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云百年——中国1908-2008----剑气豪情

宝宝寒

　　既然大家都没意见，那就发布命令，
　　各兵团首长：
　　 奉苏维埃中央政府命令：一、四方面军会合后，一切军队均由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总政委直接统率指挥。仍以中革军委主席朱德同志兼总司令，并任张国焘同志任总政治委员，特电全体知照。
　　各军首长：
　　 我一、四方面军会合后，各军组织番号及其首长均有变更，军委现决定：组织前敌总指挥部，即以四方面军首长徐向前兼总指挥，陈昌浩兼政委，叶剑英任参谋长 ……
　　红军目前所处的川西北地广人稀，土地贫瘠，粮食产量极少，老百姓自己都吃不饱，哪有多余的粮食给这十万红军啊，于是红军就来老一套，看见最金碧辉煌的地方就是土司的碉楼和喇嘛庙了，那必定是土豪无疑，于是就“打土豪”，这招可是屡试不爽啊，可在这藏民为主的地区就失灵了，你胆敢打土司打喇嘛庙，那还了得，那是亵渎神灵的，非但没发动起群众，反而是藏区群众同仇敌忾，大家四处躲藏，把不多的粮食坚壁清野，红军可难过喽。十万人呐，岂不要活活饿死。红军开始大规模的筹粮，第一呢，就是买，我给你钱，你把粮给我，可这招基本行不通，首先说在这穷困的地区，粮食就是命，基本是无价之宝，第二，也找不到什么百姓，本来就没什么人，再故意躲着你红军，你哪找去。于是也别提什么秋毫无犯了，什么地窖里，山洞中，老百姓的藏粮点被饥饿的红军一个个找到了，然后就写个借条，内容是“因取粮食时主人已逃，钱不便交与谁人，特按所吃粮食定出价格，说明以后如遇任何红军，即可持此券去接钱”。说白了，就是明抢了。本就不好的民族关系急剧恶化，所以红军必须离开这里，离开没有敌兵的荒凉的高原，去一个土地更肥沃、人口更稠密的地方。
　　大家初定的方向是北上，争取在陕甘建立苏区，但在松潘遇到国军大将胡宗南的顽强抵抗，无功而返。只得改变行军方向，一四方面军混合编队，以红一方面军的一军团、三军团和红四方面军的４军、３０军组成右路军，由中央直接领导，以毛儿盖为中心集结，向班佑、巴西地区开进；以红一方面军五军团、３２军（原九军团）和红四方面军的９军、３１军、３３军组成左路军，由朱德总司令和张国焘总政委率领，以马塘、卓克基为中心集结，向阿坝地区开进。
　　为什么选择这条路线呢，因为这条道难走啊，虽然需要“过草地”，但没有敌人围追啊，关于“过草地”的艰难，大家都知道了，关键是没粮啊，到了草地上想抢粮都没地抢去。
　　在过草地之前，又开了个沙窝会议，张国焘提出了将四方面军中九名干部提拔为政治局委员，当时连他本人在内，中央政治局总共才有八名政治局委员。7月18日张国焘提拔为总政委，到现在这才过了半个月，你就提新要求，一方面说明张国焘确实对自己的实力非常有自信，另一方面说，此人的政治智商还有问题，你就是实力再强，也不能这么急功近利啊。毛泽东委婉且坚决的拒绝了张国焘。张国焘还一肚子气，觉得人家不给他面子。其实都是自找的，如果毛泽东处在张国焘的位置上，绝对不会这么傻呵呵的做事。
　　徐向前就劝他，都什么时候了，我们当务之急是赶快去找个有粮食吃的地方，吃饱肚子你们再吵不迟。张国焘一想也是，都他妈饿死了，当不当官也就没多大意思了。于是中央率领右路军，红军总司令部率领左路军开始北上，因为是红军总司令部率领左路军，因此总司令朱德、总参谋长刘伯承自然而然的跟着红四方面军为主组成的左路军行动了。而前敌指挥部的徐向前、陈昌浩随中央的右路军行动。
　　具体如何北上的问题上，为了避开胡宗南大军的堵截，只能选择沼泽泥泞的草地插过去，这地方整日阴天，一望无垠的大草甸连棵树都没有，没有参照物，人很容易迷路，因此胡宗南没有在这里布兵。但插过去之后呢，从阿坝向西，深入西北，还是从班佑向东，去陕甘，大家又出现了意见分歧。张国焘希望去西北，青海宁夏新疆，这地方鸟不拉屎，敌人力量薄弱，易于我们发展，毛泽东说不对，青海新疆地广人稀，气候寒冷，经济太落后，特别是当地多是少数民族，这些人和咱们敌对情绪很浓，别说发动了，让他们不与咱们为敌都难，我们怎么扩红，不扩红怎么发展？所以即使有敌人的压力，我们也要冒险往内陆走些，在内陆省份建立自己的根据地，否则是自取灭亡。毛泽东这个建议显然是很有道理的，在得到陈昌浩和徐向前的认可后，决定左路军向右路军靠拢，一起兵发陕甘，这已经和一方面军单独长征时不同了，那时候往哪去可不由自己决定。
　　右路军先行通过草地到达班佑，左路军却迟迟未到。胡宗南得到消息，大吃一惊，没想到红军竟然从这个地方过来了，于是马上派兵堵截。徐向前主动请命，一军团保护中央，由四方面军打头阵，在徐向前的亲自指挥下，经过8小时苦战，打垮敌49师，拿下包座，打通了前往陕甘的道路。这也是红四方面军第一次在中央红军面前展示自己彪悍的战斗作风。
　　

宝宝寒

　　胡宗南经这一仗，不再敢轻举妄动，这就给了红军一个休整的时间，右路军过了草地后，是巴西和班佑，这里是半农半牧区，虽然人口不多，但有粮食和牛羊，为饥饿的红军解了燃眉之急，部队的情绪有了明显的提高。可这时，张国焘的左路军却迟迟上不来，毛泽东很着急啊，他恐怕张国焘有什么别的想法，所以做徐向前和陈昌浩的工作，徐陈二人是拥护北上陕甘的，所以也不断用电报和左路军联系，告诉他们现在缺口打开，如果再慢的话，敌人布防完成，我们就过不去了，可左路军就是上不来。
　　后来张国焘回忆录中记载，他们先是因为地图错误百出，而走错了路，接着遇到大雨，再接因为洪水，玛楚河上游的一个支流突然涨水，原来深不过膝的的小河现在“深逾一丈，宽达三百米”，横阻了红军的道路，这里连人都没有，又到哪去找渡河工具呢，在干粮耗尽一半，且洪水暂时难退的情况下，红军无奈往回走。后来同在左路军的刘伯承回忆，确实遇到了洪水，但一方面军的五军团军团长董振堂还是要求过河，并和张国焘发生了激烈的争吵，如果真是“深逾一丈，宽达三百米”，那根本不可能去吵的，谁也过不去。所以，如果刘伯承回忆是真，则张国焘的回忆有假。因为刘伯承回忆时，张国焘已经被打倒，所以刘伯承的回忆也不见得就无假，且董振堂牺牲的早，这段历史死无对证。不过我们从两个人的回忆中，可以肯定一点，张国焘是以洪水拦路为由，撤回阿坝的。
