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往事---尚未凝固的国家历史（系列连载）----金满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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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武昌楼上风云起

由于四川的局势并无好转的迹象，清廷决定调派湖北新军入川，这却又为准备已久的武昌起义拉响了导火索。

湖北当时主要有两个革命团体，一个是共进会，一个是文学社。共进会是同盟会分化而来的外围组织，由长江中游数省的同盟会员如湖北的孙武、湖南的焦达峰、江西的邓文翚等人组成。共进会自称是同盟会的“行动队”，他们主要联络会党与新军，准备在长江中游伺机起事。

当时湖北新军中也有一个类似的革命团体，这便是文学社。文学社和文学基本不搭界，它其实是革命党在新军士兵中发展出来的一个组织，原名群治学社，后来改为振武学社，由于活动被发现，最后改名为文学社，以掩人耳目。文学社以蒋翊武、刘复基等人为骨干力量，他们在湖北新军中发展了上千人，比共进会还要多一倍。在起义前，这两个组织所能影响到的力量已经占到了湖北新军的近三分之一，革命条件非常有利。

四川保路运动爆发后，共进会和文学社决定进行合作，共举大事。正当他们周密部署的时候，清廷命湖北新军入川的消息传来，共进会和文学社开会后决定提前举行起义，时间就定在10月6日（也就是农历中秋节）那天。会上，文学社的蒋翊武被推为军事总指挥，共进会的孙武则被推为军务部长。

会议过后，“八月十五杀鞑子”的消息在当地不胫而走，当地一份小报甚至公然宣称革命党要在中秋起事（倒不是消息泄露，而是当时谣言遍地飞，小道消息虽然不准，但也能偶尔得中）。消息传开后，湖广总督瑞澂十分惊恐，他深知革命党势力早已深入新军内部，于是他以调防为名，将他认为有问题的新军分调各处，以拆散革命党在部队中的组织关系。在中秋前的几天，瑞澂更是紧张不安，他特意召集文官知县以上、武官队长以上参加防务会议，要求军队提前过中秋节，节日期间则实行戒严，士兵不得外出，子弹一律入库。

八月十五中秋节的晚上，武昌城内桂花飘香，皎月悬空，此时非但没有想象中的喧嚣和暴动，反而显得格外的宁静与安详。原来，湖南革命党人焦达峰在9月28日发来电报，声称准备不足，请求延缓十日起义；另外，由于军队调防，起义指挥系统等需要临时调整，于是孙武等人便决定将起义日期推迟十日，即在10月16日发动起义。

在过完了一个紧张的中秋节后，湖广总督瑞澂悬起的一颗心刚刚放下，但几天后汉口租界的一声爆炸，立刻又掀起了波澜。

10月9日下午，孙武、刘公等人在租界宝善里安装炸弹、筹划准备工作时，刘公的弟弟刘同进来，由于大家彼此熟识，孙武等人也并未在意。在其他人工作的时候，刘同漫不经心的在一旁抽烟，不慎将纸烟火屑弹入火药中，结果引发了剧烈爆炸。

爆炸发生后，屋内顿时烈火熊熊、浓烟滚滚，孙武脸部当场被烧成重伤，后被同伴送往医院救治。正忙乱间，俄租界巡捕闻讯赶来，将尚未撤离的刘同等人抓获，并查抄了室内为起义准备的旗帜、文告和革命党人花名册等重要文件。随后，俄租界巡警便将刘同等人和查获物品一同移交给湖北当局。

革命党要造反，这在当时可是个大案子。紧接着，瑞澂一声令下，武汉全城戒严，军警四出，按照花名册大肆搜捕革命党人。在这危急时刻，被调防岳州的蒋翊武匆匆赶回了武昌，他立刻召集刘复基、彭楚藩等人在武昌小朝街85号紧急开会，商议对策。在会上，大家一致同意立即举行起义。当天下午，蒋翊武便签发起义命令，令各起义部队当晚十二点以南湖炮队鸣炮为号，城内外同时举义。

但不幸的是，由于城内戒备森严，起义命令并没有及时的送到南湖炮队。午夜十二点到了，大家仰望星空，但期待已久的那一声炮响始终没有打响。在大家焦急等待的时候，军警们已经搜查到小朝街85号，蒋翊武侥幸逃脱，而刘复基、彭楚藩、杨宏胜等十来个人被堵了个严严实实。在抓到这些重要党人后，瑞澂下令连夜突审，随后，刘复基、彭楚藩、杨宏胜三人在凌晨便被害于督署东辕门。

10月10日上午，军警们依旧在大街小巷四处搜查，革命党人的据点相继被抄，随后又有三十多名革命党人陆续被捕。这时的湖广总督瑞澂自以为大案告破，局势已定，他得意的电告朝廷请功，说“传革命党有扑攻督署之谣，瑞澂不为所动，一意镇定处之。张彪、铁忠等各员，无不忠诚奋发，俾得弭患于初萌，定乱于俄顷。”

可惜的是，瑞澂高兴得太早了。就在当晚，城内突然一声枪响，原本宁静的夜晚顿时被划破---枪声来自于城内紫阳桥南的工程第八营。在得知刘复基等领导人遇害、革命党人相继被抓后，第八营的起义召集人熊秉坤心急如焚，最后决定不再等待那南湖的炮声，而是约集同营的革命士兵当晚立即起事，不再拖延。

就这样，在革命党领导人缺位和指挥系统完全被破坏的情况下，那些革命士兵站了出来，他们主动承担了发动起义的责任。就在当晚七点过后，工程营中的排长陶启胜查棚时发现士兵金兆龙臂缠白巾，手持步枪，似有枕戈待旦之势。陶排长一向责任心很强，他立刻怀疑金兆龙图谋不轨，意图造反，上前要缴他的枪，于是两人扭打了起来。

在两人揪斗间，金兆龙大呼：“同志动手！”同棚的士兵程定国闻声赶来相助，并用枪击伤陶排长的腰部。这便是武昌起义的第一枪，也是辛亥革命的第一枪。这一枪，宣告大清王朝的即将落幕---从偶然性决定历史的角度来说，陶排长可能万万没有想到，这两百六十多年的大清王朝居然被他这个小排长的贸然行动给葬送了。

《民国往事》：连载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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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排长被击伤后负痛逃走且不说了。枪声一响，起义召集人熊秉坤以最快的速度赶到，他当机立断，宣布立刻发动起义。在熊秉坤的召集下，革命士兵迅速行动。营中的督队官阮荣发、右队官黄坤荣和排长张文澜等人见势不妙，慌忙出营阻拦，士兵们嚷嚷道：“各位长官，跟我们一块革命罢，同去同去！”可怜阮、黄等人还没有摸清形势，这时都什么时候了，居然还敢大声喝阻，结果话还没有说完，枪弹已钻入了他们的胸膛。随后，革命士兵们冲出营外，凡阻挡的一律请他吃枪子。

