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云百年——中国1908-2008----剑气豪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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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处理西安事变的中共要员中，还有一个人，就是博古，博古虽然在遵义会议后，从一把手位置上退了下来，但始终位居中共核心领导层，且在之后红军长征过程中，与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保持了高度一致，表现了很高的集体主义观念，我没有看到他为了个人荣辱得失去计较的记录，哪怕是只言片语。他只是一个在错误的时间被放在了错误的位置上的好人，他会整人、会犯错误，但我们却无法找到他在道德上的瑕疵，这是这部书中少有的活的非常干净和纯粹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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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十七章 卢沟晓月下无尽的硝烟
　　西安事变后，国民政府停止了对中共的围剿，内争全面停息，何应钦等对共强硬派被解职或公派出洋，自民国开国以来，国家首次实现了各政治派别的全面和解，哪怕这种和解只是表面的，对于多灾多难的近代中国，也是极其难能可贵。
　　这种难能可贵的和解，虽然出自西安事变的偶然，但偶然中蕴含着必然，毕竟全民族的和解并不只是国共停战这么简单。日本人对中国领土的窥觑由来已久，就在国共打的不可开交之时，中国军队在长城的义院口﹑冷口﹑喜峰口﹑古北口等地还与日军进行了一场持续两个月的激烈战斗，史称“长城抗战”。之后，“中日之间必有一战”逐渐成为广大军人的共识，那么“停止内战，一致对外”就是一个必然的选择，至于很多人分析，如果张杨不鲁莽行事，也许中央政府可以在日军大肆侵华前夕，肃清“共匪”，没有后顾之忧的去抵抗侵略。我认为这是一厢情愿的事，不是说国民政府没有成功的可能，而是说没有成功的把握，起码谁也没有把握在那么短的时间内成功。要知道参加过长征的这些红军指战员，经受了心理、生理的严酷考验，拥有过硬的军事技术和顽强的意志品质，国民政府也许有能力在短时间内杀伤其90%以上的兵员，但却谁也不敢奢望剩下的一成人马会放弃抵抗。李自成曾经被打的只剩18骑，但最后，好端端一个大明江山还是断送在了李闯和清兵的合力绞杀之下。如果没有西安事变，谁又敢保证明亡的历史不会在中国重演呢？
　　所以，我抛开党争，站在国家民族的立场上来看西安事变，我认为——来的正是时候。
　　参加“长城抗战”的有西北军、东北军、晋绥军和中央军多支武装力量，装备最差的应该算是宋哲元的29军了，这支部队原属冯玉祥的西北军，中原大战后，冯玉祥战败，该部队划归张学良的领导，被编为29军。因为武器弹药缺乏，无奈之下，人手一口中式砍刀，在世界战争早已进入火器时代的时候，这只身背大刀作战的部队，显的是那么的另类。可他们却凭借着原始的武器，取得了长城抗战中喜峰口战斗的胜利，一时传为佳话。日本《朝日新闻》评论道：“明治大帝造兵以来，皇军名誉尽丧于喜峰口外，而遭受六十年来未有之侮辱。”经此一战，宋哲元极其手下佟麟阁、张自忠、冯治安、赵登禹、刘汝明等名扬天下。
　　当然，即使中国军人表现的十分英勇，但整个长城抗战还是以失败告终，这是1933年的事，当时主政华北的张学良被迫下野。之后，中日双方在华北地区屡次发生小型冲突。1935年7月6日，华北军分会代理委员长何应钦答应了日本华北驻屯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所提出的所有条件——“所提各事项均承诺之”，承诺的主要内容是“取消国民党在河北及平津的党部；撤退驻河北的东北军、中央军和宪兵第三团；撤换国民党河北省主席及平津两市市长；取缔河北省的反日团体和反日活动等等”，这就是臭名昭著的《何梅协定》，至此中国中央军必须撤出华北，日本人可以合法的在平津驻扎。
