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往事---尚未凝固的国家历史（系列连载）----金满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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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佩孚此人，在军阀中的确是独树一帜，非同凡响，譬如一般军阀的毛病，如拥兵害民、贪婪无度，吸大烟，好女色，赌博纵饮，荒淫无耻等等，吴佩孚从来不沾这些，可见其人品道德之高。在治军方面，吴佩孚纪律严明，嫉恶如仇，也是近代军人之罕见。

董必武曾这样评价吴佩孚：“虽然他也是一个军阀，但有两点却和其他的军阀截然不同：第一，他生平崇拜我国历史上伟大的人物是关羽、岳飞，他在失败时，也不出洋，不居租界自失……他失势时还能自践前言，这是许多人都称道他的事实。第二，吴佩孚做官数十年，统治过几省的地盘，带领过几十万大兵，他没有私储，也没置田产，有清廉名，比较他同时的那些军阀腰缠千百万，总算难能可贵。”

崇拜关羽、岳飞，便是忠君爱国之表现；不入租界、不出洋、不置私产，这在当时的军阀是极其罕见的。前者是吴佩孚的立身之本，后者则是吴佩孚的取民心之道。

在公务之余，吴佩孚最喜欢与幕府谋士们饮酒赋诗，或者驰马试剑，颇有古代儒将的风范。就他的行为方式而言，其实与段祺瑞颇有几分相似，又有远崇湘军大帅曾国藩的遗风。可惜的是，吴佩孚因为屡战屡胜，便自以为用兵如神，难免生出一丝傲气，并把武力看得太重……实际上，他继承的就是段祺瑞“武力统一”的衣钵。

太史公有云：欲以力征经营天下，卒之一败涂地而不可收拾。过于崇尚武力，诚吴佩孚之戒也。

在曹锟做上总统后，吴佩孚接任了直鲁豫巡阅使兼两湖巡阅使，陕西、两湖、长江中下游均入直系势力范围。光阴似箭，岁月如梭，转眼便到了1924年阴历三月初七，这一天是吴佩孚的五十大寿，部下、亲信们就要好好的给吴大帅好好闹一闹了。

在寿诞的当天，前来洛阳给吴佩孚祝寿的宾客如云，高朋满座，各界名流达到上千人，其中有各省军政长官或者代表、驻军将领等，还有康有为、徐谦甚至前清摄政王载沣的代表。为了招待这些客人和随从，之前准备的招待所已经住不下，只好将部队的团部、营部腾出来安置。当天，全体士兵每人发一斤猪肉并另有赏钱，放假休息。

在继光大楼（明朝抗倭名将戚继光是吴佩孚的同乡，因而吴佩孚将自己的办公大楼以此命名）的寿堂，各地送来的礼物堆积如山，譬如载沣送的“白玉如意”，其成色极佳，洁白得如羊脂一般；还有不知是谁送来的仇十洲的名画《汴洛图》，不仅是稀世珍宝，而且画的又是本地风光，也算是颇动了一番脑筋；还有赵恒惕送来的湘绣八扇屏、马富祥送来的两匹伊犁名马等等。

最奇特的一套礼物，是冯玉祥送来的，是一坛玉泉山的清水。众人见了之后十分诧异，觉得冯玉祥过于不近人情且近乎无礼，吴佩孚却打着哈哈说：“究竟焕章是个有心人，他这是表示我们两个人是君子之交淡如水呀！”

在所有的礼物中间，康有为的一幅寿联是吴佩孚最最喜欢的：

“牧野鹰扬，百岁功名才及半；
洛阳虎视，八方风雨会中州。”

康有为是戊戌变法的大名士，他写的这对寿联真可谓是为当时呼风唤雨的吴佩孚锦上添花，据说吴佩孚见到这副寿联后，连对康有为鞠躬三次，高兴的说：“皇帝天子的赏赐我都不稀罕，唯独康先生的赠我的这两句名言，将是无价之宝，伴我永年！”

“百岁功名才及半，八方风雨会中州”，这两句恐怕还不仅仅是康有为对吴佩孚的恭维，而确确实实是吴佩孚当年全盛时期的写照。

在吴佩孚的声名如日中天之时，就连欧美人士也对他极其看好，并认为他将带领中国走出混战，并最终走向统一。1924年9月8日，吴佩孚登上了美国《时代周刊》的封面，封面的下面的注释是：General Wu。

古而有云，兵者，国之凶器，圣人所慎。既是将军，便有征战，而就在这时，南方又开始了一场新的战争。

《北洋年代》 连载1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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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第二次直奉战争

