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之至者谓之元——————闲话元朝往事------班布尔汗

宝宝寒

　　
　　【正文】
　　
　　人比人得死，相对于蒙哥汗的莽夫作为，他的二弟忽必烈却在得到统兵之权后，镇定自若，举措的当，无论是筹划还是进兵都有章有法。
　　接到诏旨后，忽必烈先妥善安排了自己大本营的种种事项，然后带着众多谋臣侍从于1258年十一月离开开平，1259年五月到达濮州（今河南濮阳东），召集谋臣以及东平名士宋子贞、李昶商议南征策略。
　　宋子贞等人以及刘秉忠、姚枢、张文谦都提出，要攻打南宋顺利，必须要以罚罪、救民、不嗜杀为宗旨，才能尽量减少抵抗。忽必烈当即表态：“保为卿等守此言！” 算是确定了南征总方针。
　　七月十二日，忽必烈到达汝南正式接手了东路军，因吸取了塔察儿顿兵樊城之下的教训，他将主攻方向设为江汉。命木华黎之孙霸突鲁先率一部直趋汉水，然后任命老臣杨惟中和自己幕府心腹郝经为江淮荆湖南北等路正、副宣抚使，率归德一带军队至长江北岸设立行台，招纳降附，宣布恩信。
　　八月十五日，忽必烈率军度过淮河，二十日攻入大散关，二十一日，抵达黄陂。与此同时，汉军世侯张柔率军攻破南宋五关之首的虎头关。
　　九月一日，蒙哥汗猝死的消息传到军中，忽必烈命全军驻扎，为蒙古汗举哀。这个时候的忽必烈会是什么心情，史书的记载简单而不可信，以常理推测，其心应该是“且哀且喜”，毕竟亲大哥身亡是难过的事，但另一方面自己最大的竞争对手和谋取大业的绊脚石没有了，对于一个政治人物来说，喜多于悲，再正常不过。
　　
　　下一步，就要决定该怎么办了。很多下属提议立即北还，可是忽必烈却拒绝了。他的考虑是：第一，战斗刚刚打响，没有什么大的进展便回军，会让自己如塔察儿一样被人笑话，自己要继承汗位，就必须有更大的战功；第二，兀良合台的南路军已近北上进入南宋腹地，自己不去接应，必然要全军覆没，那是一支精锐之师，兀良合台又是自己在南征大理时便笼络的悍将，绝不能放弃；第三，除了蒙哥汗，他实在想不出还有谁能威胁自己继承汗位，奉蒙哥汗之命留守都城和林的幼弟阿里不哥，是不应该被放在眼里的。
　　于是，在举办完蒙哥汗的追悼会后，忽必烈继续督军南下。而此时的南宋朝廷则聚集了十万大军，两千艘战船于长江南岸。九月四日黎明，忽必烈派遣董文炳、董文用兄弟为先锋，以二百艘战船强渡长江，宋军前来接战，两军在江中战斗十七次，宋军大败，损失兵士无算，战船被俘虏千余艘。蒙古军渡江成功包围了鄂州（今湖北武昌）。渡江之后，忽必烈履行了当初对宋子贞等人的诺言，严肃军纪，军士擅入民宅者一律军法从事，并将俘虏百姓全部释放，尤其是其中的五百多名儒生，放走前还给不少安家费。
　　
　　可是，这样的怀柔并不能稍减南宋军民的抵抗意志。鄂州守将张胜拼死据守，而从南宋军从重庆而来的吕文德所部，汉阳而来的贾似道、高达所部也奋力前来支援。百余日内，鄂州城下双方鏖战不休，死伤枕籍。南宋守将张胜战死城楼，军士死伤多达一万三千余众，可鄂州成仍然没能拿下。尤其是著名的奸相贾似道，此时表现得极为英勇顽强，率军进入城中后，负责守城全部事宜。蒙古军多次用掘洞的方式将城墙破坏，可贾似道总是在一夜之间率将士用木栅栏修补完毕，让蒙古军望城兴叹。忽必烈不禁感慨：“吾安得似道者用之？”
　　鄂州城下的战斗出现胶着，而霸突鲁率军进攻岳州（今湖南岳阳），郑鼎等率军骚扰江西兴国、瑞州、南康、抚州等地都进展顺利。尤其兀良合台所帅的由一万蛮兵和三千蒙古骑兵组成的南路军更是势如破竹，从云南出发一路之上攻克广西衡山寨（今广西田东）、贵州（今广西贵县）、象州（今广西象州）、柳州（今广西柳州）、静江（今广西桂林），进入湖南后，又接连突破全州（今湖南全州）、辰州（今湖南沅陵）、沅州（今湖南芷江）的宋军堵截，攻至潭州（今湖南长沙）城下。南宋的临安朝廷惶惶不安，已经有迁都的打算。
　　而在鄂州城中亲临战阵的南宋奸相贾似道，此时深知鄂州城破已经是时间问题，一旦鄂州失守，岳州、潭州等地必定出现连锁反应，南宋朝廷将会危如累卵。于是，他秘密派遣宋京为使节求和。
　　忽必烈原本并不想和谈，正如谋臣赵璧回答宋使宋京所说：“驻濮州未拜旗时，汝国遣行人来议尚可。今已渡江，江南之地，悉为我有，何出此言？”
　　可是很快，忽必烈就做出了率军北返，并同意和南宋议和的决定。这倒不是真如表面的言辞所说“以生灵之故”，而是因为他先后接见了来自漠北的两拨信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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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一月，忽必烈的大妃察必派人来到军中，向忽必烈通报了他的小弟阿里不哥派遣那个钩考过他的阿兰答儿和脱里赤到漠南和中原抽调兵丁的消息。并用隐喻暗示道：“大鱼的头被砍断了，在小鱼中除了你和阿里不哥以外，还剩有谁呢？你回来好不好？” 。两天后，阿里不哥的使节也来到军中，声称是来“请安和转达问候的”，忽必烈问起调兵之事，使节支吾应付。忽必烈这才发现，自己实在小看了弟弟，阿里不哥已经积极运作，准备和自己争夺大汗宝座了！
　　身边的谋臣们也纷纷进谏，请求忽必烈立即班师。郝经分析道：“阿里不哥已行敕令，令脱里赤为断事官、行尚书省事，据燕都，按图籍，号令诸道，行皇帝事矣。虽大王素有人望，且握重兵，独不见金世宗、海陵王之事乎！若彼果决，称受遗诏，便正位号，下诏中原，行赦江上，欲归得乎？” 当初金废帝完颜亮率军攻打南宋，金世宗完颜雍趁机在后方称帝，导致前方军心大乱，金废帝被部将所杀。这段历史似乎就快要重演了，如果阿里不哥这时候宣布继位，那忽必烈的所有优势都会丧失，很可能成为金废帝第二了。
　　
　　时间紧迫，不容犹豫。忽必烈立即下令以进攻临安的名义撤掉围攻鄂州的军队，并开始整军北上。在留下霸突鲁、兀良合台和张柔等率部屯驻江北的同时，也答应了贾似道的求和，口头达成协议。之所以用口头方式，实在是来不及细细谈定议和条件再签字画押了，而这个仓促的决定，倒为日后再次进攻南宋留下了借口。