　　接着张国焘给徐向前、陈昌浩发来电报：
　　徐、陈并转呈中央：
　　 （甲）上游侦察七十里，亦不能徒涉和架桥，各部粮只能吃三天，２５师只两天，电台已绝粮，茫茫草地，前进不能，坐待自毙，无向导，结果痛苦如此，决于明晨分三天全部赶回阿坝。
　　 （乙）如此影响整个战局，上次毛儿盖绝粮，部队受大损；这次又强向班佑前进，结果如此。再北进，不但时机已失，恐亦多阻碍。
　　 （丙）拟乘势诱敌北进，右路军即乘胜回击松潘敌，左路备粮后藉亦向松潘进。时机迫切，须即决执行。
　　 １９３５年９月３日
　　接着张国焘给徐向前、陈昌浩发来电报：
　　徐、陈并转呈中央：
　　 （甲）上游侦察七十里，亦不能徒涉和架桥，各部粮只能吃三天，２５师只两天，电台已绝粮，茫茫草地，前进不能，坐待自毙，无向导，结果痛苦如此，决于明晨分三天全部赶回阿坝。
　　 （乙）如此影响整个战局，上次毛儿盖绝粮，部队受大损；这次又强向班佑前进，结果如此。再北进，不但时机已失，恐亦多阻碍。
　　 （丙）拟乘势诱敌北进，右路军即乘胜回击松潘敌，左路备粮后藉亦向松潘进。时机迫切，须即决执行。
　　 １９３５年９月３日
　　意思很明白了，张国焘不同意北上陕甘的方针，而这一下中央紧张起来，再在这个地方停留，刚刚打开的缺口就会补上，同时，右路军的主力是红四方面军４军和３０军，没有陈昌浩和徐向前的支持，中央没有把握调动这支部队。毛泽东就和陈昌浩商量，“张国焘带一部队伍另找路，不要紧，让他在那里，我们先走，我们走了他非来不可。”，陈昌浩坚决反对，一定要等左路军上来，他深知如不快点行动，则北上通道将会被封死，可抛开左路军，右路军先跑绝对不是上策，二军如果分开，双方实力都受损，很容易被各个击破。
　　9月8日9时，忧心忡忡的陈昌浩和徐向前联名给张国焘和朱德发了份电报：
　　胡（宗南）不开岷，目前突击南、岷时间甚易。总的行动究竟如何？一军是否速占罗达？三军是否跟进？敌人是否快打？飞示，再延实令人痛心。
　　中政局正考虑是否南进，毛、张（闻天）皆言只有（要）南进便有利，可以交换意见；周意北进便有出路；我们意不分散主力为原则，左路速来北进为上策，右路南去南进为下策。万一左路若无法北进，只有实行下策。如能乘向北调时，松潘、南坪仍为上策。请即明电中央局商议，我们决执行。
　　意思很明白，中央政治局也不是说就一定要否定南下，大家都可以商量，我和徐的意思呢，左路来和右路军会合，一起北上为上策，南下是下策。现在事情紧急，需要马上做出决定，不能再犹豫了，你到底想怎么样，赶快来电，我们坚决执行就是。张国焘是总政委，朱德是总司令，军事上的问题，当然应该由他二人决定，最终拍板人是总政委，他们两个现在在一起行动，电报基本都是他俩联署，以红军总司令部的名义发出的。
　　紧接着，张国焘回电了，直接下达了命令：
　　徐陈：
　　 一、三军暂停向罗达进，右路即准备南下，立即设法解决南下的具体问题。右路皮衣已备否？即复。
　　 朱张
　　接到电报后，毛泽东、张闻天、博古、王稼祥、陈昌浩、徐向前一起到了周恩来的驻地开会，之所以到周恩来这里来，是因为他大病未愈，大家只能就和他了，这里除了徐向前是纯军事干部外，其余都是政治局委员。
　　这时毛泽东已经拟好了一个给左路军的电文，内容如下：
　　朱张刘（伯承）三同志：
　　 目前红军行动是处在最严重关头，须要我们慎重而又迅速地考虑与决定这个问题。弟等仔细考虑的结果认为：
　　 （一）左路军如果向南行动，则前途将极端不利，因为：
　　 （甲）地形利于敌封锁，而不利于我攻击，丹巴南千余里，懋功南七百余里均雪山、老林、隘路。康泸天芦雅名大直至懋抚一带，敌垒已成，我军绝无攻取可能。
　　 （乙）经济条件，绝不能供养大军，大渡河流域千余里间，求如毛儿盖者，仅一磨西面而已，绥崇人口八千余，粮本极少，懋抚粮已尽，大军处此有绝食之虞。
　　 （丙）阿坝南至冕宁，均少数民族，我军处此区域，有消耗无补充，此事目前已极严重，决难继续下去。
　　 （丁）北面被敌封锁，无战略退路。
　　 （二）因此务望兄等熟思深虑，立下决心，在阿坝、卓克基补充粮食后，改道北进，行军中即有较大之减员，然甘南富庶之区，补充有望。在地形上、经济上、居民上、战略退路上，均有胜利前途。即以往青宁新说，已远胜西康地区。
　　 （三）目前胡敌不敢动，周、王两部到达需时，北面仍空虚，弟等并拟于右路军抽出一部，先行出动，与廿五、六军配合行动，吸引敌人追随他们，以利我左路军进入甘肃，开展新局（面）。
　　以上所陈，纯从大局前途及利害关系上着想，万望兄等当机立断，则革命之福。
　　
　　毛泽东要求徐陈就电文表态，看来在这之前其他几位已经先开了会，达成了一致意见。这封电报对形势的分析应该说还是很有道理的，陈昌浩表示支持北上的决定，但要力争左右两军同时北上，如果不行，我们是否可以考虑就和左路军南下，总之，陈昌浩是不希望两家分开的。徐向前表示同意中央的意见，对于南下的考虑不成熟，不发表意见。毛泽东说好，既然大家都同意北上，那么就给左路军发报。电报8日晚发出，末尾署名：恩来、洛甫、博古、向前、昌浩、泽东、稼蔷（稼祥）
　　这封电报很有意思，红军发电报是不习惯称兄道弟的，署名都是以姓简称，可这次中央等几人破天荒的谦称“弟”，称张国焘等为“兄”，且在署名时全部用了名而省去了姓，倍显亲热。这是中央在示好张国焘。电报发出后，毛泽东焦虑万分，从表态来看，徐陈二人对于北上并不是那么坚决，陈昌浩更是提出了南下也是一个选项。此时，右路军的一军团已经在林彪聂荣臻的率领下北出，手头只有彭德怀的三军团，而红四方面军的４军、３０军没有徐陈的支持，中央是没有把握调动的。彭德怀向毛泽东进言，咱们先下手为强，把徐陈绑架了吧，不然红军打红军怎么办？毛泽东考虑了一会儿，说道：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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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陈并转恩、洛、博、泽、稼：