　　南方的那场战争，历史上称之为“江浙战争”，原本是平淡无奇，但因为它引发了第二次直奉大战，所以需要在这里做个铺垫。

　　江浙战争的主要原因，是因为江苏督军齐燮元（当时的督军改名为军务督办，其实是换汤不换药）与浙江督军卢永祥争夺上海地盘而引起，而其中的导火线却是因为福建方面的原因。

　　读者或许觉得奇怪，这江浙战争明明说的是江苏和浙江，怎么一下又转到福建去了？这事说来有点话长，且容笔者慢慢叙来。也许还有人记得，徐树铮当年编练西北边防军的时候，其基础是与奉军合作的五个补充旅，其中的王永泉的第1旅改后来便被编成第24混成旅，因为当时粤军在进攻福建，所以王永泉的第24混成旅被调往福建，以支援闽浙联军外对抗粤军。

　　民国风云，世事难料，转眼便换了人间。王永泉的部队调到福建后，因为粤军内部分化，去那里后并没有发挥什么大的作用，而此时段祺瑞的参战军和西北军在直皖战争中遭遇惨败，段祺瑞也由此下台，而徐树铮在躲藏了一段时间后，又偷偷的潜到福建找到王永泉，随即联合粤军许崇智部将背皖附直的福建督军李厚基赶走，并由王永泉做上了福建督办。

　　这次的“福建事变”是1922年下半年的时候，北京的直系政府在得知后，随即派出长江上游总司令孙传芳率军由江西攻入福建，王永泉的闽军战败后，臧致平和杨化昭的残部进入浙江依附卢永祥，卢永祥则趁机将这批部队扩编为4个师1个混成旅，这一举动令周围省份的直系军阀十分不安，他们随即以卢永祥非法招纳臧致平和杨化昭为借口,孙传芳北上攻浙，齐燮元南下攻沪。

　　按说，在卢永祥做镇统制的时候，齐、孙都只是北洋系的中下级军官，只不过民国后他们的上级领导李纯和王占元或死或下野，齐、孙这才得以上位。但在军阀年代，比试的是枪杆子而不分什么老字辈和小字辈的，因此卢永祥并未因此占得便宜。相反，由于浙江地处江苏福建之间，顾头便不能顾尾，腹背受敌，反而十分的不利。

　　1924年9月3日，江浙战争正式打响，由于战线过长，兵力不敷使用，卢永祥便辞去浙江军务督办一职，并将兵力集中在淞沪一带准备与齐燮元、孙传芳决战。但孙传芳进入浙江后兵力更盛，随即便追击到上海松江并将卢永祥的军队击溃，无可奈何之下，卢永祥也只好在10月12日宣布下野，并随后逃亡日本。

　　由此，孙传芳便当上了闽浙巡阅使兼任浙江督办，福建留给了周荫人，而齐燮元也如愿以偿的拿到了淞沪护军使的职位。江浙战争的时
间不短，但规模很小，其中得益最多的是孙传芳，这为他后来成立浙闽苏皖赣五省联军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在江浙战争爆发之前，奉系张作霖、广东孙中山便与卢永祥达成三角协议，相约共同对付曹锟、吴佩孚的直系。在战争打响后，广东因为种种矛盾未能发动进攻，而奉系张作霖则以此为借口，宣布要沿津浦路南下援助卢永祥……从关东到浙江相隔何止万水千山，说白了就是要与吴佩孚再干一仗，出出心中的这口恶气罢了。

　　《北洋年代》连载1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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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月15日，张作霖自称镇威军，派遣六路大军近15万兵力向关内进发，其部署如下：第一军司令姜登选，副司令韩麟春，率第2师、第5师攻击山海关、九门口一线；第二军司令李景林、副司令张宗昌，率第1师、第23、24、26旅向热河北路的朝阳、凌源、冷口一线进军；第三军司令张学良，副司令郭松龄，率第4师、第5、19旅攻击山海关、九门口一线；第四军司令张作相，副司令丁超，辖5个旅在锦州做总预备队；第五军司令吴俊升，第六军司令许兰洲、副司令吴光新，这两军主要以骑兵为主，负责热河北路。（注：直皖战争后，皖系的张宗昌、吴光新都投入了奉军门下）

　　曹锟在得知奉军大举出动后，急电吴佩孚入京商议对策。吴佩孚也料到迟早要和张作霖再打一仗，不过他没有想到这关外的老胡子来得如此之快。按他的估计，奉军怎么说也再要个两三年才可以恢复，届时他的部队练得差不多了，就算老胡子不来，他也要去平定东北的。

　　1924年9月18日，曹锟发出讨伐令，吴佩孚则在中南海四照堂点兵，吴自命为讨逆军总司令，共分前线三军，后援十路，共计20万大军，其中：第一军分三路，一路司令彭寿莘，副司令冯玉荣，二路司令王维城，副司令葛树屏，三路司令董振国，副司令时全胜，分率第15师、第13混成旅、第23师、第12混成旅、第9师、第14混成旅在山海关一带与奉军张学良部对抗；第二军司令王怀庆，副司令米振标，前敌总指挥刘富有，率所部在朝阳与奉军李景林部对抗；第三军司令冯玉祥，率所部与张之国、李鸣钟部在赤峰一带与吴俊升、许兰洲部对抗。另外，援军总司令为张福来，后路的援军包括胡景翼、靳云鹗等十几路军队，分别北上支援战事。

