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往事---尚未凝固的国家历史（系列连载）----金满楼

宝宝寒

事已如此，倒也不必苛责于外交人员。毕竟，在一个“力大为王”的国际社会中，但凡你是国力比不过别人，难免不低声下气，所谓“弱国无外交”，说的便是这个道理。如此，弱国的外交家，岂不更是难当！

不管怎么说，“拒签和约”算是完成了“外争国权”的目标，而“罢免三贼”则完成了“内惩国贼”的任务。但是，山东问题并没有因此而解决，一直到1921年底召开的华盛顿会议上，日军才最终撤出山东并归还青岛，但中国须花钱赎回胶济铁路，并且中日共同经营，这又为后来的“济南惨案”埋下了伏笔。

对于中国来说，1919年是躁动的一年，其中的一个重要结果便是民众特别是年轻的知识分子们开始觉醒，他们迅速成为新生的政治力量，并崛起于中国的舞台之上。在“五四”运动中的一些学生领袖，如张国焘、周恩来等人，还有新文化运动中的知识分子如陈独秀、李大钊等人，甚至新崛起的北洋第二代人物如吴佩孚等，他们即将在未来的政治进程中大放光芒，而学生作为一个新生的团体，也将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中国的历史进程。

“五四”，他们做到了；未来，他们也能做到。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除了段祺瑞还出来说了几句话，其他老一代的北洋系人物却在这次运动中黯然失色。很显然，他们原先对学生的看法无外乎是“国家大事不用你们管，不好好念书，便是造反”之类的，由此，当学生运动突然崛起后，他们的表现大多是茫然而一无所知，也毫无手段，这或许也揭示了他们的时代……即将过去了。

1919年12月28日，冯国璋在北京去世，终年62岁。临危前，冯国璋口授遗言致大总统徐世昌，希望“和平统一”早日实现。冯国璋患病的原因，据说还是因为禁卫军的缘故。在清帝退位时，冯国璋答应一生不与禁卫军脱离关系，所以后来这个部队改编成陆军第16师时，仍旧由冯国璋遥为领制，而且这个师也一直派出一个营给冯国璋作卫队，冯国璋到哪里，他们就跟到哪里。

后来，冯国璋做上了大总统，第16师也分拆成了第15师和第16师，两个师仍旧派出队伍轮流到总统府担任守卫工作。在冯国璋卸任回河间老家后，第16师还派出一个连跟着下去，以示特殊关系。

1919年的10月，冯国璋为了调解15师和16师向陆军部争饷的问题再次返回北京，但不知为何，第16师的师长王廷桢突然以陆军部的命令为借口，把跟随冯国璋这一连的士兵调回，冯国璋十分气愤，他觉得自己刚刚下台不久，而且当年曾许下诺言要和禁卫军的官兵永不脱离关系，而王廷桢作为自己多年的部属，如何能做出此等绝情之事。这时，他在家里洗了一个冷水澡，结果引发了急性肺炎，没有多久便去世了。

冯国璋死后，丧事和遗产分配都是委托给老友王士珍负责。段祺瑞后来也来吊唁，他仍旧像往常一样，面无表情的径直走到冯国璋的遗体前，将盖帘揭起，看了看老友的遗容，便回身走了。后来，段祺瑞派人送来亲拟的挽联，其中便有一句是“正拟同舟共济，何期分道扬镳”。

冯国璋因为从小生活艰辛，因而对钱的事情看得比较重，和袁世凯、段祺瑞这些人比，他算是一个爱财的人。据说，冯国璋在做大总统的时候，曾经命人将中南海的鱼捞出卖钱，一时传为笑谈。据他的幕僚恽宝惠回忆，为了钱的事情，冯国璋还与王士珍闹过别扭。事情是这样的，当时王士珍作总理，想派人去南方调停，但经费希望总统府出，但冯国璋却批示让他们自己解决，王士珍听了后气愤的说：“我一天到晚狗颠屁股垂似的，为的是谁？这一点钱，他还不往外拿！”

据当时的统计，冯国璋留下的遗产总值大概在300万元左右，这些钱是冯国璋多年的储蓄和投资所致，其中也包括了田地、股票等折合而成，这些钱后来都在王士珍的主持下分给了他的子女们。当然，冯国璋虽喜敛财，倒也无贪赃枉法之名。

“北洋三杰”的冯国璋首先走完了他的历程，而“北洋之龙”的王士珍则在辞去内阁总理后便不问政治，甘心退隐了。王士珍倒是作风清廉，不事铺张，他没有儿子，只有二女，他在1930年去世的时候，只有两处房产和十余顷田地，而北京的房产还是学生鲍贵卿和卢永祥等人给他买的。

由此，也就还剩个老段还老当益壮，壮着自己余勇可贾，要做一番大事业。不过，面对北洋第二代的挑战，老段能对付得了吗？

《北洋年代》 连载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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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皖战争与直奉战争

一、参战军与西北军

在讨伐张勋复辟的过程中，段祺瑞身边并没有一兵一卒，他当时主要借重李长泰的第8师、冯玉祥及其曹锟的部队，这才讨逆成功……用流行的说法，这简直就是“空手套白狼”，完全凭借着个人的威望“咸鱼翻身”，这不能不说是有运气的成分在内了。

在湘鄂战争的时候，段祺瑞原本指望北洋的军队帮助他实现“武力统一”的梦想，但前线的部队毕竟不是自己的子弟兵，人家如何肯帮你火中取栗呢？所有，湘鄂战争进攻了两次，最终都是不了了之，段祺瑞也由此感到手中无兵的切肤之痛。

按理，段祺瑞曾在清末编练新军的时候先后担任过北洋三个镇的统制，在小站练兵的时候又担任过几个军事学堂的督办，怎么说也该有自己的子弟兵，但在袁世凯民国当政后，段祺瑞虽然被任命为陆军总长，但却与部队脱离了直接关系，这时间久了，指挥不动，也是在所难免。

