备在黄河下游渡河，讷尔经额急急忙忙地赶到那里防堵，谁知太平军虚晃一枪，又改从黄河中游抢渡，结果在渡过黄河后，包围了怀庆府（今河南沁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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