　　那么何应钦为什么如此没有骨气呢？我想这事怪不得个人，逞匹夫之勇谁都会，他何应钦就是不签字，日本人也不能把他怎么着，蒋介石作为国家领袖，喊句口号也不会伤到自己，毕竟不是他亲自上战场和敌人拼刺刀，后面我们还会提到汪精卫，大家也不要简单的把他想象成一个胆小鼠辈，这些人的身份地位保证了他们很难有性命之忧的，他们不是咱们普通人，所以我们不妨站在他们角度考虑问题，何梅开始谈判的5月29日，红一方面军刚刚突破了大渡河防线，谈判过程中，红一、四方面军会师，红军开始混合编队北进时，《何梅协定》出炉，蒋介石正在积极的“攘外必先安内”，自然不能南北两线作战，最终选择了对日妥协。
　　那么谁陪着日本人一起驻守平津比较合适呢？日本人说，就29军吧。自北伐胜利后，北京政府被取消，捎带连名字也变了，国民政府定都南京，你这地方就别叫京了，改叫北平吧。为什么选中29军呢，一是这支部队好对付，都什么年代了，还抡大刀片呢，虽然说喜峰口让你占了点便宜，但那只是偶然而已，不信你再拿大刀片砍我一次试试。二是这支部队十三不靠，要说他是正统的西北军，可现在西北军都散摊子了，后来吧划归张学良管，现在张学良也找不着了，又不是蒋介石的嫡系，日本人觉得让他在平津呆着，心里比较有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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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后，日本人不遗余力的推行所谓的“华北自治”，其实就是在扶持了溥仪实现满洲独立后，再进一步分裂分化中国，司马昭之心而已。在日本人变本加利、软硬兼施、威逼利诱之下，宋哲元也曾有过动摇和彷徨，但最终他还是守住了那条关键的底线，宋哲元的作为，令日本人非常的愤怒，让你们自治你们还不干，惹急了，我直接把你们纳入大日本帝国版图。
　　1936年2月26日，日本东京爆发了“二二六军人政变”，在镇压政变的过程中，日本陆军部获得了无上的权力，实现了军人独裁，并实施法西斯主义，而中国政府、中国军队无以复加的软弱表现给了狂热的日本军人无限的遐想，1936年冬，日本华北驻屯军举行军事大演习，以北平、丰台为假想目标。自中央军撤出平津后，整个华北地区除了亲日的汉奸武装，实际上就剩下了29军，在征得中央政府同意后，宋哲元开始大肆扩军，此时已经拥兵10万之众，在中央政府的资助下，其武器装备也有了一定改善，当然，标志性的大砍刀依然是人手一把，且斗志高昂，宋哲元看着如此众多的部队，胆气自然也壮了许多，遂针锋相对，举行二十九军大演习。日军演习部队为1万余人，29军演习部队为5万多人。双方这次的军事调动，明显是演习为辅，示威为主。
　　进入到37年后，剑拔弩张的局面突然缓和了下来，这种缓和当然是日本人的主动为之，中国哪有主动的资格啊。先是林铣内阁上台，宣称不尚武政策，再就是经济代表团频繁访华，号称要进行经济合作，日本华北驻屯军还主动和29军改善关系，送了29军十几门山炮，并且盛情邀请宋哲元、张自忠访日，宋哲元心说话，你们少来这套，黄鼠狼给鸡拜年没安好心，我才不去呢，被国人骂成汉奸，我到哪说理去。可人家日本人破天荒的陪了笑脸，咱们这边一直绷着也不像话，就派张自忠率领代表团去了趟日本。
　　就在这表面祥和的气氛掩护下，日本已将大量关东军调入关内，平津间的日本驻军数量达到了三四万人。从四月下旬开始，日军频繁的进行各种军事演练，6月开始进行以攻击卢沟桥、夺取宛平城为目标的昼夜演习。
　　自中日甲午海战以来，日本对中国军队向来是以少胜多、从无败绩，而驻守华北的宋哲元，一贯的唯唯诺诺、委曲求全，以至于29军以演习对演习的强硬的表现，让日本人很不适应、非常气愤，从而放弃了策反宋哲元的策略，转而进行军事决战的准备。
　　中日在平津一线对峙了两年的时间，摩擦不断，但最后都得以政治解决，因此宋哲元错误的把日本人正在有条不紊的进行的战争准备，误认为是之前的故伎重演，不过是想再沾点好处而已，加上日本人之前的友好表现，让宋哲元更加的放松了警惕，自信区区三万日本驻屯军不敢对自己的10万大军下手，正好最近身体不太好，也懒的搭理日本人了，把工作交给副军长佟麟阁，于37年5月回老家山东乐陵养病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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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佟麟阁，时年45岁，性格刚毅，为人内敛，华北地区是军政一体的，因宋哲元要更多的负责政务，主抓军事的佟麟阁就成为29军实际的军事主官。和中央军军官多为军校科班出身不同，西北军军官基本都是靠打仗勇敢而获得升迁，文化水平普遍较低，像佟麟阁这样识文断字、能写会说的在西北军中就是高级知识分子了。
