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云百年——中国1908-2008----剑气豪情

宝宝寒

　　至此，中国所有经济发达地区尽落敌手，所有出海通道均被截断，与苏联的陆路交通基本断绝，所有主要铁路线均被敌人掌握，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不，这还不是最危险的时候，更大的考验就在后头。
　　从“七七事变”中日战争全面爆发开始，蒋介石的本心是以打促和的，所以从一开始就是边打边谈，可随着日本人的节节胜利，他们的停战条件也层层加码，在轻松攻陷南京后，竟然提出（一）在华北、华中、内蒙的非武装地带成立特殊机构（亲日政权）。（二）承认满洲国。（三）中国向日本赔偿战费。他妈的，这根本不是谈判，而是刀架脖子后赤裸裸的恐吓与威胁。国民政府好样的，强硬拒绝了敌人。
　　可汪精卫对于蒋介石的作为并不苟同，你们主战的目的是什么，不就是为了争取国家能够生存下去吗，可这么打下去，中国必败，你们主战派所追求的目的又如何实现呢？随着日军占领区的扩大，海路交通的断绝，必将使我国四万万同胞陷入水深火热之中，为救民于水火，蒋介石应该重开谈判大门。在无法说服主战派的情况下，汪精卫委托“低调俱乐部”的梅思平、高宗武秘密和日本人接触，双方很快达成协议：日方以宽厚的讲和条件支持汪精卫出马，汪精卫则脱离重庆国民政府另立中央，与日本签订两国和平协定，实现停战和和平。汪精卫当然知道此一步如果走错，三十年英名扫地不说，恐怕日后千百年被钉在耻辱柱上，在思考两天后，汪精卫说：决定了，只要能救民于水火，火坑我跳了。
　　他也不想想，日本人为什么这么快就答应了你，给了你比蒋介石宽松的多的条件，后来我们知道了，原因就两条，一是日本人打不动了，连续打了一年，驻中国的部队高达24个师团，四十多万人，人吃马喂、伤员救治、死者抚恤和战争开销耗资巨大，令资源贫乏、国土狭小的日本不堪重负。二是日本急需在其控制区恢复秩序，实现正常生产，惟其如此，才能保证以战养战。
　　汪精卫不抽烟、不喝酒、不嫖妓、不纳妾、不奢侈、不张扬、不结党、不营私、不贪功、不恋权，在道德和个人生活层面几乎无可挑剔，以他在国民党内无出其右的资历加上年轻时的“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的英雄事迹，本可为后世留下一个混迹官场几十年，却出淤泥而不染的完人传说，只可惜一失足成千古恨。在1938年底，即使没有他的所谓“和平运动”，战争也自然会进入到战略僵持阶段，日本人短期内已无力组织大规模会战。也许汪精卫不去，日本人照样会扶持其他傀儡，但任何人投敌都不如汪精卫的破坏力大，1938年12月18日，汪精卫离渝出走，12月29日发表艳电响应近卫第三次声明：“抗战年余，创巨痛深，倘犹能以合于正义之和平而结束战事，则国家之生存独立可保，即抗战之目的已达。”1939年1月1日，重庆政府宣布开除汪精卫党籍。
　　之前，虽然“抗战到底”的声音占了绝对主流，但说和做毕竟是两回事，喊口号的人并不一定是真心拥护国民政府的坚决抵抗政策，就算开始是真心的，经过这一年的大溃败，意志动摇的也不在少数，只不过不管以何种理由投降、屈服，都不是一件光彩的事，所以开始大家还藏着掖着，首鼠两端、骑墙观望，到汪精卫公开和中央政府决裂，且得到了强大的日本人支持的时候，这帮孙子们就纷纷跳出来追随汪先生“拥护和平”去了。
　　40年3月，汪精卫在南京建立国民政府，开始接管沦陷区，和重庆国民政府分庭抗礼，于是中国出现了两个中央政府，出现了两派中国军队，一派就是坚持抗日，隶属重庆中央政府的国民革命军，令一派就是隶属南京国民政府，但实际由日本人指挥，名字有好多，诸如东亚皇协军、兴亚同盟军、东亚同盟救国军、自治军，护国救民军、维新军、清乡军、和平反共兴亚建国军、山西剿共军、绥蒙联军等等，我们不听他们扯淡，统称他们为伪军。
　　在汪精卫伪政权成立之前，战场之上我们逃兵不少，但降兵并不多。这和文化传统有关，二战中的欧洲国家和我们正相反，因为他们认为弹尽粮绝，无力抵抗时，投降并不可耻，临阵脱逃才是懦夫。而我们认为，即使没胆量舍生取义，那么逃跑也总比投降来的好听。
　　可当汪伪政权成立后，形势逆转，降日者的心理压力骤减，这玩意儿不叫投降了，叫投身“和平运动”，不论汪先生还是蒋先生，不都是中国人吗，不都叫国民党吗，开会的时候不都挂着孙中山的照片吗。于是战败投降、不战而降者如雨后春笋般层出不穷。中国又创造了一个不光彩的世界纪录——二战期间唯一一个伪军数量超过占领军的国家。
　　在中国抗日接连惨败之后，国民党二号人物汪精卫的公开投敌，中华民族才真正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我对汪精卫真是有几分同情的，原因是我坚信他本心是要救国救民的，如果不是一步走错他会名垂千古的。但同情归同情，立场归立场，我坚决反对有些人为汪精卫辩护甚至翻案，政治人物，尤其是掌握大权的政治家，不同于我们普通人，对他们的评价我们更多的要看结果而不是动机。至于有人说，南京国民政府站在日本人一边，代表轴心国参战，重庆国民政府和英美联合，代表同盟国参战，不论谁胜谁负，中国都是战胜国，可以享受战胜国待遇，不用战败赔款，这难道不是好的结果吗？对于持此论调者，我懒的跟你们多说，只送四个大字：臭不要脸。

