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往事---尚未凝固的国家历史（系列连载）----金满楼

宝宝寒

既然话不投机，那就换个话题，谈谈国会的问题。正如前文所说，南北双方各有一个国会，南方的“非常国会”原本是第一届国会的一些议员组成，但人数大大低于应到人数，所以南方提出要恢复旧国会；而北方的安福国会虽然号称是第二届国会，但没有西南各省的议员代表，当然不被南方所承认。但是，要不承认安福国会，召集南北和谈的大总统徐世昌尚无存身之地呢！

在双方的争执中，谈判毫无进展，时间一晃就到了五月。众所周知，随后便爆发了震惊中外的“五四运动”，这更是给当时的南北和谈增加了不少的变数。在5月13日的第八次正式会议上，南方总代表唐绍仪提出了八项条件：

1、对于欧洲和会所拟山东问题条件，概不承认；2、中日一切密约宣布无效，并严惩订立密约之人，以谢国人；3、立即裁废参战军、国防军、边防军；4、恶迹昭著、不洽民情的督军省长，即予撤换；5、由和会宣布前总统黎元洪于民国六年6月30日解散国会的命令无效；6、设政务会议，由和平会议推出全国负重望者组织之，监督议和条件的履行并统一内阁之组织；7、其他已经议定及付审或另行提议各案，分别整理决定；8、由和会承认徐世昌为临时大总统，执行职权，至国会选举正式总统之日为止。

唐总代表的这八项条件有如最后通牒，件件都是重磅炸弹，朱总代表听后也忿然而起，两人先是就第五条即恢复旧国会的问题展开了争辩，但这条却是涉及法统的最核心一条……谁能让步？谁会让步？

最后，朱启钤表示：“贵总代表如绝对主张恢复旧国会，则北方对于时局现状，实无回旋之余地”；而唐绍仪则声明：“如第五条不能解决，则其他各案，不必讨论”。如此谈法，毫无妥协、毫无创新、毫无策略，简直是浪费时间。

据称，唐绍仪提出的这八条要求，南方的一些代表在事先是不知道的；而唐绍仪的意思，貌似是认为和会已无希望再继续下去，倒不如提出个最后通牒，以探明底线。就此，北京政府十分不满，他们除了认为第一条尚且有讨论的余地外，其余七条均不必开谈。为此，总统徐世昌电准了北方代表的辞职，并令他们离开上海，返回北京，以示决裂。

南方倒没有让代表们辞职，但几经转圜后，北方派出了安福国会众议院议长王揖唐作为总代表前来上海继续谈判，这下惹起了他们的怒火。你想，王揖唐在南方的名声多坏啊，“帝制先锋”、“贿选高手”、“卖国代表”，一个个名号都可以套在他的头上。弄到最后，南方代表干脆不和他谈，而乘兴而来的王揖唐原本在上海的哈同花园（今上海展览中心）租下寓所，准备大干一番，不料吃了这么个闭门羹。

在5月13日的会谈破裂后，双方的信心都失去了很多，而公众的注意力大都被学生们掀起的“五四运动”所吸引，南北和谈已成鸡肋，没几个人把它当回事了。在上海无所事事了几个月的王揖唐为了给自己找台阶下，据说在10月中旬派人在自己住的哈同花园安置炸弹，然后贼喊捉贼，大呼有人要对其行刺云云，然后趁机灰溜溜的返回了北京。

这幕喜剧演完后，南北会谈也就正式收场了。

在南北和谈的进行中，《每周评论》曾发表文章讥讽道：“此次会议，处处标题曰南北，果属南方之民意与北方之民意缔结和好之会议耶？亦不过特殊势力之少数武人朋分权力而已。就武人而论，南与北如一丘之貉！……国利民福，岂此分赃会议所能顾此哉！”

稍微公道一点的说，《每周评论》的抨击还是有失偏颇的，因为南北和谈其实主要是法统之争，尚且够不上分赃会议的级别……因为本就无赃可分嘛！

遗憾的是，也许是有太多利益纠葛，也许是中国人确实不懂得妥协，或者说根本就是中国人的国民劣根性，中国历史上并没有出现过一次真正成功的和谈……一个过分相信枪杆子哲学的民族，有什么可谈的呢？所以这才会在暴力与革命中沉沦！

南北和谈不算分赃会议，但与之几乎同时进行的那个著名的国际会议，那才是真正的分赃会议呢。各位，去见识一下吧！

《北洋年代》 连载157

宝宝寒

八、巴黎和会，外交失败

1919年1月，为处分德、奥等战败国及重建战后国际新秩序等问题，美、英、法、意、日五大国决定发起国际和平大会，因会议地点就在法国巴黎的凡尔赛宫，因此这次和平大会又被称为“巴黎和会”、签订的条约叫“凡尔赛条约”、一战后的体系被称为“凡尔赛－华盛顿体系”（与后来在美国召开的华盛顿会议并列）。

中国既然也是战胜国之一，自然也在被邀之列，民国政府也是兴高采烈，随后便派出以外交总长陆征祥为首的专使团，成员包括驻英公使施肇基、驻美公使顾维钧、驻比公使魏宸组、南方军政府代表王正廷，另外还有驻法公使胡惟德、驻丹麦公使颜惠庆等欧美派外交家提供后援，阵容不可谓不强大。

在临行之前，大总统徐世昌、总理钱能训与段祺瑞等人都对专使团寄以了厚望，希望能借此和会之机，取消德奥两国的在华权益、撤退各国在华军警、裁撤领事裁判权、归还租借地、关税自主等正当要求。

