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云百年——中国1908-2008----剑气豪情

宝宝寒

　　当然，说博古责任没那么大，但还是有的，不是军事上的，而是政治上的，他确实不是一个治国之才。苏区本来就是落后地区，因为打仗的需要，又把大量优秀的人才被补充到部队，各级政府基本就没有合适的人了，干部大都是临时补充的“工农干部”，没文化、没经验不说，有些还有流氓无产者的恶习，基层组织本来就不够坚强。博古来到苏区后，不正视这些不利因素，不去解决执政为民的问题，而是搞什么查田运动，因为他们认为毛泽东右倾，以前的土地革命犯有富农路线错误，一定还有大量的隐藏的地主富农没被抓出来，所以要查田，这一查可好，原来地主富农只占7%，这次一下提升到10%，江西那个穷地方，哪来那么多地主富农啊，几年甚至十几年以前雇过工的也被当富农打击了， 你主要是靠出卖劳动力养活全家，但只要稍微放点债，收点租，你就是地主，本来整体执政能力就不足，的一群这一下闹的乌烟瘴气，本来已经相对稳定的社会被弄的鸡飞狗跳，人人自危，老百姓对苏区政府的信任大幅度下降。接着又在国军进攻最猛烈的34年的5、6月间开始肃反，西江县数万人口的小县，半个月内被抓了几百个反革命分子，判死刑的就两百多，一时间“赤色恐怖”弥漫乡间。之后就更不像话了，打仗没钱就强行推销公债，让你买就得买，不买就是地主。再就是扩红，打仗需要人啊，就得扩充红军啊，可苏区总共就300万人口，当时乐观估计也就70万壮丁，可累次扩红已经有16万人当了红军，占了四分之一了，还要再扩，老百姓当然不情愿了，思想教育不行，就来硬的，就这样扩充的部队，上去能打仗吗？ 【注41】
　　
　　事实证明，农民变成军人不是换身衣服就行的，当中央决定放弃苏区向湘西转移的时候，还有8万多人呢？和开战前区别不是很大，但新兵太多，干部和部队骨干因为伤亡减员严重，已不及十分之一二，其余全是苏区农民，且多为不情愿的农民，又没有经过训练，一临火线，不战自溃。要钱没钱，要粮没粮，要人没人，要武器没武器，连中共最可倚重的人民群众的支持都没有了，苏区还待下去有什么意思，再说也守不住了呀，跑吧。
　　1934年10月10日晚，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率红军主力五个军团及中央、军委机关和部队共8.6万人，分别自瑞金、鄠都地区出发，向西突围。中共在瑞金建国已经三年了，这机关工作人员极其家属一大堆，都是非战斗人员，再说穷家值万贯，这一转移，携带了大量笨重的物质器材，大到军工机械，小的便盆都带上了，大车小辆的一大堆，如果他们知道此一去是漫漫两万五千里，如果他们知道再一次建国是15年之后，这些劳什子根本就不会带。
　　项英、陈毅、瞿秋白、何叔衡等很多干部被留了下来，率领红24师和地方武装约一万六千人，掩护大部队撤退。他们哪里料到，这一掩护，就和中央、中央红军失去了联系，他们要率领这些人独立去应对接下来的凄风冷雨。项英曾经是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和朱德是他的副主席，后来又当过苏维埃共和国的副主席和代理主席，按李德的意思，毛泽东也要留下来，他跟着中央走，不利于团结，但博古表示，他已经和毛泽东谈过了，大家在政治路线上已无分歧，毛并不想人为地制造一场会把中央红军的命运推向危险境地的领导危机，所以最后关头，毛泽东被允许跟随中央红军转移。
　　

宝宝寒

　　湘江在界首这一段是很窄的，也很浅，随便用几个竹筏就能搭起浮桥，实在不行，趟也能趟过去，和红军后面遇到的大渡河、乌江比起来，真是毫无难度，且此时红军刚刚从苏区出来，人还有八万六千之众，粮草、弹药还算足备，谁成想此战却成为了中共军史上最大的悲剧。
　　红军以最精锐的红一军团为开路先锋，27岁的林彪将要为红军逢山开路、遇水搭桥，此时的他并不知道，从此之后的一年里，他要经历古往今来最众寡悬殊的较量。
　　红军由西向东，要先过潇水，再渡湘江，潇水和湘江之间约有百里，蒋介石就是想在潇水和湘江之间全歼红军。这时正在渡潇水的大部队，得到了一个令人振奋也非常奇怪的消息——前方无大敌，消息是由红一军团侦查科科长刘忠率领的便衣侦查队发回来的，刘忠率领着这个小队人马，迅速渡过湘江，到达西岸的界首，接着向北，转向全州，发现根本没有敌人。怎么回事呢？原来中央军被调去攻击中央苏区了，这一地区是由何健的湘军和白崇禧的桂军共同把守的，而全州本是湘军与桂军防区的结合部，结果呢，何健和白崇禧都命令自己的部队后撤，将潇水到湘江之间的广阔地区变成了不设防地区，湘江的界首到全州段都无敌兵，两座城是空城，原来作为地方军阀，何健和白崇禧都不希望和已成困兽的红军真打，特别是不愿意和林彪的红一军团接触，所以希望让出一条路，只要你不打我，我也就不打你，送客拉倒。