由此可以这么说，段祺瑞终其一生，应该算是一个军人，而非军阀，因为他没有自己的军队，也就不能借此拥兵自重，而这两点恰好是军阀的主要特征。不过，段祺瑞原本是具有这个条件的，可惜运气不佳，没有做好。

这又从何说起呢？

说到这事，还得从对德宣战这事说起。地球人都知道，中国和德国相距甚远，山东的德国鬼子也被日本鬼子给干掉了，加上1917年后德国已经显露颓势，此时宣战本该是稳赚不赔的好事。

但是，偏偏应了中国那句古话叫“好事多磨”，1917年11月7日，本与中国同一集团的俄国突然“十月革命”一声炮响，这一炮比之武昌起义的那一炮威力却大出许多……武昌的那一炮只影响了中国，而俄国的那一炮却震惊了世界……革命后的列宁政府忍辱负重，和德国签订了一个绝对是丧权辱国的《布列斯特和约》，并单方面宣布媾和，随后又退出协约国集团、退出第一次世界大战。

按照《布列斯特和约》合约，苏俄须割让上百万平方公里的领土（波兰、立陶宛、爱沙尼亚的局部和拉脱维亚、白俄罗斯的全部）并赔款30亿卢布（约60亿马克），但苏俄却由此赢得了和平及其宝贵的喘息时间，对巩固新生的苏俄政权起到了极大的作用。至于那个条约嘛，都是空口白话，德国不久就战败投降了，谁还认账？

以空间换时间，这等外交，是需要莫大的魄力和定力的，非一般人所能为也。

当然，卖国还是高明外交，这是人家的事情，咱这里就讲民国，也没必要扯那么远，就说苏俄退出战争后，协约国集团却一片恐慌，生恐德国借势反扑，战局扭转，所以大家伙一味的压迫苏俄继续对德作战，不然便要追究责任，视为敌国。

当时的冯国璋政府得了这个消息，也被恐慌情绪所感染，这万一德国穿了俄境前来报复，岂不麻烦？所以，段祺瑞被委任为参战督办，也有这方面的原因……谁让祸事是你惹下的呢？只好请你老段自己包圆了。

这时，日本人却向老段抛出橄榄枝，称俄国与敌国单独媾和，必将威胁到远东的安全，既然中日是同一集团，又是远东近邻，何不未雨绸缪，联手对付苏俄呢？为此，日本提出了极为优惠的条件，那就是由日本借款2000万日元以提供军饷和购买军械，并帮助中国编练一支参战军。

段祺瑞得了这个消息是又惊又喜，全然忘记了日本人背后的阴谋，于是便派参谋处处长靳云鹏负责中日谈判，力争把这一本万利的好买卖给做下来。靳云鹏不负众望，加上此时老段又官复总理，各事都办得顺利，于是中日双方在5月中旬分别签订了陆军及海军的共同防敌军事协定，其内容包括日方提供借款以购买军械和支付军费，并派遣军事人员帮助训练中国参战军。

但是，日本人的优惠是有条件的，那就是中日同盟之后，一旦日本在西伯利亚发动对苏俄的战争，中国在军事行动区域须与日本合作，相互提供武器装备和军需品；中国参战军参加西伯利亚作战，须服从日本司令部的指挥；日本军队和军需品经东北铁路（南满铁路和中东铁路，前者是日本控制，后者本属俄国）运输时，中日应该相互协作。

此中的危害，便在于日本可以借口防敌，任意进入中国的东北，这也为后来日本出兵北满并侵夺中东铁路路权提供了机会。1918年8月2日，日本宣布对俄作战，随后一路占领海参崴，一路沿着铁路北上占领赤塔，由此侵占了苏俄在远东的大量领土。但是，日本的军事行动很大一部分却是需要通过中国东北运输的，这实际上是为后来的“九一八事变”埋下了一条重要的伏笔（日俄战争之后，日本将南满变成了势力范围，这次是乘着俄国革命再度觊觎北满）。

《北洋年代》 连载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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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在段祺瑞主政期间，其向日本的借款远不止这一次，譬如著名的西原借款，就高达惊人的一亿四千五百万元（交通银行借款2500万，有线电信借款2000万，吉会铁路1000万，吉黑林矿借款3000万，满蒙四铁路借款2000万，山东二铁路2000万，参战借款2000万），再加上其他借款的话，如善后借款的三次垫款3000万，京畿水灾借款5000万，军械借款3200万，总数额接近两亿八千万日元。

有人会说，日本人怎么就这么愿意借给中国钱哪？这当然是有原因的啦。原来，当时由于欧战，日本贸易大量出超，结果累积了大量的金融资产需要寻找出路，否则的话，将在国内引发严重的通货膨胀，而这时中国正好缺乏资金，日本的借款实际上是一种高回报的投资。

除此之外，借款对于日本在中国的扩张也起到了牵线搭桥的作用，特别是由于民国时期中国政府更迭频发，很多借款往往成了一笔糊涂账，到底还了多少还是根本没还，到现在谁也说不清。所以，借款问题也极容易引发政治甚至是军事上的冲突。

但很遗憾的是，此时的段祺瑞似乎完全没有意识到这点，他当时的心思完全放在了编练参战军上面，殊不知日本人送出的糖衣炮弹是有毒的……而且毒性极强。

从历史上看，日本因为本国的资源有限，缺乏发展空间，在甲午战争之后便立志将朝鲜半岛与东三省吞并，借以移民屯垦并最终与日本本土合并，成立一个新的“大日本帝国”。这个既定战略，可以从黑龙会和日本军部支持辛亥革命党分裂中国为本土十八省及其满洲、辛亥革命后又抛弃革命党支持满族宗社党制造满蒙独立，加上之后发动“九一八事变”打造伪满洲国等一系列历史事实中得到证明。