美国的威尔逊总统不是在“十四条”宣言中说了吗，这将是一次公开的、和平的大会，并要组织国际联合会来维护世界公道……多好的构想，多美妙的蓝图啊！

不仅如此，威总统还多次通过外交部门照会民国政府，希望中国在和会中与美国通力合作。既有威大总统的保证，事情岂不是好办得多。但兴奋归兴奋，国人此时却更应当施以冷水浇背、饮冰凝思……国内的和谈都这么艰难，那国际的和会又岂能一帆风顺？

1月18日，巴黎和约正式开幕，会议公推法国总理克里孟梭为主席，美国国务卿兰辛、英国首相劳合.乔治、意大利总理奥兰多、日本侯爵西园寺四人为副主席；另外，由英美法意日五国各派代表2人组成十人委员会，作为和会的审议和决策机构。至于大会的代表名额，也是按大中小来区分：大国5席、中小国1至3席……中国分了2席。

当中国代表满心盼望和会能处理“撤军、关税自主”等正当要求时，那些大国却说此等要求与和会无关，须另开会议再议。1月27日，当五大国在讨论德国的海外殖民地处置问题时，日本突然提出要承袭德国在山东的权益，并坚决主张不把山东问题划入讨论议题，意图由日本独占原德国的权益。

由于这个问题涉及到中国，“十人会”便临时通知中国代表前来陈述意见。陆征祥等人得知后十分诧异，因为日本曾经多次表示要将青岛还给中国，何以突然出尔反尔，要独占原德国在山东的权益呢？

说起山东问题，此事却说来话长。早在1897年，山东曹州发生了一件教案，两名德国传教士被一群身份不明的人士给打死，结果德皇威廉二世立刻点派远东舰队，杀气腾腾的直奔山东半岛，一上来，二话没说便把胶州湾一带占住，随后又借口教案问题强迫清廷签订了《中德胶澳租借条约》，德国由此获得了租借胶州湾99年、胶济铁路的铺设权及其铁道沿线30里内的矿产开发权等项权利，山东也就成为了德国的势力范围。

一战爆发后，日本借口对德宣战，一举夺下由德国人经营了近20年的青岛和胶济铁路，俨然以新主人自居。在洪宪帝制前，日本突然抛出“二十一条”，并以决裂的姿态逼迫袁世凯承认日本继承德国在山东的所有权益。此事一经公开，举国哗然，世界为之惊诧，但此时因为欧战正酣，英、法、意三国为争取日本的支持，竟然私下达成谅解。

“二十一条”中的山东问题条款及其英、法、意三国与日本私下达成的谅解，便是日本代表提出继承德国权益的重要理由。因此，在日本抛出此论调后，英、法、意三国自知心中有鬼，也就缄口不言，不肯因为中国而开罪日本，唯独美国代表对日本企图独霸中国的阴谋表示不满（他们乃是竞争对手），还肯“仗义执言”，为中国说几句好话。

中国代表原本对和会极其乐观，未曾想到会有“山东问题”这一麻烦事，一时也慌了手脚。细论起来，日本若提“二十一条”，中国代表尚有“情势逼迫”之理由相抗辩，但看到英法意三国与日本的私下谅解，却是惊诧莫名，因为这显然是秘密外交，与威尔逊总统说的公开外交相悖嘛！

日本代表自以为有英法等国的默许，继承德国在山东的权益自然不再话下，他们在听了中国代表对抗抗辩后，反含讥带讽的说，日本为铲除德国势力出力不少，牺牲甚大，中国又做过什么呢？不过派几个工役、运几斗粮食，如何能与日本的贡献相提并论？如今德奥租界尽已归还，中国所得利益已经不小，如何还要争回青岛，岂不是自不量力，妄加请求？不睬也罢！

《北洋年代》 连载158

宝宝寒

在美国代表的转圜下，十人会再次休会，并允中国代表另定时间陈述理由。事实上，在来巴黎之前，陆征祥曾在日本做过短暂停留并拜会了日本外相内田康哉，内田当时也表示，要按之前的声明将山东权益交还中国，唯照法律手续须等日本向德国取得后，再行交还中国云云。但这次和会后，日本代表绝口不提交还一事，唯独坚持要领有德国在山东的一切权益，这才让陆征祥感到事态严重，不容小觑。

随后，陆总长便召集专使团代表会议，讨论问题的解决办法。经商议，代表们决定由顾维钧出任主陈述人，向“十人会”表明中方态度和抗辩理由。顾维钧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师从美国著名法学教授古德诺并获得博士学位，回国后被当时的内阁总理唐绍仪所赏识并当上了唐家的乘龙快婿。在专使团中，顾维钧虽然是最年青的一位，但其口才和外文水平却是最为一流，因此由他出任主陈述人最为合适。

在经过精心的准备后，顾维钧在随后的会议中分别就山东的历史、人种、宗教、风俗、文化等诸多方面阐述了中国应当无条件的直接收回德国在山东权益的要求。在会上，顾维钧与日本代表牧野展开了一场舌战，牧野最后被驳得哑口无言，“十人会”也认为顾维钧的抗辩理由甚有说服力，形势开始变得对中国有利。

这时，日本代表便抛出“西原借款”中的“济顺高徐铁路借款合同”的换文，上面有清清楚楚的记着北京政府代表章宗祥的回复，称“中国政府对于日本上列之建议，欣然同意”几个大字。