　　当时红一军团的红二师已经过了湘江，红二师下面有个红五团，是一个模范团，战斗力很强，而便衣队长刘忠在这个团当过政委，所以他就要求五团迅速机动，占领全州。这时候五团的团长是陈正湘，可因为二师参谋长李堂萼也在五团，所以得由参谋长做主，李堂萼有些犹豫，敌人怎么可能不设防呢？你刘忠侦查的准不准啊，可别中了敌人的奸计啊。于是上报军团首长林彪，请示下一步的行动计划。就这么一耽误，当五团接到命令北进全州时，已经来不及了，就差几个小时的时间，湘军刘建绪的部队抢先一步占领全州。原来蒋介石任命何健为追缴军总司令，并给他一封亲笔信，信中说“党国命运在此一役，望全力追剿”。在此信中，他还抄录了一首严武的诗：昨夜秋风入汉关，朔风边月满西山；更催飞将追骄虏，莫遣沙场匹马还。何健一看，委员长如此器重于我，加上共军这次的目的是在湘西扎根，似乎不想处境这可不行，一定要剿灭他们，所以才有了刘建绪抢占全州。林彪无奈，只得迅速在全州南30里处的觉山铺构筑工事。
　　此时红三军团的先头部队红四师也到达了界首，开始布防，与红一军团的先头部队红二师所在觉山铺的阵地遥相呼应，一个南拒桂军，一个北抗湘军，为红军开辟了一条狭小的通道。如果单是野战部队，根本不用这么费劲，一路狂奔就冲过去了，可问题是后面拉着一个庞大的中共中央和苏维埃人民政府呢，比刘备当年携民渡江可费劲多了，老百姓也就背个包袱，顶多挑个担子，可红军就不同了，好家伙，印钞机、铸币机、X光机、各种各样的公章一样都舍不得扔，连苏区的纸币也成捆成捆的背着，还想着回来花呢，你想想连挑夫就雇了7000人，这得多少东西啊，所以行进速度极其缓慢。
　　蒋介石在摆平何健后，又给白崇禧发了一份电报：共匪势蹇力竭，行将就歼，贵部违令，开放通黔川要道，无异纵虎归山，数年努力，功败垂成，设竟因此而死灰复燃，永为党国祸害，甚至遗毒子孙，千秋万世，公论之为何？中正之外，其谁信兄等与匪无私交耶。
　　从蒋介石分别给何健、白崇禧做工作来看，我们也能深刻的感觉到，国民政府对这些地方诸侯的控制乏力，为了请两个拥有重兵的大员，以优势兵力和火力去截杀一下已经被打残的红军，他都必须封官许愿、威逼利诱、称兄道弟、晓之以理、动之以情，所以，我相信如果张学良真的不想打，蒋介石是没有办法命令他和日本关东军开战的。
　　白崇禧接到这个电报后，一看于情于理自己在罢兵不战是说不过去了，再说，蒋介石的大队中央军已经从后面追杀过来，自己如果再违抗军令，放走红军，保不齐中央军一到，直接就攻入广西，治自己通匪之罪，中央军的厉害，他是领教过的，所以还是打红军吧，反正白崇禧的反共立场从来都是坚定的。于是桂军于11月28日开始，全力攻击红三军团把守的界首一线，力图堵住红军西进的道路。
　　白崇禧人称小诸葛，极善用兵，桂军也是久经战阵，此时更是以逸待劳，兵力占优，红三军团是彭德怀的部队，虽然劳师远征，虽然新兵很多，但部队的性格没有变，凶悍，能打能拼，两强相争，战况惨烈。两天之内，15团团长白白志文，红五师参谋长胡震，14团团长黄冕昌，10团团长沈述清，10团接任团长杜中美相继阵亡，18团被截断于湘江以东，孤军奋战，团级军官如此大规模的阵亡，可想而知营连排各级军官的伤亡会有多大了，搁一般的部队，此时建制已被打散，军官多已伤亡，怎么可能再组织力量坚守呢？可这是彭德怀的部队啊，此时已经没有战术可言，为保证中央顺利渡江，你红三军团一步也不能撤，拼的就是忍耐力，拼的就是战斗意志，彭德怀将自己的指挥部提前到离前线只有几百米的位置，摆出了一副不行我也上去拼刺刀的架势。

宝宝寒

　　南线焦灼之际，北线更加的不轻松，因为未能占据全州城，使得林彪被迫在觉山铺（也有称脚山铺的）构筑工事，这个地方最高海拔只有300米，全是低矮的山丘，非常不利于打阻击，根本无法和城防永久工事相比。
　　林彪和彭德怀的性格截然不同，此人沉默寡言，看地图和沙盘成了他唯一的爱好，他自己的座右铭是“读书处处有个我在，行事桩桩少对人言”，林彪打仗从来是“谋定而动”，可现在奉命阻截湘军，是一个命题作文，给予他自由发挥的空间极其有限，必须在规定的地点面对优势的敌人坚守三到四天。和彭德怀一样，林彪也将自己的指挥部安在了最前沿，中共军队在长期处于劣势的情况下，却没有被摧毁，和早期红军将领这种身先士卒、不怕牺牲的精神是分不开的，在实力不足的情况下，拼命是最好的解决问题的办法，部队是讲传承的，之后的中共将领延续了这一做法，只不过当她变的足够强大，强大到有资本腐败的时候，不知道这种精神是否依然存在。
　　红一军团的对手——湘军，是中国近代历史上一支重要的武装力量，湘人好勇，民风彪悍，士兵极能打仗，从湖南走出了太多的能征惯战的勇将，所以有“无湘不成军”之说，中共20名元帅大将中，就有九人出自湖南。正在南线作战的红三军团的前身就是湘军一个团，而勇冠三军的彭德怀曾在湘军服役12年。
　　这次林彪的对手叫李觉，毕业于保定军校，是地方军阀中不多的学生出身的军官，据说此人刚到湘军任职时，年纪轻轻、嘴上没毛，看着就是一白面书生，没有威严，底下的士卒多是打过很多仗的兵油子，所以并不服这个学生军官，李觉没办法，竟然采纳了当时还是团长的唐生智的馊主意，拿烧热的老姜抹嘴唇，说是这样能快点长出胡子来，长出胡子就显的不那么嫩了，底下的兵好服你。最后下面的兵还是服了他，当然不是因为他有胡子，而是他出色的军事指挥才能和他勇猛顽强的战斗意志，现如今，他已经是何健的心腹大将，并将大女儿许配于他。