　　后来冯玉祥在自己的回忆录中提起这次著名的“四照堂点兵”，他却以十分轻蔑的态度描写道：“四照堂四面都是玻璃窗，电灯明如白昼，厅中置一长桌，挨挨挤挤，坐满了六十多人，大家坐了许久，才听到有人大声报告说：‘总司令出来啦！’接着，吴佩孚摇摇摆摆走到堂中，且看他那副打扮：下面穿着一条白色裤子，身上穿的是紫色绸子的夹袄，外面一件黑色坎肩，胸口敞着，纽子也不扣，嘴里吸着一根纸烟。他走到座上，即盘腿在椅子上坐下，斜身靠着条桌，那种坐法，宛似以为懒散的乡下大姑娘！”

　　“接着，吴佩孚又念各路命任务，命令下完，吴即站起来说：‘没有了吧？我们就这么办吧！’此时海军总长连忙站起来说：‘报告总司令，命令上没有提到海军，我们的舰队怎么办？’吴答道：‘哦哦，海军没有提，在命令上添一条吧，你们自由巡弋，以防意外。’航空署长也站起来说：‘还有我们空军呢，怎么办？’吴又哦哦连声，说：‘也添上一条，你们随时准备，相机出击’。接着，其他没有分派任务的将领也相继请示，吴佩孚搔了搔头，不耐烦的说：‘这样尽着往下添，还成命令吗？今天就这样了，散了吧，散了吧！’大家才一哄而散了。”

　　事后，冯玉祥极其不屑的评价道：“这样重大的事，办得如此轻率儿戏，吴之鲁莽灭裂，往往似此！”当然，冯玉祥与吴佩孚矛盾很大，其描写固然有故意丑化吴佩孚的嫌疑，但当时直军的计划安排之匆忙与考虑欠妥是客观存在的，这对后面战事的成败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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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在9月15日，奉军李景林部便与直军米振标部交火，奉军势如破竹，很快便攻占朝阳，逼近冷口一带，但主战场则是在山海关一带，双方都集中了各自最精锐的部队在此决战。

　　山海关北依燕山，南临渤海，山海之间仅15里，既是关东通往中原的必经之路，也是历来兵家必争之地。直军在山海关一带早有准备并占据了有利地形，当奉军第一军姜登选部与第三军张学良部来攻时，双方势均力敌，互有胜负。这次的山海关大战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多兵种立体作战，陆军、空军、海军三军协同，相互攻伐。

　　在空军方面，奉军占据了绝对优势，其不断以飞机前来直军阵地上轰炸，而直军也调来意大利进口的高射炮还击；在海军方面，直军占据优势，其渤海舰队拟攻击葫芦岛，并载陆军前往营口登陆，抄袭奉军后路。但是，奉军飞机不断前来轰炸，使得海军两次起锚都无功而返。在山海关陆路战场上，奉军的重炮团和骑兵队发挥了重要作用，而直系士兵久经战阵，他们依托有利地形，并不处于下风。

　　由此，奉军与直军便在山海关这不足15里的战线上反复冲杀，展开了极为残酷的拉锯战，其战事之惨烈，为之前的战争之罕见。特别是重炮、重机枪、地雷、飞机轰炸的使用，更是大大增加的伤亡率。另外，在前沿阵地姜女庙的争夺中，双方甚至展开了大规模的白刃战，死于刺刀之下的竟有两千余人，也是近代战争史上极为罕见的。

　　奉军在山海关正面无法取得突破后，便转到侧面要地九门口进行攻击。九门口距山海关的西北十公里，是山海关外又一条通向关内的要道，当时由直军冯玉荣所部驻守。10月8日，姜登选派一个旅突袭九门口，由于冯玉荣手下的两个团长不服指挥，临阵脱逃，直军大败，九门口失守，冯玉荣服毒自杀身亡。

　　消息传到北京后，吴佩孚大惊，随即便亲赴山海关督战，并将自己保留为预备队的第3师第10团、第6旅调往前线增援，这才使得战线暂时稳定了下来。这事奉军第三军在胜利鼓舞下，再次在山海关正面发动了猛烈攻击，企图一举攻克直军彭寿莘的防线。

　　彭寿莘是吴佩孚手下的一员猛将，其所率的第15师也是仅次于第3师的主力部队，对于奉军不要命的敢死队冲击法，他命部下架起几十挺马克沁重机枪进行扫射，使得奉军敢死队非但无功而返，反而伤亡殆尽……吴佩孚的部队一向胆大，而且善于近战，用敢死队的冲击战法往往并不奏效。