甲午战争中，北洋舰队在黄海大战实在缺了几分运气，由此也逆转了中日两国在近代史上的国运。不过，上帝是公平的，日本也不是不会犯错误。他们在1937年后全面侵华，所谓“人心不足蛇吞象”，最终前功尽弃，一败涂地，半个世纪的经营化为泡影（军人往往比政治家更愚蠢、更急功近利）。不然的话，一个合并了朝鲜、满洲、台湾的“大日本帝国”必将成为中国人至少500年甚至永远的噩梦。这一切，假以时日，步步为营，并不是不能做到的；但是野心太大，能力不足，全盘皆输也属正常。

历史的观察往往在于细节的推敲，而长时段的历史观察更能看出历史的最终真相。日本这延续了近半个世纪的战略意图，无论是在历史事实还是逻辑上，都是可以说得通的。某位身处其中的著名历史人物反看不出其中的图谋，并多次声称在革命成功之后可以将满洲租让给日本，这倒是一件极为吊诡的事情。

1918年8月，参战军训练处成立，负责处理这支新军队的编练事务，督练由靳云鹏兼任，并成立了军官教导团和军士教导团，分别由陈文运和曲同丰担任团长。按照约定，参战军的军费均来自日本借款，其使用的武器装备也是从日本购买，就连训练方式，也完全采取的日本那一套。

参战军军官教导团主要是从保定军官学校中的优秀毕业生和接近皖系的初级军官中抽调组成，训练结束后分派到参战军担任初级军官；军士教导团则是从皖系的北洋各师抽调优秀士兵前来受训，受训三个月后分派到参战军充当军士。军士教导团共六个营，总人数约3200人。

段祺瑞对参战军的编练非常重视，在军士教导团的开训典礼上，他兴致勃勃的亲自前来讲话。看见军士训练团整整齐齐的勃勃军姿，老段十分高兴，他指着身边的督练靳云鹏对大家说：“你们看！靳督练原来就是我当年小站练兵时的一个炮兵，现在已经是参战军的督练了！你们要好好训练，服从命令，将来的前途，必将是不可限量的！”

靳云鹏被老段这么一说，原来准备好的训词给硬生生的咽了回去，只得接着老段的话接着说：“不错！我在小站练兵的时候，不过是段督办的一个小兵，今天我能站在这里，全是段督办一手栽培提拔的，你们今天做了督办的学生，未来必有远大的前途！”

军官教导团和军士教导团训练结束后，随即赴安徽、山东、河南等地招募了三万多名新兵，并于1919年1月正式成军。参战军共分3个师，第1师师长曲同丰，驻北京北苑；第2师师长马良，驻山东济南；第3师师长陈文运，驻北京南苑。

由于参战军的武器装备都是来自日本，那在当时的国内算是非常先进了，譬如参战军第1师，全师辖两个步兵旅，一个炮兵团，一个骑兵团，另有工兵、辎重、机关枪各一营，总兵力达到一万余人。第1师的基本装备，步兵全部使用日本的三八大盖，炮也是日本生产的山炮和野炮。炮兵团辖三个营，每个营辖三个连，每个连有火炮四门。机关枪营则共四个连，每连有重机枪六挺。

《北洋年代》 连载1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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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训练上，参战军也完全是按照日本军校的模式进行，分步、炮、骑、工、劈刺等科目，当时段祺瑞还成立了一个以坂西利八郎为首的参战军顾问团，并聘请了一百多名日本教官来指导参战军的日常训练。

因此，就当时的武器装备、训练水平、兵员素质等方面来看，参战军既是国内军队的佼佼者，也是段祺瑞引以为骄傲的“王牌军”。但是，参战军有一个重大隐患，那就是成军的时间太短，而其中的中下层军官大都是一些毕业不久的军校生，部队缺乏实战，军官也缺乏指挥的经验，整个部队的作战精神亟待考验，这些负面影响在后来真刀真枪的战斗中立刻暴露无遗了。

在参战军编练没多久，第一次世界大战便宣告结束，和平成为当时的主流。于是，段祺瑞便将参战军改名为国防军，后来又改名为边防军，自己也由“参战督办”改名为“边防督办”。在南北和谈中，南方代表坚持要取消边防军，这遭到了段祺瑞的断然拒绝。老段非但不会解散边防军，而且还要建设第二支部队，那就是西北军。

说起西北军，还得从1918年2月徐树铮所策划的截械事件说起。当时由于段祺瑞被罢免总理职务，徐树铮为了帮助主帅复出并迫使冯国璋主战，由此策划了这样一出好戏。被劫的那批军械本是段祺瑞做总理的时候所定购的，徐树铮当然不甘心肥水留了外人田，于是便勾结关外的张作霖突然入关，并在抢得这批军械后成立了奉军关内司令部。

由于当时徐树铮与张作霖的关系打得火热，张作霖便任命小徐为关内奉军副司令（总司令由张作霖自兼），并利用这批军械组建了五个补充旅，其名义是准备去支援湘鄂战场上的张景惠、孙烈臣所部奉军。对于这支新部队，当时的上级军官主要是徐树铮与奉系高级将领杨宇霆所委派，而这些人基本都是日本士官学校的毕业生。

这五个旅的具体情况如下：奉军补充第1旅，旅长王永泉（系徐树铮推荐）；奉军补充第2旅，旅长于珍（系杨宇霆日本士官第八期的同学）；奉军补充第3旅，旅长李如璋（关系不详）；奉军补充第4旅，旅长宋邦翰（系徐树铮日本士官第七期的同学）；奉军补充炮兵旅，旅长宋子扬（系徐树铮日本士官第七期的同学）。

后来，由于张作霖发现徐树铮挪用奉军军饷用于安福系贿选，两人关系闹僵，结果小徐辞去关内奉军副司令的职位而改任参战处参谋长，其所编的5个奉军补充旅则在段祺瑞的协调下，除于珍旅被调往岳州前线加入奉军所部外，其他四个旅均划入参战处……毕竟小徐在提供武器和委派军官的问题上比较微妙。

