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面抗日战场——从“我的家在松花江上”讲起-----关河五十州

宝宝寒

　　无它，所谓时移事易是也。税警总团是宋子文的人马，而宋子文的妹夫又是老蒋，虽然小宋和老蒋也拍桌子打板凳，有很多矛盾。但在19路军将帅眼中，那毕竟是他们的家事，对外，他们就是一伙子的人。洪洞县里无好人，老蒋是坏人，小宋也概莫能外。就立场而言，坏人手下的人，怎么可能帮它论功摆好呢？当然这是后话。

　　税警总团属于典型的“三高”部队：官兵素质高、技术高、士气高，迥异于当时常见的一般国内部队。让他们戴着红袖套在街上巡逻，对他们来说，岂止是人才浪费，简直算得上是一种侮辱。

　　现在终于被真刀真枪地派上了阵，几乎每个人都兴奋得哇哇大叫，全不把眼前的鬼子兵放在眼里。

　　你有头脑，我也不傻，你有好枪，我手里拿着的也不是烧火棍，双方互不相让，来了个火星撞地球。

　　日本兵在武器方面占不到什么便宜，干脆也不装深沉了，端着剌刀就蜂拥着冲了过来。

　　要论飙血，税警官兵没有怯场的。

　　就是互捅是吧，这技术我们也天天练呢，还会怕你。

　　没有亲眼看见过肉搏战的，恐怕是很难想像这一残酷场面的。我也没见过，但我知道这是当时最能动摇对方精神和意志的终极打法。

　　是软蛋还是硬汉，是生存还是死亡，就看那锋尖的刀光一闪。据说有的新兵初见双方拼剌刀，当场吓得尿裤子的都有。

　　古鼎华团坚守的阵地终于出现了一丝松动。

　　并不是因为部队怯弱而退却，而是顶在最前面的第1营已经全部倒下了。战后统计，该团可查证的仅排以上军官战死者就达16名之多。

　　义无反顾，杀身成仁，誓死不退，无论如何，他们没有沾污中国美式军团的名声。

　　庙行战斗持续6个小时后，到中午12点，送呈蔡廷锴的战报如下：张炎旅拉到前沿的2个团，5团损失了三分之二，4团陷入了残酷的肉搏战，古鼎华团也好不了多少——一半人已经没了，剩下的一半人继续在阵地上和鬼子拼剌刀。

　　阵地危在旦夕。

　　援兵，只有援兵，才能缓解刻不容缓的危急。

　　在其它部队还未到达的情况下，能救急的，除了张炎旅，还是张炎旅。

　　可张炎手上也没多少人了。

　　他总共就带了3个团过来，2个已经拉上去了，现在还剩1个。

　　就这个宝贝，前面倒有三张嘴在等着。

　　平均分配肯定不行，考虑到古鼎华团和4团都在拼剌刀，而这种集体性的大规模干仗一向最缺人手，张炎决定把这个团带上去增援他们。

　　半小时后，援军赶到目的地。其中，古鼎华团那里来了2个营，4团盼来了1个营。

　　双方在阵地上本已杀到强弩之末的阶段，这批人端着剌刀上来猛地一冲，日军再也坚持不住了，顿时就哗啦啦地溃退了下去。

　　这边的阵地倒是稳住了。可是那边没有等到援兵的第5团就苦了，干脆，也来鱼死网破的最后一招——拼剌刀。

　　至此，第5团的阵地算是悬了，因为张炎已两手空空，无兵可派。

　　（230）

宝宝寒

　　然而胜利的天平又悄悄地转向了守军一方。因为附近的19路军援兵经过急行军，终于赴援到位。

　　6个多小时的坚持，为蔡廷锴赢得了时间，使其可以从容调度。到26日凌晨，被日军突破的几个阵地先后恢复，至此，庙行得以巩固。

　　经两日血战，双方伤亡数字再次突破千人纪录，其中金泽师团死伤千人以上，而中国军队方面，仅张炎旅就伤亡达2千余人。

　　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植田再次落得一个两手空空的下场。

　　实际上，25日上午久攻不下时，他就有了一种不祥的预感，那就是这一次可能又要失败。因为对庙行的第二次进攻，只有做到迅速、突然、有力，才能取得效果。但在守军出人意料的抵抗和反击下，“迅速”和“突然”或者是有，“有力”就根本谈不上了。

　　张炎旅的死打硬拼，独立旅（税警总团）的一鸣惊人，让之前的所有精心设计和妙想都成了笑话。

　　战场的意外因素实在太多了，即使是像植田这样的“军中长老”也只能仰天长叹。他曾经告诉自己要学会忍耐，他曾经告诉自己只需要闪电一击，就可以解决所有问题，而现实却再次狠狠地给了他一巴掌。

