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鞋军团----关河五十州

宝宝寒

　　1911年4月23日，黄兴从香港潜入广州，在两广总督衙门附近设立了指挥部。
　　还有三天，起义进入了倒计时。
　　革命党这边摩拳擦掌，官府那边也听到了风声。两广总督张鸣岐将一个巡防营调到城外驻扎，用于随时策应城内，水师提督李准也急调水师回城。
　　另一方面，同盟会从日本和越南运来的枪械也未到达，一些领导者因此主张继续延期。考虑再三，黄兴点头同意，除留下基干人员外，三百多先锋队员全部撤回香港。
　　早期的革命党人犹如水浒传中的英雄好汉，个个热血沸腾，视死如归。得知起义一拖再拖，眼看着都有夭折的危险，喻培伦当即去找黄兴，对他说：“不能延期！”
　　喻培伦认为，此次广州起义耗费巨大，而且全系海外华侨资助，一旦起义真的流产，前功尽弃事小，失信于华侨事大，以后怎么面对他们？人家捐了这么多钱，你就算是丢块砖瓦也得给个下落不是。
　　黄兴仍在犹豫，喻培伦提出了更尖锐的现实问题：“听说近期广州官府将严查户口，我们费尽心力制造的炸弹和运进城的其它武器都可能被搜出，到时难道束手就擒？”
　　“革命总要冒险，何况还有成功的希望。就算败了，还可以用牺牲来作宣传，起到振奋人心的作用。”
　　喻培伦最后说，就算大家都不干，只剩他一人，也一定要冲进督署衙门，找张鸣岐拼个你死我活。
　　黄兴也是个感性的人，岂有做软蛋的道理。听完之后，十分感奋，当即拍案，定于4月27日准时发动起义，并发电报到香港，让三百先锋队员返回广州。
　　1911年4月27日早晨，熊克武奉命接船。可是一直等到下午四点，船到了，人还看不见。
　　同盟会组织松散的缺陷在这一刻暴露无遗，黄兴让位于香港的起义总部派人，那边却还想再拖一天，所以一个人都没派过来。更有甚者，原在广州的一部分人也连招呼都没打一声，就自顾自地搭船去了香港。
　　黄兴集中敢死队员，一共才120人，诸如分路攻击水师炮台之类，已不可能实施，只能剑发一处，主攻督署。
　　所有认识喻培伦的人，都反对他参加起义：“你是炸弹专家，留下来的话更有用处，不必前去冒险。”
　　喻培伦连连摇头：“让别人去洒性，我的人格何在？再说我是为了革命才研制炸弹，现在做出了炸弹，让大家拿着炸弹去冒险，我倒不去，那怎么行。”
　　有人劝他，说又不少你一个。
　　喻培伦不乐意了：“别小看我，我一个人比你们几个都强。”
　　1911年4月27日下午五点，在两广总督的衙门前，来了一顶四人抬轿。递上名片，是驻广州的法国总领事。
　　门卫没看出任何异样，遂抬手放行。
　　他们没想到，从“总领事”到四个抬轿的“轿夫”，都是革命党人，领头的便是熊克武。
　　（11）

宝宝寒

　　“总领事”来访，张鸣岐必定要出来迎接，到时熊克武便甩出炸弹，实施刺杀行动。
　　黄兴已将起义军分成两路，由他自带一路敢死队守在督署前门外，喻培伦则率另一路人马埋伏于督署后门外。按照事先约定，一听到熊克武的炸弹声响，两路人马即一前一后冲入接应。
　　炸弹响了，前门敢死队在黄兴的率领下，一手持短枪，一手拿大刀，口袋里装满炸弹，吹着号角冲了进去。
　　后门的喻培伦亦闻声而起，他说自己一个能顶几个，实在是毫不吹牛，其掷弹技术的熟练和准确无人能及，仅用两颗炸弹，就在院墙上炸开了洞口，众人沿着洞口一拥而入。
　　然而其实熊克武并没能炸到张鸣岐，炸的是包围上来的警卫。
　　张鸣岐如今不仅是两广总督，还代理广州将军一职。广州将军一般都由满人担任，由汉人代理该职以前没有先例，然而张鸣岐并不为此而高兴，相反忧心肿肿，时刻担心步孚琦的后尘。