由于弹药缺乏，熊秉坤随即率领士兵们奔往楚望台军械所。到了那边后，还有数十个旗兵拦阻，不料军械所里也有革命士兵，他们听到动静后里应外合，一阵排枪便将旗兵们打得无影无踪。于是士兵们打开军械所，迅速分发武器弹药。当时赶到楚望台的革命士兵大约有400多人，由于熊秉坤军阶太低（相当于副班长），难以服众也不懂指挥，于是他顺应了士兵们的要求，公推队官（相当于连长）吴兆麟来充当临时总指挥。吴兆麟原本是日知会会员（早期的一个革命团体，后被破坏），他做事干练，有一定的指挥能力。吴兆麟受命后，他一边命令加强楚望台一带的警戒，一边派人与城内外其他革命部队联系，以便统一行动。

夜渐深沉，形势正向着革命党人的一边发展。几乎在陶排长被枪击的同时，武昌城外的塘角也突然燃起了熊熊大火。原来，和熊秉坤等人一样，驻守在城外塘角的混成协辎重营士兵也相约当晚发动起义，在晚上七点后，革命士兵李鹏升等人用洋油灯点燃了堆积的马草，宣布起义。

熊熊的大火，清脆的枪声，驻守武昌的新军各兵营立刻沸腾了，革命士兵们纷纷冲出营房，他们本能的向枪械所、炮台、制高点冲去。当时的19标（相当于团）、30标离最早发难的工程营最近，革命士兵们听到枪声后便在代表蔡济民、彭纪麟率领下，直奔楚望台。临近的测绘学堂学员听到枪声后，也迅速整队奔赴楚望台；加上驻扎左旗营房的第31标和第41标的部分士兵，楚望台已经成为当时革命的制高点。

在城外塘角的大火燃起之后，辎重营、工程队和炮队11营的士兵纷纷响应，他们一边迅速进城攻占了凤凰山高地，另外还派了一些士兵循着枪声前往楚望台接应。同时，城南的南湖炮队第8标宣布起义，他们在工程营的接应下顺利进城，并迅速占领楚望台和蛇山等处高地，布置炮阵。南湖炮队举义以后，附近的第32标和马队第8标也响应革命，他们纷纷汇集到楚望台、蛇山、凤凰山等地，展开军事行动。

新军士兵的起义可不同孙中山和黄兴那些人组织的会党及学生起事，他们都是久经军事训练的专业人士，一旦动作起来，那可就是非同小可了。当时参加起义的革命军已经达到近四千人，而尚未起义的清军兵力也不过五千人。更重要的是，革命军集中兵力，而能与之对抗的只有守卫督署及其附近的第8镇司令部约两千清兵。因此，无论是人数上还是士气上，革命军都占据优势。

当晚十一点后，革命军在蛇山炮兵的有力支援下，向总督署连续发起了三次猛烈的进攻，最终在凌晨两点攻占了第8镇司令部。湖广总督瑞澂见势不妙，慌忙带领卫队逃往江上的“楚豫”舰，而鄂军提督、第八镇统制张彪见大势已去，只得率领残兵败将撤往汉口刘家庙。
当清晨的第一缕眼光洒落在昔日威武的督署辕门时，这里已经成为了革命士兵的占领地。在这天上午，那位自诩“不动声色”的总督大人和“忠诚奋发”的统制大人早已逃之夭夭，而剩下的那些布政使、提法使、还有武昌知府等大小官员，都很面无表情的逃离了他们职守的衙门，并无一人反抗或者殉节。

10月11日上午十一点，在雄踞武昌城的蛇山之巅，飘起了一面红底十八星的大旗，它宣告了一个旧官府的死亡，也同时昭示了一个新政权的成立。

由于当时起义的领导人大都遇害或者下落不明，参加革命的士兵又缺乏威望，由谁来出面组织新政府便成了最紧迫的问题。革命士兵们首先找来的是湖北谘议局的议员们，并准备公推议长汤化龙作为军政府都督。在局势不定的情况下，汤化龙虽然表示赞成革命，但又以“非军人”、“不知用兵”的借口加以推脱。大家想来想去，便想到了一个人。

这便是湖北新军中地位仅次于统制（师长）张彪的协统（旅长）黎元洪。黎元洪原本是海军出身，他早年毕业于天津的北洋水师学堂，1894年曾随同“广甲”舰参加了中日黄海大战，舰毁后黎元洪凫水获救。战争结束后，北洋海军的军官一律被斥革，后来黎元洪投奔了张之洞，并得到重用。在武昌起义爆发之时，黎元洪正担任陆军第二十一混成协（相当于一个加强旅）统领。黎元洪本是旧派军官，在编练新军中多次镇压革命活动，并曾亲手杀害革命士兵。武昌起义爆发后，他自知情况不妙，当时正躲在幕友刘文吉家中避难。

正当黎元洪惊魂未定的时候，门口突然传来一阵喧哗---革命士兵找上门来了。据说，黎元洪在情急之下躲进了床底，但最终还是被拽了出来。在吴兆麟等人的簇拥下，黎元洪无可奈何的来到谘议局。当他得知革命士兵要他当军政府都督的时候，他惊慌的连声道：“莫害我！莫害我！”

由于黎元洪死活不肯在安民告示上签字，革命士兵一怒之下，有个人便自己拿笔代黎元洪签上了他的大名。于是乎，“黎都督”之名在武昌城不胫而走。

12日，汉口和汉阳先后光复，武汉三镇全部落入革命军之手。在革命形势一片大好的情况下，黎元洪的态度突然来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他慷慨激昂的表示：“自此以后，我便是军政府之一人，愿与诸君共生死”。而谘议局的汤化龙等人也异常活跃，他们和黎元洪频频商议，对军政府的组合问题进行了精心设立。在17日“祭天大典”宣布后的军政府名单中，除了孙武出任军务部长，其它六部均为黎元洪的部属和汤化龙的亲信，首义的革命士兵们反而靠边站了。

《民国往事》：连载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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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清廷大势已去

武汉自古为五省通衢，在起义爆发的消息传开后，清廷感到极为震惊而恐慌。经过一番紧急的磋商后，清廷在派出陆军大臣荫昌率领北洋军南下镇压的同时，又调派了萨镇冰率海军军舰和长江水师前往助剿。

北洋军是很厉害，但荫昌却指挥不动，这些人都是袁世凯训练出来的队伍，袁世凯让他们走，他们就走；让他们停，他们立马不动了。武昌举义后，各地的形势是一天比一天糟糕，摄政王载沣这下急成了热锅上的蚂蚁，却又无处下手。

正当湖北的革命军占据武汉的时候，湖南新军也于10月22日起义响应。在革命党焦达峰等人的策划下，湖南新军几乎没有遇到哪怕像样一点的抵抗，便已经占领了巡抚衙门。据说，这些革命士兵还没有杀到巡抚衙门，便远远看到院内竖了根大旗杆，旗杆上飘着个大白旗，旗上写着两个大字，待到走近一看，可不是“大汉”二字？原来，巡抚余城格早已逃之夭夭，特树一旗表示诚意。于是，湖南的革命除放了三声信号枪外，便已是兵不血刃地光复了长沙。