　　痛，何如哉。

　　但是他也不用太伤心，因为他很快就好象做梦一样地得到了一件礼物。

　　这份大礼，叫做江湾。

　　送礼的人就是他的对手——蔡廷锴。

　　对于蔡廷锴来说，出此下策，也是无可奈何。

　　第二次庙行之战后，19路军伤亡较大，兵员不敷使用，蔡廷锴感到江湾已难以固守，遂从该处撤出。

　　于蔡廷锴，这是一个不得已的选择，而于淞沪之战的全局，却不能不说是一个很大的败着。

　　作为一处易守难攻的战略要地，江湾一直令植田头疼不已，实在搞不定，最后才跑到庙行来碰运气的。因此，对于19路军退出江湾的消息，他怎么也不肯轻易相信，认为一定是蔡廷锴玩的花招，设的陷阱。直到经过一天的侦察，确信江湾守军已经撤退后，他才意识到自己糊里糊涂地抽到了一次大奖。

　　打不赢就得靠运气，如此说来，时常念念经还是有点用的。至少这一次，神仙大姐还是主动出手，在最倒霉的时候拉了植田一把。

　　在这一回合中，所有人都看到了税警总团的能量。古鼎华一个团，表现不比张炎旅的3个团差，实在是很给他们的老板宋子文长脸。

　　宋子文高兴了。但是兴奋之余，他应该记住另外一句话。

　　这句话叫做：祸不单行，福无双至。

　　有人就要给他闯祸了。

　　19路军放弃江湾的第三天，税警总团发生了一件大事。

　　俞济时师独立旅旅长，也即宋子文最为犄重的总团长王赓，竟然被日本人抓住了。

　　要是在战场上被俘的倒也算了，令人惊讶的是，他却是在租界区内被人家活逮的。

　　具体经过据说是这样的：傍晚时分，双方都不打仗了。这位王兄却不打算上床睡觉，而是骑上一辆摩托车进了租界。

　　他要去的地方是美国驻沪总领事馆。

　　那年头不是现在，有摩托车的人很少，加上他西装笔挺（当然不能穿军装），打着领带，在大街上也是比较扎人眼球的。

　　美国领事馆和日本领事馆紧挨着，王赓的行踪遂引起了日本警察的注意。他从美国领事馆一出来，这些人就冲了上来。

　　王赓是个高度近视镜，等看到日本警察时已经迟了。掉转头再往美国领事馆里钻吧，警察又堵往了回头路。

　　没奈何，他只好硬着头皮骑上摩托车，想从租界内硬闯出去。

　　日本警察立即通知海军陆战队。

　　自从野村灰溜溜地从淞沪战场总指挥的位置上滚下去后，上海就变成了陆军的市面，海军只能靠边站，一向郁闷得很。听警察说租界区内来了一个行踪可疑，而且似乎来头也很大的人（能在美国领事馆随意出入，当然不是普通人），立即来了劲，开着汽车就追了过来。

　　大片中常见的街头追逐场面开始了。

　　（231）

宝宝寒

　　日本海军陆战队常在这一带巡逻，对路面相当熟悉，加之上海街道非常狭窄，摩托车开不快，王赓本人又没有成龙、007那样的好身手，所以被追得很苦，尾巴怎么甩也甩不掉。眼看要追到了，他抬头一瞧，发现路边有一家英国人所开的礼查饭店（今浦江饭店），便把摩托车停在门口，然后跑进去避难。

　　看着人进去的，车子都还在外面，陆战队士兵哪肯善罢甘休，立即把饭店包围起来，在派人与公共租界巡捕房进行交涉后，由巡捕进入饭店将王赓抓获，并带回审讯。

　　王赓被捕事件在民国前后轰动一时，成为一时之悬案。

　　关于王赓在战事如此紧张的阶段，何以要一个人进入租界区，当时就存在着很多种版本。

　　版本之一，忙里偷闲说。这主要是从19路军内部传出来的说法，他们认为王赓是去租界舞厅跳舞，结果被日本人发现后才被捕的。

　　这个版本算是比较客气的，毕竟战时长官搞点吃喝玩乐，又是在大上海，这种现象在旧军队中也并不鲜见，可以勉强属于人民内部矛盾。

　　下面这个就厉害了，相当于敌我矛盾。

　　版本之二，主动投靠说。按照这种说法，王赓平时挥金如土，是因为实在无钱可花，才带着地图去投奔了日本人……

　　这就等于是把王赓押上了汉奸兼间谍的审判台。

　　我曾经说过，那是一个比现在还八卦的年代，所以第三个版本也就应运而生了。

　　版本之三，外出探妻说。

　　这里的妻，指的是王赓的前妻。讲到这里，很有必要先探讨一下王赓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在他死后，他的美国母校西点军校对这个中国学生有一句评价——“西点以他为荣！”