　　正因为天天悬着颗心，张总督已如惊弓之鸟，在安全防范上极为谨慎。熊克武他们虽混过了门卫，但在直入衙门二堂时还是被警卫瞧出了破绽。
　　督署内一场混战，熊克武冲入三堂找张鸣岐，却遍寻无人。这家伙已经溜掉了，匆忙之下，连家属都未能顾及。
　　抓不到张鸣岐，起义军只能先行撤退，就在这时，李准率水师发起反击。
　　喻培伦可谓神勇无比。广州房顶上有可通行的走道，他独自在上面蹿来蹿去，只要官军一冲过来，就猛投炸弹，打得官军再也不敢轻易靠近。
　　相持到半夜，起义军决定分散撤退，也就从这时候起，熊克武再也没见到喻培伦。
　　人越来越少，熊克武身边只剩下最后一个战友——四川籍同乡，也是东斌学堂的同学但懋辛。
　　他俩必须出城，但城门已关，唯一的办法是翻越城墙。
　　熊克武沿着墙脚摸索，墙头到处都有旗兵站岗，哪里上得去。好不容易摸到一处长满茅草的缓坡，熊克武率先爬上去，没想到坡上也有两个哨兵，要不是下滑得快，差点就被刺刀给捅成了窟窿。
　　城头上的哨兵并不敢下来搜查，只是不断放枪，幸而他们躲在死角，还不要紧。
　　此时天空中开始飘起了细雨，熊克武和但懋辛都很清楚，随着天亮的到来，他们能从广州城逃出去的机率几乎降到了零。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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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远的地方有一口池塘，但懋辛说，算了，要不我们投水自杀吧，一了百了。
　　如同佘英到了断蛇坡，熊克武想想也没别的生路，跳就跳吧。
　　一跳下去，水才到脚背，敢情想死都不成。
　　由于但懋辛有伤在身，天快亮时，熊克武负责独自出去寻路，两人又失散了。
　　失散之后，熊克武的处境十分危险，他不是本地人，连广东话都不会说，随时可能遭到逮捕。只能说，那并不是一个最黑暗的年代，彼时的老百姓尚有淳朴厚道的传统，虽然大多数人都像鲁迅《药》中所描述的，对革命缺乏了解，但没有人会下作到去向官府告密，相反，更多的人还伸出了援手。
　　当时民间纷纷传说，革命党是一群很奇怪的人。他们原本都是有家有室的读书人，却甘冒“诛九族”的危险去“造反”，更令人惊异的是，历朝历代的造反者，不是想当皇帝，就是为了追求升官发财，唯独他们竟然不是奔着这个去的。
　　从自己朴素的人生哲学中，老百姓得出结论，这些人干的一定是好事情，自然也都是一些好人。包括黄兴在内，从广州脱险的革命党人大多得到了广州居民的收留和掩护。熊克武也是如此，事后，在地下党人的帮助下，他被转移到香港，从而转危为安。
　　其他人就没有如此幸运了。四川籍党人中，喻培伦、但懋辛先后被俘，除但懋辛幸免于难外，喻培伦等均被处决，后被集体葬于广州城外的黄花岗，史称“黄花岗七十二烈士”。
　　因各国对广州起义的内幕尚不知情，两广总督张鸣岐特地将“造反土匪”们的经历和照片打印成册，分送各国驻广州领事馆。
　　各国领事不看犹可，一看履历，喻培伦这些人不是富家子弟，就是留日学生，“中国正在发生革命”的传闻由此得到证实。
　　早逝的年轻人没有一个是土匪，他们全是怀抱救国救民理想的优秀分子和热血青年。随着他们离去的脚步，古老帝国的风铃在不断摇晃，向人们传递着一种难以抑制的悲伤。
　　广州起义又失败了，但这是最后一次失败，不到半年，武昌起义便宣告成功。
　　只要坚持，就能迎来希望。