在与奉系分道扬镳之后，徐树铮开始专心经营西北，而这时又因为俄国革命，一些原沙俄的军官在蒙古边境策划独立，并不断的骚扰中国蒙边。身为边防督办的段祺瑞当然不敢小视，随后他就派出徐树铮去设法解决外蒙问题。

徐树铮当时也认为立足西北，为段祺瑞的势力谋一块地盘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于是欣然受命。但是，赤手空拳是不可能解决蒙边问题的，于是他派人到河南、安徽等地去招募新兵，随后又将这些新兵补充到与奉系分家的那四个旅中。

在经过整编之后，除了王永泉的第1旅改编成第24混成旅调往福建支援闽浙联军外（当时粤军在进攻福建），其他部队则成为西北边防军的四个混成旅，其序列如下：边防军第1混成旅，旅长宋邦瀚；驻兖州；边防军第2混成旅，旅长宋子扬，驻天津；边防军第3混成旅，旅长褚其祥（系徐树铮的亲信），驻库伦；边防军第4混成旅，旅长张鼎勋（系徐树铮日本士官第七期的同学），驻洛阳；边防军第5混成旅，旅长李如璋，驻南京。

1919年6月，徐树铮被委任为西北筹边使兼西北边防军总司令，由此，手握重兵的小徐终于要一展宏图了。而此时的段祺瑞也是最踌躇满志的时候，他当时手握三张王牌，第一是靳云鹏统率的边防军（即原参战军），第二是徐树铮统率的西北边防军，第三则是安福国会。

即使冯国璋与段祺瑞在1919年10月同时去职，但老段有了这文武三张王牌，又何惧哉？之前的“武力统一”政策之所以失败，主要原因是因为老段手里无兵，如今同时有了参战军和西北军两个“王牌军”，那离统一大业实现的梦想还会遥远吗？

《北洋年代》 连载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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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吴佩孚率师北撤

正当老段和小徐等人踌躇满志的时候，直系军阀中的一个新生代人物却向他们提出了强烈的挑战，这便是第3师师长吴佩孚。

吴佩孚，字子玉，山东登州蓬莱人，1874年生人，由于其从小机灵话多，人送绰号“吴小鬼”，又因其23岁中过秀才，成名后又与广东的陈炯明并称为“南北两秀才”。吴秀才从小好动贪玩，有一次某官绅家里召请堂戏，他与几个朋友本与人家素昧平生，却非要上门蹭戏，结果别人不让他们进，双方大打出手，在人家门外上演了一场武戏。

由于该官绅并非是寻常人物，结果一道书信到了吴佩孚家乡的地方官那里，地方官便派了巡警去捉人，吴佩孚得了消息后急忙跑掉，但“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学籍”，结果吴秀才又变回了吴佩孚……秀才的功名被当地学政给革掉了。

吴佩孚逃跑后，先是去了天津，后来又到了北京，因为衣食无着，只好在街上摆张桌子，帮人写写书信并兼职算卦，也算是学有所用。由于写字算命的收入实在太差，吴佩孚后来便去投奔了两个在聂士成所部武卫前军当兵的本家哥哥，也想投入军伍，混碗饭吃。但是，他的两个哥哥认为他是秀才，今后前途无量，开始不同意他入伍，殊不知吴佩孚的秀才其实早就被革掉了。

在吴佩孚的再三要求下，他的本家哥哥才答应推荐给军中的统领王怀庆。王怀庆听说秀才效仿古代投笔从戎之故事，那当然是欢迎得很，由此吴佩孚不但当了小兵，而且还在后来被推荐到开平武备学堂学习。

庚子年八国联军侵华后，聂士成力战身亡，武卫前军也被打残，吴佩孚在开平武备学堂本还有几个月便毕业了，结果毕业证没有拿到，落入失学又失业的境地。被再次推上社会的吴佩孚在流落京津间，只好又一次重操旧业，继续帮人写字算命 。

这时，吴佩孚的运气来了。庚子年后，袁世凯继李鸿章为直隶总督并开始推行新政，其中的一项便是试办警察，于是吴佩孚顺利的在天津巡警道段芝贵的属下找到一份工作。不仅如此，在新单位正好有一个名叫郭朝栋的师爷，他见吴小鬼既是老乡，又是秀才，于是对他另眼相看，多多提携。不久，吴佩孚便在郭师爷的推荐下经天津巡警道的保送而进了袁世凯办的陆军测绘学堂学习，而测绘学堂的督办又正是段祺瑞。

你看，这吴小鬼和老段小段有缘吧？后面还得继续打交道呢！

毕业后，吴佩孚被分派到北洋第三镇充当队官，在1904年日俄战争爆发后，当时需要招募军事人员前去东北收集情报并勘测战况，吴佩孚的专业正好符合要求，于是便成为其中一员。在这次任务中，吴佩孚表现出色，他时而扮成他的老本行算命先生，时而装成行旅商人，上下奔走，四处打探，终于将东北的军事地形及其日俄双方的情况给摸了个透，回来后便受到嘉奖并提升为营管带。

武昌起义后，第三镇火速入关并进驻石家庄，以防范山西的革命党。后来，第三镇奉命进攻娘子关，吴佩孚带领的第十一标第一营首先攻入，他一面向协统卢永祥报告，另一方面又派人送信给镇统制曹锟，报告了战斗的经过。卢永祥知道吴佩孚越级上报后非常生气，他找了一个借口狠狠的训斥了吴佩孚一顿，由此两人心生芥蒂。

在打娘子关的时候，第一营缴获了三箱山西钱票，吴佩孚提出在十一标中均分，但他的直接上级、标统王治国不同意，吴佩孚十分生气。第一营的士兵们得知后也个个发牢骚，以为王治国想私吞了这笔钱。由于立功没有受奖，抢了钱又没有分到手，吴佩孚认为标统和协统做事不公，一气之下他便请了假，想去北京找曹锟曹统制告状。