　　
　　阿里不哥是忽必烈同母所生最小的弟弟，虽然他是“灶主”，继承了拖雷和嗦鲁和贴尼大部分的部众，实力雄厚，而且是蒙哥汗南征之时，受钦命留镇都城主持庶政的“监国”。但第一在自己上面有两个战功赫赫，实力也不弱于自己的哥哥，第二自己从来没有单独领过军，拿不出什么像样的战功。所以并非一开始就觊觎汗位。可所谓“一个好汉三个帮”，成大事要有很多帮手，而要坏事，也往往要有些“损友”挑唆。蒙哥汗的死讯一传到和林，汗廷上下很快便形成了一个拥立阿里不哥为新任大汗的集团。
　　集团的主要人物，首先是蒙哥汗的儿子们——阿速台、玉龙答失、昔里吉等，他们没有战功，实力、能力、威望都属于一般水平偏下，没有竞争汗位的资格，为了日后获得更多的好处，便决定拥立小叔叔阿里不哥。其次便是蒙哥汗生前宠信的大臣们，如阿兰答儿、孛鲁欢、浑都海、脱火斯、脱里赤等，这些人要比蒙哥汗的儿子们有更长远的眼光：蒙古帝国没有立储制度，每任大汗都要召开“库里台大会”由宗王、贵族们推选。可从窝阔台汗去世以来，每任大汗的登基“库里台大会”都只是个形式，最终决定谁来执掌大权的还是军事实力。现在最有实力的是蒙哥汗的三个弟弟忽必烈、旭烈兀和阿里不哥。旭烈兀远在西亚，拥立他不现实，而忽必烈却是自己在当年“钩考”时强力打压过的，拥立他等于自杀。对他们来说，阿里不哥是唯一的、最佳的人选。
　　于是，阿兰答儿和孛鲁欢作为说客来说服阿里不哥：“忽必烈和旭烈兀二人出征去了，蒙哥合罕把大兀鲁思托付给了你，你有什么想法，难道你想让我们像羊一样被割断喉咙吗？”
　　权力的诱惑很少能有人拒绝，尤其是自认为与权力仅一步之遥的人。不需要更多的语言，阿里不哥迅速做出了先下手为强，与哥哥争夺汗位的决定。
　　正在鄂州鏖战的忽必烈之所以迅速作出回军的决定，便是因为阿里不哥的第一招：派脱里赤到漠南诸州抽调兵丁，派阿兰答儿到漠北诸部抽调人马，以便控制漠南漠北主力军队。
　　可惜，阿里不哥的图谋刚一开始，便走漏了消息。当阿兰答儿在开平附近抽调军队时，忽必烈的大妃察必便发觉了异状，她一面派使者责问，一面迅速通知了忽必烈。
　　这位察必大妃以后是大元王朝的首位皇后，其人深明大义，是忽必烈的贤内助，每当重要的历史关头，她总是有着比丈夫甚至丈夫身边谋臣更精明深邃的眼光。这一次，只是她的牛刀小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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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结束了和哥哥的暗斗，又要和弟弟斗智斗勇。忽必烈想必相当郁闷，但相对于蒙哥汗，阿里不哥还是要好对付的多，他没有如郝经的估计那样抢先宣布继位，这给了忽必烈充足的应付时间。在郝经的谋划下，忽必烈轻装简从，以最快的速度向大本营挺进。途中，又接受廉希宪的建议，派赵良弼入关中监视蒙哥汗留在六盘山由浑都海统帅的四万骑兵，为日后控制关中做准备。
　　是年闰十一月二十日，日夜兼程的忽必烈回到燕京。紧接着迅速将脱里赤召集的部队遣散，并派出使者对弟弟进行斥责。
　　阿里不哥等人都没有想到忽必烈胡来的如此之快，一时间慌了手脚，为了暂时安抚住哥哥，他只好派使者去做解释，并送上很多礼物，表示自己不再调兵。但同时，他也向哥哥提出了一个难题：请忽必烈回和林，参加“库里台大会”，商议汗位继承人选。
　　阿里不哥的支持者都在漠北，又掌握着和林实权，现在兄弟二人已经摊了牌，去和林开会可说凶多吉少。但要是不去，便是理亏，在法统上又说不过去。
　　忽必烈左右为难。
　　
　　谋臣的职责，就是在主君犹疑之时及时的提出建议。廉希宪、商挺立即进言，认为忽必烈不但不应该回和林，而且应无视传统，立即宣布继承汗位，“今若早承大统，颁告德音，彼虽迁延宿留，便明叛逆。安危逆顺，间不容发，宜早定大计” ，“先发制人，后发人制。天命不敢辞，人情不敢违，事机一失，万巧莫追！”
　　与此同时，成吉思汗弟弟的后裔们，也就是蒙古帝国的东道蒙古宗王也在塔察儿的带领下来到燕京。塔察儿是成吉思汗幼弟帖木格嫡孙，所领蒙古千户最多，是东道诸王之长。他在自己的师傅撒吉思劝告下倒向忽必烈，塔察儿一表态，所有的东道宗王便都决定了将宝压在哪一方，这也带动了合丹（窝阔台汗幼子）、阿只吉（察合台孙）、只必帖木儿（窝阔台次子阔端之子）等西道宗王。
　　谋臣的谋划，叔伯兄弟们的支持，使忽必烈选择了一个折中的方法——在开平召开“库里台大会”，借宗王之口确定自己继位。
　　
　　1260年三月初，金莲川滦河畔开平城召开由忽必烈主持的“库里台大会”， 合丹、阿只吉、只必帖木儿、末哥（忽必烈异母弟）、塔察儿、移相哥(成吉思汗弟哈撒儿之孙)、忽剌忽儿(成吉思汗弟哈赤温之孙)、爪都(成吉思汗弟别勒古台之孙)、纳邻合丹（哈赤温孙）等宗王和以木华黎之曾孙忽林池为首的功臣贵戚共推忽必烈继承大汗汗位。
　　因为和儒士们相处久了，忽必烈也学会了中原皇帝“三辞三让”的礼节，多次推让后，才“勉强”答应继位。与历任大汗不同，忽必烈颁布了年号“中统”，还颁下即位诏书，这已经完全是中国皇帝的做派了。这一年，他46岁。
　　此次“库里台大会”在蒙古历史的重要性仅次于1206年在斡难河畔召开的那次拥立铁木真为“成吉思汗”的大会。成吉思汗的被拥立，标志着“也客•蒙古•兀鲁斯”（大蒙古国）的建立，而忽必烈成为可汗，则标志着蒙古帝国的崩溃。
　　四月，晚了一步的阿里不哥于和林在阿速台、玉龙答失、昔里吉、阿鲁忽(察合台后王)、木哈儿(旭烈兀之子)以及阿兰答儿、脱里赤等蒙哥汗重臣的簇拥下，宣布继大汗位。两位大汗相差不到一个月相继出现，忽必烈向阿里不哥派出使臣宣布自己继位，希望他能够承认，可根本得不到回应。而阿里不哥向各地颁布诏旨表明自己的正统地位，忠于忽必烈的将领和官员也根本置若罔闻。
