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云百年——中国1908-2008----剑气豪情

宝宝寒

　　几个月之后的1895年2月21日（正月二十七日），兼并了“辅仁文社”的兴中会在香港正式成立总会，与会者皆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为誓。
　　这个誓言的前两句，概括起来就四个字——反清复明，后两句概括起来六个字——等贵贱，均贫富，有人说，你就扯吧，伟大的民主主义革命先驱难道狭隘到和韦小宝一样吗？难道就会拾人牙慧，拿宋朝农民起义领袖的政纲直接照搬吗？
　　你还别说，孙先生后来加入了洪门，而许多资料显示，这个洪门就是当年的反清复明组织天地会，韦小宝同志是天地会青木堂堂主，孙中山同志是洪门致公堂洪棍，二人职位相当。
　　这里要表明一下本人观点，本人绝对不认为孙先生这四句口号狭隘，之所以很多人认为“反清复明”这个口号是狭隘的，“驱除鞑虏”就是大汉族主义，纯粹是这些年错误的历史教育造成的。
　　元朝，清朝作为我们中国国土上曾经出现过的历史时期，是客观存在的，于是我们弱智的历史教科书的编撰者不知出于何种目的，竟然简单的将这两个朝代的入替等同于中国历朝历代的改朝换代，根本抹杀了侵略者以武力征服弱小，以野蛮强奸文明的罪恶，在CCTV一套竟然在黄金时间播出《施琅大将军》，公然将一个先投降侵略者，后又狐假虎威，帮侵略者将祖国最后一个据点攻陷的大汉奸涂抹成民族英雄，这是纯粹的颠倒黑白。
　　所以说，基于正确的历史观，孙中山先生提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是很有见地的，以反抗侵略者为由，不仅可以得到广大大汉族群众的共鸣，也更容易化解汉人知识阶层、汉人官僚阶层的敌意，应该说这是一个和大汉族主义无关的政治正确、效果显著的政治口号。
　　如果您不同意我上述的历史观，那就不用往下看了，因为我后面会讲到很多很多的抗日英雄，如果以现在那帮弱智历史学家的观点，薛岳还打什么长沙会战，直接投降，然后率领虎狼之师一举攻克重庆，大东亚共荣圈建立后，也许也可以拍一部《薛岳大将军》的电视剧在黄金时间播出，岂不扯淡。
　　至于“等贵贱”，与人本思想，与人权思想相符合，与资产阶级革命“人生而平等”的观点相符合，是及其积极的，是我们大家至今还在为之奋斗的目标。而“均贫富”则有其历史局限，这一点，待咱们讲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实践”时，会和大家一起深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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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言归正传，接着说我们的孙先生，从这之后，孙中山就是一个社会活动家，在游历列国，宣讲自己的思想的同时，也在逐渐完善自己的思想，随着年龄的增长，阅历的增加，已经不再是给李中堂写毕业论文时候的毛头小伙子了。
　　及至同盟会在日本成立，孙中山的地位日隆，此时的他及他的战友们已经不满足于零敲碎打的宣传革命了，他们准备主动的向保守的立宪派，也就是保皇派发起论战，《民报》于是理所当然的成为了他们的阵地，孙中山在这个阵地上发出了第一声呐喊，在这里他首次提出了“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也就是“三民主义”，这次为《民报》所写的发刊词，言简意赅，深入浅出，与十年前那份洋洋洒洒的“毕业论文”已经是天壤之别。
　　清末的革命党与历次农民起义不同，晚清的革命党不是官逼民反的下层群众，正相反，他们是一群衣食无忧，且大都有过留洋经历前景看好的年轻知识分子，因此他们的抛头颅洒热血才更多的具有理想主义的光辉，记住这些人物吧，孙中山、黄兴、宋教仁、陈其美、张继、章太炎、陶成章、汪精卫、朱执信、廖仲恺、陈天华、黄侃，他们是同盟会的第一批会员，他们那时都很年轻，不知是清末的摄影技术高，还是这些革命家真的都具备了偶像明星的气质，一个个文弱清秀中又透着勃勃英气，单看照片，你无论如何不能相信这是一群坚定的暴力革命的信仰者、鼓吹者，更不能把他们和心狠手辣的暗杀活动联系起来。