宝宝寒

　　第四十一章 薛老虎三战长沙 张自忠星陨襄河
　　武汉会战后，国民政府发生了汪精卫叛逃这样的超级内讧，但日军却完全忽视了这一战机，放弃了之前采取了一年的猛攻。日军本是希望速战速决的，所以开始就孤注一掷，要说这种选择不能算错，毕竟5个月攻陷中国首都，一年即将中国所有经济发达地区占领，古往今来，世界上没有几个国家仗打到这个份上还不投降的，窝囊如法国，打完淞沪会战就放下武器成顺民了。可令日本人意外，令全世界意外，可能也令中国人自己意外，我们竟然还在坚持，还有那么多人在用行动履行“抗战到底”的誓言。反观日军，扩张过快反而使他们来不及对占领区实施有效控制，在过度延伸兵力分散的同时，却无法从占领区获取战争所需要的供给，仅仅依靠日本本土的经济支持，日军短期内已无力再组织大规模的会战，所以不得不暂时停下来，一面巩固占领区，以便以战养战。另一面采取局部攻势，以施加压力于国民政府，冀望国民政府同他和谈，实现停战。可重庆当局就是不接受日本的谈和条件，在汪精卫投日的困难条件下，依然不答应，日本人极不情愿的被拖入了持久战的深渊。
　　日本比我中国发达的多，当日本人被拖入深渊的时候，我们早就已经在深渊中了，深渊中的搏斗，才是考验两个民族意志品质和献身精神的时候。下面就介绍两位中国人的杰出代表。
　　先说薛岳，此人原名薛仰岳，字伯龄，出生时中日甲午战争刚结束，因其父仰慕民族英雄岳飞，遂给他起了仰岳之名，后来他自己把名字改成了薛岳，意思是光仰慕不行，我要做和岳飞一样的人。薛岳毕业于保定陆校，北伐初期就已经是第一军第一师的师长了，因作战勇猛，人送外号“老虎崽”。
　　自改革开放之后，关于国民党抗日的事迹就逐渐解禁，人们越来越多的了解了正面战场国军的英勇与顽强，许许多多的国军将领被大家提及，但在蒋介石都不再脸谱化的时候，薛岳的名字却依然很难作为正面人物出现。我印象中，直到2005年抗战胜利60周年之际，关于薛岳的正面介绍才逐渐多了起来。这对于一个抗战八年未下火线，歼灭日军最多的中国将军显然是不公平的。究其原因，可能是因为此人对中共伤害太深了吧。薛岳作为急先锋参加了对苏区的第五次围剿，红军狼狈不堪的跑了两万五，薛岳也率众穷追猛打了两万，毛泽东曾风趣地说“有劳伯陵兄远送”。后来国共再次内战，薛岳更是在中共宣布的战犯名单中高居第27位。好在现在的中共已经强大到有足够的信心去面对这段历史了。

宝宝寒

　　薛岳最为人称道的战绩，一是咱们上节提到的万家岭大捷，二就是咱们现在要讲的三战长沙。
　　日军攻占广州和武汉后，位于其间的长沙已成孤城，日军在进行一段时间休整后，于39年9月开始向长沙运动，长沙属于平原丘陵地带，四面无险，易攻难守，因此中国统帅部决定不在长沙与敌血拼，令已经是第九战区司令长官兼湖南省主席的薛岳“一、万一长沙不守，薛长官应退至萍乡指挥逐步抵抗，消耗敌人……。二、在株洲、浏阳、醴陵布属兵力，阻敌深入……”，可不战而退的事薛岳不干，你命令中不是说“万一长沙不守”才如何如何吗？那我告诉你们诸位长官，我守的住。此时，汪精卫已经投敌，众多原国府官员随他而去，大批部队变成伪军，而薛老虎竟提出死守长沙，与城共存亡，爱国之心、报国之志难能可贵，可未免意气用事啊。为了不挫伤薛岳的抗日积极性，白崇禧、陈诚先后飞到湖南，劝薛岳撤退，咱们来日方长，没必要在此拼命。薛岳就是不听，可把两位长官气坏了，这是命令，你如果抗令不遵，就对你军法从事。薛岳也急了，直接骂两个长官“亡国大夫”，跟他们说，我就是抗令了，等我打完了，你们尽管杀我，请转告委员长，战胜，是国家及蒋委员长之福，战败，则我必自杀以谢天下苍生！