　　这个时候，忽必烈和阿里不哥已经不是兄弟，而是必须你死我活的竞争对手，蒙古帝国也随之分裂几大块。忽必烈基本上控制着漠南汉地，阿里不哥掌握着漠北，窝阔台的后裔们分别支持二人，他们的封地也便分属两边，察合台汗国的监国兀鲁忽乃王妃和金帐汗国可汗别尔哥对双方都持观望态度，而远征西亚的旭烈兀则占据伊朗高原和小亚细亚，“自帝一方” ，等着哥哥和弟弟最后斗出个结果再表态。
　　
　　祖宗的家业虽然分成几大块，但要争做家长的战斗主要是阿里不哥和忽必烈之间的事情。以当时的情况来看，如阿里不哥获胜，蒙古帝国还会暂时的在大体上保持统一，金帐汗国本就倾向于蒙哥系，由蒙哥汗之子们拥立的阿里不哥可以很容易获得金帐汗廷的承认；察合台汗国的监国兀鲁忽乃王妃是因为蒙哥汗处死前任察合台汗也速蒙哥而夺位的，自然也偏向于蒙哥系；窝阔台诸后王中的佼佼者海都，最反对改变传统，属意于阿里不哥是理所当然；旭烈兀已经没有了竞争大汗位的可能，只是想在伊朗立国，忽必烈和阿里不哥又都是他的同母兄弟，谁继承汗位，只要承认他在伊朗的统治，便会服从。
　　但是，阿里不哥与蒙哥汗一样是丝毫“不蹈袭他国所为”的人物，他的胜利会给中原地区以及日后将要征服的江南地区带来什么，是可以预见的。而以军事扩张和分封殖民方式扩张到如此之大的蒙古帝国，崩溃的趋势在贵由汗时代已经出现，只是横空出世了位蒙哥汗，以自己的能力强行将这一趋势减缓，而阿里不哥却没有这样的本事，大崩溃必然会到来，到那时，汉文明被毁灭，蒙古因帝国崩溃而无力发展，整个东亚会是什么样子，就难说得很。
　　相对而言，虽然忽必烈的胜利使得帝国的崩溃提前，对于汉文明自然是否极泰来，对于蒙古本身来说，也是祸兮福所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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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兄弟二人的战斗其实从刚一开始已经悬念不足。阿里不哥的部队主要是蒙古本土的六十多个千户军以及蒙哥汗南征时所带的部队，尤其以六盘山驻扎的四万铁骑最为精锐。忽必烈麾下主要是南征时的东路军，以及所有汉地世侯的部队。从军队数量上来说，忽必烈处于下风，但他曾经南征大理和南宋，有着丰富的大军团指挥经验，又有兀良合台、霸突鲁、史天泽、张柔等大将及刘秉忠、姚枢、廉希宪等谋臣，相对于阿里不哥从未指挥过作战以及身边如阿兰答儿等上不得台面的属下，实在强过太多。以经济实力，蒙古高原的补给大部分来自于中原，忽必烈占据中原，掐断供应，阿里不哥就会立即陷入粮荒，若要向掌握着中亚富庶地区的察合台汗国要给养，却不得不经过战争。在人才和经济上，忽必烈有着压倒性优势。
　　
　　战争的序幕，在秦陇地区拉开。
　　按照忽必烈的部署，是漠北为主，秦陇为辅，两路夹击。但控制秦陇的原蒙哥汗南征军却是相当重要，直接关系到自己能否有个稳固的后防。1260年（中统元年）四月初，忽必烈派廉希宪、商挺为宣抚使，赵良弼为参议，进入关中组织兵马。而与此同时，阿里不哥所派的行尚书省官刘太平、霍鲁怀也来到关中宣抚各地。
　　兄弟二人都对关中很重视，动作也都很快，可阿里不哥却输在自己没有哥哥在汉地世侯中的崇高威望。廉希宪等人派出使者招抚驻军六盘山的浑都海所部失败后，立即果断的联络西京万户刘黑马、巩昌总帅汪惟正两路世侯分头行动，将刘太平、霍鲁怀绞杀于西安，并先后擒杀蒙哥汗派驻成都的将军密里霍者、派驻青城的将军乞台不花，收领了川蜀兵马，完全孤立了六盘山浑都海所部。
　　这时的浑都海最好的策略，是趁着西安空虚立即前往攻打，一旦西安掌握在手中，秦陇局势便会改观。但廉希宪在没有请示忽必烈的情况下，命大将八春领四千人驻防，命汪惟正的四弟汪良臣总制巩昌、秦州、平凉等二十四城兵马，用重兵防御的假象迷惑浑都海。浑都海不知是计，放弃了出兵西安，而是率军渡过黄河，进兵甘州，与奉阿里不哥之命南下的阿兰答儿所部汇合，进攻宗王只必帖木儿的西凉州领地。
　　
　　八春、汪良臣率军西进御敌，初战失利。九月，合丹率精锐骑兵与八春、汪良臣汇合，在甘州附近的耀碑谷与阿兰答儿、浑都海展开决战。其时忽刮大风，天昏地暗，汪良臣命军士下马以短兵器突袭敌军左翼，使之混乱溃退后又趁势击溃右翼，八春率兵突袭敌军中军，合丹以主力骑兵绕敌背后截断退路。阿兰答儿、浑都海一败涂地，双双被斩于阵中，数万精锐几乎全军覆没，只有极少数残兵逃回漠北。
　　经此一战，秦陇大定，阿里不哥被砍掉了一只臂膀。
　　
　　与此同时，忽必烈也在鏖战漠北。
　　为了能尽快夺回蒙古本土和都城和林，确定自己的合法大汗身份。在廉希宪等人在关中奋战的同时，忽必烈则征调驻扎在淮河的霸突鲁、兀良合台所部，汉军世侯军、诸宗王军共十五万之众，御驾亲征，以那邻合丹、也相哥为先锋，迅速向和林推进。
　　1260年秋冬之交，忽必烈率部到达巴昔乞地区，遇到旭烈兀之子主木忽儿和斡儿答（术赤长子，白帐汗国开国汗王）之子合剌察儿所帅阿里不哥军的迎击。主木忽儿与合剌察儿都有着能征惯战的父亲，可自己却没有遗传多少名将素质，一经交战便败下阵来，所部兵将损失无算，哥俩仓皇逃走。
　　和林城在忽必烈封锁物资供给之后，已经发生粮荒，物价暴涨，人心离散。阿里不哥困守危城已经是苦不堪言，闻听前方战败，连忙率部逃出和林，回到自己的封地吉尔吉斯。
　　
　　以忽必烈用兵的惯例，一定会乘胜进兵，一举全歼阿里不哥残部。但此时的阿里不哥倒是学了乖，立即遣使向哥哥求饶，完全是一副小弟弟做错事的口吻，称作为弟弟因无知而犯罪，兄长可以审判，让自己去哪里就去哪里，待养壮了牲畜即去见忽必烈请罪。忽必烈在对待兄弟之情上很像蒙哥汗，不忍心过于相逼，认为：“浪子们现在回头了，清醒过来，聪明起来，回心转意了，他们承认了自己的过错了” ，于是派也相哥领十万军队驻守和林一带监视阿里不哥，自己解散了征调的诸王军队，回到燕京。
　　政治是不讲情面的。忽必烈忘了自己这个小弟弟已经不再是当年在母亲身边的同胞骨肉，阿里不哥可没有忘记这个哥哥是自己必欲除之而后快的竞争对手。忽必烈的一念之仁使他付出了惨痛代价。中统二年（1261年）秋,阿里不哥恢复了元气后，发兵前往和林，诈称是来投降，对戍守的也相哥军发动突袭。移相哥猝不及防，全军溃败，无奈之下只得南撤。蒙古正统的象征和林再次落到阿里不哥手中，为了尽快扩大战果，阿里不哥稍事休整后继续南下进逼忽必烈的大本营——开平。