　　可是，无数次的实践证明，一群精英组成的团体，也许是最没有效率的团体，没有强势领导的一群精英组成的团体则肯定是没有效率的团体，很遗憾，在这一群自视甚高，也确实十分有才的愤青之中，孙中山确实还没有让所有人心悦诚服的资本，而未经众议，私自收受日本政府的资助离开日本，则导致了成立不足两年的中国同盟会分裂。
　　不过分分合合在晚清革命党当中确属常见，于是孙中山没有气馁，似乎所有人都没有气馁，大家在折腾中继续为自己的理想而努力奋斗，之后几年，革命党最主要的成绩就是组织了无数次失败的武装起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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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八章 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
　　 一而再，再而三的失败，不仅使革命党人士气低落，也使本已在舆论上处于劣势的温和的立宪派重新找到了突破口，立宪派著名领导人，坚决反对暴力革命的梁启超先生1908年在《新民丛报》上撰文指出，你们革命党领导人煽动人家子弟去送死，自己却住着高楼华屋，安然自在，不过是“远距离革命家”而已。
　　 这个说法确实太有杀伤力了，确确实实，一次次起义，这些革命家们都躲的很远，幕后操纵，很少有人到前线去厮杀，出了事转身就亡命海外，竟然连类似维新派中的“戊戌六君子”的人物都没有出现过，这绝对是授人以柄的。
　　 而在此之前的1907年，竟然出现了上节咱们提到的同盟会一把手孙中山私收资助案，以这件事是这样的，日本政府按清政府的强烈要求，驱逐在日从事反清活动的孙中山，离开时，孙中山收到了日本友人两万多日元（当时普通日本工薪阶层的月薪不过二三十日元）的赠款，因为同盟会的收入都是靠从各界募集，因此孙得到的这些费用理所当然应该属于同盟会的收入，而孙中山只给《民报》留下2000元经费，其余自己全部带走。这下同盟会机关报《民报》的时任主编章太炎急了，直指孙中山贪污，并领着自己的一拨人愤然退出同盟会。之后，孙中山写了详细的收支明细，以证明自己这些钱都用于革命，自己没有多花一分钱。但作为同盟会的一把手，以前财务制度不明晰，此时出来辟谣，不管真假，都已为时太晚，同盟会就此竟然四分五裂。
　　面对革命党声誉的每况愈下，一个时年27岁的年轻人勇敢的站了出来，
　　“我要去北京，刺杀清廷高官，让世人看看革命领袖不是贪生怕死之辈，不是什么远距离革命家”。
　　此人不是别人，正是同盟会创始人之一，三大支部之一评议部的部长，曾任《民报》主编的汪兆铭，因其发表文章时笔名精卫，后人多以汪精卫称之，在同盟会分裂后，他一直追随孙中山到了南洋。
　　孙中山一听就急了，说你是革命领导人，怎么能去做刺客呢，汪的朋友胡汉民更是坚决反对，对此汪精卫回应道，革命如同烧饭，需要釜和薪。釜者，不惧水火忍受长期磨练；薪者却一时轰烈瞬间辉煌，汪某愿意为薪。大家见汪精卫死意已决，同时这也确实是挽回革命党声誉的不是办法的办法，组织只好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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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是汪精卫开始找寻合作者，他先找到了四川人黄复生，还没等汪吞吞吐吐的说完，黄就大笑起来，直说无妨，我和你一起去北京。看到黄复生如此豪爽，汪精卫也就直截了当起来：此次北京行刺，成功是死，不成功也是死，断无生还之理。黄回道：黄某参加革命，何曾畏惧过生死。
　　接着，汪精卫还需要一个会鼓捣炸弹的帮手，他选中了喻培伦，喻和黄一样没有任何犹豫就答应下来。