历史的真相，往往就在于细节的推敲。这个“济顺高徐铁路借款合同”的换文到底是怎么回事？日本又有什么建议？章代表为什么会“欣然同意”？

这还得从胶济铁路说起。当年德国人强租了胶州湾后，便在这里建起了一个新兴城市即青岛，但是，德国人的胃口不仅仅限于胶州湾而是要将山东划为它的利益范围，这其中最重要的举措便是修建了一条从青岛到济南的铁路。有人说，有德国佬帮我们修铁路，那不是好事嘛！为什么我们要反对？

各位，在弱肉强食的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不要说德国人来到山东纯粹是强盗行为，就是一般的外国资本在中国投资也总是附带有各种政治条件的，这胶济铁路是德国人投资修建不假，但整个铁路的路权及其沿线的矿产开发权等也被德国人攫取，这种投资可就不仅仅是投资了。打个比方来说，胶济铁路在中国的领土上，但中国要想用这条路运兵的话，那得德国人同意才行，否则的话，门都没有……因为铁路的管理人员乃至沿线的治安，都控制在德国人的手里啊！你说气人不气人？

前面赶走了一只饿狼，后来又来了头恶虎，日本人把德国人打跑了，那他们就心想，既然和尚摸得，为什么我就摸不得呢？中国人既然可以忍受德国的特权，那就理应忍受日本的特权嘛！所以，和会上的日本代表便是这样的逻辑，他们反觉得中国人真是不可理喻呢。

但从国际法的角度上来说，德国被赶跑乃至战败了，之前签订的《中德胶澳租借条约》实际上是归于无效，而日本想继承德国的权益的话须重新签订条约，否则便为非法。即便是日本在“二十一条”中胁迫中国承认日本继承了德国的所有权益，但中日之间的条约何在呢？还是没有直接的法理依据嘛！再说了，日本在出兵前便声称自己是代中国出兵，日后应将青岛及相关权益还给中国，如何能自食其言呢？

所以，日本人就设下了一个小圈套，这便是“济顺高徐铁路借款合同”。从表面上看，中国政府是向日本兴业银行、台湾银行、朝鲜银行借款两千万日元，以建造济南到顺德及高密至徐州的两条支线。在谈判过程中，中方提出胶济铁路沿线的日军撤至青岛，而日本则提出撤走是可以的，但须留下一小部分在济南，其他全部调集到青岛；胶济铁路沿线的治安由中国负责，但巡警本部等处须聘用日本人；待胶济铁路确定归属后，改由中日合办。

当时主持此事的段祺瑞内阁觉得日本人提供的借款还算优惠，而且又答应将胶济铁路沿线的日军撤回青岛（之前铁路和青岛均由德国人控制），这岂不是一件一举两得的好事吗？虽说青岛仍旧被日本人控制，但他们也声明过，等战争结束就会归还的，所以这才有了章宗祥“欣然同意”的回复。

但段祺瑞这些人没有想到的是，日本人其实是以借款撤军为诱饵，以换取中国在正式文件上对日本占领青岛并进而继承德国权益的默许……你既然“欣然同意”了日军从胶济铁路撤回到青岛，那不就是说明他们控制青岛是得到中方正式文件的认可了吗？尽管之前日本在事实上是已经控制了青岛和胶济铁路，但毕竟没有被中方正式、直接的承认过，这下好，中方算是被日本人下了套了……这小日本可真够阴险的。

《北洋年代》 连载159

宝宝寒

这下好，美国代表也没法再帮中国说话了，在他们提出将德国在山东的权益交给国际共管的要求被日方拒绝后，美方代表的立场也开始软化，反过来劝说中国接受现实。这时，意大利总理奥兰多因对阜姆领土的要求没能得到满足并愤而退会，日本也趁机施加压力，声称山东问题如果不能满意解决的话，日方也将步意大利的后尘，退出和会。

在日方的威胁下，英、美、法三国代表慌了手脚，因为意、日同时退出的话，巴黎和会势必以失败而告终，如此一来，他们试图利用这次和会瓜分并划定世界新秩序的计划将全部破产，这可不是他们愿意看到的。由此，这些寡头们决定向日本让步，至于中国的利益，那就不是他们考虑的范围了。

4月22日，英、美、法三国巨头将陆征祥和顾维钧请来，将他们与日方达成共识的方案公布。美国总统威尔逊先是埋怨中方先有1915年的“二十一条”、后又有1918年“欣然同意”的换文，这下没法帮忙了；接着又劝说中方接受他们的“最佳方案”：“日本获得胶州租借地和中德条约所规定的全部权益，然后日本将租借地归还中国，但归还之后仍旧享有全部经济权利，包括胶济铁路在内”。

当顾维钧反驳说1915年的条约乃是胁迫所致，而1918年的换文是根据前约而来时，威尔逊不以为然的反问：“前约虽然是胁迫，但日本在后约中并未强迫，为何又‘欣然同意’呢？”顾维钧一时语塞……这该死的小日本不但敢于威逼胁迫，而且他们的利诱也很强大啊。当时就是为了贪图那两千万的借款，这才饮鸩止渴的！

这时英国首相劳合.乔治也过来帮腔，问中国到底是愿意接受这个“最佳方案”呢、还是愿意遵守之前的中日密约。当陆征祥和顾维钧表示这两个方案都无法接受时，威尔逊又打起了太极拳，称此事不好解决，不如等成立了国联之后再做打算，此次和会就按最佳方案算了。劳合.乔治和法国总理克里孟梭也随声附和，他们自知心中有愧，未等中方代表再做申辩便匆匆宣布散会，跑了。