　　1918年，在西点军校同年级137名学生中，王赓名列第12名。如果套用日本陆军大学的做法，按此比例，那是可以进入军刀组的。在学业上，王同学毫无疑问是很优秀的。

　　王赓也并非如很多人想像的那样，只会纸上谈兵。事实上，他回国后，便被孙传芳委任为参谋长，领过兵，打过仗，称得上是个兼具理论与实践经验的军事干才。

　　他的专长之一，是指挥炮兵。这也是当时陆军中比较有“技术含量”的兵种，像王赓这样的美国海龟正好能派上用场。在淞沪战役中，他就曾多次指挥19路军的炮兵进行射击。

　　难得的是，王赓还能文能武。除了打仗，文采也很好，与当时的许多大文人，例如胡适等人都交情不浅。

　　在进税警总团之前，王赓经人介绍，到哈尔滨去谋职。夫妻分居两地，他怕老婆寂寞，便拜托自己的一位兄弟予以关照——同志们千万记住了，这世上什么事情都可以托给兄弟，就是老婆不能托。历史教训啊。

　　王赓就是吃了这个亏，托来托去，老婆就真的被托出去了。

　　这位受托兄弟是写诗的出身，又是在国外求的学，读的书，对他来说，情感冲破理智那是家常便饭，想挡也挡不住。脑子一发热，根本就不管什么“朋友妻，不可戏”，王赓前脚刚刚“轻轻的走了”，他后脚马上就“轻轻的来了”，一来二去，竟然跟王赓的老婆好上了。

　　说到这里，你大概已经明白了。我所说的诗人就是《再别康桥》的作者徐志摩，而王赓的前妻就是同样很出名的陆小曼。

　　徐诗人才高八斗，情商甚高，对很多老话都有自己独特的理解。比如这一句：兄弟如手足，女人如衣服。他可能是这样理解的：大街上缺胳膊少腿的到处都是，不穿衣服上街的还很少能够看到。

　　黄磊版的《人间四月天》中，王赓在得知自己老婆和徐志摩有了一腿后，反应是气急败坏，对两人又威胁又恐吓，就差拔出枪来崩了这二位了。

　　其实这是拿通常中国男人的态度来想像和形容王赓。

　　（232）

宝宝寒

　　出国留学的人，受什么教育就有什么样的想法。比如在日本士官系毕业的，肯定要求老婆要三从四德，至于自己娶几个妻，纳几个妾，那是另外一码事。而在美国留学的，耳熏目染的就是自由、平等、一夫一妻这些新潮东东，对很多事情比较想得开。

　　在这方面，王赓同学就是个典型。在得知徐诗人给自己戴了绿帽子后，他并没有暴跳如雷，而是用美国人的方式对事情进行了处理。在具体了解徐陆二人的真实意愿和想法后，他选择了与陆小曼离婚，以成全对方。临走时，他还留给徐志摩一句话：“请好好对待小曼，若对不起她，我不会饶过你的。”

　　徐陆结婚时，发了喜帖给他。王赓虽未参加婚宴（当然不会去），但仍然很绅士地送了贺礼。

　　坊间舆论对此感慨有加：王赓让妻，气度非凡，志摩娶媳，文德安在？

　　在下从来都佩服磊落豁达之人。王赓算一个。

　　应该说，王赓虽能称得上是半个文人，但并没有徐志摩那样不计后果的疯狂浪漫，同时他又是一个办事认真，不爱花天酒地的人，也就是说花花公子这个称号与他无缘，而他的前妻陆小曼却是个耐不住寂寞的交际花一样的女人，如果不是徐志摩，相信其他人也可能会乘虚而入。徐诗人后来就是经不住这女人折腾，为了多赚点银子供其挥霍，蹭了一架不要钱的飞机去北平上课，结果路上出了事，才误了卿卿性命。

　　正是：不要迷恋哥，哥也会冲动，不要羡慕姐，姐是非主流。

　　依王赓的个性，第一、二种版本可以首先予以排除，所谓“经常去舞厅跳舞”、“花钱如流水”，如果用在他的前妻身上倒是比较合适。

　　当年王赓既能看开一切，洒脱地选择走开，自不会与陆小曼再藕断丝连。

　　有人或许会说，当时徐志摩刚刚出事，作为前丈夫，去看望一下前妻也是有可能的。

　　此话对，也不对。“一二八”会战的时候，离徐志摩身亡已有两个多月的时间，王赓本人也一直随税警总团驻在上海，就是要看早也就看了，干嘛非要等到这个打仗的节骨眼？

　　况且，他被捕的地点离陆小曼居所甚远。

　　如此看来，第三个版本也多半是民间炒作，属于小报记者臆想出来的花边新闻。

　　那么，王赓为什么要去美国驻沪领事馆呢？

　　有一种解释，认为王赓是奉宋子文之命，去请求美国帮助调解的。我个人觉得这种说法比较牵强。因为宋子文是个坚决主战派，一直嚷嚷着要跟日本人干到底，立场比老蒋还要激进，他又怎么可能拉下脸来找老美办这种事呢。退一步说，就算他有这个想法，也用不着自己出面，而只要在报告上画个圈圈，让外交部或者上海市政府去一体办理就行了（实际上也一直在进行中）。

