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锅匠，裁缝，士兵，间谍》外勤人员的告密搅动了英国情报机构，约翰·勒·卡雷

black白夜

4
吉勒姆懒洋洋地开着车，但是开得很快。车厢里充满了秋天的各种气味。月光皎洁，田野上弥漫着雾，寒气袭人。史迈利心里想，不知吉勒姆多大年纪了，他估计是四十岁，但是在朦胧之中很可能以为他是个在河上划船的大学生。他操纵排挡拉杆，动作潇洒，好像他是在水里一样。无论如何，史迈利有些生气地想，这辆汽车对吉勒姆来说是太年轻了。他们风驰电掣地开过了伦尼梅德，开始爬上埃格汉姆山。他们已经开了二十分钟的车，史迈利问了十多个问题，所得的答复却不值一文钱，现在他心中有了一种不敢正视的恐惧，久久不散。

“我觉得真奇怪，他们没有把你和我们一起撵出来，”他不愉快地说，一边把大衣下摆裹得紧一些，“你具备一切条件：工作出色、忠心耿耿、处事谨慎。”

“他们让我负责‘剥头皮’。”

“唉，我的上帝。”史迈利打了一个寒战说。他把胖乎乎的下巴周围的衣领拉了起来，不禁想起了布里克斯顿，还有那个当做剥头皮组大本营的阴沉严峻的校舍。剥头皮组的正式名称叫“旅行组”，是冷战初期老总在比尔·海顿建议下设立的，当时暗杀、绑架、讹诈成风。他们的第一任头头是海顿提名的。这是个小单位，大约只有十一二个人，专门处理一些突击的任务，如果由国外常驻人员来干，不是太肮脏了，就是太危险了。老总总是这么教诲人，谍报工作要做得好，必须慢慢来，而且要看有没有一种文雅的风度。但是剥头皮组对他这条原则却是个例外。他们干起来可不是慢慢来的，而且也不文雅，因此反映了海顿的气质，不是老总的气质。此外他们出去都是单枪匹马，因此他们被安顿在一个没有人瞧见的地方，在围墙上还插着碎玻璃，拉着铁丝网。

“我问过你知道不知道‘横向主义’这个词儿？”

“当然不知道。”

“这是现在最in的理论。我们本来是逐级上下的关系，现在是横向合作关系。”

“这到底是什么意思？”

“你在的时候，圆场是分地区管理的。非洲、附庸国、俄国、中国、东南亚等地区，每一个地区由自己的头头率领，老总高高在上，掌握一切。你还记得吗？”

“听起来已如隔世。”

“现在呢，一切活动都集中领导，叫做伦敦站。地区取消了，实行了横向主义。比尔·海顿是伦敦站长，罗埃·布兰德是他的第二把手，托比·伊斯特哈斯像哈巴狗似的在他们两人中间来回奔跑。他们是国中之国。他们什么都保密，不跟普通人来往。这倒使我们感到更加放心了。”

“听起来，这个主意倒不错。”史迈利说，有意不去理会对方影射的话。

他的脑海里再一次泛起许多记忆，他忽然有了一种特别的感觉：他这一天好像当做两天度过似的，一天是在俱乐部和马丁台尔一起度过，一天是现在和吉勒姆在梦中度过。他们驶过了一个松树养育林。树林缝里，月光成了一条条的。

史迈利开始问道：“埃利斯有没有什么信——”但是他又用比较试探的口气问：“埃利斯有没有什么消息？”

“仍在隔离之中。”吉勒姆简短地答道。

“哦，是的。当然。我并不想打听。我只想知道，他有没有可能通过审查？他身体倒复原了，他还能走动吗？据我了解，背部受伤可不是好玩的。”

“他们说他的情况很好。安恩怎么样，我忘了问。”

“很好。很好。”

车厢里一片漆黑。他们已经离开了大路，弯到一条石碴煤层路上。两边都出现了黑色的树影，出现了灯光，接着是个高耸的门廊，树梢头上是一栋破旧败落的房子尖顶。雨已经停了，但是当史迈利下车呼吸到新鲜的空气时，他听到了四周尽是雨水淋湿的树叶的萧萧声。

是啊，他想，上次我来这里也是下着雨。那时候，吉姆·埃利斯的名字是头条新闻。



他们梳洗过以后，在天花板高高的衣帽间里观看了拉康的爬山用具，这些乱七八糟地放在一个谢拉顿式的五斗柜上。现在他们围成半圆形坐着，面对着一把空椅子。这栋房子是方圆几里内最难看的一栋，拉康没有花多少钱就买了下来。他有一次曾称之为“伯克郡行宫”，他向史迈利解释，“是一个烟酒不沾的百万富翁盖的。”客厅很大，彩色玻璃的窗户有二十英尺高，大门口古松参天。史迈利环顾周围一些熟悉的摆设：一架堆满了乐谱的大钢琴、穿着僧袍的教士的古画、一叠铅印的请帖。他四处找剑桥大学的船桨，发现它横挂在壁炉上方。壁炉里仍旧烧着火，但是在那么大的壁炉里显得很小气。寒酸的气氛盖过了贵气。

black白夜

“你的退休生活过得怎么样，乔治？”拉康问道，好像是对着一个耳聋的老姑奶奶在大声嚷嚷，“你不感到与世隔绝吗？要是换了我，是会有这种感觉的。惦念自己的工作、自己的老伙伴。”

拉康的个子又瘦又高，态度生硬，有些孩子气，据圆场才子海顿说，是个教会和间谍圈子里的人物。他的父亲是苏格兰教会的显要人物，他的母亲出身贵族。有时比较时髦的周日报纸写到他，说他是“新派人物”，因为他年轻。他脸上因为刮胡子太匆忙有些刮破了。

“我过得很不错，谢谢你的关心。”史迈利客气地说。为了要再敷衍几句，又说：“是啊。是的，我当然很惦念。你呢？一切顺利吗？”

“没有什么大变化。一切非常顺利。夏洛特得到了罗迪安学校的奖学金，这很不错。”

“那很好。”

“你的太太呢，她还是很漂亮吧？”

他的表情也有点孩子气。

“是很漂亮，谢谢你。”史迈利很洒脱地想用同样的口气回答。

他们都看着那个双扇门。他们听到远远传来了瓷砖地上的铿锵脚步声。史迈利猜，是两个人，都是男人。门打开了，出现了一个半明半暗的高大人影。史迈利一眼又瞥见了后面还有一个人在照应，黑头发，矮个子，但是进屋子的只有前面一个人，一进来就有一双看不见的手把门关上了。

“请在外面把门锁上。”拉康叫道，接着他们听到了钥匙锁上的咔嚓声，“你认识史迈利的吧？”

“是的，我认识。”那个人影从阴暗处向他们走过来时说，“我记得他曾经派给我一次任务，是不是，史迈利先生？”