　　正当汪精卫精心准备时，一个娇小的女子站在了他的面前，我要和你一起去，汪精卫说，此一去有去无还，女子说，没关系，和你一起同生共死，此生足矣。
　　汪精卫只有苦笑了，这个女子叫陈璧君，马来西亚巨富之女，家住马来西亚槟城，17岁在马来西亚加入同盟会，成为同盟会历史上年龄最小的会员。此女在女校读书之时，就非常喜欢看《民报》，更是注意到其中一个叫精卫的人，此公文章如《民族的国民》、《驳革命可以瓜分说》等，说理透彻，文风犀利，颇得这小女子仰慕，于是在同盟分会会长吴世荣的引荐下，她第一次见到了自己心中的大才子汪精卫，一见之下，不禁心惊，人常说郎才女貌，可眼前这位汪大才子不仅有才，而且年轻，不仅年轻而且英俊，这下可了不得，陈大小姐一下就相中了眼前这个儒雅的男子。
　　这里要插一句，后来的民国四大美男虽然有多个版本，但几乎每一个版本的第一名都是这个汪精卫，也就是说，此人是公认的民国第一美男。
　　这陈小姐的性格可是敢恨敢爱，拿起笔来就给汪美男写了一封求爱信，然而却遭到了汪的拒绝，哪和哪啊，刚认识就求爱。其实汪倒不是对陈有什么成见，他对谁都是一样，理由是：革命家生活无着落，生命无保证，革命家结婚必然陷妻子于不幸之中，让自己所爱之人一生不幸是最大的罪过。因此革命不成功就不结婚。
　　陈大小姐可不是知难而退的人，那可是个有心计，有胆识，有魄力的奇女子，你汪到哪里，我陈大小姐就跟到哪里，敢不从我，反了你了。
　　陈碧君跟随汪精卫参与《民报》的工作，做事十分麻利，又有钱，又豪爽，经常请这帮穷编辑去吃大餐，还把家里给的钱都捐给同盟会，得到了大家一致的好评。在这过程中，陈碧君更深的了解了汪精卫，这个人不嫖不赌不酗酒，真是一个各方面都极其优秀的有为青年。
　　这次当陈璧君知道自己心爱的人要去开始一段有去无回的旅程时，她没有阻止，只有一个要求，带我一起去。汪精卫被陈小姐的真情所打动，终于同意陈璧君加入刺杀小组，陪伴自己最后的旅程。这时，有人半开玩笑的对陈璧君说，你有大英帝国的护照，到关键时刻，你把英国护照一抛，英国领事馆自会来救你。陈璧君听完二话不说，拿出英国护照当场撕成碎片，满座皆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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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后，几个人于1909年初潜回北京，在琉璃厂马神庙胡同内，弄了间“守真照相馆”做掩护，有生意没生意的他们也不在意，只是在里面鼓捣炸弹和等待机会。
　　2月底，机会来了，摄政王载沣的俩弟弟，咱们前面讲过的，陆军贵胄大PARTY的毕业生，已经是国家最高军事领导人的载洵和载涛从欧洲访问返京。
　　 汪精卫、黄复生、陈璧君三人雇一辆骡车前往前门站，汪精卫和黄复生携带装有炸弹的皮箱在车站门口等候，陈璧君则在骡车上接应，准备载洵、载涛一从门出来，汪、黄二人就扔出炸弹，然后冲回来跳上骡车就跑。
　　 没有想到的是，人家载洵和载涛不摆架子，不设保卫，混杂在一般乘客中一起出站。于是，汪精卫和黄复生这炸弹就扔不出去了，只好把那个炸弹又拎了回来。
　　 有人说这俩大人物是在作秀，其实作秀成为习惯有什么不好，时时刻刻都想着作秀，总比明目张胆的欺压百姓强，你看人家保了条命不是。
　　
　　几个人并不气馁，他们打听到摄政王载沣每日上班都会路过银锭桥，就在这里下手吧，炸死丫的。于是，计划由黄复生和喻培伦夜深人静之时，在桥下埋炸药，布引线，第二天由汪精卫负责引爆炸药。
　　3月31日晚上，汪精卫与陈璧君依依惜别，准备第二天慷慨赴死之际，黄复生和喻培伦跑了回来，说埋炸药时让人看见了，那人转身就跑了，他们急忙躲在暗处观察，不一会让警察就来了，咱们埋炸弹的事暴露了。
　　汪精卫让大家不要慌，他们发现了炸弹，不是没看见你们俩人吗？等等看，结果第二天报纸就出来了，说有人想刺杀摄政王，并普遍认为是宫廷内部权力争斗，没人往革命党上去想，大家长出一口气，这次不行，咱再来下次，小子躲过初一，躲不过十五，非弄死他不可。于是派喻培伦去日本搞炸药，派陈璧君回南洋搞钱，看来这小照相馆还真是不挣钱。