不巧的是，吴佩孚在向标统王治国请假后，王治国却没有向协统卢永祥报告，结果第一营的士兵在吴佩孚走的当天晚上便闹起了兵变并抢劫了当地的一些商家。此事发生后，卢永祥大怒，便给曹锟打电报，称吴佩孚擅离职守，应予以撤差处置。曹锟接电报后，批了一个“准”字。

吴佩孚在得知自己被撤差之后，他气得不行，随后便赶到北京向曹锟报告了自己作战有功而王治国、卢永祥两个人欺压属下的冤情。由于吴佩孚的口才确实的好，曹锟听说后觉得他说得在理，于是便将吴佩孚留在身边做他的副官。

这时，吴佩孚的好运气又来了。在蔡元培专使团请袁世凯南下就任总统的时候，不知道是被指使还是自发行为，第三镇士兵突然在某夜发生兵变，乱兵们在北京大抢大掠，闹了整整一晚。在这次事件中，炮队标统刘学信一时过于兴奋，他在兵变的时候对着朝阳门向城内开了几炮，影响极坏，结果为舆论所不容，曹锟于是将他撤职，而改而提拔吴佩孚做了炮兵标统。

《北洋年代》 连载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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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后，吴佩孚得意洋洋的说：“卢永祥不让我当管带，我当标统！就算卢永祥徇私，王治国贪婪，可天生德于予，卢、王又能奈何？”

所以说，每一个成功人士的背后，总是需要一点点好运气的，因为这是天命。不过，人同时也是需要敬畏天命的，那些自以为是、牛皮哄哄而不敬畏天命的人，必终将为天命所弃……人必须学会谦卑！

“二次革命”爆发后，吴佩孚受命率炮兵团南下助战，由于秀才兄改不了夸夸其谈的毛病，又经常端出曹锟副官的架子，因而在同僚中很不受欢迎，当时就有人这样讽刺他：“嘻、嘻、嘻，语言乏味；哈、哈、哈，面目可憎”。有一次吴佩孚吃同僚们吃饭，结果只来了军医处长刘国庆和时任第九团团长的萧耀南两人，遭此冷遇，吴佩孚却毫不在乎的说：“都不来，更好；咱们可以多吃，多说话”，由此可见其人缘的确不佳。

不过，吴佩孚的口才和文才虽然在同僚们面前不受欢迎，但在关键时候却发挥了作用。有一次湖南督军汤芗铭请曹锟赴宴，在开席之前，汤芗铭在欢迎词中极力夸赞了曹锟一通。按当时的规矩，主人致欢迎词了，客人也应该致答谢词，但曹锟向来不善辞令，于是诡称自己感冒而让副官吴佩孚来代为致辞。

这下吴佩孚算是抓到机会了，他在致辞中将湖南的人文历史、道德文章以及汤督军的丰功伟绩都添油加醋的颂扬了一番，说得是字字珠玑、滴水不漏，令在场人士刮目相看。事后，汤芗铭对曹锟说：“哎呀，你的部队真是人才济济啊！你看你的这位副官长，真是文武全才，人中精英啊！”

说完，汤芗铭的意思是想把吴佩孚留下来给他帮忙，准备委派他做个旅长。曹锟本来觉得吴佩孚这个小子能力虽然还可以，但就是这张嘴成天唧唧呱呱，没个消停，没想到汤督军却如此赞许，心想吴佩孚可能还真是个人才，那不行，我的人怎么能为你所用呢？

等曹锟回了岳州，便把吴佩孚找来，说：“你小子还真行，难怪昨天汤督军这么看得起你。你说你这么个小个头，黄头发，黄胡须，两眼炯炯有神，莫非你是金星下凡来帮我的？以后你好好跟着我干，将来一定有个好前途！”

凑巧的是，第3师第6旅的旅长张鸿逵突然发病去世了，本来是应该由团长王承斌递补的，但因为有人反对王继任旅长，结果曹锟便让吴佩孚升任了第六旅的旅长……这真叫“有才又有运，处处同花顺”，由此，吴佩孚也就成为了曹锟的铁杆心腹，并在北洋军人中崭露头角了。

介绍完了吴佩孚的经历后，却要说到1918年的湘鄂战争，当时吴佩孚奉曹锟之命率第3师南下入湘，在大败南军后相继攻克岳阳、长沙，继而驻防衡阳。入湘不久，吴佩孚因战绩卓著而正式升任了第3师师长，由此成为曹锟军中的第二号人物。

时间过得很快，一晃便两年过去了，吴佩孚的军队已经在衡阳呆得再也不耐烦了。事实上，早在1918年7月，吴佩孚便电请撤防北归，原因很简单，当时的督军是皖系的张敬尧，第3师驻防湘南实际上是为他看家护院，这如何使得？再说了，第3师的官兵大都是北方人，他们久居潮湿闷热的南方当然也不乐意。

但是，由于当时的战局刚刚稳定下来，而接着又是一战结束、南北议和，巴黎和会之后又闹学潮，国际、国内的事情多得不得了。一直等到1920年，吴佩孚再也等不及了，他这次不管北京政府批准还是不批准，都要率兵北撤了。

张敬尧在听说吴佩孚要北撤后，这下可把他急坏了，因为他深知自己在湖南的这两年太平日子，完全是倚仗吴佩孚的第三师替他守住了山门、挡住了南军，不然，靠他那孱弱无能的第7师是根本应付不了场面的。张敬尧在督湘期间，由于其高压政策和搜刮劣迹，一度还引发了湖南人的“驱张运动”，当时的毛泽东就曾作为“驱张”代表前往北京向大总统徐世昌请愿。