他的声音像南方人一样柔和，但无疑有殖民地的口音。“我是塔尔，先生。槟榔屿来的里基·塔尔。”

炉火一闪，照亮了他半边脸上不自然的笑容，可是却把眼眶照成了一个空洞。“还记得吗，一个律师的儿子？你一定记得，史迈利先生，我的第一片尿布还是你换的。”

这时奇怪的是，他们四个人都站着，吉勒姆和拉康在旁看着，好像教父教母一样，而塔尔握着史迈利的手，握了一次又一次，最后为了拍照又握一次。

“你好吗，史迈利先生？见到你真高兴。”

他终于松开了史迈利的手，转身到指定给他的椅子。这时史迈利想：是的，遇到里基·塔尔这号人，这种事情很可能发生。遇到塔尔这号人，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他想道，我的上帝，两小时之前我还在对自己说，我要在过去之中寻找庇护。他感到口渴，心想这可能是恐惧的缘故。



十年？十二年以前？这天晚上他很难有什么时间观念。那时，史迈利的任务之一是审查新人：未经他点头认可，谁都不能入选；未经他在课程表上签字，谁都不能受训。冷战正炽热，剥头皮组的人员供不应求，圆场在国外的常驻人员奉海顿之命物色人选。雅加达的斯蒂夫·麦克尔沃提出了塔尔。麦克尔沃是个老手，以航运代理商为掩护，他看到塔尔喝醉了酒，怒气冲天地在码头上到处找一个抛弃他的小姐，名字叫做罗斯。

据塔尔自称，他和一伙比利时人混在一起，在各岛屿和北方海岸之间走私枪支。他不喜欢那些比利时人，对走私枪支也感到厌倦，尤其叫他生气的是，他们抢走了他的女朋友罗斯。麦克尔沃估计他可以接受纪律的约束，年纪也轻，可以训练，干那些剥头皮的勾当，他们平时躲在阴郁的布里克斯顿学校围墙后面，必要的时候出来干那种暴力勾当。在经过了必要的调查以后，他们把塔尔送到新加坡复查，然后又送到沙拉特的训练所三查。这时史迈利插手进来，担任一连串面谈审查的主持人，这种审查有时是很不客气的。沙拉特是个训练所，但地方很宽敞，还可以充当其他用途。

塔尔的父亲是住在槟榔屿的一位澳洲律师，母亲是战前从布拉德福跟着一个英国剧团到东方去的小演员。史迈利还记得，做父亲的天性好传播福音，常常在当地的教堂里讲道。做母亲的在英国有犯罪的记录，不过不严重，塔尔的父亲大概不知道，要不，知道了也不在乎。战争爆发时，为了年幼的儿子，夫妇俩疏散到新加坡。几个月以后，新加坡沦陷，里基·塔尔就在樟宜监狱里于日本人的监视下受教育。在樟宜，做父亲的遇到人就传播上帝的福音，如果日本人不迫害他，和他一起关着的人也会乐意代劳。战争结束后，一家三口回到槟榔屿。里基想读法律，但他更常干的还是触犯法律。做父亲的一时生起气来，狠狠地揍了他一顿，想把他灵魂中的罪恶打掉。塔尔离家出逃，到了婆罗洲，十八岁就成了个正式的枪支走私贩，在印尼群岛周围无险不冒，麦克尔沃就是在这时候遇到他的。

等到他从训练所毕业时，马来半岛已经发生变乱。塔尔奉令回去混进枪支走私贩子中间去。他几乎一去就碰到了他的比利时老朋友。他们替共产党运送枪支忙也忙不过来，顾不上问他这一阵子上哪儿去了，而且他们正好缺少人手。塔尔要切断他们的联系，帮他们送了几次货，然后有一天晚上把他们都灌醉了，打死了四个，其中包括罗斯，放火烧了他们的船。他在马来半岛混了一阵子，又完成了一两次任务，就被召回到布里克斯顿，重新训练了一下后，被派到肯尼亚去执行特殊任务，用简单的话来说，就是捉拿茅茅12领赏。

到肯尼亚以后，史迈利有一阵子就没有再见过他了，但是他还记得一两件事，因为这一两件事很可能成为丑闻，得报告给老总。那是在一九六四年，塔尔被派到巴西去，跟一个境况很困难的军备部长索取贿赂。塔尔搞得太露骨了，那位部长害怕起来，向新闻界透露了风声。当时塔尔用的是荷兰人的名义，这事谁都不知道，可是却被荷兰谍报机关知道了，他们很生气。一年后在西班牙，塔尔根据比尔·海顿所提供的线索，知道有个波兰外交官被一个舞女迷了心窍，便向他进行讹诈——用剥头皮组的行话来说，叫火烧。第一次收获不错。塔尔受到嘉奖，还得了赏金。但是他回去进行第二次讹诈时，那个波兰人向自己的大使写了一封坦白书，就跳楼自杀了——不知是不是受到了怂恿。

在布里克斯顿，他们常常说他是容易招祸的。当他们围着那低低的炉火坐下来时，从吉勒姆尚未成熟但已衰老的脸上的表情来看，他们背后说他的话可能还要难听得多。

“好吧，我想先坐下来再说。”塔尔一边轻快地说，一边动作敏捷地坐了下来。

black白夜

5
“这事发生在六个月以前。”塔尔开始说。

“在四月间，”吉勒姆插言道，“从头到尾说得尽量精确些，好不好？”

“好吧，在四月间，”塔尔不动声色地说，“布里克斯顿平静无事。我们在这里静候待命的，我估计，大约有五六个人。彼得·森布里尼从罗马回来，赛·范霍佛刚在布达佩斯干了一仗，”——他露了一个恶作剧的笑容——“大家闲着无事，就在布里克斯顿休息室打乒乓、玩撞球。对不对，吉勒姆先生？”

“那正好是淡季。”

据塔尔说，这时突然香港站发来急电要人。

“他们说有一个苏联低层贸易代表团在香港，为莫斯科市场搜购电气用品。有位代表在夜总会里抛头露面，名叫鲍里斯，详细情况，吉勒姆先生知道。以前没有记录。他们已经盯了他五天，代表团预定还要待十二天。从政治上来说，由当地的弟兄们来处理，这太棘手了，但是他们认为突然找到他头上去，可能奏效。收获不见得会很大，但这有什么关系？也许可以把他当存货买下来，是不是，吉勒姆先生？”

当存货的意思是转卖给别国的谍报机关，或者跟他们交换，这是剥头皮组常做的低层叛逃人员的买卖。

吉勒姆没有理会塔尔，他说：“东南亚是塔尔负责的区域。他正好闲着没事，因此我派他去进行一次实地调查，发电报汇报结果。”

每次别人一说话，塔尔就陷入了梦境。他的眼光呆滞，看着说话的人，眼里升起一层雾，要定一定神才能重新说话。

“于是我照吉勒姆先生吩咐的做了，”他说，“我总是听吩咐的，是不是，吉勒姆先生？我真的是个听话的人，尽管有时候有些容易冲动。”