　　可就在4月16日，守真照相馆突然被大批军警包围，黄复生被捕，与此同时，汪精卫在他的住地东北园被清兵抓走。
　　原来，汪精卫几个年轻人在秘密战线的工作经验实在不足，革命警惕性实在不高，警察发现炸弹后，立即想到是革命党。报纸上关于炸弹起因于宫廷争斗，不过是清政府故意放出的烟幕。他们仔细检查了炸弹，发现炸弹中的炸药是外国制，但几颗螺丝钉却是新近制作的。于是顺藤摸瓜，到京城各铁匠铺核对，找到了它的出处；铁匠铺老板稍做回忆，就想起这是“守真照相馆”要求他做的；警探紧密监视“守真照相馆”，正好赶上“守真照相馆”搞装修，几个密探混入装修工人中，汪精卫随身的机密文件都被他们从房间偷了出来……
　　负责审理行刺摄政王一案的是统率全国警察机关的民政部尚书肃亲王善耆，1910年4月25日清廷法部按照文明国家之法，开庭公开审理汪精卫行刺未遂案，这可是100年前的刺杀国家最高领导人案件啊，竟然得以公审，让我感觉梁启超的温和改良主张不是完全不可能的，此是后话，我之后会有专门的章节进行这方面的探讨。
　　这个案件竟然审理异乎寻常的顺利，炸弹、电线等物证一摆，人证鸿泰永铁匠铺老板一到场，黄复生哈哈大笑：“连你也来了，我还有什么话好说！是我做的，那个叫汪兆铭的是我的跟班”。
　　咱们再看看人家汪精卫是怎么说的：我叫汪精卫，以前在东京留学时，曾做过《民报》主笔。我的所有政治主张都发在《民报》上，就不多废话了。丁未年孙逸仙在钦州镇南关起事时，我也参与其中，兵败后，我把炸药军器等带出，寄存友人处。之后，在南洋各地演说，联络同志。后来考虑到这北京市首都啊，在这里刺杀你摄政王，可以震奋天下人心，所以我就来了。因为我在东京交游素广，京师如宪政编查馆等处，熟人太多，怕被人认出，后来听说黄复生有个照相馆，我就拿了三百元入股，在这里隐蔽了。黄复生他们根本不知道我这次来的目的是什么，所以在一起相处了月余。后来他发现我的行止有怪异之处，就起了疑心，所以照相馆中有人辞职而去。至于今日，听说照相馆中有事，即忙过去查看，知道事情败露，不忍连累无辜，急忙往寓所赶，准备留书证明黄是清白的。没想到还没到寓所，就被你们逮住了。
　　刺杀皇族是什么罪名，这哥俩当然清清楚楚，可临此大危难，二人不但不供出同志，还都自认主谋，替同志开脱，视死如归之心感天动地，真英雄也。特别是汪精卫，把公开审判的法庭当成了自己宣讲革命道理的讲堂，大义凛然，慷慨陈词，言辞指出载沣所倡导的立宪不是放权于民而是巩固君权的假立宪，并大声疾呼：立宪之不可望如此，以故革命诸人，以为欲达民主之目的，舍与政府死战之外，实无他法，此实革命党所久已决议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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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明知不久于人世的年轻人，仍然能够洋洋洒洒的写出如此条理清晰，逻辑缜密的“供词”，其心理之强悍，匪夷所思。
　　汪精卫写给孙中山的《致南洋同志书》中写道∶
　　“吾侪同志，结义于港，誓与满酋拼一死，以事实示革命党之决心，使灰心者复归于热，怀疑者复归于信。今者北上赴京，若能唤醒中华睡狮，引导反满革命火种，则吾侪成仁之志已竟。……
　　此行无论事之成败，皆无生还之望。即流血于菜市街头，犹张目以望革命军之入都门也”。
　　这说明，汪精卫刺杀清政府高官的设想，并不着眼于暗杀计划本身是否成功，而是着眼于用鲜血回击同盟会领袖是“远距离革命家”的讥讽，挽回民众对革命党的信心。
　　这里，我们要提一下肃亲王善耆了，就是前文我们提到过的告袁世凯黑状的爱新觉罗. 善耆，他时任民政部尚书，统领全国警察机关，这次负责刺杀摄政王一案。
　　此人应该说表现很是机敏，他看出了汪精卫唯求一死，于是向摄政王进言，说姓汪的其实就是想死，并以此来鼓舞他们本来已经沉沦的士气，咱们爷们不能上他的当啊。
　　载沣此人本就不是那种暴虐之人，听了善耆的话觉的有理，于是命善耆酌情宽大处理，以彰显朝廷的仁德之心，于是谁也没想到的判决结果出现了——汪、黄二人都被判终身监禁。