　　其实，我倒觉得王赓本人的说法更符合实际。

　　版本之四，请教专家说。

　　按照王赓自己的讲述，事情是这样的：当时他指挥19路军的炮兵发炮，但发现实践过程中存在着一些技术问题，导致炮弹老是打不准目标。为此，他相当苦恼。想找人一道研究吧，19路军里面大多是泥腿子，打仗不怕死，但论技术都是一个个白丁，跟他们商量也是白搭。

　　正着急，忽然想起来，美国领事馆有一个参赞，是他在西点军校时的同班同学，为什么不去找他探讨一下呢？

　　于是就去了。

　　他大概认为，自己和同学说两句话，马上就能回来，所以也没及时向身边的领导和同事告个假，导致直到被日本人抓住，大家才知道他的行踪所在。

　　从王赓的人品来看，我相信，最后一种版本才是事情的真相。

　　但不管怎样，王赓在这里犯了一个很大的错误，情急之下的“不请假”、“擅离职守”、“冒险进入租界”，将使他付出几乎一生的代价。

　　被捕后，日本方面发现了他的真实身份，大喜，认为总算活捉了一个支那军的高官。他们随即指责王赓是间谍，威胁说要枪毙他。最后经美国领事出面保释，才不情不愿地把他放了回来。

　　人虽然被放了回来，但受到了严重质疑。

　　（233）

宝宝寒

　　在王赓被捕前，他曾以俞济时师独立旅旅长的身份，参加了19路军的一次重要军事会议。就在这次会议上，王赓取走了淞沪作战的部署地图和作战计划各一份。

　　19路军的将官们认为，王赓被捕后，日本人从他身上搜走了这些情报，从而导致中国守军在作战时非常被动，不得不退守第二防线。

　　如果这是真的，王赓无疑就是这次战略退守的罪魁祸首，过莫大焉。

　　然而，事实果真如此吗？

　　王赓本人对此坚决予以否认，表示自己在出门时，已将所有机密文件和地图交给税警总团总参议莫雄，自己身边只留了一本与宋子文通讯的密电码。

　　这一点，莫雄也有旁证。

　　鉴于王赓受过较严格的军事训练，起码的保密安全意识还是有的，我觉得他的这些话有一定的可信度，而从淞沪战后，日方的反应和当事人的回忆来看，似乎也没有足够证据表明，日军从王赓身上得到了什么重大启发。

　　19路军之所以退守，原因很多，把责任都推到一个人身上，显然是不够客观和公正的。

　　倒霉的王赓此时却已百口莫辨。

　　十九路军总指挥部当即解除了他的独立旅旅长职务，并转交军政部军法司关押。“一二八”会战结束后，他被翻来覆去审查，但均未发现有泄密情况。最后，军事法庭作出裁决，以“事先未得长官允许，擅离戒严地点”为依据，判处其有期徒刑两年零六个月。

　　精神上受到沉重打击的王赓进了牢子后就一病不起，虽然被宋子文提前保释出来，但已元气大伤，从此再未能获得重用。

　　好人一生平安，可信乎？

　　我常常深感疑惑。

　　好人王赓的一生就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悲剧。在他的继任者当中，后来又出现了一个无比耀眼的军事天才——被称为中国隆美尔的孙立人，可这跟可怜的王赓已经没有什么关系了。

