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云百年——中国1908-2008----剑气豪情

宝宝寒

　　太激动了，扯远了，言归正传。
　　国民政府在武汉稍作停留后，11月20日，宣布迁都重庆（当时隶属四川），四川本是刘湘的地盘，要搁以前，蒋介石想在四川驻军是件天大的难事，可在民族危亡时刻，刘湘力主抗战，派兵出川、出钱出粮，还主动上书请中央政府迁都重庆。可惜的是，刘湘在38年1月即告病逝，临终遗嘱，“抗战到底，始终不渝，即敌军一日不退出国境，川军则一日誓不还乡！”刘湘这一遗嘱，很长一段时间里在前线川军升旗时，官兵必同声诵读一遍，以示抗战到底的决心。迁都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尤其迁的如此的仓促，大车小量混乱不堪，是可以想见的。可就在国民政府为了淞沪会战、太原会战、南京保卫战和迁都忙的焦头烂额、狼狈不堪之际，他们却同时做了一件一点也不紧急，于抗战也无实质帮助的事情——高校内迁。
　　说教育是强国之本、是立国之基石，恐怕没有人会反对，但因为教育是“百年大计”，不能马上见成果的，所以在实际运作中，教育的重要性就常常被一些眼前的纷扰所取代。可这次，虽然有太多的现实问题需要解决，可教育却没有被忽视和漠视。
　　从“五四”运动起，中国的高校从来都是反日运动的发源地，这次“七七事变”爆发后，平津沦陷，高校的老师中有些人为伪政权做事，成为了汉奸，但更多的老师和学生们在政府的领导与资助下，踏上了南迁之路。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先迁至湖南长沙，组成长沙临时大学，同年10月25日开学。1938年4月又西迁昆明，改称国立西南联合大学，与此同时，还有十多所高校迁至云南。
　　高校内迁中，迁徙路途最远的学校是北大、清华和南开，先从平津绕路辗转到长沙，接着分兵两路，一路走海路到河内再转到昆明，另一路靠两条腿走到昆明，1670公里啊。最为幸运的是原来在南京的中央大学，它随中央政府一步到位迁到了重庆，最为不幸的是广东文理学院，抗战八年里它迁校八次之多，可谓颠沛流离。
　　10多万学生来到了大后方，要吃饭、要住宿，要有课堂，要请老师，这些都需要钱啊，教育这玩意是只有投入看不到产出的，这时连打仗的钱都筹不齐，教育的困境当然就可想而知了。当时最挠头的可算是教育部长陈立夫了，怎么才能把这些学校办下去呢？最后他想出了一个“贷金”的方法，就是由学生们写借条，从政府借学费，财政部那边看着这些借条感觉还好点，毕竟不是送而是借，将来是要还的嘛，所以也就借来了一些钱。学生毕业的时候，毕业文凭后面都要写上欠政府多少多少钱，有些人最后也没还钱，还了的也等于没还，因为后来中国发生了惊世骇俗的通货膨胀，买袋米需要骑自行车驮着钱去，所以随便抽出几张就把政府的钱还上了，这是后话，暂且不提。
　　下面我们以最著名的西南联大为例，来讲述战火中的朗朗读书声。
　　后来成为西南联合大学云南校友会副会长的周锦荪回忆说：当年他考上西南联大物理系时，校门简陋得不堪入目——一块油漆的长条木板横架在麻条石堆砌的两个石柱上，上写几个大字：“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就是这样一所学校已然是当时国内最强、最大的大学了。上课的教室是用铁皮棚的顶，逢到下雨，噼里啪啦的，老师的声音就盖不住雨声，于是大家干脆“下课赏雨”。住宿条件就更差了，土坯的围墙，茅草的顶，赶上下雨，那就只能“茅屋为秋风所破”了。吃的就更差了，每天两顿饭，上午十点吃稀饭，下午四点有用劣质米做成的米饭。战争时期，物价飞涨，供应严重不足，可即便如此，没有哪位同学因为穷困而辍学。
　　国家危亡时刻，莘莘学子们表现出了空前的学习热情，大学教室里不够，大家都是谁有课谁用，而且那里只有椅子没桌子，书本都没地方摊，大家就只好去抢图书馆的座位上晚自习，可图书馆的座位只有学生总数的十分之一，这哪够啊，学生们就想了个好招，去茶馆，5分钱要壶茶，可以一直喝到关门，关键是有桌子可以学习，茶馆的老板最头疼这帮学生了，他们占着座位不走，你就没法招呼其他客人，可大部分老板还是非常理解这群学生的，根本也不忍心哄他们走，更有甚者，专门针对这群本就无心喝茶的穷学生推出了“3分钱喝白开水”的服务。
　　学生穷，老师也一样，抗战开始后，大家薪水长了六七倍，物价长了405倍，所以别管是吴大猷、周培源、梁思成、费孝通、华罗庚还是朱自清、冯友兰、陈寅恪、沈从文、闻一多、钱钟书、林徽因、吴晗，就俩字——没钱。所以教授们在教书之余也就顾不得师道尊严了，费孝通在街上卖过大碗茶，吴大猷在菜市场捡过牛骨头，一名乞丐在大街追逐朱自清乞讨，朱自清被纠缠不过，便回头道：“别跟我要钱，我是教授！”那位乞丐听到这句话，扭头就走了。