弄了半天，一向被认为是光明正大的“国际大好人”威大总统，原来也是个银样蜡枪头……“威大炮”是也！

4月30日，在没有经过中国代表同意的情况下，巴黎和会最高机构对山东问题做出最后裁决，承认了日本继承德国在山东的一切权益（即《凡尔赛和约》的第156、157、158条）。至于日本须将山东权益交还中国的问题，日方只肯做口头承诺而反对在和约中明文规定，因此这三个条款对中国是极其不利的。

中方代表在得知这一最后裁决后，在5月4日向和会提出了强烈抗议：“三国会议为了维持和会不至破裂，竟然以中国为殉葬品。中国的命运因为渐入国联的缘故，反而要成为国联的利益交换品。这种不信不义的处置，实在万难承认！”

但是，列强们对中方的抗议置若罔闻，他们仍旧在5月6日按照原计划公布了《凡尔赛和约》，由于当时加入新成立的国联必须在凡尔赛和约上签字，这意味着中国必须在二难中做出选择：要加入国联的话，就必须签字；不签字就不能加入国联。由此，中国在此次巴黎和约上的外交，已经宣告完全失败。

至为荒唐的是，作为战胜国的中国，在标榜“公理、正义”的和会上竟然被以战败国对待，真是在国人头上狠狠的浇了一盆凉水。咱们中国人的这个心啊，这次真的是很受伤，哇凉哇凉啊……难道这就是所谓的“国际公理”？

说一千道一万，中国外交在巴黎和会的惨败只能说明一个问题，那就是……“和会仍旧凭战力，公理岂能敌强权？”

所谓“弱国无外交”，一个国家在谈判桌上声音的大小，往往是由其拳头软硬来决定的，你一个穷国弱国小国，就算你喊破了喉咙，又有谁会理你呢？

在得知中国外交失败后，《新青年》的主编陈独秀发表了一篇名叫《两个和会都无用》的短文：“上海的和会，两方都重在党派的权利，什么裁兵废督，不过说说好听、做做面子，实际上他们哪里办得了。巴黎的和会，各国都重在本国的权利，什么公理，什么永久和平，什么威尔逊总统的十四条宣言，即成了一文不值的空话”。

说到最后，陈先生不免叹道：“这两个分赃会议，与世界永久和平、人类真正幸福，隔得不止十万八千里！”

《北洋年代》 连载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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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五四狂飙

五四运动的风云人物、北大学生许德衍曾回忆说，在一战结束后的半年中，“学生们真是兴奋得要疯狂，而各种名流们也勤愈讲演”，“公理战胜强权”的口号“激动了每一个青年的心弦，以为中国就这样便宜的翻身了。”

但是，世间物往往是这样，希望越大，失望也就越大。在巴黎和会开幕后，随着各种坏消息的不断传来，国人的热情也就从烂漫的春天回到了萧瑟的冬日，各种希望也像被风吹起的五颜六色的肥皂泡，最后还是落在坚硬的地面，残忍的破碎了。

5月2日，总统府外交委员会事务长林长民在北京《晨报》上发表文章，正式对外公布了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的失败。消息传出，北京的学生们震惊了，北京的人民震惊了，全中国的人民都震惊了！

3日下午，由北京政界中知名人士所组成国民外交协会（其中便有熊希龄、梁启超、蔡元培等名流）召开会议，讨论并决定于5月7日（也就是日本在1915年“二十一条”谈判时下最后通牒的那一天）的国耻日在中央公园召开国民大会，以抗议这强权的和会。

和国民外交协会那些文质彬彬的绅士相比，北京的学生们已经没有这个耐性了，他们哪里能等到5月7日？就在同一天的下午，北京各校的学生代表们决定晚上七点在北河沿北京大学法科大礼堂举行全体学生大会，参会者除了北大学生之外，还包括法政专门学校、高等师范学校、中国大学、朝阳大学等十三所学校的学生。

当天晚上，北大学生和其他学校的学生代表们集合于北京大学法科大礼堂，很快便将大礼堂挤得水泄不通，连礼堂外都聚集很多人。在当晚的大会上，发言的学生有丁肇青、谢绍敏、张国焘、许德衍及外校代表夏秀峰等人，谢绍敏同学更是激愤异常，他当场咬破中指，撕裂衣襟，在上面血书了“还我青岛”四个大字！

在这一刻，整个礼堂都沸腾了，青年学生们的鼓掌声、喝彩声和激动的泪光交相辉映，有的学生相互拥抱而泣，有的人则紧紧攥着自己的拳头仰天而叹，会场上充满了悲壮苍凉的气氛。

这时，一个学生跳上主席台高喊道：“哭有什么用！我们要行动！同学们，我们现在就募捐，明天到天（和谐）安门游行去！”

听了他的话之后，会场内的学生纷纷将身上的银元、铜币、手表甚至戒指乃至帽子都捐了出来。随后，学生们分头准备，有制定游行路线的、有制作标语横幅的、还有外出联络其他学校的……这一晚，多少年轻的朋友一夜无眠。

5月4日下午一点左右，来自北京十几个学校的三千多名学生从四面八方汇集到天（和谐）安门，他们在金水桥前的两个华表下竖起了一幅硕大的对联：

“卖国求荣，早知曹瞒遗种碑无字；
倾心媚外，不期章惇余孽死有头。”