　　只要看看他亲自训练出来的古鼎华团在战场上的表现，我们就知道，如果能再给他一次机会，这个人的才能和业绩也许并不在孙立人之下。

　　可是谁知道呢，这大概就是每个人都难以逃脱的宿命吧。

　　某种程度上，战场的成败就是谈判桌上的砝码。中国军队顶住了，日本军队没进展，这就使第三次英美调停成了水到渠成的事。

　　2月28日，也就是王赓在租界被日本海军陆战队逮捕的当天，由英国人做东，中日双方谈判代表在英舰“肯特号”上举行非正式停战谈判。

　　参加谈判的中方代表是顾维钧和19路军参谋长黄强。日方代表是对外交不算外行的野村吉三郎和日本首相特使松冈洋右。

　　这个松冈洋右并不简单，我们后面还要介绍。

　　在这次谈判过程中，顾维钧主动提出，中国军队可以从现防线后撤40里，但条件是日军也必须从租界和现有阵地退出。

　　由于战场上实在没捡到什么便宜，野村起初对这一提议倒也没觉得太吃亏，只是面子问题要紧，坚持中方先撤，他们才能后撤。

　　一下船，野村就后悔了。

　　眼前这种战场状况，就算中国军队先撤，日本方面也已脸面大失。不知道的，还以为我们是打不过中国人才“乞降”的呢。况且，我们还有王牌在后面，那就是即将到沪的白川大将和更多的援兵。

　　得出的结论是：这事不能干。

　　可是在谈判桌上，已经亲口答应人家了。

　　不要紧。看清楚了，这是“非正式停战谈判”，又没签字画押，能赖就赖，能拖就拖吧。

　　于是，“肯特号”谈判结束后，野村和松冈全都自动隐身，到哪里都找不到人了。双方达成的口头协约自然也成了画饼充饥。

　　第二天，他们日思夜想的大救星终于来了。

　　2月29日，“上海派遣军”司令官白川义则大将乘坐“妙高号”巡洋舰到达长江口的第一停泊点。

　　事实上，从白川离开东京的那一刻起，他就知道留给他的时间并不多。

　　3月4日，是国联召开特别大会的日子。在这次大会上，将重点讨论中日上海案，而从外务省内部透露出来的消息，无论结果如何，都不会对日本有利。

　　也就是说，他必须在这个日子来临之前在上海击溃并消灭支那军队，否则，就是失败。

　　从现在开始，还有4天，他必须倒过来计算。

　　（234）

宝宝寒

　　姜，还是老的辣。这一点用在白川身上并不为过。在听取汇报后，他马上意识到，如果继续跟着自己的前任们的脚步走，别说4天，40天也未必能真正结束上海战事。

　　这并不是危言耸听。从盐泽开始，日军不断增兵，但是中国守军却越打越勇，而且丝毫不见疲软迹象。一转眼，一个月过去了，本来气势汹汹杀来的金泽师团和久留米混成旅团不但寸功未立，自己还被人家打得没了脾气。虽说拿下了一个江湾，但说出去实在丢脸，因为那地方就等于是人家拱手相让的。

　　不错，这次他将把两个主力师团派上场，可以大大增强前方的攻击力和战斗力。问题是时间来不及，而且中国军队也不是没有后援。其时，第47师（上官云相师）、第9师（蒋鼎文师）正向上海移动，第1师（胡宗南师）已接近长江北岸。

　　这位说了。人家日本的军队说派就派，虽然隔着大海，一个命令下来，没几天工夫就能登陆上海滩，怎么就你们这三支部队迟迟缩缩，都到家门口了，还不能过来参战？

　　客观的原因，是由于双方军队的机动化能力和水平不在一个档次。

　　更客观的原因，则是由于我们的制空权和制海权（或曰制江权）都不在自己手里。

　　没了制空权，天空就变成了日机的天下，上海周边的交通完全堵断。你想啊，日本轰炸机连难民都不放过，何况是行军中的部队，这就导致军队运输非常困难。上官云相师和蒋鼎文师虽然早就出发，但大部分时间只靠两条腿走路，原因就在于沿途多段铁路线都被炸残，根本不能使用。就这样，很多时候白天还不敢走，就是走也走得胆战心惊，怕被飞机炸啊。

　　胡宗南师则更为尴尬。

　　由于中国海军压根没参战，别说大海，连长江都一道丢给了日本海军。

　　自家海军不帮忙，渡江部队头就大了。先不说日本海军早就把长江封锁了起来，声称一旦有中国军队通过，就要发炮阻击，光是找船就是一件非常棘手的事。要知道，一个整编师人不算少，可不是一条两条渔船就能解决问题的。

　　长江，那时候叫“天险”，江面上可没有如今这么多大桥等你去闲庭信步。除非你会飞，要想轻而易举渡过去，可没那么容易。

　　因为这个原因，三支从不同方向赶来的中国援军就算听到上海这边已经打得翻了过来，也只有干着急的份。他们能采用的唯一办法，就是先保全自己（如果一无遮拦地任日机这么炸着，就算能在最短时间内赶到上海，师的建制恐怕也只能变成旅或者团了），然后趁日本海空军不注意，把部队分成一股一股，悄悄“溜”过来。