宝宝寒

　　生活差也就差了，到了后期，鬼子飞机还越来越频繁的来轰炸了，就这也没挡住我们的大学继续开课，飞机来了，我就躲，你走了，我继续学习。
　　当时以梁漱溟为首的一些人士认为，大难临头，我们的教育应该打破平时的教育体制，以适应战时需要。而以胡适、傅斯年为首的另一群人则认为教育乃百年大计，不应受战争影响，两下里都是精英人物，且理由充分，一时间互不相让，争论不休。直到蒋介石出来说了一段绕口令，才平息了这场争论，蒋说：
　　我这几年常说：平时要当战时看，战时要当平时看……我们过去因为不能把平时当战时看，所以现在很多人也不能把战时当平时看……
　　从此，中国树立了“一面抗战、一面建国”的教育方针。在战火纷飞、朝不保夕之际，政府的努力是值得赞赏的，战前共有大专以上学校108所，七七之后内迁52所，迁入租界25所（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才停课），另有14所本来就在后方，只有17所停办，这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成绩。在物质极端匮乏的时期，政府为10万学子提供了免费食宿，并设法为学生解决了学费问题，为学生们提供了一处并不优雅完善却又是那么生机盎然的学术净土，西南联大师生也不负所托，他们中走出了邓稼先等8位“两弹一星”元勋，黄昆等4位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154个科学院院士，12个工程院院士，另外还有费孝通、宋平、彭佩云、王汉斌等成为了国家领导人，除了这些自然科学家外，钱钟书、闻一多、朱自清等人文学者也为我们留下了许多宝贵的精神财富。还有两个学生需要特别提一下，一个叫杨振宁一个叫李政道，他们俩人联手获得了1957年的诺贝尔奖，只不过获奖时他们已经是美国人了。
　　在本节的最后，让我们为中国的教育事业做出了卓越贡献，却无福享受丰硕成果的国民政府鼓掌致意吧。

宝宝寒

　　第四十章 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早淞沪会战正在进行中，中央政府就认命了桂军统帅、大将李宗仁为第五战区司令长官，驻节徐州，掌北至济南黄河南岸，南到浦口长江北岸广大地区的军政事务，最主要的是指挥津浦路的防御作战。津浦路是现在京沪铁路的一部分，当时只从天津修到了长江北岸的浦口。此路是当时中国南北交通的一条大动脉，如今日本人北据平津，南陷宁沪，将津浦路起始点牢牢掌控，徐州已如悬卵，危在旦夕。
　　李宗仁手下皆为隶属地方军阀的“杂牌军”，这些部队的装备补给多为自给自足，极少有中央的支持。李宗仁在回忆录中说是中央没有把地方部队和中央军一视同仁，否则战力会有很大提高，要我说这话也不十分有理，中央确实少有补给，你们也没怎么给中央交税不是，大家扯平谁也别说谁了，这么多年内战就当军事演习，大家把劲用在正经地方吧。
　　平津、山西、宁沪，中国已是接连三败，古语云：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何况是一败再败呢，另外一个问题，这些“杂牌军”以前存在的价值就是和中央军对抗，所以这时候他们也难免打小鼓，这玩意儿要是拼光了，那么不是被缩编就是被取消番号，那以后可怎么办？要说蒋介石没有一石二鸟之心，恐怕也没有充足的证据。所以在装备低劣的同时，李宗仁还不得不面对士气不振的问题。可从战略上讲，津浦路为战略要塞，第五战区虽被敌人南北两路夹击处境危急，但正好说明它可同时牵制南北两路之敌，以围魏救赵之势，缓解敌人西进的压力，所以第五战区不光不能不战而退，还必须尽可能的拖住日军西进的脚步，为后方布防赢得时间。
　　我们知道地方军阀中，最能打的是湘军、桂军，最窝囊的就是东北军，自九一八后，曾经强大的东北军一年不如一年，打强大的日本是输，打弱小的红军也赢不了，其实说打是抬举他们，他们根本就没怎么打，及至张学良被中央软禁，这支部队连这一条本就不够坚强的脊梁骨也被抽去了，而现在李宗仁手下七个军中，只有一个军的桂军，就是31军，却有两个由东北军整编而来的军，分别是51军和57军。好在蒋介石承诺了所有撤到江北的部队都由李宗仁统辖，稍微补充了一下兵员的不足。
　　李宗仁将其最精锐的31军布置在南面滁州、明光一线，以51军辅之，以阻敌人北进。北面交给了第三集团军司令、山东省主席韩复榘，此人长期据守山东，是山东的军政一把手，下辖12军、55军，是李宗仁手下除31军外，最强的军事力量。
　　1937年12月23日，在攻陷南京十天后，日军开始从青城、济阳间南渡过黄河，杀将过来，韩复榘违抗军令、放弃黄河天险，不战而退，27日、31日、来年1月5日，济南、泰安、济宁相继陷落，转瞬间山东大部失守。韩复榘虽然早就归顺了中央政府，但他在山东是个土皇帝，实际处于半独立状态，要说搁以前，各路诸侯还动不动和你中央干仗呢，不听中央号令那还不是常有的事吗？所以不听你李宗仁的调遣，那就更算不得什么了。李宗仁还真就拿他没办法，只得命令韩部沿津浦路后撤，沿路布防，以阻日军南下。可人家韩将军连这个命令也没听，带着他手下两个军撤到鲁西去了，以至津浦路门户大开，日军顷刻南袭，幸亏其他部队拼死补防，才暂时阻住来犯之敌。
　　