　　红一军团的两个师，也就是红一师和红二师，总共五个团全部都上了阵地了，这是一个没有后备队的战斗，湘军的进攻比桂军晚一天，29号才开始试探性攻击，30号就开始了猛攻。无险可据的红一军团在对方的强大火力笼罩下，打的异常艰难，仅30号一天，一师、二师的阵地相继失守，部队被迫后撤，组成第二道防线。就在这时，李觉开始指挥部队进行穿插作战，穿插、迂回、分割、包抄，把红一军团阵地搅的一片混乱。这套运动战法本是林彪的拿手好戏，一军团打运动战、伏击战是强项，打阵地防御正是林彪的软肋。
　　这次围追红军，国军一共调动了30万兵力，但兵力并没有都投到湘江一线，在此作战的国军大约有15万人，而红军方面呢？在五次反围剿末期，作战部队就只剩8万多人了，这次留下了1万6掩护大部队撤退，加上之前又突破了三道国军防线，等到达湘江时，作战部队总人数乐观估计不超过6万，剩下的就是中央机关各部委和家属们了，除了红一三军团死守渡口外，红九军团为左翼掩护，红八军团为右翼掩护，红五军团断后，抵御追击而至的中央军。
　　这时候的党中央在干什么呢？在路上墨迹呢呗，这周围到处是枪炮声，他们当然知道情况紧急，但紧急到何种程度，并不十分清楚，前线每一分每一秒都在死人，他们还拉着大量辎重在缓慢前行， 30日深夜，中央军委收到了以军团长林彪、军团政委聂荣臻、参谋长左权三人联署的十万火急电报：……军委须将湘江以东各军，星夜兼程过河，一二师明日继续抗敌……，这份电报看似平淡，但整个中央的心都提起来了，因为这份电报显示，向来无往而不胜的林彪对自己守到明天已无信心，同时大家都了解，林彪此人说话极有分寸，他说能行，那肯定能行，但他如果说不行，恐怕就是真的不行了。
　　这时候，如果扔掉所有不必要的辎重，那么当可如林彪建议的那样，星夜过河，毕竟此时离江岸就只有六七十里了，红军向来以能跑著称，此时一个努力也就过去了，可都拉出来一个多月了，现在让扔，真舍不得啊。也不想想，你就算把这些个玩意拉到江边，你怎么过江啊。后来，刘伯承说这是“抬轿子行军”，毛泽东没那么客气，直接讥讽这是“叫花子搬家”，彭德怀就更不客气了，说这是“抬棺材送死”。
　　朱德半夜一点半给林彪发了封电报：“一军团全部原地域有消灭全州之敌由朱塘铺向西前进部队的任务。无论如何，要将汽车路向西之前进诸道路，保持在我们手中。”
　　两个小时后，仍然觉的不保险的三人团成员周恩来又以中央局、中央军委和总政治部给林彪发了封电报：“1日(指12月1日)战斗，关系我野战军全部西进，胜利可开辟今后的发展前途，否则我野战军将被敌层层切断。……我们不为胜利者，即为战败者，胜负关全局，人人要奋起作战的最高勇气……保证军委一号（指朱德）一时半作战命令全部实现，……望高举着胜利的旗帜，向着火线上去。”【注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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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月1日凌晨，敌军再次对觉山铺一线发起猛烈进攻，李觉部穿插迂回极其凶猛，以浓密的树林作掩护，迂回到了觉山铺南面山坡上的一军团指挥部，当时左权正端着碗吃饭呢，警卫员就报告，敌人上来了，这太突然了，军团指挥部瞬间成了战斗最前沿，警卫员、卫生员、炊事员、通信兵都上阵了，林彪、聂荣臻、左权三位最高首长也用不着运筹帷幄了，拔出短枪直接变成了普通战斗员，边打边撤，太玄了，如果不是附近的部队及时赶到救援，如果不是这股湘军根本不知道自己摸到的是军团指挥部，恐怕三位首长就要被人家一锅端了，这三位一个是黄埔教官，两个是黄埔学生，如果把这三位绑了送到蒋校长跟前，不知道蒋校长会觉的自豪呢还是脸上无光。当然，三位黄埔军人没有给校长为难的机会。
　　军团保卫局局长罗瑞卿得知指挥部差点被人端了，提着驳壳枪就去了四团阵地，因为这股湘军是从四团防区渗透进来的，这不是拿军团首长的性命开玩笑吗？他在湘江战役中是负责监军的，谁胆敢临阵退缩，就要执行战场纪律。罗瑞卿过去的时候，驳壳枪的枪机已经打开，气势汹汹就准备杀人了，到了四团阵地一看，团长耿彪披了个毯子在那呢，就厉声喝问：耿彪，你为什么退缩，为什么丢掉阵地？耿彪说，我没办法，我的人全打光了。罗瑞卿又问：你披个毯子像什么样子。警卫员杨立告诉他，我们团长在打摆子啊。罗瑞卿当时口气就软了，告诉耿彪，等战斗结束了，找下大夫，要点药。
　　整个战役中，最可怜的是红八军团，该军团是红军准备撤出苏区之前，临时扩红出来的，只是把枪给他们，告诉他们怎么能把枪打响就上路了，连怎么瞄准都没讲过，在进入湘江之战前，该军团绝大多数战士还从来没有放过一枪，后来凤凰卫视采访过一位92岁的八军团老战士，老爷子在采访中说的最多的一个字就是“跑”，这样的部队，第一次上战场，就遇到了湘江这样旷古少有的惨烈战役，其结果可想而知，一开打就被打残了，军委命令他们去投奔三军团六师，其实三军团就在他们前面，结果他们稀里糊涂的给跑乱了，没有和三军团接上头，却意外的找到了红五军团的34师，这是全军的后卫，也很奇怪怎么自己后面还有红军啊，一看这帮人，都吓堆了，也打不了仗啊，说我们掩护，你们快跑吧，他们就接着往西跑，跟在了九军团后面跑，结果两个师的桂军追了上来，至少一个团的桂军从八九军团之间插入，将两个兵团分割开来，被堵在后面的八军团被优势敌人包围，夜色中一场混战，八军团在敌人的穿插下，很快就被粉碎了，一片混乱中，军团长周昆下令23师断后掩护，剩下的人向前冲，等冲出包围时，建制完全被打乱了，军团长找不到士兵，当兵的也找不到军团长，大家得到的最后命令就是“向湘江跑步前进”，12月1日上午，红八军团残部跑到湘江边时，浮桥已经被炸断，前面的红九军团和红五军团13师刚刚从这里过江，桂军44师又追了过来，八军团这次遭受到了毁灭性打击，直到下午，政治部主任罗荣桓才淌水到达湘江西岸，回头看去，自己身后就剩了一个小红军，肩上还扛着一架油印机。