　　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白陈二人还真就没办法这个混不吝的“老虎崽”，到了晚上，薛岳又直接给蒋介石打电话，有说是蒋介石很为难故意不接电话，也有说是蒋介石已经睡觉，总之这个电话是宋美龄接的，薛岳对宋美龄说，请转告委员长，我心已决，必抗此命，战胜了，我接受军法处置，打败了，我自裁就是。
　　第二天一早，宋美龄打来电话说，薛将军，你不用激动了，委员长已经同意了你的建议，你放心的打吧，不算抗命。当天，蒋介石补发命令——在长沙打。
　　湖南是天下粮仓，如果落入敌手，对我极其不利，而守长沙是守湖南的关键，如果能守的住，蒋介石当然不愿放弃。老蒋知道薛岳虽然性如烈火、心高气傲，但却绝不是一介莽夫，此人用兵极善机巧，总是谋定而后动，动则果断刚毅，绝不拖泥带水。这次他提出守长沙，已想好了破敌之策也未可知，加上薛岳资格老、军阶高、战功卓著，这次抗命是要上战场杀敌，蒋介石还真能把他军法从事不成，反正拦不住他，干脆送个顺水人情吧。
　　让蒋介石想对了，薛岳还真就有破敌妙计在心中，这就是后来写入教科书的“天炉战法”。长沙地区没有大的天然屏障，无处藏兵，不适合大规模阻击作战。但河网密布，还有一些丘陵和山脉尾段可资利用，因此薛岳将兵力在作战带，布成网状的据点，大部队藏不住，小股的总行，就在这里伏击、诱击敌人，顶的住就顶，顶不住就往山里撤，交给后面的部队继续伏击、诱击，同时原来撤到山里的部队再杀回来进行侧击、尾击，这个打法很有意思，不和你硬拼，但也不脱离接触，轮番上来骚扰，简单说就是死缠烂打，充分利用了大纵深的特点，在广阔的地域上布兵，让你每走一步都可能遇到阻击，同时破坏公路，拆除桥梁，使日军机械化部队难于行进，被迫下得车来和我一样两条腿走路，当疲惫不堪的敌人逐渐被拖入决战区域后，再狠狠的围歼之。
　　集中优势兵力攻其一点是兵家之道，而将优势兵力分散于广阔地带，以应对强敌的做法，在薛岳之前没人敢用，甚至没人敢想。俗语道：兵无常法、兵者诡道，薛岳可说将这两句话用到了极致。这种战法后来之所以被命名为“天炉”，就是说你只要进来，我就可以烤死你。 这场战斗共进行了三个星期，以日军被迫撤退，中国军队恢复原阵地而结束。
　　事后双方都宣称自己获胜了，日本的理由是，我以劣势兵力，深入到长沙腹地，折腾了一通，消灭了你不少的部队，接着又退出来了，当然是胜利了。中国的理由是，你进攻，我防御，最后我寸土未失，且也大量消灭了你日军，当然是我赢了。这点上，日本人是强词夺理，战争的胜负从来不是看谁杀的人多，而是看谁能完成战略或战术目标，抗战八年我们死的人比你们多多了，但最后无条件投降的是你们啊，你能说你赢了吗？这次长沙会战，从战术上来说，我们保住了长沙，进而稳定了天下粮仓湖南的局面，从战略上来说，成功阻止了日军在“七七事变”以来猖狂的攻城略寨的势头，使后方有充足的时间休养生息。和之前的平型关、台儿庄、万家岭这些大败仗中的局部胜利不同，这次，中国是实实在在的赢了一回。
　　长沙之战的胜利，除了主帅用兵、将士用命外，我们的另一大优势也开始发挥作用。抗战中，几乎每一项我们都不如敌人，但有一项却是自始至终占据优势，就是人多，而且随着战争的进行，这项优势就越来越明显的显现出来。打到最后，日本国内的男人就剩十六以下六十往上的了，而我们在抗战结束后，还能组织一千万部队打内战，这样的战争动员能力，是骄横的日本人在战前完全忽略了的。
　　战争刚开始的时候，我们与敌人的差距不仅仅是在武器装备上，在训练的系统与科学程度上，在训练的时间上，都与日军有天壤之别，我们拼刺刀都拼不过人家，这时候，日军可以轻松的通过武器和单兵能力上的优势来化解我们的人数优势，人多，不过是炮灰多些罢了。就这么几场大仗下来，形势就发生了变化，大家都紧急招兵以应付战争，我们的新兵和以前一样还是缺乏训练，而敌人的新兵较之以前就有差距了，所以这一次，我们的人数优势终于化为了胜势。