　　
　　弟弟的出尔反尔让忽必烈大为光火，再次御驾亲征，率以张柔为主的七个世侯所部以及塔察儿、纳邻合丹等宗王之军迎战。十一月,与阿里不哥遇于昔木土脑儿之地。
　　阿里不哥能够夺得和林，全靠着诈降和突袭，一旦与哥哥正面交锋，立即露出不善统兵的缺点。一战下来，麾下大将合丹火儿赤战死，兵士损失无算，全面溃败，奔逃五十余里。其部将阿脱等见大势已去，遂向忽必烈投降。
　　这一次，阿里不哥的本钱已经赔得十去七八，再也拿不出像样的部队了。而忽必烈却再次放了弟弟一马，没有继续追击，说道：“不要去追他们，他们都是些不懂事的孩子，应当使他们明白过来，后悔自己的行为。” 但是，对于弟弟的经济封锁却毫不放松，各种物资，尤其是马匹和粮食，都严禁买卖。
　　
　　此时的阿里不哥虽然已经没有可能再和忽必烈争夺大汗宝座，但若是举措得当，如旭烈兀那样“自帝一方”还是有可能的。可这位志大才疏的金枝玉叶却用一系列的昏招彻底把自己搞成了山穷水尽。
　　为了应对哥哥的经济封锁，他派支持自己的察合台系宗王阿鲁忽接管了察合台汗国，囚禁了原监国兀鲁忽乃王妃。希望察合台汗国能够成为自己的大后方，可是阿鲁忽此人野心不小，稳定了察合台汗国内部之后，羽翼渐丰，就不再听阿里不哥的摆布了。
　　阿里不哥多次要求阿鲁忽支援武器和粮食，但阿鲁忽置之不理，积极扩张自己的势力,派人前往撒麻耳干(今乌兹别克撒马尔罕) 、不花剌(今乌兹别克布哈拉) 和河中地区,杀掉了金帐汗国别儿哥在该地区的官员，接管了原本应由大汗直辖的上述地区。当阿里不哥使者在察合台汗国境内征集了大批物资准备带走时,阿鲁忽杀死使者,夺取物资，正式与阿里不哥决裂决定投靠忽必烈。愤怒之下，阿里不哥领兵攻打阿鲁忽。虽然先头部队在速惕阔勒(今新疆赛里木湖) 被阿鲁忽打败，但阿里不哥的军队趁阿鲁忽不备,攻取伊犁河地区及察合台汗国的京城阿力麻里(今新疆霍城西) 。阿鲁忽带领残部逃往忽炭(今和田) 和可失哈耳(今喀什) ,不久又迁往撒麻耳干。
　　阿里不哥总算是有了相当富庶的根据地，若是仔细经营，也可为一方之雄。但他处置政事不公，任意杀害军民。属下诸王那颜对他大失所望，相继离他而去,尤其是最铁杆拥护他的蒙哥汗之子玉龙答失的离开，更让他陷入众叛亲离。不久，阿力麻里发生饥荒，阿鲁忽趁机前来进攻。阿里不哥抵挡不住，便放回兀鲁忽乃王妃以为缓兵之计，结果，阿鲁忽顺势便娶兀鲁忽乃王妃为妻，更加确定了自己察合台汗国之汗的合法性，实力大为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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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有忽必烈，前有阿鲁忽，阿里不哥已经是左右为难。现在以他的实力，和谁都无法较量，只能向其中之一低头。阿鲁忽曾经是自己的臣子，而且其人心狠手辣。相对而言，忽必烈是自己的亲哥哥，而且多次放过了自己，毕竟血浓于水。阿里不哥无奈的做出了自己人生当中最后一次重大的选择。
　　中统五年(1264) 七月，阿里不哥来到开平向忽必烈投降。这场导致帝国崩溃的兄弟相残之战，终于尘埃落定。
　　投降者与受降者都对对方爱恨交织，阿里不哥与忽必烈相见时，双方都流下了眼泪。相对哭泣了很久，忽必烈才打破沉默，问道:“我亲爱的兄弟,在这场纷争中谁对了呢,是我们还是你们？”阿里不哥的回答意味深长:“当时是我们,现在是你们”。 他并不承认自己称汗是错误的，明确的对哥哥表示：你是赢在实力上而并非道理上。
　　忽必烈最后也没有难为这个弟弟，让宗王们会同审问后，认为阿里不哥是成吉思汗子孙，予以宽恕。但阿里不哥仍是在第二年便患病死去。
　　
　　有些史家认为阿里不哥是忽必烈暗杀的，因为他毕竟还是蒙古正统派的旗帜，只要他还在一天，便是对自己的威胁。这样的分析自然很有道理，但综合前因后果，忽必烈害死阿里不哥是很愚蠢的一招。毕竟当时蒙古帝国各汗国还在名义上维持着传统关系，阿里不哥归降时，忽必烈让其站在侍从站立的地方，这一侮辱性做法，立即便引起了旭烈兀、阿鲁忽、别尔哥的不满，写信进行指责。忽必烈希望自己称为真正的蒙古大汗，极力拉拢各汗国汗王，因此立即进行了自我批评。一件小事尚且要小心谨慎，何况是杀害阿里不哥呢？何况，阿里不哥的一系列做法已经大失人心，即使正统派的很多宗王也都不再倾心于他，日后海都扛起正统派大旗，很快获得了号召力，有无阿里不哥其实并不重要。
　　以笔者观点，阿里不哥的死，应该是郁闷、悲哀和对于前途绝望多重困扰下的积郁成疾。但忽必烈是否会对于弟弟精心治疗，就难说得很，让他顺其自然的病死，应该是最好的结局吧。
　　
　　阿里不哥死了，但蒙古帝国的崩溃却难以遏制。忽必烈的蒙古大汗注定要远远不同于他的前任，蒙哥汗之前，其他汗国与大汗的关系是君臣，而从他开始却要成为盟主与盟员的关系。
　　当忽必烈以“中统”为年号登上大汗宝座时，蒙古帝国的历史便已经结束，而大元王朝则开始了自己的故事。
　　
　　
　　【下一章：是继承还是重建——元王朝与蒙古帝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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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继承还是重建——元王朝与蒙古帝国
　　
　　成吉思汗到蒙哥汗的蒙古帝国与元世祖忽必烈到元惠宗妥欢帖木儿的元王朝是个什么关系？无论在世界历史学界，还是中国历史学界，都是争论不休的话题。