宝宝寒

　　韩复榘此次学了张学良，原因也不外乎是保存实力，恐怕被蒋介石借刀杀人给削了藩，可你小子也不想想，这是1938年了，连红军都归顺了中央政府开赴抗日前线了，自全面抗战以来，还没有哪路诸侯为了保存实力，而擅离守地的呢。1938年1月11日，蒋介石以在归德召开军事会议为由，当着第一、五战区80多师以上军官的面，逮捕了韩复榘，当即押送武汉，24日将其处决。
　　有人可能会为韩复榘鸣不平，之前、之后都有逃跑的将军，怎么就韩复榘倒霉呢？要我说活该他倒霉，值此新败之际，第五战区乃至全国军心都有动摇，蒋介石一清二楚，此次抓韩复榘一个典型杀一儆百，可谓快刀乱麻，直点要穴，就算拿韩复榘祭旗了吧。地方将领原来可能还有些患得患失，但有了韩复榘的前车之鉴，即使算得失，也是抗战更划算，何况俱是男儿身，都有报国志，自是同仇敌忾，日军竟然被阻在了鲁南，不得南下。与此同时31军会同51军在南线也打出了高水平，在59军协助下阻敌于淮河以南。
　　日本人此时需要的是秋风扫落叶般的痛快淋漓，一是他认为速决是必然的结果，二是日本的国力确实不允许他进行如此大规模的长时间异域作战。所以他的强中之强板垣师团又出动了，与矶谷师团两路并进直取临沂。李宗仁分兵作战，手头只剩下庞炳勋的第三军团，虽然号称军团但实际只有五个满员的步兵团而已，这支队伍原隶属西北军，我们大家都知道，西北军是各路地方部队中装备最差的，庞炳勋部在西北军中排位也不靠前，属于杂牌中的杂牌，不过这庞炳勋可算是军界老油条了，内战时期就善于避重就轻，保存实力，因此大家大都不愿与其为伍，恐怕被他出卖。当然西北军除了装备差外还有一个共性，就是官兵一致同甘共苦，因此上战场后，大家生死与共，这点上和中共军队很是相像。李宗仁此时万般无奈，只得用这支杂牌中的杂牌去对抗日军王牌中的王牌了。