　　善耆不老糊涂吗？人家汪精卫舍死忘生慈善摄政王，其“唤醒民众，重树形象”的目的已然达到，这时候你杀了他，既符合法律又能震慑革命党，何乐不为？你这样假仁义，结果只能被革命党认为是软弱。
　　其实，善耆看到汪黄二人在法庭上大义凛然，同时又读了汪的一些文章，顿起爱才之心，作为清廷皇族，他又何尝不希望国家富强呢，他又何尝不希望自己的阵营中多一些汪精卫这样智勇双全的青年才俊的， 于是善耆以亲王的身份，多次去看望狱中的汪精卫，并与汪展开了一系列很有见地的对话，
　　肃亲王认为效法西方的民主政体并不一定要用暴力方法推翻皇权统治，何况现在政府已经预备立宪了，什么事都有过程，为什么不能看到政府的进步？三民主义是十分狭隘的，为什么不能五族（满蒙回藏汉）共存，非要搞民族对立，搞排满兴汉呢？现在列强虎视眈眈，你们这么搞，徒增国家混乱，于民何利？而汪精卫认为现在载沣搞的这套假立宪根本不是向西方民主政体过渡，反而是将更多的权利向皇族集中，因而不能幻想着皇族会主动的交出权力，必须要用革命的手段，推翻帝制，建立真正人民当家作主的共和国。
　　两个人观点虽然尖锐对立，不可调和，但通过一系列对话，二人都向对方展示了自己的人格魅力及政治头脑，以至于后来获释的汪精卫评价善耆，是一位了不起的政治家，而善耆则说，我如果不是皇族，我也叛变革命党了。
　　 在狱中之时，汪精卫始终没有放弃他的革命理想，且坚定的拒绝了来自善耆的游说。
　　当有一日，有人给他送了十个鸡蛋，其中一个上写了一个小小的“璧”字，他知道已经脱险的陈璧君又冒险回来了，百感交集中，汪精卫写下了如下篇章：
　　别后平安否？便相逢凄凉万事，不堪回首。
　　国破家亡无穷恨，禁得此生消受，又添了离愁万斗。
　　眼底心头如昨日，诉心期夜夜常携手。
　　一腔血，为君剖。
　　
　　泪痕料渍云笺透，倚寒衾循环细读，残灯如豆。
　　留此余生成底事，空令故人潺愁，愧戴却头颅如旧。
　　跋涉关河知不易，愿孤魂缭护车前后。
　　肠已断，歌难又。
　　由此，陈璧君终于被汪精卫所接纳，这段在战斗中结成的革命友谊，终于转化为汪陈之恋，而这段恋情竟然在最后被倔强的陈璧君演绎的旷烁古今，这是后话，我们以后再提。
　　
　　最后，我们以汪精卫在狱中所写的《慷慨篇》中的四句作为此节的结束语，让我们在这英雄的诗篇中一起回味那个波澜壮阔的年代：
　　慷慨歌燕市，从容做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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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山雨欲来风满楼
　　岁月的车轮终于驶入了公元1911年，农历辛亥年，这一年发生了一件大事——辛亥革命，本节将和大家一起去体验山雨欲来的中国
　　大家还记得之前咱们说过的同盟会分裂吧，1907年的事，孙中山的领导地位遭到了前所未有的削弱，这件事的导火索固然是“孙中山贪污”事件（此事真伪难辨，故不加置评），但单有导火索，如果没有炸药包的话，依然不会有什么危险。遗憾的是，同盟会当时就是一个炸药包，因此爆炸是必然的结果，只是哪件事成为导火索的问题。
　　很多人质疑了孙中山的管理能力，笔者也认为孙同志是一个革命活动家、思想家，但却不是一个善于处理各种矛盾的政治家，这点将会在以后详细阐述。但就1907年，同盟会解体来说，我认为与其说是管理者能力偏弱，倒不如说被管理者能力太过突出，你瞧瞧黄兴、宋教仁、汪精卫、廖仲恺、章太炎、蔡元培、陈其美等等等等，这些都是什么人物啊，日后叱咤中国的蒋介石此时只是陈其美的小弟而已啊。