不久，军团长周昆带着十几个人也到了西岸，罗荣桓问，咱们的人呢，周昆说你不知道我也不知道，都打散了。红八军团从江西出征时，是10922人，过了湘江后，回到中央红军的不到1000人。中央军委被迫取消了红八军团的番号，把剩下的人并入红五军团，这支队伍从组建到灭亡，仅仅两个多月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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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湘江之战打完后，红五军团也只剩下不足千人，为什么偏偏取消八军团番号呢，这是因为一支部队，不怕人被打光，就怕魂被打没，魂没了，这支部队再怎么组织也很难组织的起来。后来抗美援朝时候的15军，在上甘岭战役中就几乎全部打光，但这个军却从一支二流部队昂首走入一等主力行列。
　　这次湘江之战中成建制消失的除了红八军团，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红五军团34师，作为全军总断后，在中央纵队终于绝处逢生的时候，自己却被截断在了湘江东岸，在经过惨烈的战斗后，全军覆没，成为湘江之战中红军最为惨烈的记忆。
　　红军在1日下午才全部过江，从苏区出来时的8万6千人，此时只剩3万，从瑞金搬出来的家当基本全扔了。红三军团血战五昼夜，寸土未失，但各级将领折损严重，建制完全被打乱，被迫取消师编制。比红三军团少打了一天的红一军团，面对3倍之敌，以损失6000人的代价换得对手万余伤亡的回报，且建制完好。
　　毛泽东来到湘江边上，到处是浮尸，江水已经被染成红色，这就是自己咏颂过的“漫江碧透，百舸争流。鹰击长空，鱼翔浅底”的湘江吗？不禁叹道：罪过罪过。
　　据说从来喜怒不形于色的林彪，在撤出阵地时，泪流满面。15年后，林彪带甲百万战将千员，直指三湘，欲雪湘江之耻，只可惜湖南守将跑的跑，降的降，没有给林总发威的机会。
　　投降（说的好听叫起义）的将领中就有湘军第一悍将，险些活捉林彪的李觉，此人抗战八年，未下火线，忠勇之气可昭日月。其岳父何健杀害杨开慧，挖了毛泽东祖坟，他率兵险些将中共剿灭于湘江边，应该说和共产党仇深似海，不过中共待他还算不薄，虽未得重用，但总算没受什么冲击迫害，和夫人一起安享晚年。而他的对手，对中共再造之功的林彪和彭德怀就没那么幸运了，两人均未得善终，死后的罪名都是“反党”，“反革命”，如果《风云百年》能够写完，我们再交代这二人的故事。
　　还有一个人物，我们要交代一下，我认为此人是《风云百年》中最最不走运的一个人了，他就是红八军团长——周昆。他是跟随毛泽东参加“秋收起义”第一批上井冈山的老同志，湘江之战奉命带着一群刚刚放下锄头的农民上战场，他也毫无怨言，红军爬雪山过草地，两万五千里长征，最困难的时候他都坚定的跟了下来，国共第二次合作后，他做了林彪当师长的115师的参谋长，可就在这时候，他携3万军饷潜逃了，之后此人人间蒸发，再也没他的消息。这太不可思议了，最艰苦最危险的时候已经度过，却在共军的条件已经大为好转时出逃。自抗战之后，共军师级以上军官除左权外，再无人阵亡，红军时期所有有幸活到中共建国的军团长，都封了帅，就连红五军团的参谋长刘伯承、红八军团的政治部主任罗荣桓都封了帅，他周坤就是再不济，大将总是跑不了的，结果呢，却终生隐姓埋名，不知所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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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十二章 红军不怕远征难
　　尽管红军打的非常英勇，尽管彭德怀、林彪在强敌面前最终完成了任务，但不可否认，这是一场失败，甚至是一场大溃败。好在进入湘西山区后，军事压力减轻了。两广的地方军队确信共产党军队不会进入他们的地盘，便掉头回去了。湘军似乎只是在红军的后卫虚张声势地骚扰一番而已。只有薛岳率领的国民党嫡系军队继续与红军齐头并进，但他们也避免与红军交战。代替敌人枪炮威胁的是湘黔高原的天然障碍，险峻的山峦，危险的河流，还有部队的极度疲劳，食物的匮乏和少数民族的敌对情绪。