　　 （甲）时至今日，请你们平心估计敌力和位置，我军减员、弹药和被服等情形，能否一举破敌，或与敌作持久战而击破之；敌是否有续增可能。
　　 （乙）左路二十五、九十三两师，每团不到千人，每师至多千五百战斗员，内中脚病者占三分之二。再北进，右路经过继续十天行军，左路二十天，减员将在半数以上。
　　 （丙）那时可能有下列情况：
　　 １．向东突出岷西封锁线，是否将成无止境的运动战，冬天不停留行军，前途如何？
　　 ２．若停夏、洮，是否能立稳脚跟？
　　 ３．若向东非停夏、洮不可，再无南返之机。背靠黄河，能不受阻碍否？上三项诸兄熟思明告。
　　 ４．川敌弱，不善守碉，山地隘路战为我特长。懋、丹、绥一带地形少岩，不如通南巴地形险。南方粮不缺。弟亲详问二十五、九十三等师各级干部，均言之甚确。阿坝沿大金川河东岸到松岗，约六天路程，沿途有二千户人家，每日都有房宿营。河西四大坝、卓木碉粮、房较多，绥、崇有六千户口，包谷已熟。据可靠向导称：丹巴、甘孜、道孚、天、芦均优于洮、夏，邛、大更好。北进，则阿坝以南彩病号均需抛弃；南打，尽能照顾。若不图战胜敌人，空言鄙弃少数民族区，亦甚无益。
　　 ５．现宜以一部向东北佯动，诱敌北进，我则乘势南下。如此对二、六军团为绝好配合。我看蒋与川敌间矛盾极多，南打又为真正进攻，决不会做瓮中之鳖。
　　 ６．左右两路决不可分开行动，弟忠诚为党、为革命，自信不会胡说。如何？立候示遵。
　　 ９日２４时
　　毛泽东等关于北上的分析很有水平，张国焘等关于南下的分析也不是没有道理。只不过，毛泽东等人并没看到这份电报，就在9日晚上，当中央和彭德怀的三军团趁着茫茫夜色拔营起程，与徐陈的红四方面军不辞而别。
　　会师不到两个月，红军就走向了分裂。关于这次分手，正统的说法是，前敌指挥部参谋长叶剑英得到了一份张国焘发给陈昌浩的密电，其中“南下，彻底开展党内斗争”的话，于是急忙通风报信，党中央为避免被红四方面军挟持，而连夜逃离。这一说法，因为有毛泽东、彭德怀和叶剑英的回忆做依据，曾经被认为是最无争议的结论。
　　可是随着早期档案的解密，人们发现长征期间所有的往来电报都完好地保存在中央档案馆里，尤其是１９３５年９月间的电报，每天都有明确的记录。但是唯独没有找到这封９月９日张国焘致陈昌浩的事关重大的“密电”。
　　李德关于此事的回忆是：“有人告诉我……（张国焘）给徐向前下达密另，要求徐向前制服中央委员会对他命令的抵抗，如果必要就使用武力。政治局害怕张国焘政变，决定独立行动……我怀疑是否确有其事，至少博古事后也表示非常疑虑。如果事态果真如此，那政治局就会召开紧急会议，我当时对此一无所知，直到第二天出发后才得到消息……会师不久的红军就这么分裂了，至于分裂是怎么发生的，以后众说纷纭，但是有一点是共同的，人们都抱着息事宁人的态度……把错误归咎于张国焘。”
　　张国焘关于此事的回忆是：“毛泽东等破坏了中共和红军一致行动的最高原则，私率一、三军团单独行动，结果造成中共和红军的分裂，历史如系事实的写照，则应大书“毛泽东分裂了中共和红军”……他（毛泽东）利用红四方面军经过重大牺牲所打开的北进通道，悄悄溜走，再也不管其他大多数同志和军队；他使用“北上先遣队”的名义，暗中携带着中央机关和各要人，要蒋介石误以为中央还在毛儿盖，进攻的箭头不会指向他那个支队……是“宁肯我负人，不可人负我”的权谋思想作怪……如果毛泽东事先将单独北进的行动，告诉徐向前陈昌浩，或事先与总司令部商讨，他决不会受到阻拦……如今毛泽东等私撤防线，秘密北进，显然是不顾大局的自私行为……朱德也认为这样的秘密行动是不应当有的……抹杀了总司令部的职权，也没有照顾到徐陈的安全”。
　　同样的事，当事人竟然有了完全不同的描述，让我们不得不感叹历史就是一个任人涂抹的小姑娘。不过有一点，三军团出走的那一夜，徐向前、陈昌浩一直在酣睡。身边发生了这样重大的事变，他们居然丝毫未察觉。如果陈昌浩真的有意危害中央，中央机关和三军团的大队人马，能否如此顺利地全部开走，是很难说的。
　　我对红军的指挥体制没看太懂，在红军总司令部已经下达了南下的命令后，一、三军团却单独北上的情况，算不算违抗军令？中央是否有权在不和总司令部打招呼的情况下，直接给部队下达命令？
　　

宝宝寒

　　下面咱们分析一下这个如罗生门般诡异的事件：
　　首先，胜利者说的有道理吗？从中央和红三军团月黑风高时节，偷偷摸摸拔营的举动看，他们是在躲避徐陈所率领的红四方面军，也就是说他们认为徐陈会威胁到他们。即使没有找到那份重要的电报，也不能证明这个事就不存在，毕竟战争时期，丢份电报也说得过去，所以说胜利者讲述的事件过程看，还是符合逻辑的。
　　接着，我们看张国焘真的想武力胁迫党中央吗？ 张国焘想当一把手的愿望已经表达的很充分了，但那还是在党章允许的范围内的争论，却没有证据证明他准备武力胁迫中央，这就要说那封失踪了的电报了，没电报不能证明这事不存在，但同样不能证明这事存在。如果叶剑英看到了那封绝密的电报，那么徐陈肯定也看到了，看到之后，如果准备领命行动，就不会不派人监视中央，如果不准备领命行动，则应该将电报交给中央，如果拿不定主义，则两个人应连夜商议，可事实是，没人去监视中央和三方面军，以至于他们轻松离开，二人也没商议，而是认真的睡觉。如果他真的发过那封命令徐陈动手的电报，那么张国焘在半夜12点，在毛泽东已经逃离的时候，又发来一封言辞恳切的电报，详述了南下的理由，很显然于理不通。