宝宝寒

　　枣宜会战1940年5月初开始，日军的战略意图非常明显，弃边边角角于不顾，沿长江西进，直捣陪都重庆，长沙可以放弃，重庆不能不守，于是以李宗仁挂帅，调动54个师，在枣阳和宜昌之间摆下战场，与日军血拼。战斗中，大家你来我往，中国军队曾经获得了胜机，但李宗仁没有重现台儿庄奇迹，被敌人冲破包围并形成了反包围，不得不往下败退。
　　远在重庆的蒋介石一直关注的战事的发展，重要关隘一个个失守了，他忧心如焚，到5月16日，他听到了一个最让他意外，也最让他难以接受的消息——张自忠殉国了。张自忠，这个人人可杀可辱的 “大汉奸”，却以自己在对日作战中的优异表现，从抗战初期的师长，累升至军长、军团长，直到33集团军总司令。张自忠最后被困于襄河以东的南瓜店杏儿山，弹尽粮绝，因为最后在他身边的人都随他一起殉国，所以长久以来，我们无从知晓张自忠最后时刻的表现，我们只有从将军遗体上的七处重伤来想象那最后的惨烈，那贯通的刺刀伤告诉我们，最后关头，这位49岁的陆军上将，依然在与敌肉搏。直到将军殉国65年后，南京档案馆整理资料时，意外的发现了一本叫《231联队史》的侵华日军战地记录，作者是侵华日军华中派遣军第11军团39师231联队原队长浦银次郎，上面有这样一段文字：
　　“第四分队的藤冈一等兵，是冲锋队伍中的一员，他端着刺刀向着最高指挥官模样的大身材军官冲去，此人从血泊中猛然站起，眼睛死死盯住藤冈。当冲到距这个大身材军官只有不到三米的距离时，藤冈一等兵从他射来的眼光中，感到有一种说不出的威严，竟不由自主地愣在原地。这时背后响起了枪声，第三中队长堂野军曹射出了一颗子弹，命中了这个军官的头部。他的脸上微微出现了难受的表情。与此同时，藤冈一等兵像是被枪声惊醒，也狠起心来，倾全身之力，举起刺刀，向高大的身躯深深扎去。在这一刺之下，这个高大的身躯再也支持不住，像山体倒塌似的，轰然倒地。” 日军战地记录还写道，从中国军官的遗物中，确定尸体是敌国大将张自忠。
　　蒋介石听闻张自忠遗体落入敌手，遂命不惜一切代价夺回将军遗骸。38师师长黄维刚率部夜袭日军，在一处山坡上，发现了一个墓碑，上书：支那大将张自忠之墓。将军遗体抢回后发现，身体已被酒精擦拭干净，伤口也给包扎好了。随即厚殓入楠木棺，逆江而上，送往重庆，28日到达重庆码头。各界群众蒋介石率百官臂缠黑纱，登轮绕棺致哀，蒋介石抚棺大恸，在场者无不动容。
　　中国共产党对于张自忠将军的牺牲也深为震惊和痛惜。8月15日，延安各界1000余人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分别为张自忠将军题写了“尽忠报国”、“取义成仁”、“为国捐躯”的挽词。
　　张自忠是抗日战争中牺牲的中方最高级将领，也是二战期间盟军阵亡的最高级将领。挂在头上三年的“汉奸”的帽子压的将军喘不过气来，在他魂归天国的那一刻，肯定是安详的和畅快的，他用自己的鲜血和生命捍卫了国家和民族，也捍卫了自己视为无上的名节。
　　将军已去，但他的话语犹在耳边，将会激励一批又一批中华民族的英雄儿女前赴后继，一往无前。
　　“我五千年历史之民族，决不至亡于区区三岛倭奴之手，为国家民族死之决心，海不倾，石不烂，绝不半点改变”。
　　
　　枣宜会战，我们以数倍于敌的人马，10万伤亡的代价，换得对手7000人伤亡，最后丢掉宜昌。但敌人也被定在了宜昌，没有继续西进。为什么呢？跨过宜昌，重庆就在眼前啊，日军怎么会在这个重要关头，停止攻击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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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十二章 敌后抗战
　　在国民政府统帅部在1940年6月24日下令部队停止对宜昌的反攻后，枣宜会战结束。宜昌离重庆已是咫尺之遥，不论是从以往日军的用兵习惯还是其速战速决的战略来看，此时都应一鼓作气。而事实上，日军在把关外的第四师团调出补充到11军后，就固守宜昌，没有马上采取行动。
　　因为一场令日军和蒋委员长都没有想到的会战已经酝酿成熟。
　　1940年8月22日，蒋接到了一份发自八路军的电报，电报中说：
　　委员长蒋 钧鉴：
　　为打击敌人企图，配合晋南及华中友军作战，保卫西北……职部决以组织百团兵力，对正太线进行大规模攻击战……百团大战已经历一月之准备，但恐电报机密不密，恐有泄漏，故未早报，特此声明……
　　接着对部队布置进行了扼要介绍，就是说八路军的120、129师要来实施这场大战。最后说：
　　请分电各战区，各友军部队，抑制当前之敌，以利大战之进展，仅电奉闻。
　　落款：职朱德、彭德怀
　　蒋介石及统帅部都有点懵了，当初红军改编时，只有三万多人，给了他三师六旅十二个团的编制，都填不满。这才三年时间，他从哪淘吧出一百个团来，而且这才只是两个师的人马，如果再把115师算上，再算上鲁南江浙一带的共产党武装，难道说他已经拥有了50万之众？
　　自从咱们讲完115师的平型关后，共产党八路军就再也没有消息了，去了哪里，他们干什么去了？他们哪也没去，就留在了山西。东北沦陷了，华北沦陷了，华中、华南相继沦陷了，可却有很多的部队留在了沦陷区，坚持敌后游击战。在正面战场节节败退后，国民政府安排了大量的战力一般，不足以正面与敌血拼的杂牌部队留在了敌后，比如东北军、西北军的一些部队，如打过台儿庄的那个杂牌中的杂牌庞炳勋部，被派到了华北战场，同样为台儿庄大捷立下战功的东北军于学忠部就被留在了山东。八路军当然算是杂牌军了，从平型关一战也看出了其虽然勇猛，但整体战力确实一般，关键是八路军自己也很示弱，主动要求在敌后打游击。
　　游击战可说是八路军的看家本领，游了十年了，将那套“十六字决”练的炉火纯青，可井冈山时代那叫游击战术，战术吗就只有战术目的，比如红军的长征，其目的就是保全自己，比较现实，打到哪算哪。而抗战时候的游击战已经上升到国家战略的层面，是由统帅部统一安排和领导的，有其深远的多的战略目标——消耗和拖住敌人。当日军以迅雷之势迅速将中国几乎所有的大城市握为己有时，我们若只是在正面战场一味的抵抗、败退，再抵抗再败退，宋、明亡国的历史必将重演，但这次，我们应该感谢三个人——蒋百里、蒋介石和毛泽东，蒋百里最先预见了敌后游击战对于中日战争的重要性，并对具体战法做出了正确的指导。蒋介石作为军队最高统帅接受了蒋百里的思想，并积极实践了这种思想，毛泽东不光通过他的《论持久战》指出了敌后抗战的重要意义，并将其升华到战略高度，同时他指挥八路军创造了比其他敌后游击部队大的多的战果。
　　说起八路军的抗战，大家马上就会想到李云龙，想到他的亮剑：“……他发现对方是天下第一剑客，这时候他明知是死，也必须亮出宝剑，没有这个勇气就别当剑客，倒在对手的剑下不丢人，那叫虽败犹荣”。《亮剑》我非常喜欢，电视剧看了很多遍，原著也看了两遍，但我要说，李云龙这段话绝对不是八路军的战略思想。套用这句话，八路军应该这么说：“……他发现对方是天下第一剑客，这时候他明知是死，也亮出宝剑，那他就是二百五，没有脑子就别当剑客，否则必然倒在对手的剑下，那叫自取其辱”。
　　有人该骂我了，你这不是懦夫思想吗？你这不是有损抗日先烈吗？前面讲国军将士都用好词，怎么到了八路军就剩这话了，你什么意思啊？