在对联的另一边，前一天晚上北大学生谢绍敏咬破手指所血书的“还我青岛”也悬挂在那里，随着学生们的激愤而飘摇。

来到天（和谐）安门的学生大多手持标语，上面分别写着：“取消二十一条”、“誓死力争”、“不作五分钟爱国心”、“宁为玉碎不为瓦全”、“诛卖国贼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头可断，青岛不可失”，等等。在行进的过程中，学生们还不断呼喊着这些口号，并将传单发给沿街的民众。

传单便是运动的宣言，一个是古体，一个白话体，凡爱国之士，不可不读：

“呜呼国民！我最亲爱最敬佩有血性之同胞！我等含冤受辱，忍痛被垢于日本人之密约危条，以及朝夕祈祷之山东问题，青岛归还问题，今日已由五国共管，降而为中日直接交涉之提议矣。噩耗传来，天暗无色。夫和议正开，我等所希冀所庆祝者，岂不曰世界中有正义，有人道，有公理，归还青岛，取消中日密约，军事协定，以及其他不平等之条约，公理也。即正义也。背公理而逞强权，将我之土地，由五国共管，倚我于战败国，如德奥之列，非公理，非正义也。

今又显然背弃山东问题，由我与日本直接交涉。夫日本虎狼也，既能以一纸空文，窃掠我二十一条之美利，则我与之交涉，简言之，是断送耳，是亡青岛耳。夫山东北扼燕晋，南控鄂宁，当京汉津浦两路之冲，实南北咽喉关键。山东亡，是中国亡矣。我同胞处此大地，有此山河，岂能目睹此强暴之欺凌我，压迫我，奴隶我，牛马我，而不作万死一生之呼救乎？法之于亚鲁撤劳连两州也，曰：“不得之，毋宁死。”意之于亚得利亚海峡之小地也，曰：“不得之，毋宁死，”朝鲜之谋独立也，曰：“不得之，毋宁死。”

夫至于国家存亡，土地割裂，问题吃紧之时，而其民犹不能下一大决心，作最后之愤救者，则是二十世纪之贱种。无可语于人类者矣。我同胞有不忍于奴隶牛马之痛苦，亟欲奔救之者乎？则开国民大会，露天演说，通电坚持，为今日之要著。至有甘心卖国，肆意通奸者，则最后之对付，手枪炸弹是赖矣。危机一发，幸共图之！”

《北洋年代》 连载161

[ 本帖最后由 宝宝寒 于 2010-5-10 20:04 编辑 ]

宝宝寒

有学生嫌这份宣言过于文绉绉了，于是又以白话体拟定了一份更通俗的：

“现在日本在万国和会要求并吞青岛，管理山东一切权利，就要成功了！他们的外交大胜利了，我们的外交大失败了！山东大势一去，就是破坏中国的领土！中国的领土破坏，中国就亡了！所以我们学界今天排队到各公使馆去要求各国出来维持公理，务望全国工商各界，一律起来设法开国民大会，外争主权，内除国贼，中国存亡，就在此一举了！今与全国同胞立两个信条道：

　　中国的土地可以征服而不可以断送！

　　中国的人民可以杀戮而不可以低头！

　　国亡了！同胞起来呀！”

这份宣言却简单易懂，当时分发一空，传诵一时。随着学生们的集聚，跟随而至的民众也越来越多，他们也都为学生的爱国热忱所感动，并跟着一起高呼口号。

在经过一阵短暂的演讲后，学生们随即向东交民巷的使馆区列队进发，拟向各国公使请愿并求争取国际公义之同情。在途中，民国政府的教育次长袁希涛、北京的步军统领李长泰和警察总监吴炳湘闻讯赶来，但他们并不能阻止学生的前进。到了东交民巷后，尽管美、英、法三国使署对学生的到来表示欢迎，但巡捕房坚不放行，结果数千名青年学生在五月的烈日下被晒了近两个多小时，最终还是不能通过。

使馆区请愿受阻之后，学生们义愤填膺，激愤异常，随后便决定改道前往卖国贼曹汝霖家示威。尽管这次游行的总负责人傅斯年担心途中会出意外，但此刻他已经无法阻止学生运动的洪流。

这一天的中午，曹汝霖和章宗祥正应大总统徐世昌之邀前往总统府赴宴，学生游行的消息传来后，有人曾劝他们暂时不要回府，但曹、章两人不以为然。在三点左右，曹汝霖和章宗祥一起回到了赵家楼胡同西口的曹宅。

曹、章两人回到曹宅不久，陆军部航空司长丁士源和一位名叫中江丑吉的日本记者来访，尽管他们已经得到学生要来赵家楼的消息，但当时曹宅外已有上百名警察保护，因此也就不以为意。他们觉得学生们不会搞出什么名堂，即使出现暴烈举动，也能被警察所制止并加以驱散。

四点左右，大批学生来到赵家楼的曹宅门口，形势立刻为之改观。尽管警察们已经严阵以待，但数千学生高呼“打（和谐）倒卖国贼”的口号声如同排山倒海一般，足以令宅内的人胆战心惊。

很快，一些学生一边高呼：“卖国贼曹汝霖出来见我！”，一边猛烈的叩击曹宅大门，局势开始失控。警察们见势不妙，随即上前劝阻叩门的学生，双方发生冲突。在混乱当中，有学生绕屋而走，寻找其他入口。突然，只听“哗”的一声，曹宅的大门被打开了，外面的学生们一下就冲破了警察的阻挡，他们蜂拥而入，四处寻找卖国贼曹汝霖。