宝宝寒

　　板垣师团何等气势，要知道林彪以十倍于敌的兵力伏击其辎重部队还要打一天的时间，现如今的板垣师团作为甲种师团已经扩编至3万之众，再加上附属炮兵一团，骑兵一旅，风头正劲，大有横扫千军之势，而守城的只有五个团5千余人的羸弱之师，再摊上一个老油条庞炳勋指挥，结果似乎不言自明。然而战斗打响后，庞炳勋部表现出了令人动容的勇敢与顽强，依仗城防工事，如钉子般钉在了临沂，可死可伤就是不退，数日内敌不能越雷池一步。可人少、武备差，单靠勇猛是不能解决问题的，饶是庞部英勇，却也至多是混个全部阵亡，临沂还是要丢的，临沂一丢，板垣师团将与矶谷师团在台儿庄会师，再下面就是李宗仁坐镇的徐州大本营了。为保徐州，则临沂断不可失。
　　这时隶属第一战区的59军奉命驰援第五战区，这可是一支生力军啊，59军军长是张自忠，就是“七七事变”前去日本访问，大谈中日友好，“七七事变”中主张忍耐退让，“七七事变”后代理已经沦陷的北平市长，与日军交涉的那位老哥。此人后来辞去所兼所有职务回到南京，南京杀声一片，一个汉奸还有脸回来吗？若非李宗仁说情，即使不军法处置，也不可能再给他一个继续统兵的机会了。
　　张自忠虽非李宗仁嫡系也非他属下，但因为之前有恩于他，所以指派起来也会心安理得，而张自忠知恩图报，对李宗仁自然也言听计从。要说张自忠还真不是汉奸，不光不是，他还是一个光明磊落的汉子，事变前事变后他做的事，不过是奉命履职，而事变中他主张隐忍，只不过是没有看清日本人的本质而已，其实和汉奸都没什么关系。
　　李宗仁先安排他去淮河北岸助防，但南路敌人很快退去，而临沂却已经火烧眉毛了。李宗仁手头就59军一个机动部队，可张自忠和庞炳勋素有仇怨，原来庞炳勋和张自忠都出身自西北军，中原大战那会儿，庞炳勋阵前倒戈，反戈一击，差点要了张自忠的命，二人的梁子就算结下了，张自忠为人性格极其刚烈，最瞧不起的就是不忠不义之人，杀他的心都有，怎么可能去救他呢。李宗仁怕张自忠不接受命令，亲自召见张自忠，跟他说：“……以前是内战，不论谁是谁非，都是为不名誉的私怨私仇。庞炳勋现在前方浴血抗战，乃属雪国耻、报过仇，我希望你以国家为重，受点委屈，捐弃个人前嫌。我今命令你即率所部，在临沂作战。你务要绝对服从庞军团长指挥。切勿迟疑，贻误戎机。”没想到张自忠不加思索，回应道：“绝对服从命令”。
　　张自忠高义，却被全天下的人认为是汉奸，这是张自忠无论如何不能接受的，这个刚烈的山东汉子，在他重获兵权那一刻起，就一直憧憬着用马革裹尸的壮烈来洗涮汉奸的耻辱。俗语道，一将舍命、万夫难敌，有张自忠这样不怕死的主将，他的部下自然凶猛异常，何况凶猛本就是西北军的特色。
　　临沂的庞炳勋已经招架不住，但却宁死不肯退后，幸亏张自忠拍马杀到，一下将日军逼退，解了临沂之围。庞炳勋根本想不到张自忠可以拼死救自己，张自忠更想不到，这个不忠不义的卑劣小人，竟然可以为了国家至生死于度外，二人遂冰释前嫌成莫逆之交。
　　在板垣师团临沂受阻的同时，矶谷师团也在全力南下。此时李宗仁的第二路援军22集团军终于赶到了战场，22集团军是川军，对，就是那个高喊“敌军一日不退出国境，川军则一日誓不还乡”的川军，集团军总司令是邓锡侯。川军的枪多为土造，打不远打不准不说，还经常打不响，不过抗日热情很高，就被派往第二战区，川军刚到山西，太原就失守了，立足未稳的川军被日军冲了个七零八落，败退下来。川军千里行军，粮草补给不足，阎锡山也未及时给予帮助，人穷志短的川军就擅自打开了晋军的军械库，自己给自己补给，然后就强买强卖祸害百姓，军纪十分不堪，咱们老电影里国民党败兵什么样，估计川军就什么样。阎锡山急了，抗日无方扰民有术啊，滚蛋，第二战区不要你们了。那怎么办，中央赶快和第一战区程潜商量，把川军补给你们吧，程潜说拉倒吧，我可伺候不了他们。蒋介石一看，这么个玩意搁哪都没人要，让他们回四川吧，别在外边丢人了。这时，李宗仁的老搭档，时任副参谋总长白崇禧给拦了下来，别介啊，我问问第五战区要不要，和李宗仁一说，李宗仁煞是高兴，正缺人手呢，快让他们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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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这样，没人待见的川军来到了鲁南前线，其41军122师奉命死守滕县，以师长王铭章以下全师阵亡的代价阻敌三日，虽最终失守，却为战区赢得了宝贵的时间，汤恩伯的二十集团军、孙连仲的第二集团军，奉命由第一战区的河南来援，终于赶在矶谷师团之前到达。