　　一般引起争论的历史课题，要么因为年代久远，资料缺乏，要么因为资料繁杂，说法多样，因而很难找到一个确切的答案，大家都是靠推测，形成一个个“一家之言”。而蒙古帝国和元王朝的关系，却并非这些原因，要说资料少，不但中国有《元史》、《元文类》等等，波斯有《史集》、《世界征服者史》，蒙古自己也有《蒙古秘史》、《黄金史纲》等等；要说资料繁杂，其实无论那种史书，对这个问题都有着交代，来龙去脉，虽不能说条分缕析，也还是清楚的，不至于到了让学者们靠着猜想争论不休的地步。
　　争论的症结，在于这并不仅仅是个学术问题，常常上升到政治或情感问题上。
　　
　　蒙古帝国太过庞大，囊括了东亚、北亚、中亚、西亚、东欧的广袤土地，这些土地上曾经存在的国家和继续生存的民族都不得不承认，在13、14世纪那段岁月，他们被一个名字叫蒙古的帝国战败、摧毁、屠杀，最后又被迫接受了统治。但是，那对岁月并不十分漫长，这些草原上而来游牧民族的统治并不稳固，很快这个帝国便分崩离析，各地区、各国家虽然还被成吉思汗的后裔们统治相当长时间，但已经开始自行其是的发展自己历史。如果说元王朝和蒙古帝国是一脉相承，甚至划为一体，很多地区的历史就要缩短自主发展的时间。这是会伤害到感情的。
　　西方的史学家们往往要尽量提前蒙古帝国崩溃的时间，有的干脆把这个时间放在蒙哥汗时代，认为因为蒙哥汗的继位是依靠金帐汗拔都的支持，因此在他即位后，帝国分为两部分，东部归蒙哥汗，西部归拔都。但这个说法并站不住脚，因为蒙哥汗即位后，对整个帝国都有着完全的权力，金帐汗拔都虽然很受重视尊重，但也只是屏藩之长，完全算不得另外一个帝国的统治者。拔都去世后，蒙哥汗先后委任其两个儿子继位，只是因为先后暴死，才不得不让其弟别尔哥继位。当旭烈兀西征之时，金帐汗国在蒙哥汗的命令下出兵出粮，而军队指挥权完全是旭烈兀的，也证明了蒙哥汗对金帐汗国的控制。
　　正是有着这样的反证，一些西方史家便把蒙古帝国崩溃的时间放在忽必烈称汗时代，而且不承认其他汗国与元朝的藩属关系，把元朝放在和其他汗国几乎平等的位置上，称之为“忽必烈汗国”。这种认识，则是基于忽必烈的双重身份——他既是蒙古大汗又是中国皇帝，而且中国皇帝的成分更多。如果认为忽必烈仍是如前代可汗一样对其他汗国哪怕是名义上的统治权，则就等于认为中国当时的领土包括东欧和西亚，对他们来说，也难以接受。
　　
　　倒是中国的《元史》把成吉思汗、窝阔台汗、贵由汗、蒙哥汗都纳入“大元皇帝”序列，分别为“太祖”、“太宗”、“定宗”、“宪宗”。但其一是因为忽必烈建立元朝时接受了儒教的礼法和祖先祭祀制度，设立太庙，供奉先代可汗，并赠与庙号。其二是因为忽必烈也在借此宣示自己不但继承了中国历代王朝的正统，也继承了蒙古帝国的正统，正如勒内•格鲁塞在《草原帝国》上所说：“从蒙古人的观点来看，他在原则上（如果不是在现实中）始终如一地维护了成吉思汗帝国精神上的统一。……当忽必烈在亚洲的其他地区成为成吉思汗的继承人时，在中国，他企图成为19个王朝的忠实延续者。其他的任何一位天子都没有像他那样严肃地扮演着自己的角色。” 但以事实来说，这样的记载有失公允，忽必烈的元王朝与蒙古帝国实在千差万别,忽必烈自己的主观愿望并不能代替事实，元朝的开国皇帝是忽必烈，而并非成吉思汗。
　　元朝在中国，时间段大致有以下三种算法：其一从蒙古灭金统一北中国的1231年算起，到1368年元惠宗逃出大都为止，共有134年；如果依据忽必烈在1271年改国号为“大元”标志着元朝的开始，那么就有97年；如果从1276年宋恭帝出降、元军攻占临安开始算起，元朝则只有92年历史。
　　以笔者看来，这三种算法都有问题。
　　第一种是算法明显通换概念。蒙古灭金，是一个新兴的游牧国家因为世仇而对统治中原的王朝进行的侵略战争，并非是改朝换代。金朝灭亡后，蒙古在中原实行的仍是蒙古的分封殖民制度，将土地城池分封给兄弟子侄、有功之臣和汉地世侯，并非取代金朝建立一个新的中原王朝。
　　第二种算法则是过于强调国号问题，虽然“元”的国号是在1271年设置，但一个王朝是否建立重要的是制度而并非国号。1260年，忽必烈称汗，建元“中统”，设置各种制度，已经是在实行传统中原王朝的管理模式，一个新的王朝已经建立，并不是非有“元”的国号才算建国。就如三国时代一般从东汉末年算起，因为东汉只剩下了“汉室”，各种制度都已经有了很大变化，因此从算作一个新时代的开始是完全正常的。
　　第三种算法则是传统的正统观念，因为南宋是华夏正宗，那么只有南宋灭亡，宋皇向元帝投降，正统才转移到元朝。要这么说，虽然宋恭帝投降，可文天祥、陆秀夫、张世杰还先后拥立了两位宋皇，一直坚持着抵抗，直到1279年崖山海战之后才算结束，那么正统就应该在南宋流亡政府中坚持到1279年。把元朝开始定在1276年，可算是自相矛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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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文】
　　
　　
　　元朝的开始，应该在公元1260年。那一年，忽必烈称汗，并仿效汉法，建元“中统”。
　　在此之前，蒙古帝国都是以十二生肖纪年，并没有年号。年号是中国皇帝用以纪年的名号，是中国皇帝的专利。虽然日本、朝鲜、越南也都有年号，但这些都是受儒家文化影响甚深的国家。用年号纪年，便标志了忽必烈所建立的政权与蒙古帝国的不同。
　　在《中统建元诏》中，忽必烈明确表示：“建元表岁，示人君万世之传；纪时书王，见天下一家之义。法《春秋》之正始，体大《易》之乾元。炳焕皇猷，权舆治道。可自庚申年五月十九日，建元为中统元年。” 这是对中国历代王朝的致敬与追随，“中统”即为“中华正统”之意。
　　成吉思汗到蒙哥汗，无论哪位大汗都不可能对任何一个被征服地区的文化低头，把自己的认为是除蒙古之外的其他“正统”。忽必烈的这种改变，至少在精神上，是对祖先的某种背叛。
　　
　　而在即位诏书中，忽必烈为这种“背叛”说明了充分的理由：
　　“朕惟祖宗肇造区宇，奄有四方，武功迭兴，文治多缺，五十余年于此矣。盖时有先后，事有缓急，天下大业，非一圣一朝所能兼备也。先皇帝即位之初，风飞雷厉，将大有为。忧国爱民之心虽切于己，尊贤使能之道未得其人。方董夔门之师，遽遗鼎湖之泣。岂期遗恨，竟勿克终。