在湖南起义的同一天，陕西西安的革命党也宣告举事。西安将军文瑞和护理巡抚钱能训自知新军不可靠，正当他们打算将其调出西安、以分散其兵力时，消息突然走漏了出去，革命党反先行一步，逼得文瑞投井自杀，钱能训举枪自伤。发难的指挥者为新军管带张凤翙和张益谦，两人既是日本士官学校毕业生，又是同盟会员，由此一呼百应，革命自然成功。

在陕西革命党起事的后一日，江西九江的新军也宣告独立，九江知府朴良被赶走后，标统马毓宝被公推为都督。九江独立后，不过一周，革命党人便冲进南昌，把巡抚衙门占了，原巡抚冯汝骙又羞又愤，竟然在遣送途中吞金自杀，成为汉人官僚中为清朝殉节的第一人。

九江独立后的第二天，革命党人将新任广州将军凤山给炸死，两广总督张鸣歧自知大势已去，只得于11月9日接受地方士绅“和平独立”的要求，随后便逃到了租界，保命要紧。随后，革命党胡汉民从香港赶来并做上了广东都督。胡汉民做上都督后，革命党人蜂拥而至，朱执信、廖仲恺、陈炯明等全部齐聚广州，革命形势一片大好。

陕西革命后，邻省的山西革命党也跃跃欲试。10月29日，山西新军发难，革命士兵迅速攻占了巡抚衙门，并将巡抚陆钟琦与协统谭振德当场击毙，太原宣告光复。随之，山西各界代表在谘议局开会，公推标统阎锡山为山西都督，由此成就了老阎近三十年的山西土皇帝事业。

接下来宣布革命的是云南。10月30日，倾向革命的新军协统蔡锷和革命党人唐继尧等人经过多次密谋后发动起义，随后同总督李经羲和19镇统制钟麟同的清兵展开激战，最终将钟麟同击毙，李经羲被俘获，昆明光复。

最可笑的是浙江巡抚增韫，他见各省纷纷独立，心里不免愁灼万分，每日都要召集官绅开会讨论，偏偏那些绅士每日以“独立”为请，增韫听了更是头皮发麻。浙江本就是革命党活动频繁之地，他们见武昌首义成功，自己哪能无动于衷？当时便有陈其美等人策划要在杭州和上海同时举事，把场面闹腾大点。不料陈其美等人尚未准备妥当，上海革命党便率先发难。得到消息后，浙江革命党自然不甘落于人后，次日便组织了敢死队前往巡抚衙门扔炸弹。这炸弹一响，革命党便纷纷冲进署门，那些巡抚卫队个个目瞪口呆，竟然不敢抵抗，急得巡抚增韫只得往马厩里藏身，不巧革命党眼明手快，当场给逮了个正着。好在增韫并无恶行，最后被礼送出境了事。随后，浙江成立军政府，立宪派首领汤寿潜被推为都督。

本来杭州、上海两地的起义都是陈其美来组织，不料11月3日闸北巡警率先发难，随后商团武装又在南市起事，上海道台刘燕翼和知县田宝荣只得仓皇逃往租界保命要紧。随后，陈其美率领革命党攻打最后一个堡垒江南制造局，将其拿下后于11月4日宣告上海光复，陈其美也就此当上了上海都督。

就在上海举义的同一天，贵州革命党人也率兵攻打贵阳城。早在数日前，谘议局的议员们便劝告巡抚沈瑜庆反正，但沈巡抚不肯答应。11月3日，等到革命军打进城来，沈巡抚见大势已去，只得拱手交出政权，黯然下台。后来，云南的唐继尧率滇军进入，并当了贵州都督。

武昌首义不到一个月，各省便纷纷响应，那些尚未光复的巡抚也是左右不定，坐立不安，最后有两个省的巡抚一狠心，也宣布独立，“咸与维新”，这便是广西与安徽两省。广西巡抚沈秉堃反正后不久，便被副都督、革命党人陆荣廷给挤走。安徽巡抚朱家宝在合肥、芜湖等地相继宣告独立后，也在省城安庆宣布独立，并自任都督。不料此举遭到了革命党人的强烈反对，他们不准朱巡抚自行革命，于是便在11月11日宣布重新独立，并以王天培为都督。后来朱家宝有煽动巡防营闹事，夺回军政大权。革命党人大愤，向九江军政府求援，于是李烈钧便派兵进入安庆收拾残局，最后由革命党人孙毓筠出任安徽都督。

《民国往事》：连载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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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巡抚程德全的反正则充满了喜剧性。11月4日晚，起义成功的革命党派出50人的小分队前往苏州策反新军，次日新军和革命党便进入苏州，并占领了各大衙门，要求程德全宣布独立。一向谨小慎微的程德全倒还算镇定，说：“值此无可奈何之际，此举未始不赞成”，便顺应了革命。为表示革命的诚意，程德全特命人用大竹竿将巡抚衙门大堂上的檐片挑去几片，以表示与清廷划清界限。在大瓦片“哐当”落地声中，江苏也宣布加入了革命阵营---程德全昨天还是大清的江苏巡抚，一眨眼便又成了革命阵营中的江苏都督。

在龙旗频频落地中，也不是没有反抗的，譬如在福建。福建革命党人彭寿松从日本回来，在争取到福建新军协统许崇智等人的支持后，决定在11月12日发动起义。11月8日，福建谘议局议员劝告闽浙总督松寿交出政权，但松寿脑子不开化，偏要顽抗到底。受此刺激，革命党当天晚上便发动起义，松寿也组织了旗兵拼死抵抗，双方竟然激战了一个晚上。最后，革命党和新军击溃旗兵，松寿见大势已去，吞金自杀，福州将军被击毙。于是，福建便也落入了革命党人的手中。

引发众多革命的四川反倒晚于其它省份独立。11月22日，重庆首先宣布独立，随后其它各府、州、县才陆续独立，唯独剩下省城成都被革命军包围，久久未能攻破。11月26日，新授四川总督的端方在入川途中被他带领的湖北新军士兵所杀，四川的局势更加的混乱。要说起来，端方虽是满人，但他本人倒是一名开明且有才干的官员，而且并无恶行，值此反满风潮中殒命，也是可惜可怜。四川总督赵尔丰则是在端方被杀的次日宣布反正，但他本人未及逃走便被革命军抓住正法。

如此一来，南方各省在辛亥年12月前便都已宣告独立，就连长江上的十多只海军军舰，也在革命党的策划下投了革命军。有意思的是，在南方革命各省中，飘扬的旗帜却大不相同：湖北、湖南、江西打的是十八星旗；广东、广西、云南和福建飘的是青天白日旗；江苏、浙江、安徽等地用的是光复会的五色旗；陈炯明在惠州举义时，手里拿的居然是古老的“井”字旗；至于那些反正的省份倒没那么复杂，他们只管挂出一面白布算是顺风旗---顶多在旗上写上“大汉”或者“兴汉”几个大字。