　　1911年10月，凭借武昌起义的成功，革命党人得以控制武汉三镇。
　　这只是多米诺骨牌的第一张。在此之后，关内十八省中，共有十四省先后响应，这些省大多成立了民军，并以所在省份的简称为号，比如湖北民军就称为鄂军。
　　鄂军、苏军、浙军……，一长串名单里，唯独没有四川的影子，真是起个大早，赶个晚集，不过一切还来得及。
　　（13）

宝宝寒

　　首先得找一下熊克武。
　　这位仁兄正在到处奔忙。武昌起义前，他正在陕西，准备策动当地军队起义，武昌起义后，马上到武昌与黄兴商讨作战方略。及至武昌告急，又急匆匆地赶到上海，催促江浙联军进攻南京，以间接援助武昌。
　　其时川籍革命党人已云集上海，大家伙把熊克武给围住了：“南京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攻下，就算攻下了，离北京还远得很。”
　　那怎么办呢？
　　“不如我们四川人自己撸起膀子干，组织军队兴师北伐！”
　　这支军队被称为蜀军，它不代表川军的全部，但却是所有川军里面第一个以省为号的军队。
　　在众人的推举下，熊克武负责牵头组建蜀军。
　　涉及到组建军队，第一让人头疼的不是人，而是钱。同盟会总部给了十万元，但远远不够，
　　有人建议向四川铁路公司借款。后者曾是四川保路运动的主角，正是因为政府试图将其收为国有，才直接诱发和助推了武昌起义。
　　武昌起义之后，四川铁路公司成了配角，再没人关心或在乎它的存在。其实这个民营公司就算不实施国有化，也已经经营不下去了，里面那叫一个烂和乱。
　　搞到如此地步，真是怪不得政府，都是股东们挪用资金炒股所致。这些股东本想趁股市红火时狠赚一把，没想到突然全线飘绿，结果就亏到了不堪回首的程度。
　　所有股票里面，只剩下一种英国人发行的“兰格志”股票尚算值钱，可以用它作抵押来买东西。
　　“兰格志”股票被保存在两名四川商董手里，他们如今都在上海，但要想让他们出借股票并非易事。熊克武多方动员，好说歹说，二位始终不肯松口。原因当然是怕“借”出去后鸡飞蛋打，一去不回。
　　直捅捅地办事，就像包全肉的饺子，太腻歪，所以很难塞进人家嘴巴，但是如果能加点大葱就不一样了。没多久，“大葱”不请自来。
　　黎元洪在武昌起义中被革命党人推为湖北都督，他的卫队长姓黄，经过“咸与维新”，自然也成了“革命同志”。在武昌之役中，黄同志受了伤，被送到上海就医。这样一来，更了不得，人家现在是老革命了。
　　老革命碰到的新问题，就是得有枪杆子，所谓盖庙立旗杆，自己做山神。黄某是四川人，同样知道“兰格志”股票的好处，伤一好，他就跑去找二位商董“借”股票。
　　当然得到的又是一番托辞。黄同志眨巴眨巴眼，也没有再劝，而是掏出一把手枪。
　　“敢情你们还不知道我是谁吧？看看我姓什么，对了，我就是黄兴大元帅的兄弟！你们长了七个头八个胆，敢跟我作对？”
　　武昌起义后，黄兴被南方各省推为副元帅，代行大元帅职权，在当时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但凭一个同姓，就要跟黄兴攀兄弟，这也够能扯的。
　　不过这种连骗带吓的手法极有效果，在黑洞洞的枪口下，可怜的商人们吓得脸都白了，只得退一步，同意开会表决。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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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决需要时间。开会那天，黄同志带着一班兵来到会场，见表决结果迟迟难以出台，便不由分说，将主持会议的商董给关进黑房子，然后大踏步扬长而去。