学生们首先发现的是曹汝霖的老父和小妾，但他们并没有对两人动手，而是放走两人，继续寻找曹汝霖。但是，学生们找了半天，也没有发现曹汝霖的踪迹。

那这几人哪里去了呢？

《北洋年代》 连载162

宝宝寒

很多人以为曹汝霖在大门被打破的时候逃出去了，事实上并非如此。据曹汝霖的回忆，他在学生闯进大门后，仓促间躲进了其妇及其女卧室中间的一个箱子间，但学生们却并未细细搜查，他们进屋之后只是噼噼啪啪砸门窗玻璃，然后扔掷屋内的瓷器（既是卖国所得，砸了它又有何妨？），在乱嚷了一阵后，他们又出去了。

四点半左右，曹宅突然起火，躲在锅炉间的章宗祥几个人慌忙窜出，由于章宗祥穿着礼服，一下就被人认出，结果被堵在后门被学生痛殴（学生以为他是曹汝霖），有个学生拿了根铁杆敲了章宗祥的脑袋，章宗祥顺势倒地，学生们以为他被打死了，一些人便一边嚷着“曹汝霖”被打死了，一边逃跑了。听了这个消息后，另外一些人则兴高采烈的纷纷赶来，要看看“曹汝霖”是不是真的被打死了。

趁着这个间隙，日本人中江丑吉冲了过来，他将章宗祥搀扶着，连抱带拖的出了后门，随后又将章宗祥推进了对面的油盐店。学生们见“曹汝霖”没死，哪肯放过，他们随即跟踪而至，并要将“曹汝霖”拖出殴打，但这个日本人拼死护住，结果替章宗祥挨了不少打，也被打得头破血流。所幸中江丑吉在挨打过程中不断嚷着一口不熟练的中国话，学生明白他不是中国人，这才手下留情。

火起之后，大批的巡警赶来，最终将学生们和看客们驱散，并当场抓捕了三十二人（其中便有著名的许德衍）。随后，消防队赶到现场将大火扑灭，但此时的曹宅已经烧得只剩下门房和西院的一部分。所幸的是，曹汝霖及其家人也都趁着火起的时候偷偷溜走，并无人员伤亡（章宗祥和那日本人倒是被打得鼻青眼肿，算是给曹汝霖作了掩护）。

“火烧赵家楼、痛殴章宗祥”可以说是当年五四的最高潮，很多人以为火烧赵家楼只是学生们的义愤所致，事实上并非如此。据参与的学生回忆，这次行动是早有准备，只不过是在极小的范围之内而已。

放火的人是谁呢？据现场目击的学生回忆，此人乃是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北京师范大学的前身）的学生匡互生。当学生们正在到处寻找曹汝霖的时候，匡互生取出预先备好的火柴，准备放火。这时，另一名游行的负责人段锡朋慌忙阻止，说：“我负不了这个责任！”匡互生说，“谁要你负责任！你也确实负不了责任！”

另有一位名叫肖劳的目击者回忆说，他看见两位穿长衫的学生，从身边取出一只洋铁扁壶，内装煤油，他们低声说“放火”，然后进入四合院内北房，将地毯揭起，折叠在方桌上面，泼上煤油，便用火柴点燃，霎时浓烟冒起。这位目击者当时就跟在两位长衫学生的后面他也认得这两位就是北京高等师范学校的学生。

这两位北京高等师范学校的学生，除了匡互生外，还有一个名叫周予同。在五四游行前，他们甚至打算去弄一把手枪干掉曹汝霖，可惜没有成功。在五月三日的夜里，匡互生等人秘密召集工学会的十几名会员，并决定带铁器、小罐子火油和火柴前去，预备毁物放火。匡互生和周予同几个人还写下遗书，准备牺牲。后来周予同回忆说，对于他们的秘密行动，游行的总指挥傅斯年和段锡朋一点都不知情。事实上，打开大门的也是匡互生这些人，他们是打破曹宅围墙上的窗洞后进去的。

在学生被捕之后，北大校长蔡元培随即向警察厅提出交涉，要求立刻释放爱国学生，在要求被拒绝后，北大学生当晚又成立了干事会，当时的很多知名学生团体如国民社、新潮社、平民教育演讲团、少年中国学会等成员都纷纷加入，干事会还分设了总务、文书、交际、纠察、讲演等部门，准备扩大罢课，以营救被捕的同学。

《北洋年代》 连载163

宝宝寒

5日上午，北京各大专学校学生代表召集会议，宣布从即日起一律罢课，并通电全国，请求支援。因为学校地处偏远，前一天没有参加游行的清华学校也召开学生大会，并宣布此后与其他学校一致行动。在这种情况下，北京学界的十几个学校也成立了“校长团”，以组织营救被捕学生。

由于担心学生会更大规模的参加在7日举行的国民大会，警察总监吴炳湘答应释放被捕学生，但作为交还条件，那就是学生必须在7日复课。在蔡元培等人的劝说下，学生们重返课堂，而被捕学生也在当天上午被释放。为了庆祝被捕学生重获自由，干事会还特意弄了三辆小汽车去接回那些学生。回到北大后，大家又搬出五张方桌，将被捕的学生请上合影留影，也算是运动的小小胜利。

那有人或许要问，那三个被学生指名要诛杀的卖国贼“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他们是何等来历，又犯下了何等罪行呢？

据称，曹汝霖在学生把他的宅子烧掉后为他当年的所为自辩说，“不敢言功，何缘见罪”；而陆宗舆也是满腹牢骚，“百思不得其故”；无故挨了一顿打的章宗祥则提出辞呈，称“所有办理中日交涉事宜，无一不恪遵政府训令，往来文电，有案可稽”……我等三人不过是主事人，“卖国”大帽，如何能全落到我们的头上呢？