他在第二天晚上，即三月三十一日星期六起飞，用的是澳洲护照，自称是汽车推销商，在他的手提行李箱夹层里还放着两份没有用过的瑞士护照，以备逃跑之用。这是两份紧急文件，可以按照当时情况需要填写，一份是给鲍里斯用的，一份是给他自己用的。他住进九龙金门饭店，到附近不远的地方，在一辆汽车里和香港的情报员碰头。

说到这里，吉勒姆侧过身去向史迈利轻声说：“塔夫蒂·西辛格，是个小丑，前皇家非洲步兵团的少校。潘西·阿勒莱恩派的人。”

西辛格根据一个星期来的监视，给了他一份关于鲍里斯动向的报告。

“鲍里斯真是个怪物，”塔尔说，“我搞不懂他。他每晚狂喝痛饮，没有断过。他已有一个星期没有睡觉了，西辛格派去盯梢的人，腿都几乎站不直了。白天他还跟着代表团视察工厂，参加谈判，完全是个年轻有为的苏联官员的样子。”

“多大年纪？”史迈利问道。

吉勒姆插进来说：“他的签证申请填的是一九四六年生于明斯克。”

“一到晚上，他就回到亚历山德拉旅馆，那是远在北角的一个破烂的旧房子，是代表团的驻地。他和别人一起吃饭，到了九点左右，就从边门偷偷出来，拦住一辆出租车，赶到九龙一带夜总会集中的地区。他最爱去的地方是皇后大道的一间酒店——‘猫的摇篮’，他请本地的商人喝酒，一举一动像个大人物的样子，一直待到午夜。从‘摇篮’出来，他又直接杀到湾仔，到一个叫‘安琪儿’的地方，那里的酒便宜些。他都是孤身一人。‘安琪儿’设在地下室里，是个水手和游客爱去的小酒馆，鲍里斯似乎很喜欢那个地方。他一般要喝三四杯酒，留着账单收据。他大多喝白兰地，有时来杯伏特加，换一换胃口。他和一个欧亚混血儿有过一次勾搭，西辛格派去监视的人找过她，打听明白是怎么回事。她说，他感到很孤独，坐在床上哀叹，说他的老婆不识他的天才。这确实是个突破，”他讥讽地加了一句，这时拉康拨弄了一下煤块，火势大了一些，“那天晚上我到‘摇篮’去，亲眼看一看他。西辛格派去监视的人喝了杯牛奶睡觉去了。他们不想知道。”

有的时候，塔尔说话的时候，他的身子一动也不动，好像是在听他自己的录音带一样。

“他在我之后十分钟到了，带了自己的女伴，一个高大的瑞典金发女人，还有一个中国女人跟在后面。里面很暗，所以我移到附近的一张桌子。他们要了威士忌，鲍里斯付的账，我坐在六尺远的地方，眼睛看着那个蹩脚乐队，耳朵听着他们的谈话。那个中国女人没有开腔，说话的全是那个瑞典女人。他们说的是英语。那个瑞典女人问鲍里斯住在哪里，鲍里斯说住在怡东酒店，这显然是鬼扯，因为他明明是跟代表团一起住在亚历山德拉。好吧，亚历山德拉是家小旅馆，怡东酒店听起来好听一些。到午夜时分，他们就散了。鲍里斯说他要回去了，明天很忙。这又是说谎，因为他并没有回去——这叫什么，杰克与海德13，对！——换了装出去寻欢作乐的那个正派医生。因此，鲍里斯究竟是谁呢？”

一时没有人理他。

“是海德。”拉康看着他搓洗得发红的手说。他又坐好，双手放在膝盖上。

black白夜

“海德，”塔尔重复说，“谢谢你，拉康先生。我一直觉得你是个有文化修养的人。我于是趁他们付账的时候，就赶紧先出去，赶在他前头到湾仔，在他还没有到‘安琪儿’之前就到了那里。这时我已经十之八九知道他有问题。”

塔尔用他干干的细长手指一一数说理由：第一，他从来不知道有苏联代表团不带一两个搞保安工作的猩猩来监视团员，不让他们到寻欢作乐的场所去。鲍里斯怎么能够一个晚上接着一个晚上溜出来呢？其次，他看不惯鲍里斯大把大把花外币。这是违反苏联官员的脾气的，他坚持说：“他们根本没有外币可以给他花。要是有的话，早就给他老婆买假珠宝了。第三，我不喜欢他那样说谎。他这个人太油腔滑调了。”

于是塔尔在“安琪儿”等着，果然不错，半小时后，他的海德先生独自一个人来了。“他坐下来后点了一杯酒。他什么也不干，就是坐着喝酒，作壁上观。”

又是史迈利得到塔尔的青睐。“你觉得是怎么一回事，史迈利先生？你明白我的意思吗？我注意的是一些小事情，”他仍旧对着史迈利推心置腹地说，“就以他坐的地方来说。说真的，先生，要是我们自己在那儿，我们也不会比鲍里斯坐在更合适的地方了。他离出口处和楼梯最近，可以一目了然看清进门入口处和店里一切的活动。他是用右手的，因此左边有道墙保护。鲍里斯是个职业特务，史迈利先生，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他是在等候接头的人，可能是充当信箱，或者是在放线钓鱼，等我这样的笨蛋上钩。反正我觉得是这样：敲诈一个贸易小代表是一回事，朝着中心训练出来的老手挥大腿又是另外一回事，对不对，吉勒姆先生？”

吉勒姆说：“自从改组以后，剥头皮组就没有得到任何指示要收买双重特务。一碰到这样的对象就得马上转给伦敦站。这道命令是比尔·海顿亲笔签发的。如有一丝反抗的意味，就要解职。”他补充一句，特别说给史迈利听：“按照横向原则，我们的自主权极其有限。”

“我以前也干过双面间谍，”塔尔坦白说，声音当中有一种好人受委屈的味道，“请相信我，史迈利先生，他们都是一帮不好惹的人。”

“他们肯定是的。”史迈利说，把眼镜框往上一推。

塔尔打电报给吉勒姆说“未成交”，就订了回国的机票，上街采购去了。他后来又想，反正飞机要到星期四才走，他在走以前不妨去鲍里斯的房间偷点东西，把本捞回来。

“亚历山德拉真是个破烂地方，史迈利先生，它在马宝道上，有一排木头阳台。至于门锁，一见到你来就自动打开了。”

因此没有多久，塔尔就进了鲍里斯的房间，背顶着门，等眼睛习惯黑暗。他站着还没有动手就听见床上有个女人睡意蒙眬地用俄语和他说话。

“那是鲍里斯的老婆，”塔尔解释道，“她正在哭。好吧，我就暂时叫她伊琳娜。吉勒姆先生有详细资料。”