　　当时29军军部设在北平南苑，这里驻扎有29军卫队旅、骑兵第九师留守的一部、军事训练团和平津大学生军训班等共5000余人。佟麟阁曾对部下说过：“中央如下令抗日，麟阁若不身先土卒行，君等可执往天安门前，挖我两眼，割我两耳”。进入7月，面对日本人越来越频繁的演习，佟麟阁已经隐隐感觉到危险的临近，令官兵提高警惕的同时，自己也不再回家。
　　1937年7月7日晚上7点半，日军在紧靠卢沟桥中国守军驻地的回龙庙到大瓦窑之间进行军事演习，这么折腾到了22点40分，日军演习地点传来了枪声，接着日本华北驻屯军第1联队第3大队第8中队在中队长清水节郎率领下，来到中国驻守的宛平城下，要求进城搜查，理由是：刚才我们听到枪声，急忙收拢队伍清点人数，发现一个叫志村菊次郎的士兵失踪了，我们怀疑枪是你们放的，人在你们城中。这不扯淡吗？日军的标准中队不过是180人，相当于中国的一个加强连，就这么点人，在一个连长的带领下，无凭无据、深更半夜、就荷枪实弹的要求进城，哪有这么欺负人的。当时的宛平守军是29军第37师第110旅第219团，团长叫吉星文，当即决绝了对这无理兼无耻的挑衅。
　　24时左右，冀察当局接到日本驻北平特务机关长松井太久郎的电话，意思很明白，我就是要进城搜查，你让我进城我得进，你不让我进城我还得进，你们看着办吧。就在交涉的过程中，发生了两件事，一件是日军已对宛平城实现了包围，可随时发起攻击。另一件，失踪的志村菊次郎归队了，这小子是个新兵，道不熟，演习的时候肚子不舒服，去拉了泡屎，回来就找不着部队了。此时的日本人已经骑虎难下，最后通牒也发了，战斗队形也展开了，如果撤兵，大日本皇军的面子往哪放，重要的是，你中国军队竟然敢跟我来横的，还反了你了，必须要给你们点颜色看看，8日凌晨，日军 3大队大队长一木清直命令向宛平城开炮，吉星文在得到师长冯治安“寸土不让”的命令后，当即予以还击，中国近代史最为可歌可泣的抗日战争由此拉开了序幕。打响抗日第一枪的吉星文永载史册。中日必有一战，是双方军人的共识，可谁也想不到，战争爆发的导火索，竟然是志村菊次郎这个小人物的一泡屎。
　　宛平城位于北平西南的丰台，有东西两个门，是进出北平的门户。其西门外是一条南北向的河流，叫永定河，河上有一座桥，叫卢沟桥，为北平门户，卢沟桥全长266.5米，桥栏杆上有好多形形色色，形态各异的石狮子，桥东头立有一碑，上书“卢沟晓月”，是乾隆题的字。夜色阑珊中，微风轻拂、流水潺潺、蛙鸣阵阵、繁星点点、弯月如钩、沁人心脾，多么唯美画卷啊。可突如其来的枪炮声，霎时就将这夏夜的宁静温馨击的粉碎，血与火的交融，灵与肉的碰撞，如山呼海啸，似电闪雷鸣。此时此刻，在卢沟桥头与日军激烈搏杀的219团官兵不会知道，他们的英勇与牺牲，代表中国人民率先发出“发出最后的吼声”，从今日起，中国人民将“用我们的血肉筑起新的长城”。
　　因为事发时间是7月7日，这次事件称为“七七事变”，因为事发地点在卢沟桥附近，又称“卢沟桥事变”，本人认为，虽然日本全面侵华可谓是蓄谋已久，但“七七事变”却不在其计划之列，因为志村菊次郎确实是因故失踪了，且在其失踪后清水节郎马上带人来宛平城要人，日本人不可能预先知道志村菊次郎要拉肚子，也不可能在那么短的时间内，做好利用这个事件的准备。有人会说了，日本人说志村菊次郎拉肚子，你就信啊，没准就是他们事先商量好的呢，其实仔细想想就知道不可能，因为这小子在战事未开时，又跑回来归队了。所以我倾向于这不过是一个骄横的日本下级军官习惯性的一次骄横表现而已，和之前的许多摩擦没有本质上的区别。只不过在之前无数次量的积累后，摩擦终于质变到了战争高度。我想这并不是日本人想要的，毕竟打一个国家还是需要点理由的，日本人虽然无耻，但你真让他光着屁股满街跑，还是有所顾忌的，不顾忌中国，也得顾忌一下其他列强的感受，他一贯的做法就是用军事手段进行政治讹诈，这次抓住一泡屎的机会，他又故伎重演，准备再沾点便宜。