北方的情况也不容乐观。山东巡抚孙宝琦，这位庆亲王奕劻的儿女亲家，居然也在风潮中宣布独立，这可真是让清廷寒心不已。好在孙巡抚后来良心发现，他在袁世凯的支持下，又宣布取消独立---实在是一场闹剧。就连东三省也不太平，吉林、黑龙江也搞了保安会，奉天也杂入革命军，革命党蓝天尉还自称为都督。

让清廷稍微感到安慰的是，两江总督张人骏、将军铁良及辫帅张勋对朝廷忠心耿耿，尽管南京兵少城孤，但还是在四面楚歌中顽强和革命军对抗，实在是可歌可泣。但是，进攻南京的江浙联军却也不屈不挠，宁军总司令徐绍桢、镇军总司令林述庆、还有浙军总司令朱瑞、苏军总司令刘之杰等，革命军会集三万多兵力向南京发起猛攻。提督张勋也有几分能耐，他督率了十八营如狼似虎的辫子军与革命军对垒，开始倒也未见吃亏，只是最后革命军实在攻得紧了，张勋只得带着他的人马开城逃走，于是南京也落入了革命党的手中。

如此一来，全国各省十去其八，清廷只剩下北方几个省还没有宣告独立，大势已去矣。

《民国往事》：连载十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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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钓翁眼底小王侯

武昌起义后，湖北军政府便以“首义”的资格向其它各独立省份发出筹建全国临时政府的通电，而上海、江浙都督在两天后也提出了类似的提议，并电邀各省代表来沪商谈。由于革命阵营一下子出现了两个声音，上海方面为尊重武昌首功，随后同意了在武昌会议的通电。
不料各省代表陆续抵达武昌后，袁世凯指挥的北洋军也已经大兵压境。10月27日，清廷将督师无功的陆军大臣荫昌召回后，袁世凯被任命为钦差大臣前往督办湖北剿抚事宜，并授予统一指挥前线水陆各军的大权。

尽管军权到手，但袁世凯仍旧未置可否，不肯即刻出山。两天后，山西又爆发起义，宣布独立，而驻扎滦州的新军第二十镇统制张绍曾联合第二混成协统领蓝天蔚联合电奏清廷，提出“速开国会、改定宪法、组织责任内阁、皇族永远不得充任内阁总理大臣和国务大臣、国事犯之党人一律特赦擢用”等12条要求，并公然致电南方的革命党，表示自己断不会督师南下与革命军作战。

原来，清廷本打算在北方举行秋操，而一些新军将领如第六镇统制吴禄贞、第廿镇统制张绍曾、第二混成协协统蓝天蔚等人却秘密决议，打算乘秋操时以实弹射击，先将忠于清廷的禁卫军击溃，然后趁势攻入北京。清廷得知这个消息后，慌忙将秋操计划取消。武昌起义后，驻滦州的第廿镇统制张绍将曾将运往前线的大批军火截留，并联合第三镇协统卢永祥、第二混成协协统蓝天蔚、第卅九协协统伍禄祯等打电报向清政府提出12项要求。

“滦州兵谏”无疑是后院着火，令清廷惊恐万状，因为滦州和北京近在咫尺，一旦倒戈，后果不堪设想。在各方面的压力下，清廷在10月30日以极快的速度颁发了四道谕旨：一是罪己诏，皇上承认自己“用人无方，施治寡术”，并誓行宪政；二是迅速起草宪法；三是取消皇族内阁，亲贵不得充任国务大臣；四是赦免戊戌变法以来的所有政治犯。而资政院也不敢怠慢，他们在四天之内便把宪法信条十九条制定上奏，而清廷则在当天就加以颁布，并宣布择期在太庙宣誓，以资信守。

眼见火候已到，袁世凯也就不再装腔作势，他在30日当天便从彰德启程南下，31日抵达信阳同荫昌完成交接，11月1日便进驻孝感，正式接管了军权。荫昌在同袁世凯交接后如释重负，随即便乐颠颠的跑回了北京。

袁世凯的旧部听说袁世凯已经出山，为迎接老首长的到来，随后便对汉口发起猛攻，迫使革命军退出汉口外围。在随后的几天里，北洋军前敌总指挥冯国璋竟然下令纵火助攻，将原本繁华的汉口烧成一片焦土。在隆隆炮声和连夜大火中，百姓携家带口，狼狈逃窜，情状极惨。

11月1日，北洋军攻下汉口，并蓄势进攻汉阳。就在这天，清廷批准了内阁总理大臣奕劻、协理大臣那桐、徐世昌及国务大臣载泽、载洵、溥伦等人的辞职，并授袁世凯为内阁总理大臣，让他即行来京，组织完全内阁。

据说，袁世凯接到诏旨后放声大笑，这三年多来，他总算是出了心中的一口恶气。不过，袁世凯并不想接受清廷对他的授命，而是等到11月8日资政院按照《宪法信条》正式选举他为内阁总理后，他才于次日带着大批的卫队进京就职。

11月13日，袁世凯到达北京。三天后，由袁世凯组建的新内阁宣布成立，其中民政大臣赵秉钧、陆军大臣王士珍等心腹赫然在榜。正当清廷盼望着袁世凯能尽快剿灭武汉的革命军时，袁世凯却突然不打了。

在袁世凯看来，当时的局势已经不仅仅是武汉一地的问题，而是各省分崩离析的大势；即使能剿灭了武汉的革命军，但其他省份的革命党又如何对付？何况，袁世凯心里也清楚，清廷对他并不信任，一旦渡过难关，自己的命运又将如何呢？如今天赐良机，他也得为自己打算打算。

此时的袁世凯已经是百炼成钢，精敏老成，他绝不会轻易的听从清廷的使唤，也不会随意附和革命党的意愿。他要做的，是凭借手里的北洋军从中操控，一方面利用革命军来要挟清廷，另一方面又借清廷的势力来威胁革命军，连哄带吓，既打又拉，将革命军和清廷玩弄于股掌之间。

据说，当时袁世凯曾给他的幕僚们说过这样一个故事，他说：“各位，你们知道拔树的办法吗？专用猛力去拔，是无法把树根拔出来的；过分去扭，树子一定会断折。只有一个方法，就是左右摇撼不已，才能把树根的泥土松动，不必用大力就可以一拔而起。清朝是棵大树，还是三百多年的老树，要想拔这棵又大又老的树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闹革命，都是些年轻人，有力气却不懂如何拔树，闹君主立宪的人懂得拔树却没有力气，我今天忽进忽退，就是在摇撼大树，等到泥土已经松动了，大树不久也就会拔出来的。”

事实上，早在袁世凯复出之前，他与革命军之间便已经展开接触，当时黎元洪和黄兴都曾经写信给袁世凯，劝他拥护共和，但由于双方在国体是“共和”还是“君主立宪”的问题上谈不拢，最后只好作罢。回到北京后，袁世凯独辟蹊径，他连续三个晚上约见刚刚释放的同盟会重要成员汪精卫（刺杀摄政王未遂），以间接打开与同盟会接触的孔道。