　　剩下的人见势不妙，就到沪军府去告状。沪军都督收下状纸，随手塞给来人一排新兵。
　　来告状的是个文人，给他兵都不知道怎么带，连开步走的口令也不会喊。于是又来求告熊克武，请他看在同为川人的面上，无论如何帮帮忙。
　　熊克武没有兵，但身边有个叫王子骞的能人。
　　王子骞也是老牌的川籍革命党人，武昌起义后有随沪军作战的经历，且任沪军先锋军总司令部一等参谋，带兵没有问题。
　　王子骞赶去现场的时候，黄同志留下的那班人正三三两两坐在地上侃大山。王子骞上前大声宣布：“奉都督府命令，将某某交给我，你们各自回营。”
　　这一班人被王子骞的气势给震住了，又见对方人比他们还多，当下连命令都不查看，就将扣押的商董一交了事。
　　经过几番过山车般的折腾，惜财如命的商人们开始觉悟了。这是乱世啊，饶你十八分精细，大兵们要吓你关你，甚至于杀你，都是轻而易举的事。
　　股票肯定是保不住了。与那个横蛮的“黄同志”相比，“熊同志”的态度已经是春风拂面，加上还有解救之恩，不给他给谁呢？
　　熊克武如愿拿到股票。
　　黄卫队长虽然看着眼热，但他又不真的是黄兴兄弟，就算给人当了回托，做了一次洋葱头，也只能自认晦气。
　　钱主要拿来买武器。上海多的是老外军火商，一圈比较下来，决定还是从日商手里购买，这主要是因为日本离得近，运输方便，订好合同可以第一时间拿到货。
　　熊克武派王子骞作代表去洽谈合同。早在广州起义时，王子骞就曾护送军火到香港，对于军械的品种、质量不算外行，而且他的日语非常纯熟，可与日商直接对话，这样还能绕过买办中间商，节省一点费用和成本。
　　果然双方谈得不错：用股票作抵押品，一年后以现金收回，连利息都不用付。
　　黄兴也曾向这家日商订购过军火，但还比不上这次优惠。一切行将谈妥，就在快要签字时，日商忽然改了主意。
　　这蜀军据说是要北伐的，当然是居无定所，将来一年期满，找不到人怎么办？须知借钱容易，讨债可不易，这就叫作“借米下得锅，讨米下不得锅”。
　　日商提出，光股票还不行，得找一个地方长官作双重担保。
　　熊克武觉得日本人的额外要求很过分，但既是有求于人，就不能不委曲求全。
　　江浙官员中，江苏都督是四川人，让他出面担保最为合适，可偏偏这位都督和黎元洪一样，也是转正过来的“同志”，包括熊克武、王子骞在内，一般革命党人跟他都不熟。
　　在中国社会，说到底，还是传统的乡谊和人情最为管用。王子骞再次出马，七弯八绕，总算跟江苏都督攀上关系，搞定了这件事。
　　合同一签，日商很快将军火用轮船一次性运到南京，至此，蜀军的组建已是水到渠成。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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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12年1月，南京临时政府成立，熊克武被任命为蜀军总司令，军衔为左将军，相当于中将。
　　蜀军各级军官均为军校的川籍学生，士兵征招的也清一色是四川人，其中很多还是原川汉铁路上的失业工人。
　　临时政府成立后，身为陆军总长的黄兴向熊克武问计，讨论如何北伐。
　　北伐主力无疑是各省民军，论数量，他们加起来已经不少，但熊克武对此并不看好。