　　在大家谁也不服谁的氛围当中，先是孙中山和黄兴为了给未来的中华民国选国旗问题争论到了拍桌子瞪眼的地步，孙要用青天白日旗，黄说这玩意和日本国旗相似，还是用井字旗好，孙中山说这把中国分的四分五裂的像什么样子，还是青天白日好，结果谁也不肯妥协，黄兴竟然为此威胁退出同盟会，你老人家自己干吧，我不奉陪了。这时候章太炎出面调解，民国还八字没一撇呢，您老哥俩先专心把眼前的事做好不行啊，这才算把这事暂时搁置了，没过多久，章太炎因为“贪污案”要求罢免孙中山，并最后率领他的浙江帮脱离同盟会，重新起用他们原来的名字——光复会，孙中山、胡汉民、汪精卫率领着他们的广东帮去了南洋，在那成立了个同盟会总部，在以孙中山为首的广东帮与章太炎为首的浙江帮的论战中，黄兴又站在了孙中山一边。但之后的广东帮与黄兴所代表的湖南帮虽然都叫同盟会，但事实上互不隶属，各干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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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这几个大的派别，还有一个我们必须要提到的，由长江中下游各省同盟会员组成的派别。当时，孙中山坚持“边地革命”或叫“边角革命”，就是在远离中央政府，天高皇帝远的边角地带进行暴动、起义，利用此处统治薄弱的机会建立自己的根据地，然后徐徐图全国。而另一种思想是，在长江中下游各省进行起义，一旦成功，可以直接割裂清廷与南方各省的联系，迅速推翻满清。孙中山的想法比较符合历代农民起义的模式，加上孙中山在同盟会中的地位，因此前面的大多数起义都是按照孙中山的方略进行的。而坚持第二种想法同盟会会员因观点一致而结成了一个新的派别，而这些人也多来自长江中下游各省，1907年，在同盟会分裂的大背景下，他们成立了“共进会”，推举张百祥为总理，主要领导人有焦达峰，孙武等，他们主要的工作就是通过联络和策反新军，以图在长江中下游地区实施起义，他们自称是同盟会的行动队，事实上和同盟会已无隶属关系。黄兴对于他们的另立门户很是不以为然，质问焦达峰，达峰回答，同盟会行动迟缓，我们只是急革命所急，并非内心有异。黄说，咱们两家闹革命，革命成功了，谁听谁的？达峰说，还没起兵呢，你就提这个为时过早，等哪天革命成功了，如果您势力大，我听您的，我要势力大，您就听我的呗。
　　这个共进会中的领导人在当时没有太高的威望，日后也没出现影响中国的大人物，他们主张的在长江流域革命然后直接扩展到南方各省的想法也让人感觉过于理想化，可就是这帮人竟然策划了武昌起义，而且成功了。
　　和共进会共同策划武昌起义的还有一个“文学社”，文学社怎么还能策划起义啊，哈哈，这个“文学社”和文学完全不搭界，只是为了掩人耳目而已，他们是革命党在新军下层军官及士兵中发展起来的组织，文学社以蒋翊武、刘复基等人为骨干力量，他们在湖北新军中发展了上千人，比共进会还要多一倍。在起义前，这两个组织所能影响到的力量已经占到了湖北新军的近三分之一，革命条件非常有利。
　　1911年，轰轰烈烈的保路运动开始了，其实咱们教科书上把保路运动说成反帝革命行动，我看有些牵强，它的情况很类似咱们现在经常看到的群##体性事件。
　　政府认为“要想富，先修路”，于是允许招商局以招商的名义，吸纳民间资本修建铁路，各地都成立了很多商办的铁路公司，从民间吸纳了不少的资金，然而这官办的模式其效率之低下，成本之高企，匪夷所思，这有资金不足的原因，更有官员腐败的原因。中央政府为了推进“修路致富工程”，决定收回路权，所谓的“路权”其实主要都是些半拉子工程，希望已国外银行入股的形式解决资金问题，同时将修筑权交给国外公司，来解决贪腐横行的局面，迅速建立国内的铁路网。笔者认为清政府无论是初衷还是方法都是对头的，引进外资建设自己，有什么不对啊，事实上引进外资修建的如京汉铁路、沪宁铁路和汴洛铁路三条长线陆续竣工，早早的见到了效益，根本不是那些商办铁路可比的。
　　可是，一个好的政策在执行过程中，却出了问题。政府没有考虑到当初被招商局忽悠着入股的股民们的利益，规定只收路，对于投资款项，根据亏损情况，按一定比例还款，其余部分兑换成股票。政府也有她的道理，你们入股是投资，投资应该自担风险，现在干了这么多半拉子工程，国家有什么义务去替你们弥补经营亏损，而这群股东坚决不干，他们也有他们的道理，你国家如果不把铁路收走，我们总还有些希望建成，然后去弥补亏损，现在可好铁路归了你们，我们的本金就损失巨大了。