史迈利已经在表示不同意了：他说不可能是老婆。中心是绝不会让他们夫妇同时出国的，他们总是留下一个，派一个去——

“也许是露水夫妻，”吉勒姆挖苦地说，“没有正式结婚，但是长期同居。”

“如今世界，有很多事情都是颠倒过来的。”塔尔说，脸上堆笑，不对任何人，更不是对着史迈利，但是吉勒姆又白了他一眼。

black白夜

6
史迈利在这次见面一开始就保持一种老僧入定的莫测高深的样子，不论是塔尔讲的故事，还是拉康或吉勒姆偶尔的插话，他都不为所动。他在椅子上靠着椅背坐着，短腿蜷缩，脑袋低垂，胖乎乎的双手交叉地放在鼓鼓的肚子上。他低垂的眼皮在厚厚的镜片后面已经合上了。他的惟一动作是拿下眼镜来用领带的绸衬里擦一擦，他这样做的时候，他的眼睛看上去仿佛浸泡过了，赤裸裸的，令看到的人很不好意思。但是，他插嘴的话和在听了吉勒姆解释以后发出像老学究那样空洞的声音，现在对在场其他人变成了一种信号，引起一阵椅子的移动和清一清嗓子的声音。

拉康第一个说话：“乔治，你喜欢喝什么？要我给你倒一杯威士忌吗？还是别的？”他请人喝酒的样子显得很热心，好像是给别人吃治头痛的阿司匹林。“我刚才忘记问了，”他解释道，“乔治，来一杯提提神吧。究竟是冬天呀。是不是有点凉飕飕的？”

“我很好，谢谢你。”史迈利说。

他倒是想喝一杯新煮的咖啡，但他不好意思开口。他也记得拉康家的咖啡很难喝。

“吉勒姆呢？”拉康接着问。不，吉勒姆也觉得不能喝拉康的酒。

他没有问塔尔要喝什么，塔尔就继续说下去。

他说，他对伊琳娜的出现没有惊慌失措。他在没有进屋之前已想好了退路，他马上就采取行动。他没有拔出手枪来，也没有伸手按住她的嘴巴。他没有搞这一套把戏，他只是说他是为了一件私人的事来找鲍里斯的，他很对不起，但是他要坐下来等鲍里斯回来。他用很道地的澳洲口音——非常适合一个从南半球来的生气的汽车销售商——解释说他不想多管别人的闲事，但是他绝不让一个连寻欢作乐的钱也没有的死俄国人，在一夜之间就把他的女人连钱一起偷走。他越说越气，但是把声音压得很低，看那女人的反应。

塔尔说，事情就是这样开始的。

他进鲍里斯的屋子是十一点三十分，离开时是一点三十分，还说好第二天晚上再见面。这时情况已完全颠倒过来了：“不过请注意，我们并没有干什么不规矩的事。可以说完全是君子之交，对不对，史迈利先生？”

这种无心的讽刺似乎触动了史迈利的心事。

“对。”他了无生气地同意。

伊琳娜在香港的出现并没有什么特别，西辛格也不是非知道不可。她本人就是贸易团的正式团员，她是个收购纺织品的专家。“想起来真叫人不敢相信，她比她的老头还更合乎条件。她完全像个孩子，从我的喜好类型来说，有点像个女学者，但她年轻，不哭的时候，笑容动人。”塔尔奇怪地有点脸红，“跟她在一起很有趣。”他坚定地说，好像是跟别人的相反意见在争辩，“从澳洲阿德莱德来的托马斯先生在她生命中出现，正好是她为那个死人鲍里斯发愁得不知所措的时候。她以为我是个从天而降的天使。她能够找谁说说她的丈夫而那个人不会借机害她呢？她在代表团里没有谈得来的人，她说，甚至在莫斯科，她也没有可以信赖的人。没有切身体会的人是不会了解，你一边到处跑一边又要保持破裂的关系是什么滋味。”史迈利又陷于沉思出神状态，“一个旅馆接着一个旅馆，一个城市接着一个城市，甚至不许和本地人随便谈话，或者对陌生人笑一笑，她就是这样形容她的生活的。史迈利先生，她认为这种生活实在太痛苦了，因此暗地里不知哭了多少次，而且床头总有一个伏特加空酒瓶为证。为什么她不能像一个正常人一样生活呢？她不断地问着这句话。为什么她不能像别人一样享受阳光呢？她喜欢旅游，她喜欢外国孩子，为什么她不能有一个自己的孩子？一个生来自由、无拘无束的孩子？她不断地说：生下来就无拘无束，生下来就自由。‘我是个乐天的人，托马斯。我是个正常的、喜欢交际的女人。我喜欢与人来往！我喜欢他们，既然我喜欢他们，我为什么要欺骗他们？’接着她又说，但问题是她很早以前就被选拔来做这种工作，这就把她冷冻成了一个老太婆，与上帝隔绝。因此她才喝了酒，痛哭一场。这时她仿佛已经忘了她的丈夫，而且，还因为发了一顿脾气表示很抱歉。”他说话又迟疑起来，“我可以嗅得出来，史迈利先生。她身上有金子。我一开始就可以嗅出来。各位，人们说，知识就是力量，伊琳娜就有力量，也有才能。她可能有点固执，但仍能把自己所有的一切拿出来。如果我遇到一个慷慨大方的女人，我就能凭直觉感觉得到，史迈利先生。我有这方面的才能。这个女人是个慷慨大方的人。我也不知道如何来解释我的直觉才好。有的人能够嗅出地底下有水……”

他似乎在等候有人能表示共鸣，因此史迈利就说：“我明白。”伸手搔一搔耳垂。

塔尔带着一种奇怪的依赖表情看着史迈利，他沉默了好一会儿，最后说：“第二天早上我干的第一件事就是退了机票，换了旅馆。”

史迈利突然睁大了眼睛：“你对伦敦那边是怎么说的？”

“我没说什么。”

“为什么？”

“因为他是个自作聪明的傻瓜。”吉勒姆说。

black白夜

“我怕吉勒姆先生会说‘立即回国’。”他答道，会意地看了吉勒姆一眼，但没有得到回应，“你知道，很久以前，我刚出道的时候，曾经犯过错误，中了美人计。”

“他上了一个波兰女人的当。”吉勒姆说，“他当时也凭直觉感到那个波兰女人是慷慨大方的。”

“我知道伊琳娜不是美人计，但是现在我怎么能希望吉勒姆先生相信我呢？没有办法。”

“你告诉西辛格了没有？”

“没有。”

“你延迟回国，向伦敦提出什么理由？”

“我原定星期四起飞。我估计国内的人要到下一个星期二才想起我来，特别是鲍里斯是只‘死鸭子’。”

“他没有提出理由。‘管家’星期一算他旷职，”吉勒姆说，“什么规章制度他都违反了。不是规章制度的，他也违反。到下一个星期三，甚至比尔·海顿也发脾气了。我只得硬着头皮听着。”他悻悻地说。