若把曹、陆、章三人的生平履历捋一遍，这三位均可算得上是我国优秀人才，标标准准的海归派。最有意思的是，三人不但籍贯接近，而且生平和颇为类似。譬如曹汝霖，他原籍浙江，生于上海，清末赴日本留学，毕业于日本中央大学法政科。回国后，曹汝霖参加了留学生考试并勇夺第二名，被钦定为“洋翰林”。随后，曹汝霖在仕途上一帆风顺，并成为了袁世凯的亲信。

陆宗舆是浙江海宁人，清末赴日留学，毕业于早稻田大学，回国后参加留学生考试获举人出身。陆宗舆曾随载泽出国考察宪政，为徐世昌所赏识，后来也成为了北洋系的一员。章宗祥则是浙江吴兴人，留学日本时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回国后获进士出身，为袁世凯所赏识，并与曹汝霖、陆宗舆一起参与了清末立宪活动。

清廷覆灭后，曹汝霖、陆宗舆和章宗祥均在袁世凯或段祺瑞的手下出任要员，其中也因为职务的缘故，参与了卖国行为，譬如曹汝霖做过外交总长与交通总长，是“二十一条”的签约代表；陆宗舆则是签订“二十一条”时的驻日公使；章宗祥是“中日军事秘密换文”的经办人，时任驻日公使。

冤有头债有主，学生不找你们三个找谁？

最可逗的是，在五四的风潮中，章宗祥与陆宗舆均被家乡父老开除乡籍，成了中国“没有籍贯”的人。当然，其中最倒霉的是章宗祥，在不久前的四月中旬，当他从日本启程回国时，有很多日本政界要人和驻日外交界人士到东京火车站送他，不料忽然来了很多中国留学生，章宗祥本以为他们也是来欢送的，谁知道这些人却把写了“卖国贼”、“祸国”等字的送丧白旗抛进车中，还大呼道：“章宗祥、章公使，你既喜卖国，为何不卖妻？”

听了这话，章宗祥顿时脸红如猪肝，章夫人也是气得花枝乱颤、两眼含泪。

后来，曹汝霖在其回忆录《一生之回忆》中坦陈：“此事距今四十余年，回想起来，于己于人，亦有好处。虽然于不明不白之中，牺牲了我们三人，却唤起了多数人的爱国心，总算得到代价。”

诚然，在主理卖国事务的时候，来往电文均有据可查，毕竟卖国事大，也不是这“三贼”能私下卖得了的。但是，在经过了“五四”被罢官风潮后的一段沉寂后，这三人在日本侵华时期再做冯妇并分别出任了不同伪职。

如此看来，“卖国贼”这三字，还真不算冤枉了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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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宝寒

十、五四之后

在北大学生到天安门游行并“火烧赵家楼、痛殴章宗祥”之后，一些安福系的政客对北大校长蔡元培十分不满，他们认为学生之所以闹事，主要是因为蔡元培之前过于鼓励学生参与社会活动，这才引发“五四”事件的爆发。在这些人的眼中，蔡元培这个老革命党，居然“老夫聊发少年狂”……贼心不死呐！

安福系政客的指责倒也不是空穴来风，在一战结束之后，蔡校长的确是十分的兴奋与热情，他公开号召学生走出校园，积极参与到国家与社会的活动中去，并对不参与提灯游会的学生施以连坐惩戒，这对北大学生后来热心社会活动的风气无疑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事实上，在“五四”游行之前，北大学生已经对段内阁的对日借款发生过抗议活动，而一些学生组织如国民社、新潮社、平民教育演讲团等也发育完全，这对此后的学生运动起到了重要的组织作用。

在此压力之下，蔡元培在学生被释放后的第三天便提出辞呈，并悄然离京出走。同时受到指责的还有教育总长傅增湘，他因为同样鼓励学生在一战后的庆祝活动而被迫提出辞职，而此时的北京政府却准备提名安福系政客田应璜出任教育总长。

蔡元培去职的消息传出后，北大学生当晚便以“停课待罪”的方式来挽留自己敬仰的校长。随后，北京各大专学校的校长也宣布全体辞职，团结一致，与蔡先生同进退。而就在这时，积极参与“五四”活动的北大学生郭钦光因愤激病逝，因对同学的哀悼而随后引发了5月19日的北京中等学校以上学生实行总罢课，参与的学生总数达到两万五千余人。

北京学生在5月19日的总罢课已经较“五四”游行成熟许多，他们明确的提出“拒签对德和约、惩办卖国贼、挽留傅增湘总长和蔡元培先生”等项要求，这些要求后来被总结为八个字，那就是“外争国权，内惩国贼！”

北京学生的行动，很快便获得了上海、天津、杭州、南京等地学生的支持，他们也纷纷走上街头，使得当时的罢课风潮愈演愈烈。但是，中国人一贯是要面子的嘛，如果北京政府如此轻易的答应了学生的要求，他们的面子往哪里搁呢？于是总理钱能训就“惩办国贼”的问题答复说：“学生如果有他们的卖国证据，政府自当依法惩办；如徒凭空言，政府不能办到。”

20日，教育次长袁希涛亲赴北京大学，召开大专以上学校校长会议，但官立学校校长竟然无一到会。不仅如此，学生们还展开了更积极的活动，他们组织了大量的演讲团，每十人一组，当时称为“十人团”……你巴黎和会有“十人会”，我们就有“十人团”……这些演讲团最初是在周日上大街演讲，在总罢课后，便有更多的演讲团出现在大街上、天桥下、甚至游艺场，到处都有学生们的身影。