　　那么，张国焘回议录中提及的是否有道理呢？我们从李德和张国焘的回忆录中可以看到，二人对毛泽东的道德水准给予了极低的评价，两个中共曾经的核心领导层成员，在垂垂老矣之时，在追思过往岁月之际，本该与世无争的他们仍然不能平和心态，仍然要对自己政敌的人品进行猛烈攻击，当然不能简单的认为是“羡慕嫉妒恨”，但带着这种心态写史也难免会有偏颇。毛泽东带着已经被打残的一三军团独自北上，有什么意义？8万6都打没了，带着这万把人跑个什么劲，如没有其他原因存在，我万难相信头一天还长篇大论说服张国焘向右路军靠拢的毛泽东，会突然选择和红四方面军脱离。
　　徐向前于1982年8月14日上午，在寓所接受当时的中共中央 党史研究室副主任廖盖隆和党史研究室的其他几位有关同志缪楚黄、刘经宇、佟英明、叶心瑜访问时有如下谈话：“武力解决中央”的电报我是没有看到过的。当时，他们（一、叁军团）夜里走了，我们不晓得。早上，前面部队打电话来，说他们走了，还筑了工事，放了警戒，打不打？当时接电话的是陈昌浩，他手中拿着话筒，面对我说：这事怎么办？我肯定地对陈说：“天下哪有红军打红军的道理？怎么说也不能打。”这句话是我亲口讲的，这是事实。我不回避上述的事实，我不隐瞒事实。还有，我们那时候军队有保密制度。像这样机密的电报，是指定人译的。发给谁，译的人就直接拿给这位首长看叫谁译就是谁译。这样的电报不是一般人可以看到的，不是什么人都可以看的，这是军队的保密制度。张国焘发的这类电报都是指定人译的，但谁译的我不知道。有没有这电报？谁看过？我也不知道。”
　　后来廖盖隆给同样健在的叶剑英写信求证此事，未得回音。
　　叶剑英的回忆中对于那份重要电报的内容也是语焉不详。彭德怀的回忆遵循的是叶剑英的说法，同样没有说出这份重要电报的内容。由此，我产生了一个猜想，这次的红军分裂，也许只是因为一次误会，源自不信任产生的误会。在8号晚上，七个人给张国焘发去电报陈说厉害后，中央这群人估计是非常紧张的，中央红军只有一个减员严重的红三军团，而徐陈嫡系却有两个军，况且陈昌浩已经表示了，如果左路军不愿意靠过来，那么我们右路军可以靠过去的意见，那么中央派人监视红四方面军的可能不是不存在的，防人之心嘛。那么就在这监视过程中，可能某件事情使毛泽东产生了误判，比如徐陈说了诸如“红军必须有铁的纪律，我们必须服从总司令部的命令”之类的话，传话的人，在加上自己的认识和理解后，把话在传到毛泽东这里，也许就可以得出徐陈有可能武力胁迫的结论，毛泽东很害怕，当务之急就是必须先和红一军团汇合，再做打算，于是晚上就跑了。但跑了之后，发现红四方面军并未武力相向，只是派副参谋长李特率轻骑追上三军团，因为有部分四方面军的同志编在其他部门，得到命令后跟着一起北上了，现在李特叫他们们回去，在允许这些同志自由选择的情况下，他们脱离了中央红军跟着李特南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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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师的时候，毛泽东手下还有一万多人，这会儿五、九军团加朱德、刘伯承两员大将都跟了左路军，自己手头已经兵不足万了。就在这时，张国焘发来了义正词严的电报：
　　林、聂、彭、李并转恩、洛、博、泽、稼：
　　 一、据徐、陈报告：３军撤去脚丈寺、班佑警戒，乘夜秘密开走，次日胡敌及番反占班佑，３０团开班佑，在途与敌遭遇，团长负伤，伤亡百余。贯彻战略方针岂应如此？！
　　 二、红大已分裂，剑英、尚昆等均负逃，兄等未留一人在徐、陈处，用意安在？
　　 三、兄等走后，次晨胡敌即知彭德怀部北窜，请注意反动乘机告密，党中央无论有何争论，决不可将军事行动泄之于敌。
　　 四、诸兄不图领导全部红军，竟率一部秘密出走，其何以对国际和诸先烈。
　　 五、弟自信能以革命利益为前提，虽至最严重关头，只须事实上能团结对敌，无不乐从。诸兄其何以至此，反造分裂重反团结？敬候明教。
　　 国焘亲笔
　　 ９月１２日１０时
　　同时，张国焘还给一、三军团领导人单独发了一封招抚电报：
　　 林、聂、彭、李：
　　 （甲）一、三军团单独东出，将成无止境的逃跑，将来真会悔之无及。
　　 （乙）望速归来受徐、陈指挥，南下首先赤化四川，该省终是我们的根据地。
　　 （丙）诸兄不看战士无冬衣，不拖死也会冻死。不图以战胜敌人为先决条件，只想转移较好地区，自欺欺人，真会断送一、三军团。请诸兄其细思吾言。
　　 ９月１２日
　　
　　在收到张国焘电报后一小时，中央在俄界开会，通过了《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但并没有发，直到12月才发的。接着接受了彭德怀的建议——缩编，一三军团合并，改叫“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由彭德怀任司令员，毛泽东任政治委员，林彪任副司令员，王稼祥任政治部主任，杨尚昆任副主任。然后继续北上。当然也不能就这么走了，也得给张国焘发份电报：
　　国焘、向前、昌浩三同志：
　　 （一）一、四方面军目前行动不一致，而且发生分离行动的危险的原因，是由于总政委拒绝执行中央的战略方针，违抗中央的屡次训令与电令。总政委对于自己行为所产生的一切恶果，应该负绝对的责任。只有总政委放弃自己的错误立场，坚决执行中央的路线时，才说得上内部的团结与一致。一切外交的辞句，决不能掩饰这一真理，更欺骗不了全党与共产国际。
　　 （二）中央先率领一、三军北上，只是为了实现中央自己的战略方针，并企图以自己的艰苦斗争，为左路军及右路军之四军、卅军开辟道路，以便利于他们的北上。一、三军的首长与全体指战员不顾一切困难，坚决担负起实现中央的战略方针的先锋队的严重任务，是中国工农红军的模范。
　　 （三）张总政委不得中央的同意，私自把部队向对于红军极端危险的方向（阿坝及大小金川）调走，是逃跑主义最实际的表现，是使红军陷于日益削弱，而没有战略出路的罪恶行动。