　　板垣师团被庞炳勋和张自忠死死的钉在了临沂，南路敌军亦被31军和51军挡住，矶谷一看这是机会啊，该着我立功，遂不等其他部队过来汇合，孤军深入，直扑台儿庄，3月24日，与已经完成布防的孙连仲第二集团军交上了火。孙连仲部原属西北军，装备落后，又刚打完太原战役，减员严重，尚未得到补充，此时挂着集团军的名字，却只有三个师的人马，而敌人三四万之众，拥有绝对优势的坦克火炮和机枪，加之空中支援，火力之猛匪夷所思，李宗仁回忆录中说每日有六七千发炮弹落在孙部阵地上，孙连仲在顽强抵抗三昼夜后，被迫放弃全部外围工事，请求撤退，然李宗仁严令誓死抵抗绝不放弃台儿庄，孙连仲于是率减员过半的第二集团军从27日起，在台儿庄与日军展开了残酷的巷战，这一打就打到了4月3日，台儿庄三分之二已落入敌手，孙连仲给李宗仁打来电话说：“报告长官，第二集团军已伤亡十分之七，敌人火力太强，共识过猛，我们也把敌人消耗的差不多了。能否请长官答应暂时撤退到运河南岸，好让第二集团军留点种子，也是长官的大恩大德”。
　　孙连仲不是孬种，他的表现已经足够对得起军人称号了，可李宗仁此时已命汤恩伯部实施反包抄，第三集团军、59军、31军和51军在南北两线浴血奋战才创造了这么一个绝好的全歼对手的机会，如果此时退却则功亏一篑、前功尽弃，于是对孙连仲说：“敌我在台儿庄已血战一周，胜负之数决定于最后五分钟。援军明日中午可到，我本人也将于明晨到台儿庄督战。你务必守至明天拂晓，如违军令，军法处置”。孙连仲看到长官态度坚决，说道：“好吧，长官，我绝对服从命令，整个集团军打完为止”。
　　此时31师师长池峰城师长再次向孙连仲请求撤退，孙连仲厉声说道：“士兵打完了你就填进去，你填过了我来填，谁胆敢言退，杀无赦。”。池峰城见长官已下决死之心，当下再不言退，继续与敌死战至夜色降临，日军停止了进攻。池峰城即命176团三营营长仵德厚率部夜袭日军。仵德厚受命后，当即挑出40名精壮青年组成敢死队，每人除身背原有装备的4枚手榴弹外，还身背大刀，步枪上刺刀，胸前再佩挂一袋4枚手榴弹。除轻机枪手外，每战斗小组再肩扛一箱手榴弹率先杀入敌阵。
　　连日苦战，中国军队精疲力竭，日军也一样是人生父母养的，他也累的够呛，本来想晚上休息一下，来日再战，哪成想中国军队竟然还有能力在如此疲惫和减员的情况下趁夜实施反突袭。仵德厚率敢死队在前，其余人等，只要能拿的动枪的都跟着上，双方一直激战到清晨，汤恩伯大军终于赶到，李宗仁率其他援军一起杀入，战场形势逆转，最后矶谷率万余人突围逃出，台儿庄中国军队获得全胜，这是抗战以来，中国军队第一次战役规模的大捷。
　　台儿庄之胜极大的振奋了国人的抗战热情，但不可否认，台儿庄之胜不是实力使然，中国军队令人瞠目的献身精神和矶谷师团的轻率冒进，促成了这次的胜利，但这样的成功在没有实力保障的前提下，是很难继续复制的。可中国的统帅部显然对胜利的偶然性因素认识不足，再次大规模调动军队，前后60万人投入到了徐州战场，摆出了一副与日军战略决战的架势。徐州周围为开阔的平原地带，无险可据，敌人的飞机、坦克、大炮的重型武器可以尽情的施展，徐州决战可以说正中了渴望速战速决的日军下怀，他们也迅速增兵徐州战场，30万部队依靠绝对优势的机械化运输能力，对两倍于他的中国军队实施包围。战至5月中旬，中国军队开始向西退入第一战区，坚持了五个月的徐州会战结束。继淞沪所在的第三战区和太原所在的第二战区后，第五战区又全部沦于敌手。与淞沪会战不同的是，这次的撤退命令下的早，且进行了一定的组织和协调，利用敌人彻底合拢之前的缝隙，多数部队都得以成功突围。
　　就在徐州会战以失败告终的时候，远在陕北的毛泽东写了一篇文章——《论持久战》，其中很多观点和蒋百里惊人的一致。《论持久战》虽然成文较晚，但相比于将观点支离破碎的散布于多部著作中的蒋百里，毛泽东的论述更系统更有针对性。不过因为这是一篇讲话稿，可能是为了照顾听众的理解能力，略显罗嗦。尤其是对子虚乌有的“速胜论”的批驳，作为论文的话就会显的多余。
　　就对中国抗战的积极作用来说，毛蒋各有不同，蒋百里作为蒋介石的高级幕僚，他的观点对于蒋介石的影响肯定存在，只是尚无证据证明影响有多大。毛在1936年7月16日接受美国记者斯诺的采访记录中，就提出了相关的观点，但在抗战开始之前受众极其有限，作用可忽略不计，而借《论持久战》高调反击“必亡论”却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因为这时候有一群人成立了一个“低调俱乐部”。