　　“这些民军主要出自于起义军队，军官大多刚刚转正过来，立场不稳，观望态度也很明显，时时都想着脚踏两只船，打了胜仗还好，若是战事不顺，谁也不能给他们打包票。”
　　熊克武的设想是，将新成立的蜀军开到四川，将那里打造成战略基地，这样，万一形势不利，革命党也可以有一个进可攻、退可守的落脚之处。
　　此时的四川早已宣布独立，但一省之内却有两个政府，其一是成都的“大汉四川军政府”，其二是重庆的“蜀军政府”，两个政府一东一西，“反正”的第十七镇新军以及其它军队，也依驻地不同而各为其主，这也是川军始终无法统一编制的重要原因。
　　成都政府内多的是立宪党人及新军军官，重庆政府则由同盟会员组成，两个政府暗中互有敌意，但在军事力量的对比上，重庆远远不及成都。蜀军入川，便是要扎根重庆，给党人撑腰。
　　黄兴对熊克武的意见表示赞同。
　　与熊克武一道回川的，还有先期开驻南京的一个营蜀军。熊克武派王子骞去包一所客轮，这回找的还是日本轮船公司。
　　说好运费一万，先交一半，签合同时，日商神神秘秘地告诉王子骞：“一万那是实价。你是经手人，需要多少回扣，尽可以加进去，然后写在合同里。”
　　末了，他还添了一句：“贵国人向来如此，已成行规。”
　　运费还有回扣，日商不说，王子骞都不知道。他很严肃地告诉对方：“这些都是满清官场上下舞弊的恶习，你把我们革命党人看成和他们一样的人，实在太轻视中国党人的人格了。对我来说，可算无理之至。”
　　日商愣了一下，赶紧赔笑道歉，站起身来，恭恭敬敬地行了一个九十度的鞠躬礼。
　　这小日本脸上笑，心里其实也在笑，想想能省下回扣，能不开心吗？
　　所有细节都谈完了，即将签字，王子骞突然对日商说：“好，你现在可以拿回扣出来了。”
　　喜滋滋的日本人好像又被扔进了冷水盆里：“我刚才不是问过你了吗？是你自己不要回扣，怎么现在又要起来了？”
　　王子骞回复得很妙：“刚才你说的是陋规外快，所以我不要。我要的是生意场上的优惠，我想你既然预留了给经手人的折扣，自然还有还价余地，这些钱必须给我。”
　　碰到如此精明的中国小伙子，日商无言以对，只好掏了五百出来。
　　王子骞并没有将这五百元收入个人腰包。回去后即登记入帐，并将开好的收据返还日商。
　　因为这件事，王子骞在蜀军中被笑称为“五百元股东”。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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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草鞋军团（17）


　　熊克武、王子骞这些革命党人，当初的奋斗目标都是要推翻“腐败清廷”，所以他们才会对陋规恨之入骨，但现实生活的难题，往往并不像“五百元股东”这么简单。
　　1912年2月23日，熊克武率蜀军乘船返川。到达宜昌后，必须更换四川的自营客轮，但因为江水还没涨上来，客轮暂时无法东驶，大家只好在宜昌坐等。
　　除了每天出操训练外，也没有别的事可做，一个外号“毛牛”的营长闲得发慌，便找到熊克武，说他要去川汉铁路公司驻宜昌办事处去查帐。
　　没有川汉铁路公司，就没有四川的“保路运动”，湖北的武昌起义也就无法成功，再说开去，缺了公司的那些值钱股票，连蜀军都无法开张。
　　可要查它的帐，却不是件简单的事，那就是一团乱麻，而且还不是一般乱麻，即便集合会计专家，穷数年之力，都不一定理得清楚。
　　触发“保路运动”的前邮传部大臣盛宣怀，是清末国内经济领域的教父级人物，连他都被川汉铁路公司所绊倒，可想而知这座池子里的水有多深。