　　敌人已经在通往红二、六军团的路上集结了20万重兵，于是红军被迫放弃原来的行军计划，改道进入贵州，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在遵义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史称“遵义会议”，这算是一个前敌扩大会议，与会者包括了与红一方面军在一起的中央政治局领导、中革军委领导和所有高级将领。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率先向博古发难，指出博古关于第五次反围剿的总结是错误的，从第五次反围剿到湘江之败都是以博古为首的军事最高当局错误所致，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王稼祥、中共三大常委之一的张闻天力荐毛泽东重新出山，而以彭德怀、林彪为首的一线将领也要求毛泽东来主持军事工作，最后大会决定，张闻天接替博古的职务总负责，博古、李德下台。毛泽东协助周恩来主持军委工作。
　　原来的“三人团”只剩下周恩来一个，且遵义会议明确了毛泽东协助周恩来工作，因此看起来周恩来成为了军事最高领导人，但周恩来很清楚中央红军的沿格，知道毛泽东在这支部队沿革过程中所起的作用，也知道毛泽东在这支部队中的威望，因此聪明的周恩来很快就主动的和毛泽东调换了角色，成为了毛泽东的助手。而掌握了军权的毛泽东很快又将党、政大权集于一身，从此再未真正交出过权力，直到1976年逝世。
　　从中华苏维埃政权建立到被迫长征这部分的历史主要来自当事人的口述，因为文字史料本来就少，而且不多的史料也在漫长且凶险的长征途中散失了。而绝大多数口述历史的人都是党内斗争中胜利的一派，1973年出版的李德回忆录《中国纪事》，可算是失败一派唯一的声音，有趣的是很多事情，事实部分大家没有分歧，但评述却大相径庭。
　　关于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的问题，李德认为，毛泽东没有出过国，也不懂外语，因此毛对马克思主义的了解（长征之前）仅限于为数甚少的中译本，而这些中译本本身也有很多错误，这就导致了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极其片面、肤浅甚至错误。比如马克思主义说的无产阶级指的是产业工人，所谓无产阶级是领导阶级，意思是工人阶级为领导阶级，而毛泽东将其曲解了，把大量落后的农民也算做了领导阶级，而红军更是农民武装，这就注定了毛泽东所领导的部队，缺乏无产阶级的先进性。而胜利者认为，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的，也并非完美的，马克思主义也需要发展和完善，而毛泽东就是通过自己的实践不断完善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与中国革命的实际相结合。
　　上面这个问题，依我看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而我是认可后者的，毕竟毛最后获胜了嘛，说明了马克思主义确实有不完善的地方。后来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似乎让我们发现马克思主义恐怕不单纯是完善的问题了。
　　但还有些事则在事实部分都截然相反，让人感觉历史真的很会开玩笑。
　　关于土地革命过火的问题，胜利者认为是以博古为首的党中央“左”倾错误所致，而毛泽东在极力的纠偏。李德却认为“毛由于过去的，特别是对富农和中农的左倾宗派主义的错误，由于土地政策和恐怖统治而受到严厉批评”。
　　关于第五次反围剿，胜利者认为失败的原因是博古、李德错误的军事路线所致，如果坚持前四次的打法，诱敌深入，则不会出现如此惨痛的局面。李德认为自己从来没有反对过毛泽东的“诱敌深入，然后在运动战中消灭敌人”的办法，“但是面对敌人的‘堡垒政策’，该如何实现运动战，对于这个问题毛泽东并没有回答……”，敌人只要不放弃“堡垒政策”我们就无法诱敌深入，而事实上“最近三个月的经验证明，敌人连做梦都没有想过要这样做”，“御敌于国门之外”是不得已而为之。这点我相信李德说的，原因咱们之前已经分析过了，面对国军坚定的“堡垒政策”，诱敌深入无异于痴人说梦。
　　关于战略转移（长征），李德说是他多次提出不能再打了，要转移，而毛泽东阻拦，认为还是有机会在苏区打败敌人的，以至于失去了最好的转移时机。关于这一点，胜利者语焉不详。但我认为李德在推卸责任，因为连他自己也说，这个时候的毛泽东是没有权力的，那么他即使发表了意见，采纳与否的权力并不在他，责任就更合他无关。
　　关于“叫花子搬家”的问题，胜利者说是博古他们的错误所致，李德说是周恩来安排的。这点上我看应该算是一致的，因为所谓“博古他们”，就是指“三人团”，只不过后来周恩来成为了毛泽东最亲密的战友和终身的助手，这个责任就交给博古扛吧。
　　关于毛泽东和王稼祥、张闻天的联合，也就是所谓的“担架上的阴谋”（或阳谋），胜利者说是在长征甚至是在湘江之战后，几个人才达成的一致，而李德认为，他们三个在长征之前，就开始相互串通了，目的就是分裂党。