可人的尊严被践踏也是有底线的，你打我一个嘴巴子，我忍气吞声冲你陪个笑脸，你又打我一嘴巴子，我怒目而视，你再打，我就骂你，你还打，我吐你口吐沫，臭不要脸的看我好欺负，还打上瘾了，对不起，爷不受这个了，老子拼的一死，也要抽你丫的——宛平城挨的这一炮，就是爷所能承受的尊严底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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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发第二天，也就是7月9日，蒋介石电令宋哲元积极准备，谈判须不丧丝毫主权。中共发出通电：“同胞们，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事到如今，宋哲元仍然对日本人心存幻想，他认为能够象以前无数次的摩擦一样，通过适度忍让，度过危机。11日，从老家回到天津的宋哲元，即派张自忠和张允容去和日本人秘密议和，为表示诚意，还将卢沟桥守军撤到了长辛店和衡门口。可他不知道，就在这一天，日本政府相继召开了首相、外相、陆相、海相、藏相参加的五相会议和内阁全体会议，通过了参谋本部增兵华北的意见。张自忠这边还和日本人谈着呢，日本大军已经源源不断的向华北开进了。
　　应该说此时的开战，对中国并不是最有利的，虽然实现了国共停战，但中共地位并未谈妥，此时国民经济正处于欣欣向荣的发展阶段，如果能再晚几年，也许中日间的差距可以缩小一些。但人是有尊严的，你触到了我的尊严底线，那就让所谓的理性思考靠边站吧。蒋介石再次电令宋哲元“不屈服，不扩大”、“不求战，必抗战”，“盼与中央一致，勿受敌欺”，可宋哲元仍然不能下最后的抗战决心，还在寄希望于谈，除了张自忠代表冀察政府谈意外，宋哲元还亲自和日本司令香月清司会晤，日本人还真给他们面子，于17日给中国外交部发了一份照会，指责中国军队调兵遣将，对日本挑衅。事已至此，日本是豁出去不要脸了，你他妈的不来中国，我们在自己的国土上调兵遣将怎么就能挑衅到你啊？他都喝出去光屁股裸奔了，你还跟他谈个什么劲儿啊？
　　17日，中国最高统帅蒋介石在庐山发表了著名的“最后关头”演说，其中说道：“……‘ 和平未到根本绝望时期，决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决不轻言牺牲’……如果临到最后关头，便只有拚全民族的生命，以求国家生存；那时节再不容许我们中途妥协，须知中途妥协的条件，便是整个投降、整个灭亡的条件。……最后关头一至，我们只有牺牲到底，抗战到底，‘唯有牺牲到底’的决心，才能博得最后的胜利。若是彷徨不定，妄想苟安，便会陷民族于万劫不复之地！ ……人为刀俎，我为鱼肉！我们已快要临到这个人世悲惨之境地。这在世界上稍有人格的民族，都无法忍受的。……我们希望和平，而不求苟安；准备应战，而决不求战。我们知道全国应战以后之局势，就只有牺牲到底，无丝毫侥幸求免之理。如果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
　　明告诉你小日本，老子可能打不过你，但老子要和你拼命了，有种你就弄死我，弄不死我，我就弄死你！
　　宋哲元一再的忍让，非但没有换来和平，却使日本人的气焰更加嚣张，面对日本不断增兵的举动和中央政府的严令，宋哲元最终放弃了和平的梦想，下定了与日寇一战的决心，23日，调29军回到卢沟桥原防地，24日，调孙连仲、庞炳勋、商震、李默庵部增援华北，25日，令驻守廊坊的第113旅力敌日寇，战事迅速从卢沟桥一地的局部摩擦升级为整个平津乃至华北地区的大规模军事对抗。
　　日本驻屯军司令香月清司一看，哟呵！变脸够快的啊，昨天你不还唯唯诺诺呢吗？ 遂向宋哲元下了最后通牒，你，带着你的人于27日正午前退出平津，否则对你不客气。宋哲元说你放屁，毫不犹豫的退回最后通牒，下令终止和日军的谈判，号令29军全体，与敌血战。此时，日军开始大规模向中国运兵，短时间内将在中国的总兵力提高到20万，华北的大规模军事对抗瞬间再次升级，成为整个中国的全面抗战。
　　民族英雄和汉奸原来离的这么近，宋哲元在关键的时候做出了对国家、对民族、对个人最为明智的选择， 1937年那个夏天的那场大战使宋哲元将军名垂青史。1940年，宋哲元因病逝世，朱德和彭德怀共同进献了挽联：“一战一和，当年变生瞬间，能大白于天下。再接再厉，后起大有人在，可无忧乎九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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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对29军的强硬态度，日本人开始冷笑了，比硬，这个世界上有能比的过日本人的吗？前文咱们讲过，日本这个民族很像鬣狗，体型不大，速度不快，力量一般，却是草原上令其他动物闻风丧胆的煞神，他们富有团队精神，面对强敌，没有人会临阵退缩，团结在一起的鬣狗甚至可以打跑狮子，他们心狠手辣，每一次出击不达目的势不收兵。任何人面对一个不知道恐惧的对手时都会胆寒，一个信奉有死无败的民族，是很难战胜的，他们已经不只一次的向我们展示了他们的强悍。