《民国往事》：连载十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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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汉口被攻下之后，袁世凯又派出了亲信蔡廷干前往武昌与革命党人进行试探。袁世凯之所以要派出蔡廷干去谈判，主要是考虑到蔡廷干曾经是北洋舰队的鱼雷艇管带，与武昌首义的都督黎元洪曾有同袍之谊，但蔡廷干到了武昌后，因为双方立场差异太大，仍旧没有谈拢。

由于谈判久久不见成效，袁世凯又决定采取军事行动，以挫败革命军的士气。11月21日，北洋军向汉阳发起猛攻，尽管革命军有黄兴等人指挥抵御，但终因为实力相差悬殊，汉阳在26日便宣告易手。

在攻下汉阳后，前军指挥冯国璋被清廷授予二等男爵。冯国璋在得到电旨后，他十分激动的对身边幕僚说：“想不到我一个穷小子，现在竟然封了爵了！这实在是天恩高厚，我一定要给朝廷出力效劳！”

在高兴之余，冯国璋便打算乘胜将武昌一举拿下，日后也能博得加官进爵、封侯拜相，岂不美哉？于是冯国璋便派重兵占住龟山，架起机关大炮轰击了三天三夜，正当他想发兵渡江时，袁世凯一纸电报发来，命令暂时停战，这顿时浇了冯国璋一头冷水。他没法理解，在士气大振的情况下，为什么不能彻底拿下革命党的地盘建立功勋呢？于是冯国璋一边给袁世凯发电报，说现在“机不可失”、“武昌唾手可得”，一边又下令继续炮击武昌，并无放弃进攻的表示。

袁世凯得知后勃然大怒，随后连发七道电报，严令冯国璋立刻停止进攻，切勿再轻举妄动。为了防止冯国璋坏了自己的好事，袁世凯随后将其调回北京，委派另一名亲信段祺瑞为前敌指挥。说到底，冯国璋毕竟只是个军人，他不懂得政治上的这么多道道，更不懂得他的袁主帅其实是在清廷和革命党之间进行平衡和博弈。老袁要下一盘很大、很大的棋，冯国璋那脑袋哪能理解得了。

袁世凯并不急于武汉的战事，他当时要做的，是先将那些皇族亲贵如载涛和毓朗等人，以“亲贵不得预政”的借口从军咨府等机构中扫地出门；不仅如此，就连摄政王载沣也在袁世凯的压力下，于12月6日交出印信，退回藩邸。以载沣的能力和性格，他倒不如回家抱孩子来得自在。

在武汉取得压倒性优势后，袁世凯又向革命军大抛橄榄枝。这一次，袁世凯请出他的好友、英国公使朱尔典出面调停，于是交战双方再次停战议和。在载沣辞去监国摄政王后，袁世凯掌握了清廷的军政大权，随后他又名正言顺的派出议和代表唐绍仪率各省代表南下谈判。

唐绍仪原本是选派留学美国的幼童，在清廷中断留学事宜后返回国内，后来被派往朝鲜，随后便一直在袁世凯手下任事，并深得袁世凯的信任。南方独立各省则选出伍廷芳为议和代表，伍廷芳早年曾留学英国，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留洋的法学博士，由他来担任南方代表，双方算是旗鼓相当。

12月12日，唐绍仪等人抵达武昌进行谈判。在会晤黎元洪的时候，唐绍仪透露了袁世凯也有意赞同共和，不过得经过国民会议决议后方可让清廷下台。黎元洪得知后，便将消息告知了正齐集南京的各省代表。在同黎元洪取得谅解后，唐绍仪一行人又在革命党人王正廷、谭人凤等人的陪同下，乘坐“洞庭”号轮船顺江而下，前往上海进行谈判。

12月18日，南北双方代表在上海公共租界议事厅开始正式谈判，英、法、德、美、俄、日六国驻上海领事也都作为见证人出席了会议。谈判开始后，双方先就全面停战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论，最终达成了一致。

对于政体问题，伍廷芳首先提出，如今全国人民（你如何得知？）都向往共和，因此赞成共和是谈判的前提；而唐绍仪表示，袁世凯并不反对共和，但必须召开国民大会（话虽有理，但实难操作），政体应取决于民意。双方各持一词，不肯让步。

实际上，袁世凯最初是希望保留清室，他认为虚君制下的君主立宪比较适合中国国情（如同英国），这样既照顾了清廷的面子，又满足了革命党的要求，而自己又从中掌握了大权，这是他最希望达成的谈判结果（或许本该是当时最好的方案）。

但是，南方代表坚决反对保留清室，他们声称，如果能废除帝制，革命军可以推举袁世凯为大总统，但前提是他必须拥护共和，放弃君主立宪的主张。总而言之一句话，清帝必须退位（他们不明白，废除皇帝不等于废除专制，两者实则天壤之别）。

对于南方代表要求清帝公开下台的要求，袁世凯也很是为难。从他的心理上来说，他个人虽然希望当上民国大总统，但也不想落下欺负孤儿寡母的骂名，毕竟袁家在清朝三代为官，也不能把事情做绝了；假如能够通过国民大会的形式、以国民公意作为台阶，那就从容多了，但这事不好办哪。

在谈判过程中，南京被江浙联军攻下，原聚集在武昌的独立各省代表迁到南京，也在开始着手筹备临时革命政府，但由于各省革命党派系林立，无人可以服众，一时间相互纷争，临时革命政府竟然无法出台。正当袁世凯还在运筹帷幄、为政体问题大伤脑筋，而革命军阵营为推选领袖而烦恼时，这时海外来了一个人，正好将问题迎刃而解。

此人便是孙中山。

《民国往事》：连载十六

宝宝寒

初试共和

九、孙中山是何方神圣

要说起孙中山先生，固然是名满天下、人所皆知，但需稍做提醒的是，孙先生终其一生，从未自称过“孙中山”，他的一切公私文件签名，都一律使用“孙文”二字，这与大家所熟知的“孙中山”名称相去甚远。

旅美历史学家唐德刚在《晚清七十年》中考证，孙先生一生中曾有二十多个化名，“中山”二字便是当年闹革命的时候，为了便于掩人耳目，日本人代他起了个名字叫“中山樵”。据说梁启超在和革命党论辩之时也曾称“中山”一辞，似有不敬之意。后来，“孙中山”一名大行其道，为人所景仰，不过那是在“二次革命”之后的事情了。

孙中山，原名孙文，字逸仙，生于1866年11月12日（同治年间）。按唐德刚的说法，他是个不折不扣的华侨青年---至少在文化上并非本地土著。孙中山出生在广东香山县（今中山市）翠亨村，其家世代为农，未见宽裕。在读过几年私塾后，13岁的孙中山于1879年离开家乡到檀香山投靠长兄孙眉，由此进入当地的教会学校，读英文，从西学，接受西方教育。1883年，孙中山一度想受洗入教，但遭到了长兄孙眉的强烈反对，孙中山一怒之下便回到了老家翠亨村。