　　 （四）中央为了中国苏维埃革命的利益，再一次的要求张总政委立即取消南下的决心及命令，服从中央电令，具体布署左路军与四军、卅军之继续北进。
　　 （五）此电必须转达朱（德）、刘（伯承）。立复。
　　
　　 中央
　　 ９月１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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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的中央并不知道朱德、刘伯承是什么态度，所以盼望回复，可张国焘并没有回电，而是召开了左路军干部大会，强烈声讨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央。朱德和刘伯承在左路军的处境比徐陈在右路军还要尴尬，毕竟徐陈手下有两个军，而朱刘虽然也号称有两个军团，实际上没几个兵。左路军干部们对于毛泽东的做法非常气愤，而这种愤怒除了大骂中央外，捎带脚连朱刘一块骂。右路军总部，徐向前、陈昌浩已经别无选择，总不能此时去追随偷偷摸摸撤走的一三军团吧，所以只能再过草地，去阿坝和左路军会师。
　　
　　1935年9月18日，林彪亲自督战，久经考验的红四团不负重托，一举攻克天险腊子口，红军终于离开了少数民族聚居区，重新回到了相对富足的汉人区。两个多月来，红军在川西北藏族区内爬雪山，过草地，穿森林，度荒原，忍受着寒冷和饥饿的煎熬，抵挡着藏族土司骑兵的袭击和追杀。见不到群众，得不到温暖，恶劣的环境和命运给红军造成了严重的损失。现如今终于又有土豪打了，又可以吃大户了，红军不光吃到了白面馍，还有了肉炒菜，萧锋、罗荣桓、邓小平、谭政几位首长还在老乡家里来了顿辣子鸡。
　　最让毛泽东高兴的还不是吃到了肉，住上了房，而是他发现当地竟然有个邮政所，邮政所里有报纸。已经与世隔绝了快三个月了，外边到底什么情况一无所知啊，毛泽东如获至宝般把几个月的报纸都拿了来，中央领导们分头阅读起来。８月１日的《大公报》的一条消息：“盘踞陕北者为红军26军，军长刘志丹辖三师。其下尚有十四个游击支队，此外各种小组及赤卫队等甚多。……现在陕北情况，正与民国二十年之江西情形相仿佛。”这条消息太令人振奋了，虽然两河口会议大家说是要到陕甘建立根据地，但只知道西北有红军活动，但是具体在哪活动，有多少人，中央一概不知，现在总算知道了他们在陕北，而且竟然还有三个师呢，那还等什么，去陕北。毛泽东鼓舞大家道：陕北还有700里，到了那，请大家吃红烧肉。于是群情振奋。
　　北进之路要过回民聚居区，战士们心里打鼓啊，过藏区可把大家给吓着了，要吃没吃不说，还老有人打黑枪。可这次过回民区，却出奇的顺利，回族群众对红军很热情，这是怎么回事呢？一打听才知道，前不久徐海东、吴焕先、程子华等率领红２５军曾路经此地，因纪律严明，给回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所以回族群众才对红军非常热情，而25军现在也在陕北，这个消息实在是比红烧肉还令人振奋。在翻过红军长征最后一座高山六盘山之后，毛泽东豪情满怀，赋诗一首：
　　天高云淡，
　　 望断南飞雁。
　　 不到长城非好汉，
　　 屈指行程二万。
　　 六盘山上高峰，
　　 旄头（后改为红旗）漫卷西风。
　　 今日长缨在手，
　　何时缚住苍龙。
　　后来相声中的一句“不到长城非好汉，不吃烤鸭真遗憾”成为了北京旅游最耳熟能详的广告词。
　　可接下来的路却是非常艰难的，行百里者半九十，中央红军从第五次反围剿起，就一直遭受着非战斗减员的压力，就是开小差，跟着你们闹革命的目的是为了分田地，不是为了掉脑袋，你节节胜利还好办，你东跑西颠的都不知道自己要去哪，普通士兵当然难以保持高昂的斗志。这种开小差的局面在进入藏区后得到了遏制，大家团结在一起都不见得能活，你自己耍单就纯粹是找死了。可一到汉民区，吃饱了肚子，这群江西农民们又开始大规模的开小差，据彭德怀回忆，等部队到达吴起镇时，盘点人马就剩7200人了。毛泽东非常焦急，他必须尽快找到陕北红军，结束“流窜”，再这么走下去，部队就要散了。
　　10月20日，也就是毛泽东到吴起镇的第二天，宁夏马鸿逵部的骑兵也尾随而来。毛泽东指示彭德怀：打退追敌，不要把敌人带进根据地。彭德怀集中三军团的部队，一阵猛攻，击溃了马家骑兵，俘获人马各二百多。毛泽东大喜，当即挥笔赋诗：“山高路远坑深，大军纵横驰奔，谁敢横刀立马，惟我彭大将军。”
　　11月2日，甘泉县，毛泽东终于和徐海东见面了，历经一年的两万五千里长征就此结束。徐海东的红25军，本是鄂豫皖苏区张国焘的部队，长征后大家失散了，最近才和刘志丹的红26军汇合，之后合编为红15军团，有七千多人，徐海东和刘志丹为正副军团长。徐海东出身于那支著名的铁军——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刘志丹则出身黄埔，和林彪为四期同学。这15军团一直处于敌人的围剿之中，迫切希望找到组织，因此对中央的到来，倍感亲切。可刘志丹呢，他在哪里？
　　刘志丹、高岗、宋任穷等陕北红军的老人们，现在正在狱中，罪名是“反革命”，“反革命”这个帽子在1979年之前，几乎是漫天飞舞的，也没个具体标准，只要你不跟我好，我就可以说你是“反革命”。毛泽东一听，怎么这还搞“肃反”呢，都什么时候了，咱不扯这个了行不行。下令立即停止肃反，不许再捕人，一切听候中央处理。并派王首道、贾拓夫火速赶往瓦窑堡解救刘志丹、高岗等人。没有了张国焘这样实力派的阻挠，中央行使权力要顺畅的多，毛泽东没有在错综复杂的矛盾中过多纠缠，在解放受冤屈的同志后，没有扩大打击面。很快稳定住了陕北局面，刘志丹、高岗、习仲勋等同志重新走上领导岗位。可以说中央在陕北立威的第一炮打响了。
　　陕北苏区实际也在被国民政府围剿，只不过围剿他们的是那支已被抽去了血性的东北军，东北军灰溜溜跑到关内，承受全国人民的责骂不说，他们自己心里也不好受啊，因此对于围剿红军打内战是毫无兴趣。结果在直罗镇被会师后的红军全歼了一个师，干脆筑碉堡搞封锁，不主动进攻了。