不管怎么样，塔尔和伊琳娜第二天晚上碰了面。第三天晚上又碰面。第一次碰面是在一家饭馆里，没有什么进展。他们设法不让别人看到，因为伊琳娜怕得要死，不仅怕她丈夫，还怕代表团里的保安人员，塔尔叫他们猩猩。他请她喝酒，她谢绝了，还全身哆嗦。第二次碰面的那个晚上，塔尔还没有放弃，仍等着她慷慨大方起来。他们搭电车到维多利亚山顶，挤在穿白色短袜戴遮阳帽的美国太太中间。第三次他租了一辆汽车，带她在新界兜风，最后因为距离中国边界太近，她突然害怕起来，于是他们又折回到港口这边来。不过，她对这次兜风还是很喜欢，不断谈到一路上景色的美丽，还有那鱼塘和稻田。塔尔也喜欢，因为这次出游向他们两个人都证明，没有人盯他们的梢。但是用他的话来说，伊琳娜仍旧没有打开心扉。

“现在我要告诉你们，事情进展到这个阶段，有一件非常奇怪的事情。我一开始就假装是澳洲人托马斯。我跟她鬼扯了不少关于在阿德莱德郊外的绵羊场，还有城里大街上有玻璃落地窗户的房子，在灯光照射下的‘托马斯’三个字。她不相信我说的。她点着头敷衍了一会儿，等我把话说完，然后她说‘是啊，托马斯’，‘不，托马斯’，然后就说别的了。”

第四天晚上，他开车到俯瞰北岸的山顶上，这时伊琳娜告诉塔尔，她爱上了他，还说她是莫斯科中心的人，她和她的丈夫都是，而且她知道塔尔也是同行。从他的态度警觉，听人说话时的眼神贯注，她可以看得出来。

“她以为我是英国谍报上校。”塔尔板着脸说，“她一会儿哭，一会儿笑，我觉得她大概快要疯了。她说起话来一半像个廉价小说中疯疯癫癫的女主角，一半又像个有教养的好小姐。她最喜欢英国人。她老是说，英国人是君子。我买一瓶伏特加给她，她一下子就喝掉半瓶。为英国君子干杯。鲍里斯是主角，伊琳娜是他的配角。这是一出夫妻搭档的戏，总有一天她要跟潘西·阿勒莱恩谈，告诉他一个大秘密。鲍里斯是在收买香港的商人，附带替当地苏联常驻站传递情报。伊琳娜当通讯员，译出微点通讯，帮他收发无线电报，速度极快，使别人无法窃听抄收。理论上是这么计划的，懂吗？那两个夜总会，前一个是他和本地联系碰头的地方，后一个是万一接不上头的退路。但是鲍里斯实际上只想喝酒，追舞女，浇愁解闷。或者出去散步，一去就是五个小时，因为他没法与他的妻子待在一个房间里。伊琳娜只能哭着等他回来，或者喝得烂醉，想像自己单独坐在潘西的壁炉旁，把她所知道的一切内幕和盘托出。我在山顶上坐在汽车里，让她不停地说着。我没有动，因为我不想打断她。我们看着港口上暮霭渐降，可爱的月亮升了起来，农夫们带着扁担和煤油灯走过。我们只需要等亨弗莱·鲍嘉14穿着晚礼服登场了。我的脚跺着伏特加酒瓶，让她说下去。我一动也没有动。这是事实，史迈利先生，这就是事实。”他说，是希望别人相信他而又无可奈何的口气。但是史迈利的眼睛紧闭，他对任何恳求都无动于衷。

“她就这样开了头，”塔尔解释道，好像这是突如其来的事，他没有参与其间，“她把她一生的经历都告诉了我，从出生一直到遇到托马斯上校，那就是我。妈妈、爸爸、初恋、入选、受训、失败的婚姻等等。她和鲍里斯在受训时编在一起，从此以后就没有分开过，成了一种难解难分的关系。她告诉我她的真实姓名、工作化名、旅行时和发电报时的假名，接着拿出手提包，给我看她那套变戏法的道具：可以暗藏密码报告的钢笔、秘密照相机等，应有尽有。‘等潘西看到了不知会怎么说。’我顺着她这么说。那些都是大量生产的货色，不是什么精致的东西，不过材质还是上等的。最后，她全盘说出苏联在香港的常驻站的全部情况：跑腿的、安全联络站、信箱等。我费了好大劲儿才记住。”

“你还是记住了。”吉勒姆没好气地说。

是的，塔尔同意。他差不多记住了。他知道她并没有把全部情况都告诉他，但是他也知道，一个女人刚成年就当了特务，要讲真话不容易，他想，作为开端，她已经不错了。

“我有点同情她，”他又用那种虚伪的坦白口气说，“我觉得我们两个人频率相同，互相没有干扰。”

“可不是？”拉康难得插了一句话。他脸色苍白，但是到底是因为生气，还是由于从百叶窗的窗缝里射进来的晨曦所造成的，则无法知道。

black白夜

7
“现在我的处境很尴尬。我第二天、第三天又跟她见面了，我心里想，就算她现在还没有精神分裂的话，那么也快了。她一会儿说什么潘西要在圆场给她一个高级职务，在托马斯上校领导下工作，还一个劲儿地跟我争，应该给她一个中尉还是少校当。一会儿她又说从今以后不要再做间谍了，她要种种花，养养鱼，跟托马斯过太平日子。接着她忽然又想起修道院来，说：浸信会修女要给她洗涤灵魂。我几乎笑死了。我问她，谁听说过浸信会有修女？她却说，这没关系，浸信会是最伟大的教会，她的母亲出身农民，她知道。这是她告诉我的第二大秘密。我问她，那么，第一大秘密是什么？她不肯说。她只说，我们处在致命的危险之中，这个危险之大，我连想也无法想像，我们两人都没有希望，除非她跟潘西兄私下密谈一下。‘我的天，到底是什么危险？你到底还知道些什么我不知道的事情？’她很得意，要想表现一下，但是我一追问，她又闭口不言了。我怕得要死，生怕她回去跟鲍里斯坦白。而且我的时间也不够了。那天已是星期三了。贸易代表团定于星期五飞回莫斯科。她搞暗号这一套很在行，但是我怎么能够信任这样一个神经病呢？史迈利先生，你知道女人一坠入情网是什么样子。她们很难……”

吉勒姆打断了他的话。他命令道：“你别岔开，好不好？”塔尔不高兴地停了一会儿。

“我所了解的是，伊琳娜要叛逃——照她的说法是跟潘西密谈。她还有三天时间，她越快脱身，对谁都越好。如果我再等下去，她就可能改变主意。因此我就采取行动，直接去找西辛格，他大清早刚打开店门我就去找他。”

“星期三，十一号，”史迈利喃喃道，“伦敦时间是凌晨。”