　　毛牛营长毕业于保定军校，军事知识没得说，但经济学方面则完全是门外汉，且不论查帐必备的会计统计常识，他就连通常的算盘珠子都不会拨。
　　可是熊克武却没法拒绝，因为对方说得慷慨激昂：“我们此次回川，附带有查办贪污责任。川汉铁路公司内部腐败混乱，乃人所共知的事。若不查一下，并将结果公布于众，难对川人及保路运动中的牺牲者交待。”
　　熊克武点点头：“那你就去查吧。”
　　毛牛营长兴奋得一跃而起，马上以蜀军司令部的名义联系办事处负责人李某。
　　查帐这一天，他雄纠纠气昂昂地一个人踱进了办事处的办公室。出乎他的意料，亲自出来接待的李某毫无慌张神色，举手投足间皆彬彬有礼，从容不迫。
　　一番寒喧之后，李某便把营长带进一所大房间。
　　不进去尚可，一进去营长大吃一惊，先前的各种美好也全都随之烟消云散。
　　房间里的卷宗帐簿堆积如山，简直比废品收购站还热闹。在室内正中央，放着一张大餐桌，上面铺有白布单，周围则摆列着好些座位，每张座位前从算盘到毛笔、铅笔、钢笔，应有尽有。
　　显然人家早已有备，而且不是为一个人备的，是为许多人备的。
　　李某仍然那么客气，一面递烟泡茶，一面上前陪笑：“所有帐目都在这里，你尽管查。有疑问随时提出，我立刻可以解答。”
　　营长的一个脑袋变成了两个大，但既然来了，总得装模作样查一下啊。
　　保定军校毕业的，那也是有文化的军官，总不会让这点尿给憋死吧。抱着一丝侥幸，他随手从帐薄里抽了两本，信手翻了翻，这一下却更是把汗都翻出来了。
　　别说核对数字，里面的许多名词术语，他这辈子都没见过。
　　真是隔行如隔山，别说查，连个装点门面的问题都提不出来。
　　再翻下去，今天恐怕是走不出这个盘丝洞了。毛牛营长情急生智，对李某说：“今天不是正式查，只是见个面，接个头而已。我还有事，改天再来。”
　　说完之后，他赶紧脚底抹油，溜之大吉。
　　过了些天，见客轮久候不至，熊克武决定转乘木船溯江西上，查帐一事也就不了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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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草鞋军团（18）


　　要查川汉公司的帐，其实还轮不到蜀军，那应该是保路运动发起者们的事，可是早已没人来理这个茬了。
　　一场保路运动，让原四川总督赵尔丰声败名裂，被迫将权力交到了立宪党人手中，保路运动领袖蒲殿俊出任成都军政府都督。
　　论从政经验，“书生政客”蒲殿俊远不如下台的“旧官僚”赵尔丰。他就好象那个愣头愣脑的毛牛营长，站在帐房门前可以说东道西，等自己走进去，就马上晕了菜。
　　别的不提，光聚集成都的军队就摆不平。从保路同志军、新军，到由绿营改编而成的巡防军，大家如今都是“白盔白甲的革命党”，手上也都有“板刀、钢鞭、炸弹、洋炮、三尖两刃刀、钩镰枪”，自然是谁都不服谁，
　　蒲殿俊觉得这样不是个事，于是决定把军队召集到一起，进行点名发饷，以便稳定军心。
　　有人劝他，这种时候，就算把军队互相隔离起来，都尚恐不及，你还要来个集中，倘若“一夫发难”，势必波及全部，到时将不可收拾。
　　蒲殿俊不以为意：这个世界上，每种事情都有类型，感情也是如此。我给军队发饷，对他们好，难道他们还会恩将仇报？
　　当天，蒲殿俊宣布要给每个士兵发三个月的恩饷，台下果然是欢呼声一片。