　　2月27日，上官云相师用这种“笨办法”，其前锋1个团最先到达上海近郊黄渡。

　　至3月1日，整师主力才靠近上海。

　　现在是2月29日，三个师的主力都在望“沪”兴叹。但曾写过军事专著的白川却很清楚：添油战术，兵家所忌。他决不能像植田那样依靠不断地向正面战场添加兵力而取胜。

　　致胜之道在哪里？

　　（235）

宝宝寒

　　还是日军用于进攻的看家绝活：包抄迂回。

　　这恰好符合白川经常说的一句话：“只要能够迂回攻击敌人，就不正面攻击敌人”。

　　问题是从哪个方向包抄，或者换一种说法，部队从哪里登陆。

　　上海的地貌决定了它可以有很多个登陆点，这就好象有一道多重选择题摆在了白川面前。

　　如果粗看，南面的杭州湾无疑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因为这里几乎没有防守。

　　但白川很快就自己进行了否决。原因是这里离淞沪主战场较远，等日军部队一登陆，中国部队会有足够的时间反应过来，并组织防守，不符合此类战术“迅速、突然”的特性。

　　另外，白川从家里出来时，头上还有一个紧箍咒。

　　那就是内阁再三关照的，不能把战火扩大到租界区，以免引起英美等国的抱怨和干涉（“切勿将兵祸漫及上海租界”）。

　　如果登陆杭州湾，势必要向北进攻。到那时候，刀枪不长眼，保不准炮弹失了准星，也会一不小心跑到租界里去闯点祸出来。

　　如果杭州湾不行，那选哪里呢？

　　我现在眼前就有一张上海的地理图，它可能没有白川所用的军事地图细致，但基本轮廓总是一样的。我可以想像这位倭军大将当年的思路：南面不行，那就往北面看看吧。

　　一路看过去，他的眼睛紧紧地盯住了一个地方。

　　七丫口。

　　我相信，如果不是淞沪战争，谁都不会在意这样一个地方。

　　它是长江边上的一个很不起眼的小村落，位置十分偏僻。像我用的这张地图，你就是搬来显微镜，也在地图上找不出来。

　　但是后来的事实表明，白川的这个选择是对的。

　　七丫口位于现在的太仓市浏河镇以西。从中国守军的部署来看，它属于后方，是左翼第5军的防区。如果在这里登陆，将具有相当的突然性。同时，由于这一带河滩平坦开阔，也便于登陆部队上岸。

　　最主要的是，抢占七丫口后，往南，可完成对淞沪中国守军的迂回和包抄。往西，可直取昆山，切断沪宁线，从而把中国援军挡在包围圈的外围（上官云相师后来就是从这个方向增援过来的）。

　　当时蔡廷锴在放弃江湾后，由东往西又重新构筑了两条防线。第一条是庙行、大场防线，第二条是嘉定、黄渡防线。此时部队主要集中于第一条防线以内。

　　白川的如意算盘是，由正面进攻的金泽师团和登陆的善通寺师团同时发起进攻，最终达到将19路军和第5军包围聚歼于大场、真如一带的目的。

　　看着地图，我也不得不感叹这个老鬼子的思路是何等清晰。他所构想的包围圈一旦从思路完全变成现实，中国的淞沪守军必将遭受灭顶之灾。

　　登陆的时间，白川把它定在3月1日，也就是第2天。尽管日程表已经安排得非常紧张，但他仍然需要留出1天来进行必要的准备和伪装。

　　（236）

宝宝寒

　　这一招，植田在第二次庙行之战中就用了，可谓习惯性技术动作。估计陆大老师对他的每个学生都这样反复教育过：如果你想打别人的左脸，一定要让他首先相信，你要打的是他的右脸。