　　关于毛的人品，胜利者用最美好的词汇进行了褒扬，而李德则咬牙切齿的说道“凭空捏造、污蔑诽谤是毛主义阴谋政治的一个典型例子，其荒谬程度真是无以复加”。
　　当然，双方在说法上，还是有共同认可的内容的，而且我认为这个共识对我们今后要讲的故事很重要——毛泽东在军内威望很高，那些将领们愿意听他的。
　　

宝宝寒

　　遥想当年，秋收起义的毛委员还只是一介面容清秀和思想激进的书生，如果不是卢德铭，也许他根本没有能力把那支农民起义军带到井冈山。
　　当初接他上山的袁文才、王佐已经被红军杀了，罪名是“土匪”，好像大家上山之前不知道他们是“土匪”似的；
　　当初站在袁文才身后的俊俏女子贺子珍成为了他的第二任妻子，毛泽东再婚后两年，杨开慧被捕并被害，临死前说“死不足惜，惟愿润之革命早日成功”，一些毛泽东的忠实拥趸对此给予了解释，说是因为当时讯息不通，毛因为没有杨的消息，以为杨已经去世了，所以才娶的贺子珍。从秋收起义和杨开慧分别，到和贺子珍再婚才一年的时间，是不是快了点啊。杨开慧1930年11月14日被害，我地下党组织在31年春节（2月17日）前就找到了毛岸英和毛岸青，并将他们进行了安置，看来即使讯息不通，也不应这么快放弃希望的。
　　对于毛泽东，最重要的经历是这么多次真杀实砍的战争，使他从一个对军事一窍不通的门外汉，成长为一个具备一定战略思维能力的出色的指挥员，并因此得到了大家的认可。至于李德的“阴谋”论，我是不敢苟同的，毛泽东这次成为中共的最高军事领袖和政治的负责人，确确实实是一次民主的结果，大家看，先有之前“担架上的阴谋”，可以看做是毛泽东在竞选拉票，再有“遵义会议”上毛泽东与博古李德的辩论，类似美国总统候选人的电视辩论，接着由参会代表共同决议，参会代表也具有普遍代表性，足可以代表眼前这三万多人了。整个过程没有人独裁和专制，也没有强势人物的暗示与威胁，这是中共第一次以民主的方式产生自己的领导人。
　　8年了，如今的毛泽东满面尘灰、衣衫褴褛，俊雅不再，可他与手下意志消沉的一众败兵不同，依然是“书生意气，挥斥方遒”，因为他是一个胜利者，在失意两年后，他终于再次走到了前台，这群败兵需要一个人带领他们走出彷徨，而毛泽东也非常乐于出任这个角色。当然，一下拥有了一个意气风发的主帅，一个令自己信任的主帅，还是非常有利于调动士气的，相比于马克思著作背的很熟的博古，没读过也读不懂马克思原著的毛泽东显然更符合实际，毕竟现在的红军更类似于以往的农民起义军，要把这支处于危难的农民起义军带出困境，熟读《三国》和《水浒》远比读马克思要有用。
　　重新掌权的毛泽东的战略战术可以简单到五个字——打不过就跑，国民政府的说法更贴切，称之为“流窜”。不要小瞧了“流窜”，他的特点一是飘忽不定，很多时候连自己都不知道下一步怎么走，围追堵截的人就更加无法预料；二是净往人迹罕至的偏远落后地区走，净往那没路的地方走，给追击者增加了很多困难；三是困兽犹斗，以一当百，四是船小好调头，灵活机动。当然，毛泽东毕竟是毛泽东，《三国》不是白看的，红军毕竟是红军，这些高级将领也是要文凭有文凭，要水平有水平，且身经百战。于是乎就有了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和爬雪山，这些故事大家耳熟能详，我想不必多言了。只是对官方“飞夺泸定桥”的描写心内存疑，如果敌人真的是机枪和炮连各一连防守，那么我23勇士是用什么方法从拆去桥板的铁链子上跨过103米的大渡河呢？而川军军官张伯言、杨学端、朱戒吾、张怀猷四人合著的《二十四军在川康边区阻截红军的实况》中所描述的情况是，经过一天的隔河激战，守卫泸定的川军就撤了（说是川军厌战），等第二天飞夺泸定桥时，守军只有一个班，当然这样的故事戏剧性太差了，所以后来拍电视电影的时候普遍没有采纳这个说法。但我想在当时条件下，编一个振奋人心的故事无可厚非，况且就是空手从湍急的大河上爬过这一百米的铁链子也可称为勇士了。
　　

宝宝寒

　　22勇士攀铁链子这段也许会有戏说的成分，但“飞夺泸定桥”对于中共对于红军的重要性却是实实在在的。大渡河水流湍急，绝非平和的湘江可比，红军要想过江，只能选择安顺场，因为这个地方相对平缓，可使船渡江，当刘伯承、聂荣臻率领先遣队，一军团一师一营按计划到达安顺场时，只找到了一艘船，到了对岸也没找到船，这一艘船一昼夜只能渡过600人，而后面的追兵只被甩开了几天的行程，也就是靠这一艘船，红军将被堵死在大渡河畔。 无奈之下，中央作出了如下决定，刘伯承、聂荣臻率领红衣军团一师和陈赓、宋任穷领导的干部团，用这艘小船渡江，作为右路军，剩下的所有人作为左路军，两路夹河而上攻取泸定桥，并做了最坏打算，如果不能拿下泸定桥，则刘聂率众去四川发展，其余人等在大渡河西岸与敌周旋，其实大家都明白，凭借刘聂手上并不满员的一个师在四川发展谈何容易，而左路军在大敌逼迫下，与敌周旋余地几乎没有，也就是说，如不能按时拿下泸定桥，则大家将会天人永诀。