宝宝寒

　　大家别着急啊，听我慢慢讲来。
　　首先，敌后游击战的战略目标是什么？我想应该有如下几点，一、尽可能多的拖住日军。二、尽可能长时间的拖住日军。三、尽可能多的破坏其战争支持能力。你要是跟李云龙似地，明知道死也跟人家亮剑，请问以上三点能达成哪一条，如果你三条哪条都达不到，你的死，意义又在哪里？那不成了匹夫之勇了吗？
　　其次，整个中国战场的形势就是敌强我弱，在沦陷区这种态势就更明显，只有懂得保护自己，才有可能最大限度的杀伤敌人。
　　第三，正面战场的运动战与阵地战，是有任务有指标的，必须守住或守到什么时候，必须拿下，或必须在几点之前拿下，很多时候大家完不成任务，但他确实是有任务的。而游击战不同，没有特别严格的强制性任务，因此不光可以选择不亮剑，而且可以选择转身就跑。
　　又有人说了，你叨叨了半天，那敌后抗战到底和日本打还是不打呢？当然要打了，关键看怎么打。
　　第一，        是化整为零，化零为整，以海峡两岸公认的游击战打的最出色的八路军为例，绝大部分时间里，都是以连以下建制作为活动单位的，战机需要，也可以迅速集中，组织百团大战这样的战役规模的行动。这就使敌人根本无法集中兵力对我进行围剿，以达到长期抗战的目的。
　　第二，        以游为主，以击为辅。这不就是国民党说中共的“游而不击”吗？其实，我觉的根本没必要去紧着忙着辩解，大大方方承认“游”的多“击”的少又有什么？我们所有的行动是为了服务于战略目的的，用多“游”来体现我们的存在，使敌人不能掉以轻心，用多“游”来弥补兵力的不足，用多“游”来寻找战机，战机寻到了，感觉把握很大了，就“击”那么一小下下。因为游击战的随意性很大，连咱们自己都不知道什么时候开打，鬼子就更摸不着头脑了，反正我就是不停的溜达，多会儿发现以多打少的机会，就扑上去狠狠的咬你一口，杀一两个鬼子或伪军，抢上几条枪加些弹药，转身就跑，如果判断失误了，鬼子太厉害，没二话，跑。这种打法的最大优点是，保证了极高的胜率，虽然 “击”的不多，但每击必有收获，虽然我们一个作战单位“击”的不多，但架不住我们作战单位多啊。
　　第三，        捣乱为主，杀敌为辅。目的就是破坏伪政府的县乡村政权，敌后武工队就是干这个的，立足于搅合，其实他们没杀几个人，但却使敌人的行政能力大为下降。
　　第四，        地雷战、地道战等新的战法。八路军第三纵队在吕正操的率领下，建立冀中抗日根据地。这个吕正操咱们前面提到过，就是西安事变时张学良的副官，张学良被软禁后，他率领他的一个团投奔了八路军。冀中为平原地区，不利于游击战士们的躲藏，可在吕正操的领导下，大家创立了地雷战、地道战等战法。其实地雷战并没有那部著名同名电影里所表现的那种威力，现在过年的炮仗都敢用炸药成分了，可那时的土地雷还大量采用原始的火药呢，地雷炸开了，就两半，没有足够的弹片怎么会有威力，可这没关系，响十次，能炸伤你一个人就可以，炸不死你吓死你，我们的战略目的就算达成。
　　 八路军依靠这套战法，在敌后战场如鱼得水，正规军打一仗就跑，和老百姓交流很少，而八路军却让广大百姓看到，有军队在实实在在的抗日，依靠和广大群众亲密接触和强有力的政治宣传，使广大人民认识了八路军这一抗日队伍。而八路军始终坚持的官兵平等也使他们深得民心，中共有近三十位将领被国民政府授予将衔，但不论是上将朱德，还是中将周恩来、彭德怀等不挂军衔，穿和普通士兵一样的衣服，使得他们颇受老百姓拥戴，招兵扩军变的比较容易。等到40年八月，发动百团大战之时，中共领导下已经有了几十万的部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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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蒋介石接到朱德、彭德怀的电报时，真是将信将疑，八路军打着“独立自主的抗日游击战”旗号，自己干自己的，和友军配合较少，更别说配合正面战场作战了，这次太阳打西边出来了，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啊，现在敌人攻陷宜昌，正面战场的防守压力非常巨大，如果八路军能在山西河北搞一下，还是可以牵扯一下对方的兵力的。于是要求其他相关部队，配合八路军行动。本来就是报着打总比不打好的想法，没指望能够有太大的作用，可没想到八路军这次出击如此勇猛、如此坚决，这是淞沪会战以来，中国军队首次主动向日军进攻，八路军动用了100多个团的兵力，在晋察冀广阔的地带上，进行了历时4个月之久大规模战斗。
　　你想啊，连蒋介石都不知道八路军已经有了这么多部队，日本人就更不知道了，因为各个连队独立作战，自己招兵，自行解决给养，所以恐怕连朱德、彭德怀都闹不清八路军到底有多少兵力。所以，这次百团大战对于日本人是突如其来的，自己的后方突然出现几十万中国军队，给你大搞破坏，扒铁路、炸桥梁、毁公路、围攻炮楼和据点，令日军不得不暂停对重庆的进攻，回过头来稳固后方，疲于奔命的国军正面战场终于得到了难得的喘息之机。可在八路军大规模提高自己的知名度的同时，也得到了日军的格外重视，针对敌后根据地的大规模的扫荡开始了，八路军损失惨重，不得不再次化整为零，向山区撤退。
　　后来我们知道，毛泽东是一贯坚持游击战的，对这一暴露实力打法他是不赞成的。这次“百团大战”的实施，更多的来自于前线将领特别是前敌指挥官彭德怀的个人决断。中共对外，对“百团大战”的宣传都是正面的，毕竟大量杀伤了日军，为抗战做出了突出的不可磨灭的贡献。但在内部，分歧却比较大，关键有两点，一为了保卫蒋介石，把我们三年来攒的家底损失殆尽，值不值。二我们百团大战的打法是否太过冒险，在战术设计上存在问题。
　　第一个问题，根本不值一搏，关键是你站在国家民族利益基础上看问题，还是站在一党基础上看问题，这个问题现在的争论基本没有了。第二个问题，我认为确实存在，如果不是过多的讲精神，讲拼劲，而是多讲些战术，损失会更小些。所以，我对“百团大战”的理解是——一个政治正确，时机把握得当，实际效果相当突出，但在指挥环节带有瑕疵的大的战役。
　　在民族危亡的最危险时刻，彭老总率众以大无畏的牺牲精神，将敌人吸引到自己身边，保卫了战时首都的安全，挽狂澜于即倒，20年后，其一生最为辉煌的“百团大战”，成为他的罪状之一。
　　除了八路军外，共产党领导下还有一支部队，就是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简称新四军。大家还记得红军长征时，项英、陈毅被留了下来，率领红24师打掩护吧，在之前还有粟裕率红七军团组成北上抗日先遣队向东杀入福建，当时的目的是做出红军向东突围的假象，希望将国军的布防重点东移，以掩护大部队向湘西撤退。后来，中央红军长征，自顾不暇，只得任这两支队伍自生自灭，不成想，他们竟然在极其困苦的环境下坚持了下来，陈毅更是在身陷重围，“虑不得脱”时，依然能够泰然写下三首绝命诗，即后来广为传颂的“梅岭三章”，我最喜欢这首：
　　断头今日意如何？
　　创业艰难百战多。
　　此去泉台招旧部，
　　旌旗十万斩阎罗。
　　1937年10月12日，上述两支部队协同东南各省的游击队被统一改编为“新四军”，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任命叶挺为军长，项英任政委兼副军长，张云逸为参谋长，陈毅称为了第一支队的司令员，粟裕此时只是第二支队的副司令员。
　　除了中共的八路军和新四军外，还有很多国民党的敌后武装，大家生活都很艰苦，因为没有后方，补给大都靠自己解决。解决的途径无非两个，一个是建立抗日基层政权，对抗汪伪基层政权，从老百姓那里取得财物以补充部队，二就是从敌人那里偷和抢了。那首脍炙人口的游击队歌真实的反应了游击队员们的作战和生活：
　　我们都是神枪手， 每一颗子弹消灭一个敌人，
　　　　我们都是飞行军，哪怕那山高水又深。
　　　　在密密的树林里，到处都安排同志们的宿营地，
　　　　在高高的山岗上，有我们无数的好兄弟。
　　　　没有吃，没有穿，自有那敌人送上前，
　　　　没有枪，没有炮，敌人给我们造。
　　　　我们生长在这里，每一寸土地都是我们自己的，
　　无论谁要强占去，我们就和他拼到底！