“我想西辛格一定把我当做了鬼。我对他说：‘我要直接跟伦敦通话，跟伦敦站长本人。’他拼命和我辩论，反对我这样做，但是最后还是同意了。我坐在他的桌前，在用了一次就得扔掉的便签簿上拟了电报的密码，西辛格像只病狗一样看着我。我们得让电报伪装得像一封外贸密电，因为西辛格是以做贸易为掩护的。这多花了我一个小时。我有些紧张，的确有点紧张。然后我把剩下的便签簿烧了，由电报机上发出密电。这个时候，全世界没有旁人，只有我知道那张纸上的密码是什么意思，甚至西辛格也不知道，只有我一个人知道。我要求按照紧急事态处理，给予伊琳娜叛逃者的待遇。我坚持要给她从来没有提出过的条件：现款、国籍、新的身份、不大事宣扬、一个安定生活的地方。毕竟，我可以说是她的业务代表，是不是，史迈利先生？”

史迈利抬眼一看，似乎因为这话是对他说的而感到吃惊。“是的，”他很客气地说，“是的，可以说你就是这样的人。”

“如果我理解没错的话，他也有份。”吉勒姆咬着牙轻轻地说。

听到这话，或者猜到了这话的意思，塔尔生了气。

“这完全是造谣！”他叫道，脸涨得通红，“这是……”他瞪了吉勒姆一会儿，又继续说他的故事。

“我介绍她到当时为止的经历和她能接触到的机密，包括她在中心的工作。我要求派审查人员和空军的飞机来。她以为我会要求在中立国与潘西·阿勒莱恩亲自碰面，但是我认为我们这样是徒劳无益的。我建议他们派出伊斯特哈斯手下一两个‘点路灯的’来照顾她，最好还有个医生。”

“为什么要‘点路灯的’？”史迈利厉声问道，“他们是不许处理叛逃者的。”

“点路灯的”是托比·伊斯特哈斯手下的人，驻地不在布里克斯顿，是在阿克顿。他们的任务是为第一线活动提供后勤支援：监视、窃听、运输、安全联络站。

“啊，史迈利先生，自从你走了以后，托比的地位提升了，”塔尔解释道，“他们告诉我，甚至他的街头艺术家15都用凯迪拉克汽车。而且，如果有机会，还抢剥头皮的饭碗，对不对，吉勒姆先生？”

“他们已成了伦敦站之下的主力了。”吉勒姆简短地说，“这是横向领导原则的一部分。”

“我估计审查人员需要半年工夫才能把她审问完毕。不知什么缘故，她对苏格兰着了迷。她很想在那里度过她的余生。跟托马斯在一起。在高原上养儿育女。我的电报发给伦敦站，用单位的名义，发的是急电，限官员亲自处理。”

吉勒姆插进来说：“这是最高限度机密的新规定。目的是要跳过密码室的处理。”

“但不是在伦敦站？”史迈利说。

“这是他们的事。”

“我想，你大概已经知道比尔·海顿得到了那个差使？”拉康说，转过身面对史迈利，“伦敦站的站长？他实际上是他们的活动总指挥，就像老总在的时候潘西所担任的一样。他们把名称都换了，所以你不太清楚。你知道，你的老伙伴们对名称是很在乎的。吉勒姆，你应该向他介绍一下，让他了解状况。”

“我想我是了解情况的，谢谢你。”史迈利有礼貌地说。他对塔尔装出一种睡意蒙眬的样子问道：“你刚才说，她说到一个大秘密？”

black白夜

“是的，先生。”

“你在给伦敦的电报中提到了这一点没有？”

他碰到了要害，这是毫无疑问的。他找到了一个一碰就痛的地方，因为塔尔皱了一下眉头，向拉康，又向吉勒姆投射了疑问的一瞥。

拉康猜到了他的意思，马上声明：“史迈利什么也不知道，除了你在这间屋子里告诉他的之外。”他说：“对吗，吉勒姆？”吉勒姆点头称是，看着史迈利。

“我把她告诉我的话如实告诉了伦敦方面。”塔尔悻悻然回答，好像被剥夺了讲个动听故事的机会似的。

“确切的措词是什么？”史迈利问道，“我不知道你是否还记得？”

“‘自称有对圆场利益攸关的进一步情报，但尚未透露。’大概如此。”

“谢谢你，非常谢谢你。”

他们等待着塔尔继续说下去。

“我也要求伦敦站长通知这里的吉勒姆先生，我一切安全，没有旷职。”

“他们通知了没有？”史迈利问。

“没有人对我说什么。”吉勒姆挖苦地说。

“我等回复等了一天，到晚上还没接到。伊琳娜正常地工作了一整天。你知道，这是我坚持要她那样做的。她想假装发烧，躺在床上，但我不同意。代表团在九龙有工厂要参观，我叫她跟去，别露出马脚。我要她发誓不再碰酒。我不希望她在最后一分钟闹出意外。我要她在脱逃以前一切保持正常。我一直等到晚上，才又加发了一个急电。”

史迈利蒙眬的眼光盯住他面前那张苍白的脸。“你当然收到了他们的回电了吧？”

“‘电悉。’就是这么一句话。我通宵未睡，急得出汗。到天亮还没有接到答复。我想，也许皇家空军飞机已在途中。我想，伦敦大概是为谨慎起见，要等到一切齐备以后才通知我。我的意思是，你离他们这么远，你只能信任他们。不管你对他们有什么看法，你只能信任他们。我的意思是说，他们有的时候的确是可靠的，对不对，吉勒姆先生？”

没有人接他的腔。

“我是在为伊琳娜担心，懂吗？我敢肯定，再等一天，她就要垮了。最后答复终于来了，却根本不是答复。这是拖延时间：‘请告知她工作部门、莫斯科中心以前的联系人和熟人的名字、目前上司的名字、参加中心的日期。’还有其他一些问题，我也记不清了。我马上拟了一个回电，因为我跟她约好三点钟在教堂碰头——”

“什么教堂？”又是史迈利问。

“英国浸信会教堂。”令大家奇怪的是，塔尔又脸红了，“她喜欢到那里去。不是去做礼拜，只是去转转。我在门口装作若无其事地等着，但是她没有露面。这是她第一次失约。我们约好如果没有碰上，三小时后就到山顶上去，然后按一分钟五十级的速度下山再回到教堂，直到见到面为止。如果她出了事，她就把游泳衣挂在窗户上。她是个游泳迷，每天游。我赶到亚历山德拉，没有游泳衣。我还有两个半小时的充裕时间。除了干等以外，没有别的办法。”

史迈利说：“伦敦站给你的电报等级是什么？”

“是速件。”

“但是你的电报是最速件？”

“我的两次电报都是最速件。”

“伦敦来的电报有人署名吗？”

吉勒姆插进来：“电报不再署名了。外动人员和伦敦站打交道是把它当做一个单位的。”

“你自己译的吗？”