回家之后，年轻的孙先生觉得村中保守依旧，死气沉沉，于是他和另一个新派青年也是他的童年好友陆皓东将村中北帝庙的神像给推翻砸倒¬。这种革命行为，欧洲新教徒在宗教改革运动时干过，当年洪秀全也曾干过，但结果是捅下了马蜂窝，村中长辈野老要找他们的麻烦，最后孙中山和陆皓东在惶急之下，只好双双去了香港。

到香港后，孙中山和陆皓东都受洗礼加入了基督教，孙中山随后又进入拔萃书院和中央书院读书，继续接受西式的中学教育。1886年，孙中山从中央书院毕业后，随之又进入博济医院和香港西医书院学医。在此期间，孙中山结识了陈少白等人，这几个同龄人经常在一起谈论革命，时人冠以“四大寇”之名---乡民愚昧，哪里知道这其实是伟大革命的启蒙时期。

1892年，孙中山从香港西医书院毕业后开始了悬壶济世的生活。但是，孙中山在澳门、广州等地行医并不顺利，后来他也就逐渐对“济世医人”的现代郎中职业失去了兴趣，而改为热心于“医国济世”的大事业。这时，正好康有为在广州万木草堂举办维新变法培训班，孙中山本想去和康有为结交一番，但因老康要小孙“具门生贴拜师”而作罢---历史是有趣的，倘若孙先生真拜在康夫子的门下，历史岂不是要重写？

1894年，在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前，孙中山抛开广州的业务，回到翠亨村写了一封上书给当时朝中最显赫的李鸿章李中堂。在这篇上书中，孙中山提出了四点救国之策，即“人能尽其才，地能尽其利，物能尽其用，货能畅其流”。一个多月后，孙中山将上书写好，又经好友陈少白稍加润色后，他便兴致勃勃的偕同陆皓东经上海北上投书。当年6月中旬，孙中山通过李鸿章的幕僚罗丰禄等人将上书投递上去，但令人极为失望的是，投书如同泥牛入海，毫无下文。

对于这个结果，其实也算正常。你想，李中堂当时多忙啊，他手下的幕僚名士满天下，哪有时间来接见这两个默默无名的南方小青年。即便李鸿章看了孙中山的上书，估计也会因为其泛泛而谈、毫无具体所指而难留印象。

李鸿章没有想到的是，他在不经意间便把这两个热血青年逼上了清廷的对立面，走上了革命的道路（要是李鸿章九泉下有知，想必会后悔不迭呢）。1894年秋，孙中山回到檀香山并于当年11月成立了革命团体兴中会。兴中会成立后，会员一度达到一百三十多人，甚至连孙中山的长兄孙眉也加入了。

兴中会并不是清末历史上的第一个革命团体，因为在兴中会之前，香港的杨衢云和他的一帮同志搞了一个名叫辅仁学社的组织，其宗旨几乎和孙中山的兴中会一模一样，无外乎“推翻清廷，建立合众国”之类。1895年1月，孙中山回到香港后经友人引见，兴中会和辅仁学社合并为一个组织，名字还是叫兴中会（辅仁学社未免太文绉绉了）。

1895年10月26日，在杨衢云、孙中山等人的组织下，兴中会决定在广州发动起义---当时军旗都准备好了，那就是陆皓东制作的青天白日旗。可惜的是，由于消息泄露，起义未经发动便告流产，陆皓东也不幸被捕杀害，成为中国近代历史上为革命献身的第一人。

起义失败后，孙中山遭到了清廷的通缉和港督的驱逐，最后连香港也呆不下去，只好东渡日本神户。到了日本后，孙中山不意间却发现自己成了名人，连日本的报纸上都登载了他这个“革命通缉犯”的事迹。在横滨后，孙中山剪辫易发，随后便前往檀香山---孙先生的母亲、妻子和儿子孙科（5岁）都在长兄孙眉的资助下在那里避难。

在美国呆了几个月后，孙中山前往英国，打算绕道远东回香港去，不过，这时又发生了一个大事件，这便是孙中山的“伦敦被难”。这件事颇为蹊跷，据说孙中山在伦敦街上好好的走着，突然被大清驻英使馆人员诱捕绑架（也有人说孙中山自己走进使馆的，真是奇哉怪也）。危机时刻，孙中山通过英籍女管家赫苇太太和雇工科尔的帮助，向自己在香港西医书院读书时的老师康特利和孟森紧急求救。两位先生得讯后，一面向警局报案，一面通过报纸把这事给大肆张扬出去，结果英国舆论一片哗然，英国外交部也向清使馆提出抗议，要求他们立刻将孙中山释放。在英国外交部的强硬压力下，清使馆只得将孙中山无条件释放。

清使馆这种不合外交惯例的愚蠢行为帮了孙中山的大忙。在孙中山被放出来后，他立刻向各大英文报纸遍发感谢信，感谢报界和英国大使馆的仗义相救，后来又用英文写了一本《伦敦被难记》的小册子，使这事越炒越热，当时世界上很多知名媒体都对这个绑架事件进行深入报道（报纸最怕没新闻）。由此，中国革命开始为世界舆论所关注，孙中山也由此成为一颗冉冉上升的国际政治明星，以至于国内外无人不知，无人不晓，无人可以取代其地位。

《民国往事》：连载十七

宝宝寒

名气大归名气大，但孙中山发动的几次起义都没有成功，譬如庚子年10月发动的惠州起义，开始的时候形势尚好，但由于日本奸商所提供的武器多为废品，而后继的军火又接济不上，起义军在弹尽援绝的情况下，不得不就地自行解散。

庚子年后，清廷开始实行新政，国际上的压力大为减轻，孙中山久居日本也觉无趣，于是在1903年9月底离开日本，前往檀香山。不去不知道，一去吓一跳，孙中山发现自己的革命发源地此时已被康有为、梁启超的保皇派悄然占据，而自己亲手创立的兴中会竟然早已不见踪影。

失望之余，孙中山和保皇派展开了大论战，无奈保皇派当时已经势力坐大，孙中山无法撼动他们的地位。愤然之下，孙中山在檀香山加入了洪门致公堂，被封为洪棍（洪门中的“清贵”之职，地位虽高但无实权）。这一年多时间里，恐怕是孙中山这辈子最郁闷的时候。

不过也有时来运转的时候，1905年春，孙中山突然接到一群湖北籍留欧学生的来函并汇有八千法郎，邀请他到欧洲一游。原来，张之洞在湖北主政时，那些新式学堂的革命小青年成天闹事，把老张弄得是头皮发麻，后来他心生一计：何不用公款将他们送出国外，既可以让自己的地头清静，也博得善教爱才之名？在派送的时候，张之洞特意留了个心眼，那就是动静小的送日本，闹腾大的就送欧洲（这样麻烦可以远一点嘛）。