　　7月28日，强悍的日军进犯南苑，开始了对北平的总攻，南苑血战开始。
　　驻守南苑的是29军副军长佟麟阁，他在之前的军事会议上慷慨陈词：“中日战争是不可避免的。日寇进犯，我军首当其冲。战死者光荣，偷生者耻辱；荣辱系于一人者轻，而系于国家民族者重。国家多难，军人应当马革裹尸，以死报国。”
　　自7日开战以来，佟夫人彭静智在北平的家中就寝食难安，有战斗就会有牺牲，自己的丈夫在最前线，她岂能不担忧。这时候一个叫王守贤的士兵送回来一样东西——一个十字架，佟麟阁信奉基督教，这个十字架他随身佩戴多年，此时将此物送回，抱定牺牲决心的佟麟阁无非是要给夫人留一个纪念。
　　27日，宋哲元已经电令29军军部从南苑迁入北平，但佟麟阁只是安排副参谋长张克侠率领军部人员进城，自己却留了下来，和南苑官兵、军事训练团学员及平津大学生军训班的学生一起坚守南苑。此时视死如归的佟麟阁将军万没想到，50多年后，中国大地上出了一句名言，叫“让领导先走”，呸，一群SB。
　　平津大学生军训班，根本不是一支真正的武装力量，只不过是一群怀着一腔爱国热情，利用暑假时间，进行军事训练的大学生而已，他们一共有近1700人，之前有200多名学员随114旅董升堂部在南苑靶场的防御阵地，100多名学员在保定军事学院未归，300多名轻重伤员被转移，南苑血战打响时，他们一共还有923人。佟麟阁将这支学生军安排在了西南防御阵地，因为他认为这个地方最安全，日军几乎不可能对这里发起攻击。可军中出了潘毓桂这么个王八蛋，你佟麟阁不管把学生军安排在哪里，都会成为日军的主要攻击方向。
　　潘毓桂时任冀察政务委员会政务处长，七七事变时，将29军的作战计划提供给日军，并指点日军攻击最为薄弱的大学生阵地，抗战胜利后，此子在军事法庭上竟然泰然自若、侃侃而谈，说日本文明开化，中国当时如果与日本合作，就不会有后来的八年战争，反而可以和平发展。他的理想是与日本合作，将华北变成没有军阀，政治开明的地方，为整个中国的开化建立楷模。他对29军的所谓“出卖”，就是为了能够让29军中的反日力量尽快失败，以免“战事蔓延，祸及生民”，以使自己那个伟大的理想得以实现，对于这样的人，不，这条狗，我们除了竖起中指，就是再配一句解说词：操你妈。
　　学生军们从未上过战场，连军官都是黄埔军校北方分校的学生，刚刚领到枪几个小时，重武器只有捷克造机枪，当然还有必不可少的大砍刀，而他们面对的是拥有飞机、大炮和骑兵的、齐装满员的二十师团加一个步兵联队，这是一场毫无悬念的比拼，学生们以10:1的战损比和全部阵亡的代价，只是将阵地的失守延迟了几个小时。因为无一生还，关于他们最后关头的表现，全部来自日军方面。
　　2006年，日本NHK电视台作节目时，有一个百岁高龄的日本老兵清晰地回忆；“从没有遇到这样顽强的中国军人”。
　　所有日军高级将领回忆此事，都觉得不可思议，不知道他们是怎样在飞机的狂轰滥炸，大炮坦克的冲击，骑兵的砍杀后，依然保存住了有生力量，当日军进攻时，他们会从尸体里突然冒起，冲进敌阵，与敌贴身肉搏。他们是怎么做到的，我们已经永远不得而知了。
　　一手挑起“七七事变”的日军急先锋一木清直，在第二年接受朝日新闻采访的时候，对29军在南苑的英勇奋战表示钦佩：他们 “面对面地死战也不肯退却”，“甚至负伤几次依然冲上来拼杀”。
　　亲赴前线指挥的日军20师团师长川岸文三郎说；“这是一群不可思议，无法理解的军人”。
　　一位日本老兵山下弘一对中国记者方军说：“从那天起，我就知道我们的结局了”。
　　这群学生是不是很傻，当时中国总共才有多少大学生啊，几个小时里900多人就命丧沙场，你们的命不能这么不值钱啊，你们如果退出战斗，在以后的抗战中将会发挥多么大的作用啊，可你们却只拼掉了百十来个鬼子，这值吗？
　　我要大声的说：值！！！！！！