“不。”吉勒姆说。

他们等待塔尔继续说下去。

“我在西辛格的办公室里等着，但在那里不受欢迎。他不喜欢剥头皮的，而且他在中国大陆有件要紧的事，他怕因为我而被破获掉。因此我坐在咖啡馆里等，我忽然想到不妨到机场去一趟。这是随便想到的，好比你可能会想‘不如去看一场电影吧’。我叫出租车司机开快点。我连杀价都没有。好像疯了一样。我在讯问处前也不排队，直接到前面去打听到俄国的飞机或在俄国过境的飞机。我来不及看班机时间表，就问一个中国职员，但是昨天以来，没有一架飞机飞俄国，下一班飞机要到今晚六点。但是这时我灵机一动。我一定得知道呀。那么包机呢？不属于正常航班的那些客机、货机或过境的飞机呢？从昨天早上起就没有飞机去莫斯科吗？真的没有吗？这时有个小姐答复了我，她是一个中国籍的空中小姐。她喜欢我，明白吧。她存心帮我忙。她说两个小时以前有一架苏联飞机临时起飞。只有四个乘客上机。大家注意的是个女病人。一个女人。处在昏迷状态。他们得用担架抬她上机，她的脸上绑了绷带。有两个男护士和一个医生和她一起走，就是这几个人。我打电话到亚力山德拉去，这是最后的一丝希望了。伊琳娜和她冒牌丈夫都还没有结账，但是房间里没有人接电话。那家倒霉的旅馆还不知道他们已经走了。”

也许音乐早已开始演奏了，但是史迈利现在才注意到。这房子里四处传来了不完整的片段：有吹笛子的，有录音机上放的儿歌，有演奏得比较老练的提琴曲子。拉康的几个女儿都已醒了。

black白夜

8
“她很可能是生病了，”史迈利迟钝地说，对象主要是吉勒姆，不是别人，“也很可能是昏过去了。把她护送走的人也很可能真是护士。看起来，她的情况够糟的。”他又补充一句，斜眼瞥了一下塔尔，“毕竟，从你发出第一封电报到伊琳娜离开香港之间只有二十四小时。根据这样的时间安排，你很难把原因归于伦敦那边。”

“正好可以这样，”吉勒姆看着地板说，“时间固然很紧，但刚好够，要是伦敦有人——”他们都等着他把话说完，“要是伦敦有人手脚快。当然莫斯科也得手脚快。”

“史迈利先生，我也是这么想的。”塔尔得意地说，接过史迈利的话，不去理会吉勒姆，“史迈利先生，我也是这么说的。别急，里基，我说，如果不小心，你就徒劳无功了。”

“也很可能俄国人无意中发现了，”史迈利坚持己见，“保安人员发现了你们往来的事，就把她弄走了。你们那样往来，他们没有发觉才怪呢。”

“也可能她告诉了她的丈夫，”塔尔提示说，“先生，我也懂得一点心理学。我知道夫妻之间闹翻了以后会发生什么事情。她想惹他生气，所以刺激他，看他怎么反应。‘你想知道你在花天酒地的时候我在干什么吗？’——说些这样的话。鲍里斯一怒之下，报告了猩猩，他们揍了她，押送她回国。所有的可能性，我都想到了，这你可以相信我，史迈利先生。说真的，我都一一想到了。任何一个男人，遇到女人抛弃他，都会这样的。”

“还是言归正传吧，好不好？”吉勒姆压低嗓门生气地说。

于是塔尔又继续说，他现在承认，足足有二十四小时，他像疯了一样。“我一般不是常常那样的，是不是，吉勒姆先生？”

“够经常的了。”

“我感到很懊丧。你几乎可以说感到很恼火。”

他认为快要到手的一块大肥肉给无缘无故抢走了，因此感到很生气，盛怒之下，不顾一切跑到那些常去的地方去瞎闯。他到“猫的摇篮”去，又到“安琪儿”，到天明时分，已到过十几家其他的地方，且不论一路上碰到的一些女人。他还到亚力山德拉去了一趟。他想和那几个搞保安工作的猩猩吵一架。等他清醒下来以后，他想起了伊琳娜，想起了他们在一起的时光，决定在飞回伦敦之前到他们约定当信箱的地方看一下，说不定她在走以前给他写了信。

一半是因为没有别的事情可做。“一半大概是因为我实在放不下心，万一她的信留在墙洞里没有人去取，而她自己又束手无策，只能干着急。”他又这么补充一句，真像个知过必改的好孩子。

他们有两个地方交换信件。第一个地方是在旅馆不远的一个建筑工地。

“见过他们用竹子做的脚手架吗？真是巧妙之极。我见过这种有二十层楼高的脚手架，苦力扛着预制混凝土构件爬上去。”他说有一根没有用的竹桩，大约有一个人的肩膀那么高。如果伊琳娜真的抽不出时间来见他，就用这竹管做信箱，但是等到塔尔赶到那儿，竹管是空的。第二个地方是在教堂座位的后面，他说：“是他们放小册子的书架下面。这个书架原来是个旧衣柜。如果你在教堂里跪在后排，伸手摸一下，有一块板是松的。背后有个洞，尽是垃圾和老鼠屎。但是我告诉你，这真是最保险不过的信箱了。”

他说话停顿了一下，大家的眼前就出现了这样一个情景：里基·塔尔和他的莫斯科中心的情妇一起跪在香港一所浸信会教堂的后排座位上。

塔尔说，在这个信箱里，他找到的不是一封信，而是整整的一本日记。字迹清楚，两面书写，因此墨水就常常渗透过来。写得很匆忙，但没有什么涂改。他一眼就知道这是她神志清醒的时候写的。

“不过，这里的这本不是，这本是我抄的。”

他把瘦长的手指伸进他的衬衫里面，取出一个皮夹，有一条很宽的皮带系住，他从里面取出了一叠折得皱巴巴的纸。

“我猜她是在被揍之前把日记送到那里，”他说，“或许她还在那儿做最后一次祷告。这是我自己翻译的。”

“我以前不知道你懂俄语。”史迈利说。这句话别人没有注意，但是塔尔注意到了，他马上露出了笑容。

“唉，史迈利先生，干这行当，你得要有一项专长，”他打开那叠纸解释道，“我学法律可能不怎么行，但是多学一种外语肯定是有用的。我想你大概知道诗人是怎么说的吧？”他抬起头来，面露笑容道，“‘多掌握一国语言就是多掌握一个灵魂。’先生，是个伟大的国王说的，他就是查理五世。我的父亲记得很多名言，这一点我不是吹嘘，不过奇怪的是，他除了英语以外不懂任何其他外语。要是你们同意，我把日记念给你们听。”