　　 肆予冲人，渡江之后，盖将深入焉，乃闻国中重以佥军之扰，黎民惊骇，若不能一朝居者。予为此惧，驿骑驰归。目前之急虽纾，境外之兵未戢。乃会群议，以集良规。不意宗盟，辄先推戴。左右万里，名王巨臣，不召而来者有之，不谋而同者皆是，咸谓国家之大统不可久旷，神人之重寄不可暂虚。求之今日，太祖嫡孙之中，先皇母弟之列，以贤以长，止予一人。虽在征伐之间，每存仁爱之念，博施济众，实可为天下主。天骣道助顺，人谟与能。祖训传国大典，于是乎在，孰敢不从。朕峻辞固让，至于再三，祈恳益坚，誓以死请。于是俯徇舆情，勉登大宝。自惟寡昧，属时多艰，若涉渊冰，罔知攸济。爰当临御之始，宜新弘远之规。祖述变通，正在今日。务施实德，不尚虚文。虽承平未易遽臻，而饥渴所当先务。呜呼！历数攸归，钦应上天之命；勋亲斯托，敢忘烈祖之规？建极体元，与民更始。朕所不逮，更赖我远近宗族、中外文武，同心协力，献可替否之助也。诞告多方，体予至意！”
　　说先祖们“武功迭兴，文治多缺”，“尊贤使能之道未得其人”，那么自己要“祖述变通”自然是“正在今日”了。
　　
　　制度上的变更，首先就在于统治机器的改变。忽必烈登基后，对于国家的管理已经与蒙古帝国时代大不相同。
　　成吉思汗建立蒙古帝国后所确立的制度，可说集权与分封并行。首先颁布了《札撒》，以之作为国家一切生活的准则、制度和法令。《札撒》中包括选举、外交、诉讼、刑事犯罪、商业、赋税、义务、财产继承等方面的条文。
　　在地方设置方面，成吉思汗设立了“千户制”。建国初期设有九十五千户，千户之上是万户，智将木华黎为左翼万户，统辖地直到大兴安岭以东；封幼年时便跟随自己的好友博尔术为右翼万户，统辖地至畏兀儿阿尔泰山西麓。各千户长要由功臣来担任此职，千户之下又分为百户、十户。万户、千户、百户、十户的大小规模不尽相同。比如千户：有的可达四、五千户，有的则不足一千户。千户的组成也各不相同：一些是由同族结合而成的；一些是重新收集分散在各部的同族组成的；还有一些是由不同部族组成的；此外，成吉思汗还将他的母亲、兄弟、亲属们分配为不等的万户、千户。
　　而在扩张之后，蒙古帝国实行分封殖民。成吉思汗的子孙们在所占领的土地上建立隶属于大汗汗廷的汗国，各个汗国的汗王享有相当的自治权。但各汗国的封地仍由大汗委以长官统管，诸子在其封地上只享有一定数量的赋入。其行政权、军事权很大程度还属于中央直辖。这种直辖则依靠“达鲁花赤”也就是“断事官”的设置。
　　蒙古帝国建国初期的大断事官是成吉思汗母亲的养子失吉忽秃忽，职责主要是两项：一是掌管民户的分配，一是掌握司法之权，它是蒙古国的最高行政官，相当于汉族官制的丞相。而诸王、贵戚、功臣封地内，也各置断事官管治其百姓，这些断事官是直接向中央汗廷负责的。
　　至于汗位的传承，如前文所说，蒙古帝国并没有立储制度，而是用“库里台大会”有贵族们选举产生。
　　
　　而忽必烈登基后，对于这些制度进行了完全的改革，基本上如郝经在《立政议》中所说：“以国朝之成法，援唐宋之故典，参辽金之遗制，设官分职，立政安民，成一代王法。”
　　在中央，设置行政、军事、监察机构, 即中书省、枢密院、御史台, 实行“三权分立”; 在地方上设立行书省, 简称行省或省, 置丞相一人, 掌管全省军政要务。
　　中书省是全国最高行政机关，总理全国行政事务。建元“中统”的第一年(1260 年) ,“夏四月戊戌朔,立中书省,以王文统为平章政事,张文谦为左丞。” 中书省长官由皇太子真金担任,未立皇太子时暂缺。实际长官是右丞相、左丞相，有时也叫平章政事代丞相之职。中书省管理六部:吏部、户部、礼部、兵部、刑部、工部，各部均设置尚书。
　　在地方上，设行中书省,简称“行省”。全国除“腹里”直属中书省和西藏地区由宣政院直接管辖外,共建十个行省:岭北行省、辽阳行省、河南江北行省、陕西行省、甘肃行省、四川行省、云南行省、浙江行省、江西行省、湖广行省。“腹里”管辖山东、山西、河北及内蒙之大部或部分之地由中书省直接管理。行省建置是元代的创举，明代虽改行省为布政使司，但习惯上仍称之为行省。今日之省,是由元代行省演变而来。而西藏等“特区”，则设置宣政院管理。
　　当然，忽必烈对于其他汗国也希望能如父祖时代一样对其实行统治，但从他开始的历代皇帝，均没能达成目标。各汗国虽一度承认元朝为宗主，可内政外交全然自理，都是完全的主权国家了。
　　对于“库里台大会”，忽必烈直接予以废止，而是用中国历代王朝的立储制度，所谓“鉴於前事，知汉法玉信者，实宗社至计，乃定策立真金为皇太子。……授皇太子玉册金宝,太子有册礼始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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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文】
　　
　　
　　如果说整套的行政管理制度的变化还不足以说明元朝与蒙古帝国不可一体而论，那么统治中心的迁移则直接关系到版图边界的变化，足以证明两者虽有传承却大为不同。
　　蒙古帝国时期，帝国的中心是蒙古高原，都城在哈喇和林，简称和林。这是一座典型的草原都市，由窝阔台汗于1235 年在鄂尔浑河岸边建成。该城南北约四里,东西约二里，蒙古大汗的万安宫在城之西南角,有宫墙环绕,周约二里，“⋯⋯城里有两个地区:一是萨拉森人区,市场就在这个区里。许多商人聚集在这里,这是由于宫廷总是在他附近,也是由于从各地来的使者很多。另一个是契丹人区,这些契丹人都是工匠。除这些地区外,还有宫廷书记们的若干座巨大宫殿,十二座属于各种不同民族的异教徒的庙宇,两座伊斯兰教寺院,一座基督教徒的教堂。城的周围环绕着土墙,并有四个城门。”