　　如果在敌人冲上来的时候，每个人都去计算值与不值，那中国的希望又在哪里？滚烫的鲜血泉涌、鲜活的生命逝去，唤回的是萎靡太久的激情，唤回的是沉睡多年的血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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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学兵团阵地失守的时候，南苑已陷入日军的围剿之中，战斗至激烈处，佟麟阁将军被日机轰炸击中阵亡。
　　加入南苑战斗的还有一支部队，就是本来驻守河间的132师，师长赵登禹。事变爆发后，他们奉命驰援北京，在南苑与佟麟阁汇合并被任命为南苑总指挥，此时他的主力尚在涿州，自己身边只有一个团。赵登禹，身高近一米九，从小练武，是从一个不拿饷的副兵一步步打上来的，长城抗战时，他为喜峰口前敌总指挥，亲率大刀队与敌肉搏，凶悍异常。在南苑的战斗中，已经39岁且身为总指挥的赵将军再次抡刀上阵，与日寇展开白刃格斗。然而，喜峰口的胜利没能在南苑复制，29军败退大红门时，赵登禹将军阵亡。
　　1946年7月28日，国民政府在北京为二人举行国葬，并将北京市中心的两条路分别命名为佟麟阁路和赵登禹路。
　　在两位指挥官相继壮烈殉国后，南苑旋即失守。国民政府给宋哲元下达了撤退命令，以劣势装备与敌周旋22天的29军撤出北平。张自忠奉命留守北平，代理北平市长，与日军交涉战后事宜。在29军撤出平津后，大街小巷到处张贴了署名张自忠的安民告示，劝告民众各安其业，不要惊惶自扰。一时间舆论大哗，想当初就是你跑的日本跟人家说什么中日亲善，七七事变，佟麟阁、赵登禹英勇抗敌直至舍生取义，你张自忠却还在那主和？现在可好，竟公然和日本人合作，还发安民告示了，这要不算汉奸，那这世上就没有汉奸了，在媒体的口诛笔伐中，张自忠已经变成了“张逆自忠”。如果张自忠真的和潘毓桂那个混蛋是一路货色，也许过的倒还滋润，可偏偏张自忠是一个有着极强自尊心和荣誉感的汉子，这样被全国人民骂，让张自忠郁闷难平，从此萌发以死明志之心。
　　29军的英勇表现感动和激励了全国人民，在上海，一个叫麦新的23岁的小职员，热血沸腾，奋笔疾书、一气呵成写就了一首粗犷的歌曲——大刀，向鬼子头上砍去。
　　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
　　二十九军的弟兄们（后改为“全国武装的弟兄们!” ），
　　　　抗战的一天来到了！
　　　　抗战的一天来到了！
　　　　前面有东北的义勇军，
　　　　后面有全国的老百姓。
　　　　咱们二十九军不是孤军（后改为“咱们军民团结勇敢前进” ），
　　　　看准那敌人，把他消灭！
　　　　把他消灭！冲啊！
　　　　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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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十八章 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
　　时任日本陆军参谋总长的闲院宫载人亲王，在回答裕仁天皇“如果苏联同中国联手夹攻日本怎么办”的问题时说：不用担心，解决中国只需两三个月。这就是“三个月灭亡中国”之说的由来。要我看，日本“三月亡华”之说不过是理性分析后得出的理性结论，根本算不得什么疯狂的叫嚣。毕竟只二十来天，10万坚贞勇猛的29军将士就被不足4万的日军杀败，还付出佟、赵二将殒命沙场的惨烈代价。
　　当时中国陆军有170万人，与日本相当（日本陆军38万人， 万预备役73.8万和后备役87.9万），但训练水平极低，不要说和日本人比射击精度，就是和人家拼刺刀，咱们还得几个拼人家一个。而且派系林立，很难让人相信他们会协力抗敌。武器装备上，中央军比日本略差，地方部队与日军相比则相差悬殊，你想啊，咱们还有大刀队呢。中国海军几乎可忽略不计，中国飞机数量与日本比是1:9。这只是军事上的差距，而在整体国力上，日本不仅拥有完整的近代工业体系，其军事工业相当发达，所有武器均可以自行制造，且产量充足，而我们的飞机、坦克基本是打一个少一个，根本无从补充，机枪、步枪、手榴弹的生产能力也极为有限，子弹的供给根本无法满足战场消耗。
　　可就在这样的劣势下，在华北兵败后没几天的时候，也就是1937年的8月10日前后，中国方面调动大军冲入上海，最先进入的是中央军的王牌部队，王敬久的87师和孙元良的88师，接着是当年“铁军”军长张发奎率领的56、57师和张治中挂帅的第九集团军，13日中日展开交锋，淞沪会战爆发。