段祺瑞在接到吴佩孚请求“撤防北归”的电报后十分生气，他拿出老校长的架子，亲自致电吴佩孚并斥责他“藐视中央、不守军人纪律”。谁知吴佩孚这口气也憋了很久，他反过来通电驳诘段祺瑞“穷兵黩武、祸害国家”，并表示北撤决心已下，不容更改，而后台老板曹锟则于4月8日在保定召开直系各省联盟会议，商议对付段祺瑞和皖系的办法。

5月20日，在曹锟的授意下，吴佩孚不等中央下令，便率领部队撤出防地。在撤军之前，吴佩孚做了精心的准备，以每旅30里的间距，水陆兼行，从衡阳撤往长沙。一路上，第3师的官兵高唱着吴佩孚作的《回防途》一诗：

“行行复行行，日归复日归；江南草木长，众鸟亦飞飞？我今定归期，天下一绒衣；船舻连千里，旌旗蔽四周？江上送归舟，风急不停挥；得遂击楫志，青史有光辉？”

军容整齐，军歌嘹亮，吴佩孚练兵甚佳，秀才不是白中的，这诗写得着实不赖。

《北洋年代》 连载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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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吴佩孚的第3师及同为曹锟属下的王承斌、萧耀南等部队北撤后，其他在湖南的北洋军队阵脚大乱。由于吴佩孚撤军前已经与南军达成协议，吴军一走，湘军赵恒惕部随即北上接防，不到一周，衡阳、莱阳、祁阳、宝庆等地便落入了湘军手中，而张敬尧属下的湖南暂编第1师吴新田部、暂编第2师田树勋部很快溃逃，兵败如山倒。

至于其他的北洋部队，他们见吴佩孚的部队走了，他们也无力抗拒南军，随后也跟着北撤，比如原驻扎湘潭的范国璋第20师、驻扎长沙的李奎元第11师都随吴军北撤；原驻扎湖南常德的冯玉祥第16混成旅，也北撤到津市，随后又撤到了武汉；而驻防湘东的张宗昌暂编陆军第1师就更惨了，他当时没有得到消息，等知道后北撤不及，只好进入陈光远的江西地盘，最后被陈光远略施小计，便全军缴械，张宗昌最后带着几个亲信逃到了北京。

在直系的北洋军纷纷北撤之时，张敬尧只能急电段祺瑞请求援助。段祺瑞当时无兵可调，只能命令驻扎鄂北的长江上游总司令、妻弟吴光新部调往洞庭湖、岳州一带，准备与张敬尧的部队一起截击吴军，防止他继续北撤，威胁到京津的地位。

但是，老段的这个小舅子吴光新也实在是不争气，他虽然被老段送到日本士官学校学习过，但所带的部队并没有什么战斗力。而且，吴光新这个人脾气极坏，他的部下们对他又怕又恨，如何搞得好？

在接到段祺瑞的命令后，吴光新率部东行，但湖北督军王占元不知其来意，还以为他要袭取武汉，因此一度给予阻击，延缓的吴光新与张敬尧合兵的计划。至于张敬尧，他的部队并不敢去撩拨吴佩孚的军队，当吴军以战斗序列通过长沙的时候，他们只能眼睁睁的看着第3师从容北撤。吴佩孚所部在路过武汉的时候，王占元还赠银60万元，以示支持。

至于吴光新，直到吴军已经渡过了洞庭湖，他才刚刚赶到汉口。不久，王占元请吴光新前去赴宴，吴的部下都劝他不要去，吴光新不以为意，他笑着说：“你们怎么这么胆小！”随后便带着十来个人去赴宴。到了之后，王占元设下的果然是鸿门宴，吴光新被扣留，他的部队或被收编、或被遣散，直到直皖战争结束，吴光新才被释放。

在大势已去的情况下，张敬尧能做的就是赶紧把这两年来搜刮的钱财紧急北运，随后便放弃长沙，撤往岳州。在撤出长沙之前，为免资敌，张敬尧还下令将军火库放火焚烧，结果长沙城内一片火光，在轰隆隆的炮弹爆炸声中……张敬尧逃走了。

历来就是兵家必争之地的岳州，这次也没有守住。兵败之后，张敬尧却发电报指责范国璋等部坐视不救，不战先逃，以推卸自己的责任，可惜北京政府此时对他早已失去了信心，随即便下令将张敬尧革职查办，由在汉口的吴光新接任湖南督军（当时吴光新尚未被王占元软禁）。

张敬尧逃到汉口后，吴光新让他把湖南督军和省长的两颗大印交出来，张敬尧开始还不相信，吴光新便拿出电报给他，张敬尧看后气呼呼的要求吴光新拿200万大洋作为交印的条件。吴光新哪肯理会这一套，当场便令卫兵将张敬尧的印给夺了下来。

7月1日，惶惶然如丧家之犬的张敬尧跑到武昌去找湖北督军王占元，诡称自己还有一师一旅的兵力，希望老朋友拉他一把，接济点军饷和派点援兵，以打回湖南，继续做他的督军。王占元坐镇湖北已经七、八年，早已是官场老狐狸，他哪里肯相信张敬尧的鬼话，当场便不客气的拒绝了。

被拒绝后，张敬尧还想发火，王占元呵呵一笑，又掏出一张电报给他看，张敬尧一看，一屁股在椅子上半天都没有起来：电报上明明白白的写着，令吴新田代理第7师师长并收容张敬尧的残部！

督军没了，军权也没有，张敬尧这次是彻底的栽了。这位在民国初年因“剿白狼”而立下大功的四十岁汉子，在这双重打击下忍不住放声大哭。想当年，张敬尧也是北洋系中的一名骁将，没想到在湖南做督军腐败了两年，居然成了现在这副熊样。张敬尧的弟弟张敬汤，也因为之前无恶不作，最后因兵败而死于非命。