　　奉军在中路连战连败后，决定放弃这个硬骨头而该向两翼进军，这就是南面的沿海一带和北面的三道关一带。在沿海一带，姜登选的部队在经过三天三夜的激战后，阵地上尸体堆积如山，7000奉军已经只剩下3000人，无力再战，而直系军队虽然也伤亡惨重，但仍旧坚守阵地。

　　三道关是通往二郎庙并包抄山海关最近的通道，奉军郭松龄派了三个旅的兵力前去进攻，并相继拿下第一、第二道关。这事，吴佩孚也亲临二郎庙进行就近指挥，并调来第3师第10团、第24师、第26师和第26混成旅进行反攻。

　　这时，作为奉军总预备队的张作相部也赶往三道关支援郭松龄部，并一度攻占了二郎庙。但是，二郎庙的失陷却是吴佩孚的诱敌之技，张作相的告捷电报刚发出，直军已经重新占领了二郎庙，奉军在直军的追击下全面溃败，双方又回到了之前的对峙。

　　至此，第二次直奉大战已经打了一个多月，在山海关主战场双方拼尽全力，但仍旧是势均力敌，形成对峙局面；在热河战场，直军战败，循循撤退；而古北口的北路战场却一直风平浪静，这又是为何呢？

　　《北洋年代》连载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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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来，冯玉祥、胡景翼、岳维峻、孙岳等部队并非是曹锟、吴佩孚的嫡系部队，他们对长期的不公正待遇而感到十分不满，因而并不愿意为吴佩孚卖命。而曹锟手下的大将王承斌也因为兵权被削夺而心怀不满，加上他与孙岳同为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的第二期同学，因而也在关键时候与冯玉祥等人联合起来，反对吴佩孚。

　　早在直奉大战之前，冯玉祥已经和奉军张作霖接洽，据称张作霖给了冯玉祥“奉天官银号一百多万小洋”，双方达成协议，互不进攻，共同倒吴。由此，冯玉祥的部队虽然开出北京，但屡屡以粮饷准备不足、前方需要修路等借口而迟迟不肯进军，到达战场也并不与奉军交战，这使得奉军解除了后顾之忧，而吴佩孚打算用冯玉祥所部侧击奉军的计划完全落空。

　　最开始的时候，冯玉祥还只是静观直奉大战，看谁能取得决定性优势：假如吴佩孚在山海关取得胜利并进军关东的话，冯玉祥部将按照之前的计划出击热河北部，与吴军夹击奉军；如果奉军攻破山海关挺进关内的话，冯玉祥将回师北京，给吴佩孚来个釜底抽薪，与奉军一起夹击吴军。

　　这时，一个电报要了吴佩孚的命，这事得从吴佩孚的参谋长说起。1923年的时候，吴佩孚的原参谋长李倬章调任河南省长，遗缺由参谋处长张方严接任。张方严自知能力不行，便向吴佩孚请辞，说：“我的军事学不行，政治、经济、外交都很幼稚，恐怕不能胜任，还是请大帅另委贤能吧！”

　　吴佩孚听后，哈哈一笑，说：“张良、韩信，我自任之。一不用你替我拟军事计划，而不用你到前线指挥军队，更不用你带兵去冲锋陷阵。你只要谨谨慎慎的跟着我，听我的话就可以了。”如此，张方严还有什么话可说，只能感谢“大帅栽培”了。

　　于是，张方严便像影子一样跟在吴佩孚的后面，从来没有做过参谋长出谋划策的事情，因此有人在背后嘲笑他：“这哪里是参谋长？分明就是个高级副官嘛！”

　　而恰恰是这位从不出谋划策的参谋长，偏在直奉大战最激烈的时候自作主张了一次，结果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是“给直军开了一张送死的药方！”

　　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当时吴佩孚亲临前线指挥作战去了，而张方严在总司令部给吴佩孚看摊。这时，前线来电告急，要求速调援军，而正好靳云鹗部有两个旅开到并准备到营口登陆的，张方严觉得预备队陕军张治公部战斗力不强，于是想让这两个旅前去支援，但靳云鹗的旅长看不起张参谋长，便推脱说：“我们另有任务，你直接跟我们头儿说吧！”

　　军情急如星火，张方严一时间又找不到靳云鹗，于是只能发电报给援军总司令张福来速调军队前来支援。电报发出后，张方严又觉得远水解不了近渴，他突然想起第三军冯玉祥部尚未发动战争，于是又给冯玉祥发去一个电报，说：“此间形势危急，不有意外胜利，恐难挽回颓势”，并希望冯玉祥赶紧出兵夹击奉军，以奏大功。

　　冯玉祥本来就一直关注着山海关大战的局势发展，正当他举棋不定之间，张方严的电报来了，于是冯玉祥判定吴军一定不行了，于是断然决定班师回京发动政变，囚禁大总统曹锟，这下给吴佩孚来个釜底抽薪。