　　到蒙哥汗时代，蒙古帝国的疆域西到东欧，西南抵达伊朗高原，北部囊括部分西伯利亚，东部直到库页岛，南部则与南宋以淮河为界。和林城正好处于较为中央的位置，利用四通八达的驿道可以有效掌控各地。而到了忽必烈时代，窝阔台、察合台汗国已经成为敌国，和林城就几乎成为边塞，在忽必烈与阿里不哥、海都等征战时，和林城经常成为战场和双争夺的军事要地，首都再设于此，明显不合适了。因此，1260 年,忽必烈在开平称汗，后将之改称为上都。上都是北接哈喇和林,南通中原地区的要塞,符合当时的忽必烈统治区域的管理。
　　而随着灭亡南宋提上议事日程，也就不得不考虑日后如何治理江南地区。于是，1272 年,忽必烈汗又把都城从上都迁到大都(今北京) ，其城在金朝时称为中都，其地“龙盘虎踞，形势雄伟，南控江淮，北连朔漠，且天子必居中以受四方朝觐。”对于以中国为主要统治区域的元朝来说，再合适不过。这座城市日后继续成为明、清两代的帝都，也充分证明这里是当然的中国政治中心。
　　
　　在引言中，笔者曾拿罗马与拜占庭的关系来类比蒙古与元朝。当然，前者的历史要远远长于后者，罗马向着拜占庭的转变经过也要比蒙古到元朝的转变漫长曲折得多。但这确实是可以比较直观的理解蒙古帝国与元王朝关系的例证。
　　拜占庭帝国又称为东罗马，是在罗马帝国崩溃后保留其东部领地而存在的国家，没有人能够否认，君士坦丁堡中的皇帝无论从文化还是从法统上来说，都是继承了罗马帝国。但从政治制度、宗教信仰、文化发展、统治区域等等方面来看，拜占庭对于罗马，只有名以上的传承关系，在实际上，已经是相当不同的国家。
　　有人指出，忽必烈是蒙哥的亲弟弟，其汗位直接连源于蒙哥汗，把他说成是另一个王朝的开创者很不合适。可忽必烈继承汗位时，并没有受到所有蒙古贵族的支持，而且很快就和另一位大汗阿里不哥兵戎相见，征战了四年才胜利，获得了蒙古高原的统治权。而元朝近一半的领土更是忽必烈自己打下来的（比如说南宋）。可以说，忽必烈的江山，在名义上继承了父祖，却基本上是自己打拼的结果。
　　
　　蒙古帝国与元朝的关系究竟如何，恐怕还要争论下去。但只要作为历史问题而不是政治或情感问题，这应该是不那么值得争论的吧。
　　
　　
　　【下一章：空前为实，绝后则非——元朝的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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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空前为实，绝后则非——元朝的疆域
　　
　　说到元朝的疆域，出现频率最高的词汇便是“空前绝后”。自人们心中，元朝是中国历史上疆域最大的朝代，无论是前面的汉、唐还收后面的明、清都无法相比。
　　所谓空前，元人自己在官修、民撰的众多史书中说了很多。
　　元朝官修的《经世大典》，其中《序录•君事》中用近乎阿谀的语气写道：“至四海之混一，若夫北庭回纥之部，白霫高丽之族，吐蕃河西之疆，天竺大理之境，蜂屯蚁聚，俯伏内向，何可胜数，自古有国家者，未若我朝之盛大矣。”
　　而民间所修，作者名已经亡佚的《圣朝混一方舆胜览》也跟着赞颂：“唐虞三代以来之州域，北不逾幽、并，南不越岭徼，东至于海，西被于流沙。……方今六和混一，文轨会同，有前古未有之天下，皇乎盛哉。”
　　
　　本朝人说本朝事，自然不那么客观。当然，元朝没有文字狱，对于民间修史、作文没什么限制，相对而言，兑水的情况并不严重。也可能是因为如此，后世也就大都接受了这些说法。
　　明代所修的《元史》，在地理志中所云“若元，则起朔漠，并西域，平西夏，灭女真，臣高丽，定南诏，遂下江南，而天下为一。故其地北逾阴山，西极流沙，东尽辽左，南越海表。盖汉东西九千三百二里，南北一万三千百六十八里；唐东西九千五百一十一里，南北一万六千九百一十八里；元东、南所至不下汉唐，而西、北则过之，有难以里数限者矣。”
　　清朝顾祖禹著有《读史方舆纪要》，也认为：“盖（元）疆域之远，轶于前代矣。……东尽辽左，西极流沙，南越海表，北逾阴山。东西万余里，南北几二万里。” 这个“几二万里”便是从《元史》中所列的数字推算出来的。
　　到了清末，大名鼎鼎的严复也认为：“忽必烈汗荐食小朝，混一华夏，南奄身毒（印度），北暨俄罗（斯），幅员之大，古未有也。”
　　
　　有了那么多前人的铺垫，元朝疆域的“空前”也就成了板上钉钉。到谭其骧先生编纂《中国历史地图集》以及郭沫若主编的《中国史稿地图集》中，元朝的疆域图也就极为广大，远远超过了之前与之后的所有朝代。
　　于是，问题出来了，空前尚可说定，但否是“绝后”？
　　
　　元朝疆域要远超过汉唐，主要在于对一些传统的邻国的吞并。
　　汉代时，在北方，汉武帝北伐匈奴，将疆域扩展到河套和河西走廊；在东方，灭卫氏朝鲜，设四郡；在西方，公元前60年设置了西域都护府，辖境包括自玉门关、阳关以西的天山南北，直到今巴尔喀什湖、费尔干纳盆地和帕米尔高原以内的范围，初期有36国，以后增加到50国，治所设在乌垒城（今新疆轮台县东野云沟附近），但西域各国虽然是臣属，内政外交军事总要受到汉朝的干涉，但还是一个个独立小国，并不能算是汉朝直辖领地；在西南，经过十余年的武装开拓，川西高原和云贵高原上的部族如邛都、笮都、冉駹、白马、且兰、夜郎等都已纳入汉朝的统治，在这些部族的地区新置了越巂、沈黎、汶山、武都和牂柯五郡，在滇和昆明这两个部族的地区建立了益州郡，汉朝的西南边界扩展到今高黎贡山和哀牢山一线；在南方，灭南越国，在南越属地设置了九郡，其中的交趾、九真和日南三郡都在今天越南的中、北部，珠崖和儋耳二郡在今海南岛上。
　　汉朝扩展疆域比较稳固，在日后只有较小的收缩。但是，西藏、辽北等地却并未涉及。
　　
　　唐朝的疆域要比汉朝广大，在边境设有六大都护府：
　　单于都护府（初称为云中都护府），辖境相当今内蒙古阴山、河套一带；
　　安北都护府（初称为瀚海都护府），辖境约相当今蒙古国和俄罗斯西伯利亚南部一带；
　　安西都护府，统辖安西四镇（龟兹、疏勒、于阗、碎叶），辖境相当今新疆及中亚楚河流域；
　　北庭都护府，统辖包括天山北路东起今阿尔泰山、巴里坤湖，西至咸海的西突厥各部族；
　　安东都护府，辖境西起辽河，南至今朝鲜北部，东、北至海，包括今乌苏里江以东和黑龙江下游两岸直至海口之地；