宝宝寒

　　不过，敌后抗战的生活条件虽然困苦，但相比于正面战场动辄十几万几十万的伤亡，其生存压力还是要小的多的，毕竟打不过可以不打，顶不住可以跑。以至于国共两党的游击队员们在闲暇时，可以时不时的搞搞摩擦，活跃下气氛。
　　国共两党打了十年，本来就有仇，合作基础并不牢固。国民政府为了不使民众有被抛弃之感，即使在沦陷区也要任命战区司令和省主席、县长专员，华北的八路军也公开的建立自己的政权，国民政府就怕共产党借抗日之机做大，共产党确确实实就想做大，这个矛盾还真就不好调和。按理说，八路军、新四军应该听命于自己所在战区的战区司令长官和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可事实上呢，八路军、新四军只听命于在陕北的中共中央，国民政府实际无法直接调动八路军、新四军，中共时刻提防着国民政府借日本刀将自己干掉，所以也经常不听政府调遣，这也使得大家的不信任加剧。因为有抗日统一战线的大旗罩着，所以国共双方基本是小打小闹，所以称之为“摩擦”恰如其分。
　　除了你打我一拳，我踹你一脚外，双方还不忘了对骂，都控诉对方只打自己不打日本，只搞摩擦不抗日。1939年1月，国民党“五中全会”召开，制定《限制异党活动办法》。这个方针在蒋介石的会议讲语中被解释为“要严正—管束—教训—保育—现在要溶共—不是容共”。毛泽东回应“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 。在国共为敌后政权和地盘明争暗斗之际，汪精卫国民政府的伪政权带着伪军们也来稳定地方了，在敌后战场还上演三国演义呢，日本人看了肯定一边笑一边摇头。
　　最大的一次摩擦是“皖南事变”。这是一个公说公的理，婆说婆的理的战斗。因为之前摩擦已然不断，所以大家都很紧张，相互提防。先是1940年10月19日何应钦、白崇禧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正副参谋长的名义，向八路军正副司令朱德、彭德怀和新四军军长叶挺、副军长项英发了份电报，中心意思如下：
　　1.        作战编制应和作战任务相一致，八路军和新四军所承担的任务是和你们的编制相当的，没有相关命令，你们怎么能擅自扩军呢。
　　2.        你现在说你有50万人了，让政府按50万人给你拨粮饷军械，我们不知道是真是假，不加调查就给你拨饷，你回头说你有100万了，我们哪供的起你啊。“现在全国集团军总司令总计不下数十人，从未有未经奉准，而自由扩编者；敌后游击队，且不下百余万，亦未有不经点验编组，而自由领饷者”。
　　3.        如果你真有这么多人，那你得真干这么多事啊。可“兄等均不遵照命令，擅自放弃规定任务，而肆意越境略地，夺枪勾兵”。
　　4.        为顾全抗战大局，我们已经将和你们发生冲突的部队调离了。现在将冀察广大区域的军事指挥大权都给玉阶（朱德）兄，友军均撤出这一区域，希望你们在黄河以南的部队也迅速集结于河北，咱们两下的人不接触了，这样就可避免摩擦，专心抗日。
　　当日，毛泽东以上述受令者“朱彭叶项”四人名义答复：“同意将安徽南部的新四军部队调到长江以北。”
　　然后，中共中央和中华民国军事委员会商定了新四军北上路线，并电令新四军北上，这本来是一个不错的解决办法，咱也别来什么配合作战了，只要咱们不摩擦就好，你守好你的地方，我守好我的地方，共同维护抗战大局。
　　可项英却以“处于第三战区包围之中，对国军可能的突然袭击缺乏准备”为由，拒绝按中共中央与中华民国军事委员会指示的路线北渡移防前进。此时，国民党40师奉命前来跟新四军换防，双方稀里糊涂的又打了起来，把个40师打的够呛。
　　这里得说一下新四军的政委兼副军长项英，此人在长征开始时，党内排名尚在毛之上，在和中央失去联系后，率领南方游击队进行了三年艰苦卓绝的游击战，可等新四军组建时，他却只得到了中共东南局书记、新四军政委兼副军长的职务，已经远离了中共核心领导层。而担任军长的却是在“南昌起义”后就已经脱党的叶挺，这个组合非常不和谐，叶挺这个空降的军长没有项英的配合根本无法掌控部队，实际处于被架空的状态。
　　就这么一直拖延到12月28日，项英才在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和中共中央的再三电令下，起兵北移。以上部分，国共两党的说法没有明显分歧，但在之后部分则说的大相径庭。
　　1941年1月5日，以战备姿态行军的新四军遭到了顾祝同部的包围，并迅速调集了上官云相所部32集团军共8万余人对新四军猛烈攻击，理由是“违抗中央移防命令，偷袭围攻国军第40师”，而中共则认为，是国民党挑起的事端。从6日双方激烈战斗以来，项英连续给中央发电，要求中央和国民政府协调和斡旋，可中共中央却迟迟没有动作，直到13日，周恩来才向国民政府提出抗议，此时，仅有一万多人的新四军已经苦撑了七天七夜，伤亡殆尽。万般无奈下，叶挺只带一副官前往上官云相指挥部，协商解决办法，旋即被扣押。项英等其他新四军主要领导人在战斗中阵亡或被叛徒杀害。
　　叶挺后被拘押，在狱中写下了著名的《囚歌》：
　　为人进出的门紧锁着，
　　　　为狗爬出的洞敞开着，
　　　　一个声音高叫着：
　　　　——爬出来吧，给你自由！
　　　　我渴望自由，
　　　　但我深深地知道——
　　　　人的身躯怎能从狗洞子里爬出！
　　　　我希望有一天，
　　　　地下的烈火，
　　　　将我连这活棺材一齐烧掉，
　　　　我应该在烈火与热血中得到永生！
　　接着，蒋介石以叛军罪名，取消了新四军番号，中共不理那套，任命陈毅为代理军长，刘少奇为政治委员，重建新四军。
　　写这一段时，我一直很郁闷，我一点去深究这次事件谁对谁错的兴趣都没有，我只为国共双方死于此次事变的战士们不值，我只为国共双方死于摩擦的战士们不值。
　　