　　北京政变的消息传到山海关后，吴佩孚的部队军心动摇，张学良趁机指挥奉军精锐突破直军防线，一举击溃吴佩孚的主力，缴械纳降达三万余人。经此大败之后，吴佩孚率数万残兵败将连战连退，而冯玉祥等部又向东进军包抄，吴佩孚最后剩下数千兵卒退守天津，最终浮海逃遁，第二次直奉战争以奉军大胜而告终，张作霖也算报了一箭之仇。

　　各位，关于张参谋长的故事，可千万别以为笔者说的是野史，要知道，这封电报之事乃是实实在在、有据可查之事，决无半点的捏造与夸大。事实上，历史有时候就是由细节决定，而细节的偶然性和非理性恰好在关键时候决定了历史的走向和发展……当人们在苦苦追寻历史的真相时，其实仅仅是因为北美洲的一支蝴蝶扇动了一下翅膀而已！

　　事后，吴佩孚乘坐军舰离开天津，那些残兵败将们愤恨张方严擅发电报导致功败垂成，一个个都要求将张方严扔到海里去喂王八。吴佩孚摆摆手，苦笑着说：“这也不能怪他，全怪我运气不好，还是算了吧！”

　　张参谋长的性命可以算了，但吴佩孚的雄心呢？

　　故事还远未结束，且看下文吧！

　　《北洋年代》连载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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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洋分化与末日危机

一、冯玉祥北京政变

话说冯玉祥在接到张方严参谋长的那封求援电报后，随后便迅速班师回京。1924年10月22日晚，冯玉祥的部队便神不知鬼不觉的来到了北京城下，而守卫北京的正是冯玉祥之前设下的内应，孙岳的第15混成旅。

孙岳是直隶高阳人，1878年生人，据说是明末名将孙承宗之后，他早年行侠仗义，曾因打死了当地的一个恶霸而隐姓埋名，削发为僧，后来又不甘寂寞而考入了保定武备学堂炮兵科，毕业后被分派到北洋军第三镇，在辛亥革命的时候孙岳任镇参谋官。孙岳很早就加入了同盟会，并且是北方的重要负责人之一，可以说是个老革命党了。

武昌起义后，孙岳因为卷入了“滦州兵谏”，后来便南下投了革命政府，但孙岳到了南京后，革命同志误以为他是袁世凯派来的探子，差点就给自己人给干掉了。受此打击后，孙岳由一个积极的革命志士变成了一个颓废主义者，最后还是找到自己的老领导曹锟，谋得军官教导团团长一职，并升任了大名镇守使兼第15混成旅旅长。

冯玉祥与孙岳在清末便是熟人，在冯玉祥打算发动北京政变后便与他交了底，孙岳听后表示赞同，并主动承担了与陕军胡景翼、岳维峻部的联系工作。在直奉大战前，因为原负责北京治安的王怀庆被调往前线，冯玉祥便把孙岳推荐给曹锟，让他做北京警备副司令。曹锟不知是计，便同意了冯玉祥的提议，将孙岳部由保定调入北京。事后，孙岳笑着对冯玉祥说：“弄了半天，原来你是特意把我弄来给你们开城门的啊！”

说完了孙岳，却在细细说说这次政变的大主角冯玉祥。冯玉祥，字焕章，祖籍安徽巢县，1882年生于直隶青县，童年在保定长大。冯玉祥的父亲早年投入刘铭传的铭军，曾参加过镇压太平军、捻军、陕甘回乱等战事，并曾跟着左宗棠背着红薯进新疆平叛。同光年后，天下太平，因铭军解散，冯玉祥的父亲也就解甲归田，但多年的从戎生活使得他已无心从事其他行业，最后还是投入李鸿章的淮军并随军分驻直隶等地。

在淮军中（后改为练军），冯玉祥的父亲仅仅是军中的低级军官，加上家里的孩子比较多，因而冯玉祥小时候的生活非常艰苦，他在回忆录里说，自己家中房子之小，有时候客人来了连坐的地方都没有。小的时候，冯玉祥都跟着哥哥去拔草拾柴，帮衬家计。由于生活艰辛，冯玉祥经常要去当铺典当家中物品（因为大人不好意思去），以勉强维持家中生计。正因为这样的生活经历，冯玉祥对清廷也几无好感，对旧社会极为痛恨。

最有意思的是，冯玉祥原本是不叫这个名字的，而是叫冯基善。当时保定的练军大都是父子兵，也就是父亲退役、儿子递补进营，外面不相干的人是很难补得进去的。因此，一年半载的出个缺，争的人很多。冯玉祥的父亲当时境遇困难，这是他的同袍都深知的，有一次营中正好出了个缺，当时一个姓苗的管带便说：“这回补冯大老爷的儿子”，旁边的人问：“那他叫什么名字？”苗管带一下想不起来，那人便说：“让我问问去”。苗管带怕他去一问而耽误了时间，于是忙摆手道：“我知道，用不着问”，随后便在纸上写了“冯玉祥”三字。