宝宝寒

　　“淞沪会战”后一群党国精英，诸如周佛海、顾祝同、熊式辉、梅思平、陶希圣、胡适、高宗武等人认为，现在大家都在喊抗日，一个比一个喊的高调，喊打喊杀的，和平反倒没人敢提了，可是以中国的国力与日本正面对抗的后果是必败无疑，而这样的失败将使中国亡国灭种，所以他们主张和平救国，为了区别高调主战派，他们自称“低调俱乐部”。其中这个周佛海是中共一大代表，联俄联共那会儿，他和许多中共领导人一起加入了国民党，只不过后来别人退出了，他却一直留了下来。
　　我是坚决反对以政治观点来作为爱国与否的标准的，政治观点也不能成为判定一个人道德高尚与否的标准。在抗战这个问题上，不论是“主战”还是“主和”，只要是以国家民族利益为出发点考虑问题，我们都应该承认他们是爱国的，并且不论之后他们的观点被证明是对是错，都不影响我们对其道德判定。“主和派”的观点并非没有道理，比如汪精卫，他因为身份的关系，并不参加“低调俱乐部”的活动，可他的诸多思想却在“低调俱乐部”赢得了广泛共识，之前汪精卫在解释为什么签订《塘沽协定》时，说过这么一段话：“以前人们批评政府不抵抗而丢失了领土，现在我们进行了抵抗，结果却丢失了更多的领土……”，这话放到37年38年似乎更加贴切了，反正你“主战派”也不用亲自上战场，喊口号动员别人上，自己躲在后方唱高调，如果明摆着打不赢还要打，无非是更多平民百姓家的孩子殒命沙场，更多的人们流离失所，国家主权进一步丧失，人民生活进一步困窘。如果我们韬光养晦，用部分的让步换取暂时的和平，积蓄力量，以图反攻，岂不比现在拼完了老本强。“低调俱乐部”这些人都是党国大员，前方打的再激烈他们也不用上战场的，所以他们的“主和”与贪生怕死无关。
　　这里先表明一下本人的观点，我不会因为周佛海他们成立了“低调俱乐部”而骂他们是汉奸卖国贼，但我是坚定的“主战”派，因为战与不战，除了关乎利益，更关乎尊严。但大家记住，“我”是一个小人物，我只代表“我”，可对于国家领袖而言，战与不战，除了关乎利益和尊严，还关乎芸芸众生的性命。所以，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国家领袖，他决不能意气用事，如果能够换得国家利益和民族尊严，那么无论做出多大的牺牲都是值得的。但是，在做出巨大牺牲后，得到的却是国土的完全沦丧和主权的彻底丢失，他就将成为千古罪人。
　　一年的时间，几场惊天动地的大败仗，一半国土沦于敌手，几十万将士血洒疆场，是“战”还是“和”，问题摆在了两派领袖蒋介石和汪精卫面前，也摆在了所有人的面前。
　　这时候，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出来了，这是一篇号召大家抗战到底的檄文，却没有去喊空洞的口号，而是耐心、细致的分析了中日两国的优劣以及国际社会可能进行的干预，并用比较缜密的逻辑推理，预言随着抗战的进行，优劣将此消彼长，胜利的天平将最终倒向中国。总结起来就一句话：坚持到底，耗死日本。动辄“战至一兵一卒”是悲壮的，但也是绝望的，而《论持久战》让人们看到的是生的希望，对于“主战”派绝对是一个鼓舞，对于“主和”派也是一个很好的争取和瓦解。持久抗战的思想在国民党决策层本来就有，但之前没人系统的进行过阐述，当“主战”派大员白崇禧看了《论持久战》后深以为然，并推荐给了蒋介石，得到了蒋介石的赞赏，至此，国民党“主战”派和共产党在抗战的战略层面达成了共识，之后白崇禧总结了两句话“积小胜为大胜，以空间换时间”，由军事委员会通令全国，作为抗日战争中的战略指导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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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屋建瓴的战略问题，我们就讲到这里，下面继续讲现实的战斗。
　　徐州会战的末期，土肥原贤二率领日本第十四师团在董口—武集—旧城一线强渡黄河成功，其目的是防止第一战区继续增援第五战区的徐州会战。就这么个日本二流师团，5月10日攻陷郓城，14日攻陷菏泽，后从鲁西直接杀入豫东，威胁兰封（后于考城合并为现在的兰考），打的势如破竹。
　　你才不到两万人，没有接应没有后援没有补给，竟然敢孤军深入我中原腹地，犯兵家大忌，这种完全不把中国军队放在眼里的行径气的中国统帅部咬牙切齿，调集6个军15万人兜开了一个大网，将日本第14师团包围其中，誓要全歼这股猖狂的敌人。
　　可兰封守将27军军长桂永清擅自后撤，命令前来救援的71军88师262旅坚守兰封，88师本是一支英雄部队，就是咱们前面提到的孙元良的部队，现在的师长叫龙慕韩，262旅由他亲自指挥，因在之前的战斗中已经付出了很大牺牲，此时不足一旅之众，万难守住兰封，意气用事的龙慕韩竟违抗军令，拒不进城驻守，将兰封拱手让出，致使陇海线为敌截断，土肥原得以在兰封坚守待援。第一兵团总司令薛岳震怒，上书武汉统帅部，要求严惩贪生怕死的桂永清。
　　25日，蒋介石电令：此次兰封会战关系整个抗日战局，务须于26日拂晓前将兰封、三义寨、兰封口、陈留口、曲兴集、罗王寨地区间之敌歼灭。如有畏缩不前、攻击不力者，按律严惩。
　　至28日，土肥原只剩下曲兴集、三义寨少数据点，曾经打开的黄河通路再次被切断，14师团已陷入了穷途末路。此时，日16师团奉命西进全力营救土肥原。第一战区司令长官程潜电令商丘守将8军军长黄杰：务须死守商丘，在14师团被歼前，不得放弃。黄杰手下不足三个师，面对敌一个师团，失败是必然的，但你要是有滕县王铭章、台儿庄孙连仲的勇气与决心，守上一周当不成问题，可黄军长丝毫没有准备与商丘共存亡，下令弃城而逃，使敌人东路援军16师团轻松突破商丘防线，直逼兰封。30日，日军混成第4旅团由贯台渡过黄河， 31日，为避免被敌人反包围，中国统帅部下令全线撤退。兰封会战遂成“千古笑柄”。
　　此战过后，桂永清、黄杰被革职，27和8军番号被取消，龙慕韩被军事法庭判处死刑在武汉处决。
　　1938年6月1日，在武昌召开了紧急军事会议，与会者皆为国民政府高级将领，蒋介石主持会议。大家心里都明白，日军已兵临开封城下，开封的沦陷不可避免，紧接着郑州必失，则陇海与平汉两条大动脉将全部为日军切断。而部队因为在外线连续打了徐州和兰封会战，致使武汉的防卫空虚，日军则可依托平汉线由北向南，依托长江水路由东向西，两下夹袭武汉，武汉危在旦夕。
　　国民政府迁都时，曾在武汉中转，现在政府机关大部和军事统帅部都还在武汉，武汉实际上成为当时全国军事、政治、经济的中心，武汉如果弃守，这么多机关和工厂来不及内迁。再者，整个湖北地区山地约占全省总面积55.5％，丘陵和岗地占24.5％，平原湖区加一起才有20％，全省西、北、东三面被武陵山、巫山、大巴山、武当山、桐柏山、大别山、幕阜山、大洪山等山地环绕，还有一条长江横跨其中，这和无险可据的上海、徐州区别很大，从军事上考虑也不能轻易弃守一个易守难攻的军事要冲，放弃一个消耗敌人有生力量的机会。
　　这时，一份被命名为“K作战”的御敌计划摆在了诸位军事大员面前 ——决开黄河大堤，放黄河水水淹敌军，并以黄泛区的淤泥沼泽阻敌南顾，这样我们就可专心对付东来之敌。稍有常识的人都知道，黄河为地上悬河，最高处水面高过堤外农田3-4米，如果决堤，必然玉石俱焚、生灵涂炭。所有人都很紧张，因为不论是赞成还是反对，他们都有可能成为千古罪人。有人问：如果决堤仍不能阻敌，那又当如何。蒋介石反问道：公有万全之策吗？没有人回应，最终，“K作战”全票通过。
　　