学生们的演讲赢得了广大市民的热烈欢迎，每一处演讲都有大量的民众前来听讲，听到即将亡国的激愤处，很多人都跟着学生抹泪叹息。又有一些热心的市民，他们给学生们送茶送水，甚至当场捐款捐物，以示对学生的支持。

不仅如此，学生们还掀起了“抵制日货、提倡国货”的运动，最早是北大学生将校内消费社的日货全部起出并在文科大操场集中焚毁；随后清华等学校也采取了类似的行动。5月18日，北京各大中专学校的学生将他们自己买的日货，一起拿到先农坛作集中焚毁。尽管那天还下着雨，但演讲团仍旧冒雨进行演说，而一些中小学生也很踊跃，他们不但烧了自己的日货，还积极的上台发言。

学生们的行动引发了日本的恼怒，他们派出军舰前往天津、吴淞等地进行军事恫吓，甚至派出日本浪人去破坏学生的演讲。当东京的中国留学生进行抗议活动的时候，日本军警横加镇压，并将多名学生逮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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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宝寒

5日上午，各商家也按约定实行了罢市，原本热闹的大街上很快便冷冷清清，绝大部分商家都大门紧闭，停做生意，就连租界里的永安、先施两大商业公司也都杜门谢客。在大街上，唯见大中学生在上下奔走，分发传单，而巡警们则在街上巡逻，防止有人捣乱。

人心齐，泰山移，上海“三罢”的消息传到北京后，当局意识到事态非同小可，于是包围北大校舍的军警们当晚便撤去了，被拘禁的同学重获自由。

但是，由此形成的风潮并未停息，6日后，上海的“三罢”非但没有停止，规模反而有所增大，越来越多的企业和工人加入了罢工的行列，而商家们也仍旧实行罢市，街上除了几家买早点的还半掩半闭的开着门，向路人卖些糕点行个方便，其他商家仍旧像昨天一样，一律是是关门主义。上海当局派警察前去干涉，强迫开市，但商家答复“买卖自由”，警官们也无办法。

在上海实行“三罢”后，天津、南京、安庆、武汉、济南、九江等地均以上海为榜样，实行“罢工罢市罢课”，“五四运动”也由此变成了“六三运动”，前者以北京的学生为先导，后者却开始以上海为马首是瞻了。

商人一向被人认为是倾心谋利的，但在这次运动中，商家却表现出令人刮目相看的爱国热情：先是一些大型商业公司主动实行罢市，随后各中小商铺也都闭门谢客，并在大门上贴着标语：“万众一心，同声呼吁，力抗汉奸，唤醒政府”等，就连理发店也贴上了“国事如此，无心整容，请君不必光顾”的标语。至于那些娱乐场所，也都停止售票，不再娱乐。一些说书人甚至发起义务说书，将所有收入捐给学生联合会。

唐朝诗人杜牧曾说“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但此次的上海“三罢”运动中，就连青楼从事的女同胞们也纷纷响应，她们也主动的站了出来，自费印刷传单发放并呼吁花界同胞捐助学生联合会。在学生进行游行和宣传活动时，这些女同胞们在路口设立饮茶休息处，以示对爱国学生的支持……妓女从来就不比那些官僚更无耻。

在社会各界的压力下，北京政府只得于6月10日将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三人免职。在“内惩国贼”的目标实现后，各地的“罢工罢市”风潮才告一段落。

紧接着，中国代表是否应该在巴黎和会的对德和约上签字又再次成为焦点，各地学生和社会团体纷纷派出代表到北京向总统府请愿，要求政府保证不在和约上签字。由此，五四运动的第三个阶段，也就是“拒签和约运动”再次如火如荼的开展了起来。

这时，一直对学生运动保持沉默的段祺瑞突然发表看法，他说：“学生们有爱国心，这时可喜可贺的。但有一言相劝，尽心求学，成为人才，将来鼎新政治和工商实业，这样才可以强国”，说到这里，段祺瑞话锋一转：“如果受人愚弄，只能组长某些人的嚣张之气，误己误国则是错误的。”

段祺瑞的大概意思是同意签字，因为不在和约上签字的话，中国将不能加入国联，到时一些有利条件都不能得到保证，两害相权，学生不应该在签字问题上继续向政府施加压力。老段的话，不但遭到学生的反驳，就连他的政敌们也纷纷向他发难，比如直系大将吴佩孚公开通电支持学生说：“大好河山，任人宰割，稍有人心，谁无义愤？”

事实上，在巴黎的中国代表们也不甘心就此签字，他们先是提出一个“保留签字”的方案，即中国在和约上签字，但对山东问题的解决办法有所保留，不能承认。但是，这个方案也遭到了和会的拒绝，当时中国代表面临的选择只有无条件签字或者拒绝签字，别无他途。
北京政府最初是倾向于签字的，但在社会各界的反对下，只好把这个皮球踢给了专使团，说“国内局势紧张，人民要求拒签，政府压力极大，签字一事请陆总长自行决定。”

6月28日下午三时，巴黎和会在凡尔赛宫举行对德和约的签字仪式。这一天，中国代表团函告和会主席，表示中国将不派代表出席，也就是拒签和约。这一天，从上午开始，中国代表团住所的外面便围满了中国留学生和华工，他们公然宣称：如果代表团去签字的话，就要发动致命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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