　　32年签订的《淞沪停战协定》规定中国不得在上海驻军，中国军队不得跨越昆山以东，上海市内只许驻扎中国警察部队，而中国突然派精锐之师入沪，显然是单方面撕毁了这个屈辱的“协定”，这是一件很出人意料的举动，要知道中国军队在过去几十年里，面对日本从来没有主动出击过，你噼里啪啦抽我一顿嘴巴，我如果能啐你一口，全国人民都得跟着激动半年，这次是怎么回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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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面讲“七七事变”的时候，有心人一定发现了一个问题，就是蒋介石不断电促宋哲元抗战，可却一兵一卒都没派，任由孤军奋战的29军最终败北。那么蒋介石在干什么呢？难道他是想借日本人之手干掉非嫡系的29军？要我看这种猜测没有根据，因为在7月下旬，也就是29军开始全面抗击的时候，国民政府已经决定要在上海开辟第二战场，并从8月初从全国各地向上海调兵。
　　放着华北之敌不去抗击，却在繁华的大上海开辟第二战场，这是为何呢？蒋介石次子，军事教育家、战略家蒋纬国给出了这样的分析：“假定华北这许多空间丢掉，对而后的作战不起一个战略性的影响，那可以忍耐，拿这段时间来争取我们改善国军建军备战，但是如果让他从北一直向南打下来，主力顺着平汉路、有力之一部顺着津浦路，这样下来，那么国军便被逼到东南沿海，（那么）就被包围而歼灭了，这仗就打完了。因此委员长的战略，是如何让日军的主力把从北向南的打法变成由东向西打，我们背对着自己的基地，边打边退边打边退，这样子的空间换取的时间才起作用，那么我们主动在淞沪地区引起另外一个作战……”。
　　蒋纬国的讲述难免有抬高乃父之嫌，因为这套对日战略构想的提出另有其人，蒋委员长的作用是将这一十分冒险的战略构想付诸实施。
　　提出这一战略构想的人叫蒋百里，此人早年留学日本学习军事，和蔡锷是同班同学，后又留学德国，此人从无带兵打仗的显赫战绩，甚至可以说从来没有带兵打过仗，却是中国近代军史无论如何不能避开的人物，他曾任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校长，后代理陆军大学校长，大家都知道黄埔军校，可对这两所学校可能不太熟悉，我这么解释一下吧，黄埔军校的许多教官包括校长蒋介石都出身于保定军校，从黄埔军校毕业的那些个学生，只能从排长干起，而到陆大学习的都得是团长以上。这么解释，大家就知道蒋百里的地位了吧。
　　蒋百里一生从事对日军事战略研究，其诸多观点最后都被用在了抗战之中，其理论主要有三点，
　　一是持久抗战，“彼利急，我利缓；彼利合，我利分；彼以攻，我以守。此自然之形势，而不可逆者也”，“我侪对敌人制胜之唯一方法，即是事事与之相反，彼利速战，我恃之以久，使其疲弊；彼之武力中心在第一线，我侪则置之第二线，使其一时有力无处用。”
　　二是全面抗战，“不畏鲸吞，只怕蚕食”。如果让他占据一个地方稳固一个地方，那么我国将被蚕食掉，但如果我们发动全面抗战，日本国土狭小、物产不丰，那么他将无力在大纵深对我进行持久攻击。因此，不打是不打，要打，就要尽可能将战线拉长。
　　三是大纵深防御作战，他主张国防线划分应按照“三阳线”（洛阳、襄阳、衡阳）为准。中国不是工业国，是农业国。对工业国，占领其关键地区它就只好投降，比如纽约就是半个美国，大阪就是半个日本。但对农业国，即使占领它最重要的沿海地区也不要紧，农业国是松散的，没有要害可抓。因此在“三阳线”以东地区，我国应利用空间换取时间，消耗和疲惫敌人，同时积蓄力量，加强战略后方；此线以西，资源丰富，幅员辽阔，足以持久抗战。
　　我们看到，蒋百里的前两条论点，即持久抗战和全面抗战，必须依赖其第三条大纵深防御作战的成功，要想实现大纵深，实现“三阳线”梯次防御，就不能任由敌人由北向南打，必须要调动敌人从东向西打。
　　我理解蒋百里的战略方针就是主动和敌人打，打的同时，配置下一道防线，第一道防线失守，第二道防线继续迎敌。一个地方开始打的同时，其他地方开辟第二、第三、第四战场，使敌人无法集中兵力实现其速决的战略目标。在这一方针指导下，一败、再败、再再败都是可以接受的，那是局部的失败，却可能换得战略的成功，我们明知道守不住，但还要一座座城池的守下去，随着一座座城池的失守，我们将时间拖一个月又一个月，一年又一年，直到将日本的战略资源耗尽。——“胜也罢，负也罢，就是不要和它讲和”。