于是，冯基善便有了“冯玉祥”这个名字。

《北洋年代》 连载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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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玉祥补上学兵的时候不过11岁，但他从小便身材高大魁梧，天生就是军人的料。成年后，冯玉祥的身高超过一米九，膀大腰圆，人称“冯大个儿”。但是，由于冯家并没有什么显赫的背景，冯玉祥小时候接受的教育也比较有限，因而不像其他的军官一样读过武备学堂之类军校，他完全是靠着自己的努力，在军队里摸爬滚打了多年才逐步升迁的。正因为如此，他的日常作风非常简朴，也从不沾染当时的一些恶习如吸鸦片、赌博、狎妓等，这和其他的高级将领完全不同。

由于当时的淮军已经疲弱不堪，冯玉祥后来便改投了袁世凯的武卫右军，因为当时的武卫右军无论是在训练还是待遇等方面都是最好的。由于他的身材高大，在慈禧太后从西安回銮的时候，冯玉祥还作为仪仗兵在保定亲眼见过慈禧太后（心里那个恨啊）。在袁世凯的军队中，冯玉祥逐渐由副目、正目、哨长、队官等一路升迁上去，并在清末的时候做上第20镇的营管带（标统为范国璋，镇统制前为陈宦，后为张绍曾）。

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后，潜伏在第20镇（驻扎滦州）的革命党也蠢蠢欲动，当时的骨干便有营管带王金铭、施从云、冯玉祥及其张树声、张之江、鹿钟麟、李鸣钟、龚柏龄、商震、刘骥等同袍或部属，就连镇统制张绍曾也是倾向革命的，由此也引发了后来的“滦州兵谏”并迫使清廷公布了“十九信条”。

可惜的是，由于张绍曾举棋不定，自请辞职，“滦州兵谏”最终以王金铭、施从云等十四名革命党被杀、而冯玉祥等参与者被解除军职并押送回籍告终。无巧不成书的是，军法处的人押送冯玉祥路过北京的时候，正好偶遇了曾经的老上级陆建章。

原来，袁世凯复出后，因为他回籍近3年，对之前编练的北洋军已无绝对掌控之信心，所以要组建一支忠于自己的嫡系军（后来的事实也证明袁世凯的判断是正确的），这就是之后的五路备补军。当时陆建章被袁世凯从广东潮州镇守使调回来担任左路备补军统领，他对当年冯玉祥带兵的印象不错，而他这里又急缺优秀的中下级军官，于是当即决定让冯玉祥留下来帮忙。

陆建章在小站练兵的时候便一直跟随袁世凯，可以说是北洋系的老前辈，当时押送冯玉祥的军官也同样是他之前的部属，陆建章便对他说：“你是我的部下，冯也是我的部下，你们的长官，潘统制、萧协统、范标统，也没有一个不是我的旧部。你把人交给我，这事就算这么结了。”

由此，冯玉祥便留在陆建章的左路备补军中担任营长，随后又升为团长。在民国初年“剿白狼”中，冯玉祥被提升为旅长，并随陆建章入陕。袁世凯称帝后，冯玉祥的第16混成旅奉命开进四川与护国军作战，但未及半年，袁世凯便因病去世，护国战争不了了之。

而在这时，忠于袁世凯的陕西督军陆建章也被皖系军阀陈树藩驱逐，冯玉祥失去了靠山，也无法回陕西，只能由陆军部指定回廊坊一带驻扎，第16混成旅也险些被解散。所幸的是，后来张勋闹复辟，段祺瑞组织讨逆军，实际上他并没有基本部队，因而第16混成旅正好派上用场，老段也由此对冯玉祥另眼相看。

《北洋年代》 连载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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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冯玉祥终究不是段祺瑞的嫡系，后来广东护法军攻入福建时，第16混成旅奉命前去支援，但部队到了南京后，江苏督军李纯奉总统冯国璋之命（冯国璋反对段祺瑞的“武力统一”政策）将之留下，直到段祺瑞一派在北京取得优势，才奉命离开南京，前往湖南参加湘鄂之战。

1918年2月，在陆建章的鼓动下，冯玉祥部开到皖鄂赣交界的武穴时突然宣布主和，并指斥段祺瑞“对外宣而不战、对内战而不宣”，这不但对皖系军阀的震动很大，也很是伤了段祺瑞的心，并最终导致了后来陆建章的被杀（据说“武穴主和”便是陆建章的主意）。尽管冯玉祥后来还是迫于皖系军阀的压力而率部驻扎湖南常德，但在吴佩孚率军北撤并在直皖战争中击败皖系势力后，第16混成旅也随即北上被投入曹锟、吴佩孚的门下。