　　没有了敌人进攻的红军，过的并不太平，这地方太穷了，和开始设想的陕甘根据地完全不同，这里有三四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但人口不超过50万，土地贫瘠，没有工业，当地人生活异常困难，本来刘志丹少量红军在此出没，尚能混个温饱，可先是徐海东的红25军，接着是中央红军，这怎么让这个穷困的地区受的了。特别是中央红军，那是衣衫褴褛两手空空来到陕北的，一下来了八千多叫花子，可真让刘志丹等为难啊，不光没的吃，而且冬天到了，还没的穿，连取暖用的柴火都没有。
　　怎么办，在江西的时候，可以打土豪，可以去大的市镇吃大户，可到了陕北才发现就是挖地三尺，也嘛玩意儿没有。北边、西边和陕北一样穷，南边是张学良的东北军和杨虎城率领的西北军重兵封锁，只能东渡黄河到山西去找吃的，当然口号一定要响亮，叫“抗日反蒋”，说我们要通过河北、察哈尔到抗日前线去。过了黄河后，可开眼了，这地方真富啊，吃喝穿用都有，即使普通人家在红军战士眼里都像土豪，那就不客气了。
　　阎锡山急忙调兵加强太原以南的防御，谁知红军根本没有向北打，却掉头向南，沿着汾水流域去打文水、赵城、洪洞。晋南是山西的富裕地区，红军所到，并不主动找晋军作战，而是打土豪、筹款扩军。阎锡山一看，不是说北上抗日吗，怎么向南打了，不厚道啊，不按套路出牌啊，毛泽东说，连兵不厌诈都不懂，你真是个棒槌。阎锡山这时才允许蒋介石的部队进入山西南部，自己指挥晋军从北边压过来。毛泽东一看，土豪已经打了，东西也抢了不少，田地来不及分就不分了吧，东征目的已经达到，下令不与敌人决战，带着东西和钱——撤，这下红军有钱了，日子好过多了，唯一遗憾的是，在掩护红军渡河回陕北的战斗中，刘志丹不幸中弹牺牲。

宝宝寒

　　再说张国焘的红四方面军，干部战士义愤填膺啊。这一方面有张国焘的煽动，另一方面三军团至徐陈于不顾，自己逃跑，也确实太过诡异。就连原属于中央红军的五军团，也发生了分化，除了军团长董振堂等少数干部外，其余也对一三军团的做法不满，站在了张国焘一边。这下，最困难的就是朱德和刘伯承了，两个人对于此事根本是不明真相，中央唱的哪一出，他们也不知道。可不明真相者，却不被允许围观，你必须要说说，中央到底怎么回事，你到底站哪头。有记载说，朱德在“阿坝会议”上，面对近千名四方面军干部，说“中央北上抗日的决议是正确的。现在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了我国的东北三省，我们红军在这民族危亡的关头，应当担负起抗日救国的责任。中央的决议，我是举了手赞成的，不能出尔反尔，反对中央决议。我和毛泽东同志从井冈山会师以来就在一起，我是完全信得过他的。人家都讲“朱毛”，我朱德怎么能反对毛泽东？”。后面这几句，我相信是有的，事实上朱德也是怎么做的， 但要我相信前面关于“北上抗日”的说法，等于让我相信朱总司令缺心眼或脸皮厚。 “北上抗日”是中央红军一直在喊的口号，可那不是为了迷惑敌人和发动群众吗？红军内部没人把他当真吧？让四方面军的同志们相信，毛泽东带着三军团趁夜北上，是为了抗日？朱老总怎么可能在这时候说这样的话呢？“阿坝会议”成了对于毛泽东及其所领导的中央的批斗会，朱德和刘伯承面对汹涌的人海，最终只能选择沉默，你让他们说什么呢？
　　之后，在于徐陈所率领的右路军会合后，红四方面军开始南下。朱德刘伯承别无选择的跟着红四方面军行动，朱德虽贵为红军总司令，但他已经无法调动红四方面军的任何人。
　　10月5日，卓木碉，召开了卓木碉会议，陈昌浩首先报告在毛儿盖的一切经过，说明总司令部移到刷经寺后，他和徐向前与毛泽东等中央政治局委员相处得很融洽，遇事互相商量，并无争执。毛泽东等北逃的那一天，行动是突然的、秘密的、不顾信义的，也是破坏党和红军团结的。张国焘接着开始从第五次反围剿开始讲起，他们没有粉碎第五次反围剿，被迫逃离苏区，一路被敌人追杀，损兵折将，最后却说我们是逃跑主义，敌人在南边，南下怎么倒成了逃跑主义了呢？
　　“逃跑主义”是个很有意思的词，后来张国焘彻底被打倒，他从鄂豫皖苏区撤出，也被定义为了“逃跑主义”，而跑了两万五千里的中央红军被定义为“战略转移”，逃跑的红四军团从3万人跑到了8万人，战略转移的中央红军从8万6变成了8千多。
　　张国焘接着说：中央领导人是吹牛皮的大家，是左倾空谈主义。他们只是在有篮球打，有馆子进，有捷报看，有香烟抽，有人伺候时才来参加革命。（这话后来张国焘还讲过多次）一旦革命困难，就要悲观逃跑。有鉴于此，张国焘宣布：中央已经威信扫地，失去了领导全党的资格。提议仿效列宁和第二国际决裂的办法，组成新的临时中央，要大家表态。
　　虽然朱德、刘伯承反对，但在众将士的支持下，张国焘还是成立了中央，“毛泽东、周恩来、博古、洛甫应撤销工作，开除中央委员及党籍，并下令通缉。杨尚昆、叶剑英应免职查办。”。如果说毛泽东在遵义会议上成立的中央可以算作临时中央或代中央的话，张国焘这个中央就只能算“伪中央”了，因为实在缺乏正常的程序。但是“伪中央”不是没有转正可能，只要有国产国际的认可，就会一切顺利成章。现在，张国焘拥兵八万多，只有毛泽东分裂红军的证据（毕竟带红三军团夜里秘密逃跑了），却没有张国焘企图武力胁迫中央的证据，这时候，如果联系上共产国际，把事情向着有利于自己的方面讲述一遍，张国焘被转正，毛泽东被拿下可能性不光是有，而且很大。
　　有个说法，刘伯承秘密掌握着一个和共产国际联系的密电码，此时他密令参谋刘绍文烧掉了这个电码本，使张国焘无法和共产国际取得联系，于是保卫了党中央。我对这个说法是有怀疑的，刘伯承怎么可能掌握这个密电码，且是秘密掌握，朱德、张国焘、毛泽东都不知道。
　　

宝宝寒