当时在欧洲的那些湖北官费留学生个个都很有财，他们大都是富贵人家出身，官费又充裕，日子过得逍遥自在。贫困催生造反心，这饱暖有时也会闹革命（君不见参加辛亥革命的革命党、留学生大都为富家子弟）。这些官费留学生到欧洲后想搞点革命活动，但苦于没有带头大哥，总不成事。后来，他们听说孙中山在欧洲的名气很大，而这时恰好有个叫刘成禺的留学生与孙中山有过交往，于是便通过他将孙中山邀请来欧洲，以壮声势。

孙中山接到这笔巨款，当然是喜不自禁，很快便乐滋滋的逃离美国，前往欧洲。到欧洲后，孙中山拿出了他的十六字纲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设民国，平均地权”，一下就把小革命党们唬住了。由此，孙中山便在他们的资助下，借机在欧洲各大城市如兜了一圈，将他的十六字纲领大加宣传一番后便又去了日本。

当时日本还有更大的事情等着孙先生去办。1905年，由于清廷鼓励留学特别是留学日本，当时在日本的留学生已经有近万人之多，而且大都聚集在东京。在那些留学生中，以黄兴最为知名。黄兴早年就读于长沙城南书院，中过秀才，1902年官派留学日本，入东京弘文书院速成师范科学习，还曾组织过拒俄义勇队、铁血丈夫团之类的组织。黄兴后来回长沙与宋教仁、张继、吴禄贞、刘揆一等人筹建了华兴会，黄兴出任会长。1904年，黄兴筹划长沙起义失败后再次亡命日本，可谓是留学生中响当当的革命实力派。

在日本友人宫崎寅藏的引见下，孙中山和黄兴两人在初次会面后一见如故，随后便决定联合在日的各革命团体，组织一个统一的革命大团体，这就是后来的中国同盟会。

1905年7月30日，中国同盟会预备会议在东京赤坂区桧町三番地黑龙会本部内田良平宅中举行（日本人对中国革命抱有浓厚的兴趣，其动机颇为可疑，读者宜自查之），当时参会的有76人，其中就包括孙中山、黄兴、宋教仁、汪精卫、张继、马君武、朱执信等人。
会议决定，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为宗旨，成立“中国同盟会”。

半个月后，日本留学生界召开了欢迎孙中山的大会，这次大会来了一千多留日学生，现场人头攒动，规模空前。在大家的翘首以盼中，孙中山来了！只见孙先生头戴草帽，身穿白哔叽西装，台上一站，帽子一摘，向下一挥手---哇塞，果然是世界级革命家的风度！

在这次大会上，孙中山的演讲激情澎湃（“孙大炮”的外号不是吹的），令在场的留学生们如痴如醉，可谓是一炮而红。由此，孙中山的威名不仅在日留学生中传遍，而且传到了除中国大陆之外的整个华人世界，并奠定了孙中山不可动摇的革命领袖地位。

同盟会成立后，宋教仁等人主办的《二十世纪之支那》杂志改名为《民报》，作为中国同盟会的机关报。1905年11月26日，《民报》第一号出版，孙中山为《民报》作发刊词，把“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的十六字宗旨概括为“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也就是后来为人们所熟悉的“三民主义”。从此后，中国同盟会作为全国性的革命团体，便开始成为清末革命的领导中心。

同盟会虽然成立了，但孙中山、黄兴等人在西南地区连续发动的八次起义都宣告失败，导致革命党内人心思变，革命气氛至为消沉。在此情况下，孙中山和黄兴等人仍未气馁，决定在广州发动新的起义，这就是1911年的黄花岗起义，可惜的是，这次起义虽然准本充分，而且同志牺牲极大，但还是以失败而告终。

在武昌起义的时候，孙中山尚在美国。直到起义后的第三天，孙中山才偶然在报纸上看到消息，于是他决定先前往各国游说，以赢得各国对革命的支持并筹集巨款回国。可惜的是，各国政府都是些势利眼，他们对武昌起义持中立态度，对革命党也不报信心，结果孙中山转了一圈也没有获得实质性成果，最后于12月21日打道回国。

孙中山的回归，倒是顺利解决了革命阵营推选领袖的问题。说实话，这时也只有孙中山才具备出任临时大总统的资格和威望。在万众瞩目之下，孙中山于12月25日抵达上海，正当他高举礼帽、向欢迎群众频频致意的时候，一个不识相的记者挤上前去，劈头便问：“孙先生，你这次带了多少钱回来？”孙中山一愣，说：“予不名一钱也，所带来回者，惟革命精神耳！”

于是，孙中山便带着革命精神当上了南京临时政府的临时大总统。

《民国往事》：连载十八

宝宝寒

十、袁总理逼宫

1912年的1月1日，这一天本应是宣统三年农历十一月十三，不过这已经不重要了，因为这一天注定要载入史册并被历史学家大书特书。作为一个新的历史起点，民国的新纪元从这一天开始，民国的历史就此拉开了帷幕。

这天上午，当选为临时大总统的孙中山头戴红边军帽，身穿黄褐色军服，在同盟会员及上海社会各界人士的簇拥下，神采奕奕的来到上海火车站。上午11点，火车拉响汽笛，孙中山一行人登上前往南京的专列；下午5点，总统专列抵达南京的下关车站，在革命军鸣响21响礼炮后，孙中山登上彩绸花车，在沿途骑兵的护卫下，一行人前往临时大总统府出席就职典礼。

由于形势发展太快，革命事业凡事就简，临时大总统府也就直接设在原来的两江总督府。当晚10点，临时大总统府里各界人士济济一堂，就职典礼在一阵雄壮的军乐声中开始。首先，由独立各省代表会的临时议长宣布选举结果；随后，当选的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宣誓就职，誓词如下：“颠覆满洲专制政府，巩固中华民国，图谋民生幸福，此国民之公意，文实遵之，以忠于国，为众服务。至专制政府既倒，国内无变乱，民国卓立于世界，为列邦公认，斯时文当解临时大总统之职。谨以此誓于国民。中华民国元年元旦。”宣誓结束后，典礼在“中华民国万岁”的欢呼声中结束，整个过程简短而隆重。

袁世凯在得知孙中山已经就任民国临时大总统后，当场就把鼻子给气得歪了过去：他费劲心思的在革命军和清廷之间上下其手、摆弄平衡，眼看就要大功告成，没料到半路杀出个孙中山，将他的计划完全打乱，是可忍，孰不可忍？

老虎不发威，你还当是病猫。随后，袁世凯怒气冲冲的将北方议和代表唐绍仪撤下，并宣称之前谈判所达成的协议通通无效，之后的谈判必须由他本人来亲自负责。不仅如此，袁世凯还公开声称“君主制度万万不可变更”，“只有维持君宪到底，不知其他”云云，作为对南京革命党人的反击。

为了给南方的革命党制造些压力，袁世凯在孙中山就职的第二天又唆使自己的心腹大将段祺瑞、冯国璋等四十多个北洋军将领发表通电赞成君主立宪，这些武人们声称，如果以少数人的意见采取共和政体，北洋军势必拼死抵抗。