宝宝寒

　　最先定下的决堤所在是在开封以西几十里的赵口，6月3日凌晨就开始了，当初设想赵口的原因是在此处挖开阻敌进攻效果最佳，但这是一个看地图得出的结论，根本没时间进行实地考察，事实上赵口河堤异常坚固，人称金堤，且大堤坡度很缓，以至于越往下挖，河堤越宽，工程进展十分缓慢。6月4日下午，日14师团突破开封外围防线，并于当晚继续猛攻开封。6月5日开封守军撤退，6日日军进城，7日占领中牟县城。赵口属于中牟县，在中牟县城的正北面。此时赵口已经被扒开了一个小口，但水流太小了，根本无法起到阻敌效果。无奈之下，指示新八师在赵口以西的花园口再开一个工地，与赵口同时挖掘，这已经是和日军赛跑了，直接指挥决堤的是新八师参谋熊先煜，此人是佟麟阁将军的三女婿，虽然远没有他岳父那么尽人皆知，但这辈子也干过两件大事，一是38年2月，指挥炸毁黄河大桥，二是38年6月，指挥花园口决堤，熊先煜有记日记的习惯，他的日记成为后人研究这段历史非常重要的史料。
　　6月9日清晨，花园口决堤成功，然而费了这么大劲，下了这么大的决心，出水量也仅比赵口多一点，此时正是黄河枯水期之末、汛期之始，河水没流多远就成了涓涓细流，权当浇地了。
　　同日，土肥原下达了总攻击令，48小时内拿下郑州，情势异常危急，蒋介石焦急万分，他已经将全部希望寄托在水淹七军上，如果失败，则郑州危矣、武汉危矣。也不知道这算天公作美还是天公作恶，10日，天降暴雨，决口处水流如注，到11日，因为洪水的冲击，花园口最大时形成了1460米的巨大缺口，赵口也被冲开，黄河因为这两处人工决堤而改道了，一时间巨浪滔天，向豫东南滚滚而下。当决堤成功的密电传摆到蒋介石面前时，蒋介石并未面露喜色，他知道这意味着什么。
　　这次水攻计划取得了完全的成功：
　　1.        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编写的《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中写到：“……29日，方面军在徐州举行联合追悼大会。仅第二军死于洪水人数便达到7452名之多”。
　　2.        日军被迫放弃从平汉路进攻武汉的计划，给武汉保卫战赢得了准备时间。
　　3.        整个黄泛区沼泽一片，无道路、无给养，形成天然屏障，使日军迟迟不能打通大陆交通线。
　　4.        使本来已经必然要沦陷的中原地区，又坚守了6年，河南为平原大省，耕地面积极大，如若该省在抗战初期即落入敌手，将大大增大我消耗敌人的难度。
　　 “单纯从军事角度讲，花园口决堤，乃是我国处于经济、军事、科学、工业全面落后的情况下，面对强敌不得不采取的‘断臂图存’之举，事关国家危亡，华胄存续……”（熊先煜语），可这个“断臂图存”代价实在太大，那是数十万无辜百姓丧生（有说89万的）、上千万人民流离失所啊。
　　决堤事件发生后，中国对外宣称，日本人用飞机炸开我花园口大堤，造成我无辜平民重大伤亡，号召全国人民同仇敌忾，全国所有媒体都纷纷指责日军暴行。日本人也不愿意吃这个哑巴亏，一口咬定是你中国人自己扒开的大堤。
　　对这件事的评价，我很纠结。把我搁到当时的中国去投票的话，只要这次行动不会危及我的至爱亲人我会投赞成票。有人说，你说这话除了证明你很自私还能说明什么呢？我想，除了证明我的自私，还表达了我对此事的观点——中国统帅部的决定是正确的。