　　接着，红四方面军开始南下，这么多日子以来，红军一直是被追杀的对象，此时突然杀回马枪，很是出人意料，打的本就战力不足额川军措手不及，红四方面军如下山猛虎一般，势如破竹，连战连捷，形势似乎相当乐观，但虽这节节胜利，问题也逐渐显现出来，像中央红军那样一仗接一仗的打，是没有办法，被敌人盯上了，只能打，但打的目的是为了跑，为的是找个地方休整。可红四方面军深入敌人腹地，杀向川中平原的打法，虽然攻了许多城拔了不少寨，但却是将自己投入到重围之中，缺少补给，没有后援，没有休息，这种打法是典型的消耗战，可张国焘又有多少本钱和人家拼消耗呢？
　　蒋介石一方面组织围堵，一方面整编川军，往各级部队派驻政工干部，以增强凝聚力。川军在得到中央政府的军费和武器支援后，重整旗鼓，加上红军要进入川西平原，为了保有地盘也得死磕张国焘。终于在百丈镇，刘湘率川军与中央军精锐薛岳纵队配合，经过18昼夜的苦战，将红军击败于百丈镇。此时，蒋介石马不停蹄集结兵力，薛岳纵队下辖6个师近10万人，向被逼退于大山深处、缺吃少穿的红军发动了猛攻，围剿从1935年12月一直到来年的1月，红军几乎被逼入绝境，减员相当严重，短短三个多月，从南下时的8万多人，锐减到4万人，士气更是低落。
　　1935年的那个冬天，对于毛泽东和张国焘都是一生难忘的困难时期，饥寒交迫啊。虽然双方都开了会，认认真真的谴责了一通对方，张国焘甚至还通缉了毛泽东，但双方的电报联系始终没断，当然大家电报里并不提相互的谴责的事，在相互通报情况之余，也不忘逞口舌之快，毛泽东告诫张国焘，中央同意你向川西发展，但你不要说我们是逃跑主义，请注意维护中央威信，另外你的战况和工作情形，应该及时向中央汇报。张国焘说，我这里已经用党中央、少共中央、中央政府、中革军委、总司令部等名义对外发表文件，并和你们发生关系。你们从现在起就以共产党北方局、陕甘政府和北路军的名义办事吧，不要再冒用中央名义，你们北方局、北路军和政权组织状况要向我报告，以便批准。
　　斗嘴归斗嘴，逃命还是主要的，张国焘带领红四方面军重走中央红军“打不过就跑”的老路，向西转移。双方这么隔空打擂，谁也赢不了谁，毕竟唾沫星子没太大威力，现如今，张国焘已经没有了当初分家时的底气，毛泽东在陕北的日子虽然也十分的不好过，但在联合了徐海东和刘志丹后，实力还是有所壮大，现在二人的差距已经不像当初会师时那么悬殊了。在实力接近的情况下，能够给予他们二人正统之名的就剩共产国际的任命了，可双方谁也联系不上共产国际，中央红军是从苏区撤离时就和共产国际断了联系的，这也说明所谓刘伯承掌握密电码的说法是不足为信的。
　　1935年11月，瓦窑堡，中共中央所在地，张闻天的窑洞中，来了一个风尘仆仆的商人，他自称叫张浩。张闻天一看之下，大喜过望，这哪里是什么张浩，他叫林育英，中共早期杰出的领导人，之前我们提到过此人，他是林彪的堂兄，林彪是被他和林育南带出林家大湾的。张闻天和林育英在上海党中央共事过，后来林调去苏联，成为中共驻共产国际的代表，此时在陕北相见，真是想都不敢想的事啊。
　　原来，1935年7月，共产国际在莫斯科召开第七次代表大会，决定建立全世界反法西斯人民阵线。会议结束后，为了传达共产国际“七大”精神，恢复与中共中央的联系，共产国际决定派一个中国代表回国。从苏联回国有东北、新疆和内蒙古三条路线，东北被日本人占领，新疆路途遥远，只有从外蒙入境路途较近，但要穿越浩瀚的沙漠，又要通过国民党的关卡，文件不能带，要记在脑子里。派回国的人一要能吃苦，二要机智灵活，三要在党内有知名度，让中共中央相信。就这样，选中了林育英。
　　

宝宝寒

　　林育英来到陕北后，马上给张国焘发了电报，告诉他自己作为共产国际的代表已经到达陕北，随身携带有和共产国际联络的密电码，并计划到川康与他们会晤，但因交通阻碍，尚不知能否如愿。张国焘很高兴，毛泽东带人离去令其始终不爽，一看钦差大臣来了，马上发了一封告状电报，因为他已经将毛泽东，张闻天等开除党籍，所以电报的台头写的是“林聂彭李转育英同志”，：
　　林聂彭李转育英同志：
　　 １． 给焘电已收读。党中央尚未收到七次大会决议，兄即到极好，请将国际决议速为指示。
　　 ２． 五次围剿在“决定胜负战争”左倾空谈之下，执行了右倾机会主义的单纯防御路线。对堡垒主义恐怖，放弃了集中主力，用运动战方法各个击破敌人的进攻路线。
　　 ３． 在持久战中未能取得胜利，突围成为必要。但在突围后，因失去反攻各个消灭敌人、创造新赤区的信心。过分夸大敌力，因此丧失许多反攻的机会，造成大量减员和严重失败情绪与张惶失措的逃跑。
　　 ４． 遵义会议是以决战防御对单纯防御路线，模糊了反围剿战争中集中主力各个击破的进攻路线。已成右倾机会主义的泽东和拼消耗的左倾空谈的防御主义的恩来的妥协，将五次围剿收到挫折之责任推到华夫（即李德——作者注）个人身上，暗中宣传应由国际负责。
　　 ５． 一、四方面军会合后，过低估计。两方面军会合后所产生之新逃跑，失去战败敌人、创造新根据地的信心。不顾一切，一心只朝着苏联和外蒙古逃跑，最后以无耻的手段分裂红军。
　　 ６． 机会主义的另一表现就在于抑压自我批评。在迅速进攻敌人的藉口下，阻止对于遵义会议和五次围剿经验的任务学习。利用两军会合后的一些小的误会和缺点，故意将反机会主义斗争转变为一、四方面军的冲突。
　　 ７． 毛周逃跑时破坏指挥统一，放弃对敌警戒，烧粮毁圹，公开反对南进。无异向敌告密，造成最大罪恶。
　　 ８． 我主力红军在党中央直接正确领导下，坚决向南进攻，发挥了布尔什维克的无上英勇，打坍了敌人九十个团以上。现在天全、名山、雅州（安）一带发展苏区，打破一切蒋介石统治，稳定南进是死路的胡说，揭穿了右倾逃跑的实质。
　　 ９． 临时中央主张在最近时期召开中国党第七次代表大会，四方面军在中央直接领导下尽力反对毛周路线。特别在抗日反蒋和红军胜利今日，应即团结全国同志，加强中央领导，来争取民族革命战争和反围剿的新胜利。
　　 １０． 对陕北赤区及红军的任务，已屡有建议。望他们立即接受中央正确领导，反对毛周路线。并要求林彭聂李立即与中革军委和总司令部发生经常关系，恢复红军的指挥统一。