宝宝寒

　　第四十三章 与死神共舞
　　
　　汪精卫的国民政府完全克隆了原来的国民政府，组织架构不变，国旗还是青天白日满地红，依然把孙中山当革命先驱供着，对外宣称“还都”南京，原来国民政府的纪念日他该纪念还纪念，弄的比真的还象真的。1940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胜利29周年了，各级政府照例得热烈纪念缅怀一番，汪伪政府的上海市长傅筱庵很晚才回到家中，想必是去作秀了吧。
　　第二天，傅筱庵没有起床，当人们发现他时，已经身首异处。傅家的仆役加保镖有几十人之多，戒备森严，可他还是这么不声不响的被干掉了，这对于汪伪政府的汉奸们无疑构成了极大的心理压力，也对那些有心当汉奸的不坚定分子敲响了警钟。后来我们知道这起刺杀事件是由重庆政府的“军统”策划和实施的，手刃汉奸的人是傅家的厨师朱升源，因为平时傅筱庵总是非常小心，军统始终无法靠近这个汉奸，于是通过关系联系到了朱升源，并成功说服他为国效力。傅筱庵不是第一个，也不是最后一个，他只是八年抗战中被刺杀的众多汉奸中的一个。
　　军统，是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的简称，是一个特务组织，前身为复兴社核心组织力行社的特务处。成立于1938年，负责人是黄埔六期的戴笠，此人精明强干、心思缜密、刚毅冷酷、心狠手辣。淞沪会战前，国民党内部对战与不战争论不休，戴笠的抗战立场十分坚定，表示这次一定要打。国民党元老吴稚晖问他，武器、经济差那么远，你拿什么打？戴笠回应道：哀兵必胜，猪吃饱了等人家过年，是等不来独立平等的。这句话后来成为了军统对于抗战的经典创见。抗战期间，军统在册人员五分之二英勇殉国，牺牲率高于正面战场，更远高于敌后战场，可以说他们是一群与死神共舞的人。
　　军统中吸收了大量的有抗战热情的知识青年，经过培训后，他们的主要任务包括，刺杀敌伪要员、组织敌后破坏活动、打入敌人内部或潜伏在沦陷区搜集情报和进行策反、对无线电通讯进行监听和破译等。
　　抗战之中，军统正式人员发展到了4.5万人之多，绝大部分深入敌后，在危机四伏的秘密战线与敌做殊死的搏杀。当然，还有一部分是在我方从事秘密工作，其重点就是对我方人员进行监视，主要目的是了解我方人员动态，如有叛变投敌迹象及早做出防范，如有通敌卖国者则加以惩戒。因为有这个权力，所以大家都比较怕军统的人，恐怕哪点做的不对付被他们抓到把柄，那可是件了不得的事，因此军统人员往往拥有和其职衔不相称的地位。
　　在己方秘密渗透的时候，军统当然不会放过共产党部队和控制区，共产党也没有半点懈怠，双方在共同抗日的旗帜下，也没忘“走闲棋、布冷子”的重要性，都在对方进行了秘密布局。
　　在军统抗日烈士中有一个著名的群体叫“军统七姐妹”，她们随远征军出征缅甸，从事译电员工作，就是收发报和监听敌台破译敌人情报的工作，当时中方战败，退却途中电台突遭日军的伏击，在周围的掩护人员全部牺牲后，剩下的七名军统女译电员被敌人逼到了一个已无去路的山坡上，和我们熟悉的“狼牙山五壮士”处境相同，结果七位勇敢的女孩子，做出了和“五壮士”相同的选择，她们砸毁电台，高呼“中华民国万岁！”， 拉响手雷，跳下山崖。这段悲壮的故事，我们是从七人中最年轻的姚姓译电员那里知道的，她在坠崖后，因手雷没有爆炸而一息尚存，四天后被亲中国的克钦族游击队发现，留下最后的叙述后，因伤势过重而魂归天国。长期服务于军统的国民党陆军中将沈醉先生解放后在接受外调的时候才知道，在这七姐妹中，居然有两个竟然是共产党员，他们就是中共布在国民党内的“冷子”。如果她们有幸不死，日后这些生死与共以御外侮的姐妹势必兵戈相向、你死我活，这实在是民族的悲剧。