　　蒋百里为了实现其持久抗战的战略，在抗战开始后，又提出了《新式游击战战术纲要》，“指挥必须统一”、“必须分散”、“人员必须精选且预授以相当教育”、“人员愈少愈好”。“不在伤敌人而在破坏其物品，因大量物品袭击较易而功效较大也”，目的就是阻止敌人在沦陷区以战养战，并增加敌人在沦陷区的军力布置，减小正面战场的压力。
　　虽然蒋百里这些战略构想有很大的合理性，但不可否认，其实施风险也非常大，第一、要改变敌人的进攻方向，就必须在上海主动开辟第二战场。第二、要主动将抗战烽火燃遍全国。第三、要以疲弱之国力与强大的日本拼消耗。这完全是险中求胜，弄不好就能和自杀划等号。蒋百里虽然是中将军衔，但他没打过仗，虽然后来的抗战实践中证明了这套纸上推演的正确性，但在当时，这些想法却纯属纸上谈兵。
　　

宝宝寒

　　蒋介石敢于将这一战略构想付诸实践，首先是认可了蒋百里的分析，也就是说即使打不赢，也不要紧，我们可以成功的将敌人重兵吸引到上海，然后再向内陆转移，绝对不能被逼到东南沿海。而另一方面，我认为，在淞沪会战之前，蒋介石是将持久抗战当做备选的，之所以这么认为，是因为如果只是将敌人的攻势转变为由东向西，那么这场战役根本不需要打3个月，事实上，蒋介石几乎调动了可以调动的所有的武装力量，是寄希望于毕其功于一役的拼命的打法。
　　这么想，我想也可以理解，毕竟和日本拼消耗，谁也没有把握，而上海当时的情况，给了蒋介石为首的统帅部以一丝遐想的空间。
　　29军在华北与日军对战尤酣之际，国民政府就已经开始调动部队，至813淞沪会战爆发前，已经在上海集结了足够优势的兵力，几乎可以肯定可以迅速解决掉人数劣势的上海守敌。接着，如敌人从海上增兵上海，那么因为运力限制，就只能是梯次增兵，背靠大海，没有战略纵深，等于被我军围困在海滩之上，而我军在江浙驻军本就较多，华南、西南的兵力还在源源不断的开向到淞沪战区，可以肯定，我们将一直保持人数的绝对优势。特别让蒋介石高兴的是，平时这些表面唯唯诺诺，私下里离心离德的地方军阀们，这次接受命令竟是那么的痛快，虽明知要遭遇强敌，却几乎没人讨价还价。万众一心共筑长城的情形下，分期分批的歼灭增援之敌当然是可以期寄的，诱使日军在淞沪决战，起码是一种可以理解的战术安排。
　　战事是从一个叫八字桥的地方开始的，开始阶段也并没有多激烈，只不过是双方巡逻兵之间的巷战而已，与之前的许多摩擦差别不大，还是从一件擦枪走火的小事开始的。日本人自然不会把屡战屡败的中国军队放在眼里，他们把大炮架在大马路上，在人口密集区平行射击，很快将中国军队打退。
　　8月14日，国民政府发表《自卫抗战声明书》【注45】，蒋介石同时下达了总攻击令，向世人宣布中国全面抗战开始。只不过国民政府选择了战而不宣，这也是不得已而为之。
　　如果宣战，则日本可以根据交战国权力，依照国际公法行使封锁海港权和海上临检权，利用其强大的海军封锁我东南沿海所有港口，使我国的对外联系完全被割断，因此我们非但不能宣战，还必须赶在日本宣战前，尽可能的多买东西。
　　如果宣战，则其他国家为了保证不偏袒就需要保持中立，那样我们急需的武器、弹药、药品等就将无处购买。
　　有人还提出了其他几条原因，但我认为上述理由是最重要的。当然，日本也没有对华宣战，原因恐怕是他实在找不出一个宣战的正当理由，与其费劲编那个无论如何也编不圆的瞎话，不如就这么打下去吧。
　　很快日本人就感觉到了不同，以往的中国军队至多是进行有限制的抵抗，而这次则是不遗余力的进攻。
　　参与第一波进攻的除了国民革命军序列中最精锐的87、88两师外，还有原来就驻守上海的警察部队，另外又配备了2个装备德国火炮的重炮团，即炮兵第10团（100毫米加农炮）和炮兵第8团（150毫米榴弹炮），还有坦克和空军助战。在上海的日军于东北关东军、华北驻屯军不是一个序列，那两股人马属于日本陆军，而驻上海的日军属于日本海军，兵员并不是很多，当时驻上海的只有海军陆战队3000人，加上紧急从日本侨民中征召的退役军人，总数也只有4000人左右，可以说中国军队的军力在这一时段处于压倒性优势。这是依靠29军在华北“明修栈道”吸引日军注意，而后在淞沪“暗度陈仓”的结果。日本人也许并没有注意到国民政府的军事调动，也许注意到了，但骄横的他们根本也没有想到中国军队的这一调动是针对他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