　　可是在欢呼之后，紧随而来的却是铺天盖地的谩骂，原因是副都督又补充了一句实话：“现在财政吃紧，这笔恩饷要等以后补发。”
　　格龟儿子的，原来是诳我们玩呢。
　　有人高喊一声：“打起发！”
　　打起发，就是兵变的意思。这一喊不要紧，众人全都回过味来，等什么恩饷，还不如我们自己出去抢一把来得快而爽。
　　书生意气的蒲都督不知道，这个世界上，感情也是要分类型的，而跟金钱利益紧紧挂钩的感情，本身就不值一钱。
　　蒲殿俊当即易服逃离，满打满算，都督一共做了才十二天，川人因此戏称其为“十日都督”。
　　其实他走还是不走，对局势而言，都毫无意义。各支军队犹如蝗虫一般涌上街头，见门就闯，见人就抢，他们在抢掠时还很有默契，碰到跟自己不是一个系统的军队时，都会打招呼：“不照不照。”意为各干各的，互不妨碍。
　　成都完全处于失控状态，大火连烧三日不熄，藩库、盐库、银行都被洗劫一空，白花花的银子整箱整箱地被搬走，民间财产损失更是难以计数，史称“成都兵变”。
　　很多叛兵大发横财，不少人因而聚了老婆，民间称之为“起发太太”，一首新出笼的民谣紧跟于后：“不照不照两不照，明年生过大老少。”
　　当欲望失去羁绊，带来的只有混乱和灾难，幸好就在这时，英雄出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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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草鞋军团（19）


　　英雄的名字叫尹昌衡，因为他个头高，人称“尹长子”。尹昌衡的智商跟身高相仿，小时候就被人称为神童，一张嘴能言善辩。据说他父亲曾因事被衙役拘走，他就一个人跑进衙门，替父申辩，升堂的县太爷被这小子当场问到哑口无言，乃至不得不将其父亲放回。
　　那一年，他才十一岁。
　　如此聪明精灵，读书当然没有问题。十七岁，尹昌衡考入了成都的四川武备学堂，那是四川本地创办的第一所军事学校。学校采用的是日本士官学校（简称“陆士”）体制，并聘用日本人担任教习。
　　在武备学堂，尹昌衡也是绝对的尖子。他与熊克武同一年赴日本求学，但熊克武是自费生，他是公费保送生，而且是武备学堂的首期保送生。
　　尹昌衡在日本振武学校学习了两年，即升入陆士步兵科第六期。毕业回国后，他被分配到广西。当时随着科举制度的废除，像他这样的“洋秀才”和“洋举人”，那真是金光熠熠、炙手可热，到哪都惯着宠着，视之为天之骄子。
　　在广西，尹昌衡的职务是督练公所编译科长，督练公所又称督练处，乃训练新军的机构，待遇非常不错。除此之外，当地达官显贵也都争相与之结交，或收为学生，或结为亲家。
　　民国女作家张爱玲说过，出名要趁早，否则快乐也来得不那么痛快了。这句话完全可以引用到“尹长子”身上，一时之间，他已经不知道究竟该如何伺候自个了。
　　某天，尹昌衡喝到酩酊大醉，一个人骑着马就冲进了巡抚衙门。门卫上前拦阻，他还举起鞭子抽人家。
　　其时的广西巡抚就是张鸣岐，他出来后，不免要对尹昌衡斥责两句，不料对方连巡抚大人的面子都不给，反而出言不逊。
　　张鸣岐虽因镇压广州起义而名声不佳，但他实际上是个很有政绩的官员，尤其在执政广西时多有建树，颇受清末名吏岑春煊的器重和赏识。
　　见一个乳臭未干的后辈竟敢如此猖狂无礼，张鸣岐不由大动肝火，若不是旁人说情劝阻，当即就要以“面辱大吏”予以治罪。
　　张鸣岐原本很看重尹昌衡，然而尹昌衡的言行使他不得不对之加以冷淡，也许他的出发点是好的，无非希望年轻人能变得更成熟老练一些，可“海外高材生”哪受得了这个，尹昌衡很快就递来了一封辞职信。