　　其实，对于政治正确的“修路致富”大局来说，这本是小事。你们那些个民办铁路公司眼瞅着是个无底洞，现在国家及时介入帮你们止损，归还你们一部分本金，减少你们的损失，本该感谢才是，如果好好的沟通安抚，讲明道理，也许就可以解决，起码不会激化，就算是不能很好的解决，所涉及的人数也不过时那些个股东，股东当中虽有不少普通百姓，但大部分还是当地士绅，涉及的人数不是很多。可是一件小事却以出乎所有人意料的方式高速度大范围的蔓延开来，尤以四川为甚，先是罢￥课、罢@市、上街游行，再继续就是警民&暴（力冲突，警察开枪，平民殒命，最后竟然变成了武@装暴#动。
　　怎么会这样呢？这个中原因，一是多年贪腐横行，政@府决策朝令夕改，导致政府本身的公信力严重不足，你即使想做好事，老百姓也不信；二是政府在处理这些事件时强硬乃至蛮横的态度，没有和普通民众沟通的欲望和能力。三是，这是“皇族内阁”上台后发布的第一条政府令，那些立宪派与革命党正愤愤不平呢，正好把对假立宪的不满发泄出来。和所有的群##体事件一样，一件小事被某些“别有用心”的人所利用，他们打着“保卫主权”的旗号，煽动大批具有民族主义情绪的“不%明真相的群众”参与进来，一个政府引进外资造福于民的政绩工程，成了卖国求荣的反动行动，而企业股东争取个人利益的事件最终变成了普通百姓抒发对政府不满的大#规模群￥体事件。
　　保路运动始于1911年5月9日，清廷在邮传大臣盛宣怀宣布“铁路国有”政策，迅速在湖南、湖北、广东、四川等地展开，至9月，在同盟会的策动下，已经在四川发展成了反抗清廷腐朽统治的大规模武装起义，清政府无奈之下迅速从湖北、湖南、广东、陕西、甘肃、贵州、云南等省派兵前往四川增援，此时已是10月上旬，而湖北新军的调离，给了策划已久的武昌起义一个绝佳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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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章        武昌起义——压死骆驼的最后一颗稻草
　　
　　武昌起义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个标志性的、里程碑式的历史事件，但它和之前的那么多次失败的起义基本一样，如果说有区别的话，就是组织更加混乱一些吧。
　　1911年9月14日，在四川保路运动如火如荼之时，在两湖等地活动频繁的革命党共进会与文学社结成了联盟，相约趁军队调去四川之际，在长沙武昌同时进行起义。9月24日，在武昌胭脂巷11号召开了联席会议，会上确定农历八月十五，也就是1911年10月6日，举行起义，并确定了文学社社长蒋翊武为武昌起义军事总指挥，共进会孙武为军务部长，大约相当于参谋长吧。
　　这不是挺好的吗，时间选的很好，正是守军空虚之际，地点在长沙武汉两个中部大城市，一旦成功，影响巨大，指挥员责任到人，这怎么还会更混乱呢？
　　问题是从这之后，整个武昌起义的进程几乎就没有一件是在预定轨道上进行的，一次次的偶然，一次次足够灭顶之灾的偶然，竟然都没有影响到最后误打误撞的走到终点。
　　别着急，听我慢慢讲来。
　　就在9月24日，确定起义时间的这天，发生了一起意料之外的南湖兵变，起因是一个叫孟华臣的炮兵士兵吃酒带醉，不听排长劝阻，还殴打长官，在被管带责令重责军棍时，这小子率领一帮士卒砸了营部，管带也被打跑，等到镇压的官兵赶到，孟华臣等落荒而逃。这本来是件很小的事，孟华臣虽然是共进会会员，但层阶较低，估计他应该不知道他们的组织正在策划一起惊天大事，可这次不经意间的醉酒闹事，却引起了湖北当局的警觉，就在这时，“八月十五杀鞑子”的传闻竟然街谈巷议起来。
　　所谓“八月十五杀鞑子”，本是一个传说故事，说是元朝末年，汉人不堪蒙古人（鞑子）的残暴统治，朱元璋揭竿反元，但元军控制严密，义军无法传递消息，适逢中秋节将至，刘伯温献计，在中秋节互赠糕饼里面夹纸条，上面写着“八月十五杀鞑子”。有些版本作“月圆杀鞑”的字条藏在月饼里分发给其他人，纷纷约定在八月十五那天起义，大家一起把鞑子杀了，据说这也是中秋吃月饼的起源。
　　当地政府非常重视此传闻，湖广总督瑞澂宣布八月十五不放假，全城戒严，官兵皆不能离营外出，严禁以各种名义“会餐”，军营中秋联欢会，提前一天举行。戒严时除值勤士兵可允携带少量子弹以外，所有弹药一律收缴，集中保管。