袁世凯可谓老奸巨猾矣！他不仅用这个电报来恫吓革命党，还拿着这个电报去向隆裕太后表忠心，乘机将太后的300万两内孥骗出，一石二鸟，果然是技高一筹。

事实上，袁世凯也没有钱打仗。他表面上威吓说要与南方革命党兵戎相见，但在暗地里，南北谈判其实仍旧在继续进行。革命党终究年轻了点，也没有政治经验，他们在袁世凯要动武的恐吓之下很快就妥协了，称“只要袁世凯赞成共和，民国的大总统便非袁世凯莫属”。

在听说南方革命党想以总统之位换取他支持共和的建议后，袁世凯佯装大怒：“某为大清总理大臣，焉能赞成共和！欲使余欺侮孤儿寡妇，为万世所唾骂，余不为也！”

但是，袁世凯也不想将谈判之路完全堵死，他随后又发电报质问南方议和代表伍廷芳：“选举总统到底是何用意？假设国会议决实行君主立宪，该政府及总统是否取消？”

在得到南方革命党选举他做民国临时大总统的再三保证后，袁世凯随后又抛出橄榄枝，假惺惺的表示，等到“将来国民程度渐渐开通，懂得共和的真谛，再慢慢改为共和政体”。但是，袁世凯也提出要求，那就是革命党必须承诺在清帝退位后给予清室优待条件，他也不想把事情做得太绝。

在不断的交涉中，双方终于达成了共识。时机既已成熟，袁世凯便开始了他的逼宫计划。1月16日，袁世凯便随同庆亲王奕劻（早已重金买通，用于敲边鼓）进宫，他一面跪在地上痛哭流涕的向隆裕太后报告了“海军尽叛，天险已无，仅靠北洋6镇已经无法防卫京津；人心涣散、如江河决”的险恶形势，一面又絮絮叨叨的向隆裕太后说了一通“变更国体，实行共和，换取优待条件”的好处，直说得隆裕太后泪落不止----数天前还口口声声说不负于孤儿寡母的袁大总理，今天怎么就像是换了一个面孔一般？

隆裕太后一个妇道人家，她深居内宫，哪里知道袁大总理此刻已经吃下“民国总统非他莫属”的定心丸！袁世凯见隆裕太后还没明白他的意思，于是又恐吓道：“倘若不答应革命党的条件，弄不好会像法兰西革命一样，届时皇室连子孙后代都不复见！”

在袁世凯的连哄带吓和奕劻的假劝真骗下，隆裕太后最终只能呜呜咽咽的说：“我们母子二人，命悬卿手，总要卿好好办理，好好歹歹，教皇族无恙、我们母子得以保全，此刻我也顾不得列祖列宗了！”

情景如此凄惨，袁世凯也只好陪着隆裕太后抹了几把伤心泪，这才慢慢退出。

《民国往事》：连载十九

宝宝寒

等袁世凯出了皇宫，此时已是晌午，街头上人头攒动，还是像往常那般的热闹，老百姓哪里知道即将要改朝换代！不过袁世凯此刻的心情还很不错，毕竟再难说的话也已经说了出去，而且事态的发展看起来也和自己的想象一样。

正当袁世凯心满意足的长舒一口气时，突然黑溜溜的一个东西从对面的茶楼上猛地抛了过来，说时迟那时快，只听“轰”的一声，周围浓烟滚滚，火星四溅，马车边护驾的卫队长和另一个卫士当场便飞上了西天。所幸这颗炸弹离袁世凯的车驾尚有半米之远，火焰虽然舔了他的毛发，身上却无大碍。

遇刺的袁世凯虽然惊骇，倒也还算镇定，他立刻喝令卫士们快拿匪徒。那些卫士们得令后哪敢怠慢，一个个如狼似虎般的猛扑茶楼，当场便捉住行凶的三人。经审讯后，这三人原是直隶的革命党，说是要自制炸弹炸死袁总理，为革命党报仇云云。

原来，袁世凯回京就任内阁总理大臣前便已发生“滦州兵变”，而其中又以第六镇吴禄贞最为大患。吴禄贞本是早年在日本学习军事的革命党，曾在庚子年暗中声援湖北唐才常的自立军，在唐才常兵败被杀后，吴禄贞又潜回日本学习。由于他和禁卫军统领良弼是校友，后来又谋得了第六镇统制之职。当然，这是袁世凯退隐彰德后的事情了。

对于此等人物，袁世凯当然不敢掉以轻心。滦州离北京太近，这些革命党太冲动，弄不好就会坏了自己的大事。兵变后没几天，吴禄贞正在石家庄的火车站时，突然有兵士向他敬礼，吴禄贞见其肩章是自己部下，开始也没有怀疑，只是应答如常。不料那人突然从靴筒里抽出短刀，猛然间向他突刺。吴禄贞正要拔出手枪，旁边又涌出十几名兵士向他开枪，吴禄贞虽然骁勇，但毕竟枪弹无情，只听“扑通、扑通”几声，吴禄贞和他的随员便一命呜呼，连人头也被割了去。

至于滦州起义的那些革命党，袁世凯回到北京后立刻派出北洋军第三镇统制曹锟和通永镇总兵王怀庆领着些虎狼之师，不消两天便将那些革命党镇压得稀里哗啦，领头的王金铭、施从云等几个革命党相继被杀。就在袁世凯挨炸的前一天，通州的革命党总部也被北洋军围了个水泄不通，正准备发动起义的王治增等7名革命党惨遭斩决。革命党在北方本就无甚基础，与南方又不通声息，结果很快便被北洋军一举荡平。

失败后的北方革命党胸中愤懑，决计要组织暗杀团，将袁世凯这个穷凶极恶的共和障碍去除，为死难者报仇。在他们看来，袁世凯阴险狡诈，言而无信，若要推翻清王朝，就必先除掉袁世凯。就在袁世凯入宫奏事的那天，十几名革命党兵分三路，分别在袁世凯入宫的必经之路上设下埋伏，准备将之刺死。

等到袁世凯出宫后，他在卫队的护卫下安然通过了前两处埋伏，等到了三义茶楼的时候，埋伏在楼上的三个革命党见袁世凯已到楼下，便将早已准备好的炸弹朝着马车顶上扔了下去。可惜的是，落弹点离目标马车尚有些许距离，结果袁总理有惊无险，安然无恙，倒是炸死了两匹马、外加晦气了袁世凯的卫队长袁金标和另一名卫士。

袁世凯这次遇刺未中，虽然被惊吓了一下，但实际上帮了他的大忙。因为当时满朝的亲贵都知道袁世凯在暗地里私通革命党，而革命党也公开声称要推举袁世凯为大总统，现在经过这么一炸，隆裕太后也就打消了对袁世凯的猜疑，觉得袁总理还是清朝的大忠臣，并不是传说中那个卖主求荣的奸贼。而且，袁世凯的这次遇刺也说明，他之前与隆裕太后说革命党已经大批潜入京师，此事并非是空穴来风。据说，在袁世凯遇刺后的几天里，隆裕太后每日都带着宣统帝躲进了皇宫下的密道，生怕革命党也给他们来一下。

《民国往事》：连载二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