宝宝寒

　　军统的设置是以“站”为单位的，比如军统北京站，军统南京站等，因为一部电视剧《潜伏》，军统天津站成为了我们最熟悉的名词。其实，军统的所谓站、区，其实划分得并不是太严格。大凡一个组织，当他处于草创时期，其机构、人员级别等等，肯定不会有太严格的层级区分，也许今天叫“站”，明天就改“区”了，后天区长被捕，没准就改叫“组”了。军统英勇殉国的一万八千人，打都为这些站领导的特工人员。之所以损失如此巨大，是因为他们面对的是另两个强大的特务组织——特高课和76号。
　　特高课最早在中国东北建立，专门从事监视中国人的思想动态，取缔反日言行；搜集情报，汇编情报资料；破坏抗日地下组织，侦捕审讯处理特工人员；监视伪高官言行；进行策反诱降等活动等工作。其头目就是本书多次提到的土肥原贤二，我每次读到这个名字时，总有一句话在脑海中挥之不去——“庄稼一枝花，全凭他当家”，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感觉。土肥原是一个心思缜密的优秀特工人才，在他的率领下，特高课的工作有条不紊，快速高效。他手下有一个中日两国均家喻户晓的王牌特务——川岛芳子。在土肥原的授意下，这个外貌纯美冷艳的女人参与了“皇姑屯事件”、“九一八事变”、“满洲独立”等重大敌对活动，并亲自导演了震惊中外的“一二八事变”，此人与本为满清皇室（肃亲王善耆的十四女），汉名金壁辉，后过继给日本人川岛浪速，日本名川岛芳子，她与清室皇族、日本关东军上层及国民党高官都有来往，因为她一直在为光复故国（满清）而做不屑努力，所以在日本她被称为“满洲的圣女贞德”，她为恢复那个腐朽没落的王朝，所做的一切努力都是挟外力以制华，所以在中国她被称为“东洋魔女”。1948年，川岛芳子被国民政府以叛国罪判处死刑，在所有人都认为她已经被正法的时候，她却逃脱了关押，在长春附近潜伏了下来，30年的时间里，她竟然躲过了三反五反、反右、文革等历次政治运动，安然而逝，如果后面我有了兴趣，再把发现川岛芳子的事摘抄一下，暂不细表了。
　　76号，是极司菲尔路76号的简称，它的学名“中央执行委员会特务工作总指挥部”反而无人知晓，这个名字中的“中央”指的是汪精卫的伪中央，76号是这个机构的所在地。76号是由日本人一手建立和扶植起来的，由中国人组成的特务组织，领导人是丁默邨和李世群，丁默邨早年曾任社会主义青年团常德地区书记，直属中共湖南党团组织领导，24年国共合作时期加入国民党，后成为军统特工。李世群原是中共党员，32年被捕后变节投降，加入国民党特务组织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科，也就是后来的中统，但李的公开身份是上海《社会新闻》杂志编辑，在中统那里，他并未将和自己有联系的同志合盘供出，而是尽可能的进行了保护，同时又对中共隐瞒了变节的事实，所以中统认为他是自己人，中共也不敢确定他确实已经叛变，由此他成为了双料特工。南京沦陷后，李世群奉命潜伏，而丁默邨因为戴笠控告其贪污，在昆明赋闲。李世群不久就投靠了日本，然后策反了老上级丁默邨，由此二人成了臭名昭著的76号的一二号人物，这俩人先是出身中共，李世群还是中共特工，后又分别效力军统和中统，应该说对中国特务组织的情况十分熟悉，在他俩的策划和安排下，国民党在上海、南京的特务组织，遭到了毁灭性的破坏。
　　接下来的故事则变的越来越无间道。
　　中统派出了美女特工郑苹如，色诱军统叛徒丁默邨，伺机杀之。郑苹如是中日混血儿，母亲是日本人，公开身份是上海上流社会的交际花，曾经是当时中国最为重要、最有影响力的画报——《良友》的封面女郎，其姿色自然是倾国倾城，而且演技出众，她佯装成涉世未深的少女，婉转低回、顾盼娇吟间，已将被日本记者称为“婴儿见之都不敢出声的恐怖主义者”——丁默邨迷住。时机已到，事不宜迟，郑苹如邀请丁默邨到家中一叙，按理说丁默邨没有理由拒绝，面对中国第一层级的美女含情脉脉的邀请，恐怕一般男人的意志力也无法拒绝。可丁默邨还是在轿车就要到达郑苹如家时，调头而归了，老特务就是老特务，虽好美色，但更注重生命。
　　此时中统地区负责人换成了张瑞京，张命令郑苹如将丁默邨引到静安路、戈登路交口的西伯利亚皮货店，在那里安排好的杀手，意欲除之。可就在这一切布置妥当后，张瑞京因叛徒出卖被李世群抓了起来，李世群也出身中统啊，和张瑞京原本是旧识，张瑞京倒也爽快，未等用刑就全招了，出人意料的是，李世群竟然把张瑞京保护了起来，未将此事张扬，同时派出狙击手来到西伯利亚皮货店埋伏。1939年12月21日下午，丁默邨被郑苹如拉进西伯利亚皮货店，郑苹如在一旁挑选皮衣，和丁默邨拉开了距离，这本是击杀此贼的最好时机，可就在这个时机出现的刹那，丁默邨好像预感到了什么，突然以刘翔奥运夺冠的气势狂奔而出，他的车就停在路边，是不熄火的，门是敞开的，丁默邨三窜两跳已冲进了车里，高喊开车，枪声响起的同时，车已经飞驰而出，李世群派来的狙击手也没能起到作用。
　　在西伯利亚皮货店驻足，是接受了郑苹如的建议，属于临时动议，而非事先约定，可杀手竟然埋伏在了此处，那么只有一种可能，郑苹如和杀手是一伙的。接下来，郑苹如的被捕顺理成章。在刑场上，郑苹如对刽子手说出了最后一句话：“帮帮忙，打得准一点，别把我弄得一塌糊涂。”
　　郑苹如之父郑英伯因不愿以出任伪职而保释女儿，一病不起，于1941年初抱恨而终。1944年1月19日，重庆保卫战中，郑苹如的弟弟郑海澄驾机与日寇搏击于长空，壮烈牺牲。1944年8月7，郑苹如的未婚夫空军上校大队长王汉勋牺牲，满门忠烈。
　　后来这事被张爱玲写成了小说，又被李安拿来拍成了个三级片，叫《色戒》，当时看完之后，如鲠在喉，不吐不快，写下了如下文字：
　　一个阴郁,阴险,阴冷,残酷,暴虐,变态,矮小,苍老,无耻的汉奸,竟然轻而易举的得到了立誓要杀他而后快的美丽,高挑,文静,秀气,性感的抗日志士的爱,并不惜葬送自己和自己同志的生命,这是什么玩意?
　　 看不到感动,看不到壮怀激烈,甚至看不到应该有的小资情怀,有的只是变态的人得到了变态的爱,而女主角之所以爱上那个变态的人,竟然是因为那个变态的、高难度的、激烈的、刺激的、看了让大家从昏昏欲睡中一下振作起来的做爱过程,啊——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