　　左路军由王开湘、杨成武率领的红二师四团为前锋攻击前进，5月28日，红四团接到红一军团命令：“王开湘、杨成武：军委来电，限左路军于明天夺取泸定桥，你们要用最高的行军速度和坚决机动的手段，去完成这一光荣的任务。你们要在此战斗中突破过去夺道州和五团夺鸭溪一天跑一百六十里的记录”。按照《星火燎原》上记载，红四团昼夜兼程240，全副武装24小时跑了240华里山路，这恐怕也不是人能完成的，但总之是非常非常的快，29日凌晨，四团到达泸定桥西岸并与敌军交火，下午拿下了泸定桥，之后一天，刘伯承的右路军才赶到桥头，当然不是刘不努力，是他没办法啊，第一他得先一船一船的把人运过去耽误了时间，第二，在行军途中他遇到了敌人两个团两次的堵截。
　　22勇士中只有18人活着过江，受到了红军最高奖励：一身列宁装，一个笔记本，一支钢笔，一个搪瓷碗，一个唐磁盘子，一双筷子。
　　在泸定桥的胜利是决定性的，暂时摆脱了敌人大部队的穷追猛打。而且就在嘉奖18勇士的当天，中央红军接到了红四方面军领导人张国焘、陈昌浩、徐向前发来的电报，说已经派李先念率领红四方面军一部到达懋功，准备与中央红军汇合。
　　中央红军（红一方面军）可不同了，打了8个月，跑了两万里，所有重装备都在奔波之中丢弃了，此时只剩下一万多人，衣衫褴褛，艰难困苦到了极致，得到这个消息，一下精神为之亢奋。中央下达命令：用尽一切努力，不顾一切困难，争取与四方面军直接汇合，展开新的局面。
　　为什么要“用尽一切努力，不顾一切困难”呢，因为在一四方面军之间还有一座终年积雪的夹金山，就是我们常说的“爬雪山，过草地”的雪山，不过希望在前，红一方面军还是成功翻越雪山，终于和红四方面军汇合。
　　大家都非常高兴，从将军到士兵大家热烈拥抱，相互寒暄，好不亲热。
　　这红四军团可了不起，他的负责人是张国焘，职务是鄂豫皖苏区的主席，手下红四方面军的总指挥是黄埔一期的徐向前，总政委是陈昌浩，在第四次反围剿的时候，他们主动放弃了鄂豫皖苏区，使得部队得以保留，虽说有逃跑主义之嫌，但结果是人家且战且走，不断打击敌人，壮大自己，现在手下已有八万多人，兵强马壮。
　　1935年6月26日，两军最高领导人会面，当时毛泽东率领张闻天、周恩来、博古、朱德等，几乎是政治局全体啊，接出了三里地。毛泽东亲自拟定了三条标语：“一四方面军是一家人”，“会师的胜利，证明我们红军是不可战胜的”，“欢迎张主席”。张国焘当时骑着一匹白马，身后跟着十余众骑兵，意气风发。
　　江西苏区和鄂豫皖苏区各自独立发展，相互之间以前没什么交往和联系，只不过后来中央从上海到了江西苏区（江西苏区最大），因此红一方面军就成了中央红军。这群人里，张国焘就认识毛泽东一个人，俩人在北大的时候就见过了，不过当时毛泽东只是图书馆的一个工友，而张国焘是北大学生会主席，所以毛泽东虽然认识张国焘，但张对那时的毛泽东不见得有什么印象，二人真正的相识是在中共一大上，当时张国焘是大会执行主席，毛泽东是大会记录员。宣布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的人就是这个张国焘。
　　之后张国焘长期处于中共领导核心，中共一大时，他是中共中央局三成员之一，二大，他是五人执行委员会成员，三大时因为发对国共合作而被撤职，四大再次成为中央执委，是五名政治局委员之一，五大他是政治局三名委员之一，六大他是政治局七名委员之一，是当时的中共领导人中唯一聆听过列宁教诲的人，不光资格老，人家能力也强，他和毛泽东一样，对共产国际的瞎指挥不以为然，虽然历经围剿，被迫先放弃鄂豫皖后放弃川陕根据地，但都属于战略转移，手中实力尚在，和红四方面军比起来，红一方面军已经落魄的和叫花子没什么区别了。
　　毛泽东先发表了欢迎词，接着张国焘也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大家都很兴奋。毕竟都失去了根据地，现在一会师，红军整体实力会大为增强。

宝宝寒

　　张国焘不承认“遵义会议”的决议，不承认毛泽东有对自己的领导权，自然是有一定道理的，但是不能忽略的一点，此时的中央总书记是张闻天、军委主席是朱德，周恩来是军委副主席红军总政委，是军事上最后下决心者，张闻天是向忠发被杀后，国产国际指定的中央“三人组”成员，其党内地位是得到过共产国际认可的，在博古出现错误，且无条件召开全国代表大会的情况下，张闻天继任是符合相关程序的，朱德的军委主席是1931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时任命的，周恩来是共产国际指定的军事“三人团”之一，也就是说张闻天、朱德和周恩来的任职均有共产国际的任命，他们的现职务并不需要那个张国焘认为“不合法”的“遵义会议”来确认。“遵义会议”只是增选了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分派的工作是协助周恩来。毛泽东的命令都是以中央或中央军委的名义下达的，类似曹操的“挟天子以令诸侯”，当然这个“挟”是愿打愿挨，你挑战曹丞相就是向正统挑战。