　　安南都护府，辖境北有今云南红河、文山两自治州，南至越南河静、广平省界，东有广西缘边一带。
　　但是，这六大都护府所管辖的区域并不是同时达到这样的范围，而且达到最远点的时间较短。如安北都护府663年的辖境约相当今蒙古国和俄罗斯西伯利亚南部一带，到686年的辖境就退缩到今内蒙古自治区一带；安西都护府在公元656—663年之间的辖境扩大至自今阿尔泰山西至咸海间所有游牧部族和葱岭东西直至阿姆河两岸城郭诸国，到安史之乱后退至葱岭以东；北庭都护府在安史之乱后辖境完全丧失；安东都护府在670年的辖境仅剩下辽东，后又退到辽西；安南都护府在安史之乱后，西北今云南逐渐被南诏国占据。另外，唐朝时正是吐蕃帝国强盛时期，整个西藏包括青海大部均是吐蕃帝国土地，唐朝对其自然说不上管辖。
　　
　　元朝与汉唐相比，首先就是漠北草原完全是自己的老家，当了中国皇帝算是嫁妆带了进来，几千年来中原王朝的漠北边患不复存在。其次，西藏在被招降后由王朝直接管辖。还有今天的东北、云南地区，也都是在这个时候完全被控制，而不再是以“称臣纳贡”作为依附而实际保持独立的渤海国、南诏国或大理国。
　　元朝设立行省制，全国设十大行省，以这些行省的管辖地来看，可以看出大体疆域。
　　陕西行省，辖境包括今陕西及甘肃、内蒙古部分地区。
　　甘肃行省，辖境包括今甘肃省、宁夏自治区及内蒙古部分地区。
　　辽阳行省，辖境包括今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及黑龙江以北、乌苏里江以东地区。
　　河南江北行省，辖境包括今河南省及湖北、安徽、江苏三省的长江以北地区。
　　四川行省，辖境包括今四川省大部及湖南、陕西部分地区。
　　云南行省，辖境包括今云南省全境，四川、广西部分地区，以及泰国、缅甸北部一些地方。
　　湖广行省，辖境包括今湖南、贵州、广西三省之大部及湖北部分地区。
　　江浙行省，辖境包括今江苏南部，浙江、福建二省及江西部分地区。
　　江西行省，辖境包括今江西省大部及广东省。
　　岭北行省，辖境包括蒙古国全境、中国内蒙古、新疆一部分和今俄罗斯联邦境内西伯利亚部分地区。
　　以此来看，元朝边疆的范围西北至今天新疆的哈密地区，东北到黑龙江入海口和萨哈林湾一带，东到大海（包括台湾），南到南海诸岛，西南包括西藏、云南、今缅甸东部。
　　这些限定都没什么问题，但北部边界有很大的争议。一些学者将元朝的北疆扩展到北冰洋沿岸，而有的说法则将北部边界限定为今天蒙古国北部边界的库苏古尔湖、乌布苏湖一带，相差甚远。这关系到上千万平方公里土地的版图是否归属。于是又有学者提出，因为在北冰洋沿岸从未发现元朝官方或民间遗迹，不应再坚持“北冰洋沿岸”之说，但也不愿意承认北部边界只达到今天蒙古国北疆，于是便折中一下，把元朝北疆定在贝加尔湖中部以北地区。
　　以笔者看来，北洋沿岸自然有些托大，贝加尔湖一带也并没有元朝政府直接管辖的明确证据。那么，以清朝的地图作为参照，元朝的北疆范围，应该大致比现在的蒙古国北疆稍北一些比较合适，或者可以达到贝加尔湖南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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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么一来，元朝疆域的“绝后”就有待商榷了。
　　代替元朝的明朝，口号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将蒙古人赶回草原是他们最大的心愿。朱元璋和他的儿子朱棣虽然多次北伐，打击北元政权，但仅仅是为了以攻为守，因为他们认为“长城之外非我土”。而新疆，元朝时就有一半属于察合台汗国，其时仍然如此。西藏，由完全服从统治，又回归到了称臣纳贡的独立状态，这还包括幅员辽阔的青海。除了汉人王朝的固有领土之外，元朝扩充的领土，唯一保留在明朝版图内的，只剩下辽东和云南。其极盛之时，虽然北元、西藏帕竹政权、察合台汗国都认其为宗主，可那些土地明王朝是说不上有实际管辖权的。
　　明朝疆域远小于元朝是不争的事实。可代替明朝的清朝却在康雍乾三代的努力下猛追元朝创下的“疆域记录”，以漠南（今内蒙古）为主要管辖区的北元，漠北（今蒙古国）喀尔喀蒙古，新疆的准噶尔汗国，叶尔羌汗国（察合台汗国继承人），西藏、青海的和硕特汗国，都是或直接或间接的被清朝所灭亡。到1759年，也就是乾隆二十四年，清朝疆域发展到极致，北起蒙古唐努乌梁海地区，南至南海，包括今西沙群岛、南沙群岛等南海岛礁，西南达西藏的达旺地区、云南省的南坎、江心坡地区及缅甸北部，西尽咸海与葱岭地区，包括今新疆以及中亚巴尔喀什湖，东北抵外兴安岭，包括库页岛，东南包括台湾、澎湖群岛。
　　元朝有的，清朝基本收归囊中，而没有的，清朝也拿到手中。元朝因与窝阔台、察合台两汗国对立，先后损失河中地区和新疆西部，最后只能以哈密为西界，而清朝在灭亡准噶尔汗国，平定“大小和卓之乱”后，今新疆的所有地区直到塔拉斯河以西全部划归版图，在这一点上，元朝稍逊一筹。
　　
　　因为中国独特的藩属制度，一些臣服于中国皇帝的藩国国主都要接受皇帝的册封，因此，有人便总愿意把这些藩国的土地都算作领土。实际上，是否有驻军，是否有税收，是否有委派官员直接管辖才是确定领土的根据。藩属的“称臣纳贡”只是一种臣服的表现，名义上给个面子，傍个大款，捞点实惠，比如所谓纳贡总是厚往薄来，拿走的总是比拿来的多；需要帮助的时候便来找老大帮忙，比如日本侵略朝鲜的壬辰战争；而要是老大衰落了，或者实惠给的不多，便要翻脸无情，比如南诏国吞并唐朝云南土地，明朝的边塞蒙古卫所经常叛附无常，等等。
　　刨除藩属，元朝的疆域确实是“空前”，却并非“绝后”，并未能争得过后来的清朝。而清朝的疆域说一句“空前绝后”倒更符合实际了。
　　
　　
　　【下一章：“江南若破，百雁来过”——开元第一功臣伯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