冯玉祥本人贫困出身，一向艰苦朴素，与士卒共甘苦，因此他带的部队很团结，凝聚力很强。尽管他的部队屡遭排挤，但却磨炼了部队的顽强作风，其战斗力不容小视。1921年，冯玉祥作为先锋部队进入陕西驱逐皖系督军陈树藩，随即因为阎相文自杀而接任了陕西督军的职位。在第一次直奉战争中，冯玉祥击败河南督军赵倜有功而做上了河南督军的位置。但是，由于吴佩孚的军队驻扎在洛阳，一山不容二虎，因而冯玉祥很快便被排挤到有职无权的陆军巡阅使一职，这也是冯、吴产生矛盾的直接原因。

早在第二次直奉大战前，冯玉祥便通过部下与奉系接洽，密谋共同反吴。1923年春，张作霖派其司令部参谋科长傅兴沛秘密入京，与时任冯玉祥参谋长的刘骥联系。刘骥和傅兴沛是陆军大学的同学，他从中帮冯玉祥与张作霖牵线搭桥。

另外，张作霖的亲信副官马炳南在北京看守张的府邸顺承王府的时候，他经常与冯玉祥的交际处长张树声来往，而他本人其实也是冯玉祥的老相识。当年冯玉祥在第20镇做步兵连长的时候，张树声是骑兵连长，马炳南则是团部书记官。

在得知冯玉祥在京中极为苦闷困窘之后，张作霖决定联合冯玉祥并接济了冯部一些军械和钱饷（一说是200万日元，一说是奉天官银号一百多万小洋），而在这时，孙中山也通过革命党人对冯玉祥进行拉拢，共组反吴联盟。按冯玉祥后来的说法，他与奉系达成的协议一是奉军不入关，二是孙中山北上执政，但协议是否能生效当时还是个未知数。

在多方努力下，冯玉祥又与同为非嫡系且有同盟会、革命党背景的孙岳、胡景翼、岳维峻等人联系，共组冯、孙、胡同盟，这也是后来国民军系列的最初雏形。这时，曹锟的手下大将、直隶军务督理王承斌因为被吴佩孚削去第23师的军权也心怀异志，并暗中与冯玉祥合作，这也是后来吴佩孚派王承斌去古北口监视冯玉祥而反被冯玉祥利用的原因。

冯玉祥虽然看上去高大魁梧，像个军界老粗，但实际上胆大心细。他在军事上做好准备后，在政治上也在有意识的寻找替代曹锟政府的人选，这便是前内阁总理张绍曾和做过外交总长和教育总长的黄郛。

张绍曾在清末的时候便倾向革命，而黄郛更是个头颅有价的革命党，他是陈其美的盟弟、也是后来发家的蒋介石之盟兄。在革命失败后，一部分革命党改变策略和信仰，重新进入了北洋政府，张绍曾和黄郛便是其中的杰出代表。冯玉祥在第二次直奉战争前做的这些联络工作，都是为后来的政变埋下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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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奉大战打响后，冯玉祥以训练新兵为借口，在城中留下一营兵力作为内应，其他部队则陆续开出城外，但每日行程不过二三十里，行动十分缓慢。冯玉祥的司令部到达古北口后，随即借口筹措给养，并令鹿钟麟部每日练习行军，让沿途居民见怪不怪，免得到时班师回京引起外间的注意。

鹿钟麟学兵出身，在四川的时候投入第16混成旅任营长，很受冯玉祥的器重。他在进入北京前，每次都派两连人进入城内装着拿东西的样子，但每次都是进的多，出的少，这样就在城内陆续聚集了近一个团的兵力，而孙岳的守城部队对此也是睁一眼闭一样。

1924年10月23日，在政变的当晚，孙岳下令放开城门，鹿钟麟部则大举进城，由于前面内应的士兵已经在各街道做指引，因而政变做得神不知鬼不觉，竟然未放一枪一弹。等到第二天早上，北京的居民起来一看，城中到处都是冯玉祥国民军的安民布告，街上的交通要道也站满了缠着“誓死救国，不扰民，真爱民”白色臂章的国民军士兵。而此时北京与外界的电报、电话早已被操练了多次的内应部队给切断，总统府的卫队被缴械，曹锟也被软禁在中南海延庆楼内。

第二天，冯玉祥便赶回北京，会同胡景翼、孙岳成立了国民军，冯为第一军总司令，胡、孙为第二、三军总司令。随后，冯玉祥又派人前去逼迫曹锟下停战令并将吴佩孚本兼各职免去；另外，请曹锟自动退位。

曹锟总统做得好好的，一夜之间遭此变故，也是惊诧莫名，特别是他听说孙岳、王承斌都反了，更是气得半天都说不出话来。当冯玉祥的代表薛笃弼与内阁总理颜惠庆去见曹锟的时候，曹锟口气仍旧非常强硬，连问：“子玉在哪？”并接着又说：“此次对奉作战，虽是子玉主张，但也是我同意的，要办子玉，就先办我曹某。”