　　接到任务的还有日本海军。除了要在规定时间接送登陆部队外，他们还得派出海军航空兵免费给陆军打工。

　　没办法，谁叫自己不争气，既然冲锋陷阵不灵光，也就只能多干些卖力气的苦活了。

　　这些海军航空兵对日军的成功登陆确实起到了一定作用。

　　为了让中国方面相信日军将会在杭州湾登陆，日机加班加点，不停地在杭州湾上空盘旋，把事情弄得跟真的一样。

　　与此同时，他们却偷偷地对七丫口附近的江岸和陆地进行了空中侦察，根据侦察过程中所拍到的照片，陆军参谋们选定了更为具体的登陆地点和进攻路线。

　　一张大网正在渐次铺开。

　　2月29日下午4点。

　　实际早已在长江口待命的善通寺师团主力，在师团长厚东笃太郎中将（陆大22期）的指挥下，开始换乘第3舰队和第1水雷战队的舰艇。

　　由于江上风平浪静，因此这一过程完成得非常顺利。

　　晚上10点，夜幕深沉。

　　满载陆军部队的舰艇溯江而上，向七丫口进发。

　　其间，他们经过了吴淞口炮台，但炮台限于其几乎可忽略不计的攻击能力，在不明日军底细的情况下，未作出任何反应。

　　3月1日凌晨2点。

　　日军舰艇在七丫口停泊地点抛锚。

　　3个半小时后，厚东师团长在“那珂号”巡洋舰上发出登陆命令。该舰随即在桅杆顶上亮起3盏红灯作为信号。

　　几分钟之内，各登陆舟便成横队排列驶向岸边。

　　从整个过程来看，日军的行动非常隐蔽，可以说天衣无缝。但在接近岸边时，仍然被岸上的中国守军发现了。

　　白川老谋深算，别人也不都是傻子。

　　既然盖子被揭，再装就没必要了。停于江中的日军舰队开始进行炮击掩护，配合行动的战机也不断向下施放烟幕弹。

　　在进入浅水区后，日军即抛下已搁浅的登陆舟，涉水上岸，

　　防守七丫口的，只有教导总队1个连。

　　其实中国守军并不是完全没有预料到日军可能会在浏河登陆。问题是，如果事先不告诉你，你知道日军会从浏河哪个地方冒出来？

　　对淞沪战局，身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的老蒋也一直紧张地关注着。打了这么多年仗，他对军事不是外行。就浏河防守，他给第5军军长张治中的意见是，至少应在此配备3个团兵力。

　　张治中哭笑不得。要照他的想法，别说3个团，放3个旅都应该。因为浏河沿长江岸边的警戒线绵延数十里，实在太长了，撒多少兵上去都看不见影子。

　　问题是兵从何来？

　　被日本海军挡在长江北岸的援军短时间内是指望不上了，从前线抽调兵力更不可能。自植田来到上海后，那里几乎是两日一大战，一日一小战。虽说日军并未能讨到多少便宜，但老话说得好“杀敌一千，也要自损八百”，连日来各部队损失都很大。

　　从第5军处调人？

　　江湾放弃后，庙行举足轻重。这时候哪怕抽走一丁点兵力，对防守来说都无异于釜底抽薪。

　　让19路军派部队？

　　人家蔡廷锴就是因为兵力不足，才不得已命令19路军退出江湾的。再说如果没有他们帮一把，第5军在庙行也独木难支。

　　预备队倒还有一些，但那是要逼到绝境时才能派用场的，谁也不敢把他们过早放到到浏河后方去。

　　思前想后，张治中拿出了教导总队的第1营及冯庸义勇军一部分前去浏河布防。

　　凭心而论，相对于战火纷飞、也正面临着缺兵少将困难的前线战场，能派这么多人驻扎后方，已经算是不错了。

　　也因如此，我们对七丫口只有一个连的人马御敌，也丝毫不用感到惊讶。

　　没办法啊。

　　（237）

宝宝寒

　　一个连打一个师团（日军一个师团从数量上就相当于中国的一个军），就算有登天的本领也不行，所以尽管教导总队的官兵殊死相搏，甚至不惜在滩头与日军肉搏格斗，但仍然阻止不了后者如潮涌一般杀上岸来。

　　1个小时后，厚东离开“那珂号”上岸，显示日军登陆部队已在七丫口占稳脚跟。

　　3月1日上午9点，善通寺师团除主力集结于七丫口待机而动外，其前锋部队已推进至浏河附近。

　　几乎在同一时间，金泽师团师团长植田到达江湾，从这里，他将指挥日军发起对正面战场的攻击。

　　现在的金泽师团算是重新缓过气来了。

　　此前，日本国内给他专程运来的500多名补充兵已到达上海。当然，这点人手远远不能弥补金泽师团在战场上的损失。不过，白川的就任给他带来了好运气。因为随这个老家伙一道来的，还有善通寺师团的一个联队（第22联队）。这个联队没有随师团主力去浏河七丫口，而是就近登陆，并划入金泽师团作战序列。再加上久留米混成旅团也得到了400多名补充兵，一时间，植田像被打了一针吗啡一样，又神气起来。

　　在向守军阵地进行了2个多小时的炮击后，植田下令向庙行至大场一线发起全面进攻。

　　这一天，除海军陆战队仍有一部分参战后，他总共投入了整整7个步兵联队，可以说在白川面前把吃奶的力气都用上了。同时，轻而易举拿下江湾，也使他在进攻方面少了很多掣肘。

　　但是蔡廷锴和张治中的态度都非常明确，说不给你面子，就是不给你面子，死也不给。

　　如果要概括当天战况，就是四个字：损失惨重。

　　双方都是如此。

　　抗战中第一个战死于中国境内的日本高级军官，就在这一天新鲜出炉了。他就是金泽师团步兵第7联队联队长林大八大佐。

　　说起来，这个林大八的军人生涯还是蛮有点“辛酸”的。当然，这也可以说是整个“无天组”（非陆大毕业生）日本军人的共同“辛酸”。

　　每个陆大学生毕业时，都会得到一枚“菊花与星”的纪念徽章，因其酷似日本江户天保年间发行的钱币，所以陆大毕业生便常以“天保钱组”自命，而把非陆大出身的军官称为“无天组”。