　　就在这时，还有火上浇油的，中央红军负责宣传的干部凯丰，在红军的《前进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论列宁的联邦》，将矛头指向张国焘，原来5月份，四方面军在川陕苏区成立了一个“西北联邦政府”，所谓“联邦政府”的意思是说，我红四军团，你们中央红军、二六军团等等，咱们不都独立发展根据地吗，回头我们把几块根据地一“联邦”就成了一个苏维埃联邦共和国了，应该说这是张国焘的得意之作，也算符合当时的实际，本来我们就是各干各的，但我们都是红军，都信马克思的，所以，回头咱们以“联邦”制统一，可中央的张闻天、博古他们对此颇不以为然，他们认为中央就是中央，你地方就是地方，怎么可能中央和你地方平等“联邦”呢?再说你成立政府向中央请示了吗？5月份的时候你中央正在金沙江大渡河一线“流窜”呢，如果这时候请示你，你的决定就能保证正确？
　　 其实不以为然归不以为然，大家刚见面，相互也不熟悉，再说革命本来也没有标准答案，大家求同存异，先应付主要矛盾呗。可凯丰非在这时候发表这么篇文章，张国焘拿着报纸质问张闻天，这报纸上的内容是中央的决议吗？为何不进行讨论就在中央机关报上对一位政治局委员随意公开批评？还有没有组织原则和组织纪律了？张闻天被问的不知所措，因为这事他确实不知道，只好安慰张国焘，说咱们现在刚刚会师，先搁置争议，做好眼前工作。可这边张闻天刚刚活了稀泥，那边博古又跟张国焘争起来了，张国焘本来就瞧不上这个嘴上无毛，却又整天把自己当回事的小伙子，而博古属于那种特别坚持原则的人，他认为不对的就要说就要斗争，在他心中，这才是真正的布尔什维克。从这点上看，博古的道德素养还是很高的，但历史上成功的政治家有几个是道德楷模啊，你要想当道德楷模，就别去从政，从政也必然会失败。这么一争，使一四方面军的隔阂加深了，刚会师时大家的亲密无间变成了相互提防。

宝宝寒

　　其实这个问题要说也不难，重新开个会，除了红四方面军的中央委员外，按照“遵义会议”中一方面军将领的标准，让红四方面军相同级别的将领都参加，然后大家像“遵义会议”一样各抒己见，最后投票不就完了，这应该算是民主吧。孙中山为这个奋斗了一辈子也没成功，所以遗言中告诫大家“仍需努力”，国共两党都尊孙中山为民主先驱、伟大导师，可老师本人就没有规则意识，渴望着用一己独裁去实现自己的民主理想，这本来就和民主思想背道而驰，结果自然是南辕北辙。老师如此，学生们在民主这方面也似乎没有任何的进境，决定党内斗争胜负的关键是参与斗争双方的实力和政治智慧，和他们宣称所代表的人民没什么关系，人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斗，也不关心他们为什么斗。人民的作用通常是在胜负已分之后，跟着起起哄叫叫好，谁获胜，我们就给谁叫好，所以我们永远是胜利者。
　　有人会说，你说的那套也不公平啊，红四方面军人那么多，那当然拥护张国焘的人比拥护毛泽东的人多了。首先来说呢，领导本来就该是得到大多数人拥护的人来当，这没有错啊。其次呢，红一方面军人数虽少，但建制尚存，所以军团首长的数量并不比红四方面军的军长政委少，所以即使开这么个会，毛泽东也未必就输。第三呢，不论谁胜谁负，应该都是红军的胜利，因为两下相加有10万之众，实力不容小觑。
　　“遵义会议”的胜利者不光是毛泽东，在成功搬倒博古和李德后，所有的人都是这次党内斗争的胜利者，而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央在“遵义会议”之后，亲密无间、相处融洽，而博古和李德也平静的接受了下台的结果，没有再去挑起争斗，这一方面可能是两个人确实已无能力再掀波澜，另一方面说明民主的形式，可以使下台者心服口服。
　　毛泽东确实没有一个拿的出手的理由让红四方面军接受自己的领导。但不光是毛泽东，其实整个中央都没有考虑开个扩大会议，他们还是希望能商量出一个张国焘能够接受且中央不至于失控的结果，博古本来就看不上张国焘，因此在抵制张国焘的立场上和中央保持一致。这时候，红四方面军的总政委陈昌浩发来电报，提出由张国焘出任军委主席，朱德任前敌总指挥，周恩来当参谋长，并说“中政局决大方针后，给军委独断专行”，“不这样集中军事领导，便无法灭敌”，看来，张国焘也不想开这么个会，如咱们前面分析的，那样他也没把握，所以不如拥兵自重，直接讨得权力。
　　既然双方都不想开会，那么就得协商一个相当的位置给张国焘，毛泽东认为朱德的位置不能给他，那样的话军权将完全旁落，这时候张闻天提出来，把我这总书记让给他吧，张闻天这个人没有权力欲，一心为公，堪称道德楷模，因此他无法成为一个成功的政治家，等我们讲到59年庐山之夏时，我们会介绍这位文弱书生的无畏与英勇。毛泽东当然不会同意张闻天的建议，张闻天当总书记，那么毛泽东就是中央的实际的领导，如果换成张国焘就不同了。所以毛泽东建议，周恩来你下来，把红军总政委的位置让给张国焘，周恩来欣然应允。周恩来始终位于中共核心领导层，在历次政治风波中屹立不倒，身前身后都鲜有非议，和他的高风亮节很有关系。于是在会师一个月后的芦花会议上，张国焘成为了中国工农红军的总政委，虽然没有完全达到目的，虽然只有他和陈昌浩两个人调入中央，好在毛泽东也还什么正经职务没有嘛，所以张国焘接受了这个任命，这算是两个实力派暂时达成了妥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