　　革命党定的起义时间是中秋节，而满人同样被称作鞑子，这时候，出现“八月十五杀鞑子”的传闻，恐怕很难用巧合来形容，从官方并没有让部队枕戈待旦，以备突发事件，而是对全城官兵缴械的举动来看，他们不光确认革命党要在中秋举事，而且知道是准备通过兵变的方式举事。一个如此机密的事情竟然成为了贩夫走卒的谈资，竟然让官方提前做出了正确的防范，可见组织工作极其粗疏。
　　就在武昌这边进展遇挫之际，9月28日，湖南共进会领导人焦达峰函告武昌起义指挥部，湖南准备未足，请展期10天。
　　还能有别的办法吗？没有。
　　那就延期吧，起义时间被重新定在了10月16日。
　　其实这次延期歪打正着，武昌人民度过了一个安静的中秋节，同时也让当局的警惕性有所松懈，这时如果按计划起义，必能打清廷一个措手不及，不过，这帮革命党可能觉得革命的道路太过平平坦坦，后人写东西都没的写，所以为了照顾诸如笔者这样唯恐天下不乱的写手，他们还是要将曲折进行到底。
　　
　　（未完待续）

宝宝寒

　　10月9日下午，本次起义的总理刘公、军务部长孙武在汉口俄租界宝善里14号机关部点验完党员名册，接着发生了一个大意外，存放的炸弹发生了爆炸，关于爆炸我至少看到三种说法：1、刘公和孙武正在安装炸弹，刘的弟弟刘同来玩，抽烟时火星引燃了炸药，引起的爆炸。2、孙武进行炸弹实验，配置炸药过程中发生了爆炸。3、孙武在搬运炸弹过程中，一个装有药水的小瓶打翻，药水流入炸药中，引起反应而爆炸。这三种说法中，第一种最有戏剧性，但也最不靠谱，都是大人，一边在那安装炸弹，这边就抽烟，太小瞧革命党的智商了。
　　不管是哪种可能，有一点是肯定的，发生了爆炸，起义的参谋长孙武还未参加起义，就把自己给炸成了重伤。刘公急忙命令李春萱将孙武送往同仁医院医治，忙乱间，未及逃离的刘同、李淑卿等6人被闻风而至的俄国巡捕抓获，更要命的是搜去了革命党人名册、起义文告等物，湖广总督瑞澂在得到俄国巡捕的通报并引渡了几名革命党后，随即下令关闭四城，四处搜捕革命党人。
　　此时已经被调防到岳州的武昌起义总指挥蒋翊武匆匆赶回了武昌，召集刘复基、彭楚藩等人在位于武昌小朝街85号的文学社总部召开紧急开会，与会的还有各标营的革命党代表，因为情况紧急，与会者一致认为事以至此，迟则生变，应马上起义，于是蒋翊武便签发起义命令，令各起义部队当晚（10月9日）十二点以南湖炮队鸣炮为号，城内外同时举义。随后大家该回营的回营，该送信的送信，为保安全，能撤走的都撤走，总部只留下蒋翊武和刘复基等少数几人。
　　正在革命党紧急应对之时，刘同已经叛变，这小子太爷们了，你哪怕挺上一天，就能成英雄了，可惜他做了狗熊。
　　按照叛徒的交代，小朝街85号的文学社总部暴露，当晚未及子夜，大批军警即包围了小朝街85号，彭楚藩、刘复基被捕，蒋翊武当时打扮的像个老学究，竟然没有引起军警的注意，趁乱逃脱。接着杨宏胜在运送弹药的路上被捕。
　　再说邓玉麟，他负责给南湖炮队送信，可因为全城戒严，邓这一路躲躲闪闪的，直到深夜12点过后才赶到南湖炮队，此时已经过了计划的鸣炮为号的时间，营代表徐万年只好临时决定推迟起义。各标营虽然得到了起义的通知，但因为没有听到南湖炮声，于是也都按兵未动，原定的9日晚的起义再次流产。
　　革命党紧张，清政府也不闲着，连夜的抓捕行动中，革命党的据点一个个被端掉，张廷辅、陈宏诰、牟鸿勋等30余人被捕。
　　10月10日晨刘复基、彭楚藩、杨宏胜三人在督署东辕门前英勇就义。
　　至此，武昌起义的所有领导人被捕的被捕，被杀的被杀，整个组织机构完全被破坏，就跑了一个蒋翊武还不知道藏哪去了。
　　紧张了一整天的湖广总督瑞澂看大局已定，心里才踏实下来，电告朝廷，“传革命党有扑攻督署之谣，瑞澂不为所动，一意镇定处之。张彪、铁忠等各员，无不忠诚奋发，俾得弭患于初萌，定乱于俄顷。”意思是，乱党谋反，我们哥几个智勇双全，已经将他们扑灭在萌芽状态了。
　　这也不怪人家瑞澂得意，搁谁在那个岗位，都会认为此次平叛已经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可事实是，这事还没有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