　　在日本军界，“天保钱组”就是命运宠儿的代名词，只要不是精神出状况或脑子有毛病，甭管能力大小，都能在仕途上平步青云（军刀组出来的尤其不得了）。反之，“无天组”基本上就是姥姥不疼，舅舅不爱，本事再大，也很少有人能做到高官。

　　林大八很不幸，因为他就是“无天组”出身。

　　其实这位兄弟的能力还是很强的。怎么强呢？

　　一般人能得到一个“通”的头衔就不错了，比如老牌特务土肥原，我们都把他叫做“中国通”。但林大八作为一个职业军人，却是“通”兼几身。

　　此人曾在莫斯科留学，在那里，他修成了一名“俄国通”。接着，苦学蒙语，把自己练成了“蒙古通”。后来他又到过中国，在张作相手下担任军事顾问，成了一名地道的“中国通”。

　　可这个人能力虽强，却有一个弱点，那就是一进考场就犯晕，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高能低分”。

　　（238）

宝宝寒

　　他在士官学校时成绩就不算好，然后考陆大，怎么考也考不上。这真要了亲命了。没陆大那张金灿灿的文凭，林同学就是再有能耐，也只能眼巴巴地看着别人飞黄腾达了。

　　林大八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16期。这一期出了很多人，比较有名的就有冈村宁次、永田铁山、土肥原贤二、板垣征四郎。在林大八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欣喜若狂地拿到大佐肩章时，他的这些当年同学或发小都早已当上大佐好多年，只要在家跷着二郎腿等别人来给他们换少将牌牌就可以了。

　　人与人的差距，咋就这么大呢？

　　一般来说，在中日交锋过程中，联队长亲自上阵并战死杀场是比较少见的，除非这个联队都全体完完了。但是林大八与别人不一样，他得豁出命来干，否则加官进爵就别指望了。

　　当时日军的战场记录，就明确记载他是在冲锋陷阵的过程中，被中国守军的机枪打中后不治身亡的。

　　林大八一死，别说植田，日本国内也震惊异常。

　　人没死之前，大家都没觉得他有什么特别，现在一完蛋，流眼泪的，擦鼻涕的，讲好话的，全来了。

　　死者生身的未尽愿望予以充分满足：不仅追晋为陆军少将，还被冠以“军神”称号。

　　在日本，较早被尊称为“军神”的是那个抬着三口棺材（他和两个儿子一人一个）上日俄战场的乃木希典大将。以林大八的身份和地位，能和大名鼎鼎的乃木共享“荣誉称号”，真可以说是哀荣备至了。

　　林大八这么玩命的表现，自然很得被武士道精神搞得五迷三倒的日本人的欢心。但追根溯源，他不过是变态的日本考试制度和军队派系下的一个牺牲品而已。

　　就在这天中午，又一个消息传来。

　　日本第3舰队旗舰“出云号”巡洋舰（就是野村来上海时坐的那艘）遭袭。

　　令人惊奇的是，这次袭击“出云号”的既非19路军，也不是第5军，而是一群来自民间的高手。

　　领头策划的是有“美髯公”之称的胡厥文。

　　淞沪战前，胡厥文是个开机器工厂的大老板。难得的是这位生意人不光会数钱，还知道忧国忧民。他之所以要留一把大胡子，并不是想学关云长，而是要把它作为“抗战胡子”，抗战一日不取得胜利就一日不刮胡子（“蓄之以记国难”）。

　　开战后，他就把机器行里的人组织起来，为19路军加工制造了手榴弹、迫击炮弹等各种武器。

　　胡老板抗战的情绪很高。光在后面造造手榴弹当然很不过瘾。过不多久，他就想到了一个新招：炸日军的舰艇。

　　当时“出云舰”就停泊在黄浦江上，日军陆海军高层常在这艘船上来来往往。胡厥文认为，日本“上海派遣军”司令官白川一定也在上面。如果把“出云舰”炸掉，日军定将群龙无首，陷入混乱之中。

　　可是“出云舰”是一艘大舰艇，不是普通的小渔舟，要想动它的手，谈何容易。

　　首先是拿什么去炸，你总不能甩一颗手榴弹或者打一发迫击炮上去吧，其次是派谁去炸，普通人肯定不行，因为这干的可是一个剌客的活。

　　说起来容易，实际上是一个很复杂的操作过程。

　　（239）