从此后，张敬尧便一蹶不振，虽然一度投奔张宗昌、张作霖试图东山再起，但终究时运不济，只是一个无关轻重的小卒子。1932年伪“满洲国”成立的时候，张敬尧出任平津第二集团军总司令，做了可耻的汉奸，结果在一年后被人刺死，终年53岁。

在北洋军全部撤出或赶出湖南后，前督军谭延闿还一度想卷土重来，但谭只是个文人，很快便被手握重兵的赵恒惕赶下台。由此，湖南也进入了赵恒惕的时代……湘人治湘，当时可是个流行的口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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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靳云鹏内阁风波

为了应对吴佩孚北撤，段祺瑞与皖系政客还策划了一场河南易督的阴谋。当时的河南督军赵倜出身毅军系统，毅军的创始人为号称“白发将军”的宋庆，马玉昆和姜桂题均为其部下，当年曾在甲午战争中的陆路战场上与日本军队较量过。在旅顺保卫战中，由于姜桂题所部毅军战败，姜本人也被褫职留营效力，后来袁世凯小站练兵，姜桂题前去投奔并受到了重用，被袁世凯委任为新建陆军右翼翼长兼步兵第一营统带。

姜桂题虽然大字不识一箩筐，但他比袁世凯、段祺瑞这些人要大上一二十岁，在新建陆军中既是老资格，又是真正带兵打过仗的将领，因而袁世凯等人都对他非常尊重。姜桂题在新建陆军并没有呆很长时间就官复原职，因此，毅军虽然不是北洋正统，但也可算是北洋分支。

赵倜是河南汝南人，毕业于北洋武备学堂，他在姜桂题的荫护下连连提升，民国后又投入袁世凯的门下，署理河南军务多年。袁世凯死后，由于赵倜在直系、皖系的争斗中保持中立，段祺瑞对此很不满意，便起了“去赵”之心并打算让吴光新出任河南督军。

段祺瑞之所以要赵倜去职，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希望以此来阻断吴佩孚北归并插入一个楔子，破坏直系的势力连接。但是，直系军人也不是傻子，他们很容易便看出了段祺瑞的小九九，因而都站在了赵倜的一边，反对河南易督。

段祺瑞的计划不但遭到直系八省联盟（直隶、长江三督、河南，外加张作霖的东三省）的反对，就连自己的大弟子、当时的内阁总理靳云鹏都表示反对。有人会觉得奇怪了，靳云鹏不是出任参战军督练吗，什么时候又摇身一变，成了内阁总理这么大的官了？

这事还得补叙一下。在1919年的五四学潮中，内阁总理钱能训心力憔悴，他在将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三人免职后，也随即提出了辞职。在钱能训内阁垮台后，大总统徐世昌为了平衡各方势力，便提议靳云鹏出任内阁总理。

之所以要提名靳云鹏，却是出于这样几个考虑：首先，靳云鹏是段祺瑞门下的大弟子，由他出任总理既讨好了段祺瑞，又能在安福国会顺利通过；其次，靳云鹏为人比较通情达理，不像徐树铮那样锋芒毕露，难以打交道；其三，靳云鹏与张作霖是儿女亲家，据说还与曹锟换过帖，可以缓冲一下皖系、直系之间的矛盾；其四，把靳云鹏由参战军督练改为内阁总理，实际上是武人从文，暗中削弱老段势力。

这徐阁老就是徐阁老，在官场摸爬滚打了几十年，这老狐狸都快成精了。

果然，靳云鹏为各方所接受，由此也开始筹建新内阁。靳云鹏的老家是孟子的故乡山东邹城，后迁到济宁，他生于1877年，家里兄弟姐妹共七人，靳云鹏为三兄弟之长，在他的帮助提携下，其胞弟靳云鹗也是北洋后期的风云人物，后面也将提到。

靳云鹏出身于一个普通农家，由于父亲早逝，家里主要靠寡母邱氏卖煎饼维持生计，因此靳家兄弟姐妹在小时候也常常沿街叫卖，做过小小货郎。甲午年后，袁世凯因编练新军而来到山东招兵，由于生活所迫，18岁的靳云鹏便自愿入伍，当时恰好成为了段祺瑞的手下一兵。

由于靳云鹏小时候念过两年私塾，粗识文字，在训练中又很卖力，因而很快从一千五百多名粗笨的大兵中脱颖而出，并引起了炮队统带段祺瑞的关注。数年后，靳云鹏便被段祺瑞推荐到随营武备学堂第1期学习，毕业后，时任随营学堂监督的段祺瑞将他留校担任教习，由此也成为了段祺瑞手下的主要干部，并列名“四大金刚”之首。

在做上内阁总理之后，靳云鹏和段祺瑞及其皖系的关系却有了非常微妙的变化。说到这里，各位看官可千万不要误会，以为靳云鹏做上了原先老段坐过的位置，便不知道自己的斤两，以为可以和老段平起平坐了……这完全不是这么回事情。

事实上，靳云鹏在老段的面前，仍旧是毕恭毕敬，还是像当年的那个大头兵一样，而老段也没有因为靳云鹏当上了总理就另眼相看，仍旧是像过去一样……把靳云鹏当小学生看待。

所谓的这个变化呢，主要是靳云鹏既然身为民国内阁总理兼陆军总长，那就不能仅仅着眼于皖系的利益，而是要考虑全局，要协调皖系、直系、奉系、西南军阀等各方面势力的关系，还要考虑国家的外交、财政、教育等等方面的问题，这就不能拘于派系立场，而是要坦诚布公的照顾好各方利益了。

但是，靳云鹏的做法引起了安福系政客的极大不满，他们认为靳云鹏这是胳膊肘往外拐，非但不为皖系谋福利，反而帮助其他派系说话，因此这些人就经常在老段的面前诋毁靳云鹏，并试图将他搞下来。老段是三任总理的人，他当然知道内阁总理不好做，对于靳云鹏的主政还是以支持为主，但这世界上小人太多，这说坏话的人多了，老段也不免对靳云鹏有所不满和怀疑了。