“他一句俄语也不懂，”吉勒姆说，“他们两人一直用英语对谈。伊琳娜学过三年英语。”

black白夜

吉勒姆说这话时，抬头望着天花板，拉康看着自己的手。只有史迈利看着塔尔，塔尔对于自己开的小玩笑咯咯地笑着。

“都准备好了？”他问道，“那么好吧，我就开始吧。‘托马斯，你听好，我现在告诉你。’她总是称呼我的姓，”他解释道，“我告诉她，我的名字叫汤尼，但是她总叫我托马斯。‘这本日记是我给你的礼物，万一他们没有等我和阿勒莱恩谈话就把我带走。托马斯，其实我宁可给你我的生命，当然还有我的肉体，但是我想更能使你高兴的，只有这个可怜的秘密了。请好好利用它！’”塔尔抬起头来，“上面写的是星期一。她写了四天日记。”他的声音平板，甚至有些倦意，“‘在莫斯科中心，传说很多，上级很不满意。特别是一些小萝卜头，他们想显得重要，装作一副什么都知道的样子。我在参加贸易部之前，有两年是在捷尔任斯基广场的总部里管档案。在那里工作很单调，托马斯，气氛很不愉快，我当时还没有结婚。他们鼓励我们互相猜疑，不能跟任何人讲心里话，一次也不能，这真使人憋得难受。在我的下面有个办事员叫伊夫洛夫，他的社会地位和职务都比我低，但是由于气氛憋人，我们倒很谈得来。对不起，有时候我们只有通过肉体交谈，你应该早一些出现，托马斯！伊夫洛夫和我好几次一起上夜班，最后我们决心违反规定在大楼外面见面。他跟你一样，是金头发，托马斯，我喜欢他。我们在莫斯科一个贫民区的餐馆里见了面。在俄国，他们一直告诉我们，莫斯科没有贫民区，这是瞎说。伊夫洛夫告诉我他的真名叫勃洛特，但他不是犹太人。他给我一些咖啡，那是他在德黑兰的一个朋友偷偷带给他的，他很讨人喜欢，还给了我几双丝袜。伊夫洛夫告诉我，他对我很倾倒，说他以前工作的部门负责保管中心的全部外国间谍的档案。我听了大笑，对他说根本没有这样一个部门，这是有些喜欢做梦的人的瞎想，以为中心的全部秘密都集中在一个地方。唉，也许我们都是这种喜欢做梦的人。’”

塔尔又中断了朗读。“这里又是另外一天。”他宣称说，“她一开始说了一大堆‘托马斯，早安’啦、祷告啦，还有一些情话。她说，女人写信不能没有对象，所以她写给托马斯。她的男人一早就出去了，她有一个小时。我念吧？”

史迈利的嗓门里咕噜了一声。

“‘我第二次和伊夫洛夫碰头是在伊夫洛夫妻子的一个表兄弟房子里，他是莫斯科国立大学的教员。屋子里没有别人。这次碰面极其秘密，干了一件我们在报告里称为犯罪的事。我想，托马斯，你自己也一定干过一两次这样的事！在这次见面时，伊夫洛夫还告诉我下面这件事，目的是要巩固我们俩之间的关系。托马斯，你注意听着。你听过有个叫卡拉的人吗？他是个老狐狸，中心里最狡猾、最神秘的一个人，甚至他的名字，我们俄国人也不懂是什么意思。伊夫洛夫虽然告诉了我这件事，但是他怕得要命，因为据他说，这牵涉到一个大阴谋，也许是我们最大的一个阴谋。伊夫洛夫说的事如下。托马斯，由于这是极度机密，你只能告诉你最可靠的人。你绝不能告诉圆场的任何一个人，因为在这个谜解开以前，任何人都不能加以轻信。伊夫洛夫说，他原来说曾在外国间谍档案部门工作，这话不是真的。他捏造这件事只是为了要向我炫耀他对中心的内幕知道得很详细，让我知道我爱上的不是个无足轻重的人。实际情况是，他曾经担任卡拉的助手，参与过卡拉的一个大阴谋，他以大使馆司机和助理译码员身份为掩护，驻在英国，从事阴谋活动。为此，他有个工作上的假名叫拉宾。这样，勃洛特就一变而为伊夫洛夫，再一变而为拉宾——可怜的伊夫洛夫，他对此还感到很得意。我没有告诉他，在法语里，拉宾是什么意思。16一个人的财富地位居然以名字多寡计，这也是很少见的。伊夫洛夫的任务是为一个地鼠服务。所谓地鼠就是潜伏很深的间谍，叫这个名字是因为他在西方帝国主义内部挖了很深的地洞，这次是个英国人。地鼠对中心很珍贵，因为要打进去很费时间，常常要花十五年、二十年的工夫。英国的地鼠大部分是卡拉在战前招募来的，出身都是上层阶级，甚至有对自己出身感到厌恶的贵族，结果私底下成了狂热分子，比他们一些懒懒散散的英国工人阶级同志还要狂热执迷得多。有的甚至要申请入党，还是卡拉及时制止了他们，引导他们做特殊工作。有的曾在西班牙与佛朗哥法西斯主义作战，为卡拉物色人才的人在那里发现了他们后，推荐给卡拉。有的是在战时苏英结成同盟时招募来的。有的因西方在战后没有实现社会主义而感到失望……’这里好像断了。”塔尔看着自己的稿子说，“我在这里写了‘断了’两字。我估计是她的先生回来得比预计早。墨水迹都化开了。谁知道她把这玩意儿塞在什么地方。床垫下面也说不定。”

这话如果他是当笑话说的，并没有引起笑声。

“‘拉宾在伦敦服务的那个地鼠，代号叫做杰拉德。他是卡拉招募来的，他是一个极大阴谋的目标人物。据伊夫洛夫说，只有极有能力的同志才有资格为地鼠服务。因此，伊夫洛夫即拉宾在大使馆里表面上固然无足轻重，常常受到种种侮辱，比如在举行招待会时和女侍一样站在酒吧后面侍候客人，但实际上他是个要人，格里戈尔·维多洛夫上校的秘密助手，后者在大使馆工作用的假名是波里雅科夫。’”

史迈利这时插话，要塔尔把名字拼出来。塔尔好像一个演员台词说了一半给打断了感到不高兴，粗鲁地说：“P—o—l—y—a—k—o—v，听清楚了吗？”

“谢谢你。”史迈利不为所动，仍旧很有礼貌地回答。他的态度明确显示出，这个名字对他来说没有任何意义。塔尔又继续说下去。

“‘维多洛夫本人是个极其狡猾的职业老手，伊夫洛夫这么说。他作为掩护的职务是文化参事，他与卡拉说话就是用这个身份。作为文化参事的波里雅科夫，他筹组苏联方面派人到英国各大学和团体讲学，介绍苏联的文化情况。一到晚上，他作为格里戈尔·维多洛夫上校的工作则是根据卡拉从中心发来的指示，与地鼠杰拉德联系，发给指示，接受汇报。为此，维多洛夫上校即波里雅科夫要用一些跑腿的人，可怜的伊夫洛夫有一阵子就是其中之一。不过实际控制地鼠杰拉德的还是在莫斯科的卡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