　　 １１． 望你设法多派同志来这里工作，绍禹（即王明——作者注）和你及我党驻莫代表和留莫同志设法来此。切盼。
　　 党中央 １２月１８日
　　应该说，张国焘这封电报写的还是比较有水平的，事实陈述部分相对客观，算不得诬告，但此公的政治智商确实有问题，你说了那么多，却惟独没有向共产国际解释自己为什么建立临时中央，落款你写个“国焘”不就挺好吗，还显的亲热，非得牛哄哄的署名“党中央”，在无法和共产国际联系上的情况下，你自立中央的举动，虽然有些冒失，但仔细把前因后果说出来，也不是多么不占理。可既然国际代表已经来了，此时你应该首先征得共产国际的理解，并争取转正，而不是不顾林育英感受自称中央。
　　林育英此来的任务很简单，就是找到红军，和中共重新建立联系，并传达共产国际“七大”精神，根本也想不到此时中共有两个中央，各自拥兵、互不相让。那个时代，中共是共产国际的远东支部，对于共产国际的命令必须服从，这种服从一度达到盲从的地步，只要是国际来的人，不论身份如何，都被奉为“钦差大臣”。尽管张国焘、毛泽东平时都不太把共产国际当回事，但在这个时候，似乎也只有林育英居中，才能令双方信服，因此张国焘才会向林育英告毛泽东的状。
　　毛泽东当然也看到了林育英的价值，于是希望他以国产国际的名义协调和红四方面军的矛盾，换句话说，要让林育英在未得共产国际授权也无相关职务的情况下，假共产国际之名发表意见，当然这个意见应该是有利于陕北中央的。林育英和张闻天、博古是旧识，同时还是林彪的堂兄，在私人关系上和陕北这边更亲近。再说，在博古难服众望的情况下，由张闻天接任总书记，远比张国焘来的名正言顺。只能发发电报的张国焘，在争取林育英支持上本就先天不足，结果电报发的还那么四六不懂，加上毛泽东、周恩来关于北上的分析也确实很见水平，因此林育英的倾向性逐渐倒向陕北中央。
　　在数次电报往来后，林育英表示，共产国际完全同意中国党中央的路线，以共产国际的名义要求张国焘取消“中央”名号，成为中共西南局，但不归陕北中央节制，直接由共产国际中国代表团管辖，算是给了张国焘一个面子。接连的失败，使他的威信已经比卓木碉会议时下降，人困马乏，粮食弹药紧缺的局面迫使他必须迅速做出抉择，这时候，林育英代表共产国际发出的声音算是给张国焘一个下台阶，我不是怕了你毛泽东，不是斗不过你，我是严守党的纪律，服从国产国际的命令。于是，红四方面军调头北上。朱德、刘伯承等已经是第三次翻越夹金山（雪山），而且这次是冬季行军，其困难远大于前两次，而徐向前、陈昌浩及其所率领的原右路军所属的４军、３０军，更是两过夹金山，三过草地。
　　

宝宝寒

　　此时，朱德这个总司令又可以履行职务了，1936年3月15日，朱德、张国焘率领红军总部抵达道孚，尔后又进驻炉霍，红军本不打算在此路过，可这时得到消息，说贺龙率领红二、六军团已经到达滇西北地区，准备北上与红四方面军汇合。朱德于是建议部队原地休整，等待红二、六军团。这里经济状况比懋功、大小金川稍好一些，红军在这里得到了一个休整的机会。
　　此时的贺龙早就断了和中央的联系，却因为和张国焘之间有通信的密电码，而可以相互通报情况。中央曾经向张国焘讨要联系方法，都被张国焘婉拒。此时得到红军总部报告，说要在西康地区等候贺龙，然后一起北上。
　　4月1日，红军总部收到了一封发自林育英的奇怪电报，电报坚决反对红四方面军与红二六军团在西康会师，并令二、六军团在云贵建立根据地，而以四方面军失去北出陕甘机会为由，要求四方面军南下。
　　自从林育英“假传圣旨”开始，他就和陕北红军和中共中央站在了一个立场上，所以林育英发布这些命令，其实就是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的命令。从这封电报来看，我认为最有可能的原因就是中央害怕贺龙和张国焘会师，因为那样会使本就实力占优的张国焘如虎添翼，毕竟贺龙大家都不了解，他现在什么态度大家也不知道，两下一会师，浩浩荡荡开进陕北，怪吓人的。
　　朱德得到命令后，感觉十分的突兀，这什么乱七八糟的，哪有这样朝令夕改的，南下已经被证明没有出路，此时命我们南下是何意也。于是顶住压力，命令部队原有计划不变，就地休整，等待贺龙。
　　这次红四方面军接受了上次到藏区的教训，尊重当地人的文化和宗教习俗，不再随便打砸寺庙，境况比上次好的多了。
　　一直等了3个月，7月初，贺龙率众到来，两大主力会师。红四军团对红二、六军团十分的热情，送衣送粮，嘘寒问暖。
　　张国焘当然希望和贺龙拧成一股绳，那样对抗陕北的毛泽东，就会更加主动。可是，张国焘这个书生出身的军政领导，还真不太会和贺龙这样的行伍打交道。贺龙和张国焘在南昌起义的时候就认识，当时张国焘就拒绝了贺龙的入党要求，在他眼里朱德、刘伯承、贺龙都是军阀。前面咱们说过，贺龙是唯一一个即未受过高等文化教育又未受过专业军事教育的中共高级将领，此人为人豪爽甚至粗鲁，喜欢称兄道弟，“兄弟我如何如何”，“弟兄们如何如何”，是贺龙惯用的说话方式，在张国焘看来，这就是军阀作风，哪里像革命军人，可问题是朱德、刘伯承虽然同样是行伍出身，但受过高等教育，说话办事留有余地，可贺龙不一样，他向来直来直去，如果哪句话说茬了，他真不给你台阶，不给你面子，那时这个总政委可怎么办。因此，张国焘对贺龙是三分轻视七分怕。这不，张国焘硬着头皮来和贺龙套近乎，贺龙对于中央分裂的事早有耳闻，这时候，在张国焘耳边轻轻来了句：“国焘啊，只讲团结，莫讲分裂。不然，小心老子打你的黑枪。”虽然是半开玩笑，但还是把张国焘惊着了，他知道贺龙这个人说的出做的到。
　　　　贺龙不愿意受自己节制，朱德、刘伯承这两个贺龙的老部下，在中间积极活动和争取，陈昌浩、徐向前等也心向团结，6月6日，张国焘取消他的“党中央”。接着以中央军委的名义命令，红二、六军团，加上随红四方面军行动的32军（也就是湘江之战时的红九军团），组成了红二方面军，由此，红九军团也成为了长征之中，唯一参加过红军三个方面军行动的部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