后来孙岳等人赶来并劝曹锟说：“公身安全，某等可以保证。停战为和平而发，不妨早下，至于吴佩孚，可以给予名义让他下台。”曹锟见大势已去，再争无益，只得对颜惠庆说：“责任内阁，一切可以负责办理，你们自己看着办吧。”

在停战令和将吴佩孚解职的命令发布后，前线的吴佩孚还不敢相信，一再通电这是“伪诏”，企图负隅顽抗，但由于此时军心大乱，吴军大败，只得退守天津。就在这时，国民军又相继在杨村、廊坊一带将吴佩孚的原驻军击溃，而那些北上的直系援军也被山东督军郑士琦、山西督军阎锡山所阻，至此，吴佩孚的失败已经是无可逆转。

11月2日，在王承斌的劝说下，曹锟宣布辞职。曹锟怎么也没有想到，之前夺了黎元洪的印并扶他上台的王承斌今日竟然要他下台，这真是翻手为云、覆手为雨，世事难料啊！而吴佩孚在得知曹锟下台消息后，也知道自己困守天津毫无用处，好在曹锟的人身安全已有保证，随后便于次日率残卒两千余人浮海南遁。

由于孙中山北上遥遥无期，冯玉祥在与张作霖协商后决定推举段祺瑞出山收拾残局。在段祺瑞赴京之前，冯玉祥把黄郛推出来组织临时内阁作为过渡。黄郛的临时内阁寿命很短，不过却抓紧时间做了一件大事，那就是下令将清逊帝溥仪驱逐出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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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5日，冯玉祥的部下鹿钟麟和临时内阁代表李石曾带着手枪队，拿着临时内阁签署的《修正清室优待条件》，杀气腾腾的来到故宫，要求溥仪在修正书上签字，并限令两个小时内搬出紫禁城。

内务府大臣绍英见天降横祸，一时急得要命，他先走到李石曾的跟前说：“你不是大学士李鸿藻的公子吗，如何也帮着当局欺压清室呢？”见李石曾不理他，绍英又哆哆嗦嗦的走到鹿钟麟的面前哀求道：“你不是太傅鹿传麟的嗣子吗，如何对清室如此苦苦相逼？”

鹿钟麟听得不耐烦了，他从怀里掏出一个炸弹，往桌上重重一放，喝道：“要是再不搬出，我就要令景山上开炮了！”

就历史经验来看，武力威逼一般都是成功的，也可以免去很多口舌之争。于是，溥仪等人被吓得魂不附体，慌忙从紫禁城中搬出。当时国民军给溥仪等人预备了五辆汽车，由鹿钟麟亲自将他们送到溥仪的父亲、前清摄政王载沣居住的醇王府（北府）。

在溥仪下车后，鹿钟麟笑嘻嘻的上前跟逊帝握手，并问：“溥仪先生，你今后是打算做皇帝，还是要当个平民？”

溥仪说：“我愿意从今天起就当个平民。”

鹿钟麟听后松开溥仪的手，笑道：“好！那么我就保护你！”

听到这里，周围的国民军士兵也都一齐鼓起掌来，中国至此终于没有合法的皇帝了……逊帝也不行，貌似确实值得庆贺一下。

不过话说回来，冯玉祥将逊帝驱逐出紫禁城的举动固然是大快人心，且是他个人的长期愿望（他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就多次提及，特别是在反张勋复辟期间，如果没有段祺瑞的阻拦的话，他是要一直打到紫禁城的）。这本也不奇怪，革命党和皇帝一向是势不两立，岂容你一个莫名其妙的人住在紫禁城享受假皇帝的特权？

但是，当时的国际舆论却非法干涉我国内政，加上国内民众的觉悟太低，冯玉祥此举在当时竟是饱受批评。除了孙中山发出通电对此大表赞赏外，其他如各国驻华公使均对此表示抗议，认为冯玉祥违背了民国之前所做的承诺，无视国际规则；而段祺瑞、张作霖等军阀名流也认为如此逼迫清室实属毫无必要，且有自毁诺言、毫无诚信、践踏法律之嫌疑。

不管这么说，此时的北京完全在冯玉祥的控制之下，即使有人想帮溥仪，那也是无能为力的。溥仪被赶走了，冯玉祥将紫禁城封存清点，并预备作为博物馆进行开放，但紫禁城面积之大、藏物之多，并非一年半载所能完成，之间的种种变故甚至文物流失，难免瓜田李下，揪扯不清，冯玉祥也因此受到了当时舆论的误解和批评。

将溥仪驱逐成紫禁城的另一个重要隐患是，给日本分裂中国提供了一个有用的工具。在驱逐事件发生后，日本人对溥仪的遭遇给予了高度的同情和异乎寻常的关注。后来，在日本军部的密谋下，溥仪逃到了日本使馆，随后又逃到天津日租界，并在日本人的卵翼下，于“九一八事变”后出任“伪满洲国”的执政，这是后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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