　　临行之前，张鸣岐专门设宴为尹昌衡饯行，在席上郑重告诫：“不傲、不狂、不嗜饮，则为长城。”话语之中，仍对之寄予殷切期望。
　　你猜小尹答的是什么，“亦文、亦武、亦仁明，终必大用。”
　　张鸣岐再也说不出话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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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草鞋军团（20）


　　尹昌衡离开广西，回到四川，但现实还是小小地打击了他一下：好位置到哪里都是人满为患，你的文凭和才能再犀利都没有用。
　　通过关系，尹昌衡才得以弄到一个职位，是四川督练公所编译科长，跟在广西时一模一样！
　　四川新军系总督赵尔巽编练而成。赵尔巽不是四川本地人，带来的军官也大多是外省籍，导致这支军队的高级军官，从统制（师长）到协统（旅长），说的都不是四川话，新军中的川籍军人早已心生不满。
　　别人不满，只放在心里，尹昌衡不满，就一定要说出来。
　　第十七镇新军编练已毕，成立当天，赵尔巽在庆祝仪式上举杯酌酒，说道：“新军成立，当为川人庆，为川人贺。”
　　军官们见状也都起立举杯，满座之上，只有尹昌衡纹丝不动。
　　赵尔巽觉得奇怪，就问他为什么不举杯。
　　尹昌衡答道：“刚才大帅说的话，卑职还有两句不懂，正在琢磨，所以忘了举杯。”
　　尹昌衡这么一讲，赵尔巽就没法抽梯子走路了，只好继续问他究竟是哪两句不懂。
　　尹昌衡立即高声作答：“大帅所说为川人庆，为川人贺，卑职认为应该是为川人悲，为川人吊！”
　　众目睽睽之下，赵尔巽很不高兴，但仍忍着性子：“这话怎么说？”
　　尹昌衡毫不怯场。
　　“十七镇的枪炮，都是日本人不用的废物，而统兵的人，又无真才实学，真是械不可用，将不知兵。兵如同火，练不好兵，难免自焚。如此看来，大帅所练之兵，只足自焚，还贺什么贺。所以，我说要为川人悲，为川人吊。”
　　此言一出，犹如将了赵尔巽一军，他不由追问：“那依你之见，当如何练兵？”
　　得到的回答是要择将。
　　又问：“谁是将才？”
　　尹昌衡先提了一个老资格的川籍军官，然后胸脯一挺：“还有在下我！”
　　知道眼前的人不谦虚，想不到的是如此不谦虚，赵尔巽一问，才知道他是陆士毕业的。
　　赵尔巽朝在座的外省军官一指：“他们不都是陆士生吗，学的课程完全一样，哪一点不比你强？”
　　既然出了头，就不能轻易缩回去，尹昌衡拿出了他的善辩本领。
　　“大帅以此论人，卑职以为大谬不然。宋朝时候，李纲以学士作宰相，秦桧也以学士作宰相，两人却一忠一奸，这又怎么说呢？”
　　赵尔巽一时反应不及，找不到合适的话来予以回应，竟然当场被问住了。见总督已下不来台，旁边的人赶紧插科打诨，以尹昌衡酒喝多了为由，将他拉走了事。
　　庆祝盛典不欢而散，但尹昌衡一炮而红，不仅因“胆气粗豪，敢于说话”，在川籍军官中赢得了尊重，就连赵尔巽也不得不对他另眼相看。
　　经过这么一闹，赵尔巽认为尹昌衡虽然狂妄冒失，然亦不失才气，如果要平衡军官间的省籍关系，值得重用提拔一下。
　　当年秋天，四川新军分成南北两军进行演练。赵尔巽特地指定尹昌衡为中央裁判官，有意借此考查他的军事才能，同时提升其在军中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