宝宝寒

　　日军被挡在了黄泛区外，华北方面的驻军不得不转道徐州，再南下蚌埠，然后才能攻击武汉，这个短暂的停顿，为国民政府收拢部队、布置防务赢得了宝贵的时间，但也仅仅是时间而已，中日强弱悬殊的态势依旧，不久，挟连胜之势，日本卷土重来。
　　就在徐州会战刚刚结束的时候，日本就命令所有驻中国陆军全部停止回国，并在国内积极征兵支援中国战场，其目的就是攻取中南重镇武汉，为此，日本“陆军为汉口作战倾注了全力，没有应变之余力”。日本这次把能够派上场的海陆空所有军事力量都派了出来，本土仅留了一个近卫师团，也随时准备增援武汉大战。
　　日本的想法无所谓狂妄，完全合情合理，一个本就孱弱不堪，内斗不止的国度，在经过了九一八、一二八、长城抗战、七七事变、淞沪会战、太原会战、南京保卫战、徐州会战和兰封会战等一系列惨败后，特别是兰封会战的耻辱性溃逃后，可以认为中国的战争基础和作战意志已被摧毁，只需挟全日本之力，给予国民政府最后的致命的一击，使中国彻底失去举起武器的能力，则可结束在中国的战争。
　　“七七事变”时，几乎所有的人都在高呼“抗日到底”，可如今一败再败下，越来越多的人对抵抗失去了信心，对蒋介石的强硬立场产生怀疑，汪精卫就是其中最重要的人物，某次汪精卫问冯玉祥，大家都呼“抗战到底”，这个“底”在何处？冯说打到“日本无条件投降”便是底。在被别人打的满地找牙几无还手之力之际，仍然能说此“大话”，实属痴人说梦，在汪精卫看来，“这简直是一个丘八的狂妄无知”。当我第一次看到这个记载时，一下就热血沸腾起来，真的很佩服冯玉祥，他也许不是一个合格的政治家，也称不得军事家，甚至不断倒戈让人对他的军人操守都产生怀疑，但因为他在抗战中的坚定立场，他可以告诉那些懦弱的人们——我是一个合格的男人。
　　李宗仁、白崇禧、阎锡山、冯玉祥、毛泽东，这些蒋介石曾经的死敌，此时都坚定的站在了蒋介石一边，在强敌压境的险恶环境下，在懦夫们的聒噪下，依然喊着“抗战到底”的口号。不是每个人都能在这内外交困下，仍然能够保持坚定立场的，也不是每个人都能在一败再败下，依然不放弃战胜对手的努力的，在这个关键的时候摊上这么一群铁血兄弟，是蒋介石之幸，在这个时候摊上蒋介石这么一个性格极其刚毅的领袖，是中华民族之幸，只要努力没有停止，希望就永远存在。
　　为了鼓舞士气，振奋精神，蒋介石亲自到中央广播电台发表讲话：“中国人民和政府已被日本侵略者欺侮压迫到最后限度，中国军队为了民族之生存，决心在武汉地区与日军决一死战。抗战爆发以来，已经作战的经历，足以证明在阵地战上我军力量之坚强，将士作战之勇敢无畏。”
　　在日本倾国之力压向武汉的同时，国民政府也将全部海空军，计有战舰40余艘，飞机100余架招致武汉，陆军则利用花园口决堤所争取的时间，将第一，第三和第五战区之兵力尽数集结至武汉周边区域，共120个师，约110万人，成立第九战区，由陈诚任第九战区司令长官，负责武汉防务，蒋介石亲自坐镇武汉督师。
　　这次作战，中国统帅部采纳了陆军少将郭汝瑰的建议，主力于武汉外围山地，依托有利地形，层层布防，结结实实的打防御作战，“守武汉而不战于武汉”。围绕武汉为核心，构成一条穿越豫、鄂、皖、赣4省，防御正面达1300余公里的巨大防线。
　　武汉会战进行了马当、九江、黄梅、广济、田家镇、瑞昌、马头镇、星子、万家岭、富金山、信阳等战役规模的战斗，艰苦的战斗历时四个半月，最终，日军再次以少胜多，武汉陷落。中国军人虽依然不能取胜，却再次用尸山血海证明了中华民族的不屈与勇气，虽败犹荣。特别需要提一下万家岭大捷，日军第106师团利用中国军队防线上的缝隙，仅携带6天口粮，在松浦淳六郎率领下，孤军深入我军后方，被第四军（铁军）缠住。第一兵团司令，名将薛岳先斩后奏，不等武汉指挥部发令，就已迅速调集10万大军在万家岭将106师团包围，在地形十分复杂的崇山峻岭之中，日军的装备优势受到极大制约，而中国军队的人数优势得以充分发挥。其中，74军51师305团团长张灵甫，率敢死队从日军疏于防范的后山绝壁上攀援而上，出其不意一举拿下万家岭战场最高峰张古山。并在今后五日内，与日军反复争夺、激烈交锋，张灵甫多处挂彩仍坚持战斗，最终彻底阻断敌人归路，为万家岭大捷立下汗马功劳，106师团几被全歼。106师团和其日本师团一样，虽身处险境而兀自顽抗到底，军官身先士卒，死伤惨重，为拯救106师团，日本华中派遣军司令官俊六大将亲自组织向万家岭地区空投了200多名联队长以下军官，这可算是人类战争史上绝无仅有的创举。
　　这个张灵甫就是咱们前文提到的黄埔四期的大个子张宗灵，此人33年就已经是团长了，后因为杀妻之罪被投入监狱，抗战爆发，正是用人之际，国民政府下命令所有服刑官兵除政治犯外一律调服军役，戴罪立功，并保留原先军衔。张灵甫的老学长，黄埔三期生、五十一师师长的王耀武知道张灵甫是不可多得的悍将，立即将其收归帐下。张为了表示自己改过自新，不再使用张宗灵之名，而改叫“张灵甫”。抗战8年，此公战上海，守南京，保武汉，数战长沙，扬威赣北，喋血鄂西，厮杀常德，驰援衡阳，威震湘西，几乎每战必与，为中华民族的生存与自立立下汗马功劳。
　　此次武汉的撤退，吸取了淞沪的教训，主动提前撤出，保存了有生力量。中国政府在武汉失守后声明说：“一时之进退变化，绝不能动摇我国抗战之决心……任何城市之得失，绝不能影响于抗战之全局……将更哀戚、更坚忍、更踏实、更刻苦、更猛勇奋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