段祺瑞门下的“四大金刚”：靳云鹏、徐树铮、曲同丰、傅良佐，后面两个师弟能力差了点，也相对低调一点，但大师兄和二师兄的关系却是形同水火，一直便不和睦。徐树铮做事风格一向专断跋扈，不但皖系外的人憎恨他，皖系内喜欢他的人也找不到几个。但最奇怪的是，老段却对小徐信任有加，其他的倚重甚至超过了靳云鹏。

因此，靳云鹏和徐树铮的矛盾，不仅仅是个人风格的冲突，另外还有争宠之忧。靳云鹏与徐树铮的关系极坏，据说有一次徐树铮来到部里找段祺瑞汇报工作，正巧段祺瑞不在，于是徐树铮便沿着各办公室一一查看，到了靳云鹏的办公室后便在窗外窥视，被靳云鹏发现后一声不吭的走了。靳云鹏大怒，他追出来对着徐树铮的背影大骂道：“徐树铮你奶奶的×，你鬼鬼祟祟的想干什么？你来查谁啊？你管得着么？婊子的儿，整天价不干好事，出坏主意，你是人做的么？王八蛋！”徐树铮听见后，也没有回头便急匆匆的走了。

《北洋年代》 连载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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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靳云鹏组阁的时候，安福系提出了一个“三长一秘”的名单要求加入，所谓“三长一秘”，就是让安福系的曾毓隽出任国务院秘书长、李思浩出任财政总长、姚震出任司法总长、朱深出任交通总长，但靳云鹏在与其他派系协调后提出的阁员名单并没有完全满足安福系的要求，只是将曾毓隽和朱深延请入阁，李思浩和姚震未能当上总长。

由于受到多番牵制，原本7月份便该成立的靳云鹏内阁一直延宕，而原财政总长龚心湛原本代理一月，结果新内阁难产，只得先由靳云鹏以陆军总长的身份暂时代理。在这期间，徐树铮则在蒙古大展身手，不费一兵一卒便解决了蒙边问题。

这事说来其实也是徐树铮运气好，因为沙俄垮台后，苏俄新政权正忙于国内战事，根本没有精力来插手蒙古事务，倒是之前的一些原沙俄匪兵窜到蒙古边境，试图以蒙古为基地反抗苏俄，这使得蒙古王公感到受了威胁，这才主动要求取消自治，重新归化，而身为西北筹边使的徐树铮当然要抓住机会，立下不世之功勋。

1919年10月，在蒙古王公宣布取消自治后，徐树铮作为册封专制前往库伦收复。到了之后，原驻库伦的办事员陈毅（非后来之元帅陈毅）恭恭敬敬的前去迎接，不料反被小徐斥为多年毫无建树，把权力给全部夺下。

在蒙古的事情办好之后，徐树铮得意洋洋、风风光光的回到北京，难免有些恃功自傲，说话也没轻没重了。段祺瑞一向宠信小徐，这次又立下大功，当然不以为意，但在其他派系的人听来就十分刺耳了，他们非但对取消蒙古自治一事视而不见，反攻击参战军、西北军师出无名，要求取消。

这时，正是靳云鹏组阁的关键时候，在徐树铮和安福系的压力下，靳云鹏被迫退让，将李思浩安排为财政总长、朱深为司法总长、曾毓隽为交通总长。由此，靳云鹏内阁拖至1919年12月初才宣告正式成立。

安福系是满足了，但其他派系就不爽了，他们把矛头集中指向了安福系的幕后指使人徐树铮，并打出传统的旗号“清君侧”，表面是要求段祺瑞远离小人，实则是对整个皖系提出挑战。特别是在河南易督的问题上，直奉八省同盟更是明确表示对靳云鹏的支持，反对河南易督，反对安福系干涉国政。

此时的靳云鹏其实是最难过的。安福系不但一而再、再而三的攻击靳云鹏，而且还不断的运动段祺瑞对靳云鹏进行训斥。在受了这夹板气之后，靳云鹏觉得总理这个职位不是人做的，于是在5月初愤而提出辞职，内阁危机再次爆发。

由于安福系不断的倒阁，而直奉八省同盟则不断发表通电支持靳内阁、攻击安福系，当时谁也不敢出来组阁。此时的靳云鹏，再也不想卷入到两派的政治漩涡中，因而坚决不肯留任。在政治危机愈演愈烈的同时，直皖双方军人也是剑拔弩张，用武力解决的态势越来越明显，特别是吴佩孚率军北归之后。

在这种情况下，徐阁老也没有了办法，他最终只能电请张作霖、曹锟和江苏督军李纯来京调停，以解决当前的危机问题。李纯和曹锟不想趟这浑水，一个称病不到，另一个借口“直军回防、无法分身”加以推脱，唯独张作霖感觉还不错，他在接到电报后便欣然入京，充当调和人。

张作霖这个人很有意思，他原本是土匪出身，居然在清末民初的乱世异军突起，亦可为乱世之英雄也。你别看张作霖身材瘦小、北人南相，脸上总是露出一丝狡黠的笑容，但他的心胸、他的志气……大着呢！

张作霖是善于笼络部属的，他也常利用子女联姻来发展自己的势力，这一招一式，骨子里都有袁世凯的味道……袁世凯是正路子的枭雄，张作霖是野路子的枭雄，那都是精于计算、善于权谋，谁让袁世凯是张作霖最崇拜的偶像呢？

关外辽阔的东三省，无论如何都不能算小，但这并不能满足张作霖的雄心壮志，他有事没事都竖着耳朵、眯起小眼关注着关内的一举一动，这种“身在关外心在内”的问鼎之心和染指之意，其中的乐趣恐怕只有张大帅才能体会与品尝。

机会说来就来，这不，大总统有请，那还能错过这大展身手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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